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机制运行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天勇[1]（2021）在《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体制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时期的过程。从经济增长看,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部分市场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而闲置和低利用的生产要素开始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而信号扭曲将常态性存在;一些体制扭曲可以被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所纠正,但相当多的体制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状态;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体制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其中关键的两个要点:一是因土地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必须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二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而是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对要素配置的改善,并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增长的历史数据看,TFP增长是波幅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条曲线。从均衡和安全增长看,人口生育、人口流动、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给等体制扭曲,再加上出口变化,对生产的需求可能造成消费迭代收缩、出口竞争成本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转移以及消费被挤出的后果;而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从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转向支大于收的债务型模式,特别是中国目前负债率较高并可能持续上升,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我们探索了包含债务和土地资产变量影响货币供给和价格变动的基础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
王欣[2]（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范小仲[3]（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张文汇[4]（2019）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覆盖最广的转型与变迁,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转型发展的攻坚期,经济提速换档、结构持续调整,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交织,传统矛盾和新兴矛盾叠加,农业化向工业化再向信息化转型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突显,并在基层呈现高发态势,尤其是现阶段不平衡、不协调及不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系列矛盾问题,冲击着基层的稳定,防范化解基层风险任务艰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基层的稳定与否,探索建立行之有效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维护基层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基层矛盾治理是以地方党委政府的管控为主,化解方式法治含量较低,相应的制度支撑乏力,单纯的体制内维稳解决方式使基层矛盾治理陷入困境,面临转型与变革。研究探索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必须正视现代化转型这一背景,置身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立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中国当下实际问题”,坚持“中国意识”,将基层矛盾治理的时代性、创新性与中国基层的本土性相结合,推动其创新发展。深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讨,为中国基层矛盾治理提供借鉴方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尝试。在研究分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把“社会人”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运行的立点,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综合运用依法依德、法德结合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的合理性,提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指导下的多元化解矛盾协同机制的建构,即建立以预防为导向、以疏通为重点、以调解为中心、以保障为基础的四大协同机制,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突显基层矛盾治理的“中国特色”。本文有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导论部分首先阐明问题提出的缘由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西方国家的矛盾治理实践进行简要概括;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概述了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难点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对本文的研究新意等加以说明。第一章对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作以阐释。本文以基层矛盾为研究对象,以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建构为研究目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的相关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在社会矛盾涵盖范畴的界定上,明确中微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概念把握上,对比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社会问题内涵与外延,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基层、基层矛盾、基层治理、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等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第二章主要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基本形态,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深入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我国基层矛盾的种类及发展的基本态势进行概括解读,分析现有基层矛盾的性质特点,剖析基层矛盾多发高发的源头归因,以期在构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第三章对当前我国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作以阐释。阐述了基层矛盾化解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基层稳定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历史维度理清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的发展脉络,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仲裁、信访等化解基层矛盾的方式的制度设计加以概括分析,评述其现存的问题、困境及发展的价值转向。第四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与挑战。采用客观审慎的态度,对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进行深入研判,客观分析当前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主要特征,概述其在理念、实践和理论等三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存在的差距,并分析网络化对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完善基层矛盾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任务依然繁重。第五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阐明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健全完善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应立足于现实国情,在建构过程中,要避免以刚性维稳目标,避免在化解过程中片面追求矛盾的平息而忽略其对社会发展的预警和正向激励作用。要用系统的观点审视创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其遵循原则及建构理念、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分析。现阶段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应当在法治框架内,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建构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应首先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基层自治组织在化解机制中的职能作用,定位党委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执政自信,增强体制内容纳和应对基层矛盾的能力。同时,积极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大力培树公民法治意识,强化法治引领,向社会组织“放权”,推动党委统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设“有为政府”,打造“有效社会”。并以此为基点,完善相应动态调适的制度体系,构建基层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多元多维共建共治共享总体格局,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杨扬[5]（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呈现爆发式增长及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的不断上升。2008年,为应付国际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扩张性经济政策在短期内有效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却导致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负债率的显着升高。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率仍然低于60%的国际警戒线,但地方政府除了负有偿还责任的直接显性债务之外,还存在大量负有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51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估算认为,2017年末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为27.8万亿元,合计为44.31万亿元。债务规模在过去二十一年间由1996年0.1829万亿元增长了 221.03倍,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同期GDP和地方财政收入。隐性和或有负债不仅数额巨大,而且缺乏规范化运作和透明监管,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要部分。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地方政府不容易发生债务违约;一旦经济形势转弱,债务风险会随着政府偿债压力增大而暴露出来,严重甚至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未来三大任务之首,并明确防范重点是金融风险。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未来要“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关键在于客观有效评估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并从根本上把握和了解债务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为此,本文展开的主要工作有:首先,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框架。地方政府债务作为公共债务的一种,是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所属机构向个人、社会团体等借款或发行债券所产生的财政义务。债务风险源于债务资金回报收益的不确定性与举债主体被迫接受持续的偿还支付之间的矛盾。因此,负债只是债务风险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全面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除了地方政府负债之外,还需要关注地方政府资产。基于此,本文从债务融资特征这一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做出界定,并结合公共产品和代际公平理论、府际权力关系理论、区域经济竞争理论、或有权益方法和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等相关理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涉及的一些基础性内容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入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其次,通过梳理我国地方债制度的发展历程,本文详细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发现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债务规模扩张速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这种趋势一直持续,有可能导致地方财政未来陷入失衡处境。其二,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相比西方国家仍有距离,但若是以债务率衡量,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已经高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并接近美国水平。而人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则与西方国家大体持平,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为严重,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其三,我国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造成其供给过剩,导致政府债务资金回报收益连年降低,未来存在收不抵支的危险。其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期限分布不合理,短期债务偏多,中长期债务偏少。由于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投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较长,地方政府资产收益与利息支付间的期限错配严重,需要借助债务转滚予以维持。这种融资方式不仅会加重政府债务负担,而且还会将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向短期压缩。第三,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在全面、完整、准确了解我国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前提下,本文分别运用或有权益方法和投资组合风险分析法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量化测算和评估。结果表明,2010-2017年我国地方政府风险水平在整体上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的直接因素,一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杠杆率不断上升,二是由于地方政府可偿债资产年均收益率的持续下降。如果将养老金缺口计入统计范围,那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会进一步增大。就2017年情况而言,只有当地方政府实际承担的养老金缺口现值少于24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第四,通过关注政府治理中的结构性特征,本文由微观层面入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形成机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主体,它们与投资者之间类似于一种“租佃”的经济关系。在区域间吸引外资的竞争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向投资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向他们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由于受到晋升激励的作用,地方官员倾向于推动基础设施这类资源密集型公共投资项目向上级发出自己政绩信号。在不同地区官员之间的晋升博弈中,地区招商引资、土地使用权出让、城市和开发区建设、土地财政等因素耦合在一起,相互支持,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变动趋势,结果导致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和地方债务规模膨胀,并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增大。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需求在基础设施投资明显过剩情况下依然呈现出强烈递增倾向。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现状考察、测算评估、机理分析,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防控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和建议。包括:改进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绩效评价,以此强化地方政府自我偿债激励。引入权责发生制,依据这一会计基础建立我国的政府债务会计体系,以此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构建一套适应我国情况的风险预警体系,从总体上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构建一套专门的事后应急处置机制,防止债务风险出现失控情形。优化和改进我国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市场发展,促进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和有序发展。
王通[6]（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蔡星星[7]（2017）在《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文中提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制度的创新与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难题。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但是在制度转型的过程,由于外在制度的缺失,为了应对复杂的外部不确定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其生产经营有必要开启内在制度的模式。利用中国传统关系网络与市场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模式,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制度,促进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稳定发展。论文首先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合社会网络理论来探究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与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进而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探讨这种融资结构网络对温州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从而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稳定功能。理论方面,为了说明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拓展模式,论文对传统“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延伸,首次构造出中国私人与中国民营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三维立体模型。用以阐明传统关系网络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指导原则的,从而可以突破血亲关系限制,实现人与人之间相处善道的关系网络系统。它是一个均衡的网络系统,在其内部可以实现“利我”与“利他”的统一,从而构建起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信任体系。企业成长理论认为转型时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一旦信任关系得以建立,企业的关系网络便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无限的延伸。因此,由传统关系网络参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企业内部与外部信任的特殊路径。中国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包括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的关系网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自身关系网络会超越企业家私人网络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难以消除企业家私人关系网络对企业关系网络的影响。理论上,这种关系网络可以通过公司制改革,完全去除血亲关系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是,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都适用于公司制改革。因而,在转型时期企业关系网络运行机制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努力延长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的范围和质量。另一方面则利用自身关系网络,在网络的非嵌入节点寻找关键客户,建立与其牢固的关系,将非嵌入型节点转变为嵌入型节点,从而消除转型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这种组织制度安排实质是将血亲等关系融入到生产关系中,实现对信任资源的整合,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在实证方面,由于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普遍具有中国传统关系网络的特征,文章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借助抽样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三部分论述。从而验证以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为代表的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的网络结构。第一部分,主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结合温州2010-2015的经济数据与温州121家企业高管人员的现场访谈与调研,发现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的特点:（1）温州民营企业企业主拥有自己的圈子文化;（2）温州民营企业的关系网络具有灵活的伸缩能力,且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在关系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3）温州民营企业私人关系网络的扩张具有局限性,而且企业自身关系网络的扩展也受到企业主私人关系网络与血亲关系的束缚难以实现自由扩张。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便具备了内外有别、远近亲疏、自我封闭的特性。第二部分,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PAJEK软件,结合温州上市公司及其合作伙伴（239）的数据进行测算,同时利用问卷调查进行个案分析与验证,阐释温州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防范功能。数据显示,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并不是积聚成块,而是存在大小不等的派系,具有结构性阻断风险传播的功能。温州民营企业擅长借助私人关系网络的行为,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险防范机制:（1）私人关系网络的规模受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限制,借贷规模存在边界性;（2）网络成员间的信任程度依血亲关系的密切度因人而异,人际关系网络展现出小团体自我封闭的特性,同时也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形成网络的自我约束机制;（3）网络内的核心企业可以对网络风险提前干预,保证融资网络的安全。（4）网络内成员的合作关系以及核心企业事先干预的能力,可以形成对商业银行的保护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虽然部分风险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转移至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也可以凭借其庞大的资产与管理优势,最终化解风险,避免风险向社会的蔓延。从而决定了温州民营企业借贷风险传播的有限性以及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定性。第三部分,则是借助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与MATLAB软件对温州的融资网络结构进行仿真测度与分析,再次验证:（1）当网络内的企业发生个体风险时,网络的传染比率处于低位水平,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定的。（2）“中心企业”在关系网络内具有重要的风险控制作用。因此在未发生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是稳健的。从而说明传统关系网络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在因素对这种关系网络系统的干扰,在逐步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文章提出了依托熟人网络建立互助制公司与依托“中心企业”熟人关系网络进行银行信贷担保的策略与主张,以及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等政策建议。
周翔[8]（2016）在《人民币发行方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轨以来,由于汇率制度不够灵活,使得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呈现顺差局面,而且我国实施的是结售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需要买入巨额的外汇资产,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相应数额的人民币,买外汇成为人民币的主要发行方式。外汇占款逐年大幅上升,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外汇占款共计27.07万亿元人民币,相对于2000年末的1.43万亿元,提升了约20倍。由于中国的外汇占款长期处于上升通道,导致以外汇作抵押被动超发人民币的情形仍将持续,通胀隐患持续存在。近两年,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买外汇发人民币的方式开始制约政府可选择的政策空间,因为经济低迷,需要增加人民币供给来缓解,但是国际收支顺差减少,甚至转成逆差,人民币供给不仅难以增加,甚至还会减少。可见,要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缓解管理层调控的困难,则必须对人民币的发行方式进行深入研究,找出人民币发行方式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使之既不会带动经济持续增长,又不会造成经济的深幅调整,更不会束缚管理层调控的手脚。本文的研究从人民币的源头——发行方式开始,首先分析人民币发行方式的概况,包括演变、现状、理论依据,制度支撑等,然后介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货币发行方式,包括美元、台币和港币等,这些国家货币的基本操作,主要理论、配套制度与运行机制,并将人民币发行方式与其进行比较,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做好铺垫;随后,逻辑上分析人民币发行方式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并从货币和汇率这两个渠道分别实证研究人民币发行方式对我国通货膨胀走势的影响,从中找出人民币发行方式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当前中国经济金融的环境出发,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币发行方式改革的目标,设计人民币发行方式转轨的路径与步骤,选择合适的转轨时机。本文研究人民币发行方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会造成人民币发行过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买外汇发人民币的方式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长期存在;其次,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情形下,出口成本上升也会带动人民币发行增长;再次,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情形下,货币乘数将无法趋于收敛;最后,在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情况下,行政当局会迫使央行多发人民币。第二,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方式会造成汇率逆动。在我国实行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前提下,国际收支顺差并不一定促使人民币汇率上升,而国际收支逆差也并不能促使人民币汇率下降,人民币汇率的运行方式同经典论断描述的规律并不一致,人民币汇率会发生逆理而动的现象。第三,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从不同阶段来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在前期会促进通货膨胀率上升,但在后期则会促使通货膨胀率下降。相反,如果人民币贬值,在前期会促进通货膨胀率降低,但在后期会促使通货膨胀加剧。到了后期,国际收支顺差会促使外汇占款和货币发行量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增多必然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通货膨胀对外汇占款的累积脉冲响应曲线也证实了这一点,外汇占款的增长会引发通货膨胀,而且这种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大。第四,人民币发行方式通过货币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为“外汇占款—货币发行量—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外汇占款的增加可以通过货币发行渠道促使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进而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即使央行采取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也很难消除外汇占款给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我国现行的货币发行职能主要是由外汇占款承担的,这直接将外汇占款和货币发行量捆绑在了一起,这也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人民币发行通过汇率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为“外汇占款—货币发行量—人民币名义汇率—通货膨胀”。在买外汇发行人民币的机制下,我国外汇占款上升,兑换外汇的人民币需求量也会增加,并且我国央行实施结售汇制,外汇兑换人民币需求的增加同时会带动人民币供给增加,被需求增长拉高的人民币汇率会被打压回去,因此难以促使人民币汇率及时升值到位。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到位,在短期会可能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但长期来看会促使通货膨胀加剧。
刘先[9]（2016）在《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 ——基于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比较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行业有效的配置了稀缺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融行业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而现代金融体系中最基础,却又是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体系的核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商业银行体系理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一类特殊的企业,自从其诞生以来就伴随着风险。因此,商业银行自成立后就每时每刻离不开发现风险,经营风险,规避风险,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及商业银行本身就在不断的寻求改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以求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本文系统分析和比较了内地商业银行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系统,其中主要涉及到中国内地的商业银行与香港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形成机理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体系框架、法制环境、外部监管体制及内部控制体制等方面的比较与分析；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度量的比较研究等。试图将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先进理论运用到内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领域,重点通过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对两地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以及探索两地所表现出来的对风险的不同应对状况和两地之间风险控制框架异同,找出其中的特殊性和关联性。本文就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及香港地区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的改良,从内部预防与操作体系及外部环境两方面提出若干设想。对于商业银行发达国家（地区）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批判的吸收,结合我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起有我国特色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风险度量和管理模型；建立起良好的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模型,完善我国内地商业银行目前的信用评级制度,为风险管理提供客观公正的企业信用资料；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外部环境,完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数据库,建立起我国内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型,以数据库为基础检验风险管理模型的有效性；加快我国内地内地金融业的市场化的进程,加速金融法律相关研究；重视社会及商业银行内部的信用文化建立,重视内地商业银行的内部信用制度创新。
刘洋[10]（2016）在《经济体制与转轨模式:对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对其未来的改革与转轨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前的经济绩效以及经济转轨的空间与环境,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转轨模式。进一步地,对传统计划经济所进行的体制内改革的成败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国家未来的转轨进程。因此,并不是不同的转轨国家选择了具体的转轨模式,而是转轨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已被形塑。如果理论界对转轨国家的整个制度变迁进程给予更多的关注,"激进主义"或"渐进主义"的先入之见将不会把问题的研究引向歧途。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初始条件的显着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实现赶超式的发展。
二、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机制运行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机制运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和二元体制转轨的逻辑 |
| (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先后顺序 |
| (二)从一元计划到二元并存再到二元向一元市场并轨的逻辑 |
| 三、经济体制扭曲的不可纠正性和体制性要素剩余 |
| (一)土地公有制结构与市场资源配置的耦合 |
| (二)各生产要素的特性与要素配置扭曲的可纠正和不可纠正性 |
| (三)市场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差和要素体制性剩余 |
| 四、二元体制国家TFP来源和回归古典增长模型 |
| (一)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 |
| (二)体制转轨国家TFP大部分源于改革及其计算的内生化 |
| (三)土地增加与配置改革：经济增长模型从新古典向古典的回归 |
| 五、长时期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均衡和稳定增长 |
| (一)经济体制扭曲与“分配—消费—生产”失衡及其纠正 |
| (二)债务型经济模式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安全 |
| 六、结 语 |
（2）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观点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三)选题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我国基层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 |
| 四、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
| 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 二、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三、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 |
| 四、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
| 二、列宁的阶级斗争观点 |
| 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 |
| 第四节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
|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 |
|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发展 |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表现及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视域下的社会稳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表现与特点 |
| 三、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现实考察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 |
| 二、基层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三、基层矛盾的性质分析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成因探究 |
| 一、基层矛盾的产生机理 |
| 二、基层矛盾的原因分析 |
| 三、基层矛盾的发展态势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引领社会转型升级 |
| 二、促进基层治理创新 |
| 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二节 我国的调解制度 |
| 一、调解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因 |
| 二、中国共产党调解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三、调解制度的功能作用 |
| 第三节 我国的信访制度 |
|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二、信访制度的价值分析 |
| 三、信访制度的建构与转向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现状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分析 |
| 一、化解机制的基本架构 |
| 二、化解机制的特征 |
| 三、化解机制的价值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化解机制的法治化难题 |
| 二、化解机制的现实性差距 |
| 三、化解机制的理论支撑乏力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社会形势发生新变化 |
| 二、网络化发展带来新挑战 |
| 第五章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 |
| 第一节 必须遵循的原则与理念 |
| 一、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二、注重情理法的有机融合 |
| 三、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 |
| 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 第二节 构建基层矛盾治理新格局 |
| 一、强化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 |
| 二、培育社会参与意识 |
| 三、完善多维治理系统 |
| 第三节 健全基层矛盾化解协同机制 |
| 一、矛盾排查预警机制 |
|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
| 三、矛盾调处反馈机制 |
| 四、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析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研究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和辨析 |
| 2.1.1 地方政府债务的界定 |
| 2.1.2 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辨析 |
| 2.1.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和代际公平理论 |
| 2.2.2 基于组织学视角的府际权力关系理论 |
| 2.2.3 区域经济竞争理论 |
| 2.2.4 或有权益方法 |
| 2.2.5 投资组合风险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现状与问题 |
| 3.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 |
| 3.1.1 地方政府债务起步阶段(1949-1958年) |
| 3.1.2 地方政府债务停滞阶段(1959-1978年) |
| 3.1.3 地方政府债务恢复阶段(1979-1993年) |
| 3.1.4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积极探索阶段(1994-2007年) |
| 3.1.5 地方政府债务加速发展阶段(2008至今) |
| 3.2 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
| 3.2.1 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增长率 |
| 3.2.2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层级结构 |
| 3.2.3 地方政府债务举债主体 |
| 3.2.4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来源 |
| 3.2.5 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投向 |
| 3.3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债务规模扩张速度过快,财政稳定性受到威胁 |
| 3.3.2 债务负担过重,政府和私人部门承受能力相对不足 |
| 3.3.3 基础设施投资过剩,债务资金回报率持续下降 |
| 3.3.4 债务期限配置不合理,利息支付压力增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量化测算与评估 |
| 4.1 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分析 |
| 4.1.1 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框架构建 |
| 4.1.2 我国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状况 |
| 4.2 基于或有权益方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4.2.1 或有权益方法的理论推导和模型构建 |
| 4.2.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
| 4.2.3 债务风险评估结论 |
| 4.3 基于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 |
| 4.3.1 投资组合风险分析的基本思想 |
| 4.3.2 投资组合风险的定义和测算指标 |
| 4.3.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测算 |
| 4.3.4 债务风险评估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机理分析:“地方政府-投资者”理论分析框架 |
| 5.1.1 模型设定和前提假设 |
| 5.1.2 区域竞争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5.1.3 引入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
| 5.1.4 理论模型分析结果的进一步阐释 |
| 5.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机理分析的实证检验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2.4 计量回归结果 |
| 5.2.5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
| 6.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事前约束 |
| 6.1.1 地方政府借债的规则和程序 |
| 6.1.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
| 6.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事后处置 |
| 6.2.1 地方政府破产程序的法律定义 |
| 6.2.2 地方政府债务重组 |
| 6.2.3 地方政府财政调整 |
| 6.3 地方政府债券市场 |
| 6.3.1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概览 |
| 6.3.2 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监管 |
| 6.4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 |
| 6.4.1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组成要素 |
| 6.4.2 主要评级机构对于地方政府信用的评级程序 |
| 6.4.3 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方法的变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防范和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
| 7.1 改进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强化地方政府自我偿债激励 |
| 7.2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会计系统,完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 |
| 7.3 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 |
| 7.4 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
| 7.5 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 |
| 7.6 推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市场发展 |
| 7.7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
| 导论 1.1 |
|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2 |
|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 |
| 可能的创新点 第2章 |
| 文献综述 2.1 |
| 关于“关系”的理论研究综述 2.2 |
|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理论综述 2.3 |
| 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经济学价值 第3章 |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研究 3.1 |
|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的结构 3.2 |
| 传统人际关系网络与市场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3.3 |
| 研究小结 第4章 |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关系网络为例 4.1 |
| 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研究分析 4.2 |
| 温州民营企业关系网络与融资关系网络的状况 4.3 |
| 研究小结 第5章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1 |
|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介 5.2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结构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的分析 5.3 |
| 案例分析 5.4 |
| 研究小结 第6章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结构的风险传染效应 6.1 |
| 风险传染的动态理论模型 6.2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仿真模型 6.3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风险传染效应分析 6.4 |
| 案例分析 6.5 |
| 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局部脆弱性及其解释 6.6 |
| 研究小结 第7章 |
| 结论、政策建议、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7.1 |
| 结论 7.2 |
| 政策建议 7.3 |
| 研究的局限性 7.4 |
| 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附录4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 致谢 |
（8）人民币发行方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民币发行方式的相关理论 |
| 1.2.2 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人民币发行方式的相关概述 |
| 2.1 人民币发行方式的历史 |
| 2.1.1 人民币发行方式的历史演变 |
| 2.1.2 人民币发行方式的历史剖析 |
| 2.2 人民币发行的理论依据 |
| 2.3 现阶段人民币发行的概况 |
| 2.3.1 人民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2.3.2 人民币的发行机构 |
| 2.3.3 人民币发行的现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内外货币发行方式的比较 |
| 3.1 美国货币的发行方式 |
| 3.1.1 美国货币发行的现状 |
| 3.1.2 美国和中国货币发行方式的比较 |
| 3.2 台币发行方式 |
| 3.2.1 台币发行的现状 |
| 3.3 港币的发行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民币发行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供给渠道研究 |
| 4.1 现有货币发行方式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 |
| 4.1.1 购买外汇是发行人民币的主要渠道 |
| 4.1.2 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发行的现状 |
| 4.1.3 人民币发行过多的机理分析 |
| 4.2 人民币发行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 |
| 4.2.1 人民币发行影响货币供给的理论分析 |
| 4.2.2 买外汇发人民币会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 |
| 4.3 人民币发行影响通货膨胀的货币渠道计量分析 |
| 4.3.1 相关文献回顾 |
| 4.3.2 数据收集与SVAR模型构建 |
| 4.3.3 SVAR模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民币发行影响通货膨胀的汇率渠道研究 |
| 5.1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历史演变进程 |
| 5.1.1 高度管制的汇率政策 |
| 5.1.2 双轨汇率下的汇率政策 |
| 5.1.3 汇率并轨后的汇率政策 |
| 5.1.4 汇率改革后的汇率政策 |
| 5.2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 |
| 5.2.1 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49-1979) |
| 5.2.2 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走势(1980-1993) |
| 5.2.3 经济调整时期的人民币汇率趋势(1994-2004) |
| 5.2.4 汇制改革之后的人民币汇率趋势(2005—2014) |
| 5.3 人民币发行方式通过汇率渠道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 |
| 5.3.1 买国债发行货币方式影响汇率的机理 |
| 5.3.2 买外汇发行货币方式影响汇率的机理 |
| 5.3.3 人民币汇率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 |
| 5.4 人民币发行影响通货膨胀的汇率渠道计量分析 |
| 5.4.1 模型构建 |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民币发行方式转轨的目标和步骤 |
| 6.1 主要结论 |
| 6.2 人民币发行方式转轨的目标与基本条件 |
| 6.2.1 人民币发行方式转向购买国债 |
| 6.2.2 扩大内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
| 6.2.3 培育供求相当的外汇市场 |
| 6.2.4 完善监督机制,健全公共财政 |
| 6.2.5 完善法律规定,明确产权制度 |
| 6.3 人民币发行方式转轨的步骤 |
| 6.3.1 调整货币政策目标 |
| 6.3.2 实现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的均衡 |
| 6.3.3 理顺规范央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
| 6.3.4 消除市场分割,培育真正基准利率 |
| 6.3.5 解除存贷款比例,规范准备金制度 |
| 6.4 本文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 ——基于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比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基本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与不足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商业银行风险研究 |
| 2.1.2 关于商业银行监管的研究 |
| 2.1.3 宏观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影响研究 |
| 2.1.4 银行风险度量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银行监管的研究 |
| 2.2.2 监管体制的研究 |
| 2.2.3 国内宏观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影响研究 第3章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基本理论 |
| 3.1 商业银行风险内涵 |
| 3.1.1 商业银行风险的定义 |
| 3.1.2 商业银行风险的特征 |
| 3.1.3 商业银行风险形成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3.2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理论 |
| 3.2.1 资产风险控制理论 |
| 3.2.2 负债风险控制理论 |
| 3.2.3 资产负债风险控制理论 |
| 3.2.4 VaR风险控制理论 |
| 3.3 商业银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
| 3.3.1 定性分析 |
| 3.3.2 定量分析 第4章 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形成机理——基于风险博弈模型 |
| 4.1 商业银行风险博弈模型 |
| 4.1.1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博弈 |
| 4.1.2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博弈 |
| 4.1.3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博弈 |
| 4.2 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在我国内地及香港的一般表现 |
| 4.2.1 内地商业银行风险的一般表现形式 |
| 4.2.2 香港商业银行风险的一般表现形式 |
| 4.3 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在我国内地及香港的形成机理 |
| 4.3.1 内地商业银行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
| 4.3.2 香港商业银行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第5章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体系的比较分析 |
| 5.1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框架 |
| 5.1.1 内地商业银行现行风险控制框架 |
| 5.1.2 香港商业银行现行风险控制框架 |
| 5.1.3 两地商业银行风险框架的比较 |
| 5.2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外部环境 |
| 5.2.1 内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外部环境 |
| 5.2.2 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外部环境 |
| 5.2.3 两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外部环境比较 |
| 5.3 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内部环境 |
| 5.3.1 内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内部环境 |
| 5.3.2 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内部环境 |
| 5.3.3 两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内部环境比较 第6章 经济周期波动对两地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银行业资产质量和经济周期关系 |
| 6.1.1 全球主要地区资产质量波动事件回顾 |
| 6.1.2 我国商业银行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机制的分析 |
| 6.1.3 宏观经济因素在两地度量体系中的表象 |
| 6.2 银行信贷风险与经济周期实证模型设计 |
| 6.2.1 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简介 |
| 6.2.2 针对内地和香港商业银行构建模型 |
| 6.3 内地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经济周期实证分析 |
| 6.3.1 内地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模型估计 |
| 6.3.2 香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模型估计 |
| 6.3.3 内地和香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实证中的差异 |
| 6.3.4 针对内地和香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建议 第7章 对策与建议 |
| 7.1 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
| 7.1.1 资本充足率监管水平对信贷风险的影响 |
| 7.1.2 资本充足率监管水平对信贷行为的影响 |
| 7.2 强化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操作体系 |
| 7.2.1 建立多种资本参与的商业银行产权体系 |
| 7.2.2 树立我国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
| 7.2.3 建立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 |
| 7.2.4 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 |
| 7.2.5 改革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模式 |
| 7.3 优化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外部环境 |
| 7.3.1 逆经济周期的监管策略 |
| 7.3.2 加强商业银行宏观监管 |
| 7.3.3 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协调体系 |
| 7.3.4 建立完善的信贷数据库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经济体制与转轨模式:对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转轨国家的绩效差异：疑问与偏见 |
| 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 |
| 三、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体制改革以及绩效差异 |
| 1．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确性与僵化性 |
| 2．“市场社会主义”的困境 |
| 3．一个更为广阔的转型空间：走出“非典型”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 |
| 4．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 四、中国的赶超式发展：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优势 |
| 1．劳动分工体系演化的后发优势：一个经济转轨的视角 |
|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一个帕累托改进 |
| 3．计划体制的制度遗产：不同的作用与效果 |
| 4．整体主义的制度变迁：制度异化效应的弱化 |
| 评述与结论 |
四、体制转轨时期社会机制运行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J]. 周天勇. 财经问题研究, 2021(06)
- [2]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3]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D]. 张文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D]. 杨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6]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7]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 ——基于温州民营企业融资关系网络的分析[D]. 蔡星星. 厦门大学, 2017(08)
- [8]人民币发行方式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D]. 周翔.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2)
- [9]经济周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控制 ——基于内地与香港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比较的视角[D]. 刘先. 辽宁大学, 2016(02)
- [10]经济体制与转轨模式:对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J]. 刘洋. 社会科学战线,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