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发支出列为费用还是资产（论文文献综述）
胡楠,薛付婧,王昊楠[1]（2021）在《管理者短视主义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文中研究说明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下,秉持长远理念是企业抵御外部环境威胁和拥有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基石。然而,作为企业掌舵人的管理者并非都具有长远的目光。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时间导向理论,提出了管理者内在的短视主义特质与企业资本支出和研发支出的关系,并采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出管理者短视主义指标从而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年报MD&A中披露的"短期视域"语言能够反映管理者内在的短视主义特质,管理者短视会导致企业减少资本支出和研发支出。当公司治理水平、监督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时,管理者短视主义对这些长期投资的负向影响越易受到抑制。最终,管理者短视主义导致的研发支出减少和资本投资效率降低会损害企业的未来绩效。本文拓宽了管理者短视主义的行为后果分析,对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的聘任以及企业和政府的监管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同时,本文将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方法引入管理者短视主义的研究,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徐小欢[2]（2020）在《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发创新能力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因素,它对提高生产率与稳定社会就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率地利用研发资源更是重中之重。代理理论指出,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状态下,管理者的行为无法时刻被出资人关注,因此他们会有动机与机会在制定决策时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损害了企业与出资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界的出资人为保住自己的权益,会降低出资意愿、提高出资成本,最终使企业陷入资源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使外界提供的资源无法被合理使用。尤其对于研发这类投资项目,它保密性强,跨越周期较长,产出不确定性高,致使出资人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不明晰,管理者也很可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而最终毫无成果,这种情况下,逐利的出资人会提高出资要求,理性的自利经理人会选择逃避研发,也就是说研发项目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代理问题。为了促使企业将研发资源利用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本文在概念上区分了研发与创新,并根据新会计准则的变更内容,按照研发时间进程的先后,将研发效率进一步拆分为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然后,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的投资无效率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一方面,财报数据的干净、透明是决定企业内外部人信息是否对等的关键,另一方面,相比于复杂的组织架构,简单的组织更加容易操控和管理,避免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因此,本文将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共同称之为公司透明度,探究透明度的改变能否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制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形成,也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分配资源从而有利于某些公司。由于政府对企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为了缓解资源紧缺的压力、改善政策信息不灵通的现状,企业有动力主动聘请曾经或者目前在政府等相关部门任职的人员来企业担任管理层,方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政治关系的维系是需要付出精力与资源的,它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已有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本文引入管理者政治关联作为第一个调节变量,探究其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此外,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是稀缺资源的占有者,掌握着先进的管理方法、前沿的技术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且烙印理论指出这类管理者由于早年在外求学或者工作,具备了更长远的视野,认可研发的价值,同时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高压下,会在心里形成忌惮代理问题的长久印记。因此,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与配套条例来吸引人才归国。在上述大背景下,本文将管理者海外经历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检验其是否可以影响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二者间的关系。最终,由于管理者参与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内部的机制很难对其背景作用的发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引入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融券做空,试图分析其是否能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三者间的关系起到纠偏或者强化作用。本文在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主假设,并在每个主假设下包含四个分假设,通过对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公司透明度对研发效率具有显着作用,不同于财务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对称作用,组织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作用是非对称的。当公司组织透明度降低时,内部集团效应为企业研发资本化的实现带来资金、技术与消费市场的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升高（组织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同时,公司财务透明度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而且会缓解外部资金的获取难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提高（财务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此外,组织透明度可以影响企业的研发产出效率,当组织透明度较高、企业结构较简单时,信息在内部传递速度加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提高,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效专利更多,会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得到提升;最后,财务透明度影响企业当期的研发产出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不仅会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隐形激励契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随之提高。第二,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管理者们的政治关联越强,多个子公司带来的集团效应越明显,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强;其次,相比于内部企业集团的知识分享,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自身具备的知识发挥的作用更直接,从而管理者们的海外背景越强,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弱;然后,政治关联尽管带来了融资优势,但它同样可以加重企业的代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企业习惯于躲在舒适圈中、缺乏探索惰性,二是重要岗位专业人员的缺失致使决策制定缺乏战略性。因此政治关联无法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最后,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其附带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的忌惮,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财务透明度的融资与监督作用,导致海外背景对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稳定。第三,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当管理者具有政治关联时,这种关系的维系会使企业受到掣肘,分散了企业精力与可用资源,同时这类来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在决策制定的可行性上无法与科班出身的管理者相媲美,从而会削弱组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其次,海外背景的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高效利用手中已有资金,同时依靠宽广的人脉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尽管组织在透明度低时会项目繁多,但这类管理者的能力与技术可以同时推进多个项目,从而会削弱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然后,政治关联的领导人由于资源便利,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即使研发失败没有成果产出也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也就不需要高财务质量为外界出资人提供额外的细节信息为自己担保,因此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间的关系无法发挥调节作用;最后,在中国这种“大同文化”的氛围下,被国家与企业高额引进的海归们迫切需要用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薪酬匹配,因此财务信息质量这种隐形激励合同对这类管理者产生的研发激励作用更强。第四,考虑到融券卖空的监督治理作用,将市场融券卖空机制引入作为情境变量,由于融资与融券业务对应的是同一群股票,因此按照是否被列为融券卖空标的,将样本分成做空组与非做空组,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带来的优势仅在非做空标的组公司可以实现,在做空标的组会消失;而海外经历带来的激进研发态度、能力与文化烙印会因市场做空的激励得以全面施展,因此做空组中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具有或有价值,价值的实现会受到宏观市场环境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研发效率进一步划分成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丰富了现有对投资理论的研究,同时将公司透明度进一步划分成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一方面拓宽了现有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指出财务透明度不仅是外界出资者的吹哨人,它同时具有隐性激励契约的作用,从而激励管理者可以更有动力将研发坚持到底。通过研究四者间的因果关系,对公司日后制定经营与发展策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就是说公司为了获得研发优势,需要继续保持对透明度的追求,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同时须因时制宜地适当增加企业的组织数量,不可一味追逐规模庞大的表象。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指出,公司在高薪雇用有背景的管理者时,不仅要看其附加的资源、能力等优势,还要考虑随之而来的成本与激励问题,应在考虑其横向特色与纵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当前的战略目标,实现管理者与企业的动态匹配。最后,为融券卖空机制的存在价值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持。目前监管机构对“裸卖空”采取限制措施,同时证券机构也并不情愿将证券借出,导致卖空这种外部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金融机构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卖空机制,尤其将那些公司治理不好或者结构背景复杂的公司列为融券卖空标的,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与价值。
许晓芳,陆正飞,汤泰劼[3]（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操纵的手段、测度与诱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利用表外负债、名股实债和会计手段进行杠杆操纵的行为.杠杆操纵会进一步推高公司真实杠杆水平,弱化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杠杆水平的监督力度,粉饰去杠杆效果,从而可能导致更大程度的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此,在扼要总结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操纵手段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杠杆操纵的测度方法——XLT-LEVM法,并基于2007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操纵程度进行了测度,也对杠杆操纵诱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杠杆操纵行为,公司账面杠杆率越高、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以及去杠杆压力越强,公司杠杆操纵程度越大.这些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上市公司杠杆问题方面的研究,更为今后杠杆操纵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也为强化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和优化去杠杆效果评价提供了政策参考.
黄和忠[4]（2020）在《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研究》文中认为2018年9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随着改革的推进、国家政策性支持研发投入的力度的逐年加强,现代高新科技型生产企业步入了研发费用抵税的税收筹划时代。研发支出加强计扣除抵税全面推行的目的是为减轻科技实体企业税负,减少科技实体企业现金流支出,为科技企业有足够的现金流投入企业研发支出提供国家政策方面的保障,进而以科技型生产企业的技术创新驱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技术创新,提高整个国家的创新竞争能力。本文介绍了2018年“研发支出加计加计扣除率提升至75%”后,国家“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力度空间提高的大环境下,围绕国家出台的一些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优惠政策,以科技型生产企业K为例,从科技型生产企业的自身特点出发,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纳税筹划进行研究。由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政策对企业享受研发支出加计扣除设有一定条件,科技企业研发支出的各种模式的多样性并不与国家设定的条件完全相一致,企业并没有真正最大化的享受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利于规范K公司各种研发支出模式适应加计扣除最大化政策设定的条件,使K公司真正享受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最大化的政策红利。本研究首先介绍了国内外有关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接着从K公司2019年销售收入情况、税前盈利状况、所得税税负情况、研发支出投入金额以及业务行态出发,经过深入分析,得出K公司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纳税筹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结论。本文主体部分论述了研发支出加计加计扣除研究始于2019年K公司研发支出模式,立足于科技型生产企业研发支出模式,旨在研究如何使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最大化。针对K科技型生产企业研发模式特点,分别从自主研发、受托研发、委托研发三种模式,以文献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为基础,结合K公司研发支出的模式及2019年税前盈利壮况,同时以“R&D”支出加计扣除理论为基础,在k公司当期有巨大的研发支出金额的现状下,进行了科学针对性的研究过程:基于K公司原有自主研发核算模式中,由于研发固定资产核算采用折旧核算模式与自主研发支出采用过度资本化核算模式,导致当期的研发支出金额能在当期加计扣除基数只占研发支出总额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自主研发支出金额要在以后的年度才能加计扣除,与K公司2019年税前利润情况不相符合,不适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根据K公司的具体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情况,运用有关加计扣除理论及国家出台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条款,针对性的提出了研发固定资产支出应采用研发固定资产原值一次计入的核算模式,自主研发支出核算模式应采用纳税筹划方式确定费用化金额与资本化金模式,此纳税筹划活动大幅度减少了K公司所得税税负,实现了纳税筹划目标;基于受托研发模式中,K公司受托研发支出,根据“国家委托研发”加计扣除的相关政策规定,K公司作为受托方,不得将研发支出在K公司进行加计扣除,委托方才能作为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受益方,但是作为委托方的子公司税前利润为亏损状态,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在当期起不了减少纳税作用,而K公司2019年税前利润很大,急需获得研发支出加计抵扣额以减少本期应纳税额,本文根据受托研发支出的具体情况,将原受托研发模式进行重置,使受托研发模式转化为自主研发模式,从而使K公司能享受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实现了此次受托研发纳税筹划目标;最后基于委托研发模式中,根据委托研发相关政策K公司只能按委托金额的80%享受加计扣除,损失了委托金额20%部分的加计扣除机会,本文根据委托研发具体情况,将K公司的委托研发模式重置为研发物料购买模式,从而将委托研发支出的金额转变为全部享受研发加计扣除的购买金额,实现了此次委托研发纳税筹划目标。本文用表格对比方式分别列示了三种研发模式筹划前后的情况,并计算出K公司获得的纳税筹划具体收益,在研发支出三种研发模式的纳税筹划中,均取得了纳税筹划理想的预期效果。最后,本文分析了本次纳税筹划活动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并提出了一些风险控制措施与预防体系,是为了减轻本次纳税筹划产生的一些风险而带来的消极影响,为K公司的纳税筹划提供示范保障作用。由于K公司具有无人机行业的领先性及代表性作用,该研究对于科技型生产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纳税筹划能起到借鉴意义。
张洁琼[5]（2020）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金融企业是实体经济的代表和支柱,但自201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呈现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企业配置的金融资产比重以及金融渠道收益占比均持续攀升。适度的金融化发展有助于改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融资效率,但是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加深恰发生在中国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企业金融化是否会挤占实业投资,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等局面引人担忧。2018年以来金融监管机构陆续出台政策措施限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旨在引导企业专注主业发展,避免过度金融化。已有研究指出,企业金融化对经济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滑时,资本涌向金融资产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平滑投资,使企业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实现平稳过渡。另外,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有助于改善银行信贷歧视造成的金融资源错配,使信贷资源在企业间实现二次配置。但是,已有研究仅止步于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会使用外部融资参与金融资产投资,但却没有进一步验证企业金融化的资金究竟流向了何处,而这恰是评判企业金融化是否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资金是流向生产效率更高、但受银行信贷排斥的中小民营企业,则企业金融化将有助于优化资金配置效率。而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资金最终仍流向了传统低效行业或用于金融、房地产领域投机套利,则企业金融化不仅无法有效优化资金配置,相反可能会加重金融错配。作为中国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容忽视的现象,我国当前的企业金融化水平究竟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和驱动机制又是什么?企业金融化发展究竟是会挤占实业投资,加重经济结构失衡,还是有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监管部门精准调控,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首先从现状分析入手,测算了 2007-2017年间我国企业金融化的整体变动趋势,分析了我国非金融企业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风险偏好以及企业间的异质性特征。随后,从研究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入手,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是否会挫伤实业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最后重点围绕企业金融化是否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展开研究。首先,分析我国企业金融化的典型模式——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业务机制以及驱动机制;其次,通过实证检验企业影子银行化程度上升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的金融资源流向;最后,通过实证检验企业间影子信贷对融资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影响,研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的金融资源对微观企业的实际作用效果,完整地检验了企业影子银行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间具有较大差异。经营资产收益率越低、杠杆率越高的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金融渠道收益占比也越高。监管部门应重点监管涉足房地产投资的非金融企业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金融化行为,重点防范企业在金融资产投资中的杠杆操作。（2）整体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以预防性储蓄动机为主,企业金融化有助于平滑企业未来一段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并且这种平滑作用在不同融资约束企业间不具有显着差异。另外从企业配置的金融资产类型上来看,企业配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类金融资产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均有助于平滑企业未来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但是房地产投资增加无助于平滑实业投资。除房地产投资以外的金融资产配置更多是充当企业投资的“蓄水池”和“润滑剂”,用以调节企业的实业投资步调,并不会长期挤占实业投资。（3）金融抑制程度越高,企业影子银行化二次配置金融资源的动机和需求越大。（4）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并未流向成长机会更多、融资缺口更大的中小民营企业以及新兴行业企业,而是依然流向了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传统行业企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并未随影子银行化企业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增多而得到缓解。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仅仅是强化了原本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且企业影子银行化程度上升会进一步挤占中小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资源,无法有效改善金融资源错配的状况。（5）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多为短期信用且成本较高,不仅无法有效支持企业的长期项目投资,还会恶化原本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不利于企业的主营业务发展。综上来看,金融抑制导致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的原因,但是企业影子银行化并不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要遏止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根本方法是改善金融市场环境,减少银行信贷歧视,同时为小微企业拓展互联网金融、小微贷款等合法融资渠道。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最终用途上来考察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强调了在不同动机下,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不同影响。（2）深入探究了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业务机制以及宏观制度因素对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对遏止企业影子银行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3）分两步实证检验了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企业影子银行化仅仅是强化了原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有效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弥补了已有的研究空缺。
郑取智[6]（2020）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文中认为根据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规划,我国将在2020年步入到创新型国家行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是指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其所发生的研发费用不仅可以据实扣除,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比例上进行加计扣除。我国在20多年前就已经实施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20多年间,该政策对于我国走创新发展道路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理论分析,包括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四个部分。然后本文分析了制造业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现状,并提出我国加计扣除政策存在哪些问题。第四章在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是否具有激励效应。本文选取了20122016年间,制造业中研发投入最多的前5个行业进行研究,共360个样本,1800个观测值。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是具有激励效应的。然后本文又针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是否实行了高管股权激励政策这两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结论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比非国有企业要好;对实行了高管股权激励政策的激励效果比没有实行的企业要好。在实证分析之后,本文总结了国外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加计扣除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两方面,具体建议有:扩大政策适用范围;制定特惠政策;探索对特定目标的特别优惠;实行混合抵扣模式;针对不同区域进行政策调整;制定合理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加强各部门合作和人才培训;加强政策宣传;规范备案核算和后续管理。
郭苑[7]（2020）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生态环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种生态环境污染事件高发,给人民健康和生活空间带来重大威胁,也不断增加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压力。由企业排污造成的环境事件,正逐渐由单纯的政府环境处罚衍生为政府监管和投资者“用脚投票”相结合的有效反馈。在政府部门、投资者、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守法的多重诉求下,如何在现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框架下更好地约束企业环境行为,成为当前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通过系统完整地梳理并公开在履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责任、承担与经济收益相应的环保义务方面的情况,向社会展示企业真实客观的环境行为和潜在的环境风险,对于维护公众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监督知情权、保障投资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知情权、提升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均有重大意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释放了国家健全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重要信号和强烈决心。美国、日本、欧盟及欧洲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较早,也是伴随企业环境污染事件向资本市场传导的过程逐渐建立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固化。目前,这些发达经济体已基本建立成熟的环境会计、审计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及披露制度。经过多年实施和市场培育,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意识也逐渐由被动强制披露转变为主动自愿披露,大大降低了政府环境监管成本和投资者风险。我国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到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发展,再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企业环境污染的监督治理也表现为由缺位—重视—补位的渐进过程。在这一渐进过程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起步较晚,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极少,环境信息披露的成果和绩效未得到充分检验。本研究选取2010—2017年沪市14个重污染行业的197家企业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打分法获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考察了涵盖环境规制重要时间节点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变化情况,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了在信息特质、企业特质、制度背景特质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影响因素,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及环保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揭示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确实存在诸多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并通过一系列更为细致的研究,挖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挥积极效应的制度背景,进而从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能促进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增强控股股东参与环境保护的实力和话语权,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二是国有控股能释放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合规要求,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三是企业两职分离的特征,能有效发挥对管理层的监督,促进企业在经营管理中从长远考虑,加强环境管理和信息披露。四是企业监事会规模能加强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合法性审查,及时纠偏企业的环境不合法行为,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底气和保障。第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部分研究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在同等条件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二是相较于宽松的环境监管程度,严格的环境监管有利于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环境监管通过对企业达到环保合法性要求产生外在压力,推动企业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降低环境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预期,进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三是相较于较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释放各种市场要素对企业环境信息的作用,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畅通信号传递渠道,促进融资效率提高。第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降低融资成本有显着效应。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显着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在权益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环境信息能作出即时反应,通过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等形式展现出来。二是企业环境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并不稳健,仅在企业面临较高的债务融资约束时显现。三是环境信息披露对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来实现。目前我国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过多关注企业环境污染排放和治理,相关信息容易被投资者归类为负面信息并作出不完整解读或过度解读,环境信息的信号传导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四是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成本降低效应更为显着。国有企业因为多元化社会责任加持,在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方面表现良好,加之投资者对其披露的环境信息给予采信,对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显着。第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企业环保投资规模越大。该部分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有效促进环保投资。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外界公布自身发展水平的一种有效市场信号,能提高资本市场上环境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增强企业因环保投入索取的资金供给,降低融资成本进而扩大环保投资。二是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大。国有企业因原生的政治关联,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合规行为,更能从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效应的角度出发开展环境治理和信息披露,所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和质量也更有保证,更能得到资本市场的辨识和认可。三是金融发展越充分的地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越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信号传递越通畅,投资决策的机会成本也相应降低,融资成本得以降低,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得到更好的保障。四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通过促进环保投资,提升增长期权价值。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1）研究视角创新。现有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大多聚焦企业某一项财务表现,较少将融资约束、环保投资和企业价值联系在一起,本文尝试先分析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融资约束降低效应,从中发现其对降低融资成本、促进环保投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将企业的股权性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的环境监管程度作为调节变量,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了股权性质、制度环境、市场化进程等不同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应异质性,对于研究提出适用于政府、企业不同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方法创新。一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测算方法创新。结合我国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提出了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和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标各9个,构建了强制性环境信息指数和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并结合两类信息的特点进行回归分析,拓展了研究的实践价值。二是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研究。本文从融资成本渠道和经营现金流渠道两个维度,采用多元回归、分位数回归、两阶段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和检验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环保投资的影响,验证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通过对加大环保投资进而提升企业增长期权价值,丰富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的应用。
刘辉[8]（2020）在《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速和社保制度全面改革的大背景下,探讨社会保险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社保制度的多重效应,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变迁下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预测和引导,从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指导,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平衡好社会保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社保政策的优化和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提供一定的支撑。本文依据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保险理论和企业避税理论,围绕社会保险制度与企业应对行为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重点探讨社会保险制度下企业的成本转嫁机制及潜在影响。通过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和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梳理,本文重点就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与企业社保合规、社保成本的转嫁、社会保险缴费与全要素生产率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保险费征缴主体由社保经办机构调整为地方税务部门后,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有所提升,说明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改革对于提高社保基金收入和企业遵缴率存在正面意义,但同时也意味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与负担;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社保征缴强度来实现的,通过对税务代征和全责征收模式的征收效果比较后发现,由于税务部门全责征收模式赋予了税务部门更为完整的权力职能,其对企业的信息掌握更为全面,且制度激励更强,其征收效果更佳;由于社保合规程度的差异,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工资水平较低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合规程度影响更为明显,这意味着社保征缴体制的全面改革将显着增加这些企业的用工成本。（2）本文进一步运用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和地级市层面的征缴体制改革数据库,检验了社保征缴体制改革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冲击和企业的潜在社保转嫁行为,结果发现社保征缴体制改革导致企业的实际缴费率上升,进而促使企业通过降低职工工资等手段进行劳动力成本转嫁,本文发现这种转嫁行为仅在企业工资中发现,并未对企业雇佣规模形成明显挤压。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的转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3）最后,本文基于2004-2007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008-2011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考察了企业社保缴费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其影响机制主要在于促使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福利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等来提升企业生产率,但是其总体上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了一些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社会保险缴费能够有效提升资本密集型、高工资水平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劳动密集型、低工资水平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存在负向效应,对国有企业则影响不显着。本文结合社会保险筹资理论、经典的逃税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和现有文献,通过构建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之间的理论框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规制下企业的社保逃费行为和成本转嫁机制,并进一步地探讨了企业社保负担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全面认识和评估社会保险规制下企业行为的变化过程及相应的经济后果,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
邓欢[9]（2020）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多数国家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展难题与困境。这样的经济环境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也受到阻碍。“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概念提出后,我国制造业迎来了新一轮发展契机,高端装备制造业也随之加入到这次工业革命浪潮,其产业规模、创新能力及经营状况虽然得到提高,但仍然存在着技术创新力度不足、企业缺乏增长活力等问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要想突破这些难题,抓住这巨大的历史性机遇并提升经营实力,势必经过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环节将初始资源转换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以获取足额利润。鉴于此,研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如何影响财务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2010年-2017年142家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在文献梳理、现状分析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技术创新投入（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产出（专利授权数量、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及条件（政府补助水平、研发机构数量）三方面的指标衡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得到样本企业的财务绩效综合得分,最后通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验证了两者间的影响方式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但内部差距大。（2）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条件对财务绩效均存在显着影响,且存在滞后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使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能够在改革风口上乘势而奋力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本文主要贡献在于以新的研究视角（增选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指标、增加技术创新条件的评价角度;长周期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因子分析法测算财务绩效综合得分）,衡量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为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财务绩效提供了更具参考性的措施和建议。
由文进[10]（2020）在《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持续展开,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加快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研发活动作为取得无形资产的一种途径,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企业的发展潜力。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既为企业如实反映研发创新活动的实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企业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但无论何种选择,企业最终的目的还是期望在市场上取得研发活动的预期收益。此外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激烈,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对研发投资决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以新会计准则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为切入点,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充分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信号传递理论和超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选择相关变量并构建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后利用层次回归检验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的关系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作用。之后为了更全面系统的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和企业规模视角分组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最后为拓宽文章的研究深度,本文还深层次地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比例与市场认同的关系,以期得出适用于研发投资的一般性结论。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认可企业的资本化研发选择,证实了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积极效用。本文在研究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关系时引入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监督治理因素,实证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化研发选择与产品市场认同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产品市场对选择研发资本化的企业的认同度越高,而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显着性认同证据。（2）基于资本结构和企业规模视角对以上三者关系分组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后发现,无论在产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市场均会给予低负债和小规模企业的资本化研发选择更积极地认可,而产品市场竞争的正向调节作用则是相反均在高负债和大规模企业中更能发挥积极作用。（3）在深层次探讨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比例与市场认同关系时,我们发现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认同企业的高资本化研发比例,且产品市场竞争正向调节资本化研发比例与产品市场认同的关系,同样的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得到显着性认同证据。最后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均未发生变化。总的来说,本文将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纳入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给出了适用于中国情景下研发投资发展的一般性结论,既是对前人相关文献的进一步扩充,同时又能为企业发展创新、投资者决策以及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发支出列为费用还是资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研发支出列为费用还是资产（论文提纲范文）
（2）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论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研发效率 |
| 2.2 公司透明度 |
| 2.3 管理者背景特征 |
| 2.4 融券卖空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模型 |
| 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衡量与模型构建 |
| 第5章 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分析 |
| 5.2 假设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
| 5.4 进一步检验 |
| 5.5 假设汇总与分析讨论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理论贡献 |
| 6.3 管理建议 |
| 6.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操纵的手段、测度与诱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杠杆操纵的概念界定及常见手段 |
| 1.1 表外负债 |
| 1.2 名股实债 |
| 1.3 会计手段 |
| 2 杠杆操纵的测度:XLT-LEVM法(11) |
| 2.1 基本的XLT-LEVM法 |
| 2.1.1 预期模型法 |
| 2.1.2 行业中位数法 |
| 2.2 扩展的XLT-LEVM法 |
| 2.2.1 扩展的XLT-LEVM法(直接法) |
| 2.2.2 扩展的XLT-LEVM法(间接法) |
| 2.3 基于XLT-LEVM法的杠杆操纵测度 |
| 3 杠杆操纵的主要诱因 |
| 3.1 描述性统计 |
| 3.2 回归结果 |
| 3.3 稳健性检验 |
| 4 结束语 |
（4）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二、相关理论与概念研究 |
| (一)相关概念 |
| 1.高新技术企业 |
| 2.研发支出范围界定 |
| 3.享受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企业与行业范围行业界定 |
| 4.纳税筹划 |
| 5.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
| (二)相关理论研究 |
| 1.税收价格理论 |
| 2.税收契约理论 |
| 3.“R&D”支出加计扣除理 |
| 三、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一)K公司概况 |
| 1.K公司简介 |
| 2.K公司所在行业行态及主要业务概况 |
| 3.K公司销售收入状况介绍 |
| 4.K公司研发支出状况介绍 |
| (二)K公司所得税负介绍 |
| 1.K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状况 |
| 2.K公司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状况 |
| (三)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1.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的必要性 |
| 2.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的可行性 |
| 四、K企业研发费用支出纳税筹划分析与设计 |
| (一)K公司自主研发模式纳税筹划 |
| 1.自主研发核算模式的现状 |
| 2.K公司自主研发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K公司自主研发模式重置依据与方案 |
| 4.筹划结论 |
| (二)K公司受托研发模式纳税筹划 |
| 1.K公司筹划前受托研发模式现状 |
| 2.K公司受托研发模式问题分析 |
| 3.K公司受托研发模式重置依据与方案 |
| 4.筹划结论 |
| (三)K公司委托研发模式纳税筹划 |
| 1.K公司筹划前委托研发模式现状 |
| 2.K公司委托研发模式问题分析 |
| 3.K公司委托研发模式重置依据与方案 |
| 4.筹划结论 |
| (四)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结果总结 |
| 五、K公司税务筹划风险与防范 |
| (一)K公司纳税筹划所面临的风险 |
| 1.成本风险 |
| 2.政策上的风险 |
| 3.税务机关执法方面产生的风险 |
| 4.统筹风险 |
| (二)K公司纳税筹划风险防范 |
| 1.K公司做好纳税筹划的基础工作 |
| 2.K公司应加强风险防范适时调整筹划方案 |
| 3.K公司统筹系统设计纳税筹划及风险防范体系 |
|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 |
| 1.3.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文章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金融化 |
| 2.1.2 企业金融化 |
| 2.1.3 企业影子银行化 |
| 2.1.4 本文研究范畴 |
| 2.2 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影响机制研究 |
| 2.2.1 预防性储蓄动机 |
| 2.2.2 投机套利动机 |
| 2.2.3 公司治理视角的动机研究 |
| 2.3 企业金融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 2.3.1 对实业投资和研发创新的影响 |
| 2.3.2 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
| 2.3.3 对主营业务收益和财务风险的影响 |
| 2.4 企业金融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2.4.1 企业金融化与资源配置效率 |
| 2.4.2 企业金融化与金融稳定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特征分析 |
| 3.1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情况分析 |
| 3.1.1 基于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企业金融化测度 |
| 3.1.2 基于金融渠道收益占比的企业金融化测度 |
| 3.2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异质性特征 |
| 3.2.1 不同所有权性质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2.2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2.3 不同区域上市公司金融化对比 |
| 3.3 高金融化企业与低金融化企业的财务特征差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金融化的行为动机: 投机套利还是预防性储蓄 |
| 4.1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4.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基准回归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 |
| 4.3.3 金融资产类型异质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抑制与企业金融化的二次配置功能: 以企业影子银行化为例 |
| 5.1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二次配置功能检验 |
| 5.3.2 金融抑制的影响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金融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检验: 以企业影子银行化为例 |
| 6.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1.1 模型分析框架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资源再配置的整体效应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2.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和小结 |
| 6.3 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微观机理的经验证据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6.3.2 样本选择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作用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途径与方法 |
| 1.4.1 文献整理法 |
| 1.4.2 规范分析法 |
| 1.4.3 定量分析法 |
| 1.4.4 比较分析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活动概念界定 |
| 2.1.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概念界定 |
| 2.1.3 制造业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税收激励理论 |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 2.2.3 研发创新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4 影响因素 |
| 2.4.1 内部因素 |
| 2.4.2 外部因素 |
| 第3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现状分析 |
| 3.1 政策沿革 |
| 3.1.1 形成阶段 |
| 3.1.2 规范阶段 |
| 3.1.3 完善阶段 |
| 3.2 政策演变趋势 |
| 3.2.1 适用主体不断扩大 |
| 3.2.2 对研发活动的界定更加细化 |
| 3.2.3 对研发费用内容的规定越来越明确 |
| 3.2.4 研发费用抵扣模式越来越灵活 |
| 3.3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现状 |
| 3.3.1 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现状概况 |
| 3.3.2 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现状分析 |
| 3.3.3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投入现状分析 |
| 3.4 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4.1 政策制定问题 |
| 3.4.2 政策执行问题 |
| 第4章 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实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模型选择 |
| 4.3 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 4.3.2 全样本回归分析 |
| 4.3.3 异质性回归分析 |
| 第5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国际比较 |
| 5.1 部分国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概览 |
| 5.2 各国政策比较 |
| 5.2.1 研发费用范围更加广泛 |
| 5.2.2 加计扣除比例规定不同 |
| 5.2.3 抵扣模式不同 |
| 5.2.4 制定特别优惠政策 |
| 5.2.5 研发活动认定进一步规范 |
| 5.2.6 税收优惠政策评估和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 |
| 第6章 完善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建议 |
| 6.1 完善相关政策应坚持的原则 |
| 6.1.1 税收中性原则 |
| 6.1.2 税收公平原则 |
| 6.1.3 税收效率原则 |
| 6.2 完善建议 |
| 6.2.1 政策制定方面 |
| 6.2.2 政策执行方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与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信息披露 |
| 2.1.2 融资约束 |
| 2.1.3 融资成本 |
| 2.1.4 环保投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信号传递理论 |
| 2.2.4 组织合法性理论 |
| 2.2.5 融资约束理论 |
| 2.2.6 公司治理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 |
| 2.3.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
| 2.3.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 |
| 2.3.4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
| 2.3.5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 |
| 2.4 研究述评 |
| 2.4.1 研究特征分析 |
| 2.4.2 研究趋势分析 |
| 3 国内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与现状 |
| 3.1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 |
| 3.1.1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萌芽阶段(2000年前) |
| 3.1.2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起步阶段(2001—2006年) |
| 3.1.3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形成阶段(2007—2009年) |
| 3.1.4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推进阶段(2010—2017年) |
| 3.1.5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攻坚阶段(2018年至今) |
| 3.2 国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进 |
| 3.2.1 美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
| 3.2.2 欧盟及欧洲国家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
| 3.2.3 日本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
| 3.3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 |
| 3.3.1 披露水平逐年上升,强制性披露意愿增强 |
| 3.3.2 软披露倾向明显,硬披露偏好不高 |
| 3.3.3 正面披露偏好明显,倾向于进行声誉维护 |
| 3.3.4 重化工业披露水平最高,轻工业披露意识渐长 |
| 3.3.5 年报仍是主要披露方式,专项报告披露仍显不足 |
| 3.3.6 环保投资披露仍然较低,投资金额的个体差异较大 |
| 4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4.1.2 股权性质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4.1.3 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4.1.4 监事会规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2.2 指数的构建和计量 |
| 4.2.3 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回归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5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 |
| 5.1.2 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 |
| 5.1.3 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的选择和衡量 |
| 5.2.3 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单变量检验 |
| 5.3.4 回归分析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权融资成本 |
| 6.1.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 |
| 6.1.3 强制性、鼓励性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
| 6.1.4 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融资成本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的选择和衡量 |
| 6.2.3 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单变量检验 |
| 6.3.4 回归分析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 |
| 7.1 研究假设 |
| 7.1.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投资 |
| 7.1.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 |
| 7.1.3 企业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7.1.4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7.1.5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环保投资与增长期权价值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的选择和衡量 |
| 7.2.3 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单变量检验 |
| 7.3.4 回归分析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设计 |
| 8.2.2 细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措施 |
| 8.2.3 健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管理 |
| 8.2.4 培育全社会环境信息披露意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企业社保合规的影响因素 |
| 1.2.2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研究 |
| 1.2.3 社保制度与就业 |
| 1.2.4 社保制度与工资 |
| 1.2.5 社保制度与企业生产率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基本框架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法 |
| 1.4.3 比较研究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税收遵从理论 |
| 2.1.2 A-S经典逃税模型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经济归宿理论 |
| 2.1.5 激励理论 |
| 2.2 社会保险制度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论机制 |
| 2.2.1 社保缴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2.2.2 社保征缴制度与企业社保逃费 |
| 2.2.3 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 第3章 我国社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 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 |
| 3.1.1 现收现付制 |
| 3.1.2 基金积累制 |
| 3.1.3 部分积累制 |
| 3.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 |
| 3.2.1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整体演变 |
| 3.2.2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成及其演变 |
| 3.3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状 |
| 3.3.1 政策缴费率 |
| 3.3.2 缴费基数与统筹层次 |
| 3.3.3 征缴体制 |
| 3.3.4 社会保险收入与制度覆盖率 |
| 第4章 社保征缴体制对企业社保合规程度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4.2.1 云南省和浙江省的社保征缴体制改革 |
| 4.2.2 研究假设 |
| 4.3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 4.3.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机制分析 |
| 4.4.3 异质性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PSM-DID检验 |
| 4.5.2 考虑企业参保信息误差的影响 |
| 4.5.3 考虑企业迁移的影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社保征缴体制改革、社保负担与企业成本转嫁 |
| 5.1 问题提出与理论模型 |
| 5.1.1 问题提出 |
| 5.1.2 理论模型 |
| 5.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设定 |
| 5.2.3 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机制分析 |
| 5.3.3 异质性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社保缴费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数据来源、计量模型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工具变量回归 |
| 6.3.3 基于全国税收调查的实证分析 |
| 6.3.4 机制分析 |
| 6.3.5 异质性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税费同征同管,提升社保征缴效率 |
| 7.2.2 以做实费基为契机实现社保费率下调 |
| 7.2.3 完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参保积极性 |
| 7.2.4 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实现全国统筹 |
| 7.2.5 精准施策,降低企业社保负担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 |
| 1.3.2 关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 |
| 1.3.3 关于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 |
| 1.3.4 关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简要评价 |
| 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高端装备制造业 |
| 2.1.2 技术创新 |
| 2.1.3 企业财务绩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创新价值链理论 |
| 2.2.3 企业财务绩效理论 |
| 3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状况 |
| 3.1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规模水平 |
| 3.1.1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量规模大 |
| 3.1.2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数量整体上缓慢增长 |
| 3.1.3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内部构成持续调整 |
| 3.2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能力 |
| 3.2.1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R&D活动持续增多 |
| 3.2.2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
| 3.3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 |
| 3.3.1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经营规模大 |
| 3.3.2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经营状态稳定 |
| 3.4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选取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4 研究模型 |
| 4.4.1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当期财务绩效影响的模型 |
| 4.4.2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滞后性影响的模型 |
| 5 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分析 |
| 5.3.1 企业技术创新对当期财务绩效影响的回归 |
| 5.3.2 企业技术创新对滞后期财务绩效影响的回归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实证结果 |
| 6 研究结论、建议、不足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 |
| 6.2.2 企业层面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关系的研究 |
| 1.2.2 产品市场竞争对前两者关系影响的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资本化研发选择 |
| 2.1.2 市场认同 |
| 2.1.3 产品市场竞争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 |
| 2.2.2 超产权理论 |
| 第三章 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关系的实证检验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 |
| 3.1.2 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关系的影响 |
| 3.1.3 不同特征下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 |
|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 变量设计 |
| 3.3.1 被解释变量 |
| 3.3.2 解释变量 |
| 3.3.3 调节变量 |
| 3.3.4 控制变量 |
| 3.4 模型构建 |
| 3.5 实证检验 |
| 3.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5.2 相关性分析 |
| 3.5.3 产品市场认同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5.4 资本市场认同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6 进一步分组检验 |
| 3.6.1 不同资本结构下三者关系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6.2 不同企业规模下三者关系的回归结果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比例与市场认同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1 研究假设 |
| 4.1.1 资本化研发比例与市场认同 |
| 4.1.2 产品市场竞争对资本化研发比例与市场认同关系的影响 |
| 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变量设计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调节变量 |
| 4.3.4 控制变量 |
| 4.4 模型构建 |
| 4.5 实证检验 |
| 4.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2 相关性分析 |
| 4.5.3 产品市场认同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5.4 资本市场认同的回归结果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稳健性检验 |
| 5.1 资本化研发选择的稳健性检验 |
| 5.1.1 产品市场认同 |
| 5.1.2 资本市场认同 |
| 5.2 进一步分组的稳健性检验 |
| 5.2.1 不同资本结构 |
| 5.2.2 不同企业规模 |
| 5.3 资本化研发比例的稳健性检验 |
| 5.3.1 产品市场认同 |
| 5.3.2 资本市场认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不足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研发支出列为费用还是资产（论文参考文献）
- [1]管理者短视主义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J]. 胡楠,薛付婧,王昊楠. 管理世界, 2021(05)
- [2]公司透明度、管理者背景特征与研发效率[D]. 徐小欢. 吉林大学, 2020(03)
- [3]我国上市公司杠杆操纵的手段、测度与诱因研究[J]. 许晓芳,陆正飞,汤泰劼. 管理科学学报, 2020(07)
- [4]K公司研发支出纳税筹划研究[D]. 黄和忠.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张洁琼.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6]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数据[D]. 郑取智. 上海海关学院, 2020(07)
- [7]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环保投资研究[D]. 郭苑.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8]社保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1)
- [9]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D]. 邓欢.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化研发选择与市场认同[D]. 由文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