全国人大转载材料全文转载张振元副教授论文

一、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张振元副教授论文（论文文献综述）

王铁男^[1]（2020）在《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各类《匠作则例》,记载的是手工业各行业用工、用料、用银及样式、做法的规范和标准。本文以清代系列《匠作则例》为基础史料,并结合相关档案资料,选取匠作则例内“木作”与“瓦作”（含砖作）两个典型技术门类,对清代手工业技术标准化的表现形式、程度与水平、管理方式、技术标准实施,以及缺陷不足等问题,进行专题的深入考察。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产业技术的大总结时期,技术标准化问题也有了全面总结,具体表现便是大量匠作则例文本的出现与流布,使产业技术标准化呈现出“则例化”（标准化）特征。根据清代各种匠作则例所记载的内容,“则例化”在清代手工业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产品的“形制化”、原材料的“规格化”与施工中工时物料的“定额化”。中国历代技术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基本遵循《考工记》中所建立的“材——工”质量标准体系,直至清代各类匠作则例的完善,技术标准化中“形制化”、“规格化”、“定额化”,依然建立在计算工时料限的技术标准体系之上。因此,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在执行过程中,明显分为“物料管理标准”与“施工技术标准”两大部分,体现在匠作则例文本上,便是以《工部则例》等为代表的“管理型则例”,和以《工程做法》、《圆明园内工则例》等为代表的“施工型则例”。清代历朝《工部则例》所记载的对物料管理规定中,砖瓦、木材是重点内容。砖瓦类中,国家各项工程常用的临清砖、御窑金砖、琉璃瓦等项物料,从烧造流程、尺寸规格、质量检测、包装运输、收储领用等各环节均有严格管理标准。官用木材,派员采伐木料时,采前勘测、采伐数量、木料加工规格、运输方式路线、入库领用等项,一律遵照则例管理标准执行。至于历年例行采买木料,以其材质、长度、周长等为标准,形成不同等级,运输、领取、使用等各个环节,也要遵照则例执行。施工型则例将手工产业分为若干“匠作”,每“作”下分为系列技术门类的若干工种,各工种协同完成生产链。木作和砖瓦作生产被解构为各个部件和不同工序,如梁、柱、枋、檩、斗拱、墙体、地面等,每制造每一部件或完成一道工序,其工料定额标准都详细记录在案,通过这些标准数据来指导新的施工程序,进而有了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依据,最终实现控制生产成本和保证产品质量。通过清代各种匠作则例中技术标准的文本解读,可以发现清代的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具备了诸如标准化文件制定与实施、标准件的应用、标准化生产方式的采用等近代技术标准化特征,但在引入机器化生产之前,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转型尚未突破传统计工、计料为中心的质量标准体系。对比这一时期中、西产业技术标准化进程,可见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已经出现近代转型趋势,但在管理体制、标准制定与推动等方面,还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

李凤营^[2]（2020）在《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引领和重要动力。地方高校在普通本科高校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科研绩点制管理模式因其较强的可操作性和能够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科研环境,受到地方高校的普遍认可,在地方高校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因过分量化导致了不利于科研团队的形成、科研功利化、违背科研规律等现象的产生。这就亟需建立一种新型科研管理模式来适应地方高校科研工作的发展。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牢固的根基上,本文对所涉及的地方高校、高校科研、高校科研质量、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的主旨、结构、功能等,提出了以五大理念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全面质量管理为工具,建立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并针对上述管理理念,提出了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创新思路,分析了科研绩点的内涵与特点、科研绩点与科研工作量的关系等内容。为了掌握获得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的现实情况,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通过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管理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地方高校绩点制科研管理改革的可能方向。首先以B大学为个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分析了地方高校B大学科研质量管理历程的基础上,概括了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的实施宗旨、实施过程、保障措施,并结合B大学部分院系的调研,利用科研成果数据对比了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前后的效果,对B大学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实施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了B大学绩点制管理科研模式实施后的成效,发现绩点制科研质量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B大学的科研质量,整体上说是科研质量管理的可行方向。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影响高校科研管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做出改进。基于这一定位,本文通过编制、发放、回收问卷等程序,按照从宏观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因素、环境影响因素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通过对统计结果的分析进一步探寻B大学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重数量轻质量、不利于科研团队形成、违背科研规律、科研全过程管理不到位、科研环境不理想、科研与人才培养脱节、不能持续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等,为改进绩点制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了方向。本文提出建立科研绩点银行制管理模式以解决地方高校实施绩点制科研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相应地对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模式的生成、科研质量管理的绩点银行制理论模型和科研绩点银行模式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论述后,具体对操作层面内容进行探讨。包括科研绩点认定方法的有效改进、建立科研绩点银行的运行机制、科研绩点银行环境的保障三个方面内容。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共同建立了科研绩点银行制科研管理模式。

张家豪^[3]（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刘茂祥^[4]（2017）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示范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然而对普职沟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十分缺乏,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研究亟待引起关注。基于我国国情,选取客观存在的两类学校——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促进“人人出彩”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培养立交桥建构的根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旨在探讨一种促进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彼此通联、相通的力量。这种力量推进两类学校之间的沟通,形成高中阶段整体的、新的有机构造体,促进沟通要素形成有序运行的动力系统与行动路径。其创新点就在于理清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框架中“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机理,将落脚点放在探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这两类具有规模发展与类型发展特点的学校间相互关系上,对于不同类型人才（包括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早期识别与培育均有价值,有利于推进未来人才供给侧结构化改革。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立足于教育学关于“人的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两种教育类型发展”的观点,借助协同学、整体性治理与多元智能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通过对部分院士、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问卷与访谈调研,以上海市四所示范性普通高中与三所中职示范校的师生对两类学校沟通认识及行动为例,借助叙事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两类学校沟通动力机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动力系统,思考动力机制运行的支配序参数“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与“人才培养立交桥”、沟通要素能量以及沟通要素组合而成的沟通行动路径。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的生成,有利于夯实普职沟通与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根基,促进不同类型（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育。两类学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创设,有利于促进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与普通专门或特色高中的建构,其运行因地因时制宜。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运行,应注重渗透“并行中促融通与融通中显并行”的思想,实现“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坚守与超越,在12年贯通学制改革中做足普职沟通大文章。此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多侧重质性研究,从实践中提炼而来,但真正要运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证明。

覃延长^[5]（2017）在《供需视域下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南宁市为例》文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家庭养老服务功能越来越弱,传统家庭养老服务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与日俱增的养老服务需求等问题逐日尖锐,如何科学构建结构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基于城乡基础设施和老年人情况差别巨大,谋求通过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带动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的考虑。选择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进程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等多项指标处于中位数水平,且为全国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的广西南宁市作为案例,对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行探讨。从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以“谁需要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谁提供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提供了哪些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提供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如何”、“如何构建完善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等六个问题为主线展开研究,分析南宁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及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等,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南宁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和建议。通过整理分析917份有效调查问卷,对南宁市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服务意愿与影响因素进行列联表分析,将其中卡方检验呈显着相关的年龄、生活自理能力等因素,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结果显示,自理能力、孤独感、老年人收入情况、有无子女、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认知度和养老观念等11个因素与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意愿显着相关,推导出如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选择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生率是完全自理老年人的1.675倍等结论,回答“谁需要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进而对有社会化养老服务意愿的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模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宣传不到位等因素影响,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仅占比8.7%。同时,对有社会化养老服务意愿的老年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内容进行分析,得出“参加老年志愿者服务”、“无障碍设施改造”和“老年优待”三项需求占比都大于80%等结果,回答有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此外,还对有社会化养老服务需求意愿的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进行分析,以探讨将社会化养老服务意愿转化为现实需求的能力。通过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相关人员一对一访谈、对南宁市49养老机构和10家社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的供给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从南宁市社会化养老服务相关法规政策供给、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框架、内容、利用情况及服务资金供给等方面探讨“谁提供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和“提供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如何”。结果表明,关于南宁市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各种制度不断完善、各种服务供给项目逐渐健全、资金支持系统较好,但存在的问题也较明显,如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供给总量性不足和利用率低的结构性矛盾并存等一系列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坚持“以需求为导向”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基于“服务链”理念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系统、搭建以服务评估为抓手的过程与效果跟踪机制、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构建一个需求和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匹配,且高效、可持续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回答“如何建立完善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

王帆^[6]（2017）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研究 ——以延迟退休为背景》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口的大幅增加将会对养老金支出水平产生巨大压力。为了保障养老保险制度财政收支的可持续性发展,加快颁布有利于养老基金收支平衡的政策也成为题中之义。延迟退休年龄、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实施人口政策等措施相应成为解决养老金收支缺口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适度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6年4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更为下一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成为改革关注的热点。本文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研究入手,结合我国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借助杨再贵OLG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设定养老金缴费率一般均衡框架,从均衡状态下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通过模型逐步推导和参数合理假设,对我国2016-2050年间不同人口增长率、不同退休年龄下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进行平衡测算,并分析社会保险缴费率下降的空间大小和经济效益,并对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个人主观贴现因子、社会贴现因子等其他重要影响因子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最优养老保险缴费率随退休年龄延迟而下降,随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提高,并提出缴费率的具体优化路径可以考虑将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到20%,其中企业15%,个人5%,并分步骤采取阶段性降低费率的措施,建议尽快颁布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适势、适时、适当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做实缴费基数,加大惩处力度,采取一定措施鼓励二胎政策落实以为降低养老保险费率提供条件。

王东^[7]（2017）在《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两个大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外生型的后发法治化国家,法治建设在基本完成法律制度的构建以后,还需要大力构建法治文化,只有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的“血液”,才标志着法治中国的真正建立,因而法治文化的构建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关键。从微观角度来看,法治教育作为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与举措,但却存在着实效性不强和教育方式类型单一等问题。因此,不断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就成为推进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突破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律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1）可见,在当前运用新媒体进行法治教育既是新媒体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是破解法治教育实效性不强、推进法治教育发展与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立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反思和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这一研究课题,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本研究以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及教育的关系理论、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等为学理支持。马克思的人与环境及教育的关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基于新媒体生活这一现实的场域环境,通过作用于人的法治传播与教育,最终实现法治社会环境的建构。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媒体作为一种引导、传播和教育大众的手段,理所当然地肩负着传递正能量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中,担当着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的历史重任。因此,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和意见领袖理论等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一方面,法治教育作为一种旨在达成法治共识的交往实践,特别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不仅具有法治共识的价值取向,更有过程的主体间性、理解与语言的关键性、生活世界的场域性。因此,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法治商谈的过程;另一方面,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需要发挥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科学合理地设置法治议程,以促成公众的法治商谈和对公众的影响;此外,在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中,法治引导对于公众的法治共识生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法治意见领袖在法治意义建构与法治纠偏中对于促进生成和引导正确的法治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本文的内容得以呈现。首先,本研究分析新媒体、法治教育和新媒体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的相关文献,明确提出当前法治教育的目标在于构建法治文化,新媒体及其生活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与手段,本身就具有法治及法治教育的属性与功能,并且基于文献法分析阐释新媒体及其生活、法治教育的意涵,以及相关理论。其次,本研究通过对传统法治教育与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传播模式的比较,特别是对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基础与过程进行探讨和构建,明确指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更具实效性。其三,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佐证在参与体验中得到的一些认识,并且全面和深入地把握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其四,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法呈现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创新实践——微博直播庭审,从而实现窥“微博直播庭审”之斑,知“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之全貌。本研究在结构上呈现出递进式推进,即问题导向、现实切入、理论支撑、实践审视、落脚创新。首先,从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的实际出发,提出法治文化构建的历史任务和法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问题,从而引出新媒体生活环境这一研究视角。其次,在对新媒体生活与法治教育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新媒体生活与法治教育在功能上的关联。其三,以新媒体生活为场域环境分析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功能,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为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提供学理支持,在此基础上构建法治教育过程。其四,对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进行审视,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最后,提出创新路径。本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是一种基于新媒体的法治生活教育。法治内容丰富的新媒体生活形成了基于新媒体传播与交往的法治生活,这种法治生活在生成上是新媒体与法治教育的生存性耦合,在形式上是新媒体与法治能量的生活性聚合,在目的上是法治共识的生长性构合。二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过程是达成法治共识与构建法治文化的活动。在新媒体法治生活中,法治教育者将法治信息上传到新媒体空间形成法治话题的设置。公众则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新媒体空间搜索、浏览或下载法治信息,并在使用法治信息的过程中与教育者或其他公众展开互动交流,从而形成法治商谈。在法治商谈中,公众基于深入交流和相互理解实现对法治的精神、价值认同,并达成共识。同时,对于在法治商谈中未形成法治认同与共识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商谈和引导。在法治引导阶段,法治教育者通过分析、示范与引导,从而促使公众认同法治,形成法治共识。三是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创新。在今后的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实践中应从树立多维理念、提升教育主体能力、拓展媒介渠道和优化媒介环境等方面进行实践创新。

黄体杨^[8]（2016）在《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依托“人”这一承袭主体才能实现世代相传,因此,传承人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在现代化冲击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本文调查发现,众多的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在丧失其数百上千年奠定的群众基础和市场份额,直接导致了传承人收益和社会地位的下降,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相继谢世,传承人面临着断代乃至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手稿、证书、作品、工具、照片、音频和视频等传承人档案能够原真地记录传承人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与文化,将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留存下来,为后世提供无穷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看,建立、收集、管理和保护传承人档案的建档保护方式,与延续传承人传承生命、培养新的传承人的动态保护方式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在档案多元论、协同治理及个人档案管理等理论的指导下,论文通过对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其聚居区的相关组织开展实地调查,从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现实需求与现状、协同机制的构建和业务方法的归纳等方面探讨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问题,主要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首先,从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其档案等角度阐述传承人档案的基本问题,从传承人建档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传承人档案的价值、传承人“文献不足征”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以及当前传承人的境况等角度分析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法律和政策、建档主体的实践等方面总结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取得的成绩,从缺乏互动与沟通、制度规则不完善、现状不理想等方面分析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存在的问题,将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目标总结为管理制度化、业务规范化、保护科学化和利用合理化等方面,并认为只有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建档保护机制、规范建档业务方法,才能实现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科学和有效。再次,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讨论传承人建档保护协同机制的构建问题,在借鉴行政学和组织学研究者所构建的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协同开展传承人建档保护的分析模型,并以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的现实情况为素材进行分析,提出健全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协同机制的法规、政策,构建科学的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协同治理框架,开展持续有效的评估、逐步完善协同治理制度和规则等途径,以实现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的思路。最后,讨论协同机制格局下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的业务方法问题,认为在多元主体格局下,业务方法的统一和规范是实现协同建档的基础和前提。从建档对象、归档范围和建档方法等方面分析传承人档案的建立；从分类和保管两方面分析传承人档案的管理；从前提、基础和重点三个角度阐述在协同背景下传承人档案的发掘利用问题。

葛云霞^[9]（2016）在《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逻辑 ——基于L市各县（区）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在新世纪,随着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提升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构建一种新型生活共同体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在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这一宏观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在国家提出这一宏观战略部署之后,地方政府层层落实推动,农村新社区建设也经历了由国家提出推进到地方政府实践落实的过程。在国家公共政策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决定着一项政策的最终执行效果。作为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县级政府的行为逻辑在新世纪开展的农村新社区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L市作为研究样本,对L市的不同县级政府在执行落实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中的行为进行探索性研究,进而探寻隐藏在背后的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逻辑。L市在2011年被民政部批复为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其样本价值更具代表性。本文分别从县（区）政府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的思路规划、县（区）政府构建农村新社区治理体系的内容及做法、县（区）政府社区经费投入及人员配备的实践行为等三个层面对不同县（区）政府在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县级政府是我国地方政府的缩影,作为一级基层实施的地方政府,其行为逻辑对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起着关键作用。本文继而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类型及逻辑进行了理论提炼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县级政府上述行为逻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破解思路。最后对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治理进行了理论反思。新时期的农村新社区建设是一项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国家战略部署,地方政府层层推进落实的社会治理运动。县级政府在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中会充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落实推进,在实践中不同县级政府既有共性特征,又有差异之处。县级政府在农村新社区建设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县（区）经济社会基础及发展规划、县（区）承担的社区建设任务及面临的压力、县（区）内在利益追求及动力都是其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及学理分析,当代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呈现出“谋利”型、“管控”型、“成本—收益”型三种类型。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的类型化特征,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在具体实践中,县级政府在理性吸纳上级政策的基础上产出对自身有利的政策,然后借助控权与放权体制积极拓展的地方自主空间,在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农村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的此种行为逻辑既有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易于脱离农村实际,重外在形式轻内涵,最终导致国家政策理念与民众需求相脱节;破解农村社区建设实践困境,应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追求,遵循良法善治治理理念,坚持协同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思路,形成“上下联动”推进机制。当代农村新社区建设及其治理仅仅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与片段,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实践表达。在新时期的农村新社区建设及其治理过程中,县级政府更需要将国家利益、地方利益、民众利益三者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王常伟^[10]（2014）在《基于生产经营主体激励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但事关人的生命健康，而且影响食品产业的有序发展，甚至社会的稳定。食品安全的保障已成为最重要的民生、经济，甚至政治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诉求越来越高，中国政府也因之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做了诸多努力，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多层次保障食品安全的治理体系。但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食品安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也因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食品安全的保障，需从不同视角进行综合治理，面对中国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败德现象比较突出的现实，加强监管无疑是最基础的治理方略。但食品安全具有信任品的属性，面对中国食品产业体量巨大、业态复杂、行业进入与转换门槛较低的情形，仅靠监管查验不但需要投入大量行政资源，而且很难做到供应链上的全程有效监控，在此条件下，立足食品安全属性特征与中国食品产业现实，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创造激励相容条件，从经济视角激励生产经营主体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便成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进行有效食品安全治理的必要配合，这也是从长远视角提升中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根本途径。纵观国内外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从行政管理层面研究的居多，从经济激励视角分析的相对较少，特别是在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基于现实与理论需求，本研究立足中国食品安全现实，依据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等理论，采用选择实验、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建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生产经营主体决策模型，对食品安全的激励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事件统计、田野调查获得相应数据，对中国食品安全态势及相关主体的认知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在引出研究主题后，基于2173起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统计数据、政府食品安全监测与抽检数据以及637份样本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态势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趋好，但人为性问题的频繁发生，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水平的认知，对政府监管的满意度，中国食品安全的治理仍需进一步加强，重点应放在对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激励与约束。其次，分别从功利主义、精英者以及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视角，对食品安全的目标水平进行了讨论，为食品安全的保障与激励提供了“度”的把握。研究认为：食品安全的治理应综合考虑社会伦理、消费者认知以及对健康权的诉求，合理的食品安全目标水平应处于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目标水平与精英者社会福利函数形式下的目标水平之间。再次，立足信息不对称这一食品安全属性特征，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分别从信号发送机制与激励相容机制视角分析了食品安全的激励机理，并采用双寡头竞争模型，探讨了市场信念修正与行业波及效应对企业食品质量安全激励条件的影响。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引致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可置信的信号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食品市场的失灵，便需要信号能真实反映出生产经营主体的禀赋差异与食品安全水平差异，且能被消费者充分接收。促进激励相容机制的实现，可以通过降低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难度、提高安全食品的支付、增加不合格食品的成本等手段。考虑到竞争环境下的食品安全治理，促使市场对问题企业的食品质量安全信念进行充分修正，并防止行业波及效应的出现，可以有效增进企业改善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最后，引入选择实验方法，通过对486位样本受试者的实验调查，检验了市场对相关食品安全改善措施的认同与偏好，并选择农户这一食品生产始端主体，通过对643位样本菜农的田野调查，实证分析了收益激励类别变量等因素对其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对食品安全改善措施表现出较为显着的认同，这表明中国存在激励生产经营主体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市场基础，通过对菜农农药施用行为的调查可知，相对政府监管与市场组织模式，市场收益激励对菜农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立意的合理性。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基于社会福利函数视角对食品安全目标水平的经济分析；利用信息经济学等理论对食品安全激励机理的进行了分析；实证检验了市场对相关食品安全改善措施的认同偏好，考察了市场收益激励类别变量等因素对菜农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等。本文亦存在诸多不足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理论分析需进一步深化，实证主体选择面需进一步扩大等，但食品安全治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已开启，任何领域或程度的拓展都将有益于食品安全治理现实的改善与理论的提升。

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张振元副教授论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张振元副教授论文（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4）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示范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供需视域下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南宁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研究 ——以延迟退休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逻辑 ——基于L市各县（区）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生产经营主体激励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张振元副教授论文（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产业技术标准化研究 ——以砖木作匠作则例为中心[D]. 王铁男. 苏州大学, 2020(06)
• [2]地方高校科研质量绩点管理模式改进研究 ——以B大学为例[D]. 李凤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4]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 ——以上海市示范校为例[D]. 刘茂祥. 上海师范大学, 2017(11)
• [5]供需视域下城市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南宁市为例[D]. 覃延长. 武汉大学, 2017(06)
• [6]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研究 ——以延迟退休为背景[D]. 王帆. 武汉大学, 2017(07)
• [7]新媒体生活环境下的法治教育研究[D]. 王东.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1)
• [8]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档保护研究[D]. 黄体杨. 云南大学, 2016(04)
• [9]农村新社区建设中的县级政府行为逻辑 ——基于L市各县（区）的实证调查[D]. 葛云霞.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10]基于生产经营主体激励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王常伟. 上海交通大学, 2014(07)

标签：养老服务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大学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食品安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