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杠杆系数、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衡量风险的辨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砾丹[1]（2021）在《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下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高新技术企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命力,但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资金问题最为突出,使得融资约束问题的存在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资本结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关融资约束、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证研究中,均是资本结构及其调整影响因素讨论中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经济学界就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的影响效应一直存在争议,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不仅导致了资本结构调整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有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实现最优资本结构,甚至也有可能使企业不能把握有利的投资机会。因此,把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性和融资约束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有助于对“资本结构之谜”的深入理解;有助于高新技术企业制定资本结构调整策略。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获得成长性收益,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取2011-201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中通过《我国高新技术公司认定管理办法》认定的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利用资产负债率、长期负债权益比率、流动比率三个指标,对不同融资约束、不同成长性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基于不同成长阶段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负相关,这一结果验证了权衡理论,但在高新技术企业各个成长阶段的表现却不尽相同,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与全样本一样,呈负相关,到衰退期却转变为正相关,说明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关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在各个成长阶段所表现出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在成长期最快,其次为衰退期,成熟期最慢,表现为在不同成长阶段高新技术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是不同的。关于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成长期,表现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倾向于债务融资;在成熟期,债务融资受到了限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开始下降;在衰退期,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严格的淘汰和监管机制,使得资本结构调整的欲望越加强烈。上述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会因处于不同成长阶段而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资本结构调整策略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其次,研究融资约束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差异性。一是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程度进行细分,二是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内按照企业成长性的高低又进行了分组,基于标准局部调整模型和扩展局部调整模型,深入考察融资约束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逐渐加快,但不是融资约束越弱,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就越快,而是存在一个适度区间,呈现非线性特征。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下,成长性不同的企业,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也是不同的,相比低成长性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调整速度明显提高,但也存在适度区间。在不同融资约束不同成长性下,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高成长性企业的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由负向影响转变为正向影响,并逐渐提高。上述研究表明,企业在制定资本结构调整决策时应将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程度以及所处成长阶段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如果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高,高成长性企业应降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低成长性企业可选择较高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高成长性企业根据成长性的变化,要做相应的调整,以降低融资成本,保持稳定健康发展。最后,将研究视角从对称调整问题扩展到非对称调整问题,研究融资约束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的非对称影响。一是利用扩展局部调整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找到资本结构调整的非对称机制存在的依据。二是利用动态阈值模型对阈值进行估计和检验,根据阈值估计值对研究样本进行划分,检验每组企业对于融资约束程度的变化所受到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又按照企业成长性的高低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检验在融资约束视角下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非对称关系。三是针对短期动态调整问题,实证检验了现金持有水平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呈现显着的“U型”关系,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企业资本结构遵循两种不同的调整机制,低融资约束企业表现出较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较高的目标资本结构水平;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会因为所受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在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在低成长性下现金持有水平在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中的中介作用得到了验证。上述研究表明,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特别是所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自身应通过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让银行和投资者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同时国家应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减少投资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效的降低高成长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地,企业可以适当扩大现金持有水平,但当现金持有水平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使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放缓,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现金持有政策,保持现金持有水平适度可控。
祁让坤[2]（2020）在《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结构调整阵痛、“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缓慢消化的关键时期。在“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背景下,“热”虚拟经济和“冷”实体经济是当前阶段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重工业等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风险,产品核心竞争力不足,投资回报率、劳动生产率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下滑趋势。另一方面,与实体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却呈现出明显的逆周期上扬态势。在资本逐利动机驱使下,众多非金融类实体企业通过在资产负债表中大量配置金融资产或者投资性房地产以获得高额回报,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一种流行趋势,金融资产和经营资产的配置结构失衡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实体企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特征事实。针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这一现象,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内在动机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多种观点的争鸣与碰撞。众所周知,高管团队处于企业的核心地位,对企业各项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具有超强的影响力。高管团队拥有企业战略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负责并承担较大的决策风险,可以依据环境变化调整企业战略和企业资源分配。这就引出一系列思考:在当前我国经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现状如何?推动我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大幅度增加的因素究竟有哪些?高管团队在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中到底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现有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多数是基于“同质的理性人”的古典假设。但是,依据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高层团队成员并非是完全同质的和理性的经济人,而是存在着异质性和由认知偏差引起的非理性成份。因此,为弥补上述研究缺陷,本文把高管视作存在着“异质性”的“非理性人”,基于高管背景特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双重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和规范分析,研究高管团队成员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任职期限、教育背景、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背景特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通过影响其行为特征进而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作用机制。本文力图结合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事实,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和“实体部门金融化”等现象提供微观证据,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为政府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实体经济服务,最终实现经济运营“脱虚向实”和经济良性发展。本文详细回顾了与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以及相关基础理论,通过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首先,对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当前现状和差异在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其次,从高管团队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任期特征、教育背景、金融背景、海外背景和政治背景等七个方面实证检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的影响。最后,分别从高管团队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两个行为特征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男性高管越少和性别异质性越高的高管团队所管理的上市公司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公司经营管理时高管更愿意选择持有较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任期异质性越高的高管团队越稳定,越容易达成一致的金融化投资决策。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正相关,而其异质性却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紧密联系的政企关系给企业带来资源优势和严格的外部监管,较好的融资便利、较低的融资约束、严格的监管以及金融资产的高风险共同抑制了高管团队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男性比重越高的高管团队越过度自信,但当性别异质性差异较大时,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通常情况下具备较为丰富经管教育背景和财务工作经历,在团队中的地位较高,遮掩了男性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弱化了男性高管的金融化投资决策,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管团队年龄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因为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增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而且也可能带来高管团队内部情感的冲突,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共同导致高管团队偏好于配置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学历水平越高、具有金融和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越是容易表现为过度自信行为,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越激进,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越强烈,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在行为特征上表现出过度自信,可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上却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密切关联的政企关系增强了高管团队的自信水平,但过于严格的外部监管又使得企业高管比较谨慎,出于自利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变得较为保守。男性比重越高的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程度越高,但较大的性别异质性容易遮掩男性高管的风险偏好程度,弱化男性高管的金融化投资决策,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管团队年龄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出较为复杂和矛盾的一面,随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增长,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提升了高管配置金融资产的积极性,但团队内部情感冲突遮掩了风险偏好程度,不仅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增速,可能在金融化决策上也更多选择的是持有较低风险的金融资产。平均任期越长、学历水平越高、具有金融和海外背景的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程度越高,配置金融资产的意愿越强烈,持有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越激进。拥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团队在行为特征上表现出对风险的偏好,可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上却表现出消极的一面,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密切关联的政企关系增强了高管团队的风险偏好水平,但过于严格的外部监管又使得企业高管比较谨慎,出于自利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变得较为保守。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理论分析,本文把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联结在一起,研究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深化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这是本文的一个理论创新,系统地补充了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第二,结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时,本文抛弃了传统的“同质的理性人”假设,采用了基于“异质的非理性人”视角的新的分析框架。第三,依据高阶梯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把高管团队特征分解为背景特征和行为特征。理论分析表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着行为特征,并进而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决策。因此,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的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贡献之一。总之,本文研究发现,从微观金融化层面看,我国上市公司金融化意愿较为强烈,金融化程度有逐步提升的态势。作为公司运营的领导者和控制者,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在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高管团队的过度自信和风险偏好两个行为特征发挥着重要的中介途径和传导作用。研究结论完善和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前置因素理论,有助于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内部结构促进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最终实现经济运营良性发展。
刘丽[3]（2020）在《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多种多样,包括人工造林种草、修筑梯田、建设坝系、生态工程等。经过多年治理,黄土高原地区植被覆盖度明显改善,入黄泥沙量由上世纪的16亿t减少到近年的3亿多t,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在已有的对农户的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研究中,往往将工程措施（治坡、治沟、治沙、水利工程）、生物措施（植树、种草）和耕作措施一并讨论,而现实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往往是政府进行投入（如修建谷坊、退耕还林等）,农户参与;耕作措施的实施中,农户是主体,可根据自身的意愿和需要进行选择,农户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做出的技术选择和采用行为,政府主要负责技术推广服务。农户将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传统耕作技术相比,显着减少了径流冲刷,改良了土壤、增加了农业产量。随着农村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农户在经济、资源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表现越来越突出,这些差异导致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的改变,进而影响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学者更多关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如何?农户资源禀赋如何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技术采用意愿、技术采用决策（包括技术采用强度）、技术效果等动态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在国内外研究中还没有得到重视。解决以上问题是提高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农户行为理论等进行梳理,推导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经济机理;基于2019年1月-3月对山西、陕西和甘肃三省的1237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熵值法、多元线性回归、Logit模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有序Probit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从微观角度研究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认知、采用意愿、采用决策及效果的影响,旨在把握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特征和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在所调查的1237个样本中,农户对技术本身的认知水平较高,70%的农户都听说过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农户对三项技术的便利性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水平不高。仅有25.22%的农户愿意采用等高耕作技术;深松耕技术采用愿意最高,61.68%的农户愿意采用;56.35%的农户愿意采用秸秆还田技术。33.39%的农户没有采用任何一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19.64%的农户采用了一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32.09%的农户采用了两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14.88%的农户采用了三种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提高作物产量的评价中,在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248户农户中,75%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深松耕技术的448户农户中,74.11%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567户农户中,71.08%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控制水土流失方面的评价中,在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248户农户中,78.22%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深松耕技术的448户农户中,85.05%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在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567户农户中,仅有39.32%的农户认为技术效果好。（2）构建衡量农户资源禀赋的指标体系,分别从资源禀赋水平和资源禀赋结构两个角度测度。资源禀赋水平中,经济资源禀赋主要是从农户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角度进行衡量,包括农户家庭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和收入来源途径。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耕地规模和耕地质量,包括实际耕种面积、土地肥沃程度、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社会资源禀赋主要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情况。资源禀赋结构方面,运用熵值法测度,将样本农户划分为经济占优型、自然占优型和社会占优型。经济占优型农户有413户,占总样本的33.4%;自然占优型农户有366户,占总样本的29.6%;社会占优型农户有458户,占总样本的37%。（3）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有显着的影响中,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对等高耕作和深松耕技术认知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对秸秆还田技术认知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三项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对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三项技术认知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有正向影响。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认知中,不同禀赋类型的农户存在明显差异。（4）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影响中,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对深松耕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对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灌溉条件对深松耕技术采用意愿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采用意愿有正向影响。技术认知在资源禀赋影响农户技术采用意愿中发挥中介效应,对于等高耕作技术,技术认知在实际耕种面积对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中为部分中介;对于深松耕技术,技术认知在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和耕地细碎化程度影响技术采用意愿的为部分中介;对于秸秆还田技术,技术认知在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实际耕种面积、耕地细碎化、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技术采用意愿中为部分中介。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意愿有明显差异。（5）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土地肥沃程度和灌溉条件对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有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技术采用意愿在资源禀赋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中发挥中介效应。其中,在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技术采用意愿在实际耕种面积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是完全中介;技术采用意愿在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影响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程度中是部分中介。在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中,技术采用意愿在家庭总收入、土地肥沃程度、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影响农户是否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决策有明显差异。（6）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采用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对农户采用深松耕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均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参与对农户采用深松耕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有明显差异。（7）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影响,家庭总收入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和深松耕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负向影响,实际耕种面积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土地肥沃程度对农户采用深松耕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耕地细碎化程度和灌溉条件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等高耕作和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对农户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正向影响。不同资源禀赋类型的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有明显差异。
周学振[4]（2020）在《产权性质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舞弊的手段愈加高超,金额动辄上亿,传统的财务信息披露已经无法满足外部投资决策、市场监管的需要。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基业长青的奠基石,内部控制信息对投资人、监管机构愈加重要。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让大众的目光从数字中“跳”出来,提高企业、市场对公司治理能力的关注,减少舞弊、投机行为,促使市场健康发展。高管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者,也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责任主体之一。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的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的各项决策行为,其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从“人”的角度研究如何解决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问题。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综述,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考虑到现有研究对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多集中在均质性背景特征,对异质性背景特征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信息披露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增加了对产权背景、高管异质性背景特征的考虑,选取了高管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任期、薪酬、持股、教育程度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等变量衡量高管背景特征,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在不区分产权背景下,教育程度、任期、薪酬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年龄、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关系;任期异质性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教育程度异质性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在区分产权背景下,性别和年龄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没有呈显着相关关系;持股比例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没有显着相关关系,但是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呈负相关关系。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建议,企业可以通过树立高管团队背景整体观,发挥高管团队异质性作用,完善股权激励制度从而不断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完善内部控制信息监督和评价机制,改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
张东辉[5]（2019）在《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金融脱媒现象严重,中国以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盈利模式亟需转型。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面临两个倒逼:第一,经济结构调整倒逼商业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要求其盈利模式由动员储蓄的基础功能发挥主导作用,拓展到配置资金的核心功能发挥主导作用,并为进一步拓展资源再配置、分散风险等派生功能,实现功能升级奠定基础;第二,利率市场化导致利差收窄,倒逼商业银行通过提升表内外业务收入和进行综合化经营两个途径来探索新的盈利结构。如何把商业银行盈利结构调整与其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升有机结合,避免利率市场化中“脱实向虚”的倾向,是中国商业银行提升自身竞争力并确保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盈利模式可持续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本论文:首先,在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等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1）根据商业银行收益不能够独立于风险的特征及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面临的两个倒逼,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风险统一到盈利模式的影响下,提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研究命题,试图寻找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的异同及背后的体制与机制原因;（2）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等概念进行界定。将盈利模式分为“利差主导型”和“利差与中间业务平衡型”两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其衡量指标进行阐述;梳理了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选择Z-SCORE作为风险衡量指标的依据;（3）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及风险的影响相关理论。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逻辑框架和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理论模型。（1）借助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刻画了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关系,以此为依据建立了贷款生产函数,构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基本模型,并对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2）通过Cobb-Douglas函数体系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求解发现,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多元化,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但由于受到市场垄断势力、外部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存在高限;（3）将Roy所提出的破产距离概念,引入到Altman企业风险的Z-SCORE模型,在厘清银行盈利模式与风险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模型,使用统计学中概率分布函数对理论模型进行延展得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业务收入波动实现。当商业银行业务收入波动较小时,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提高会降低商业银行的潜在破产风险;当商业银行业务收入波动较大时,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提高可能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潜在破产风险。对盈利模式影响盈利能力与风险理论建模,弥补了该研究领域目前仅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不足的缺陷。第三,选取2005-2014年中国与4个发达国家、6个其他转轨国家各前20家商业银行的数据:（1）从实体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阐述了不同金融主体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功能优势。（2）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不同类型国家商业银行间盈利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盈利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过度依附动员储蓄功能,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远远高于对比国家,利差主导型盈利模式占据主要地位;二是在资本配置的核心功能方面,净息差与净利差较高,资本核心配置功能却较低;三是在派生功能方面,净费用及佣金占比较低,分散风险功能弱,其他收入占比低,规避风险、公司治理等衍生功能匮乏。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变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虽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也充满挑战。利用多个国家微观数据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进行描述性统计比较,弥补了现有描述性统计主要集中于不同国家银行业层面、中国与个别国家商业银行的简单对比,缺乏多国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深入调查研究的不足。第四,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选取平均资产收益率和银行破产概率作为商业银行衡量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的被解释变量,净息差、非利息收入占比、多元化收入结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使用GMM方法分别对2005-2014年中国与4个发达国家和6个其他转轨国家的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1）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相同,扩大信贷业务、增加净利差的盈利模式显着提高了其盈利能力,但同时也加大了风险。（2）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不同之处,一是中国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业务显着提高了其盈利能力,而对其他转轨国家提高其盈利能力却有负向影响,对发达国家提高其盈利能力影响则不显着;二是多元化经营可以显着增加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并降低其风险,但只能显着降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风险,并负向影响其盈利能力。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能显着提高其盈利能力,但不能显着降低其风险。（3）中国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收入均能显着提高银行盈利水平,但这些业务均不能有效改善风险承担状况。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时盲目追求盈利并没有充分考虑规避风险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用微观数据揭示中国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及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两方面影响的显着差异,弥补了现有文献局限于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或风险单方面影响、没有把二者有机联系的不足。最后,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在盈利模式转型中提高盈利能力与加强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1）在盈利模式中改善资金配置,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功能。提高对实体产业的识别与预测能力,将银行服务链条与产业服务链对接,顺应实体产业发展。（2）加强行业监管,强化风险意识,纠正业务创新与监管套利的扭曲关系。商业银行应完善产品创新机制,严格执行监管制度。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机制有效性,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制度保障。（3）优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推动盈利模式良性转型。要加强银行董事会、管理层与监事会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从内在驱动盈利模式转型。银行要及时补充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4）实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经营,挖掘更大盈利潜能。要利用大数据深度挖掘,针对不同业务提供差异化的风险管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促进盈利模式从传统利差型向多元化的综合经营转变。（5）加强服务功能升级,选拔培育职业银行家,建立健全银行业T型人才培养机制,为盈利模式转型做好人才保障。
申博[6]（2018）在《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维护金融稳定是当前我国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而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创新的进程不断加快、种类不断增多,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高企,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的库存又非常突出,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出现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危险性日趋明显。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如何牢牢坚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这条底线,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现实课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度央行工作会议在确定全年十项主要任务时,特别强调要大力防范金融风险,明确提出金融市场发展总的原则是平稳健康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影响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近几年以来,我国金融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金融发展转型过程中,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如股市、汇市等领域的风险问题、影子银行、地方债务风险、违法犯罪风险、流动性风险不断涌现等。区域金融不稳定对系统金融风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区域金融风险诱发、积累、扩散,很容易造成全国性的系统金融风险。造成区域金融不稳定的因素中最具有现实性的一个因素就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而房地产市场问题中,最为紧迫的是房地产价格问题和库存问题。2015年国家明确提出去库存政策,说明房地产库.存积累已经触及了金融稳定的底线,而各地区实行去库存化政策之后,房地产价格问题又凸显出来,其中较不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的价格飙升问题,对当地金融稳定亦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房地产库存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否对不同区域金融稳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房地产库存和价格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联系性,而这种联系性在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之中是否有区别?本文正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探究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区域性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从去库存和抑制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角度,提出维护区域性金融稳定的一些对策。为实现上述研究任务,本文分为如下6章进行阐述:第1章:导论。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有关区域金融稳定方面的研究背景、理论价值、现实作用等,对国内外关于金融稳定、区域金融稳定、房地产行业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等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和评价,然后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配合框图对各章内容进行了概述,最后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第一节首先对金融风险的一般性理论进行阐释,界定了区域金融稳定的内涵,阐述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特点,论述了我国区域性金融稳定存在的隐患、影响因素以及危害性;第二节主要结合上述分析和中国国情对当前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方面提及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概括,将影响区域金融稳定的因素划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并考察了其代表性指标,旨在为第4章的实证研究的指标选取提供依据;第三节对本文关于区域金融稳定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本文拟以金融地理学理论为依托,强调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同时以空间计量经济学做为研究区域金融稳定的主要模型方法,并结合引力模型突出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性,本文第4章、第5章的实证分析正是以此为方法论基础;最后的第四节对本文关于区域金融稳定问题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图示和简要说明。第3章:房地产行业的区域差异性分析。第一节对我国的区域划分及城市等级划分进行界定,分析了 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差异性,进而论述了房地产行业总体发展状况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作用;第二节主要分析了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价格和金融体系数据,并通过图表直观显示了东中西部地区和代表性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和差异性,及其对当地金融体系的影响,发现较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房地产价格趋势和当地金融稳定的关系有所不同:相对于不发达地区,较为发达地区的房价和金融稳定相关指标的联系性偏弱。这不禁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房价飙升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是否因各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不同?第三节主要阐述了本文对于房地产库存的定义,并分析了 2009年以来各个地区房,地产库存量和金融体系数据的联系性和差异性,与上节类似,结合图表发现,相对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较为落后地区和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对于当地房地产价格、金融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发现,相对于不同省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房地产行业差异更为明显。由此,我们进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房地产库存对于当地金融稳定的影响是否不同?房地产库存对于房价的影响在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是否有所差异?接下来的第4章、第5章的实证工作,正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第4章:房地产行业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第一节利用第2章提出的指标对各省区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地区（如江苏、浙江等）在区域金融稳定综合评价当中位于前列;第二节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引入引力矩阵做为空间权重矩阵以更好地体现区域金融的联系性,同时,对各个地区的金融吸引力进行了排名,发现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金融吸引力较强;第三节将第一节得到的区域金融稳定综合得分做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将第3章分析的房地产价格指标、库存指标,以及房地产行业发展指标做为解释变量,然后将本章第二节的引力矩阵引入模型进行空间面板建模,结果发现对于不发达地区,房地产价格因素、房地产库存因素当中的人均积压库存、人均一般库存对于当地区域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更大。第5章:房地产行业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考虑到第3章的描述分析表明,房地产行业在城市之间的差异远大于在省区之间的差异,分析城市数据更具有现实意义,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难在整体上对各城市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建模,同时第4章分析结果表明,较为不发达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库存对于对区域金融稳定具有显着影响,而库存指标-待售面积在城市数据中具有可获得性,故本章重点研究了各个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以期在第4章结论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城市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进而推论城市房地产库存是否通过影响房地产价格来影响城市的金融稳定。结果发现:金融稳定受到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共同影响,参与建模的较为不发达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增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更紧密,而较为发达城市的房地产库存和价格的关系却不是很明显。所以,结合第4章的结论,我们推断较不发达城市房地产库存的增加,其对金融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说明,相对于发达城市,不发达城市应该更加谨慎的对待去库存政策。第6章:结论及政策建议。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本文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金融稳定均带来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更为严重。（2）房地产库存对于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就省区金融而言,较为发达的省区房地产库存保持适当存量有利于地区金融稳定,而落后省区房地产库存对区域金融稳定具有负面影响;就城市金融而言,房地产库存对于不发达城市的金融稳定同样具有不良影响。最后,本章结合区域金融稳定和房地产库存、价格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张琦[7]（2016）在《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跨期交互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文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SR）近年来颇受争议,企业是否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一直以来没有定论。如若企业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会造成一定的生产外部不经济性,此时就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反过来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则企业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但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甚至是不利,企业则不会承担社会责任或是出于被动地承担。究其根本,企业在权衡是否履行社会责任问题时考虑更多的是与企业自身发展相关的经济利益,因此,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其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前人多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单向当期影响进行研究,较少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交互性及滞后性影响,而根据达摩达尔·古拉扎蒂的理论,由于个人心理原因、技术原因以及制度原因,滞后性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选取研究较少的二者之间的跨期交互影响作为本文的研究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针对CSR与财务绩效（CFP）之间存在的跨期交互影响关系,把2011-2015年间国内沪深两市发布CSR报告的上市公司做为研究样本,根据wind数据库中有关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以及通过内容分析法得到的CSR评分,构建CSR与CFP之间相关关系的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二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分别选取滞后一期、滞后两期的CSR及CFP,研究二者之间存在的滞后性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滞后一期的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更为显着,而企业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的影响则在当期。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充实研究内容,本文还将所选取的样本公司分上证企业、深证企业分别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样本数据分上证企业与深证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总体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分别针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及监管部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对推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提高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具有现实性意义。
赵民伟[8]（2016）在《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对公司投融资政策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大量文献表明某些早期生活经历能对个体产生长远和持续的影响,却缺乏其对公司管理者所在公司政策的影响研究。为此,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微观层面研究管理者的早期特殊生活经历对其所在公司投融资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公司投融资政策的一个新解释因素,即管理者的某些早期特殊经历也能够影响公司投融资政策,其既能够解开观察到的某些悖论或异象,也能为公司治理和监管层提供政策参考依据。此外,该研究视角有助于解决以往研究中涉及的管理者特质或非理性与公司政策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自然实验的思想,利用不受人为控制的外部自然事件冲击管理者所形成的经历为研究对象,具体选定大饥荒和军队服役。一般认为该两件外部冲击性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相反,大饥荒幸存者容易表现出保守的特质,参军经历者则表现出激进的特质。本研究的具体过程:首先基于行为金融学搭建理论分析框架,以相关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的文献为基础,分析这两件外部特殊事件形成的早期生活经历会如何影响管理者的认知、信念和偏好等特质;然后基于这些影响的特征和途径,以传统经典理论模型为范式,分别建立大饥荒经历和参军经历对公司投融资政策影响的有限理性主观最优行为模型;接着以模型推导结论和相关研究假设为思想,分别设计实证检验了早期大饥荒经历和参军经历对公司融资政策、投资政策和创新活动的影响,最后给出了相关防范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管理者的早期大饥荒经历和参军经历能对管理者的行为选择和风险偏好起着显着且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会传导到其管理公司的融资、投资和创新政策上。（2）在年少时经历过大饥荒的公司管理者,相比他们的同行或公司前任管理者,表现出更保守的融资政策:他们会选择更保守的债务政策,并由此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导致更低的负债率;在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上,他们更偏好于使用短期的债务工具而避免背负长期债务。参军经历管理者会比同行选择更激进的融资政策,其参军经历显着提高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服役年限与负债率呈倒U型关系,并且对财务决策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不敏感,在财务信息披露上表现出更高的盈余管理水平,特别是正向的盈余管理。（3）在公司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上,不同的早期生活经历对管理者的影响不同。本研究没有发现早期大饥荒经历和参军经历的管理者与一般管理者存在系统性差异,然而在某些特定触发条件下,有特殊早期生活经历的管理者会表现特异: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经历过大饥荒的管理者,在决策公司投资水平时对公司的财务杠杆特别敏感,进而会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在公司现有财务杠杆较高时,其会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却也会增加公司的投资不足;参军经历管理者则对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敏感,也因此影响了公司投资效率,当公司持有的现金水平较高时,其所在公司投资过度的程度会高于同类一般公司。（4）早期大饥荒经历管理者和参军管理者,都会降低所在公司的创新费用,以及公司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特别是当公司约束治理环境较差时,或者是在国有企业中。
李佳,余景选[9]（2015）在《市场特征、基本因素双重考虑下的β值估计与股票未来收益》文中提出本文从公司基本因素出发,通过与市场特征、历史β值结合构建线性回归模型,用于预测下一年的βf值,并进一步分析预测的βf值与市场表现的βm值之间的比值（βf/βm）与股票未来超额回报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基于βf/βm高低分组的股票未来超额回报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并且可被用来构建投资组合。在控制了投资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增长率、销售增长率、市盈率等因素后,βf/βm对股票未来超额回报仍然具有显着预测作用。
王世文[10]（2014）在《交易所企业债收益率波动研究》文中提出波动率研究是金融风险计量和资产定价建模的基础。金融资产时间序列方差通常具有时变特点,但受波动难以直接观察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末,关于方差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学界与实务界对股票、外汇、债券和黄金等资产波动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以交易所企业债为对象的研究相对不足。根据资产定价理论,利率债、股权连接债与普通企业债波动的决定因素不同,需区别研究。根据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机制不同,开展独立研究也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有其特殊规律。2009年以来,交易所企业债发行、交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已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部分。本研究以交易所企业债指数连续复利收益率为样本,利用GARCH模型刻画了交易所企债收益率波动的特点。然后,从市场层面影响交易所企债收益波动率的因素出发,利用交易额、活跃度、股票市场溢出和Shibor等四个因素解释交易所企业债收益率的波动,探究微观市场结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交易所企业债收益波动率之间的关系。第一,对交易所指数收益率的特点进行了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证明该时间序列具有尖峰厚尾、波动丛聚特点,存在自相关性和正反馈效应,并非白噪声过程。波动对初始值敏感,而对市场随机因素不够灵敏,具有长记忆性和混沌特征。此外,波动也不具有杠杆效应和风险溢酬效应。第二,基于微观金融市场结构理论的考虑,以市场交易额和交易活跃度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交易所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结果证明2006-2013年期间,企债指数样本成交额对企债收益率波动并无影响。然后,通过两个阶段和不同指数收益率波动的比较分析,证明了交易额波动率和活跃度对企债收益波动率具有重要意义。二者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企债收益率波动的长记忆性,增强对市场随机新息的反应强度,也有助于消除杆杠效应,但是,对风险溢酬没有产生影响。第三,基于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理论的考虑,分析了股指波动率和企债30指数波动率之间的关系。二元BEKK模型证明股指波动率和企债30指数收益波动率之间存在一定溢出关系,但既不稳定,也相对较弱,多数时间是围绕零值附近上下频繁波动。参数估值结果还表明,联合冲击对协方差的敏感度远大于新息的冲击,股债溢出关系也存在聚类特性,波动溢出的持续性较强。此外,波动溢出存在较大的杠杆效应。第四,基于企债定价理论和货币政策传导理论的考虑,以Shibor为解释变量估计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对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描述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Shibor和Shibor波动率与企债30收益率之间并无确定关系。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包含Shibor的广义条件异方差模型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性,但是,从具体程度来看,Shibor波动率与企债30收益波动率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实际意义。综合来看,各部分的结论存在互相印证关系。交易额波动率和活跃度对企债收益率波动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近年来,交易所企债市场交易额波动趋于减弱,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也无明显改善,因此,二者对企债收益波动率的影响不够突出。股指波动溢出效应和Shibor波动对企债收益波动率的影响系数十分微小,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由此可见,长记忆性能够主导交易所企业债收益波动率的统计解释是,微观市场结构层面变量的影响系数较大,但是,变量本身变动微弱,难以发挥作用。而市场间溢出和货币政策层面的变量变动较大,但是,这些变量和交易所企债收益波动率之间不存在理论上的紧密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债券市场本质特点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原因。交易所企债市场并非有效市场,长记忆性与风险溢酬缺失制约了其在金融资产定价、货币政策传导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通过利用描述统计和时间序列计量法刻画了交易所企债收益率波动的特性,并从市场层面做出了解释,丰富了资产收益率波动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实践方面,对固定收益证券风险计量、合理定价和证券投资组合管理具有参考价值,对监管层和市场主办方发展完善交易所企债市场也具有借鉴意义。
二、杠杆系数、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衡量风险的辨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杠杆系数、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衡量风险的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1）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资本结构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新技术产业 |
| 二、高新技术企业 |
| 三、资本结构 |
| 四、融资约束 |
| 五、企业成长性 |
| 第二节 资本结构理论 |
| 一、古典资本结构理论 |
| 二、经典资本结构理论 |
| 三、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
| 四、动态资本结构理论 |
| 五、资本结构理论述评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的影响研究 |
| 二、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特征 |
| 第一节 高新技术企业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特征对比 |
| 第三节 不同融资约束及企业成长性下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特征 |
| 一、基于生命周期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特征 |
| 二、不同融资约束条件下高新技术企业资本结构特征 |
| 三、不同融资约束不同企业成长性条件下资本结构特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 |
| 二、不同成长阶段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比较 |
| 三、企业成长性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
| 第二节 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二、标准局部调整模型的估计 |
| 三、扩展局部调整模型的估计 |
| 四、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实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融资约束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调整 |
| 二、融资约束视角下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
| 一、考虑融资约束的标准局部调整模型 |
| 二、考虑融资约束的扩展局部调整模型 |
| 三、变量说明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实证检验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实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融资约束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影响的非对称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
| 二、融资约束视角下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估计方法 |
|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二、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
| 三、融资约束视角下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进一步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企业自身制定资本结构调整策略的对策建议 |
| 二、关于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进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2）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高管团队行为特征的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基本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金融化相关理论 |
| (一)预防性储蓄理论 |
| (二)融资约束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二、高阶梯队理论 |
| (一)高阶梯队理论 |
| (二)高阶梯队理论的第一次修正 |
| (三)高阶梯队理论的第二次修正 |
| (四)高阶梯队理论对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解释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 |
| 一、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一)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界定 |
| (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度量 |
| 二、团队与高管团队 |
| (一)团队的内涵 |
| (二)高管团队的界定 |
| 三、高管团队背景特征 |
| (一)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同质性及其度量 |
| (二)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异质性及其度量 |
| 四、高管团队行为特征 |
| (一)高管团队过度自信及其度量 |
| (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及其度量 |
| 第二章 实体企业金融化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样本企业金融化分布状况 |
| (一)样本企业金融化的总体状况 |
| (二)样本企业金融化的年度状况 |
| (三)样本企业金融化的行业状况 |
| (四)样本企业金融化的规模状况 |
| (五)样本企业金融化的性质状况 |
| (六)样本企业金融化的区域状况 |
| 第二节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总体状况与差异比较 |
| 一、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总体状况 |
| (一)实体企业金融化年度状况 |
| (二)实体企业金融化省际状况 |
| 二、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差异比较 |
| (一)不同区域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差异 |
| (二)不同性质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差异 |
| (三)不同行业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差异 |
| (四)不同规模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差异 |
| (五)不同融资约束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差异 |
| 第三章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一、高管团队性别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二、高管团队年龄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任职期限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四、高管团队教育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五、高管团队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六、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七、高管团队政治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变量定义与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一)主要变量总体分析 |
| (二)分类样本T检验 |
| (三)变量相关性检验 |
| 二、结果分析 |
| (一)高管团队性别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二)高管团队年龄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任职期限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四)高管团队教育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五)高管团队金融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六)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七)高管团队政治背景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内生性问题 |
| (一)倾向得分匹配 |
| (二)匹配后再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一、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过度自信 |
| 二、高管团队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变量定义与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一)主要变量总体分析 |
| (二)分类样本T检验 |
| 二、结果分析 |
| (一)高管团队性别特征、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二)高管团队年龄特征、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任职期限、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四)高管团队教育背景、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五)高管团队金融背景、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六)高管团队海外背景、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七)高管团队政治背景、过度自信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表 |
| 第五章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 一、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风险偏好 |
| 二、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第三节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的理论模型 |
| 一、风险厌恶指数 |
| (一)绝对风险厌恶指数 |
| (二)相对风险厌恶指数 |
| 二、效用函数选择 |
| 三、高管团队潜在风险偏好指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变量定义与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一)主要变量总体分析 |
| (二)分类样本T检验 |
| 二、结果分析 |
| (一)高管团队性别特征、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二)高管团队年龄特征、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三)高管团队任职期限、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四)高管团队教育背景、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五)高管团队金融背景、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六)高管团队海外背景、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七)高管团队政治背景、风险偏好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一)变换估计方法——随机效应 |
| (二)替换中介变量——AP指数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表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户技术采用研究 |
| 1.3.2 农户水土保持行为研究 |
| 1.3.3 农户资源禀赋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资源禀赋 |
| 2.1.2 水土保持耕作技术 |
| 2.1.3 农户技术采用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计划行为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2.4 集体行动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机理 |
| 2.3.1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2.3.2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2.3.3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采用决策的影响 |
| 2.3.4 农户资源禀赋对水土保持耕作采用效果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3.2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情况 |
| 3.2.1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情况分析 |
| 3.2.2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情况分析 |
| 3.2.3 样本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情况分析 |
| 3.2.4 样本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效果分析 |
| 3.3 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农户对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认知水平不高 |
| 3.3.2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低 |
| 3.3.3 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实际采用率偏低 |
| 3.3.4 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生态效果评价不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资源禀赋测度 |
| 4.1 资源禀赋测度体系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指标设计原则 |
| 4.1.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 资源禀赋测度过程 |
| 4.2.1 资源禀赋水平测度方法 |
| 4.2.2 资源禀赋水平因子分析结果 |
| 4.2.3 资源禀赋结构测度方法 |
| 4.2.4 资源禀赋分析结果 |
| 4.3 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1 经济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2 自然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3.3 社会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5.3.1 统计推断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资源禀赋水平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的影响 |
| 5.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认知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6.3.1 统计推断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资源禀赋和技术认知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
| 6.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意愿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7.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7.3.1 统计推断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资源禀赋和采用意愿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 |
| 7.4.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决策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效果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2 数据、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8.3 统计推断与模型构建 |
| 8.3.1 统计推断 |
| 8.3.2 模型构建 |
| 8.4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影响 |
| 8.4.1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经济效果的影响 |
| 8.4.2 资源禀赋对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生态效果的影响 |
| 8.5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和生态效果分析 |
| 8.5.1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经济效果分析 |
| 8.5.2 不同资源禀赋类型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生态效果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产权性质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概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高管背景特征相关概念 |
| 2.1.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概念 |
| 2.1.3 产权背景相关概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高层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信号传递理论 |
| 2.2.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均质性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2 异质性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 变量描述 |
| 3.2.1 被解释变量 |
| 3.2.2 解释变量 |
| 3.2.3 控制变量 |
| 3.3 模型构建 |
| 3.4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多重共线性分析 |
| 4.4 多元回归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建议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附录 研究样本原始数据表 |
（5）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与评述 |
| 1.2.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内涵 |
| 1.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影响因素 |
| 1.2.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
| 1.2.4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 |
| 1.2.5 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的国别比较 |
| 1.2.6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2 基本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
| 2.1.2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
| 2.1.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衡量指标 |
| 2.1.4 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及风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2 范围经济与管理约束理论 |
| 2.2.3 多元化经营理论 |
| 2.2.4 信息不对称与有效市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理论建模 |
| 3.1 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与基本假设 |
| 3.1.1 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 |
| 3.1.2 模型的基本假设 |
| 3.2 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理论建模 |
| 3.2.1 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逻辑关系 |
| 3.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理论模型的求解与理论分析 |
| 3.2.4 模型适用性分析 |
| 3.3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理论建模 |
| 3.3.1 银行盈利模式与风险的逻辑关系 |
| 3.3.2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建模 |
| 3.3.3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理论模型求解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功能差异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国际比较 |
| 4.1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层次对盈利模式的决定机制 |
| 4.1.1 商业银行的价值体现 |
| 4.1.2 实体经济发展阶段与不同金融主体的优势 |
| 4.1.3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层次对盈利模式的决定作用 |
| 4.2 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与其他国家比较 |
| 4.2.1 动员储蓄的基本功能比较 |
| 4.2.2 配置资本的核心功能比较 |
| 4.2.3 派生或衍生性功能比较 |
| 4.3 本章小结 |
| 5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1.2 变量的选择 |
| 5.2 回归模型设定 |
| 5.2.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盈利能力影响的模型设定 |
| 5.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风险影响的模型设定 |
| 5.2.3 模型的技术处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国与他国商业银行服务功能存在差异 |
| 6.1.2 中国与他国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及风险影响存在差异 |
| 6.2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提升与风险防控的建议 |
| 6.3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6.4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本文的理论价值 |
| 1.2.2 本文的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状况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6.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
| 2.1 区域金融稳定理论简介 |
| 2.1.1 区域金融稳定的内涵 |
| 2.1.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特点 |
| 2.1.3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危害性 |
| 2.1.4 金融风险评估系统及其在区域性金融稳定研究中的适用性 |
| 2.2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影响因素 |
| 2.2.1 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一般影响因素 |
| 2.2.2 设置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对相关因素的取舍 |
| 2.3 区域金融稳定研究的理论依托及分析框架 |
| 2.3.1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理论指导:金融地理学 |
| 2.3.2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技术指导:空间计量经济学 |
| 2.3.3 区域金融稳定的区域联系新领域:引力模型 |
| 2.4 区域金融稳定的研究框架 |
| 第3章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1 关于区域划分及城市等级划分 |
| 3.1.2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1.3 房地产行业发展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2.1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2.2 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3 我国房地产库存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3.1 房地产库存相关指标的界定 |
| 3.3.2 我国房地产库存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
| 3.3.3 房地产高库存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房地产行业对省区金融稳定的影响 |
| 4.1 区域金融稳定综合评价 |
| 4.1.1 区域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计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
| 4.1.2 基于因子分析的区域金融稳定综合指数的计算 |
| 4.2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简介及空间权重的设定 |
| 4.2.1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简介 |
| 4.2.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
| 4.3 房地产行业对各省区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检验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2 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模型选择 |
| 4.3.3 模型结果 |
| 4.3.4 基本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房地产行业对城市金融稳定的影响 |
| 5.1 房地产行业对城市金融稳定的影响路径 |
| 5.2 城市房地产价格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区域非均衡性 |
| 5.3 房地产库存对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
| 5.3.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3.2 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模型选择 |
| 5.3.3 模型估计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本文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房地产去库存视角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基本对策 |
| 6.2.2 抑制房地产价格暴涨视域下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现实性对策 |
| 6.2.3 兼顾去杠杆与去库存,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房地产政策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跨期交互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评述 |
| 2.1 企业社会责任及评价方法 |
| 2.1.1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 |
| 2.1.2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方法 |
| 2.2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 综合社会契约理论 |
| 3.3 社会影响假说 |
| 3.4 研究假设 |
| 3.4.1 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
| 3.4.2 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指标说明 |
| 4.2.1 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说明 |
| 4.2.2 财务绩效的指标说明 |
| 4.2.3 其他变量的说明 |
| 4.3 构建模型 |
| 4.4 研究方法 |
| 第5章 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跨期交互影响研究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
| 5.3.1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
| 5.3.2 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5.4 上证企业、深证企业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
| 5.4.1 上证企业、深证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
| 5.4.2 上证企业、深证企业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本文贡献 |
| 6.2.1 理论贡献 |
| 6.2.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8）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对公司投融资政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管理者特质与公司投融资政策 |
| 1.2.2 管理者非理性与公司投融资政策 |
| 1.2.3 管理者个人经历与公司投融资政策 |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主要研究问题和概念界定 |
| 1.3.1 主要研究问题 |
| 1.3.2 主要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点 |
| 第2章 早期生活经历对管理者的影响分析 |
| 2.1 早期经历对管理者影响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 |
| 2.1.1 早期经历对管理者影响的理论依据 |
| 2.1.2 影响分析框架 |
| 2.2 大饥荒的背景因素 |
| 2.2.1 1959-1961 年大饥荒的情况及影响 |
| 2.2.2 大饥荒的相关成因 |
| 2.3 大饥荒对管理者的影响分析 |
| 2.3.1 认知上重点关注储蓄率和负债水平 |
| 2.3.2 非理性的预防性信念 |
| 2.3.3 节俭的行为偏好 |
| 2.3.4 极度风险厌恶和决策保守 |
| 2.4 参军的背景因素 |
| 2.4.1 心理素质和价值观的培养 |
| 2.4.2 高效的军事生活 |
| 2.4.3 武器和军事训练等刺激源 |
| 2.5 参军对管理者的影响分析 |
| 2.5.1 认知上重点关注已有资源 |
| 2.5.2 自信和乐观的先验信念 |
| 2.5.3 激进的行为偏好 |
| 2.5.4 对风险不敏感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早期生活经历影响公司投融资政策的理论分析 |
| 3.1 基本假设 |
| 3.2 早期生活经历影响资本结构决策的理论与模型分析 |
| 3.2.1 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规范模型 |
| 3.2.2 早期大饥荒经历影响资本结构决策的理论分析 |
| 3.2.3 参军经历影响资本结构决策的理论分析 |
| 3.3 早期生活经历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理论与模型分析 |
| 3.3.1 公司投资决策的规范模型 |
| 3.3.2 早期大饥荒经历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 |
| 3.3.3 参军经历影响公司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与公司融资政策 |
| 4.1 管理者早期大饥荒经历与公司融资政策 |
| 4.1.1 研究假设 |
| 4.1.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4.1.3 变量界定和模型设定 |
| 4.1.4 描述性统计 |
| 4.1.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1.6 考虑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的影响 |
| 4.1.7 稳健性检验 |
| 4.2 管理者参军经历与公司融资政策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4.2.3 变量界定和模型设定 |
| 4.2.4 描述性统计 |
| 4.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2.6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与公司投资政策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5.2.2 变量界定 |
| 5.3 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管理者早期经历与公司投资水平 |
| 5.4.2 管理者早期经历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出生队列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5.5.2 重新定义参军经历 |
| 5.5.3 重新对高杠杆和高现金持有量分组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与公司创新活动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界定和模型设定 |
| 6.3 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早期大饥荒经历与公司创新活动 |
| 6.4.2 参军经历与公司创新活动 |
| 6.5 公司治理和所有制的影响 |
| 6.5.1 公司治理的影响 |
| 6.5.2 所有制的影响 |
| 6.5.3 交互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出生队列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6.6.2 计量技术的稳健性检验 |
| 6.6.3 关于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防范管理者早期经历偏差影响的对策研究 |
| 7.1 改变公司治理观念 |
| 7.2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
| 7.3 完善外部治理机制 |
| 7.4 深化国有产权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市场特征、基本因素双重考虑下的β值估计与股票未来收益（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样本 |
| (一)样本数据 |
| (二)变量的界定 |
| (三)模型设计 |
| (四)线性回归 |
| (五)优越性和准确性分析 |
| (六)βf与 βm的比较分析与股票未来回报 |
| (七)稳定性检验 |
| (八)规律解释和投资方法 |
| 四、结论及不足 |
（10）交易所企业债收益率波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 |
| 1.2 企业债的定义与范围 |
| 1.2.1 广义企业债券及其范围 |
| 1.2.2 交易所企业债及其范围 |
| 1.3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3.1 选题背景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债收益率的定义 |
| 2.2 收益率波动计量研究的进展 |
| 2.2.1 波动率研究概述 |
| 2.2.2 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及其估计方法 |
| 2.3 收益率波动影响因素理论 |
| 2.3.1 市场微观结构对企债收益率的影响 |
| 2.3.2 股市波动溢出对企债收益率的影响 |
| 2.3.3 货币市场利率对企债收益率的影响 |
| 2.4 研究述评 |
| 2.4.1 研究对象选择述评 |
| 2.4.2 研究方法述评 |
| 2.4.3 波动率成因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交易所企业债市场的发展 |
| 3.1 交易所企业债市场的发展意义 |
| 3.1.1 有利于为企业提供高效融资途径 |
| 3.1.2 有利于建立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 |
| 3.1.3 有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 |
| 3.2 交易所企业债市场交易机制 |
| 3.2.1 交易机构 |
| 3.2.2 交易方式 |
| 3.2.3 结算方式 |
| 3.3 交易所企业债市场发展分析 |
| 3.3.1 发展概述 |
| 3.3.2 发行与交易制度创新 |
| 3.3.3 发行规模比较 |
| 3.3.4 存管规模比较 |
| 3.3.5 交易情况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交易所企业债指数收益率波动的特点 |
| 4.1 交易所企债指数时间序列的特点 |
| 4.1.1 企债指数编制方法 |
| 4.1.2 企债指数时间序列的特点 |
| 4.2 企债指数收益率描述统计分析 |
| 4.2.1 企债指数收益率的分布 |
| 4.2.2 企债指数收益率时间序列的特征 |
| 4.2.3 企债指数收益率月度变化特征 |
| 4.3 企债指数收益率ARMA模型 |
| 4.3.1 平稳性检验 |
| 4.3.2 白噪声检验 |
| 4.3.3 ARMA模型阶数的识别 |
| 4.4 企债指数收益率波动的长记忆性 |
| 4.4.1 异方差性(ARCH)检验 |
| 4.4.2 企债收益率波动的长记忆性 |
| 4.5 企债收益率波动的杆杠效应 |
| 4.6 企债收益率波动的风险溢酬效应 |
| 4.6.1 对风险溢酬效应的初步识别 |
| 4.6.2 对风险溢酬效应的再识别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交易对交易所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 5.1 上证企债指数样本交易额概述 |
| 5.2 含交易量企债收益率异方差模型的估计 |
| 5.2.1 成交额增长率的稳定性检验 |
| 5.2.2 ARMA-GARCH-V模型构建与估计 |
| 5.3 交易额增长率同企债收益波动率关系的描述统计 |
| 5.3.1 交易额增长率同企债收益率的相关性 |
| 5.3.2 交易额增长率同残差、条件方差的相关性 |
| 5.3.3 企业债个债交易额同涨跌幅的关系 |
| 5.4 交易额增长率对企债收益波动率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4.1 交易额增长率对企债收益波动率的影响 |
| 5.4.2 交易额增长率对企债收益率波动影响的分阶段比较 |
| 5.4.3 交易额增长率对企债收益波动率的滞后影响 |
| 5.5 活跃度对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 5.5.1 市场活跃度解释及衡量指标选取 |
| 5.5.2 企债30收益ARMA模型估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股指波动对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 6.1 股指收益率特点及其分布 |
| 6.1.1 股指收益率序列特点概述 |
| 6.1.2 股指收益率的风险溢酬现象 |
| 6.1.3 股债之间的跷跷板效应 |
| 6.1.4 股指收益率分布的特点 |
| 6.2 股债收益率残差与条件异方差比较 |
| 6.2.1 股指收益率稳定性和自相关检验 |
| 6.2.2 股指收益率GARCH模型估计 |
| 6.2.3 股债残差与条件异方差比较 |
| 6.3 股债收益率波动溢出多元GARCH模型 |
| 6.3.1 diag-BEKK模型概述 |
| 6.3.2 股债指数收益率diag-BEKK模型构建 |
| 6.3.3 股债指数收益率diag-BEKK模型估计结果 |
| 6.3.4 对二元SCALAR -diag-BEKK模型的修正 |
| 6.3.5 门限二元SCALAR -diag-BEKK模型及其解释 |
| 6.3.6 条件协方差序列的波动性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Shibor波动对企债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 7.1 Shibor波动对企债指数收益率波动的影响 |
| 7.1.1 Shibor及其在企债定价中作用 |
| 7.1.2 Shibor及其复利收益率的描述统计 |
| 7.3 Shibor收益率与企债30收益率之间的VAR关系 |
| 7.3.1 相关方法概述 |
| 7.3.2 VAR模型估计及其经济解释 |
| 7.4 Shibor收益率对企债30收益率广义异方差的影响 |
| 7.4.1 将Shibor及其收益率引入均值方程的计量结果 |
| 7.4.2 将Shibor及其收益率引入条件异方差的计量结果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结论的应用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发表文章和课题 |
| 致谢 |
四、杠杆系数、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衡量风险的辨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性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视角下的研究[D]. 刘砾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高管团队特征与实体企业金融化[D]. 祁让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资源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D]. 刘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4]产权性质视角下高管背景特征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D]. 周学振. 江苏大学, 2020(05)
- [5]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D]. 张东辉.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6]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申博.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5)
- [7]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跨期交互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D]. 张琦. 北京理工大学, 2016(03)
- [8]管理者早期生活经历对公司投融资政策的影响研究[D]. 赵民伟. 湖南大学, 2016(03)
- [9]市场特征、基本因素双重考虑下的β值估计与股票未来收益[J]. 李佳,余景选. 浙江金融, 2015(02)
- [10]交易所企业债收益率波动研究[D]. 王世文. 苏州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