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四个落实”上下功夫——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隋从容[1]（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贾少涵[2]（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特别是1986年以来,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五年为一轮,至今持续已达4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所谓普法教育,是指以推进依法治国为目的,以提升全民族法治素养为目标,由党委领导,政府实施,部门行业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通过自上而下形式,运用多种方式,对全体公民进行树立法律意识、传播法律知识,提高用法能力,弘扬法治精神的有计划的常态化宣传教育活动。农村普法教育既是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点和难点。以往农村普法教育虽取得了显着成就,但与城市普法教育相比始终是短板。这种状况,不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农村普法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进行系统研究,旨在促进农村普法教育研究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提高广大村民的法治素养,提升农村法治化水平,补上农村普法教育这块短板,实现全民普法教育平衡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学理支撑和对策建议。首先,对农村普法教育的历程及其特点作了全面考察。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即开始了全民普法的酝酿与准备,应将该阶段纳入全面普法包括农村普法的进程。这一结论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盲点,有利于正确认识该活动的整体进程。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普法本身及其在全国普法教育中的地位变化,把农村普法教育40年历程,划分为准备、起步、展开、强化和新时代五个阶段。同时,根据对农村普法教育进程和城市普法教育的比较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具有艰巨性、复杂性、滞后性和后发性四个鲜明特点,弥补了以往研究对该问题平面纵向直述的缺陷,有利于立体和深刻把握其进程,并正确认识农村普法教育成为全民普法教育短板的成因。其次,对以往40年的农村普法教育进行了客观评价。一是农村普法教育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指出农村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自上而下”特征是中国成文法系普法的必然要求,不能由此否定其正当性。二是它虽存在诸多不足,但成就是主流。农村普法教育取得了显着成就,主要表现在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普法内容逐渐全面、实施机制趋于完备、保障机制基本配套、村民法律素质明显提升、农村法治化水平大幅提高。农村长期基本稳定和快速发展是其成效的有力证明。即使农村普法教育存在不足也应正确看待。这些不足是在农村普法教育工作的探索和前进中发生的,并非不可克服的,并且这些不足事实上正处在逐步克服过程中;同时要看到农村普法教育的特殊难度,不能将其与城市普法工作简单类比。三是农村普法教育是中国全民普法被誉为我国和世界法治史创举的主要依据和标志。这些评价克服了低估甚至否定农村普法教育的倾向,有利于全面、公正、客观的认识这一伟大过程。再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基本经验、不足及其原因。其基本经验包括: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普法教育的领导;始终把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普法教育与依法治理并举;普法教育与思想道德及政治教育相结合;“送法下乡”服务村民等。其不足主要包括:一些普法主体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农村普法教育内容不够完备;农村普法教育实施机制不够合理;农村普法教育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农村普法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等。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既有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约束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立法不够完备、执法不够规范、司法不够公正、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不够健全和农村法治文化氛围不够浓厚等农村法治环境因素影响,还有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思想政治意识较薄弱、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等自身因素的制约。又次,提出了加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的建议,即构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其一,指出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是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需要,实现“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结果,符合农村普法教育转型升级的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其二,揭示了这种大格局的内涵。指出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以依法治国长期基础性工作、农村的公共法律服务、村民终身教育一部分的定位,以满足新时代农村对法律和法治新需求,提升村民法治素养,建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农村法治环境为总体目标,实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城乡居民广泛参与的体制机制创新,尝试“自治教育、法治教育、德治教育”的“三教融合”模式创新,实行多种形式“精准普法”的方式方法创新的新格局。其三,论述了这一大格局实施的五大路径。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普法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效能,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强化协调各部门关系力度。二是完备内容体系,提高普法水平。强化法律意识、法律规则、用法能力、法律信仰教育。三是创新实施机制,增强普法实效。构建“分类指导,因人制宜”的施教机制,打造“送迎结合”的施教体系,落实普法责任制,建设规模化普法主体队伍。四是完善保障机制,顺畅普法运行。通过制度体制创新,分别建立调研、立法、服务、人员、物质和评估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五是提升法治水平,优化普法环境,包括完备农村科学立法,加强农村规范执法,确保农村公正司法,健全农村纠纷解决机制,营造农村法治文化。
王鑫[3]（2018）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易地扶贫搬迁是促进农村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对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根本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环境。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方略,易地扶贫搬迁被纳入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之中,成为打赢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也是“五个一批”工程中政策性最强、群众关注度最高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国家明确提出,自20162020年,全国要实现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同时期,武陵山片区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任务数为103.83万人,占全国总任务量的10.38%。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总任务量来看,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武陵山片区的搬迁任务量高于平均水平,属于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战略实施的重要阵地之一。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自武陵山区全面启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片区各地易地扶贫进展到底如何,能否按计划如期完成任务?各地在推进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障碍,必须予以解决?搬迁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效果感受如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2019年片区各地陆续脱贫“摘帽”后,面向搬迁户的各项优惠政策去留如何?带着以上问题研究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对于进一步做好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国内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对“十三五”时期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成果总量不多,毕竟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国家方略“五个一批”重要工程之一,在2016年才开始大规模铺开实施,近期内尚无针对整个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专题研究;第二,许多研究成果的重点,关注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背景、实施举措的宏观解读和评价,对搬迁户个体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不多;第三,对搬迁户的个案分析过多关注其生产、生活物质层面的变化,侧重看硬件水平、比数字达标,而对搬迁户面对诸如生计活动转型和居住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移风易俗、文化冲突、社交焦虑等精神层面的问题描述和分析不足,人文关怀有待加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锁定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兼顾宏观和微观角度,在系统梳理我国扶贫战略演变历史脉络,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和发展过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推进现状、基层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搬迁户个案访谈、政策实施效果群众满意度评估、存在的问题及针对性对策建议等多个方面,对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展开深入地剖析、研究和总结,希望研究成果对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执行进度、扶贫深度、惠民广度相关政策措施具有借鉴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重视实证分析与调研考察相统一、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相结合。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国家扶贫战略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限期必须完成的严肃政治任务,工作做得好不好,不能只参考各级政府、各部门的文件和报告,为了避免研究中受到“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可能状况的干扰,有必要到政策落地生根的地方去观察实情,倾听老百姓的心声。因此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研究,除了借助常规的文献分析方法外,最重要是对实地的调研,对政策实施具体实情的掌握,对搬迁户安置点巨大变化的细致观察,以及对贫困户实际生存状态变化的对比分析。为了让研究成果更接地气、更为可信,本文写作采取了实地考察、会议座谈、调查问卷和个别深度访谈等调查形式,连续3年利用高校寒暑假期多次赴武陵山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政府机关与易地扶贫搬迁主题相关的会议,拜访发改委、扶贫办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地踏勘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并入户访问,尽可能地掌握了大量真实、丰富的第一手调研材料,为论文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阐述了包括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内的中国扶贫战略体系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解释了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以及所涉及的政策配套体系,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从发端、成形、发展再到完善的政策发展历程,介绍了国际相关案例和经验。第二部分,“十三五”时期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现状及案例分析。首先对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阐述了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对武陵山片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梳理归总了片区在“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总规模;其次从武陵山片区的湖北、湖南、贵州和重庆4个分片区入手,阐述了武陵山各个分片区部署落实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举措和总体进展,详细盘点了各分片区2016年搬迁实施方案的内容以及实际完成情况,介绍了2017年各分片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安排,从较大的空间尺度掌握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推进的整体情况;然后再将研究视角逐层下移,从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的工作作为,再到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主观感受,不断分析案例,总结经验,发现亮点,精准地描绘勾勒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武陵山片区各地落地生根、发挥成效的过程。第三部分,从调查易迁户对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展开,评估与分析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效果,以发掘不足和尚待改善的之处。通过综合分析有关易地扶贫搬迁成效评估相关文献,提出基于多维贫困视角、反映综合减贫绩效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展开深入扎实的调研,并对搬迁群众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深入分析、解读和总结。第四部分,列举当前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破解难题、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向“稳得住、能致富”纵深方向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在对“十三五”以来各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进展情况进行全面、深入掌握的基础上,结合与田野调查结果的印证,归纳出8个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随后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建议的目的,着眼于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的实施质量,帮助搬迁贫困户更为稳妥的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第五部分,给出全文研究的结论,并提出对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的研究展望。到2020年,武陵山片区虽然一定能够全面摘帽脱贫,但贫困因素并未完全消除,相对贫困始终存在,如何对刚刚脱贫的搬迁户、乃至更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扶上马、送一程”,以实现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效果,也是应该予以思考的问题,所以就此做了一番展望。通过全面梳理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情况,结合对搬迁户展开的政策执行效果满意度调查,辅以田野调查中底层实情的印证,本文认为,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了“2016年工作首战告捷、2017年工作呈现良好开局”的阶段性成效,“搬得出”已经稳固实现、快速夯实,“稳得住、能致富”各已初见实效,各地都有成功案例,但也有问题暴露出来,需要进一步做深层处理,本文也针对性给出了对策建议,期望对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优化调整方案具有借鉴意义。
何晓莉[4]（2016）在《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在高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评判标准的现象,致使地方政府过度重视经济建设,由此引发了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失衡、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为此,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试图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财政支出结构逐步优化,使经济得到提质增效,民生福祉得到改善,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2016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创新财政支出方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等薄弱环节的支持,突出抓好供给侧改革”,“十三五”规划纲要,也进一步明确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修正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调整无效和低效支出,腾退重复和错位支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在阐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相关概念、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福建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概况和九地市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结构现状及问题。其次,选取2001-2014年福建地方财政支出及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关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社会福利指标体系,运用Panel Data模型SUR回归分析方法对九地市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水平关联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福州、厦门、龙岩经济建设支出占比与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余地市则为正相关;科教文卫支出占比与当期社会福利水平的关系,除泉州市为负向系数不显着的负相关外,其余八地市均为正相关;福州、厦门两市行政管理支出占比与福利水平保持正向关系,其余地市则表现出负相关;除龙岩、南平两市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与社会福利水平是负相关外,其余地市均起正向促进作用。鉴于以上实证结果结合相关现状、问题分析,本文指出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目标、总体思路和原则,并针对九地市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优化方案。一是适当减少福州和厦门经济建设支出,加强龙岩市经济建设支出的有效性,适当增加其余地市的支出;二是增加并优化科教文卫支出,保证资金投入、完善科教文卫建设体系,尤其注重提高泉州市科教文卫支出的正向效应;三是控制福州和厦门的行政管理支出,压缩其余地市的行政管理支出;四是加大南平和龙岩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及支出监管力度,扩大其余地市社会保障支出覆盖面;五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建立并完善财政支出考评体系。
陈林[5]（2016）在《性别视角下的农村集体资源分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通过实施家庭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此后,国家不断完善了土地承包政策,使农民拥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村集体的土地。由于国家不断调高征地补偿费的标准,因此农村集体获得大量征地补偿款。同时,一部分地区农村集体也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机遇,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在经营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少数明星村的经济实力更是令人瞩目。然而,在农村集体资源收益增加的同时,在集体资源分配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从农民权益和妇女权益的角度看,集体分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集体资源被少数村干部侵占问题,二是分配中的性别排斥问题。这两个问题伴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始终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尤其是农村集体资源分配的性别排斥问题。研究发现,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的根源是父权制。其次,政府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监管缺位也是原因之一。最后,当前利益受损群众不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合法权益也是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行为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性别排斥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部分村民合法权益受损,使农村地区性别分层情况加剧。部分利益受损村民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持续上访、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政府部门在维护社会稳定过程中思想认识不到位,维稳措施不力甚至乱作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维权行为和维稳行为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行为也会导致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矛盾,习惯法会架空国家法,影响国家法的权威。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所导致的问题还会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推进而加剧。因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集体资源的价值将进一步显现,利益分配的矛盾将加重。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本研究将从农村集体资源分配的性别排斥问题的表现、深层原因、产生的后果、地方解决该问题的实践和解决该问题的对策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能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推进。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性别视角下的农村集体资源分配问题研究的背景、意义,当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现状并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的表现。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资源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集体资源的特点。指出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在分配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排斥现象。男性村民作为永久村民,可以完全享有农村集体资源。而女性村民作为临时村民,不能与男性村民一样可以完全享有农村集体资源,在享受集体资源过程中遭遇性别排斥。第二章分析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产生的原因。该问题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历史的传统文化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原因。该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父权制文化。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与父权制实现了共谋剥夺了部分村民的合法权益。基层政府和法院履行职责不到位也是造成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第三章分析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的后果。首先,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会引发利益受损人群的维权行为与基层政府维稳举措之间的矛盾。其次,会加剧农村地区性别分层。最后,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还会加剧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矛盾。第四章介绍各地在解决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问题中的实践探索。目前,全国有很多地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积累了有益经验。河南省登封市周山村的做法是变革传统父权制文化。从修订原有性别排斥的村规民约入手,通过政府、课题组专家和村民的参与、讨论、协商将体现性别平等原则的条款写入村规民约。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政府和广西南宁市经济开发区政府也解决了农村出嫁女权益受损问题。两个地方政府改变了过去回避矛盾的做法,正视矛盾并重视解决问题,依法依规积极化解矛盾,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作为,从维护农村妇女利益出发,根据法治精神和原则受理权益纠纷案件,制定审理此类案件的审理依据,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界定办法,从而使农村出嫁女等人群能通过司法渠道维护合法权益。第五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针对现存问题,提出五点建议。第一,修订完善政策法律。第二,畅通司法救济渠道。第三,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第四,要适度借力于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处理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权益纠纷中的作用。第五,要构建社会主义先进的性别文化。
苏超[6]（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吴国斌[7]（2014）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反腐廉政建设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讨论的问题。反腐廉政建设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提升绩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反腐廉政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反腐廉政建设中,人民群众也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入到反腐廉政建设的实践中。60多年的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怎样的效果,党的领导人、纪检监察部门、学术界的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均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另外,国（境）外政客和学者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成效作出自己的分析。毫无疑问,以上的各种判断和分析,有些是符合我国反腐廉政建设实际的,有些是罔顾事实的编造,有些甚至是利用腐败问题攻击我国的口实。要想科学、全面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必须学习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熟悉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有效开展反腐廉政绩效评估。反腐廉政绩效理论方面,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理论的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借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反腐廉政绩效历史方面,既要认清每一历史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也要把握60多年这一整体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绩效及经验启示。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方面,经验的把握要注重层次性,看哪些经验是阶段性的,只是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带来的经验；哪些经验是长久性的,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建设的始终。教训的提炼要深刻,注重从腐败产生和蔓延的深层次规律、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规律的角度来总结。绩效评估方面要把握好评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唯有处理好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也才能进一步提升当前和今后的反腐廉政绩效。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研究的问题及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概括。主要对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绩效、反腐廉政绩效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同时,阐明了论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梳理了反腐廉政绩效理论。主要是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并将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的绩效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党建理论和廉政学理论,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政策科学、法学的相关理论在反腐廉政绩效主题下进行梳理,为提升反腐廉政绩效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始期、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四章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廉政绩效。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迈向新世纪、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并总结了每一阶段反腐廉政取得成效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总结了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本章立足于历史考察的经验启示和现实问题的全面分析,分别探究了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归纳了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表现、原因和教训。第六章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经验和绩效不足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建议：一、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理论和方法；二、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三、正确认识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四、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五、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六、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吕怀玉[8]（2013）在《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实施减贫战略既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贫困问题也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在边疆民族地区分布比较广泛,贫困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制约,实施有效的减贫战略是贯彻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两个共同”方针、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云南集边疆、山区、民族、欠发达于一体,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在云南既有贫困的民族地区,也有老少边穷地区,许多地方是典型的集老少边穷、民族、边疆于一身的地区,比如已经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扶持开发的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等。梳理云南扶贫的历史,研究云南减贫的现状和问题,不仅可以获得对边疆民族地区扶贫的经验教训的系统认识,而且通过对云南当前减贫压力和减贫策略的分析,还能获得相对比较典型的减贫战略创新的认识。本论文以实现新时期党的民族工作“两个共同”作为总的立论基点,鲜明地提出了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新战略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贫困的理论界定和减贫战略的理论依据,梳理了国内主要的减贫方式,以及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传统减贫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减贫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特别是民族边疆地区面临的减贫战略从物质扶贫向物质与权利并重扶贫转向的战略任务,以云南省为例,立足物质与权利并重的减贫战略,深入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减贫的现状、历程与特征,以及人本发展理念、减贫标准大幅度提高、经济维度向权利维度的并拢以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制约日益凸显的突出影响,大胆地提出了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必须实现减贫理念、对象、目标、标准、政策、途径六个方面转向的观点。本论文共六个部分。导论部分对选题的缘由、理论研究的概况以及本论文研究的基本概念、逻辑框架、研究路线、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剩余五个章节基本按照实践问题、理论分析、路径构建这样的研究思路来撰写。第一章立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强调做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减贫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并对我国边疆和民族地区扶贫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二章对我国扶贫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并指出了新形势下我国减贫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第三章、第四章是以云南为例对边疆民族地区贫困的历史现状进行梳理,对现有减贫战略存在的问题弊端、面临的减贫新困难和新压力进行分析,提出了云南减贫战略需要从六个方面转向的结论。第五章就云南减贫战略如何实现创新提出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方面的具体构建,并着眼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和未来减贫的任务,重点从需要牢牢把握根本途径、重要方法、政策资源和重大机遇四个方面提出了普适性的建议。撰写本论文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理论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减贫战略的研究虽然多但止于零散,而且大多具体于某种贫困现象、某些资源开发,对于理论工具的选择不太清晰和科学。整合经济学关于贫困与减贫的理论成果运用于民族政策研究是本论文必须克服的理论难点,也是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新意。本论文积极探索提出在国家新贫困标准确立后,边疆民族地区减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减贫战略的转向,本论文明确了减贫战略在六个方面的转向,并对如何实现转向从理论依据、具体内涵、路径选择、实践探索四个方面进行了阐明：在理论依据上选择了科学发展理论和增权理论,在具体内涵上提出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理念、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新优势为目标、以开发扶贫、社会减贫、教育减贫、文化减贫等为手段、以统筹城乡实施可持续发展规划为机制、以促进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为绩效评价标准,在实现途径上对政府推动、社会推动、参与推动和市场推动四条路径进行了新设计。本文从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来考量,针对减贫战略转向这一迫切问题,从理念、对象、目标、标准、政策、途径六个方面重新审视减贫战略,对转向的内涵、依据和现实路径进行了丰富的构建,这既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积极探索,也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具体理论层次的积极探索。
周慧[9]（2011）在《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近年来推行的问责制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遏制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方面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因此,将问责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突发事件问责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问责的历史、规范和概念,包含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三、四、五章;第三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六、七章,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有关问责的历史和规范的研究。问责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对问责历史的考察是从实践史、制度史和观念史三个层面分别着手的。问责史的考察范围围绕“问责制”的建设来确定。通过实证调查的方法详细考察我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颁布的问责法规,不仅了解到我国地方政府在问责问题上的态度,也为突发事件问责研究带来启示和思考。第二章是关于“accountability”的概念及其理论趋向的研究。依据英文相关文献,本章首先考察了accountability作为问责这层含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和中文“问责”之间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其次还考察了问责的定义、问责类型和关系、问责的功能、不足与界限;第三,主要考察了问责理论基础及其新的理论趋向。基于民主宪政理论,现在平行问责、协商问责、事前问责、基于公共安全的个体问责等问责新观念比较流行。第三章是有关“问责”观念的重新解释。我国传统问责主要是一种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垂直问责,它是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这种观念不仅与accountability概念内涵大异其趣,而且也不利于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第四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的研究。突发事件应对是一种过程应对。以事后责任追究为主要形式的现行问责制度不能有效监督突发事件应对过程责任的落实,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并将之作为法律追责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弥补这一缺憾,而且有利于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转变问责观念的直接动因是突发事件应对的现实困境。“问责”的核心内涵在于问责主体对责任主体履职过程的监督、过问,以及责任主体对监督、过问的回应,仅将问责制理解为责任追究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多问题,突发事件事后问责不利于突发事件的整体应对,也难以保证应对过程责任的层层落实。构建应对问责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应急管理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责任,因而应对问责应遵循三大原则;应对问责的法律关系是应对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它与应对问责制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客体、问责情形和方式等概念密切相连,主要表现为性质不同的三类问责主体与四类问责对象之间的五大关系;应对问责程序是以“责任实现”为中心而设计的,应遵循“闭合原则”和“效率原则”,但实践中程序模式的选择,应以非正式简易程序为原则,正式的普通程序为例外。第五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制化研究。在现有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构建突发事件应对制是本章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本章详细分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责任条款,分析其中的不足并给出相关的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并结合上一章的内容,试拟了《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暂行办法》。第六章是有关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的整体考察。我国有关突发事件的安全监管的最大问题是监管主体过于复杂。因此本章主要考察了安全监管的机构及监管体制,并对突发事件安全监管的事前问责给予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第七章是有关事故灾难的安全监管问责研究。突发事件问责案例表明,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除有关企业不落实主体责任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监管责任没有落实。这是构建安全监管问责制度的直接动因。实施安全监管问责不仅有重要政治意义,也是现实的需要。安全监管体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监管事项众多、监管主体多元、监管职责交叉重叠上。安全监管体制直接关系到监管问责的主体、对象和客体。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重要性,安全监管问责应当考虑事前问责的必要和可能,借助“责任链”假说,可对此予以成功论证。安全监管责任的规定分散于不同层级的各类法规当中,它关系到安全监管问责情形的拟定和具体制度设计。基于防范同类事件发生的目的,拟定安全监管问责情形必须考虑以前的相关问责案例。“多头监管”是目前我国安全监管中的最大问题,解决此问题可构建“一头督查、多头分管”问责主体制度。
刘嘉汉[10]（2011）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三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三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三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二、在“四个落实”上下功夫——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四个落实”上下功夫——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点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论证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证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四、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一) 农村概念内涵界定 |
| (二) 普法教育概念内涵界定 |
| (三) 农村普法教育概念内涵界定 |
| (四) 本文研究时限界定 |
| 第1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历史回顾 |
| 1.1 农村普法教育的时代背景 |
| 1.2 农村普法教育的历程 |
| 1.2.1 农村普法教育的准备阶段(1978年～1985年) |
| 1.2.2 农村普法教育的起步阶段(1986年～1990年) |
| 1.2.3 农村普法教育的展开阶段(1991年～2000年) |
| 1.2.4 农村普法教育的强化阶段(2001年～2015年) |
| 1.2.5 农村普法教育的新时代阶段(2016年～2018年) |
| 1.3 农村普法教育的特点 |
| 1.3.1 农村普法教育的艰巨性 |
| 1.3.2 农村普法教育的复杂性 |
| 1.3.3 农村普法教育的滞后性 |
| 1.3.4 农村普法教育的后发性 |
| 第2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评价 |
| 2.1 农村普法教育有充分的正当性 |
| 2.1.1 农村普法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
| 2.1.2 农村普法教育“自上而下”特征未否定其正当性 |
| 2.2 成就是农村普法教育的主流 |
| 2.2.1 农村普法教育取得的显着成就 |
| 2.2.2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不足但应正确看待 |
| 2.3 农村普法教育是人类法治史上的创举 |
| 2.3.1 农村普法教育是中国法治史上的创举 |
| 2.3.2 农村普法教育是世界法治史上的创举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的基本经验 |
| 3.1 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普法教育的领导 |
| 3.1.1 党的领导地位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1.2 党的领导地位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2 始终把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置 |
| 3.2.1 宪法的首要位置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2.2 宪法的首要位置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3 普法教育与依法治理并举 |
| 3.3.1 “普治并举”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3.2 “普治并举”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4 普法教育与思想道德及政治教育相结合 |
| 3.4.1 “三结合”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4.2 “三结合”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3.5 “送法下乡”服务村民 |
| 3.5.1 “送法下乡”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体现 |
| 3.5.2 “送法下乡”在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特殊意义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4.1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 |
| 4.1.1 农村普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1.2 农村普法教育内容不够完备 |
| 4.1.3 农村普法教育实施机制不够合理 |
| 4.1.4 农村普法教育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
| 4.1.5 农村普法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4.2 农村普法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社会历史原因 |
| 4.2.2 法治环境原因 |
| 4.2.3 村民自身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的建议 |
| 5.1 新时代加强农村普法教育的必要性 |
| 5.1.1 落实国家现代化战略部署的需要 |
| 5.1.2 实现“法制教育”到“法治教育”的结果 |
| 5.1.3 符合农村普法教育转型升级的要求 |
| 5.1.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 |
| 5.2 构建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 |
| 5.2.1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内涵与特点 |
| 5.2.2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基本定位 |
| 5.2.3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总体目标 |
| 5.2.4 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基本原则 |
| 5.3 实施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的主要路径 |
| 5.3.1 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普法领导 |
| 5.3.2 完备内容体系,提高普法水平 |
| 5.3.3 创新实施机制,增强普法实效 |
| 5.3.4 完善保障机制,顺畅普法运行 |
| 5.3.5 提升法治水平,优化普法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对象、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扶贫 |
| (一) 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 |
| (二) 我国扶贫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
| (三) 我国扶贫存在的问题、不足和对策探讨 |
| 二、精准扶贫 |
| (一) 精准扶贫的内涵 |
| (二)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容 |
| 三、易地扶贫搬迁 |
| (一)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概念界定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与生态移民的关系辨析 |
| 四、易地扶贫搬迁的配套政策体系 |
| (一) 搬迁农户住房建设的支持政策 |
| (二) 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政策 |
| (三) 易地扶贫搬迁的土地支持政策 |
| (四) 搬迁户生计重建的支持政策 |
| (五) 产业发展与就业支持政策 |
| 五、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主义人口迁移理论 |
| (二) 生态价值理论 |
| (三) 生态贫困理论 |
| (四) 生态文明理论 |
| (五)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实践和国际经验借鉴 |
| 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发展历程 |
| (一) 初步探索阶段(1982~1990) |
| (二) 常规化与扩展阶段(1991~2000) |
| (三) 整体推进阶段(2001~2010) |
| (四) 政策强化阶段(2011~2014) |
| (五) 精准扶贫阶段(2015年至今) |
| 二、易地扶贫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 |
| (一) 国外生态移民安置的主要做法 |
| (二) 国外生态移民搬迁的经验启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现状及案例分析 |
| 一、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及总体规模 |
| (一) 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差异分析 |
| (二) 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意义 |
| (三) 武陵山片区“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总体规模 |
| 二、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现状 |
| (一) 武陵山片区省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部署落实情况 |
| (二) 武陵山片区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方案及完成情况 |
| (三) 武陵山片区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计划安排 |
| 三、经典案例分析及其模式、经验 |
| (一) 武陵山片区各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具体案例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户深度访谈案例 |
| (三) 武陵山片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要创新模式 |
| (四) 武陵山片区有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的特色经验 |
| 第四章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估与分析 |
| 一、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估文献分析 |
| 二、基于多维贫困视角的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估分析框架 |
| (一) 综合减贫绩效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二) 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三、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实证分析 |
| (一) 调研设计与实施概况 |
| (二) 搬迁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的认同度分析 |
| (三) 调查问卷分析结论及相关建议 |
| 第五章 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
| 一、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 搬迁后脱贫产业发展乏力 |
| (二) 征地费用高,县级财政压力大、农户自筹资金难 |
| (三) 对象精准识别存在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
| (四) 集中安置各有限制,搬迁方式选择难 |
| (五) 项目审批手续繁,工程招标提速难 |
| (六) 分散安置点建房安全监管不到位 |
| (七) 拆旧复垦落实难,且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矛盾 |
| (八) 社区管理有漏洞,基层治理存隐患 |
| 二、易地扶贫搬迁向“稳得住、能致富”纵深推进的对策建议 |
| (一) 精准对接产业,助推搬迁扶贫 |
| (二) 积极报告呼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
| (三) 优化创新搬迁模式,分类保障农户生计 |
| (四) 简化项目审批,加快工程招投标进度 |
| (五) 强化分散安置点建房安全监管 |
| (六) 加大拆旧复垦执行力度 |
| (七) 狠抓新型社区治理,化解基层搬迁纠纷 |
| (八) 在易地搬迁中加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 |
| 第六章 结论及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研究展望 |
| 一、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
| 二、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
| 三、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后时期相关政策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B：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C：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调查访谈提纲 |
（4）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创新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相关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地方政府职能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
| 2.1.2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及优化 |
| 2.1.3 社会福利水平 |
| 2.2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 |
| 2.2.1 高度集权时期的地方政府职能 |
| 2.2.2 过渡时期的地方政府职能 |
| 2.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方政府职能 |
| 2.3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 |
| 2.3.1 政府职能基本理论 |
| 2.3.2 经济发展阶段论 |
| 2.3.3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4 公共经济学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内在联系 |
| 3.1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 3.1.1 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内在因素 |
| 3.1.2 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基础因素 |
| 3.1.3 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外部因素 |
| 3.2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关系 |
| 3.3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与社会福利水平提升 |
| 第四章 福建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下财政支出现状与问题 |
| 4.1 福建省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概况 |
| 4.2 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现状 |
| 4.3 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现状 |
| 4.3.1 福建省九地市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现状 |
| 4.3.2 福建省九地市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对比分析 |
| 4.4 当前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4.1 经济建设支出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 |
| 4.4.2 科教文卫支出偏低且内部结构不合理 |
| 4.4.3 行政管理支出偏高 |
| 4.4.4 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
| 第五章 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联度分析 |
| 5.1 基于熵值法的社会福利指标评价 |
| 5.2 社会福利评价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
| 5.2.1 社会福利评价指标选择及说明 |
| 5.2.2 熵值法分析及其结果 |
| 5.2.3 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总量分析 |
| 5.3 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关联度实证分析 |
| 5.3.1 实证数据说明 |
| 5.3.2 实证模型选择 |
| 5.3.3 实证检验 |
| 5.4 实证小结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下福建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
| 6.1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目标和总体思路 |
| 6.1.1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目标 |
| 6.1.2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 |
| 6.2 福建省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
| 6.2.1 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原则 |
| 6.2.2 适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则 |
| 6.2.3 提高财政支出有效性的原则 |
| 6.3 福建省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具体对策 |
| 6.3.1 调整各地市的经济建设支出,适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
| 6.3.2 增加科教文卫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 |
| 6.3.3 压缩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规范资金使用 |
| 6.3.4 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范围,缩小城乡差距 |
| 6.3.5 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管理,完善支出考评体系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与研究成果 |
（5）性别视角下的农村集体资源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理论分析工具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农村集体资源分配中的性别排斥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方式调整 |
| 一、改革带来的农村集体资源权属变化 |
| 二、改革举措带来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增值 |
| 三、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均衡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资源分配中的性别排斥 |
| 一、“永久村民”可以完全享受集体资源和收益 |
| 二、“临时村民”不能平等享受集体资源和利益 |
| 第二章 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的原因 |
| 第一节 父权制是产生农村集体资源性别排斥的根源 |
| 一、从家庭父权制到集体父权制 |
| 二、父权制与村民自治的“共谋” |
| 第二节 基层政府职责履行缺位 |
| 一、基层干部的认知：默认父权制 |
| 二、政府部门对资源分配的性别排斥不作为 |
| 三、政府部门相互推诿 |
| 第三节 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 |
| 一、集体资源分配权益纠纷案件受理难 |
| 二、集体资源分配权益纠纷案件缺乏审判依据 |
| 三、集体资源分配权益纠纷案件执行难 |
| 第三章 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的后果 |
| 第一节 引发妇女维权与政府维稳冲突 |
| 一、妇女维权道路艰难 |
| 二、政府应对维权乏力 |
| 第二节 加剧农村性别分层 |
| 一、集体资源分配性别排斥导致农村性别分层加剧 |
| 二、农村性别分层加剧带来的社会后果 |
| 第三节 习惯法大于国家法 |
| 一、习惯法架空国家法 |
| 二、妇女权利被剥夺与个别村官以权谋私并存 |
| 三、法律的权威性遭到质疑 |
| 第四章 探索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公平的路径 |
| 第一节 父权制文化变革：河南周山村的探索 |
| 一、周山村：修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 |
| 二、内容合法与程序民主实现统一 |
| 第二节 政府依法规范村民自治：行政主导解决出嫁女维权难题 |
| 一、广东南海：同籍同权同龄同股同利 |
| 二、广西南宁：出嫁女上访倒逼政府承担责任 |
| 三、政府成功经验的重要启示 |
| 第三节 畅通司法救济：制定审理依据 |
| 一、西安法院：颁布第一个审理意见 |
| 二、邢台法院：受理妇女权益受损案件 |
| 三、两地司法实践带来的启示 |
| 第五章 构建农村集体资源分配性别公平的思考 |
| 一、修订完善政策法律 |
| 二、畅通司法救济渠道 |
| 三、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
| 四、适度借力社会组织 |
| 五、构建先进性别文化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6）“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附图清单 |
| 附表清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设定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数字鸿沟 |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 四、可持续发展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 一、知识沟理论 |
| 二、文化权利 |
| 三、文化传播 |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 一、建立试点 |
| 二、启动应用 |
| 三、全国推广 |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 一、建设流程 |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研究的意义 |
| 0.2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0.2.1 腐败、廉政、反腐倡廉建设 |
| 0.2.2 绩效、反腐绩效、廉政绩效和执政绩效 |
| 0.2.3 反腐廉政绩效概念的总结 |
| 0.3 研究综述 |
| 0.3.1 国内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2 国(境)外关于中国大陆反腐廉政绩效的研究 |
| 0.3.3 反腐廉政绩效研究的总结 |
| 0.4 研究的思路、路径和方法 |
| 0.4.1 研究思路 |
| 0.4.2 研究路径 |
| 0.4.3 研究方法 |
| 0.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0.5.1 研究重点 |
| 0.5.2 研究难点 |
| 0.5.3 研究创新点 |
| 1 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梳理 |
| 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2 列宁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1.3 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人关于反腐廉政绩效的论述 |
| 1.2 多学科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1 现代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2 经济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3 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1.2.4 法学视角下的反腐廉政绩效理论 |
| 2 改革开放之前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1.1 整风整党运动达到预期效果 |
| 2.1.2 “三反”“五反”运动的显着成效和不足 |
| 2.2 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2.1 “新三反”和新的反贪污浪费运动巩固成果 |
| 2.2.2 纪检监察工作全面展开 |
| 2.3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3.1 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和严重后果 |
| 2.3.2 农村“三反”和整风整社的成绩和偏差 |
| 2.3.3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绩和严重失误 |
| 2.3.4 监察制度和纪律检查制度的新变化削弱绩效 |
| 2.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4.1 “精兵简政”、“节约闹革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 2.4.2 “一打三反”运动酿成新的冤假错案 |
| 2.4.3 党的领导体制和反腐机构被破坏 |
| 2.5 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2.5.1 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
| 2.5.2 惩处腐败分子,促进经济恢复和思想解放 |
| 3 改革开放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的历史考察 |
| 3.1 改革开放初始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1.1 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逐步形成反腐工作体制机制 |
| 3.1.2 继续查案办案,反对干部特殊化 |
| 3.1.3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
| 3.2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2.1 整党活动的成绩和不足 |
| 3.2.2 纠正新的不正之风,挽回经济损失 |
| 3.2.3 “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 |
| 3.2.4 反腐廉政绩效倒退,出现政治风波 |
| 3.3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时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3.1 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掀起反腐风暴 |
| 3.3.2 反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
| 3.3.3 反腐廉政间接效果明显 |
| 3.4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4.1 加大查案力度,改革纪检监察体制 |
| 3.4.2 制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制度,加强监督检查 |
| 3.4.3 开展专项治理,狠刹各种不正之风 |
| 3.5 迈向新世纪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5.1 查办大案要案取得重大进展 |
| 3.5.2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3.5.3 加强权力的监督,规范权力的运行 |
| 3.5.4 深化体制机制制度改革,惩防并举 |
| 3.6 新世纪新阶段的反腐廉政绩效 |
| 3.6.1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
| 3.6.2 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
| 3.6.3 大力发展民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
| 3.6.4 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
| 3.6.5 构建惩防体系,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
| 4 反腐廉政建设取得绩效的主要经验和绩效不足的原因、教训 |
| 4.1 反腐廉政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1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2 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1.3 对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 反腐廉政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1 对经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2 对政治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3 对文化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4 对社会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2.5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及主要经验 |
| 4.3 反腐廉政建设绩效不足的原因和教训 |
| 4.3.1 绩效与目标产生差距的表现 |
| 4.3.2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原因 |
| 4.3.3 绩效与目标出现差距的教训 |
| 5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升反腐廉政绩效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 |
| 5.1 完善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
| 5.1.1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原则 |
| 5.1.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标准 |
| 5.1.3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的方法 |
| 5.2 建立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
| 5.2.1 目前国内外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的评析 |
| 5.2.2 反腐廉政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科学制定政策措施 |
| 5.3.1 正确认识当前反腐廉政形势和绩效 |
| 5.3.2 科学制定反腐廉政的政策措施 |
| 5.4 提升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强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4.1 提升反腐廉政专门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
| 5.4.2 加强反腐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 |
| 5.5 加强社会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 |
| 5.5.1 丰富社会监督形式,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5.5.2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 5.6 提高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 |
| 5.6.1 反腐廉政绩效与反腐廉政建设科学化 |
| 5.6.2 绩效导向下的反腐廉政建设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8）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减贫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实施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
| 第一节 实施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历来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一、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历来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实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是实现减贫目标的有效途径 |
| 三、继续实施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战略的重要内容 |
| 第二节 实施减贫战略是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一、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转换民族地区减贫的思路 |
| 二、减贫工作既要争取国家支持又要不断增强内生发展能力 |
| 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减贫战略的重要支撑 |
| 四、采取特殊减贫政策措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
| 第二章 我国现有减贫战略的形成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减贫的战略概述 |
| 一、以开发式扶贫为主的减贫战略及其演变 |
| 二、多种扶贫方式为补充的扶贫战略 |
| 第二节 新阶段中国减贫战略从物质到物质与权利并重转变的挑战 |
| 一、“物质减贫”与“权利减贫” |
| 二、我国物质减贫战略面临转型的挑战 |
| 三、边疆民族地区物质与权利并重的减贫压力更加突出 |
| 第三章 云南贫困与减贫战略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贫困的状况 |
| 一、云南贫困的特点 |
| 二、云南贫困的成因 |
| 第二节 云南减贫战略特征 |
| 一、云南减贫战略的主要内涵 |
| 二、云南减贫战略的主要特征与案例 |
| 第四章 云南减贫战略的挑战与转向 |
| 第一节 云南减贫战略的困惑 |
| 一、未来云南减贫面临的主要困难 |
| 二、贯穿云南贫困与减贫过程中的四对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云南减贫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对减贫理论和政策的深刻影响 |
| 二、减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对云南减贫工作的巨大压力 |
| 三、减贫工作的经济维度向权利维度的转变 |
| 四、云南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瓶颈成为更为突出的减贫内容 |
| 第三节 云南减贫战略进入了转向阶段 |
| 一、减贫理念的转变 |
| 二、减贫目标的转向 |
| 三、减贫对象的扩展 |
| 四、减贫外延的扩展：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重 |
| 五、减贫推动的转型：政府主导的政策转变为政府引导、社会主导政策 |
| 六、减贫评价的创新：建立以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并重的减贫结果评价 |
| 第五章 云南减贫战略的创新 |
| 第一节 云南减贫战略创新的理论依据 |
| 一、云南减贫战略创新的理论选择——科学发展理论与增权理论 |
| 二、云南减贫战略的创新取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互动 |
| 第二节 云南减贫战略创新的主要内涵 |
| 一、新理念——增进人的全面发展 |
| 二、新目标——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确立边疆发展优势 |
| 三、新方式——开发扶贫、社会减贫、教育减贫、文化减贫等全面推进 |
| 四、新机制——统筹城乡、实施可持续发展规划 |
| 五、新标准——以促进富裕与社会公平正义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创新云南减贫的推进方式 |
| 一、政府推动——民族边疆地区特殊扶贫政策的连续 |
| 二、社会推动——利用社会减贫力量投入与管理 |
| 三、参与推动——探索云南参与式减贫新途径 |
| 四、市场推动——增进贫困群体参与市场的能力 |
| 第四节 提升云南扶贫开发效率的对策思考 |
| 一、转换思路、完善规划 |
| 二、建立起有效可评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 |
| 三、以增强能力为核心推进开发式扶贫 |
| 四、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 五、以提升能力和增加机会为目标有效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
| 第五节 新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减贫目标的启示 |
| 一、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
| 二、转换观念尽快形成边疆民族地区大扶贫的格局是实现减贫的重要方法 |
| 三、加强延伸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减贫政策是实现减贫的重要政策资源 |
| 四、牢牢抓住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黄金期是实现减贫的重大历史机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本文拟题及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意义和前提 |
| 四、研究方法和目标 |
| 五、整体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六、本文创新点及其应用价值 |
| 第一部分 问责的历史、规范和概念 |
| 第一章 问责的历史和规范 |
| 一、“问责”简史 |
| （一） 实践史 |
| （二） 制度史 |
| （三） 观念史 |
| 二、地方问责规范的实证调查分析 |
| （一） 引言 |
| （二） 地方问责法规文本量化解读与简要分析 |
| 第二章 ACCOUNTABILITY：概念及理论趋向 |
| 一、概念 |
| （一） 从ACCOUNTABILITY 到问责 |
| （二） 作为“问责”的ACCOUNTABILITY |
| 二、问责理论新趋向 |
| （一） 问责的民主宪政理论基础 |
| （二） 问责理论的新走向 |
| 第二部分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 |
| 第三章 “问责”观念的重新阐释 |
| 一、“问责”并不等于“事后责任追究” |
| 二、“问责”重在对责任的“过问” |
| 三、“问责”重在对“过问”的回应 |
| 四、“问责”应该是一种侧重“预防”的管理机制 |
| 第四章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 |
| 一、当前我国突发事件问责的特点、现状和问题 |
| （一） 突发事件问责的特点 |
| （二） 突发事件问责的现状 |
| （三） 突发事件问责存在的问题 |
| 二、构建全方位突发事件应对问责体系 |
| （一）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目的和原则 |
| （二）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律关系 |
| （三）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程序 |
| 第五章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制化 |
| 一、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条款 |
| （一）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体系考察 |
| （二） 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体系的问题与建议 |
| 二、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度 |
| 第三部分 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 |
| 第六章 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概述 |
| 一、安全监管问责的政治意义与现实基础 |
| （一） 政治意义 |
| （二） 现实基础 |
| 二、监管机构和体制 |
| （一） 安全生产类 |
| （二） 公共卫生类 |
| （三） 自然灾害类 |
| （四） 社会安全类 |
| 三、“责任链”假说与监管责任 |
| （一） 责任倒查机制与“责任链”假说 |
| （二） 监管责任事前问责的必要和可行 |
| 第七章 事故灾难的安全监管问责 |
| 一、典型问责案例调查分析 |
| （一） 典型问责案例基本情况 |
| （二） 影响问责的有关因素分析 |
| （三） 安全监管责任单位及问责原因分析 |
| 二、相关法规对安全监管责任的规定 |
| （一） 一般规定 |
| （二） 特别规定：针对不同事项 |
| （三） 特别规定：针对不同领域 |
| 三、事故灾难安全监管问责情形拟定及主要制度设计 |
| （一） 监管问责情形拟定 |
| （二） 安全监管问责的制度设计 |
| 结语 |
| 一、有关问题的说明 |
| 二、有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地方政府发布的综合性问责法规目录 |
| 附录二：突发事件问责案例表 |
| 后记 |
（10）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
| 2.1.2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
| 2.1.3 国内外理论研究评述 |
| 2.2 相关概念界定及其涵义 |
| 2.2.1 城市化涵义及相关概念 |
| 2.2.2 城乡统筹概念的界定 |
| 2.3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 |
| 2.3.1 城乡联系理论 |
| 2.3.2 城市化相关理论 |
| 2.4 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4.1 新型城市化的特征 |
| 2.4.2 新型城市化理论分析框架 |
| 2.4.3 新型城市化评价体系 |
| 3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3.1 城市化机制的理论基础 |
| 3.1.1 城市化动力机制述评 |
| 3.1.2 城市化机制理论 |
| 3.1.3 城市化的主要机制 |
| 3.2 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 |
| 3.2.1 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城市偏向 |
| 3.2.2 传统城市化的发展机制 |
| 3.2.3 传统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
| 3.3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
| 3.3.1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
| 3.3.2 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
| 3.4 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机制 |
| 3.4.1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行为 |
| 3.4.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市场行为博弈 |
| 3.4.3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模式 |
| 4 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 |
| 4.1 英、美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 4.1.1 英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1.2 美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2 日、韩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 4.2.1 日本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2.2 韩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3 印度、巴西城市化道路的历程回顾 |
| 4.3.1 印度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3.2 巴西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 |
| 4.4 国外城市化发展道路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
| 4.4.1 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 |
| 4.4.2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 |
| 4.4.3 世界各国城市化道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
| 5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 |
| 5.1 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 |
| 5.1.1 1949—1978 年的城乡关系演变及城市化进程 |
| 5.1.2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演变与城市化发展 |
| 5.1.3 2001年至今：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阶段 |
| 5.2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下的城乡失衡 |
| 5.2.1 中国传统城市化特点 |
| 5.2.2 中国城市化道路与城乡关系的背离 |
| 5.3 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反思与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 |
| 5.3.1 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 |
| 5.3.2 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 |
| 5.3.3 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 |
| 6 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 |
| 6.1 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 |
| 6.1.1 1950—1980：整合聚集阶段 |
| 6.1.2 1981—2001：加速聚集发展阶段 |
| 6.1.3 2002年至今：统筹规划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
| 6.2 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 |
| 6.2.1 区域产业主体功能分工的演变 |
| 6.2.2 区域空间主体功能分区的演变 |
| 6.3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 |
| 6.3.1 1954—1960：快速提升阶段 |
| 6.3.2 1961—1976：持续下降阶段 |
| 6.3.3 1977—2002：持续稳步发展阶段 |
| 6.3.4 2003年至今：统筹推进阶段 |
| 6.4 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 |
| 6.4.1 1949—1978：城乡产业二元分割阶段 |
| 6.4.2 1979—2001：城乡产业关系调整阶段 |
| 6.4.3 2002年至今：城乡产业统筹发展阶段 |
| 6.5 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 |
| 7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 |
| 7.1 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 |
| 7.1.1 外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 |
| 7.1.2 内因—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双重作用 |
| 7.2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 |
| 7.2.1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 |
| 7.2.2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7.3 成都市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 |
| 7.3.1 路径选择 |
| 7.3.2 规划引导 |
| 7.3.3 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 |
| 7.4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 |
| 7.4.1 评价方法 |
| 7.4.2 评价结果与结论 |
| 7.5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 7.5.1 基本经验 |
| 7.5.2 几点启示 |
| 8 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 |
| 8.1 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现实差距 |
| 8.1.1 规划体系建设水平仍需提升 |
| 8.1.2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需加快 |
| 8.1.3 产业互动发展机制仍需创新 |
| 8.1.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需推动 |
| 8.1.5 城乡财政体制改革仍需深化 |
| 8.1.6 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仍需加大 |
| 8.1.7 城乡劳动就业体系仍需完善 |
| 8.1.8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仍需健全 |
| 8.1.9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仍需重视 |
| 8.1.10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仍需加强 |
| 8.2 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措施 |
| 8.2.1 基本思路 |
| 8.2.2 对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在“四个落实”上下功夫——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普法教育研究[D]. 贾少涵. 河北大学, 2018(01)
- [3]精准扶贫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研究[D]. 王鑫.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4]福建省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D]. 何晓莉. 福州大学, 2016(06)
- [5]性别视角下的农村集体资源分配研究[D]. 陈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7]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廉政绩效研究[D]. 吴国斌. 武汉大学, 2014(06)
- [8]边疆民族地区减贫战略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D]. 吕怀玉. 云南大学, 2013(12)
- [9]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D]. 周慧.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6)
- [10]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 ——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为例[D]. 刘嘉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