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康旭华[1](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阮萍[3](2020)在《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但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而且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呼包鄂地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助推器,在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具备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截止2018年底,GDP总额超过万亿元,占全区GDP总量的67.05%。然而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要求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进而与之相适应,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深刻理解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呼包鄂地区为研究区,基于产业结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理论及其空间组织理论,通过计算1978-2018年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偏差系数、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系数、泰尔指数和锡尔系数等指标,结合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和经济增长规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ArcGIS和GeoDa软件结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灰色关联度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探索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规律和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从产业结构演进特征来看,大多数旗县(区)产业结构现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市区第三产业比重增长较快。大部分旗县(区)产业结构熵值集中在0.6-1.1之间,产业结构相似指数在0.8以上,产业结构演进向着越来越有序的方向进行;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偏差系数值波动较小,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土默特左旗产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高达0.26,伊金霍洛旗低至0.08,存在地区性差异;大多数旗县(区))正在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转变,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各旗县(区)产业结构调整先加速后减速,产业结构调整内部差异较大。近年来结构效应有所改善,竞争力有所增强,市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推动,郊区旗县(区)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各旗县(区)相互作用强度较弱,呈现明显的组团化空间格局及显着的空间分异特征,优势产业之间经济联系不均衡,等级明显。从三次产业结构合理性来看,内部差异较大,青山区、东胜区、回民区泰尔指数趋近于0,市区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2)从经济增长现状来看,2000-2017年各旗县(区)经济差异有所扩大,锡尔总系数由0.0349波动上升到0.0438;县域经济区间差异增大,由0.0040上升为0.0126;区内差异总体趋于平衡。从空间分异来看,各旗县(区)经济发展水平趋于空间集聚,并在近年来一直保持集聚态势;对所有旗县(区)进行类型划分发现,“东北-西南”分异和低值集聚、高值分散特征趋于明显;典型的“双核”形态,昆都仑区和东胜区的经济发展综合得分为1.28和1.10;经济发达、较发达县域与周边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突变式”的空间形态,缺乏中间等级的县域过渡圈层;县域经济水平空间分布由分散向集聚转化。从时间序列来看,2000-2017年各旗县(区)人均GDP标准差逐年递增,由3726上升到85764,县域经济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总体波动明显,局部较为平稳;极化作用增强。(3)从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分析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95%的置信区间内,19个旗县(区)的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着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6个旗县(区)表现出单向的因果关系;东胜区表现出双向的因果关系。通过计算灰色关联度并排序可得:73.08%的旗县(区)第一产业结构发展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强;19.23%的旗县(区)第二产业结构发展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强,且均位于包头市;7.69%的旗县(区)第三产业结构发展现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弱,包括回民区和准格尔旗。通过Moran,s I指数的测算,呼包鄂地区各旗县(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关联度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较明显,但不显着地区数量占比高达73.08%,没有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更没有体现出较大的空间分异。通过以上研究及分析,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包括:原始机制、导向机制、优化机制和创新机制。
于化龙[4](2020)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层次的空间差异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部门,不仅直接构成了社会总产出的来源,同时也通过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而进一步影响总产出水平,因此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也因加速要素集聚、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科技创新等进一步发挥了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中国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结构调整双重目标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特征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内涵、模式、动因、影响因素、演化机制等。依托经济增长时空统一性原理和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体水平、发展趋势、空间特征和行业结构特征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明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及作用方向。同时,构建包括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变量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采用中国2005-2017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和区域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均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出较强的增长能力。从空间特征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遵从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地。Moran’s I指数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关系,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基于SLM、SEM、SDM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但存在区域差异。生产性服务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东部地区显着为正、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着、西部地区显着为负的特征;而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呈现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不显着、中西部地区显着为负的特征。从三大城市群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珠三角城市群均显着为正,而在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均不显着。从等级中心城市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及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全国性中心城市均显着为正、地区性中心城市均不显着、区域性中心城市则均显着为负。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等因素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另外,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群结构功能等因素也可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产生一定影响。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为依据,本文最终提出了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以及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环境的若干对策建议,特别是对于不同的发展区域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同时,本文文在对分析过程及理论和实证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模型拓展、研究方法拓展、对策建议拓展及新冠疫情影响等方面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杨喜[5](2020)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rban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ULGUE)是城市上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生产要素投入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产出系统在城市空间上的综合映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不断凸显,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投入利用过程中急需摆脱传统高粗放、高污染、低效率的方式转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适度集约、低污染、高效率的方式。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赋予了城市土地利用绿色效率新的时代内涵,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成为缓解城市土地供需矛盾、释放经济增长空间压力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途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正是当今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土地要素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的核心要求和关键实现路径,也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理念的重要实践活动。同时,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和区域协同发展进程的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新旧动能要素流动过程中将不同的城市串联在一起,城市之间空间互动关系日益紧密,城市土地绿色开发利用并非“各自为政”或“孤军奋战”,而是存在空间溢出的外部性,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会与其他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空间关联。因此,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加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研究,对于提高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城市上地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风险、促进城市之间合作联动发展、推动城市社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在借鉴和吸收现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首先,在明晰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概念内涵基础上,构建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上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并借助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3—2017年283座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其次,综合应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来刻画和识别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再次,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全国尺度以及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中的偏微分分解方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根据全文理论分析与量化实证研究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新动能要素的投入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自身可以带来较高质量的土地产出效率,传统动能要素也可以通过嫁接新动能要素进行现代化升级发展,重新换发新生机,提升城市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新动能要素的投入在提高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是将传统土地利用方式引向绿色化土地利用方式的重要路径。(2)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提升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对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治理,补齐低值区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短板。在地理空间上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中心—外围”的空间二元结构性特征。高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地区的城市以及生态旅游资源禀赋较好地区的城市,低值区城市多分布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以及省际交界地区。(3)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在地理空间上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非“彼此孤立”随机分布,而是“彼此相依”空间关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不仅会影响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也会受周围邻近城市的影响。在局域空间格局上,呈现出高值集聚型(HH)、低值塌陷型(LH)、低值集聚型(LL)、高值凸起型(HL)四种空间集聚类型,数量上特征上以HH和LL为主,以HL和LH为辅,在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环京津低值带”,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集群化高值集聚区,在地理空间上的冷热点区也呈现出“集群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地理空间呈现为“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并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空间邻近同伴效应。(4)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全国尺度和分区尺度下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与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空间上相互关联影响,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会对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带动周围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共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区域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差异性。(5)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外商投资、政府干预对本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人口集聚、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程度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邻近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着负向抑制作用。(6)分区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交通、生态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城市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生态资源禀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外商投资和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邻近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强度仅对本地城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人口集聚仅对本地城市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本地和邻近城市均具有负向抑制作用。(7)根据全文理论与量化实证分析结果,提炼出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路径选择:一是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二是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三是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四是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五是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六是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王一乔[6](2019)在《金融集聚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结构反映了各类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其比例关系,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直观的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一定的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离不开金融产业的支持与协调发展。金融是我国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如何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充分发挥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便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紧紧围绕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这一主题,从经典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出发,分别归纳总结了二者的内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影响因素,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而以我国2007-2016年间31个省级行政单位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我国金融集聚的发展历程、地区差异以及金融细分行业的集聚现状,同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维度剖析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现状。从我国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情况出发,运用相关性分析、面板回归模型、面板VAR模型、门限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深入探索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从而为金融集聚的相关理论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思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分析了我国金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通过构建金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使用熵值法测量了我国在2007-2016年间金融集聚的总体发展水平、东中西分布差异以及各金融细分行业的集聚情况;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刻画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区域发展差异。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整体金融集聚平均水平波动上升,除2008年有小幅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7.89%。三大地区金融集聚除个别年份波动外,整体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最高,分别达到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2.03倍和3.48倍,空间上呈现出由东至西依次递减的状态。同时发现,三类细分金融行业除证券业集聚水平有小幅波动外,银行业与保险业集聚水平均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升级方面,2007-2016年间我国产业结构的两个维度均有所改善,但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幅度远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幅度。地区产业结构方面,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第二,分析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合金融自身的功能属性以及产业集聚的集聚特性,本文认为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包括产业集聚效应和金融功能效应两个方面。其一,金融集聚的产业集聚效应通过规模经济降低了金融产品的价格,提高了金融服务水平和效率,进而缓解了产业部门的融资约束;通过知识溢出提高了地区知识总量并强化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二,金融集聚增强了金融的各项功能:通过动员储蓄功能集聚储蓄并利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通过资源配置功能引导资金并带动生产要素(劳动力、技术等)在产业间合理配置,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风险管理功能缓解了技术创新活动的风险约束,鼓励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缩小投资者风险敞口,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本文进一步从金融细分行业的角度分析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集聚通过不同的融资渠道和自身功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三,研究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作用。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而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强度与地区金融集聚水平成反比;另一方面,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还具有行业异质性,银行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保险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次之,而证券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弱,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保险资金的运用同样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以证券业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第四,检验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限特征。通过在面板回归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发现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金融集聚存在一个最优的集聚水平,超过最优集聚水平将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即样本期内我国的金融集聚尚未达到最优集聚水平,继续提高金融集聚水平仍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分区域的门限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具有相类似的门限特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表现为边际递减,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过低的金融集聚水平不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当跨过特定门限值后,其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着地促进作用。第五,探究了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了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在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着,且同为部分中介效应。通过对比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比发现,二者的中介效应在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存在差异。具体来说,金融集聚更多的通过影响资本形成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尹希文[7](2019)在《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大差异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本论文通过对产业结构升级演进的梳理和产业结构现状的总结,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有两个基本的路径:一是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软服务化过程;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高技术化过程。因此,区域内服务业占比和高技术产业占比直观的反映了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和效果。隐藏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软服务化和高技术化升级差异等问题背后的是区域之间创新环境的不同。区域创新环境是区域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的总和,对区域内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依靠创新,通过区域创新环境促进区域内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进而为区域产业结构软服务化和高技术化升级提供新动力。本论文集中分析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制,并为更好地改善区域创新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第一,绪论。主要梳理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等内容。重点对已有的关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等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已有研究的前沿和不足之处。第二,相关理论基础。主要对区域创新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介绍了熊彼特及相关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产业结构理论、配第等相关产业结构理论和区域创新环境相关的理论,为后文分析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三,重点分析了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现状和问题。通过将产业结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即制度环境改善与政府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时期、市场环境完善与比较优势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时期和创业环境支持下技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时期,并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总结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和环境因素。同时,将区域创新环境分为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利用动态因子分析法,全面评价了区域创新环境的现状和各区域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省级行政单位区域的创新环境看,最好的地区是北京,其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和天津;区域创新环境最差的省份都集中在西部地区,甘肃、宁夏、青海的创新环境评价得分均值最低;从东、中、西部区域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的创新环境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距大于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东部与中部、西部区域创新环境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和区域创新环境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创新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衰弱问题。第四,在前文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本论文分析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首先,利用相关分析工具及结构性分析方法验证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软服务化和高技术化升级的具有高度相关性,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高技术化与软服务化有着显着影响。其次,分别讨论了区域创新环境中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区域创新环境各子环境通过产业集聚机制、技术外溢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协同创新机制和创新要素配置对区域内垂直创新与水平创新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区域内的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升级。最后,进一步利用模型构建,将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的研发与模仿的策略选择引入其中,检验区域创新环境是否适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对不同区域创新环境下的产业竞争与合作进行了分析。第五,根据理论研究,本论文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区域创新环境中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四个子环境对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都有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区域内,区域创新环境的四个子环境对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全国各省级层面数据和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层面数据的基础上,本论文还收集了城市层面的微观数据(2000-2017年中国230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分析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通过与全国结果与东中西部地区结果作对比,发现不同区域级别下区域创新环境各子环境对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影响也不相同。多层次的分析和多角度的论证增强了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性。第六,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以区域创新环境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地区——德国莱比锡地区为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该地区利用区域创新环境完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德国莱比锡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明显,通过政府推动创业环境的改造、产业集群计划、区域创新环境范围的协调、市场环境与基础环境的重视以及区域不同创新模式的采用,实现了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的升级。由于德国莱比锡地区从东德的计划经济到统一后的市场经济转变全面覆盖了区域创新环境改善中的各个方面,作为案例分析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启示作用。第七,总结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结果,在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区域创新环境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政策建议。本论文分别针对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和创业环境的改善以及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发展模式上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和软服务化升级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吕倩[8](2020)在《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减排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化石能源碳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实现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60%-65%;以及到2030年左右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排压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压力,需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节能减排策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构建了基于校正后夜间灯光数据集的省级尺度碳排放估算模型,系统分析了 1995-2016年多尺度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关键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共同特征和地区差异性。构建了碳排放预测模型研究未来中长期2017-2050年碳排放演变趋势,分析全国、三大地区和省级碳排放达峰路径和碳排放强度目标落实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差异化的减排策略。(1)在对DMSP-OLS数据和NPP-VIIRS数据分别进行校正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融合校正,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为0.8354,拟合效果良好。由此构建了1992-2016年校正后DMSP-OLS尺度夜间灯光数据集。结合能源消费统计碳排放量,构建了基于校正后夜间灯光数据集的省级尺度碳排放估算模型,拟合精度R2达到了 0.7138,模型估算效果良好,估算精度达到要求。(2)利用省级能源消费统计碳排放量对初步反演出的栅格尺度碳排放量进行线性调整,生成省级尺度碳排放零误差的全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栅格图(1km×1km空间分辨率)。在此基础上统计市级和县级尺度碳排放量。通过趋势分析法、全局空间相关性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别在省级、市级和县级尺度进行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全国层面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1995年的18.89亿吨增长为2016年的46.83亿吨,年均增速为6.72%。三大地区呈现出与全国一致的增长趋势,其中东部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最低。省级、市级和县级尺度高碳地区多集中在环渤海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河北和山东为碳排放迅猛增长型省份,全国有11个地级市和77个县域属于碳排放迅猛增长型。不同尺度能源消费碳排放和增长类型分布均存在胡焕庸线现象。省级、市级和县级三种尺度的全局Moran’s I指数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市级尺度的碳排放全局空间相关性最强;省级、市级和县级尺度碳排放的局部相关性呈现扩大趋势,显着性类型以正相关集聚分布为主。(3)依据1995-2016年省级尺度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结合人口规模、人均GDP、能源强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影响因素指标,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STIRPAT模型,构建了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尺度的SDM-STIRPAT 模型,拟合优度 R2分别为 0.9894、0.9946、0.9938 和 0.9834,模型拟合精度良好。构建省级尺度GWR-STIRPAT模型,拟合优度R2均大于0.64,模型合理有效。在共同特征上,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对本省碳排放呈现正向影响;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对本省碳排放呈现正向影响;能源强度对本省碳排放均呈现正向影响;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本省碳排放呈现正向影响;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本省碳排放呈现正向影响。从人口规模来看,中部地区的短期总效应最为显着,东部地区的长期总效应最为显着。从人均GDP和能源强度来看,东部地区的短期和长期总效应最为显着。从城镇化率来看,中部地区短期和长期总效应最为显着。从产业结构来看,中部地区短期总效应最为显着,东部地区长期总效应最为显着。碳排放与人均GDP在全国、东部地区均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与城镇化水平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在地区差异上,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影响最显着区域为西北省份;人均GDP对碳排放影响最显着区域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最显着区域为东北三省和西北等能源省份。(4)运用情景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合人口规模、人均GDP、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等碳排放影响因素,构建碳排放预测模型。拟合优度R2为0.9515,模型预测效果良好,相对误差满足精度要求。设定基准、低碳和强化低碳三种情景,对全国、三大地区和30个省市未来中长期2017-2050年碳排放趋势进行预测和展望。全国层面来看,强化低碳、低碳和基准情景分别于2032年、2037年和2039年达峰,碳排放峰值依次增加,三种情景下均可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总体减排要求。地区层面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准情景下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为993.80亿吨、528.63亿吨和593.96亿吨。东部地区最早达峰,西部地区最晚达峰。中部地区整体碳排放峰值最小,东部地区最大。三种情景下均可以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总体减排要求。省级层面来看,基准情景下,各省份达峰时间从2032-2046年不等。其中广东、天津和宁夏于2032年最早达到峰值;低碳情景下,各省份达峰时间从2028-2045年不等。其中天津和山东于2028年最早达到峰值;强化低碳情景下,各省份达峰时间从2022-2042年不等。其中河北和新疆于2022年最早达到峰值。三种情景下除福建、河南、湖南、广东和宁夏外,其他省份均可实现碳排放强度降低的总体减排要求。(5)从总体、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提出减排策略。总体而言,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低碳化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推动能源多元化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碳排放统计体系,创建碳市场;培育全民节能减排意识。从东部地区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影响显着,减排策略应侧重于优化产业布局,东部地区的重点减排县域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辽宁、山东半岛和福建。从中部地区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中部地区碳排放影响显着,重点减排县域集中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包括武汉县域、随州曾都区、湖南浏阳县、长沙县和望城县。从西部地区来看,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影响最为显着,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进行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重点减排区域县域集中在西北部的内蒙古、陕西、宁夏和新疆;以及西南的广西、重庆、四川和贵州。本文创新点归纳如下:(1)采用四步法对DMSP-OLS数据和NPP-VIIRS数据进行校正融合,构建了 1992-2016年校正后DMSP-OLS尺度的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集。基于校正后夜间灯光数据集和省级碳排放统计数据构建了省级、市级、县级和栅格级尺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估算模型,多尺度视角下研究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精准化确定高碳区域和重点减排区域。(2)构建了 SDM-STIRPAT模型,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析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共同特征;构建了 GWR-STIRPAT模型,从省级尺度分析影响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性。(3)构建碳排放中长期预测模型,多尺度确定碳排放差异化达峰路径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的落实情况,确定差异化减排策略。
吴雪萍[9](2019)在《中国经济地理重塑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在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为了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本质是同时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相统一,它既是经济地理重塑过程,又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中国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怎样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这显然是关系中国空间发展规制的战略性问题。“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首次提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是21世纪重大的发展思路,其核心思想是“不平衡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之间并不矛盾,它们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通过经济地理重塑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相统一,为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立区域经济协调新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线索和思路。但目前还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地理重塑视角同时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缩小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依赖经济地理重塑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更是鲜见。基于此,本文将从经济地理重塑视角,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一种依靠经济地理重塑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效率与公平统一,促进空间正义力量形成,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显着现实意义。在理论方面,本文在传统的“3D”(密度、距离和分割)中引入毗邻效应(“D”)和城市化(“U”),构建了“4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经济地理重塑、城市化与地区增长和一体化的理论联系,提出了经济地理重塑、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影响的理论假说。“4D+U”有效地拓展了经济地理重塑与区域经济协调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把隐性空间毗邻效应引入基尼系数的测度中,全面衡量了地区经济差距,实证了城市化的地区经济差距“倒U型”结构在中国的存在性;并利用平滑转换模型,找出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差距发生非线性转换机制的拐点值,为本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合适的时间维度样本区间。然后,以“倒U”拐点右边的区间为样本,运用经济增长β收敛模型,实证经济地理重塑、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联合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运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同时识别与实证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缩小两种效应,这是方法上的创新。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的全面验证,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一是,中国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拐点值为48.72%,发生在2010年。这表明2009年以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缩小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够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并且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效应大于“3D”。另外,在经济地理重塑与城市化联合作用条件下,分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显着;密度、交通密度和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都提高了,同时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也加快了;这意味着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应该将经济地理重塑的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相结合,既要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又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二是,对于整个中国而言,经济地理重塑中的密度和交通密度(距离)对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都具有显着的影响,提高密度和交通密度能够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并且交通密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效应都大于密度;现阶段,分割能够促进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但会扩大地区经济差距;这说明在经济地理重塑微观层面应该通过提高密度和缩短距离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相统一。三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本地经济增长,但会减慢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相邻地区的密度、交通密度和城市化都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并能够加快地区经济差距缩小。通过比较发现,“4D+U”条件下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和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都提高了。这就是说,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不仅要提高本地区的密度、交通密度和城市化,还需要加强地区空间分工与合作联系。最后,在“3D+U”条件下,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地理重塑要素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明显不同。东部地区的交通密度和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着,同时由于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负向影响,使密度和分割对地区经济差距缩小的效应被削弱了。这说明东部地区应该以提高密度、减少分割、加快城市化转移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部地区的交通密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着,密度和城市化能够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分割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会扩大地区经济差距,这表明中部地区应该以提高密度和推进城市化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的分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密度、交通密度和城市化都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这表明西部地区要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应该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推进城市化进程。鉴于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多方面的相关政策含义。一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增强集聚,提高密度。二是,通过加大中西部地区道路建设投资力度、加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交通道路建设合作,来完善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距离。三是,通过构建信息共享的平台,加强区域间的贸易和合作,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来打破壁垒,减少分割。四是,通过人才吸引政策,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完善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和医疗等方面的硬实力,来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提升城市化集聚效应,有效打破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割。最后,中国要通过“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推进,建立多“中心-外围”发展模式,来加强地区的分工与合作,打破产业分割,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体化程度。
马建东[10](2019)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文中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从3678亿元增长到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但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始终存在,导致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进一步加剧。当前,在GDP增速普遍放缓、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投资效益加速递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形势下,走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承载着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重心西移、产业转型示范、优化城市和人口布局的重任。当前,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大、资源环境约束紧、脱贫攻坚任务重、经济转型困难多,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困难。查阅已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文献资料,发现很少有专家学者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多是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概念、内涵、意义、测度方法和提升路径开展研究,或是对某个省份(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基于此,本文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2006-2016年为时间节点,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测度研究。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成果不仅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体系框架,填补了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方面的空白,还对现有经济发展质量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质量概念、指标体系设置、测度方法选择和时空差异分析技术等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建议,有助于相关部门了解、掌握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现状、变化趋势、时空差异特征和驱动因子情况,可为制定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分析各专家学者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提出经济发展质量应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环境优美和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产品和服务满足居民需要的程度。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构建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内容包括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七个方面。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可得性等原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特征,构建了由经济发展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共享性、有效性、安全性7个维度为一级指标及32项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正向指标21项、逆向指标11项,并对7个维度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考虑到权重设置在测度结果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对客观赋权和主观赋权常用的4种方法优缺点进行了综合对比分析,最后根据研究对象特征选择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计算得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一级和二级指标权重。共享性、创新性、绿色性权重分别为0.1924、0.1923、0.1855,三个维度权重之和超过总权重的一半以上,说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确保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将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第一动力,必须将保护生态环境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总体来看,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增长了73.68%。重庆、陕西经济发展质量整体高于其它10个省份,广西、贵州、新疆、吉林、宁夏等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虽基础较差,但年均增速相对较高。青海、西藏经济发展质量位居中国西部地区末尾。依据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值,利用SPSS19.0软件对各省份进行了聚类,从聚类结果看,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可分为高质量、中质量、较低质量和低质量四类。从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经济发展质量与各维度之间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维度稳步提升,尤其以重庆、陕西表现最为突出,与经济发展质量显着正相关。协调性维度虽起伏波动,但整体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从0.0043提高到0.0074,提高了72.1%,与经济发展质量正相关。绿色性维度指数除四川外,其余11省份均呈上升态势,但波动起伏大,说明部分省份在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上仍然不够到位,但随着各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绿色性维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正相关特征。开放性维度指数在起伏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扩大经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二者呈正相关特征。共享性维度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指数值从0.0081提高到0.0263,提高了224.7%,对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最强,与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显着正相关。有效性维度指数起伏波动大,整体趋于下降,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应降低,二者呈正相关。安全性维度指数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但在当前形势下,对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与经济发展质量呈正相关。利用锡尔系数、变异系数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异虽不显着,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同类型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因此,在减小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组间差异的同时,更要关注不同层次省份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的缩小。利用jenks自然断裂法对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聚类分析。从聚类结果看,层次间差异大于层次内差异。从全域性和局域性两个层面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高高(HH)和低低(LL)特征显着。从冷热点分布情况看,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冷点区省份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等经济实力较弱省份,表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实力正相关特征。从标准差椭圆分布看,经济发展质量重心在重庆和陕西之间移动,但向重庆方向移动趋势更加明显,说明2006-2016年重庆市经济发展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最高,提升速度也更快。通过利用要素贡献弹性和要素贡献率两个指数全面分析7个一级指标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和制约性。总体来看,2006-2016年,创新性、共享性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推动力,绿色性、有效性、开放性、安全性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作用不够强,甚至一定程度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最后,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特征、时空差异规律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能源合作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2.6 小结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6 小结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4.6 小结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5.6 小结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综述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1.3 理论基础 |
1.3.1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1.3.2 经济增长理论 |
1.3.3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理论 |
1.3.4 空间组织理论 |
1.4 研究方法 |
1.4.1 产业结构演进评价指标 |
1.4.2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分析方法 |
1.5 论文框架 |
1.6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1.6.1 研究区概况 |
1.6.2 数据来源 |
2 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分析 |
2.1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2.1.1 三次产业结构总体特征 |
2.1.2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
2.1.3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
2.1.4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
2.2 产业结构演进动态分析 |
2.2.1 三次产业及其内部结构动态演进 |
2.2.2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动态演进 |
2.2.3 产业结构升级转换动态演进 |
2.3 产业结构调整速度 |
2.4 产业结构演进优势分析 |
2.4.1 偏离份额分析法 |
2.4.2 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分析及优势分析 |
2.4.3 优势产业空间联系强度分析 |
2.5 产业结构合理性评价 |
3 呼包鄂地区经济增长时空分异规律分析 |
3.1 指标体系 |
3.2 现状特征分析 |
3.3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3.4 时间序列特征分析 |
3.4.1 县域经济差异演变时间特征 |
3.4.2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时间变化 |
4 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分析 |
4.1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检验分析 |
4.1.1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4.1.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4.2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分析 |
4.2.1 基本过程 |
4.2.2 结果分析 |
4.3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联度空间相关性分析 |
4.3.1 空间自相关 |
4.3.2 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关联度空间分析 |
4.3.3 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关联度空间相关性分析 |
4.4 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分析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
5.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硕士学术论文 |
(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层次的空间差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3.3 研究现状述评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1.4.1 解决的科学问题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3 研究方法及实施方案 |
1.5 创新点 |
第2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分析 |
2.1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 |
2.1.1 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 |
2.1.2 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类 |
2.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概念 |
2.2.1 产业集聚的一般理论 |
2.2.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概念和模式 |
2.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动因与影响因素 |
2.3.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内在动因 |
2.3.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外在动因 |
2.3.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
2.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演化 |
2.4.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演化的系统机理 |
2.4.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演化的模式 |
2.4.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演化的过程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分析 |
3.1 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 |
3.1.1 经济增长中的空间集聚现象 |
3.1.2 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结构理论 |
3.1.3 经济增长的时空统一性 |
3.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3.2.1 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分析 |
3.2.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
3.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 |
3.3.1 区域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
3.3.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理论模型 |
3.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3.4.1 集聚、增长与空间溢出 |
3.4.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视角的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发挥 |
3.4.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4.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本模型 |
4.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 |
4.2.1 样本与数据 |
4.2.2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体特征分析 |
4.2.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分析 |
4.2.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分析 |
4.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1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模型 |
4.3.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3 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4.3.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交叉相关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总体分析 |
5.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5.1.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模型构建 |
5.1.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
5.1.3 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证检验 |
5.2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5.2.1 空间计量基本模型的设定 |
5.2.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5.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5.3.1 变量和数据说明 |
5.3.2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6.1 基于四大发展区域的差异分析 |
6.1.1 样本说明 |
6.1.2 四大发展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差异分析 |
6.1.3 四大发展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6.2 基于三大城市群的差异分析 |
6.2.1 样本说明 |
6.2.2 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差异分析 |
6.2.3 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6.3 基于等级中心城市的差异分析 |
6.3.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城市发展及其溢出效应 |
6.3.2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 |
6.3.3 等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7.2.2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对策建议 |
7.2.3 针对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对策建议 |
7.2.4 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环境的对策建议 |
7.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项目情况 |
致谢 |
(5)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述评 |
1.2.1 关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文献回顾 |
1.2.2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文献回顾 |
1.2.3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在土地利用领域文献回顾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新旧动能转换 |
2.1.2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
2.1.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2.1.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 |
2.1.5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
2.2 主要理论基础 |
2.2.1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 |
2.2.2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2.2.3 土地供给理论 |
2.2.4 空间区位理论 |
2.2.5 “两山”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新旧动能的ULGUE测度理论分析框架与指标构建 |
3.1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理论分析框架 |
3.2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3.2.1 科学性与客观性原则 |
3.2.2 可操作与可量化原则 |
3.2.3 系统性与精简性原则 |
3.3 基于新旧动能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3.3.1 投入指标体系构建 |
3.3.2 产出指标体系构建 |
3.4 测度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
3.4.1 测度方法选择 |
3.4.2 测度模型构建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4.1.1 研究样本与说明 |
4.1.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4.1.3 研究区土地投入 |
4.2 研究方法选择与说明 |
4.2.1 非参数核密度估计 |
4.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4.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结果比较分析 |
4.4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4.4.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走势特征分析 |
4.4.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演进特征分析 |
4.5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现实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关联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5.3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热点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5.1.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5.1.2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说明 |
5.2.1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 |
5.2.2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5.2.3 空间杜宾偏微分分解 |
5.2.4 模型检验与选择路径 |
5.3 数据来源与说明 |
5.4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5.4.1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5.4.2 全国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5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及驱动因素分析 |
5.5.1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自相关检验 |
5.5.2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空间溢出分析 |
5.5.3 区域尺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分解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新旧动能转换的ULGUE提升路径选择 |
6.1 重塑理念认知,强化绿色发展逻辑 |
6.2 发挥空间溢出,构建联动发展机制 |
6.3 尊重区域差异,推进实施因区施策 |
6.3.1 东部地区 |
6.3.2 中部地区 |
6.3.3 西部地区 |
6.4 遵循城际差异,推进实施因城施策 |
6.5 更新要素投入,优化用地结构配置 |
6.6 激发市场活力,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创新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金融集聚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金融集聚综述 |
2.1.1 金融集聚的内涵 |
2.1.2 金融集聚的相关理论 |
2.1.3 金融集聚的动因 |
2.1.4 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
2.2 产业结构升级综述 |
2.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 |
2.2.3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 |
2.2.4 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方法 |
2.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综述 |
2.3.1 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因素 |
2.3.2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2.4 研究评述 |
第3章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
3.1 集聚效应视角下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3.1.1 金融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3.1.2 金融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3.2 金融功能视角下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3.2.1 金融集聚的动员储蓄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3.2.2 金融集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3.2.3 金融集聚的风险管理功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3.3 金融细分行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3.3.1 金融细分行业集聚与金融整体行业集聚的关系 |
3.3.2 金融细分行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4.1 我国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4.1.1 金融集聚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
4.1.2 测度方法与实施步骤 |
4.1.3 我国金融集聚水平的现状分析 |
4.2 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4.2.1 产业结构水平的测度方法 |
4.2.2 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现状分析 |
4.3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检验 |
4.3.1 相关性分析 |
4.3.2 分析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
5.1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
5.1.1 模型设定 |
5.1.2 变量说明 |
5.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2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地区与行业差异分析 |
5.2.1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地区差异分析 |
5.2.2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行业差异分析 |
5.3 基于面板VAR模型的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分析 |
5.3.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5.3.2 平稳性检验 |
5.3.3 滞后阶数的选择 |
5.3.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门限特征 |
6.1 金融集聚的门限特征与研究方法 |
6.1.1 金融集聚门限特征的理论分析 |
6.1.2 门限模型研究方法 |
6.2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门限特征检验 |
6.2.1 模型构建 |
6.2.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6.2.3 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果及分析 |
6.2.4 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及分析 |
6.3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限特征的地区差异分析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6.3.2 分地区门限效应检验 |
6.3.3 分地区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及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路径分析 |
7.1 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 |
7.1.1 资本形成的传导路径 |
7.1.2 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 |
7.2 中介效应模型及其检验方法 |
7.2.1 中介效应模型介绍 |
7.2.2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7.3 金融集聚通过资本形成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
7.3.1 模型构建 |
7.3.2 变量说明 |
7.3.3 资本形成的中介效应检验 |
7.4 金融集聚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
7.4.1 模型构建 |
7.4.2 变量说明 |
7.4.3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1 区域创新环境的研究综述 |
1.3.2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综述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框架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区域创新环境的内涵 |
2.1.2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 |
2.2 熊彼特及相关创新理论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新古典学派 |
2.2.3 技术创新理论的新熊彼特学派 |
2.2.4 技术创新理论的制度创新学派 |
2.2.5 技术创新理论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
2.3 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 |
2.3.1 马克思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2.3.3 产业集聚理论 |
2.4 区域创新环境的相关理论 |
2.4.1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思想 |
2.4.2 创新环境理论 |
2.4.3 三螺旋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现状及问题 |
3.1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及环境因素分析 |
3.1.1 产业结构升级的历程 |
3.1.2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 |
3.1.3 产业结构升级的特征 |
3.1.4 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因素 |
3.2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的现状及评价 |
3.2.1 区域创新环境的度量方法 |
3.2.2 区域创新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
3.2.3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的现状及差异性 |
3.3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
3.3.1 体制改革红利对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消退 |
3.3.2 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改变 |
3.3.3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需求 |
3.3.4 对外贸易环境恶化与外资红利的逐步消退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机制分析 |
4.1 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分析 |
4.1.1 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选择 |
4.1.2 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系数分析 |
4.1.3 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4.2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及各子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1 区域基础设施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2 区域市场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3 区域人文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4.2.4 区域创业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4.3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效果的模型构建 |
4.3.1 基本模型 |
4.3.2 不同区域创新环境下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导 |
4.3.3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影响模型的解释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区域创新环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
5.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5.1.1 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统计指标构建 |
5.1.2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及选择依据 |
5.1.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相关性特征的检验 |
5.2 静态和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及估计 |
5.2.1 静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 |
5.2.2 静态面板空间模型的MLE估计 |
5.2.3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及估计 |
5.2.4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的选择 |
5.3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5.3.1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5.3.2 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5.4 基于城市微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
5.4.1 变量的选择及处理 |
5.4.2 城市微观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外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案例分析 |
6.1 德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历程 |
6.2 莱比锡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困境 |
6.3 莱比锡区域创新环境构建的问题 |
6.3.1 区域市场环境竞争机制缺失 |
6.3.2 区域人文环境人力资本供求不匹配 |
6.3.3 政府推进型创业环境的政策选择困境 |
6.4 莱比锡产业结构升级效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政策建议 |
7.1 促进基础设施环境信息化程度提升 |
7.1.1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信息化完善程度 |
7.1.2 构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信息平台 |
7.1.3 因地制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
7.2 建立公平的区域市场环境 |
7.2.1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
7.2.2 完善市场制度设计,发挥政府监管职能 |
7.2.3 扩大对外开放,合理利用技术外溢机制 |
7.3 引导区域人文环境完善 |
7.3.1 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存量 |
7.3.2 有效调节区域创新环境内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 |
7.3.3 加强产业间协同发展,推动产业联盟建立 |
7.4 提升创业环境建设质量 |
7.4.1 完善区域创业环境,鼓励创业活动 |
7.4.2 注重企业孵化,促进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 |
7.4.3 支持创业活动,激发市场创业热情 |
7.5 根据不同区域和产业特征,制定区域政策 |
7.5.1 根据区域差异,制定产业结构升级合理目标 |
7.5.2 合理利用不同区域创新子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7.5.3 注重区域创新环境行政级别划分,合理规划区域创新环境 |
7.6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城市列表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致谢 |
(8)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减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碳排放估算方法研究 |
1.3.2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碳排放估算研究 |
1.3.3 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
1.3.4 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
1.3.5 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减排策略研究 |
1.3.6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本章小结 |
2 理论与方法基础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低碳经济理论 |
2.1.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2.1.3 人地关系理论 |
2.1.4 “胡焕庸线”假说 |
2.2 相关方法基础 |
2.2.1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
2.2.2 3S集成技术 |
2.2.3 全局空间相关性 |
2.2.4 局部空间相关性 |
2.2.5 STIRPAT模型 |
2.3 本章小结 |
3 能源消费碳排放估算模型构建 |
3.1 数据来源 |
3.1.1 DMSP-OLS数据 |
3.1.2 NPP-VIIRS数据 |
3.1.3 社会经济数据 |
3.2 长时间序列夜间灯光数据集构建 |
3.2.1 DMSP-OLS数据预处理 |
3.2.2 NPP-VIRS数据预处理 |
3.2.3 DMSP-OLS与NPP-VIIRS数据融合处理 |
3.3 基于校正后夜间灯光数据集的碳排放估算模型构建 |
3.3.1 估算模型的前提假设 |
3.3.2 基于统计数据的碳排放量测算 |
3.3.3 碳排放估算模型构建 |
3.3.4 碳排放估算模型精度检验 |
3.4 本章小结 |
4 多尺度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
4.1 区域划分和研究方法 |
4.1.1 区域划分 |
4.1.2 研究方法 |
4.2 栅格尺度下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3 省级尺度下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3.1 三大地区碳排放时空分布特征 |
4.3.2 省级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3.3 省级碳排放变化趋势 |
4.4 市级尺度下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4.1 市级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4.2 市级碳排放变化趋势 |
4.5 县级尺度下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5.1 县级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 |
4.5.2 县级碳排放变化趋势 |
4.6 全局空间相关性 |
4.6.1 省级尺度全局相关性分析 |
4.6.2 市级尺度全局相关性分析 |
4.6.3 县级尺度全局相关性分析 |
4.7 局部空间相关性 |
4.7.1 省级尺度局部相关性分析 |
4.7.2 市级尺度局部相关性分析 |
4.7.3 县级尺度局部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5 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
5.1 模型和指标选取 |
5.1.1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
5.1.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5.1.3 指标选取 |
5.2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共同特征 |
5.2.1 SDM-STIRPAT模型构建 |
5.2.2 碳排放影响因素共性分析 |
5.3 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5.3.1 GWR-STIRPAT模型构建 |
5.3.2 碳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碳排放达峰路径及减排策略研究 |
6.1 省级碳排放预测模型构建及情景假设 |
6.1.1 省级碳排放预测模型构建 |
6.1.2 省级碳排放情景假设 |
6.2 碳排放情景参数设定 |
6.2.1 人口规模情景设定 |
6.2.2 人均GDP情景设定 |
6.2.3 能源强度情景设定 |
6.2.4 城镇化率情景设定 |
6.2.5 产业结构情景设定 |
6.3 碳排放达峰路径研究 |
6.3.1 全国层面碳排放情景分析 |
6.3.2 地区层面碳排放情景分析 |
6.3.3 省级层面碳排放情景分析 |
6.4 差异化减排策略研究 |
6.4.1 总体减排策略 |
6.4.2 东部地区减排策略 |
6.4.3 中部地区减排策略 |
6.4.4 西部地区减排策略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创新 |
7.3 不足与展望 |
7.3.1 不足之处 |
7.3.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碳排放量增长类型 |
附录B 各参数情景设定 |
附录C 三种情景下碳排放达峰路径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中国经济地理重塑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地区经济增长 |
二、地区经济差距 |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四、毗邻效应 |
五、经济地理重塑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论文框架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经济地理重塑相关研究 |
一、理论基础研究 |
二、经济地理重塑研究 |
三、“3D”的提出及应用研究 |
四、“3D”与城市化关系研究 |
第二节 经济地理重塑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相关研究 |
一、经济地理重塑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二、经济地理重塑与地区经济差距关系研究 |
三、经济地理重塑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关系研究 |
第三节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相关研究 |
一、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二、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差距关系研究 |
三、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关系研究 |
第四节 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空间效应相关研究 |
一、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
二、地区经济差距的空间效应研究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一、经济地理重塑研究述评 |
二、“3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研究述评 |
三、“4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研究述评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 |
第一节 相关理论 |
一、非均衡经济增长理论 |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
第二节 “3D”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一、密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二、距离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三、分割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四、“3D”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关系推导 |
第三节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一、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
二、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差距 |
三、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关系推导 |
第四节 “3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一、“1D”与城市化 |
二、“2D”与城市化 |
三、“3D”与城市化 |
四、“3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关系 |
第五节 “4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 |
一、毗邻效应与地区经济增长 |
二、毗邻效应与地区经济差距 |
三、“4D+U”与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的关系 |
第四章 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倒U型”假说验证 |
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差距发展现状 |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
二、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发展现状 |
第二节 城市化的地区经济差距效应模型设定 |
一、“倒U型”模型 |
二、平滑转换模型 |
第三节 基于毗邻效应的地区经济差距测度 |
一、毗邻效应基尼系数 |
二、空间自相关系数 |
三、计算结果 |
第四节 模型参数估计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平稳性检验 |
三、协整检验 |
四、“倒U型”模型参数估计 |
五、平滑转换模型参数估计 |
第五章 “3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实证 |
第一节 “3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设定 |
一、经济增长收敛模型 |
二、面板模型 |
三、计量估计模型 |
第二节 变量与数据说明 |
一、变量选取 |
二、数据说明 |
三、分割的测度 |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
第三节 全样本模型参数估计 |
一、经济增长绝对收敛模型参数估计 |
二、“3D”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三、城市化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四、“3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第四节 分区域模型参数估计 |
一、分区域经济增长绝对收敛模型参数估计 |
二、分区域“3D”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三、分区域城市化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四、分区域“3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第六章 “4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实证 |
第一节 空间相关性分析 |
一、空间分布格局 |
二、空间自相关性的测度 |
三、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第二节 “4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设定 |
一、空间面板模型 |
二、“4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空间计量模型 |
第三节 模型参数估计 |
一、模型形式及估计方法说明 |
二、“4D+U”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模型参数估计 |
第七章 主要结论、政策含义与研究展望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含义 |
一、增强集聚,提高密度 |
二、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距离 |
三、打破壁垒,减少分割 |
四、加快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
五、加强空间单元合作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10)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框架 |
第四节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
二、西方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三、西方非正统经济增长理论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五、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理论框架构建 |
第二章 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选择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 |
一、指标选取原则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三、指标体系说明 |
第二节 测度方法选择 |
一、指数测度方法 |
二、聚类分析方法 |
第三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第一节 数据处理和相关内容界定 |
一、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
二、相关内容界定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测度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分析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省际分析 |
三、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类型划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分维度测度 |
第一节 经济发展创新性 |
一、经济发展创新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创新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二节 经济发展协调性 |
一、经济发展协调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绿色性 |
一、经济发展绿色性维度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绿色性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四节 经济发展开放性 |
一、经济发展开放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开放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五节 经济发展共享性 |
一、经济发展共享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共享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六节 经济发展有效性 |
一、经济发展有效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有效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第七节 经济发展安全性 |
一、经济发展安全性时间序列分析 |
二、经济发展安全性与发展质量相关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差异分析 |
第一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间差异分析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二、总体差异分析 |
三、聚类差异分析 |
四、分层次差异分析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空间相关性分析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二、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三、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
第三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第一节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
一、数据来源 |
二、计算方法 |
第二节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析 |
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综合分析 |
二、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驱动因子分省份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第三节 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地区产业结构转换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呼包鄂地区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研究[D]. 阮萍.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层次的空间差异分析[D]. 于化龙. 天津大学, 2020(01)
- [5]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格局及溢出效应研究[D]. 杨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12)
- [6]金融集聚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王一乔.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中国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尹希文. 吉林大学, 2019(02)
- [8]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减排策略研究[D]. 吕倩.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05)
- [9]中国经济地理重塑的地区经济增长与差距效应研究[D]. 吴雪萍.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1)
- [10]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及测度研究[D]. 马建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