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宁宁[1]（2021）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分别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伴随着中美双边间贸易摩擦与争端地不断加剧,这使得双边经贸合作在难以正常开展的同时对中国相关产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以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或增加了难度。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逐渐成为GVC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大国,自身经济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获取了明显的收益。然而,随着中国参与GVC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对外贸易中所获取的收益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所遭受的来自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壁垒限制也在日益增多,而相较于其他贸易伙伴国,中国所遭受的来自于美国等国家的高频次且具有明显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摩擦或争端却尤为明显。如现阶段不断升级的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政府以“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通过加征高额关税或发动反倾销调查等贸易政策进行严厉打击或限制,甚至官方公开“污名化”中国,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以及当前“新冠肺炎来源国”等,以期通过各种手段对华相关产业或产品进行围追堵截或打击。而细化看来,会发现美国对华所发起或实施的这一系列贸易政策或限制手段的根本目的为限制或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或升级,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期在限制或扼杀中国中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自身在GVC分工中的核心利益或霸权地位免受威胁或动摇。而对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制造业来说,在当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其转型升级以及在GVC中的分工地位攀升是否会受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会受到何种影响?具体的影响机制或机理是怎样的?以及基于此情境下如何实现自身向GVC中高端位置攀升?这一系列的问题均值得引起密切关注与探究。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该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贸易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此,本文立足于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争端不断频发的现实情境下,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为研究视角,具体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以期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深化研究,为及时化解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被动局面,积极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以及如何更好地规避或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或壁垒限制、推动中美双边经贸正常合作等寻求可行的对策或建议。具体看来,首先,基于对研究背景与意义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文献梳理,在发现已有研究不足的同时明确本文研究主题与方向;其次,借助数理模型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两者的作用机制进行细化阐述与分析,在此提出相关推论与待研究假设;再次,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中国制造业GVC国际分工现状进行典型化分析,并就本文重点探究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接下来,结合理论与典型化分析,重点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同时也就GVC参与度、国际竞争力作同步探究,具体主要从整体层面、作用机制层面等方面展开;另外,也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利得进行拓展性考察,在对价值链中贸易利益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同时进一步结合分解结果就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现实解读与实证检验,对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GVC分工地位攀升、积极规避或弱化贸易政策限制等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鉴Lorz和Wrede（2008）中有关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D-S模型应用,结合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美双边间的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这一现实或政策本质,将贸易壁垒或制度性障碍引入模型,以此来探究其对要素流动以及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并进一步在此基础上借鉴Antras等（2019,2013）的GVC多阶段生产模型,以此来分析GVC生产分工网络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累积扩大效应”及对其价值链国际竞争力、增值收益以及分工位置的影响。另外,结合现实中美国对华所采取的诸如反倾销等贸易政策会提高双边间贸易壁垒的特性以及有关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相关研究,可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本质为基于WTO“合法”外衣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具有较为明显的歧视性,这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直接“抑制”影响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诸如“连带”、“污名化”等影响效应。为此,在此主要沿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即贸易政策（壁垒）限制——贸易成本变动——GVC分工”这一逻辑脉络对本文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具体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产生或带来的贸易成本变动会通过“抑制连带效应”、“网络链条效应”、“投资跨越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四个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影响,并在此提出相关推论和研究假设。在现实解读部分,首先,通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阶段梳理可发现,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正逐渐由“复杂型”向“战略型”转变,且政策转向的动因与不同时期阶段下美国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利益集团博弈、社会认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美双边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工具由单一模式向多种模式逐渐转变,且贸易政策制裁领域也在逐步扩大。其次,基于生产分解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状态典型化事实发现:中国制造业更多地是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GVC,且同美、日相比较其后向和深度后向GVC参与度均相对更大;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波动轨迹大致呈“V”型,且从2012年起表现出明显攀升迹象,但相较于美、英等制造业强国其GVC分工位置仍相对较低,处于中下游位置;在国际竞争力层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于美国整体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更多体现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上,而美国却在高技术类别制造业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双边在高技术类别间的竞争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最后,结合出口分解模型对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进行解构发现,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获益能力要相对低于美国,但细化看来会发现中国在低技术类别制造业中的增值收益或获利能力要高于美国,而在高技术类别尤其是在高技术制造业中,中国却明显低于美国,但近年来会发现双边在此类型下的价值链增值收益差距正在逐渐减小。在实证检验部分,立足于现实中各经济主体理性经济人的特性,考虑到产业在GVC中积极开展国际分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自身在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攀升或获取更多的增值收益,为此本文一方面着重探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并在此过程中对制造业GVC参与度和国际竞争力作同步考察;另一方面也将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增值收益或增值能力进行拓展性分析与考察。以期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的前后向参与度（“我为谁生产”、“谁为我生产”）、国际竞争力（“我在GVC中的竞争力”）、分工地位（“我在GVC中的地位”）、增值收益（“我在GVC中的增值能力”）进行考察的研究脉络,实现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这一影响效应的全面细致考察与探究。首先,整体层面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会因不同的对华贸易政策呈现出差异性;同步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参与GVC的“门槛”且会抑制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其次,行业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低技术类别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高技术类别并无明显影响。另外,基于GVC分工地位下有关贸易政策动态演变的检验中发现,“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动态复杂性。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通过“抑制转移效应”、“网络链条效应”以及“污名化效应”三种渠道来实现。最后,基于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技术创新、“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国家制度环境或制度质量水平能够显着弱化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所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GVC增值能力的考察检验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的增强。在对策建议部分,尽管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会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就难以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可发现中国制造业可通过积极借助或利用来源于自身或国家层面的特定竞争优势,比如自主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等进而以此来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基于此,本文从产业和国家层面就如何积极能动地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高自身竞争力以及规避或弱化污名化言论等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具体看来,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利用来源于母国制度环境的特定竞争优势、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设以及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等途径,以此来助力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更高攀升。
陈容[2]（2020）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一些西方国家以保护本国产品免受进口冲击为由频频制造贸易摩擦,通过提高关税等改变市场开放度,贸易保护主义呈现上升的趋势。农产品作为国际贸易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出口农产品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关措施急剧增加。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贸易强国建设的外贸发展战略,要求积极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推动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成为我国由出口大国转向出口强国的重要发展方向。因此,在贸易保护主义频现的当下,探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将为我国政府制定和完善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参考。本文结合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提供的贸易案件统计信息考察了中国遭遇的不同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并克服单位价值等同于产品质量方法的缺陷,利用产品层面回归反推法测算我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分析了中国出口农产品贸易的质量结构特点;然后,以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提供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为基础,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分析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异质性,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出口选择和贸易转移三条影响机制;进一步,以肯定列表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并考虑出口企业所处位置、贸易模式、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差异,分析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同时考察SPS措施的影响,并分析其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遭遇的非关税进口覆盖率达到94%,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在2000-2013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2012年呈现明显的“U”型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影响更大。出口目的国实施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带来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但是弱化了出口选择和改变贸易出口目的国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正面影响。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仅对东部地区企业和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没有显着影响。东部地区企业和从事一般贸易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受到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比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从事加工贸易企业更大。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相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措施的影响更大。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对国有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并没有显着的影响,但是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均有显着正向作用。考虑到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集中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本文进一步选取了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且农产品保护程度最高的日本作为参照组,以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作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质量受到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影响,出现显着的下降倾向。平行趋势检验表明,该措施实施前中国出口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质量不存在显着差异,而该措施实施后那段时间内,出口到日本和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存在显着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相比东部地区企业,该措施的实施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下降作用更大。该措施并没有显着抑制从事加工贸易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相反,该措施的实施会导致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大幅下降。集体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受到的抑制作用最大,其次是私营企业,然后是国有企业,最后是外资企业。进一步选取《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协议来考察卫生安全检验检疫措施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SPS措施通报数对农产品出口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一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企业更为明显。另外,发达国家SPS措施增加能够显着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SPS措施增加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提高。从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结果来看,集体企业受到SPS措施通报数的抑制作用最大,私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小。与之相反,SPS措施通报数对外资企业农产品出口质量有显着的促进作用。
孙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李众宜[4]（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引发了中外贸易摩擦频繁地爆发,中国由此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随着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频率的增加以及保护力度的提升,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普遍上认为中外贸易摩擦应该针对的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中外贸易摩擦实际上也针对了中国一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保护成为了遏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图基于现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反倾销、保障措施）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阐述贸易摩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分别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壁垒的情况,且重点分析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现状,如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及中日贸易摩擦,并结合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探讨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其次,采用包括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内的4个指标经验分析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国外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2000-2007年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稳健性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中外贸易摩擦抑制中国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采用上市公司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了贸易摩擦对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和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创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工业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的传导渠道;其次,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份额、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出口份额、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渠道;最后,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存在着“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内企业股价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或政策以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而出口企业自身也应当主动建立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政府也应当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以缓解工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贸易摩擦来临时,各上市公司不仅要提防与其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对股价的影响,还应当提防来自其上游行业的负面冲击对其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研究贸易摩擦的贸易破坏效应,即在全球价值视角下测度和刻画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及影响的“级联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贸易摩擦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研究内容上,从微观企业入手,旨在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研究对企业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股价等多个企业绩效指标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全面、丰富地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知识边界。（3）从研究对象上,着眼于企业行为特征,估计了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时间效应、阶段效应、作用机制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孙既祥[5]（2020）在《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301条款”诞生以来,美国经常依据“301条款”对他国和贸易伙伴发动“301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采取贸易报复措施。“301条款”极具扩张性,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般301条款”、“特别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使其能够有针对性地在不同领域发挥作用,有力地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在WTO成立后,特别是欧盟将其起诉到专家组裁决后,尽管专家组没有裁决其违法,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适用,此后其不敢轻易对他国发动“301调查”。但是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不仅重新拾起“301条款”对中国进行“301调查”和制裁,而且用尽各种手段阻扰WTO上诉机构遴选,致使WTO上诉机构停摆。美国的种种做法表明,其希望突破WTO多边体制对它的限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应对美国发起的“301调查”,本文希望从国际贸易法的角度寻找制约美国“301条款”的措施,主要采取了实践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本文第一部分介绍和归纳美国“301调查”法律规范“301条款”的历史源流和主要内容以及它的特点和实质。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此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301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对其进行定性,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以及特点与对中国的影响,以便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的调查。本文第三部分主要从WTO、国际法、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层及事实层面对美国此次“301调查”进行违法性的分析,为本文第四部分寻找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作铺垫。本文第四部分主要从国际贸易法层面寻找应对美国“301调查”贸易反制措施,比如: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利用国际习惯法;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
卢晓菲[6]（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常华丽[7]（2020）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应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是其推行贸易制裁的重要工具。此条款的特点十分明显,适用范围很广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适用,条款有很大的威力、效果十分明显,许多国家迫于压力纷纷妥协。特朗普上台之后,再次使用该条款,对中国实施第六次“301调查”。中美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内容的演变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62年贸易扩展法》的出现主要原因是欧洲一体化和日本经济的复苏给美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保持良好的贸易环境,该法授权总统更大的权力。《1974年贸易法》是在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各国实施保护主义提高关税的背景下,此法将总统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东京回合谈判达成了多边贸易协定,为落实谈判成果,运用新的争端解决程序,出台了《1979年贸易协定法》。由于服务贸易和直接外国投资的发展,考虑到美国工业发展和贸易自由化,对“301条款”进行了修订,因此产生《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由于《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通过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此法提高了贸易代表的重要性,在贸易报复方面,该法规定了更为强制性的内容。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与WTO规则的冲突十分明显。此部分以2017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01调查”作为分析的依据。首先,在美国贸易法“301条款”与“WTO规则的冲突方面,美国“301条款”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理由是美国只对原产地是中国的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没有能够将征税的措施向第三国延伸。关于钢铁产品和铝产品的优惠也没能及时、无差别的延伸到我国。其次,美国“301条款”违背“关税减让”原则,理由是美国对我国的产品征收的税率显然是高于约束税率。美国制定关税的过程存在问题,这将会对关税减让的安全性和可预测性造成伤害。最后,美国“301条款”违背“加强多边纪律”原则,理由是美国没有将贸易纠纷提交至WTO争端解决机制,美国违反了DSU第23条。美国对我国的“301调查”违反国际法。此部分也是将2017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01调查”作为分析的依据。首先,与国家主权原则相背离。美国发起此次“301调查”是对各国国际地位平等的直接背离。美国的国内法能够进行域外管辖,这是对被调查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其次,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不符。美国仅仅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就对其他国家的法律、政策等进行调查,自行判断哪些行为对美国的商业造成负担和限制,强迫他国进行调整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后,与平等互利原则不符。美国屡次用提高关税的方式来对我国进行制裁,美国只会对他国提出要求,却不会给予相对应的减让的优惠,这些背离了国际协定或者条款中的平等互利的原则。美国“301条款”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以2017年美国发起的“301调查”为依据,对其进行详细介绍。首先,经济上的危害是影响中国的经济转型、高端技术发展。影响中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产品在美国的价格必然会提升,影响企业对美投资。其次,对中国形象上的危害,丑化中国形象,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让中国的形象大大受损。最后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上的危害,中国和美国经济上互相依赖,互补的地方较多,因此美国“301条款”的使用严重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最后,提出应对美国“301条款”的对策,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面提出对策。首先,要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提高利用该机制来应对美国“301条款”的意识。第二,主动学习使用DSU法律条款。DSU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基础必须对DSU进行深入了解。其次,在政府方面,第一要发展多边贸易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积极开拓其他的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第二要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执法,根据法律行政,提高行政的透明力度。第三政府还要加强技术转让法律规则的建立,积极推动技术转让规则的确立。最后,在企业方面,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加大研发投入并企业提高沟通、学习能力。努力开拓多元市场,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注意防范风险。
曹鸿宇[8]（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郑休休[9]（2020）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文中提出本文首先介绍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又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关概念,厘清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之间的区别,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及其与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关系。本文其次梳理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历史背景、发展沿革和新时期特征,总结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和特别贸易关注提案在WTO平台的实施流程,分析了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机制,以及中国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经典案例。本文在理论模型方面基于异质性多产品企业出口决策模型、贸易偏转模型,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表现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并引入产品质量衡量参数,构建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企业出口数量、价格、动态决策、偏转影响的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作者整理了WTO双边技术贸易措施通报、特别贸易关注案例的配对数据,清理到国际统一的HS6产品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与清理所得的海关企业出口数据相匹配,定量分析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影响,以及这一机制在各种异质性特征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差异化表现。在广延边际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中国细分产品-目的地市场中的出口企业总体个数显着削减（包括新进入者和幸存者）,且新进入者的个数减少得更多。当样本限制为一般贸易形式、或者滞后两期时,该影响依然成立。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层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中国相关企业在下一期更加倾向于退出遭受壁垒的原市场。这一影响对于直接生产商的负面冲击十分显着,对贸易中间商则不显着。这一退出倾向在对于相应细分市场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这一冲击中的表现有所差异。在集约边际方面,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了中国产品-目的地层面出口数量和金额的显着减少,但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贸易阻碍影响却不显着。原因是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作用方向不同。如前所述,相关细分市场企业个数显着减少,导致目标细分市场对于部分新进入者的吸引力变大,表现为当期“经筛选后”进入相关受影响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的出口数量显着增加,抓住这一机遇的主要是私营所有制的新进入者;相反,幸存者在相关细分市场中的出口数量显着减少,这一贸易阻碍效应对于国有、私营、外资、中外合资合作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均成立。在贸易偏转方面,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影响作用依然不同。发达经济体在上一期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部分新进入者不仅在当期增加了出口数量,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组合也更加集中于这些目标市场,即在细分产品项下表现出对其它贸易伙伴出口数量的显着减少。同时,对于幸存者来说,也不存在显着的贸易偏转效应。然而,对于遭受发达经济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选择退出的企业来说,它们在退出遭受壁垒的原细分市场后,转而显着增加了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数量,即出现了退出原壁垒市场和偏转至其他伙伴市场的叠加效应。此外,总体上来看,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偏转规模越大,且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新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而生产能力越低的企业对于现有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在产品质量方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优胜劣汰的质量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促使细分市场中质量较差的企业退出市场,并引发幸存者和新进入者提升产品质量。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直接生产商样本中。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的质量优胜劣汰效应尤为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通报-生效-适用的不同时点也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美国这一使得中国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来源国为例,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特别贸易关注提案者来源的异质性。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了通报-适用期间内美国进口市场中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这一方面表现在壁垒遭受国出口企业对壁垒施加国相关产品出口价值的显着下降（贸易阻碍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第三国在壁垒施加国的进口市场中对于壁垒遭受国原市场份额的占领（贸易创造效应）。受壁垒负面冲击的企业同时表现出了增加新出口目的地的偏转特征。此外,这一影响造成的价格上涨影响并不稳健。最后,本文还探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驱动因素,发现经济环境和外交关系都是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的重要动因。同时,本文衡量了中国出口所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品和国别集聚特征,发现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覆盖虽然广泛,但具有一定的国别-产品类别集聚趋势（例如食品、纺织品和化学品）,为今后的预警判断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上述详实的研究分析,本文最后从政府职能和企业对策两方面入手,提出了新形势下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政策建议。
周影[10]（2019）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美贸易实证分析》文中提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以来,中美两国贸易关系有所缓解,贸易额稳步增长。据联合国统计,2000年至2018年间中方对美方的出口额从1000.01亿美元增长到5632.03亿美元,增长了约463.2%。美方对中方的出口额从161.85亿美元增长到1201.48亿美元,增长了约642.34%。而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两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据我国海关统计,2019年第一季度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较上年同比出口下降约120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了两国的经济,更是伤害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且我国出口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其他的出口替代市场以缓解库存压力,企业生产率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下简称TPU）作为近阶段较新的研究方向,探究其对包括企业生产率在内的微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本文从理论方面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中国加入WTO之后TPU下降主要通过“竞争激励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接着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1986）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2）本文基于2000-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合并后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借鉴Handley and Lim?o（2013）和Feng（2014）、Pierce and Scortt（2016）的经验对TPU进行了测算,并以ACF、LP、OP三种方式对企业生产率进行了衡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企业生产率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后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性。（3）新新贸易理论对企业的异质性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本文基于此理论从企业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贸易方式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前后TPU的下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较于私营企业对TPU的下降反应弹性更大,一般贸易企业比加工贸易企业对TPU下降的反应更加灵敏。（4）一项贸易政策实施之后,企业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对生产率进行调整。所以本文将2000-2013年分为四组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检验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生产率对TPU下降反应的差异性。结果发现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年限越长,企业生产率对TPU下降的反应弹性更大。（5）考虑到美国贸易环境每年都会变化,本文将美国对中国产品所征收的实际进口关税纳入到基准模型,并加入关税和TPU的交互项研究中国加入WTO前后随着美国贸易环境的变化TPU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由贸易环境下TPU的下降更能带来企业生产率的提高。（6）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源,本文借鉴Dynamic Olley-Pakes分解法（以下简称DOP分解法）将企业生产率分为企业成长效应（组内效应和组间效应之和）以及净进入效应（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之差）。研究发现TPU下降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企业成长效应,从组成部分看,市场资源配置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组间效应）要大于企业自身生产率转变的影响（组内效应）,企业的进入效应大于企业的退出效应。从总体看,企业成长效应大于企业净进入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中美两方政府应建立起双边协商机制平等友好地进行磋商谈判。其次政府应给予出口企业一定的补贴,鼓励企业创新,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以分散出口风险。最后企业本身应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建立健全企业预警机制从而灵活调整其生产经营决策。
二、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结构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 |
| 2.1.3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 |
| 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相关研究 |
| 2.2.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动因 |
| 2.2.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特点 |
| 2.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式 |
| 2.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链分工相关研究 |
| 2.3.1 中美贸易政策发展的新趋势及相关研究 |
| 2.3.2 中美价值链分工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1 理论建模基础 |
| 3.1.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企业生产状态的影响 |
| 3.1.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
| 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嵌入GVC分工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抑制转移效应 |
| 3.2.2 网络链条效应 |
| 3.2.3 投资跨越效应 |
| 3.2.4 “污名化”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分析 |
| 4.1.1 测算方法 |
| 4.1.2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3 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1.4 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力指数测算与分析 |
| 4.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与具体贸易政策措施运用 |
| 4.2.1 “小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1—2009) |
| 4.2.2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09—2017) |
| 4.2.3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2017—至今) |
| 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关系初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设计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与测量 |
| 5.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3 基于整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3.1 基准回归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行业技术异质性分析 |
| 5.3.4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动态演变分析 |
| 5.4 基于作用机制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4.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
| 5.4.2 检验结果与说明 |
| 5.5 基于化解或突破贸易政策限制下GVC分工地位提升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5.1 指标量化与说明 |
| 5.5.2 基准回归检验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利得探究 |
| 6.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全球价值链分解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中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析 |
| 6.2.1 中美制造业总值贸易与增加值贸易比较分析 |
| 6.2.2 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利益分配 |
| 6.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制造业GVC增值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3.2 基准检验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差异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第2章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文献综述 |
| 2.1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文献综述 |
| 2.1.1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概念界定及特征 |
| 2.1.2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具体形式 |
| 2.1.3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分析 |
| 2.2 出口产品质量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 |
| 2.2.2 关于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 |
| 2.3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文献综述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1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内涵界定及现状分析 |
| 3.1.1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概念界定 |
| 3.1.2 中国遭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现状分析 |
| 3.2 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2.1 农产品出口质量测算 |
| 3.2.2 数据来源 |
| 3.2.3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的理论分析 |
| 4.1 引言 |
| 4.2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的理论基础 |
| 4.2.1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 |
| 4.2.2 新贸易保护理论 |
| 4.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4.2.4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
| 4.3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技术创新效应 |
| 4.3.2 出口选择效应 |
| 4.3.3 贸易转移效应 |
| 4.4 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农产品出口质量的理论模型构建 |
| 4.4.1 基本假设 |
| 4.4.2 本土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最优生产抉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 |
| 5.2 中国出口农产品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事实描述 |
| 5.3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模型设定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 5.4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实证分析 |
| 5.4.1 基本回归结果 |
| 5.4.2 理论机制检验 |
| 5.4.3 异质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 |
| 6.1 引言 |
| 6.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政策背景 |
| 6.3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模型设定 |
| 6.4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基本回归结果 |
| 6.4.2 平行趋势检验 |
| 6.4.3 异质性检验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SPS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 |
| 7.1 引言 |
| 7.2 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SPS措施 |
| 7.3 SPS措施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模型设定 |
| 7.4 SPS措施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实证分析 |
| 7.4.1 基本回归结果 |
| 7.4.2 异质性检验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 1.2.3 总结性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理论探讨 |
| 2.1.1 贸易摩擦的内涵及分类 |
| 2.1.2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 2.1.3 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析 |
| 2.2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理论探讨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界定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算 |
| 2.2.3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途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外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遭受反倾销情况 |
| 3.1.2 中国遭受反补贴情况 |
| 3.1.3 中国遭受保障措施情况 |
| 3.1.4 中国遭受技术壁垒情况 |
| 3.2 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
| 3.2.1 中美贸易摩擦 |
| 3.2.2 中印贸易摩擦 |
| 3.2.3 中欧贸易摩擦 |
| 3.2.4 中日贸易摩擦 |
| 3.3 中外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3.1 贸易失衡 |
| 3.3.2 产业升级 |
| 3.3.3 政治因素 |
| 3.3.4 体制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4.3 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 4.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 4.3.3 回归结果 |
| 4.3.4 内生性讨论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4.1 基于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4.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4.5 全球价值链下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5.3 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 5.3.3 回归结果 |
| 5.3.4 内生性讨论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机制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6.3 事实描述 |
| 6.3.1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事实描述 |
| 6.3.2 中国企业创新的事实描述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数据说明 |
| 6.4.2 计量模型设定 |
| 6.4.3 回归结果 |
| 6.4.4 内生性讨论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6.5.2 生产率异质性检验 |
| 6.5.3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作用机制检验 |
| 6.7 “时间效应”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7.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与测算 |
| 7.3.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本估计结果 |
| 7.4.2 内生性讨论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分析 |
| 7.5.1 不同反倾销实施国分组 |
| 7.5.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组 |
| 7.5.3 不同生产率企业分组 |
| 7.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机制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股价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轮胎特保”案的历史背景 |
| 8.3.2 模型设定 |
| 8.3.3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
| 8.3.4 内生性讨论 |
| 8.3.5 回归结果分析 |
| 8.3.6 稳健性检验 |
| 8.4 影响机制的检验 |
| 8.5 “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检验 |
| 8.5.1 “时间效应”检验 |
| 8.5.2 “阶段效应”检验 |
|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股价影响的检验 |
| 8.6.1 产业关联的测算 |
| 8.6.2 产业关联的统计性描述 |
| 8.6.3 实证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美国“301调查”条款的历史源流与文本分析 |
| (一)历史源流 |
| 1、产生背景 |
| 2、发展过程 |
| (二)主要内容 |
| 1、“一般301条款” |
| 2、“特别301条款” |
| 3、“超级301条款” |
| (三)“301条款”的特点和实质探究 |
| 1、特点归纳 |
| 2、实质探究 |
| 二、美国此次对中国启动“301调查”的实践分析 |
| (一)美国启动此次“301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定性分析 |
| 1、主要内容 |
| 2、定性分析 |
| (二)本次美国“301调查”的主要特点 |
| 1、目标聚焦“高科技领域” |
| 2、态度特别强硬 |
| 3、政治色彩鲜明 |
| (三)美国发动此次“301”调查的主要原因 |
| 1、巩固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
| 2、扭转美中贸易逆差 |
| 3、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
| (四)此次调查对中国的影响 |
| 1、中国将减少对美国的出口 |
| 2、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 3、将会恶化中美贸易与伙伴关系 |
| 三、此次美国对中国发动“301调查”的违法性分析 |
| (一)WTO法层面上的违法性 |
| 1、违反GATT1994 关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 |
| 2、违反GATT1994 关于“关税减让”的规定 |
| 3、违反WTO法关于“原产地的认证”的规定 |
| 4、美国试图摆脱WTO法对其“301调查”的管控 |
| 5、违反DSU第23 条“加强多边体制”的宗旨 |
| (二)违反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 1、违反国家主权原则 |
| 2、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
| 3、违反公平互利原则 |
| 4、违反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
| (三)违背美国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 |
| 1、违背美国1994 年《行政行动声明》的承诺 |
| 2、没有履行1998 年对WTO争端解决机构所作的承诺 |
| (四)美国301调查报告部分与事实不符 |
| 1、将企业的行为误认为政府的行为 |
| 2、美国指责中国对其商业造成负担缺乏证据 |
| 四、中国可利用的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建议 |
| (一)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
| 1、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磋商程序 |
| 2、适当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审理程序 |
| 3、充分利用临时上诉仲裁机制 |
| (二)利用国际习惯法制定反制措施 |
| 1、利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国际习惯 |
| 2、援引“条约中止履行”的规则 |
| (三)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贸易纠纷的做法 |
| 1、借鉴欧盟与南共市签订自贸协定的做法 |
| 2、借鉴东盟与中国处理贸易纠纷的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7）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的背景 |
| 2.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写作的思路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一、美国“301条款”的简要介绍 |
| (一)美国“301条款”出现的背景 |
| (二)美国“301条款”的发展过程 |
| 1.《1962年贸易拓展法》 |
| 2.《1974年贸易法》 |
| 3.《1979年贸易协定法》 |
| 4.《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 |
| 5.《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
| (三)美国“301条款”的具体内容 |
| 1.“一般301条款”的内容 |
| 2.“特别301条款”的内容 |
| 3.“超级301条款”的内容 |
| 4.上述三者的具体关系 |
| (四)美国“301条款”的具体程序 |
| 二、对美国“301条款”的分析 |
| (一)美国“301条款”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 |
| 1.美国“301条款”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 |
| 2.美国“301条款”违背“关税减让”原则 |
| 3.美国“301条款”违背“加强多边纪律”原则 |
| (二)美国对我国的“301调查”违反国际法 |
| 1.与国家主权原则不符 |
| 2.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不符 |
| 2.与平等互利原则不符 |
| (三)美国“301条款”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
| 1.20 17年美国发起“301调查”的原因 |
| 2.本次“301调查”对我国的指控 |
| 3.对指控内容的回应 |
| 4.本次“301调查”带来的危害 |
| 三、美国“301条款”的应对策略 |
| (一)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 |
| 1.将争端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 |
| 2.主动学习使用DSU法律条款 |
| (二)从政府的角度 |
| 1.发展多边贸易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
| 2.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执法 |
| 3.加强技术转让法律规则的建立 |
| (三)从企业的角度 |
| 1.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
| 2.努力开拓多元市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概述 |
| 1.2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概况 |
| 1.2.2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
| 1.2.3 研究的现实必要性 |
| 1.2.4 选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
| 1.3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行性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3.4 数据资料来源及概述 |
| 1.4 研究创新和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和区分 |
| 2.2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非关税壁垒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2.2 贸易偏转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3 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
| 2.3.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 |
| 2.3.2 技术标准互认与贸易自由化 |
| 2.3.3 技术性贸易壁垒、外交关系与贸易保护主义 |
| 2.3.4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产品质量升级 |
| 2.3.5 非关税壁垒与贸易偏转 |
| 2.4 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度背景、形成动机、集聚效应 |
| 3.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沿革和新时期特征 |
| 3.1.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背景 |
| 3.1.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沿革 |
| 3.1.3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新时期特征 |
| 3.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实施流程与特别贸易关注提案 |
| 3.3 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概述 |
| 3.3.1 中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 3.3.2 中国对外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 3.4 中国企业受TBT影响的经典案例——美国玩具产品铅含量标准 |
| 3.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动机 |
| 3.5.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3.5.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3.5.3 简单实证结果分析 |
| 3.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别-产品集聚效应分析 |
| 3.6.1 聚类分析方法说明 |
| 3.6.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3.6.3 聚类结果及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1 集约边际影响——数量阻碍与价格提升 |
| 4.1.1 假设条件 |
| 4.1.2 需求 |
| 4.1.3 供给 |
| 4.1.4 双边单一产品市场均衡 |
| 4.1.5 引入技术性贸易壁垒与质量函数的关系 |
| 4.1.6 主要命题 |
| 4.1.7 主要结论 |
| 4.2 广延边际影响——进出决策与优胜劣汰 |
| 4.2.1 封闭均衡 |
| 4.2.2 开放均衡 |
| 4.2.3 主要命题 |
| 4.2.4 主要结论 |
| 4.3 贸易偏转效应——流向与流量 |
| 4.3.1 假设条件 |
| 4.3.2 需求 |
| 4.3.3 供给 |
| 4.3.4 开放均衡 |
| 4.3.5 主要命题 |
| 4.3.6 主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检验——出口二元边际 |
| 5.1 广延边际:TBT-STC如何影响厂商出口决策? |
| 5.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1.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1.4 生产能力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 |
| 5.1.5 稳健性检验 |
| 5.2 集约边际:TBT-STC是否导致贸易阻碍? |
| 5.2.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2.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4 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集约边际表现 |
| 5.2.5 内生性处理——引入双边死亡率差异 |
| 5.2.6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模型检验——贸易偏转效应 |
| 6.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6.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贸易偏转方向 |
| 6.3.2 贸易偏转规模 |
| 6.3.3 市场退出决策与贸易偏转规模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证模型检验——产品质量升级 |
| 7.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7.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引入多时点、多对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 |
| 8.1 实证模型检验——以中国出口美国的厂商为例 |
| 8.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8.1.2 三重差分模型(DDD)的推导 |
| 8.1.3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8.1.4 实证结果分析 |
| 8.1.5 稳健性检验 |
| 8.2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
| 9.1.2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偏转的影响 |
| 9.1.3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质量升级的影响 |
| 9.1.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多时点、多对象不确定性影响 |
| 9.1.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驱动因素 |
| 9.1.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集聚特征 |
| 9.2 政策建议及相关启示 |
| 9.2.1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政府职能 |
| 9.2.2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企业对策 |
| 9.3 研究创新及贡献 |
| 9.4 研究局限及未来可研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三位代码ISO3对应表 |
| 附录B 实证章节的主要模型和计量方法推导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美贸易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企业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企业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测算 |
| 第三节 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竞争激励效应 |
| 第二节 出口学习效应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
| 第二节 基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源分析 |
| 第四节 贸易环境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影响渠道检验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加入WTO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D]. 张宁宁. 山东大学, 2021(11)
- [2]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D]. 陈容. 湖南大学, 2020(02)
- [3]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众宜.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5]中国应对美国“301调查”国际贸易法反制措施研究[D]. 孙既祥.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美国贸易法“301条款”应对研究[D]. 常华丽. 河南大学, 2020(04)
- [8]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D]. 郑休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1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美贸易实证分析[D]. 周影. 浙江财经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