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勒泰地区羊毛市场存在问题浅议(论文文献综述)
王军亮[1](2020)在《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天然草地资源非常丰富,总面积达3.93亿hm2,占国土面积的41.41%,居世界第三位。放牧草地面积为3.31亿hm2,占天然草地资源总量的84.27%,是农田面积的2.2倍,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草地资源类型。天然草地集中分布在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和高原寒带地区,生态系统脆弱。而深居亚欧大陆腹地的新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植被覆盖率仅为40.4%,其中天然草地面积为5725万hm2,占植被覆盖总面积的85.1%,因而天然草地在维护新疆生态安全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新疆放牧草地4800万hm2,是新疆37个牧业及半牧业县极其重要的物质资源和农牧民增收的主阵地,2019年底存栏食草牲畜4616.9万头(只),出栏4552.3万头(只),新疆的放牧草地是畜牧业持续发展和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保障人类生存环境、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新疆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超载过牧和、人为活动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长期干扰甚至掠夺式利用,导致我国放牧草地退化、沙化,养分固持作用减弱,涵养水源能力丢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甚至绝大部分放牧草地被毒害草、劣质植物滋生蔓延,鼠虫病害等生物灾害频发多发,导致放牧草地生产力下降、利用率降低,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功能。近年来,放牧草地毒害草对牧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影响国家实施生态保护工程的效果及牧民的脱贫致富。因此,本文运用实地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放牧草地的主要毒害草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对危害严重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用传统的植物化学方法,对其生物碱成分进行提取和分析,对后三种毒害草颗粒化替代山羊日粮中粗饲料,进行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试验,目的是为减少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危害、发生,为综合防控和利用进行理论和技术上的技术支撑。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及危害调查通过实地调查,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主要分布在伊犁州河谷草原、阿勒泰高山草原、阿克苏荒漠草原、乌鲁木齐市天山北坡草原、博州荒漠草原、巴州塔里木河沿岸荒漠草原、哈密荒漠戈壁草原等70多市县的放牧草地。毒害草种群分布中,主要以醉马芨芨草(Achnatherum inebrians)、乌头(Aconitum)、橐吾(ligularia sibirica)、毒芹(Cicuta virosa)、无叶假木贼(Anabasis aphylla)、小花棘豆(Oxytropisglabra)、变异黄芪(Astragalus variabilis)、骆驼蓬(Peganum harmala)和苦豆子(Sophora alopecuroides)等9种毒害草为优势种,其危害面积约占毒害草危害总面积的80%以上。从区域分布来看,新疆东部干旱荒漠草原以醉马芨芨草和变异黄芪分布为主;新疆南部塔里木河、和田河和叶尔羌河流域以小花棘豆危害分布最广,昆仑山北坡高山草甸草原以黄花棘豆分布为主,巴音布鲁克高寒草甸草原以马先蒿、唐松草、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新疆北部伊犁河谷草原和阿勒泰山高山草原以乌头、橐吾分布为主,天山北坡平原冲积带荒漠戈壁以无叶假木贼、苦豆子分布为主。可见,新疆天山东部、南部和北部地理地貌和气候特点的差异性,导致毒害草种群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尤其是毒害草种群在海拔1500-2500m垂直范围内分布广,且危害严重。调查发现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发生面积为682.06万hm2,其中轻度危害469.93万hm2,中度危害126.73万hm2,重度危害89.4万hm2,危害放牧家畜的主要毒害草约有44种。其中,在全疆分布造成危害的毒害草有9种,占毒害草总数的20.5%;北疆有25种;南疆有27种。每年数十万放牧牲畜中毒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56亿元。2.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在南疆选择引起放牧家畜中毒的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五种主要毒害草,分离提取生物碱,并经GC-MS和UPLC-MS/MS联用仪检测分析,共鉴定出18种生物碱(GC-MS鉴定出6种,UPLC-MS/MS鉴定出12种)。骆驼蓬主要含鸭嘴花酮碱、骆驼蓬灵、骆驼蓬碱、6-甲基哈马兰、6-甲基哈尔满、哈尔明碱、促黑激素N-氧化物和野百合碱;白喉乌头主要含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醉马芨芨草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和倒千里光裂碱;黄花棘豆检主要含新乌头碱、天芥菜碱、倒千里光裂碱、次乌头碱、毛果天芥菜碱N氧化物、克氏千里光碱;碎米蕨叶马先蒿主要含3-乙基石松胺、槐果碱、去甲基蝙蝠葛啡碱和9-甲氧基玫瑰碱。表明这些毒害草含有多种生物碱,对动物的毒性作用可能是这些生物碱共同作用的结果。3.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含毒害草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进食量显着高于对照组,但表观消化率差异不显着;与对照相比,添加毒害草制成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可明显提高山羊瘤胃内的乙酸浓度,同时提高山羊的血红蛋白浓度,试验中各处理间山羊血清中的谷氨酰转移酶、葡萄糖、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均无显着差异;含10%黄花棘豆的颗粒饲料,饲喂山羊后其血清中的钾、钠、氯、钙、镁和磷均显着低于其他处理,但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丙氨酸转氨酶活性均显着升高。4.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按照地貌对新疆天然草地的生态功能进行划分,有针对性地提出毒害草的防控对策。对重要放牧地,优先保证畜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采用化学防控、轮牧和区域生物防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毒害草治理,辅之栽培草地建设;涵养水源地采用栽培草地与生物防控配合的方法实施;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沙漠化控制和荒漠化控制功能的生态功能区,对毒害草不进行防控,有条件时要进行科学种植与开发,发挥其生态修复功能;对于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畜产品加工和水文调蓄生态功能的毒害草防控主要采取人工与机械的物理防控方法、农牧结合、牧民定居、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式来进行综合性防控。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治理的策略要充分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价值,针对不同的生态环境采取相应的综合防制和开发利用措施。一是要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不能简单采取清除或灭除的方法。二是要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三是要大力建设栽培草地,改良天然草场,实现草畜平衡。四是要科学定位毒害草的利与害,挖掘毒害草的潜在利用价值,提升毒害草资源化利用水平。综上所述,该研究比较系统地调查了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的种类与分布,明确了主要优势毒害草种群的区域分布特点。通过对五种主要毒害草骆驼蓬、白喉乌头、醉马芨芨草、黄花棘豆和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成分的提取与分析,初步阐明其所含生物碱成分的种类;研究了毒害草颗粒化替代日粮中粗饲料对山羊瘤胃发酵和血液指标的影响,表明按照10%的比例添加制成的草颗粒对山羊的毒性作用较低。提出了新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对策,对指导新疆草地毒害草的科学防控和综合利用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荆姣姣[2](2019)在《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聚合与延伸”中聚合意指在国家力量作用下具有集散性特质的社会集体在向固定的地理空间内投入情感、需求、欲望、群体认同等后,由物质实体向维系和凝聚群体归属感的文化空间转变的过程。延伸则是此类社会集体受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为突破固定的国家地理空间对边境社会及人群在社会物质和文化现象上产生的规制,所采取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性的行为,并不断向外界延伸的过程。本文研究对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塔山牧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边境,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北与阿勒泰地区青河县相连,东南与奇台县五马场乡相邻,牧场境内有乌拉斯台口岸和北塔山煤矿,且多条公路通往青河和奇台县,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对开放的以畜牧业为主的边境团场。以访谈、问卷调查及个人口述等方法对北塔山牧场基本社会面相进行描述和分析,发现此类边境社会的聚合与延伸体现在建立与发展、人口特质、生计方式、学校教育、社会关系、族群认同等方面,其社会面相在不同时期受国家边界的规制不断聚合,而其内部族性的规制也在聚合的过程中日益彰显,族群自身需求以及全球化为主导的社会变迁因素又推动其向外界世界延伸。得出结论:聚合与延伸,正是处于边境社会这一地理空间下,诸如北塔山牧场此类介于传统性村落和体制内单位之间双重社会集体的边境社会现状与特质。
谢玮[3](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汪泽[4](2019)在《李娟散文的生命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回顾中国当代文坛的发展史,众多小说家、散文家以各自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争奇斗艳,其中不乏佼佼者。近几年,在诸多出色的散文家中,年轻的李娟横空出世,瞬时赢得万千读者的喜爱。李娟的创作有一种“接地气”的朴素之感,弃绝辞藻的修饰,还原天然的自在,无拘无束地挥洒笔墨,她的书写“赋予理性祛魅后的自然以原始之魅和诗性之美”,融生命的力量于行文之中,吟唱一首首关于生命的自然之歌。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壮丽、地域广博,就连纵横恣肆的文学之笔都难以逐个触及。中华民族跨过悠久的历史长河,以源远的文化积淀涵养着中华文明和炎黄子孙的生命根脉。跟随文字的步伐,漫步浩瀚的文学作品,我们才有幸迈入鲜为人知的人类生存境域,探秘一种世代传承、秩序井然的生命哲学。而李娟的书写是一种生命的书写,流淌着生命的原初魅力,她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边缘生命世界的大门,将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的生存状态绘声绘色地铺叙开来,也将草原深处的游牧文化昭然于众。众所周知,中国的哈萨克族地处祖国西陲,被广博的土地和丰茂的山河紧紧环抱,“它因远离‘中心’而处于不断解魅的状态”,地理位置的边缘化隔绝了城市的喧嚣,也阻滞了发展的进程。因此,当李娟的散文横空出世,既满足了人们对于边缘地区生活的重重幻想,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潮流文学的正宫地位,使大众得以接触到充满原始生命色彩的风情风貌。李娟崇尚自由的人生、尊重宇宙的规律、热爱广袤的大地、心怀善意的悲悯。她从容地保持自我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距离,却也不免沾染俗世的气息。从她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生命原初的存在方式和人类肩负的神圣使命,我们欣赏到世外桃源般的如画美景和大自然的奇妙构造,也感受到人类坚韧不拔的耐力以及从容不迫的生命观念。随着社会发展的节奏逐渐加快,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复杂琐碎的外物所干扰,躁动不安的社会风气、泯失人伦的利益交易以及堕落颓靡的不良习性,使人类丧失自我,远离心灵的纯粹。李娟的创作犹如一场久逢的甘霖,洒落在干涸枯竭的灵魂之河,拯救了欲要腐朽的人类躯体。本论文从李娟的散文作品入手,首先将笔触伸入李娟散文的生命书写之域,依循生命观渊源、样态和书写特点的次序和盘托出李娟式的生命书写。再从作者本体角度探究生命观生成的内在机制,试图从作家层面挖掘生命观的成因,以此为生命哲学深层意蕴的透析做好铺垫,接着从“以和为美”、“坚韧尚礼”、“焦虑困惑”三方面入手,展现散文中生命哲学所包蕴的富于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最后,立足当代中国散文的框架下,对李娟散文生命观的价值进行现代性反思,同时致力于呈现出其创作的积极时代意义与社会启示,以期能更为深入地剖开生命这一人类命题的深层内核,展示生命文化的原初魅力。李娟用散文的形式教化渐失信念和理想的社会大众,她秉承热爱生命和尊重生命的理念,赋予文字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向我们传递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生存关系,也以正面有益的正能量引领了社会风气,加强了大众对生命的理性思索。散文作为话语和心灵的传输介质,是以作家所处时代为背景的、呼唤精神和思想自由的一种生命传达。李娟的散文饱含生命跳动的音符,她将深沉的思绪投注到自然生灵和万事万物的生命流动之中,凝结成独属于李娟式的生命书写。
斯琴[5](2018)在《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文中认为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县制改革可以分为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两次改革出发点、设县目的各有不同。北洋政府选择了双轨制模式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通过盟旗组织对蒙古族基层社会进行间接控制,另一方面对民族间的纠纷和盟旗外的涉及蒙古族的社会事务进行直接管理,并制定各类民族政策对蒙古族基层社会产生影响,加强国家观的培育,以转变其观念,为后来的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奠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新疆政局相对稳定,新疆省政府着手对新疆蒙古族盟旗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以削弱盟旗组织的权力,逐步加强国家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随着县制改革获得成功,各级政府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治理中已占据主导地位,新疆蒙古族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组织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迁。民国时期的县制改革,首先,加强了国家对边境地区的管理,解决了流民引起的治安问题;其次,调动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蒙古族聚居区新式教育的完善;再次,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内的经济发展、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和各民族的融合,维护了新疆社会稳定;最后,推进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近代化转变,促进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向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并在蒙古族聚居区建立了现代性的县级行政组织体系。本文以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以县制改革为视角,论述民国整个发展阶段蒙古王公与盟旗的社会管理变迁,具体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改革目的和异同对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影响和引起的变迁展开研究,揭示国家社会管理因素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作用。本文共分以下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论述了文章的选题目的与意义,梳理了本文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动态,总体上介绍了对论文的研究径路与篇章架构。第一章从介绍新疆蒙古族的源流与分布开始,探讨了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和盟旗组织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其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探讨了新疆蒙古族王公制度得以保留和延续的原因,以及在新疆蒙古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研究了民国初步发展阶段新疆蒙古族盟旗组织的结构,以及盟旗管理机构的变革,分析了县制改革前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模式与清代的异同,进而讨论了政府如何强化国家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从而在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形成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第三章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各类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探讨了北洋政府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以及其原因,总结了北洋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途径,进而讨论了蒙古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盟旗内社会管理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各类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及其动机,总结了国民政府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方式,论述了蒙古族聚居区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其对蒙古族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文章结语总结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县制改革的原因、不足及对新疆蒙古族的影响,并认为民国时期新疆的县制改革,打破了新疆原先以族群划分社会空间的分布格局,使南北疆最终连成一体,不同民族与不同区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模式,从而促进了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逐渐向现代化治理模式迈进。
郭旭阳[6](2018)在《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北疆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偏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疆四地州,被国家定为连片贫困地区,是重点扶持的脱贫对象。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可以使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的结论,已经被很多学者证实。因此,如何更好发展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使各地州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享受到金融服务,以尽早脱离贫困,过上体面生活,成为新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的研究。首先,通过分析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发展差异,了解当前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环境,分析表明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南北差异特征明显。初步判定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均衡现象,是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通过构建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对新疆各地州2005-2016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根据测量结果,对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初步分析,新疆各地州之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存在较大的南北差异,而且各地州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更加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本文对构成普惠金融指数的二级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发现地理维度在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有重要作用。再次,为了进一步考察空间地理因素对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对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关系存在与否和空间关系类型,进行了检验和分析,发现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存在负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即呈现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州被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州包围相邻,和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州被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州包围相邻两种类型。最后,通过空间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对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本文将相关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影响因素和社会人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各种影响因素不仅对本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影响,而且在空间上对相邻地州普惠金融发展也存在影响。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通过构建不同的空间矩阵,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合各章节分析结果和实证分析结果,对如何更好发展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万政钰[7](2013)在《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草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巨大的自然价值,而且还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不容忽视。早在1987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就曾指出,全世界已有60%以上的草原存在严重的恶化问题,而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更令人担忧。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存在不同程度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问题的草原已经占到了全国草原总量的90%,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草原生态功能减退、沙尘暴频发、湿地面积缩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草原文化丢失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草原破坏,其二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草原退化。其中前者是人类自身有能力改变的,而且是主要的;后者则是人力目前所难以扭转的。过去我国关于草原的保护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近年来才逐步认识到,草原的保护既需要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修补”,又需要社会科学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保障。法律具有其他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强制性,与此相比,政策、经济、教育等均属于“软”手段。由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来自于人的行为,而法律又是调整人的行为的更为强有力的手段,所以适用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以保护草原,应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回溯我国草原法制的发展历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相对完整的草原立法,这一点在早期的历史朝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草原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依附于畜牧业的相关法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夏时期的《天盛律令》,时至元朝时期才出现了全国性的草原立法,即成吉思汗颁行的《大札撒》。此后的明清时期,草原立法多为地方性法规且内容较为松散。新中国成立后,草原立法才进入了萌芽、发展、逐步完善时期,1985年《草原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草原保护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2003年《草原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草原保护真正步入了法制化时代。2003年《草原法》堪称我国草原法制的核心,该部法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草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本要求,明确了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增强了草原法律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增加了草原建设的专项规定,扩展了草原保护和利用的内容。然而,2003年《草原法》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没能完全彻底的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这是导致人的行为成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的根源;草原立法内容不够完整,缺少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原生态补偿和草原保护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草原立法技术略显粗疏,表现为刑事责任适用性差和行政责任范围狭窄等;草原立法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的规定存在冲突。由此,我国草原立法尚需完善。由于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实证调研,所以本文选取了内蒙、新疆、四川、云南、宁夏和吉林六大省区作为调研区域,这些区域涵盖了我国南北方的主要草原省份。通过对草原破坏的行为及其主体、草原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草原犯罪构成与刑罚裁量等方面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理论分析具有实质的一致性,例如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人的行为和草原犯罪立法可操作性较差等。综上,我国现行的草原立法已初具规模,草原法制保护也初见成效,然而草原的总体状况仍然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这种局面的形成尽管是多种原因所致,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的草原法制还不能完全满足草原保护建设的实际需要,实证调研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正是基于对我国草原立法的理论分析与草原法制保护的实证调研,并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域外国家在草原立法理念和立法内容等,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和草原有效监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草原立法提出以下完善对策:其一,转变草原立法理念,包括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坚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全面彻底地融入草原立法、司法与执法的全部进程。其二,健全草原立法内容,包括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强化、生态补偿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的补充与增设,增加《宪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中相关内容,同时出台相应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等专门立法;其三,提高草原立法技术,包括细化草原保护相关法律责任规定,实现草原立法技术的规范化;其四,增进草原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调性,协调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同时提升地方草原立法的具体适用性,包括增强地方草原立法的先行性和可操作性,尊重草原地区民族习惯等。
乌云高娃[8](2013)在《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社会的有序化管理,仅仅靠行政管理正式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风俗禁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的制度都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组成,而源于人们生产实践活动的非正式制度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程序得以形成,但却与正式制度一起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着社会秩序。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受地理环境、交通、语言、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行政管理正式制度很难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就需要少数民族风俗禁忌、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宗族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该文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对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纵向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田野调查方法、规范研究方法分析了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内蒙古自治区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和积极影响及其运行机制,最后针对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正式制度的冲突与不兼容,提出了实现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兼容的路径及具体的措施。基于以上研究该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伴随现代国家政权的确立,蒙古族非正式制度逐渐从政治与行政领域退出并回到了它应有位置上,渗透于蒙古族群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信念、良知等手段实施,对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为现代社会人提供情感抚慰、社会价值整合、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行政管理正式制度所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在行政管理正式制度“自上而下”地作用于蒙古族社会成员,而广大蒙古族群众仍旧按照其惯性思维“自下而上”地审视行政管理正式制度时,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冲突,进而不仅阻碍了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展开,而且影响了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进程。第二,只要蒙古族传统畜牧业生存方式这一客观基础存在,蒙古族风俗禁忌、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就会长期地存在下去,其对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积极或消极影响也会相应地长期存在下去,这是我们难以改变的。而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其影响作用的方式、过程及结果都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长久的。第三,蒙古族风俗禁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既是蒙古族传统地方性知识体系,又是蒙古族进行自我管理的内生性制度。如果合理利用这些非正式制度,不仅能够弥补政府职能的不足,实现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而且能够实现蒙古族传统非正式制度的传成和发扬,进而能够实现文化传承与制度高效的双重效应。第四,针对内蒙古自治区行政管理活动中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与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一方而,要完善行政管理正式制度,通过转变行政管理理念、完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途径构建具有内蒙古自治区具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的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使行政管理正式制度自然而然地溶入蒙古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并以其所体现的价值和要求规范、约束广大蒙古族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遵循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对于与行政管理活动耦合的蒙古族非正式制度进行吸收利用,对于与行政管理活动冲突的蒙古族非正式制度进行积极引导,甚至予以废除,从而实现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与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提高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活动.的效率,达到制度预期的目标。
王乾星[9](2011)在《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地域广阔,陆地边界线长达22800公里,沿线共有9个省(区)分别与15个国家相毗邻,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1.7%和全国人口的21.2%,但边疆地区由于历史、自然等诸多因素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陆地边疆地区所特有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自90年代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边境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利国、富民、兴边、睦邻、安邦”的重要作用,给沿边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极好时机。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做出开发大西部的重大决策,并明确提出西部地区要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和加快口岸建设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西部地区应从战略高度理解边境贸易与西部大开发的辩证关系,将边境贸易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先机选择,优先发展边境贸易。可见,加快边境贸易发展,既是发展内陆边疆地区经济的突破口,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各民族共同繁荣。新疆与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省份,且同为边境贸易大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几年来,两省(区)边境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尤其是近几年,云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水平获得了较大提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云南边境贸易仍逆势上扬,发展态势良好。虽然云南边境贸易额在五大边境贸易省区排列最后,但云南在边境贸易发展上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云南边境贸易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云南边境贸易的这些特色对于发展新疆边境贸易也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因此,通过比较新疆与云南两省(区)的边境贸易情况来研究新疆边境贸易领域的相关问题,把云南边境贸易的优势之处用在新疆的边境贸易发展上,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新疆边境贸易水平,加快新疆的经济建设,同时,也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新疆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一是首次将新疆和云南两省(区)的边境贸易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二是较深入的研究了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的历史和现状。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力图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条件、环境以及历史进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二是通过比较分析新疆和云南两省边境贸易的发展现状,找到两省(区)边境贸易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打下基础。三是在国际经济新形势下,针对新疆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边境贸易发展经验的借鉴,提出发展新疆边境贸易的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为本文奠定了分析的理论及政策基础。分别介绍了我国边境贸易发展的相关理论以及我国边境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第二部分是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历史与条件比较。此部分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首先比较了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历史;其次比较了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内部条件,经济条件和口岸条件;最后对与两省(区)接壤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了比较。第三部分比较分析了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现状。分别为:两省(区)边境贸易在全国边境贸易中的地位、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横向比较、两省(区)边境贸易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剖析。第四部分是国内外边境贸易发展经验借鉴及发展新疆边境贸易的对策。系统总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的边境贸易发展经验,从而为新疆边贸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吾兰·木哈买提别克[10](2012)在《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现状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传统的边境贸易即相邻国家通过协议,在接壤的边境地区(一般离边境两边各15公里)所进行小额贸易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其地域范围以及贸易形式也出现了新的拓展。学术界重新归纳的边境贸易的内容为:边境贸易是相邻国家边境范围内的地区和边民互相交换商品。它所涉及的边境贸易形式有边境民间贸易、边民互市,地方政府之间的边境贸易和其它地区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和交流部分。边境贸易是毗邻国家之间特有的一种贸易形式,是一国对外贸易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30多年,我国对外改革开放速度的不断加快,在我国对边境贸易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新疆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使新疆对外贸易在规模上和水平上不仅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对地方经济的繁荣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也起到了带动性作用,同时发展相关产业和对落后贫困地区走向致富之路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对促进稳定和加强民族团结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影响边境贸易发展的不利因素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不完善的政策环境,低层次的商品结构、支付方式的不健全等。这一系列的不利环境和制约因素对发展新哈边境贸易起到了阻碍作用并限制了新哈边境贸易未来合作的潜在机遇。因此我们当前必须抓住机遇,挖掘发展新哈边境贸易中的优势条件,努力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新哈边境贸易保持良性循环。本文从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的有利条件,分析未来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贸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合作潜力,同时,在通过对发展进程和现状方面,通过数据的整理来分析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的发展趋势,及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在新疆对外贸易和新疆边贸中的对比,找出新哈边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利因素,为更好地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贸提出相关对策。
二、阿勒泰地区羊毛市场存在问题浅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阿勒泰地区羊毛市场存在问题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第一章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及生态安全 |
1.1 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1.1.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1.1.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1.1.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发展现状 |
1.2 天然草地畜牧业的生态安全 |
1.2.1 国外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1.2.2 我国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发展现状 |
1.2.3 新疆天然草地畜牧业生态安全 |
第二章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成因分析 |
2.1 天然草地资源特征 |
2.1.1 水分与热量的组合状况决定草地在地表的分布 |
2.1.2 草原植物种群与特征 |
2.2 草地退化及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2.2.1 天然草地退化 |
2.2.2 天然草地退化程度评价 |
2.3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及退化类型 |
2.3.1 我国天然草地退化现状 |
2.3.2 我国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及危害 |
2.4 天然草地退化成因分析 |
2.4.1 自然因素 |
2.4.2 人为因素 |
第二篇 试验研究 |
第三章 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调査研究 |
3.1 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与危害调查 |
3.1.1 北疆片区的基本情况 |
3.1.2 材料与方法 |
3.1.3 调查结果 |
3.2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种类分布及危害调查 |
3.2.1 南疆片区的基本概况 |
3.2.2 材料与方法 |
3.2.3 调查结果 |
3.3 讨论 |
3.3.1 北疆片区天然草地毒害草因生态环境差异而分布不同 |
3.3.2 放牧牲畜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或区域性 |
3.3.3 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危害严重,部分地区仍在持续 |
3.3.4 要更加重视南疆天然草地毒害草的生态价值 |
3.4 小结 |
第四章 南疆放牧草地五种主要毒害草生物碱成分分析 |
4.1 采样地区基本概况 |
4.2 试验材料 |
4.2.1 植物来源 |
4.2.2 主要仪器及试剂 |
4.3 生物碱提取与鉴定 |
4.3.1 生物碱提取 |
4.3.2 气质联用和液质联用检测 |
4.3.3 生物碱成分鉴定 |
4.4 结果 |
4.4.1 骆驼蓬生物碱检测结果 |
4.4.2 白喉乌头生物碱检测结果 |
4.4.3 醉马芨芨草生物碱检测结果 |
4.4.4 黄花棘豆生物碱检测结果 |
4.4.5 碎米蕨叶马先蒿生物碱检测结果 |
4.5 讨论 |
4.5.1 植物生物碱与毒性形成的关系 |
4.5.2 不同种类植物生物碱对动物毒性的种属差异 |
4.5.3 毒害草毒性成分检测技术比较 |
4.5.4 毒害草资源化利用前景分析 |
4.6 小结 |
第五章 3种毒害草对山羊瘤胃功能和血液指标的影响 |
5.1 试验材料 |
5.2 试验方法 |
5.2.1 试验日粮 |
5.2.2 试验设计 |
5.2.3 测定指标 |
5.2.4 数据统计 |
5.3 结果 |
5.3.1 干物质及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变化 |
5.3.2 瘤胃内发酵性状的变化 |
5.3.3 血液指标的变化 |
5.4 讨论 |
5.4.1 毒害草经过适当加工可作为饲料来源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瘤胃发酵性状的影响 |
5.4.2 毒害草添加对山羊血液指标的影响 |
5.5 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综合防控技术与治理策略 |
6.1 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现有虽技术 |
6.1.1 人工防控技术 |
6.1.2 机械防控技术 |
6.1.3 物理防控技术 |
6.1.4 化学防控技术 |
6.1.5 生物防控技术 |
6.2 天然草地毒害草治理策略 |
6.2.1 正确认识毒害草的生态作用 |
6.2.2 合理利用天然草地生态功能区 |
6.2.3 严格控制载畜量,防止草地超载过牧 |
6.2.4 科学定位毒害草利与害,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
6.2.5 加大科技投入,避免草地恶化 |
全文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名录 |
附录2: 新疆天然草地主要草原类型 |
附录3: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种类 |
附录4: 新疆放牧草地主要毒害草地理分布图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研究概况 |
一、选题缘由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四、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一)已有的边界研究 |
(二)边境地区研究 |
(三)社会变迁相关研究 |
(四)哈萨克牧区已有研究 |
(五)移民相关研究 |
(六)边境团场已有研究 |
(七)对北塔山牧场和北塔山地区的已有研究 |
五、研究思路 |
六、研究方法 |
七、调查及研究过程 |
第一章 研究对象概况 |
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对象概况 |
二、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气候特征 |
(二)土地状况 |
(三)水资源概况 |
(四)草原和草场利用情况 |
(五)自然与人文资源 |
(六)主要自然灾害 |
第二章 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与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一、北塔山地区边境的形成 |
(一)清朝中期至1946年 |
(二)1947年“北塔山事件” |
(三)1949-1964年 |
二、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一)从交通要塞上重要的中转站到边境军事防线 |
(二)北塔山牧场成立背景 |
(三)从合作社到国营牧场再到边境团场:北塔山牧场的建立和发展 |
三、北塔山地区的边境管理与北塔山牧场的机构设置 |
(一)国家与地方共同助力下的边境管理 |
(二)眺望远方:从碉堡山到六层白塔 |
第三章 流动与固化:北塔山牧场的人口特质 |
一、人口基本情况 |
二、建场初期的人口来源及基本情况:1950—1959年 |
三、人口结构急剧变化:1960—1979年 |
四、人口趋于稳定:1980年至今 |
第四章 边境的规制与反规制:北塔山牧场的生计方式 |
一、农业 |
二、畜牧业 |
三、其他生计方式 |
(一)边境催生:护边员 |
(二)交通助力:商铺 |
(三)易地搬迁:大区域下的新生计 |
四、人口结构与生计方式的交叉分析 |
(一)家庭牲畜情况 |
(二)人口结构与生计状况分析 |
第五章 外引与内唤:北塔山牧场中的学校教育 |
一、“马背小学”到牧场小学 |
二、支边青年到特岗教师 |
三、生源结构变化分析 |
第六章 重塑与延续:北塔山牧场的社会关系及变化 |
一、族群交往 |
(一)族际交往 |
(二)族群内部交往 |
二、“冬宰”里的社会关系 |
(一)“冬宰”: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传统习俗 |
(二)北塔山牧场三连“冬宰”现状 |
(三)“冬宰”里的社会关系分析 |
第七章 记忆与身份:北塔山牧场哈萨克人的认同 |
一、兵地认同 |
二、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认同与选择 |
三、他者的眼光 |
四、从个人经历和故事看北塔山人认同 |
结语 聚合与延伸:双重社会集体的未来之路 |
附录一 2017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冬宰情况问卷调查表 |
附录二 2018年7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北塔山牧场问卷调查表 |
访谈问题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3)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一、课题的来源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六、小结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本章小结 |
结论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李娟散文的生命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李娟创作概述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及理由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四节 李娟散文研究综述 |
第一章 李娟散文中涵容深广的生命书写 |
第一节 生命观 |
一、生命观的概念界定 |
二、李娟的生命观 |
第二节 李娟散文中生命观的不同样态 |
一、对他者的观照 |
(一)童稚的担当精神 |
(二)成熟的生存智慧 |
(三)暮年的理性沉淀 |
二、对他物的观照 |
(一)精彩纷呈的动物世界 |
(二)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 |
(三)浩渺广袤的天地世界 |
三、对自我的观照 |
第三节 李娟生命书写的特点 |
一、观照生命的广泛性 |
(一)自然万物的生命礼赞 |
(二)人类生命的内在张力 |
二、表现生命的独特性 |
(一)独特生命体验的浇注 |
(二)独特情感内蕴的融入 |
(三)独特审美感受的渗透 |
三、把握生命的深刻性 |
(一)生命能量的原始呈现 |
(二)生死问题的理性考量 |
第二章 李娟散文中生命观的生成机制 |
第一节 苦寒贫穷的生长环境 |
第二节 天赋直觉的生命意识 |
第三节 冷静理性的孤独思辨 |
第四节 澄明朴素的文化人格 |
第三章 李娟散文中生命哲学的阐释 |
第一节 “以和为美”的生命哲学 |
一、生命家园的和谐共生 |
二、草原人情的融洽和美 |
第二节 “坚韧尚礼”的生命哲学 |
一、不屈不挠的韧性意志 |
二、扎根血液的礼性传承 |
第三节 “焦虑困惑”的生命哲学 |
一、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 |
二、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演进下的焦虑困境 |
第四章 李娟散文生命书写的当代价值 |
第一节 当代散文视域下的反思 |
第二节 坚守真善美价值 |
第三节 弘扬时代主旋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读研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5)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基本史料 |
(一) 汉文文献 |
(二) 外文文献 |
三、研究现状 |
(一) 关于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 |
(二) 关于民国新疆县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为主题的研究 |
(三) 关于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聚居区县制改革的研究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一) 史料选取的创新 |
(二) 研究视角的创新 |
第一章 新疆蒙古族的源流、分布及传统社会组织 |
第一节 新疆蒙古族的源流及分布 |
一、新疆蒙古族的起源及发展 |
二、民国时期新疆蒙古族分布 |
第二节 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 |
一、新疆蒙古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形式 |
二、清代新疆蒙古族盟旗的管理模式 |
三、小结 |
第二章 县制改革前的蒙古王公与盟旗社会管理变迁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王公制度的延续及作用 |
一、王公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延续 |
二、蒙古族王公与新疆社会发展 |
三、新疆蒙古族王公与边疆稳定 |
四、小结 |
第二节 县制改革前盟旗社会管理的变迁 |
一、盟旗管理机构的变革 |
二、盟旗社会管理的变迁 |
三、小结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的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变迁 |
第一节 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影响 |
一、北洋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二、新疆省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7年)的县制改革 |
一、精河县 |
二、乌苏县 |
三、额敏县 |
四、博乐县 |
五、承化县 |
六、小结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管理 |
一、对王公的控制 |
二、对盟旗的管理 |
三、对宗教的管理 |
第四节 社会纠纷解决模式的变迁 |
一、中央专案组办理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
二、中央司法机关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指导 |
三、地方行政机关对各类社会纠纷的处理 |
四、蒙古王公对盟旗内部社会纠纷的处理 |
五、小结 |
第四章 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49年)的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管理的变迁 |
第一节 民族政策对新疆蒙古族社会管理的影响 |
一、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二、新疆省政府民族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49年)的县制改革 |
一、特克斯县 |
二、和靖县 |
三、昭苏县 |
四、温泉县 |
五、和丰县 |
六、和硕县 |
七、小结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管理 |
一、行政制度的变革 |
二、经济政策的变革 |
三、司法制度的变革 |
四、宗教管理的强化 |
第四节 教育发展与社会管理 |
一、义务教育的发展 |
二、师范教育的发展 |
三、会立教育的发展 |
四、留学热潮的兴起 |
五、小结 |
结语:民国县制改革与新疆蒙古族社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普惠金融的内涵 |
1.2.2 普惠金融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 |
1.2.3 普惠金融的度量 |
1.2.4 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数理统计法 |
1.5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发展普惠金融的理论基础 |
2.1 区域金融学视角 |
2.2 金融地理学视角 |
2.3 普惠金融理论 |
3.新疆各地州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
3.1 新疆各地州经济发展差异 |
3.1.1 新疆各地州地区生产总值差异分析 |
3.1.2 新疆各地州农林牧渔总产值差异分析 |
3.2 新疆各地州金融发展差异 |
3.2.1 新疆各地州银行业发展差异分析 |
3.2.2 新疆各地州保险业发展差异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评价 |
4.1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指数测度 |
4.1.1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指数测度指标选取 |
4.1.2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指数测度步骤和方法 |
4.1.3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指数测度结果 |
4.2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指数差异分析 |
4.2.1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综合评价 |
4.2.2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二级指标差异评价 |
4.2.3 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评价 |
4.3 本章小结 |
5.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5.1 变量选取及模型介绍 |
5.1.1 模型设定 |
5.1.2 选取变量与提出假设 |
5.1.3 数据来源及说明 |
5.2 实证分析 |
5.2.1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估计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1.1 时间维度分析的总结 |
6.1.2 空间维度分析的总结 |
6.2 政策建议 |
6.2.1 改善金融资源供给结构,提升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深度 |
6.2.2 增加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减少普惠金融发展的地理限制 |
6.2.3 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合作,形成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合力 |
6.2.4 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转变金融观念和意识 |
6.2.5 统筹区域经济增长,促进普惠金融均衡协调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 |
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我国草原资源概述 |
一、我国草原概况 |
(一)草原的概念 |
(二)我国草原概况 |
二、我国草原恶化状况 |
(一)草原恶化现状及其危害 |
(二)草原恶化原因及其保护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草原立法沿革 |
一、建国以前相关草原立法 |
(一)《大札撒》之前相关草原立法 |
(二)《大札撒》之后相关草原立法 |
二、建国以后相关草原立法 |
(一)1979 年《环境法》之前相关草原立法 |
(二)1979 年《环境法》之后相关草原立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草原立法评析 |
一、我国草原立法亮点 |
(一)单列专章规定监督检查 |
(二)加强草原法律责任规范 |
(三)补充增加草原建设章节 |
(四)扩展草原利用自成一章 |
二、我国草原立法不足 |
(一)草原立法理念相对滞后 |
(二)草原立法内容不够完整 |
(三)草原立法技术略显粗疏 |
(四)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存在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草原立法调研 |
一、调研情况概述 |
(一)调研目的与范围及其对象 |
(二)调研方式与过程及其问卷 |
二、调研统计分析 |
(一)草原破坏行为与行为主体反映的问题 |
(二)草原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反映的问题 |
(三)草原犯罪构成与刑罚裁量反映的问题 |
(四)草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映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草原立法完善 |
一、转变草原立法理念 |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
(二)坚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 |
二、健全草原立法内容 |
(一)强化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 |
(二)补充明确草原生态补偿制度 |
(三)增设草原保护公众参与制度 |
三、提高草原立法技术 |
(一)细化草原法律责任相关规定 |
(二)实现草原立法技术的规范化 |
四、增进草原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调性 |
(一)协调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
(二)提升地方草原立法的具体适用性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在学期间参与导师科研工作 |
在学期间参与学术活动 |
致谢 |
附录 |
(8)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展望 |
1.4 研究范围、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范围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基本理论 |
2.1 制度及其分类 |
2.1.1 制度的定义及其内涵 |
2.1.2 制度的分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
2.2 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关系 |
2.2.1 行政管理正式制度的特征 |
2.2.2 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
2.2.3 行政管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
第三章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演变历程 |
3.1 从民族政权走向国家政权过程中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兴衰演变 |
3.1.1 蒙古族宗族及宗法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交互发展 |
3.1.2 蒙古族宗教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交互发展 |
3.1.3 蒙古族习惯法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交互发展 |
3.2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变迁 |
3.2.1 从尊重到压制: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曲折发展 |
3.2.2 从压制到尊重: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复兴与发展 |
第四章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影响的现状考察 |
4.1 蒙古族宗族与行政管理活动 |
4.1.1 蒙古族宗族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 |
4.1.2 蒙古族宗族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互动融合 |
4.2 蒙古族风俗习惯、禁忌与行政管理活动 |
4.2.1 蒙古族风俗习惯、禁忌与禁牧、休牧、轮牧制度 |
4.2.2 禁牧、休牧、轮牧制度与蒙古族风俗习惯、禁忌的相互兼容 |
4.3 蒙古族宗教与行政管理活动 |
4.3.1 蒙古族宗教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 |
4.3.2 蒙古族宗教与行政管理活动的调和 |
第五章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运行机制 |
5.1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存在形式及运行方式 |
5.1.1 性质多元的非正式制度并存 |
5.1.2 无形的约束 |
5.1.3 必不可少的运作体—个人或社会组织 |
5.2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产生的影响效果 |
5.2.1 补充与推进: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的积极影响 |
5.2.2 冲突与阻滞: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的消极影响 |
第六章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的兼容 |
6.1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兼容的路径选择 |
6.1.1 制度互补:发挥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 |
6.1.2 制度替代:发挥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 |
6.1.3 制度转化:促进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向行政管理正式制度的转化 |
6.2 蒙古族非正式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兼容的具体措施 |
6.2.1 发挥行政管理正式制度对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构建作用 |
6.2.2 充分发挥蒙古族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现实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第二章 我国边境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其相关政策 |
第一节 我国边境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 |
第二节 我国边境贸易政策的演变 |
第三章 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条件与环境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历史 |
一、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的历史 |
二、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的历史 |
三、结论 |
第二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内部条件比较 |
一、经济条件比较 |
二、口岸条件比较 |
第三节 两省(区)接壤国家政治经济环境比较 |
一、两省(区)接壤国家的政治环境 |
二、两省(区)接壤国家的经济环境 |
三、结论 |
第四章 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的地位 |
一、在本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
二、在本省外贸中的地位 |
三、在全国边境贸易中的地位 |
第二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横向比较 |
一、两省(区)边境贸易的规模与速度比较 |
二、两省(区)边境贸易的商品结构比较 |
三、两省(区)边境贸易市场结构比较 |
四、两省(区)边境贸易经营主体比较 |
五、两省(区)边境贸易结算方式比较 |
第三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剖析 |
一、新疆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剖析 |
二、云南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剖析 |
三、结论 |
第四节 两省(区)边境贸易发展的特点 |
第五章 国内外边境贸易发展经验借鉴及发展新疆边境贸易的对策 |
第一节 国内外边境贸易发展经验借鉴 |
第二节 发展新疆边境贸易的对策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详细摘要 |
(10)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现状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序论 |
1.1 研究背景、选题目的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2 创新之处 |
1.4 边境贸易相关理论 |
1.4.1 边境贸易的概念 |
1.4.2 基本特征 |
1.4.3 基本形式 |
1.4.4 边境贸易理论依据 |
2 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有利条件 |
2.1 地缘优势 |
2.1.1 地域优势 |
2.1.2 口岸优势 |
2.2 资源优势 |
2.3 人文优势 |
2.4 政策优势 |
2.5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优势 |
2.5.1 明显的地缘优势,崭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使中心成为陆桥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块 |
2.5.2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坚实基础是中哈合作的长期实践 |
2.5.3 为了中心的商业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双方政府给予了众多优惠政策 |
3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发展进程与现状及经济效应分析 |
3.1 中哈边境贸易发展进程 |
3.2 中哈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
3.2.1 新哈边境贸易呈逐年上升,成为新疆对外贸易的主体 |
3.2.2 边境贸易的主体多元化,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格局 |
3.2.3 边境经济合作日益深化 |
3.2.4 边境贸易和边贸企业对政策依赖性强 |
3.3 经济效应分析 |
3.3.1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进出口结构分析 |
3.3.2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 |
4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4.1 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信息渠道不畅,产品附加值低 |
4.2 粗放型增长为边境贸易增长的特点 |
4.3 边境贸易风险较大,缺乏统一管理与标准 |
4.4 边境贸易政策不稳定,优惠政策落实难 |
5 发展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的对策建议 |
5.1 优化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加强信息工作 |
5.2 边境贸易发展战略为实行集团化、集约化 |
5.3 边境贸易的相关政策,法规待完善 |
5.4 建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和服务平台,建立进出口保险基金 |
5.5 完善综合服务体系,不断改善边贸发展环境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四、阿勒泰地区羊毛市场存在问题浅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放牧草地毒害草种属多样性与综合防控措施研究[D]. 王军亮. 扬州大学, 2020(04)
- [2]边境团场的聚合与延伸 ——北塔山牧场变迁研究[D]. 荆姣姣.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6)
- [3]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4]李娟散文的生命书写研究[D]. 汪泽. 喀什大学, 2019(07)
- [5]县制改革视域下民国新疆蒙古族聚居区的社会管理[D]. 斯琴.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新疆各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差异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 郭旭阳.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7)
- [7]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 万政钰.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8]蒙古族非正式制度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影响研究[D]. 乌云高娃. 兰州大学, 2013(05)
- [9]新疆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比较研究[D]. 王乾星. 新疆财经大学, 2011(04)
- [10]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边境贸易现状及经济效应分析[D]. 吾兰·木哈买提别克. 新疆师范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