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经济发展趋势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平忠霸[1]（2021）在《中国2003-2016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文中研究表明绿色核算是环境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本研究遵循《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SEEA-2012）》,提出并建立了一套估算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货币化成本的综合模型框架。具体包括:使用边际机会成本法来估算矿产资源耗竭成本,采用收益还原法估算耕地耗竭成本;采用人力资本法估算空气污染的人体健康损失成本,使用直接市场法核算酸雨造成的农业损失成本、二氧化碳减排成本、污染型缺水损失成本和渔业损失成本,采用治理成本法核算了固体废弃物污染成本。使用以上综合模型核算2003-2016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并得出我国绿色GDP的变化规律,结果显示:（1）2003年至2016年,中国绿色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4.76%,而资源环境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的11.90%（16304.7亿元人民币）下降到2016年的5.72%（42602.0亿元人民币）,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更加可持续,环境更加友好;（2）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占资源环境总成本的年平均比重超过80%,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消耗;（3）资源环境总成本随着时间呈倒“U”型,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矿产资源耗竭成本和水污染成本都分别与人均GDP呈倒“U”型特征,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规律;（4）尽管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居世界首位,但由于中国在调整工业和能源消费结构、控制污染等方面的努力,资源环境总成本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5）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方法,分析环境保护政策对中国绿色GDP发展的影响。推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等一系列绿色积极政策的实施对GDP的绿色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周冲[3]（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冯勇[4]（2021）在《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经济、人口和生态始终是区域发展所关注的核心,促进三者间协调发展也是响应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边境地区是国家领土和政权安全的特殊区域,其是否安定直系国家核心利益,西南边境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它是建设中缅孟印经济走廊的重要区域,对连接我国西面、南面区域主体,建设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非凡。西南边境地区由于受地理环境、开发历史、区域基础以及文化背景等影响,其经济、人口和生态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区域经济、人口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状态及其空间分异特征亟待分析与研究。文章对西南边境地区进行界定和阐述何为耦合协调度后,结合相关理论,运用科学方法对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发展现状进行剖析,并运用组合赋权模型（Combination Weighting Model）、耦合度模型（Coupling Degree Model）、协调度模型（Coordination Model）、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首位度（First Degree）和障碍度模型（Obstacle Degree）等定量方法和数理模型测度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单系统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障碍度等,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区发展提出尝试性的有益探讨。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单系统和综合作用系统发展水平时序演变特征方面。1)西南边境地区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首位度指数（SW）均<2,总体波动提高但均为合理区间;区域间标准差（BZ）和变异系数（BY）呈波动下降趋势表明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发展态势更加平衡化。2)西南边境地区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2）总体波动增长但变化幅度不明显;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首位度指数（SW）均<2,总体波动提高但均为合理区间;区域间标准差（BZ）和变异系数（BY）总体波动上升表明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不均衡发展趋势。3)西南边境地区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3）总体波动增长,部分地区波动下降但变化较小;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首位度指数（SW）均<2,总体波动下降但均为合理区间;区域间标准差（BZ）和变异系数（BY）总体略微上升但变化较小。4)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综合系统发展水平（ZH）总体波动增长但变化幅度不明显;经济-人口-生态综合系统发展水平首位度指数（SW）均<2,波动变化明显但均为合理区间;标准差（BZ）较为稳定,但变异系数（BY）略微波动上升,表明本区相对差异变化幅度大于绝对差异。（2）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单系统和综合作用系统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方面。1)西南边境地区红河州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相对较高,但存在波动变化;怒江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相对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云南边境地区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普遍低于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1）。2)各州市人口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2）梯度分异渐趋明显,人口系统综合指数呈不均衡发展态势。3)西双版纳、怒江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3）历年处于较高水平,且总体趋于稳定;红河、百色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3）历年处于较低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西南边境地区各州市生态系统综合发展水平（U3）呈均衡发展态势。4)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综合发展水平（ZH）呈非均衡发展态势,红河综合指数历年较高,怒江综合指数历年较低。（3）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序性演变特征方面。西南边境地区耦合协调指数（XT）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各年份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差距和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各州市耦合协调首位度指数（SW）均<2,总体趋于稳定,略微波动上升,但均为合理区间;标准差（BZ）略微增长、变异系数（BY）波动上升表明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增大,且后者（BY）变化与前者（BZ）相比更为明显,但两者变化范围均较小。（4）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特征方面。红河耦合协调指数（XT）均较高,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层级;怒江耦合协调指数（XT）较低,多处于低级耦合协调层级,但耦合协调指数（XT）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其余多数州市在中级耦合协调层级、高级耦合协调层级间波动,耦合协调指数（XT）总体呈发展态势。（5）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影响因素方面。1)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的第一障碍度（D First Obstacle）、第二障碍度（D Second Obstacle）、第三障碍度（D Third obstacle）分别为:经济维度、生态维度和人口维度。2)阻碍作用较强、出现频率较高的因素（Q）主要为:进出口总额（X9）、人均GDP（X5）、公共财政预算支出（X4）、人均地表水资源量（Z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7）、经济密度（X10）、固定资产投资（X2）、工业总产值（X1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Z4）、工业废水排放量（Z2）、卫生机构床位数（Y11）与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Y7）等。（6）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方面,主要涉及经济维度、人口维度、生态维度和三维系统的综合作用维度。
贺蕾[5]（2021）在《中国城市收缩的空间识别与形成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并不总是增长。城市收缩作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命题,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城市收缩概念,用以描述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转变过程及其影响。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在某些地区已不可持续,部分资源型城市、外向型工贸城市、大都市外围城市出现了人口、经济、空间等不同维度、不同程度的收缩现象,给经济、社会、空间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城市收缩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城市收缩具有全球性、地方性、多维性和复杂性特征,需要加强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尺度的城市和区域收缩的空间识别及机制研究。本文以中国2000-2015年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遥感数据和GIS技术,选取多维度指标进行测度和空间识别,构建人口收缩度、经济收缩度、空间收缩度指标,从三个维度识别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收缩程度及其空间分布,判别单维度收缩型城市。借助MATLAB软件进行多边形面积法计算综合收缩度,识别栅格层面中国综合收缩度空间分布,判别中国综合收缩型城市,并探索其不同时期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划分不同类型收缩城市,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中国城市收缩的驱动因素,分析形成机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出现收缩现象的城市有108个,其中人口收缩型城市88个,经济收缩型城市32个,空间收缩型城市33个,综合收缩型城市22个。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表明东北三省的一些城市在2000-2015年人口、经济、城市空间都出现不同时段、不同程度收缩,是中国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高频区。综合来看,2000-2015年中国的城市收缩演化基本表现为三种轨迹:以东北资源型经济为代表的整体性收缩,以中东部外向型工贸城市为代表的局部性收缩,以及以西部大都市外围的中小城市为代表的依附性收缩。（2）人口收缩型城市以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数>50万人<100万人的城市）数量最多,且在东北地区呈团状集中分布;煤炭资源城市中人口收缩型城市数量占比居首位。通过分析不同规模城市收缩空间特征,本文发现中等城市出现收缩现象的频率最高,反映出中等城市是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高发区;出现收缩现象的资源型城市中,以人口收缩型城市为主,并且煤炭资源型城市最多,非可再生资源城市数量居多,其他收缩型城市也以非可再生资源城市数量居多。（3）中国出现收缩现象的城市可根据城市收缩程度、收缩维度、规模等划分为:调整收缩型城市、精明收缩型城市、限制收缩型城市、扩展收缩型城市以及全面收缩型城市五类。不同收缩型城市空间上呈现东北部以全面收缩型城市为主、中南部以调整收缩型城市为主、中部和西北部城市多种收缩类型城市并存的分布特征。整体来看,中国大部分城市收缩类型为调整收缩型,即人口规模在收缩,但经济和用地规模在扩大,这类型城市多分布于广东、湖南、江西等省份,在广东省分布最为集中。而黑龙江省出现收缩现象的城市多为全面收缩型。（4）中国城市收缩的集聚现象在空间上存在正向自相关关系。利用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法分析收缩型城市的集聚状态,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在空间上呈现较为明显的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局部集聚特征呈现团状分布,城市收缩地区主要集聚在东北三省、西部地区;非收缩地区主要在城市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其他类型集聚区呈现动态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带状分布转为组团分布,由沿海零星分布,逐渐变为以东南沿海片区集聚的特征。（5）中国城市收缩形成因素复杂多样,但人口发展和经济水平两大因素对中国城市收缩有着显着影响。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中国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发现中国城市收缩受人口增长率、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交通区位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两个主要因素,多个辅助因素的影响体系。
邓紫微[6]（2020）在《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武陵山片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交接处,受各自省域发展核心区域的辐射较弱、分工协作度不高、利益兼顾不够。该区域曾是我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具有省际交界区域面积广阔、多民族交融广泛的特点,大多数地区也是革命老区。开展省际边界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扩展的模拟与优化研究,对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能力,促进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同、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论文立足武陵山片区以及怀化市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运用ENVI5.1软件进行遥感图像处理、Arc GIS10.5软件进行空间数据分析、MATLAB9.5软件进行经济数据分析,循序“理论基础研究——问题提出——联系特征、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时空动态模拟验证——策略优化”的思路,对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一:怀化为什么是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核心问题二:怀化城镇扩展的联系特征、影响因素、扩展机制是什么?时空动态变化格局如何发展?核心问题三:怀化如何成为武陵山片区核心增长极引领区域联动发展?本文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一共设置八章,除去第一章理论基础研究和最后一章结论与展望,通过五个部分对上述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具体实证研究探讨。第一部分: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是本文的第二章,着重回答第一个核心问题。主要通过分析武陵山片区相关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选取21个社会经济指标（2008-2018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武陵山片区怀化、铜仁、黔江、张家界、恩施、吉首1等六个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结果显示2018年综合实力得分依次为怀化（2.15）、恩施（0.92）、铜仁（0.88）、湘西州（0.8）、张家界（0.62）、黔江（0.27）;运用断裂点模型和修正引力模型,分别以六个城市为中心计算其经济影响范围的断裂点和联系强度,结果显示怀化与其它五个城市之间的断裂点都超过了城市间的中心点,2008-2018年怀化与湘西州（351）、铜仁（266）经济联系强度均值最高,与张家界（37）、恩施（36）、黔江（10）经济联系强度较低。综合来看,怀化在城市体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经济辐射能力和经济联系强度上均处于武陵山片区的优势水平,具备发展成为该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据此,选取怀化作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怀化的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是本文的第三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通过整理1949-2018年的怀化城市建成区数据,对怀化中心城区不同时期的城镇格局演变进行脉络梳理和特征分析,可知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经历了缓慢发育期（1949-1969年,0.54km2-1.79km2）、快速发展期（1970-1975年,达到7km2）、稳步扩展期（1976-1999年,达到18 km2）、迅猛扩张期（2000-2018年,达到64km2）,中心城区规模扩张表现出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最后,选取常住人口、GDP等8个指标建立怀化市内部城镇的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综合测评怀化13个县市区的发展质量,通过断裂点模型分析中心城区的辐射范围,通过修正引力模型分析中心城区（鹤城区）和市域其它12个县市区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怀化鹤城区与其它12个县市区联系相对较紧密,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做大城市规模。为探究怀化市城镇扩展影响因素、扩展机制以及未来城镇扩展方向打下实证基础。第三部分:怀化城镇扩展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是本文的第四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从一般城镇扩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入手,以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怀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与探讨,深入研究怀化市的城镇扩展模式与发展机理。怀化的城镇空间扩展遵从普适的城镇空间扩展规律,然而由于所处区位的特殊性、政策导向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点。怀化市城镇化扩展主要受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行政边界效应因素的深刻影响,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是深刻影响怀化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并呈现以下人地关系特征:（1）怀化市中心城区以及市辖县市区的城镇建成区布局明显受到河流流向以及山脉分布的影响,但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怀化市城镇扩展不断突破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得以沿铁路和公路干线枝状延伸,并进一步增强与武陵山片区城镇之间的联系。（2）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集聚,尤其是工业园区的建设极大地促进城镇郊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国家战略与各级政策的支持、城市规划的合理引导都不断重塑和优化怀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一核两轴五级中心”的市域城镇空间体系。（3）民族融合打破了武陵山片区原有的多民族分散聚居的格局,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让人口在区域内迁移,城镇空间不断向城镇外缘延伸,城镇边界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展。怀化市以其领先的城市综合实力成为人口迁移聚集地,形成区域增长极,又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边更广大地区的空间发展。（4）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等因素,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最终都表现出常住人口变化和城镇用地变化之间的相关联系。第四部分: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是本文的第五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首先,确定采用城镇用地规模和常住人口规模两个核心指标表征中心城市的城镇扩展。利用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模拟预测出怀化2020、2025、2030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503.28万、516.76万、530.6万;运用ESTARFM遥感数据时空融合模型融合Landsat与MODIS数据,得到时间序列的Landsat8融合数据,结合地形地貌、交通路网、河流水文、社会经济等驱动因子数据,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法提取怀化市2000、2005、2010、2015年的覆被类型信息。然后,构建顾及3种转换规则、5类元胞状态（城镇用地、林地、耕地、水体、未利用地）转换特征情况下的元胞自动机（Weight-CA）模型对怀化市域城镇空间扩展进行模拟,研究显示:（1）提取的覆被类型精度达分别到了91.55%、89.29%、84.73%、90.16%,该遥感数据解译方法提高了数据精度,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2）2000-2015年期间怀化市域主要城镇用地集中在包括鹤城区（中心城区）、芷江县、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等五个县市区在内的市域中部地区。（3）模拟分析得出怀化市2010年和2015年城镇用地规模分别为15660 hm2、18595 hm2,与统计年鉴值相比精度达到了89.98%和89.60%。（4）对怀化市2020、2025、2030年城镇用地扩展进行了模拟,得出19618hm2、25332hm2和31105hm2的结果。最后通过图像分析出怀化市域的城镇用地扩展主要呈“十字形”分布和沿河分布的轨迹特征,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主要是呈现“据点型”-“散点组团型”-“团城型”-“枝状放射型”-“T字形”的发展过程。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了怀化的常住人口规模和城镇用地规模使其具备发展成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的实力。第五部分: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分析。是本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着重回答第三个核心问题。主要探讨怀化想要建设成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必须解决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等限制性因素,实施怀化主体增长极和非均衡化发展战略,提出在城镇空间、城乡融合、产业布局、交通通道功能、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化创新策略。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对接成渝城市群、大西南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开放型发展道路。武陵山片区内12个城市共同建立“武陵山片区合作示范区”协调管理机构,制定区域合作原则、目标、路径。怀化具备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的实力,武陵山片区要以怀化为中心,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怀化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怀化积极带动铜仁、湘西州、黔江、恩施、张家界联动发展,实现六个中心城市空间协同发展。怀化充分对接铜仁、湘西州组团式发展,形成武陵山片区“铁三角”核心发展区域;以怀化“米”字形铁路为骨架,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脉络,充分对接重庆、贵阳、柳州、长沙、郴州、恩施等城市,形成武陵山片区“六边形”发展腹地区域,最终实现点线面网格化发展。
李海铭[7]（2020）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表现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企业家精神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提高人民福祉和促进全社会繁荣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逐渐由微观个体层面转向宏观区域层面,并且相关研究也逐渐从关注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量”转向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质”的关注。因此,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在测度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要素,分析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把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集聚效应与企业家精神的空间特征相结合,探讨中国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七个章节,具体为:第一章,绪论。本章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内容结构及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本章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厘清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及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脉络及重要观点,并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第三章,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本章基于已有文献研究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并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分别测度了2005年-2016年期间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水平。第四章,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章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提出关于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研究假设,选取市场化指数来衡量营商环境,由于相关数据从2008年更新至2014年,因此以2008-2014年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第五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本章进一步基于空间视角考察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选取中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为保持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选取2005年-2016年期间相关数据,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章,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本章将我国30个区域（除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选取2005年-2016年间相关数据,比较并探讨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管理启示和研究局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本研究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维度来衡量企业家精神,并分别选取专利申请授权数和私营企业雇佣比率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指标。从总体角度看,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从地区角度看,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较不均衡,呈现较为显着的地区差异特征,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逐年发展态势良好,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体量较小,增幅不高,属于缓慢增长型,而东北地区企业家精神增幅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2）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维度（子系统）建立了包含25个基础指标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发现:200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经济增长效益指数、经济增长成果指数和经济增长环境指数呈现出相似的上升态势,且对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增长环境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贡献度最大,而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呈现下降态势,且与经济增长质量变动相反。这表明我国在民生福祉、福利成果、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改善与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经济开放结构的失衡成为抑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地区角度来看,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东部地区相关指数明显优于东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出现波动及下降态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环境和经济增长结构两方面的乏力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滞缓;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四大子系统指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变动较为平缓。（3）本研究引入营商环境视角,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分别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调节效应,且营商环境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即随着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4）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差距较大。就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排名来看,上升位次较多的区域有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重庆市,相比之下,海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和新疆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排名下降较多,且中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不断扩大,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由西部内陆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升高的趋势,且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质量相近,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演化类型可划分为“提升演化”、“同级演化”和“滞后演化”三大类,三者之比为6:13:11。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呈现较大的差异,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理集中性。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2005-2016年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Moran’s I均大于0,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可分为横向演化、同位演化、纵向演化和多重演化,四者的数量比为6:15:2:7,经济增长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发生同位演化的数量较多,发生纵向演化的数量最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部空间自相关集聚性较为稳定。（5）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在受到本区域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的同时,还受到相邻区域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且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程度高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6）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在不同水平上显着影响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0158和3.636,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无空间溢出效应,但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77和2.853,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123和3.057,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系数分别为0.493和1.252,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从指标体系构建、机理阐释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本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益、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成果和经济增长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深化了对经济增长“质”的考察。以营商环境作为切入点,检验了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从而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为分析企业家精神影响区域经济质量的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此外,本研究突破了企业家精神的地理局限,通过引入空间相关性,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别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响应。进一步,分析比较中国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别,为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依据,并为党中央提出的“优化营商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实践参考。
刘伟岩[8]（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徐征[9]（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马宁[10]（2020）在《中日韩跨界PM2.5转移规律及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日韩两国频繁对中国进行污染指责,认为中国的雾霾导致了日本及韩国空气质量的恶化。中国是否应该对日韩的空气污染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中日韩三国的PM2.5排放情况及其在大气传输作用下的跨界转移规律,并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消费者视角下国际贸易隐含PM2.5排放转移,分析了中日韩三国跨界PM2.5的排放责任。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转移规律,并探索了中日韩跨界PM2.5污染的影响机制、影响因素及未来变化趋势。论文主要研究工作和成果如下:（1）基于大气传输模型,分析生产者视角（即现实情况）下中日韩跨界PM2.5空气污染转移规律。结果发现,基于冬季季风的大气传输作用,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PM2.5污染存在一定影响,韩国对日本PM2.5污染存在一定影响。（2）提出并构建中日韩空气污染跨界传输综合模型,核算中日韩三国间PM2.5的贸易隐含排放,揭示了消费者视角下中日韩跨界PM2.5污染转移规律,分析中日韩三国跨界PM2.5的排放责任。结果发现,通过国际贸易,中国为日本和韩国承担了大量的PM2.5污染排放;在大气传输和国际贸易双重作用下,中国降低日本和韩国的PM2.5排放量和浓度,破除了日本及韩国对中国污染指责。（3）提出并实证中日韩跨界PM2.5转移影响机制模型,并量化影响因素的贡献大小。结果发现,技术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出口规模效应、出口依赖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是中日韩跨界PM2.5转移的影响机制。对中日韩三国而言,具体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存在显着差异。（4）通过情景分析法,分析中日韩三国在差异性影响因素构成的情景下的PM2.5空气污染的相互影响及转移趋势。结果发现,2019-2023年在三种情景下中国均为日本和韩国承担了大量的PM2.5贸易隐含排放,中国改善了日本及韩国的空气质量。（5）基于研究内容与结论,从区域、国家和行业三个角度为减少中日韩跨界PM2.5空气污染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2000年经济发展趋势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经济发展趋势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2003-2016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简要评述 |
| 1.4 科学问题的提出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自然资源消耗成本价值量核算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核算方法 |
| 2.2.1 矿产资源消耗成本核算 |
| 2.2.2 耕地资源消耗成本核算 |
| 2.3 结果与讨论 |
| 2.3.1 矿产资源消耗成本 |
| 2.3.2 矿产资源消耗成本分析 |
| 2.3.3 耕地资源消耗成本 |
| 2.3.4 耕地资源消耗成本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污染成本价值量核算 |
| 3.1 数据来源 |
| 3.2 核算方法 |
| 3.2.1 大气污染损失核算 |
| 3.2.2 水污染损失核算 |
| 3.2.3 固体废弃物污染污染损失核算 |
| 3.3 结果与讨论 |
| 3.3.1 大气污染损失成本 |
| 3.3.2 大气污染损失分析 |
| 3.3.3 水污染损失成本 |
| 3.3.4 水污染损失分析 |
| 3.3.5 固体废弃物污染损失成本 |
| 3.3.6 固体废弃物污染损失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源环境总成本分析和绿色GDP |
| 4.1 中国资源环境总成本和绿色GDP的时间变化 |
| 4.1.1 2003-2016 年间中国资源环境总成本和绿色GDP的变化分析 |
| 4.1.2 中国资源环境成本的发展趋势预测 |
| 4.2 资源环境总成本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GDP价格调整 |
| 4.2.2 不变GDP产值对资源环境成本的影响分析 |
| 4.3 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成本核算模型重要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1 自然资源核算重要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1.1 矿产资源核算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1.2 耕地资源核算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2 环境污染核算重要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2.1 大气污染核算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2.2 水污染核算重要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2.3 固体废弃物污染核算重要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3 结果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资源环境代价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1 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1.1 矿产资源消耗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1.2 耕地资源消耗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2 环境污染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2.1 大气污染损失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2.2 水污染损失成本变化的积极绿色政策因素 |
| 6.3 结果与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7.3 主要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依据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西南边境地区 |
| 2.1.2 耦合协调度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协调发展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人口理论 |
| 2.2.4 系统论 |
| 2.2.5 增长极理论 |
| 第3章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发展现状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
| 3.2.1 区域经济稳步增长,发展总量有待提高 |
| 3.2.2 产业结构效益不高,且优化进程缓慢 |
| 3.2.3 地区经济水平较低,区域内部差异明显 |
| 3.3 西南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现状 |
| 3.3.1 人口增速有所放缓,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 3.3.2 城镇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男女性别比变化不明显 |
| 3.3.3 地区人口密度不高,区域间差距较大 |
| 3.3.4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
| 3.4 西南边境地区生态发展现状 |
| 3.4.1 地表水资源丰富,总体变化较小,区域内部差异明显 |
| 3.4.2 生态要素普遍改善,区域差距逐渐缩小 |
| 3.4.3 生态压力普遍减小,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
| 第4章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4.1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体系 |
| 4.1.3 评价方法 |
| 4.2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
| 4.2.1 经济-人口-生态综合发展水平时序性特征 |
| 4.2.2 经济-人口-生态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
| 4.3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 |
| 4.3.1 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序性特征 |
| 4.3.2 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
| 第5章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1 研究方法 |
| 5.2 影响因素 |
| 5.3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各子系统的障碍度分析 |
| 5.3.2 单项指标的障碍度分析 |
| 第6章 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和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对策 |
| 6.1 经济维度 |
| 6.1.1 科学评价区域资源,合理规划经济发展方式 |
| 6.1.2 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发展多样的边境经济 |
| 6.1.3 加快三次产业融合,纵深推进经济发展 |
| 6.1.4 辩证看待边境优势与劣势,科学的将劣势转变为优势 |
| 6.2 人口维度 |
| 6.2.1 活化户籍管理制度,挖掘人口数量与质量红利 |
| 6.2.2 完善“引流”与“吸流”机制,加快促进人口素质提升 |
| 6.2.3 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构建友好和谐民族关系 |
| 6.2.4 推动社会服务平衡发展,提高区域人口服务水平 |
| 6.3 生态维度 |
| 6.3.1 重视环境保护,建立生态保护区 |
| 6.3.2 优化地区建筑布局,提高区域生态质量 |
| 6.3.3 贯穿生态发展理念,发展多样的生态经济 |
| 6.3.4 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构建环境保护路径 |
| 6.4 经济-人口-生态综合系统维度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城市收缩的空间识别与形成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城市收缩 |
| 2.1.2 精明收缩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发展阶段理论 |
| 2.2.2 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
| 第3章 数据与研究方法 |
| 3.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3.1.1 人口和GDP格网数据 |
| 3.1.2 夜间灯光数据及预处理 |
| 3.1.3 建成区提取 |
| 3.1.4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城市收缩测度 |
| 3.2.2 Slope趋势分析 |
| 3.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3.2.4 地理探测器 |
| 第4章 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格局 |
| 4.1 城市收缩空间识别与演化特征 |
| 4.1.1 人口收缩格局 |
| 4.1.2 经济收缩格局 |
| 4.1.3 空间收缩格局 |
| 4.1.4 综合收缩格局 |
| 4.1.5 中国城市收缩的演变趋势分析 |
| 4.1.6 不同区域城市收缩空间特征 |
| 4.2 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空间格局 |
| 4.2.1 不同规模城市收缩空间特征 |
| 4.2.2 不同资源型城市收缩空间特征 |
| 4.2.3 不同收缩型城市 |
| 4.3 中国城市收缩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1 全局自相关分析 |
| 4.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 |
| 5.1 中国城市收缩的主导因素地理探测 |
| 5.1.1 城市收缩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
| 5.1.2 驱动因子对城市收缩变化的指示作用 |
| 5.1.3 影响因子对城市收缩变化的交互作用 |
| 5.2 中国城市收缩的形成机制 |
| 5.3 政策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研究特色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武陵山片区扶贫需要区域中心城市支撑 |
| 1.1.2 国家战略需要区域中心城市落实 |
| 1.1.3 “两山”理论需要区域中心城市实践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武陵山片区 |
| 1.3.2 中心城市 |
| 1.3.3 城镇扩展 |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1 中心城市研究动态 |
| 1.4.2 城镇扩展研究动态 |
| 1.4.3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 |
| 2.1 武陵山片区基础概况 |
| 2.1.1 区域条件 |
| 2.1.2 自然条件 |
| 2.1.3 经济社会条件 |
| 2.2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城镇联系特征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3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综合质量测度 |
| 2.2.4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 2.2.5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 2.3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 |
| 2.4 本章小结 |
| 3 怀化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 |
| 3.1 怀化的发展条件与基础概况 |
| 3.1.1 区位条件 |
| 3.1.2 自然条件 |
| 3.1.3 历史文化 |
| 3.1.4 经济社会条件 |
| 3.2 怀化建市的城镇格局演变分析 |
| 3.2.1 历史沿革 |
| 3.2.2 中心城区城镇发展历程 |
| 3.3 怀化各县市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数据来源 |
| 3.3.3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分析 |
| 3.3.4 结果分析 |
| 3.4 怀化中心城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 3.5 怀化中心城区与其它县市区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怀化城镇扩展因素与机制分析 |
| 4.1 城镇扩展影响因素 |
| 4.1.1 地理环境因素 |
| 4.1.2 交通基础因素 |
| 4.1.3 经济发展因素 |
| 4.1.4 城市规划因素 |
| 4.1.5 行政边界效应因素 |
| 4.1.6 社会文化因素 |
| 4.2 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分析 |
| 4.2.1 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 |
| 4.2.2 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 |
| 4.2.3 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5 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 |
| 5.1 表征区域中心城市扩展的核心指标选取 |
| 5.1.1 常住人口规模 |
| 5.1.2 城镇用地规模 |
| 5.2 基于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模拟分析 |
| 5.2.1 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概况 |
| 5.2.2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选取 |
| 5.2.3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应用 |
| 5.3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怀化市城镇扩展模拟 |
| 5.3.1 城镇扩展模拟所需数据 |
| 5.3.2 Weight-CA模型构建 |
| 5.3.3 Weight-CA模型模拟精度验证 |
| 5.3.4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 |
| 6.1 限制性因素分析 |
| 6.1.1 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 |
| 6.1.2 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 |
| 6.1.3 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 |
| 6.1.4 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 |
| 6.1.5 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 |
| 6.2 发展战略和定位分析 |
| 6.2.1 发展战略 |
| 6.2.2 发展定位 |
| 6.3 城镇空间格局优化 |
| 6.3.1 一核:怀化核心增长极--鹤中洪芷城镇群 |
| 6.3.2 两带:怀黔工业廊带和焦柳铁路经济带 |
| 6.3.3 三圈:北部增长圈、南部增长圈、西部增长圈 |
| 6.3.4 多节点 |
| 6.3.5 城乡融合发展 |
| 6.4 产业发展布局优化 |
| 6.4.1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4.2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 6.4.3 促进现代农业提升 |
| 6.4.4 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 |
| 6.4.5 园区产城融合促进城镇资源集聚 |
| 6.5 交通通道功能优化 |
| 6.5.1 优化提升铁路网 |
| 6.5.2 优化提升公路网 |
| 6.5.3 优化提升航空网络 |
| 6.5.4 优化提升内河水运网 |
| 6.5.5 高标准提升交通枢纽 |
| 6.5.6 构建大数据综合交通信息系统 |
| 6.6 生态立市机制创新 |
| 6.6.1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
| 6.6.2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 |
| 6.6.3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
| 6.6.4 健全城乡环境治理制度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协同跨越发展策略 |
| 7.1 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对接国家战略 |
| 7.1.1 对接成渝城市群 |
| 7.1.2 对接大西南 |
| 7.1.3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
| 7.2 怀化对武陵山片区辐射带动策略 |
| 7.2.1 建立武陵山片区协作发展机制 |
| 7.2.2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 |
| 7.2.3 实现空间协同网格化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企业家精神研究综述 |
| 2.1.1 企业家精神内涵 |
| 2.1.2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 |
| 2.2 经济增长质量综述 |
| 2.2.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
| 2.2.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
| 2.3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企业家理论 |
| 2.5.2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5.3 经济增长理论 |
| 2.5.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
| 3.1 企业家精神的测度与评价 |
| 3.1.1 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标选取 |
| 3.1.2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评价 |
| 3.2 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
| 3.2.1 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3.2.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2 企业家创业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4.1.3 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4.2.3 计量模型设定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检验与分析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结果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1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化分析 |
| 5.1.1 研究样本选择 |
| 5.1.2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时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
| 5.1.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5.2 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设计 |
| 5.2.1 问题提出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4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实证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家精神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
| 6.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1 指标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 研究区域划定说明 |
| 6.3 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东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2 基于东北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3 基于中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3.4 基于西部地区的统计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实践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开放指数 |
| 1.2.2 资本账户开放学术观点的动态变化 |
| 1.2.3 有条件肯定观点的内容展开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探究 |
| 2.1 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2.1.1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 |
| 2.1.2 国际投资理论与资本账户开放 |
| 2.1.3 资本账户开放的正向效应 |
| 2.2 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 |
| 2.2.1 金融风险的构成 |
| 2.2.2 资本账户开放的负向效应 |
| 2.3 小结: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 |
| 第3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 |
| 3.1 全球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3.1.1 两种结局的原因 |
| 3.1.2 不同路径的原因 |
| 3.2 资本账户开放的典型案例 |
| 3.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倡导者与受益者:美国 |
| 3.2.2 发达国家的渐进资本账户开放:德国 |
| 3.2.3 外部压力下放弃渐进开放的后果:日本 |
| 3.2.4 “拉动因素”缺失与长期资本依赖的教训:拉美三国 |
| 3.2.5 对抗“三元悖论”的失败教训:泰国 |
| 3.2.6 典型案例的启示 |
| 3.3 资本账户开放与全球资本流向情况 |
| 3.3.1 资本账户开放子项目的资本流动方向 |
| 3.3.2 赶超成功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与资本流向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的合意外部条件 |
| 4.1 美元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1.1 美元霸权的世界影响 |
| 4.1.2 美元“含金量”变化与资本账户开放时机 |
| 4.2 全球经济周期下的资本账户开放 |
| 4.2.1 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 |
| 4.2.2 全球经济、金融周期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 |
| 4.3 逆全球化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外部压力 |
| 4.3.1 逆全球化环境的形成 |
| 4.3.2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外部压力 |
| 第5章 资本账户开放要求的验证 |
| 5.1 经济增长与资本账户开放 |
| 5.1.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稳健性检验 |
| 5.2.1 计量方法的改变 |
| 5.2.2 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改变 |
| 5.3 拓展研究 |
| 5.3.1 “拉动因素”的门槛效应考量 |
| 5.3.2 外部“推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 |
| 6.1 中国积极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逻辑 |
| 6.1.1 中国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历程 |
| 6.1.2 中国资本账户结构与变化 |
| 6.1.3 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
| 6.2 中国实际情况与资本账户内、外部要求的对比 |
| 6.2.1 资本账户开放的内部条件与现实的对比 |
| 6.2.2 资本账户合意的外部环境与现实的对比 |
| 6.3 “三元悖论”的中国思考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1 保持资本账户开放整体渐进 |
| 7.1.2 时机和环境的合意是适当加速的动力 |
| 7.1.3 资本账户开放国际合作方式的思考 |
| 7.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10）中日韩跨界PM2.5转移规律及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核算研究综述 |
| 1.2.2 基于国际贸易的贸易隐含排放研究综述 |
| 1.2.3 基于大气传输的空气污染研究综述 |
| 1.2.4 基于大气传输和国际贸易的空气污染研究综述 |
| 1.2.5 跨界空气污染影响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 1.3.1 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与文章结构 |
| 1.6.1 技术路线 |
| 1.6.2 文章结构 |
| 第2章 生产者视角下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转移分析 |
| 2.1 中日韩PM2.5 排放量与浓度分布的差异性分析 |
| 2.2 中日韩大气传输模型的构建 |
| 2.2.1 大气传输模型范围界定 |
| 2.2.2 中日韩PM2.5 大气传输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
| 2.3 生产者视角下基于大气传输模型的中日韩跨界PM2.5 转移分析 |
| 2.3.1 中国PM2.5 空气污染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
| 2.3.2 韩国PM2.5 空气污染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
| 2.3.3 日本PM2.5 空气污染对中国和韩国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消费者视角下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转移分析 |
| 3.1 中日韩空气污染跨界传输综合模型的提出与构建 |
| 3.1.1 大气传输和国际贸易双重影响下的模型框架 |
| 3.1.2 中日韩空气污染跨界传输综合模型构建 |
| 3.2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国际贸易隐含排放核算 |
| 3.2.1 中日韩PM2.5 投入产出模型的构建 |
| 3.2.2 中日韩PM2.5 贸易隐含排放量的核算 |
| 3.3 消费者视角下基于大气传输模型的中日韩跨界PM2.5 转移分析 |
| 3.3.1 中国PM2.5 空气污染对日本和韩国的影响 |
| 3.3.2 韩国PM2.5 空气污染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
| 3.3.3 日本PM2.5 空气污染对中国和韩国的影响 |
| 3.4 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责任分析 |
| 3.4.1 生产者视角下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责任分析 |
| 3.4.2 消费者视角下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责任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转移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中日韩跨界PM2.5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假设 |
| 4.1.1 中日韩跨界PM2.5 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 |
| 4.1.2 假设的提出 |
| 4.2 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转移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说明 |
| 4.2.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2.3 实证结果分析 |
| 4.2.4 模型检验 |
| 4.3 中日韩跨界PM2.5 污染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与量化 |
| 4.3.1 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影响因素量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情景假设的中日韩跨界PM2.5 转移趋势分析 |
| 5.1 情景模拟的基本流程及情景设定 |
| 5.1.1 情景模拟的基本流程 |
| 5.1.2 情景设定 |
| 5.2 中日韩经济理想发展情景分析 |
| 5.2.1 情景概况及主要因素 |
| 5.2.2 参数设定 |
| 5.2.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5.3 中日韩经济低速发展情景分析 |
| 5.3.1 情景概况及主要因素 |
| 5.3.2 参数设定 |
| 5.3.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5.4 日韩贸易争端发展情景分析 |
| 5.4.1 情景概况及主要因素 |
| 5.4.2 参数设定 |
| 5.4.3 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附表 |
| 附录B 个人简介 |
四、2000年经济发展趋势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2003-2016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评估[D]. 平忠霸. 广西大学, 2021(12)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02)
- [4]西南边境地区“经济-人口-生态”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研究[D]. 冯勇.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中国城市收缩的空间识别与形成机制[D]. 贺蕾. 西北师范大学, 2021(12)
- [6]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D]. 邓紫微.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7]企业家精神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D]. 李海铭. 辽宁大学, 2020(07)
- [8]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9]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10]中日韩跨界PM2.5转移规律及影响机制研究[D]. 马宁.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