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忠军[1]（2021）在《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研究 ——以云南省南涧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为了强化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2013年国务院首次提出“放管服”。2014年党中央对“简政放权”提出更明确的要求。十九大以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党中央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更加强调通过“简政放权”推进“放管服”改革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做到真正的服务于民。基于以上政策背景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大众对政务服务的服务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提供政务服务时“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仍然存在,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来优化政务服务意义重大。南涧县贫困人口较多,受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全面推进“放管服”难度较大,本文从政府的视角出发围绕梳理南涧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痛点,本着高效便民、本着利企利民,研究南涧县“放管服”改革下南涧县的政务服务优化情况,为南涧县全方位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务服务的服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本文梳理了当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资料,综合运用文献法、调研法以及访谈法对南涧县现阶段的政务服务优化情况展开研究,深入了解了南涧县“放管服”改革下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的现状,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取得成效等内容。发现南涧县在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水平的过程中存在简存在如简政放权不够充分,改革与发展不匹配,电子政务和监管方式滞后等问题,提出了如政务服务标准化,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创新监管方式等优化策略来提高政务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来满足广大群众和企业的服务需要。
焦响乐[2]（2021）在《敦煌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睒子本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本生故事题材,在印度、中亚地区及国内各大石窟、造像碑中均有出现,通常以壁画或浮雕的形式表现。本文从印度睒子本生故事画入手,以经典内容与图像情节对照的方式进行分析,认为其所据经典以巴利文《本生经》为主,《罗摩衍那》为辅。敦煌莫高窟现存睒子本生故事画的经典依据基本为《佛说睒子经》。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集中出现在北周至隋时期,其反映的思想与北朝时期盛行的禅观与法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忠孝思想,因此睒子本生所体现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碰撞与融合的结果。本文结合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所据的经典、反映的思想以及麦积山石窟睒子本生故事画对其构图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传承关系进行推断,认为莫高窟现存睒子本生故事画是受到以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北方中原地区的睒子本生故事画的影响,并非受到龟兹石窟为中心的西域本生故事画的影响。在国内各石窟中,从睒子本生故事画的构图与技法来看,各地睒子本生故事画相互借鉴,既有相似之处又保留各自的特色。其中通过对麦积山石窟睒子本生故事画与敦煌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的对比,可知中原地区的文化向西传播,对莫高窟、凉州地区的佛教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地之间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多元化的佛教艺术。
逯阳[3]（2021）在《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射礼文化作为中华传统礼仪文化与古代弓矢竞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历经千年的沉积和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的政策导向下,深入挖掘传统射礼文化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把传统射礼文化融入到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加快传统射礼文化复兴的发展路径是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德育价值、体育价值、美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传承价值、娱乐休闲价值、外交价值七个层面分析了新时代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以宋代射礼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文化思想四个层面对宋代射礼文化复兴发展背景展开研究,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维度对宋代射礼文化表现形式和功能性质进行深入地挖掘研究,探索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宋代政治集中、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为传统射礼文化复兴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导致宋代射礼文化性质、形式、功能的多样化发展。宋代射礼文化在复兴发展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军礼”的束缚,纳入到了“嘉礼”这一体系,宋代宴射礼盛行,民间射箭运动广泛开展。传统射礼形式的演进更新,均彰显了宋代射礼文化的娱乐性和互动性,同时射礼文化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宋代政治活动、教育活动、军事活动、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今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通过数据检索、实地考察,以射礼仪式、师资培训、射礼赛事、射礼活动四大类型,对当今社会中射礼文化复兴的相关活动进行归纳整理。通过对射礼文化复兴现状的研究分析,发现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过程存在以下问题:1.传统射礼理论体系丞待完善;2.新旧文化的碰撞;3.师资力量的匮乏;4.群众基础薄弱;5.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射箭文化的轻视。这些问题阻碍了射礼文化的复兴发展进程,通过对宋代传统射礼文化复兴发展的研究,总结历史发展经验,以古鉴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和现状,针对传统射礼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之路,基于社会融入的理论观念,对传统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提出了以下建议:1.构建完善射礼理论体系;2.组织举办射礼相关赛事;3.学校开设射礼相关课程;4.组织建设射礼兴趣社团;5.开展社区休闲射礼活动;6.建设体育旅游射礼项目;7.制作文艺传媒射礼作品。
梁尧[4]（2020）在《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信用惩戒研究》文中指出法律维度的“信用”是指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履行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状况,可用“信用惩戒”指称行政主体以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依托负面信用信息给予相对人以惩处的一类行政行为。完整的信用惩戒呈现阶段性法律构造,包括失信信息归集评价、失信信息列入、失信信息公布和失信惩处、约束等若干阶段,伦理学、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等多个学科可以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围绕“行政黑名单”的法律性质,学者们相继提出单一行政行为说、效果的形式化分析说和行政法律关系分析说等诸多学说,对于界定信用惩戒的行政法律性质具有参考意义。运用行政过程论的方法论,可将信用惩戒的归集、评价阶段定性为内部程序行为,失信信息列入“行政黑名单”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信息共享行为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公布行为主要是一种声誉罚,各种惩处、约束措施均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可见,信用惩戒具有制裁性,但由于其程序与行政处罚程序相接续、失信信息公布与行政处罚结果公开有差异、“失信并科”与“一事不再罚”相包容,其实施仍不会违背行政法上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当前,信用惩戒面临失信信息归集标准不一、失信信息评价功能异化、失信信息公布条件不明和惩处、约束措施适用失范的法治拷问。究其原因,与替代传统监管手段的目标性质、信用体系建设的急躁冒进和信用惩戒立法的效力层级偏低、内容粗疏不无关系。对信用惩戒进行法治化改进,势在必行,首先要做的是明确信用惩戒的法律依据。此外,应予归集的失信信息须限定为“运用现有制裁手段仍不足以实现制裁目的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信息”,行政权不宜突破这一界限逾越到可由道德调整的领域。失信信息的评价,不得侵袭市场的信用决定权。根据信用惩戒的运行机理,只有经过听证、调查和咨询程序认定相对人的行为侵犯到一定范围内“公共利益”的,该信息才可被予公布。包括失信信息公布在内的整个惩戒阶段,皆受关联性原则的调整,公布行为与其他社会主体行为选择之间、惩处约束措施与失信行为性质之间、联合惩戒启动与违法失信程度之间均须具有实质的关联性。诸多措施中,明确法律依据是根本。综合考虑《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因素可知,只能在狭义法律层面明确信用惩戒的制度依据,且该目的只有通过制定统一的社会信用基本法才可实现,而将信用惩戒写入《行政处罚法》则不是可取的选择。
焦晗粤[5]（2020）在《兰州水烟研究》文中指出兰州水烟是甘肃省名产之一,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由于其品种优异,在国内颇具盛名,省内其他地区生产的水烟也以“兰州水烟”的名义销售牟利。兰州水烟生产加工技艺的更迭,记录了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甘肃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兰州水烟最晚在清康熙年间开始种植,乾隆年间便已在部分地区盛行起来,此后兰州水烟在文献中频繁出现,诗词佳作中也被屡屡提及。本文以域外作物引种以及农业历史地理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水烟在兰州地区的本土化过程。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分析水烟传入兰州的时间、方式及路线等,同时对兰州水烟种植技术与加工技术发展变迁进行全面历史考察,正是因为兰州劳动人民的智慧使得水烟品质不断提升,水烟产品向加工技术精细化、品种多样化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推断兰州水烟之所以扬名天下,是因为三大特色:兰州水烟配方的科学性,兰州水烟吸食方法的先进性,兰州水烟的医疗保健性。水烟曾经的辉煌不仅因为自身质量的优异,其对近代甘肃带来的经济贡献非同小可,除改变当时各阶层生活方式外,水烟业的发展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税收,促进当地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甚至加速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兰州水烟的文化价值在省内诸多特产中也是无可比拟的,明清时期中医就曾对烟草的功效开展颇多研究,对其医药价值给予充分肯定。不仅如此,水烟曾一度与身份地位挂钩,掀起一股收藏的狂热风潮。因水烟的吸食方式较温和,其在女性中也大受欢迎。水烟的落寞与战争不无关系,抗日战争导致水烟的运销线路全面截断,无数烟坊倒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随后卷烟便传入进来,水烟市场被侵占,逐渐走向衰败。如今水烟的制作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甘肃省特色旅游的活字招牌,吸食水烟的人在减少,但水烟当时的文化价值保留了下来,文章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兰州水烟,结合当下,健康、合理的发展水烟这种嗜好性产品,引起旅游部门的注意,将其特色宣传出去,为甘肃的特色旅游事业添砖加瓦。
史灵娟[6]（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于广益[7]（2019）在《政府信息公开 ——权利与规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简称《条例》）的出台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开端。《条例》实施以来已十年,已在现有制度环境内形成了巨大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一制度的实践,也为当下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源。但与此同时,政府信息公开经过十年实践,也呈现出一系列突出问题,主动公开不足,依申请公开不规范,公开情况与社会期待仍有差距。2016年2月,中办国办《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将“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再度拉回学界的视野中心,其中“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的提法,再结合《条例》新修订的背景,被认为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机遇。总结十年的实践经验,直面存在问题,梳理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政府信息公开的践行路径有其必要性。我国信息公开现阶段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非仅在法规与技术层面,而在于信息不公开的影响对信息公开价值体系的消解,这种消解将极大的削弱信息公开的权利价值,并进一步增加了信息公开制度的工具性。当然,信息公开的合法豁免具有规范文本标准可供参考,尤其是域外信息公开法规对所谓的公开例外原则有着较为成熟的应用。而国内法规在移植过程中,因应中国的信息公开趋向,在例外列举、关联申请、主动公开等方面作出了调整,其对信息公开在国内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多重复合的影响。除此之外,还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司法判例等其他类型的法源对信息公开例外情况进行附加补充,以适应行政和司法实务中的情形。在实务选择之中,对秘密、安全、稳定类信息一般明确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而对内部、过程、隐私类信息则存在多向解读,其界限认定和公开与否均无明确依据可以遵循,而对模糊、缺损、加工类信息,还会因为程序中断导致一系列行政和法律后果。实务中对于信息不公开的最终选择,在某些特定条件和特定领域之下,很可能引发后续程度不同的风险,从个体性的维权抗争,到组织通过集体抱团进行反制,或是以群体性的暴力形式表达异议。从制度设计维度,信息公开现有的机制架构面临着日益紧张的张力。我国对于信息获取关联限制性条款（三需要条款）从设立之初就存在争议。显然立法者设定关联限制性条款的意图是让我国信息公开初期的口径有序扩大,并留给行政机关时间以自我调适逐步适应信息公开的外部环境。但这种对信息公开申请设置门槛的要求与信息公开保障权利之间产生了内在悖论,因而导致三需要条款面临巨大争议。另外,三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也因缺乏规范要求而行政裁量权过大,在信息公开初期易被行政机关滥用于逃避公开义务,在近期却又成为规制申请滥用的唯一手段,这种角色的变幻也凸显了我国信息公开的复杂形态。与此同时,对申请处理补正程序如何适用一直存在语义分歧,补正原则模糊的抽象表述使行政机关辨识补正类别时无所适从,陷入应补正的未补正,不应补正却补正的乱象,司法机关在后续的审判中面临着相似的情况。对申请内容认定和补正程序运用的偏差,导致补正处理在信息公开申请办理中始终在弃置与滥用两极之间摆荡。对于整个公开制度体系而言,现阶段其实仍是偏重单项制度的先行推进,缺乏相关协同制度的联动。对于行政决策进程的参与一直缺乏相关的公开渠道,即便是形式上的一些松动,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参与效果。而对于政府信息的对外发布,则面临着专业技术对话语的垄断,基本以单向传达的形式向外界进行传播,注重专业性与单一性,尤其是在环境信息类发布的案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话语体系构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正在被碎片化的信息涌动所削弱。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另一制度根源则是协商民主原则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应用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善。随着信息的不断流转,对信息流动的各个过程也缺乏有效监督,其中内部纠错偏重自上而下的考核,侧重形式上的被动回应,而所谓的中立性的评估机构并没有独立产生多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三方监管力量并没有形成气候。信息民主和信息公平尽管在信息公开制度领域已经有了隐性的制度安排,但仍需要实质性的举措予以推进和落实。上述未解决的内在矛盾,致使信息公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面临着颇多的现实困境。由于权利之间关系的混沌,信息公开权在与其他权利竞合时,价值排序难有统一标准。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这一组关系,多数情况以知情权优于隐私权的趋向出现,但又产生隐私权被侵害之嫌。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商业保密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中,似乎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上就可以牺牲商业秘密,这类做法尽管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对信息公开不足进行弥补,但过于笼统的公开理念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对其他主体利益的保护。而在申请权与申请权之间,在行政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少数人的权利滥用会对其他人的权利伸张产生倾轧,迫切需要有效规制。上述实务中的争议有一定概率会转为司法纠纷,其中围绕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定义范围的争议就占了很大比例,条款规定的不明确导致司法角度对公开范围的申请常面临着余地较大的选择范围,因此类似案件产生不同司法审判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不过随着经验的累积和权威案例的发布,现阶段司法审判的重点逐渐集中于对信息公开答复的程序审查。另一类困境来源于信息公开需求的扩张与信息公开供给的错位。由于信息作为资源的价值不断凸显,或作为博弈手段,或作为涉诉工具,或用以商业竞争,种种的诉求导致需求在持续扩展,但是现有的制度瓶颈使得信息诉求释放的非常有限。在初始目标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公开维权的方式开始异化,滥用申请权利的情况开始出现,这就使得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愈加严重。而应以主动公开为主的信息公开模式,实务中却主要以依申请公开形式公开,两者的倒置暴露了我国公开模式的原生问题。除此之外,过于强调新技术对于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打通技术壁垒和信息孤岛。仅靠技术单方面的改造确实可以提升公开效率,可以使公开形式更为多样,公开维度更为多元,但是要在公开内容和范围形成突破,实现与公开需求的深度对接,更核心的是供给机制的内在革新。要从信息公开实践中的困境脱身,应以权利的逻辑来探究信息公开的规制路径,从信息公开原点出发,实现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与实践经验的贯穿与自洽。随着权利理念的萌芽,知情的理念就已经逐步在滋长和蔓延,随着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传统的权利对理念增生的启蒙,信息公开权利不仅是停留在愿景当中的权利,更是向具象化实体化发展,并对于公权机关规定了更多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对于权利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议一直没有停歇,从知情权、信息自由、表达自由以及其他与公开有关的权利研究,为信息公开权利逻辑的架构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另一大背景则是传统的行政惯性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随着这种惯性的不断弱化,个体权利开始逐步觉醒,并从个体案例向群体观念普及。而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外部环境对制度创设的催生,包括信息开放全球共识的成型,公共利益对于信息公开的需求愈加迫切,再辅以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和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新型权利概念的提出,实质上是对传统权利的一次隐性的升级,而包括信息公开权利在内的新兴权利的进一步发展为信息公开立法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关键推力,同时也将权利的理念始终内嵌于信息公开立法的全过程。因此,信息公开规制的建构路径应从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进行思考。理论更迭方面,应考虑对公开功能的定位进一步确立,凸显其对信息获取程序的规范,同时也使其从过于集中的社会预期中一定程度的抽离,并将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性进一步结合,对公开体制的弹性和刚性实现一定程度的平衡。同时必须跳出信息公开制度而从协同制度建设入手,如决策参与制度、民主协商制度、信息纠错制度等的创立入手,与公开制度形成制度链接,以共同处理混杂各类权益的综合需求。制度再造方面,在公开法规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应通过领域内具体细分的规则形成互补的格局,以公开合法性向公开合理性进一步提升。技术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畅通信息公开渠道,提高信息公开发布效率,改善信息公开服务质量都需要技术改造与升级。公开领域指南、标准、规范的空白,则可以通过制度的改革进行填充,从原则性的文字表达转换至刚性的、具备实操性的体制并定期更新以适应新情况的变化。而建构路径的底层进路毫无疑问是权利的实质释放。上述法规、文件、标准的建构和完善的初级目标,是对信息公开权利的基础的保障,包括信息获取权利的救济程序、行政机关公开义务的明晰化和程序化。下一步则是对权利的界限进行厘定,将知情权、信息获取权、信息自由权、信息申请权等相关权利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梳理,并将权利逻辑能无碍的体现在制度建设之中。除了信息公开权利之外,对于申请权与申请权、申请权与隐私权、申请权与秘密权、申请权与参与权的权利价值竞合也应找到有序共处的合理排序,而非互相倾轧的乱局。从权利的内核、边界、平衡的逻辑链条对信息公开规制进行透视,才能找到兼具可行性和稳定性的进路。
李克锡,毛瑞瑞[8]（2019）在《减税降费政策背景下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将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重点降低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税费负担,让民营中小企业与微小企业更容易生存与发展。本文分析了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的国内外背景,以及减税降费政策对甘肃及天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当前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进宝[9]（2019）在《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纪念张鸿勋教授逝世三周年》文中研究指明天水师范学院已故张鸿勋教授是着名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他那个时代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研究起步早、起点高,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和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问联系起来考察,将俗文学和雅文学、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从而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黄毓芸[10]（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二、《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研究 ——以云南省南涧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国外研究动态 |
| (二)国内研究动态 |
| (三)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放管服”改革 |
| 二、政务服务 |
| 三、政务服务中心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 |
| 第二章 “放管服”改革的发展历程及对政务服务优化的挑战 |
| 第一节 “放管服”改革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 |
| 一、“放管服”改革的发展历程 |
| 二、“放管服”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放管服”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放管服”改革对政务服务优化的挑战 |
| 一、“放管服”改革要求明确政务服务优化的主体 |
| 二、“放管服”改革要求明确政务服务优化的对象 |
| 三、“放管服”改革要求明确政务服务优化的项目 |
| 四、“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政务服务的提供方式 |
| 五、“放管服”改革要求强化政务服务优化的保障体系 |
| 第三章 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南涧县基本情况 |
| 一、南涧县概况 |
| 二、南涧县政务服务管理服局的基本情况 |
| 三、南涧县政务服务管理服局的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的背景 |
| 一、我国政务服务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基于“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优化取得的成效 |
| 三、云南省基于“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优化的具体实践 |
| 第三节 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的现状 |
| 一、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的主要措施 |
| 二、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成效 |
| 第四章 南涧县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困境及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南涧县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困境 |
| 一、基层承接能力不足 |
| 二、信息壁垒尚未完全打通 |
| 三、放权协调性精细化程度不高 |
| 四、改革与配套不同步 |
| 五、电子政务发展相对滞后 |
| 六、监管方式相对滞后 |
| 第二节 南涧县政务服务优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服务观念转换不彻底 |
| 二、“简政放权”不够充分 |
| 三、原有工作模式难以转变 |
| 四、新形势对工作人员的高标准 |
| 第五章 南涧县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
| 一、基础设施标准化 |
| 二、政务平台标椎化 |
| 三、服务理念标准化 |
| 四、人员素质标准化 |
| 第二节 完善清单化管理模式 |
| 一、完善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 |
| 二、继续简政放权 |
| 三、做优审批流程 |
| 第三节 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 |
| 一、加强对电子政务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建设 |
| 二、加大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 |
| 三、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强化数据信息共享 |
| 第四节 创新监管方式 |
| 一、构建多元监管主体,健全监管体系 |
| 二、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
| 三、强化信用监管 |
| 四、推进智慧监管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南涧县政务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 |
| 附录 B:南涧县“放管服”改革下政务服务访谈提纲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目录 |
（2）敦煌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睒子本生故事画相关经典与源流 |
| 第一节 睒子本生故事画相关经典与文献 |
| 第二节 睒子本生故事画的源头 |
| 第二章 敦煌睒子本生故事画研究 |
| 第一节 敦煌石窟睒子本生故事画所据经典 |
| 第二节 敦煌石窟睒子本生故事画直至北周出现的原因 |
| 第三节 敦煌石窟睒子本生画所反映的思想 |
| 第三章 敦煌以外各地区睒子本生故事画研究 |
| 第一节 新疆地区 |
| 第二节 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重庆地区 |
| 第四章 睒子本生故事画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各石窟睒子本生故事画的构图与技法分析 |
| 第二节 麦积山睒子本生故事画对莫高窟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传统文化复兴的政策支持 |
| 1.1.2 复兴射礼文化的时代意义 |
| 1.1.3 宋代射礼文化的历史定位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古代射礼文化的经典文献及相关论着 |
| 2.3 近代学者对宋代射礼文化的相关研究 |
| 2.3.1 宋代射礼文化的相关研究着作 |
| 2.3.2 宋代射礼文化发展演变的相关研究 |
| 2.3.3 射礼文化内涵和功能价值方面的研究 |
| 2.4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社会融入的研究 |
| 2.5 国外射礼文化相关研究和发展现状 |
| 2.6 综述小结 |
|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3.2.2 历史研究法 |
| 3.2.3 逻辑分析法 |
| 3.2.4 无结构访谈法 |
| 3.2.5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论证方法 |
| 3.2.6 实地考察法 |
|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新时代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 |
| 4.1.1 德育价值:立德正己 |
| 4.1.2 体育价值:强身健体 |
| 4.1.3 美育价值 |
| 4.1.4 经济价值 |
| 4.1.5 文化传承价值 |
| 4.1.6 娱乐休闲价值 |
| 4.1.7 外交价值 |
| 4.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研究 |
| 4.2.1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 |
| 4.2.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 |
| 4.3 当代射礼复兴的实践活动 |
| 4.3.1 射礼仪式动作的制定 |
| 4.3.2 射礼师资培训活动 |
| 4.3.3 传统射礼赛事的发展 |
| 4.3.4 社会各界复兴传统射礼活动 |
| 4.4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困境 |
| 4.4.1 射礼理论体系亟待完善 |
| 4.4.2 新旧文化的碰撞 |
| 4.4.3 师资力量匮乏 |
| 4.4.4 群众基础薄弱 |
| 4.4.5 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射箭文化的轻视 |
| 4.5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4.5.1 构建完善射礼理论体系 |
| 4.5.2 组织举办传统射礼赛事 |
| 4.5.3 开设传统射礼相关课程 |
| 4.5.4 组织建设射礼兴趣社团 |
| 4.5.5 开展社区休闲射礼活动 |
| 4.5.6 建设体育旅游射礼项目 |
| 4.5.7 制作文艺传媒射礼作品 |
| 本章小结 |
| 5 结论 |
| 5.1 复兴传统射礼文化的价值意义 |
| 5.2 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5.3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发展困境 |
| 5.4 新时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信用惩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进路与内容架构 |
| 一、信用惩戒的基本范畴与理论基础 |
| (一) 信用惩戒的范畴给定 |
| 1. 信用概念的三重维度 |
| 2. 信用惩戒概念的确立 |
| 3. 信用惩戒内涵的厘清 |
| (二) 信用惩戒的理论基础——多学科视角的探讨 |
| 1. 伦理学基础: 趋利避害的人性论 |
| 2. 行政学基础: 公共治理理论与整体政府理论 |
| 3. 行政法学基础: 行政效率与公正的平衡论 |
| 二、信用惩戒的行政法律性质 |
| (一) 未竟的争鸣: “行政黑名单”的属性争论 |
| 1. 单一行政行为说 |
| 2. 效果的形式化分析说 |
| 3. 行政法律关系分析说 |
| (二) 视阈的扩张: 信用惩戒的阶段性法律构造 |
| 1. 归集、评价和列入行为的法律性质 |
| 2. 共享、公布的法律性质 |
| 3. 惩处、约束的法律性质 |
| 4. 小结 |
| (三) 质疑的回应: 信用惩戒与“一事不再罚”的协调 |
| 三、信用惩戒法治化不足的实践现状与原因探微 |
| (一)信用惩戒实践面临的法治拷问——过程角度的观察 |
| 1. 失信信息归集标准不一 |
| 2. 失信信息评价功能异化 |
| 3. 失信信息公布条件不明 |
| 4. 惩处、约束措施适用失范 |
| (二) 信用惩戒法治化不足的致成因素剖析 |
| 1. 内在动因: 替代传统监管手段的目标性质 |
| 2. 外在促因: 信用体系建设的急躁冒进 |
| 3. 制度成因: 信用惩戒立法的位低、粗疏 |
| 四、信用惩戒的行政法治化改进 |
| (一) 坚持权力依据的“法律绝对保留”原则 |
| (二) 固守归集和评价的行政权“有界”立场 |
| 1. 归集范围以违法行为信息为界 |
| 2. 评价行为以尊重市场的信用决定权为界 |
| (三) 确立失信信息公布的“公共利益”标准 |
| 1. 作为公布行为适用标准的公共利益 |
| 2. 作为公共利益实现形式的公布程序 |
| (四) 明晰惩戒措施的“实质关联性”要求 |
| 1. 公布行为与其他社会主体行为选择的关联性 |
| 2. 惩处、约束措施与失信行为性质的关联性 |
| 3. 联合惩戒启动与违法失信程度的关联性 |
| 五、信用惩戒的入法路径选择——基于对纳入《行政处罚法》之批判 |
| (一) 既有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
| (二) 信用惩戒入法方式之我见 |
| 结语: 让信用惩戒沿法治轨道行稳致远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兰州水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依据 |
| 1.2.1 现实依据 |
| 1.2.2 理论依据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综述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兰州水烟的引入 |
| 2.1 兰州水烟之名的由来 |
| 2.2 水烟传入兰州的时间、方式、路线 |
| 2.3 水烟在兰州的种植情况 |
| 2.3.1 品种 |
| 2.3.2 种植区域 |
| 2.3.3 产量 |
| 第三章 水烟在兰州的风土适应与技术发展 |
| 3.1 水烟对兰州自然环境的适应 |
| 3.1.1 土壤条件 |
| 3.1.2 灌溉条件 |
| 3.2 兰州水烟的种植技术 |
| 3.3 兰州水烟的加工技术 |
| 3.4 兰州水烟的品级与品牌 |
| 3.5 兰州水烟的独特性 |
| 3.5.1 兰州水烟配方的科学性 |
| 3.5.2 兰州水烟吸食工具及吸用方法的先进性 |
| 3.5.3 兰州水烟的功效 |
| 第四章 兰州水烟的社会接纳 |
| 4.1 兰州水烟的运销路线 |
| 4.2 兰州水烟的销售组织 |
| 4.3 兰州水烟的消费群体 |
| 4.4 兰州水烟的营销方式——广告 |
| 第五章 兰州水烟的经济贡献 |
| 5.1 兰州水烟的价格 |
| 5.2 兰州水烟税 |
| 5.3 兰州水烟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5.3.1 对税收的影响 |
| 5.3.2 对贸易的影响 |
| 5.3.3 水烟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影响 |
| 第六章 兰州水烟的文化濡化 |
| 6.1 水烟的医药文化 |
| 6.2 水烟的礼仪文化 |
| 6.3 水烟的器具文化 |
| 6.4 水烟的女性文化 |
| 6.5 水烟相关诗歌、对联 |
| 第七章 兰州水烟的衰落 |
| 7.1 最后的水烟坊 |
| 7.2 衰落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战前西北考察活动与甘肃地位的空前提升 |
| 第二节 战前甘肃工业及资源概况 |
| 第三节 矿工理事会的成立及工矿企业合办方针 |
| 第二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采矿工业的开发 |
| 第一节 甘肃油矿局 |
| 第二节 甘肃矿业公司 |
| 第三节 甘肃煤矿局 |
| 第三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电力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兰州电厂 |
| 第二节 天水电厂 |
| 第三节 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 |
| 第四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化学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酒精厂 |
| 第二节 甘肃化工材料厂 |
| 第五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机械、水泥、电瓷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机器厂 |
| 第二节 甘肃水泥公司 |
| 第三节 华亭电瓷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政府信息公开 ——权利与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
| 五、主要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七、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信息不公开对信息公开的价值消解 |
| 第一节 信息不公开对信息公开权利的抑制 |
| 一、信息公开权利的来源及实现 |
| 二、信息不公开对信息公开权利的限缩 |
| 三、信息不公开对信息公开权利的分化 |
| 四、信息公开权利的程序性中断 |
| 第二节 公开与例外的制度区隔 |
| 一、域外信息公开法规的例外原则 |
| 二、国内法规对信息公开豁免的移植特点 |
| 三、其他法源对信息公开例外的附加补充 |
| 第三节 信息不公开的累积风险 |
| 一、风险不平等中的个体抗争 |
| 二、公开申请的组织反制 |
| 三、从信息不公开到群体暴力 |
| 第二章 信息公开制度设计的双重张力 |
| 第一节 信息获取关联限制的存废之争 |
| 一、关联限制的阶段功能 |
| 二、“三需要”的内在悖论 |
| 三、删除“三需要”的正反效应 |
| 第二节 申请处理补正程序的解读分歧 |
| 一、补正界定的辨识盲区 |
| 二、补正类别的适用困境 |
| 第三节 信息产生的前置参与缺位 |
| 一、决策进程的公开障碍 |
| 二、公权部门的信息控制 |
| 三、信息参与的架构虚置 |
| 第四节 信息结果的后置监督失效 |
| 一、内部纠错的单向度 |
| 二、外部反馈的形式化 |
| 三、中立监管的空心化 |
| 第三章 信息公开运行过程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权益竞合的价值乱序 |
|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 |
| 二、商业秘密权与知情权 |
| 三、信息公开申请权之间 |
| 第二节 具体适用的司法纠纷 |
| 一、信息定义的实务争议 |
| 二、公开主体的司法视角 |
| 三、申请答复的程序审查 |
| 第三节 公开需求的扩张和异化 |
| 一、需要的权益驱动 |
| 二、诉求的扩张阻滞 |
| 三、维权的方式异化 |
| 第四节 公开供给的不足和错位 |
| 一、主动与被动的倒置 |
| 二、技术与机制的换位 |
| 三、供给与需求的脱节 |
| 第四章 信息公开规制的权利逻辑 |
| 第一节 传统权利对理念增生的启蒙 |
| 一、权利研究的积淀 |
| 二、传统惯性的弱化 |
| 三、个体权利的觉醒 |
| 第二节 外部环境对制度创设的催生 |
| 一、全球共识的成型 |
| 二、公共利益的权衡 |
| 三、法治环境的更新 |
| 第三节 新兴权利对立法突破的推进 |
| 一、知情权的新兴特色 |
| 二、作为新兴权利的预期与损害 |
| 三、公开立法的权利逻辑 |
| 第五章 信息公开规制的建构路径 |
| 第一节 信息公开制度的加速更迭 |
| 一、制度的再定位 |
| 二、理性调节下的公开体系 |
| 三、专项制度的补充 |
| 第二节 信息公开制度的精细再造 |
| 一、领域细分的文件模式 |
| 二、技术与公开机制的关系 |
| 三、补正程序的规范标准 |
| 第三节 信息公开权利的实质释放 |
| 一、保障与监管下的权利 |
| 二、权利元问题与逻辑展开 |
| 三、权利间的调节平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减税降费政策背景下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实行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分析 |
| （一）实行减税降费的国际背景分析 |
| （二）实行减税降费的国内背景分析 |
| 二、减税降费对甘肃及天水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甘肃省2019年减税降费的运行情况 |
| （二）天水市主要减税降费政策分析 |
| 1. 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加大企业所得税优惠： |
| 2. 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 |
| 3.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少地方“六税两费”： |
| 4. 个人所得税改革： |
| 5. 调整增值税税率： |
| 6. 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
| 7.2019年深化增值税改革： |
| 8.2018年到期后在2019年延续的减税政策： |
| 9. 其他政策减税3325. |
| 1 0. 社会保险费减免： |
| （三）天水市民营中小企业减税效应分析 |
| 1. 减税降费范围广，普惠性强。 |
| 2. 有效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
| 3. 个人所得税政策红利释放明显。 |
| 4. 深化增值税改革政策效应加速显现。 |
| 三、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 |
（9）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纪念张鸿勋教授逝世三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附： |
| 张鸿勋先生论着目录 |
| 一、专着 |
| 二、论文 |
| 三、参着 |
| 四、参撰词条 |
（10）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放管服”改革的政务服务优化研究 ——以云南省南涧县为例[D]. 张忠军.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敦煌莫高窟睒子本生故事画及相关问题研究[D]. 焦响乐. 兰州大学, 2021(12)
- [3]宋代射礼文化复兴的社会融入路径研究[D]. 逯阳.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行政法治视野下的信用惩戒研究[D]. 梁尧. 苏州大学, 2020(03)
- [5]兰州水烟研究[D]. 焦晗粤.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政府信息公开 ——权利与规制[D]. 于广益.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8]减税降费政策背景下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研究[J]. 李克锡,毛瑞瑞.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9(06)
- [9]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纪念张鸿勋教授逝世三周年[J]. 刘进宝. 敦煌研究, 2019(06)
- [10]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