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癌症杂志》2002年第12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傅涵[1]（2021）在《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深入探讨脑瘫患儿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为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提供参考依据;编制出适合我国文化背景的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并对问卷进行初步的信效度检验。方法:质性访谈阶段: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取沈阳市某三甲医院儿科康复中心12名脑瘫患儿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模板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阶段:基于照顾者获益感理论框架,结合文献回顾和质性访谈的结果,确定问卷的维度及条目。经过两轮专家（8名）评议后,对拟定条目池进行筛选和调整,形成预试问卷。选取11名脑瘫患儿照顾者进行预实验,最后形成初始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根据纳、排标准选取260名脑瘫患儿照顾者进行测试,使用IBM SPSS24.0进行项目分析（离散程度分析、临界比值法、同质性检验）、信度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折半信度、重测信度）及效度检验（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校标关联效度）。结果:第一阶段:初步得出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包含7个方面内容（提升知行、个人成长、自尊与他尊、积极人生、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及对照顾者照顾孩子的积极影响）。第二阶段:1、根据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结合照顾者获益感理论框架及文献回顾,形成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初稿,初步拟定问卷包含7个维度,63个条目。2、经过2轮专家咨询（删除13个条目,部分条目修改、合并后,保留45个条目）及预实验,最终形成包括7个维度（提升知行、个人成长、自尊与他尊、积极人生、家庭成长、社会影响及孩子的积极影响）,45个条目的脑瘫患儿照顾者初始问卷。3、效度分析:（1）内容结构:问卷各条目的I-CVI得分范围为0.80-1.00,S-CVI为0.91;（2）结构效度:经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5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9.22%）,形成包含5个维度（个人成长、社会影响、家庭成长、孩子的积极影响、积极人生）,33个条目的正式问卷;（3）校标关联效度:照顾者获益感问卷与照顾者积极感受问卷的相关系数为0.89,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4、信度分析:（1）问卷总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6,其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0.89;（2）问卷总的Guttman Spilt-Half系数为0.96,各维度的Guttman Spilt-Half系数均在0.80以上;（3）问卷总体的重测信度（两周以后的重复测量）为0.97,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均在0.80以上。结论:1、通过质性研究了解到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的内容及表现,并初步确定在脑瘫患儿照顾者群体中存在照顾者获益感,从照顾获益感着手,降低照顾带来的负性体验,维护照顾者身心健康,提升其照顾质量,最终提高患儿及照顾者的生活质量。2、编制的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各项心理学测量指标均比较满意,初步证实所编制的问卷可用于评估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的程度。
姜剑[2]（2020）在《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传教士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自然承担着向西方世界介绍和报道中国文化的重任,也即学界所称的“东学西渐”。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展现和传递彼此的文化信息和成果,由此拉近了东西方认知距离,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高葆真是众多新教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许他不像马礼逊、理雅各和傅兰雅等人那样是闪耀的明星,但至少他用自己的文字记述留下了他所独有的扎实脚印,并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脚印和声音也许不够清晰和响亮,但正如许许多多来华传教士一样,他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播活动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忽视和磨灭,相反非常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因为他们是担当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首先,通过高葆真的英文小说《中国桃胡项链》（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1895）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的贡献。《中国桃胡项链》是一部用英文创作、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此书通过小说的传播方式收集整理了华中民俗文化素材,包括民间故事与传说、习俗生活、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以小说情节为线索向西方读者展现相关的民俗现象、神话或民间故事及文化符号,使异质文化中陌生而遥远的中国印象在他的生动语言中变得鲜活而真切。借助传播学理论,我们试图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论述这部特殊小说对中国民俗文化西传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他的这部饱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无疑对中国文化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和模式。其次,通过高葆真的西文着述本文试图关注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印象。通过游记《漫游华中》（Rambles in Central China,1896）高葆真展现他的华中印象,向西方读者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生态:文人与迷信、官员与府衙、弑婴现象、妇女与教育以及鲜活生动的商业街;通过《中国概观》（China under the Searchlight,1901）高氏从人口众多、团结稳固、祖先崇拜、官僚制度和文学艺术等角度介绍和阐释他眼中的晚清中国;通过他在重要西文刊物上发表的西文文章论述他眼中的中国经典文化: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追寻上古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从基督教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和风水学等。再次,高葆真的中文出版活动是他传教生涯中的重要一页,这里他同着名的传教士出版活动家李提摩太产生交集,他主编的《大同报》是广学会继《万国公报》后又一重要的传教士中文刊物。本文从《大同报》介绍传播西学的角度论述它对晚清近代化的贡献和影响。《大同报》（1904-1917）是广学会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后又一份没有传教性质的中文综合性报纸。笔者从传播西方科学、教育、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论述这份中文报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和影响,并试图探讨它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与《万国公报》相比默默无闻的缘由。最后,高葆真通过他的译述活动将西方近代科学及社会文化思想编译成中文,进一步促进近代西学东传。通过他的三部主要英文译着:《欧化篇》、《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和《泰西奇效医术谭》,本文阐述了这些译述活动无论是在论述和总结西方历史和成就方面或是在相关领域传播重要的或最新成果与理念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尘封在历史角落里的故纸堆中发黄的资料档案中,我们试图追溯和勾勒百年前这位英国来华传教士的生活轨迹和传播活动,他在这方土地上与中国文化和经典思想产生不可避免的触碰和交流的火花,化作他的文字阐释作品和思想译述作品,这些作品和文字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拥有一席之地和作用。他和他的传播活动和作品代表了一批还没有被发掘、发现的默默无闻的来华传教士及他们所作出的各自贡献,只因为不够显耀,他们也许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正慢慢隐去,而逐渐被人们遗忘。随之而去的是那个时代众多他者视角的历史记忆,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思想火花。
吴凌杰[3]（2020）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运用文献校读、图表分析等方法,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进行了专题探讨,共分五章。笔者认为,唐以前历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诸多内容,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初礼制承袭隋代,唐太宗时修撰的《贞观礼》是较为完备的礼典,其中包含了涉及帝王丧葬礼制内容的《国恤》,高宗以后将《国恤》删去,致使唐代官方礼典皆缺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唐代宗葬礼时,德宗命颜真卿撰修《大唐元陵仪注》作为行事细则,不仅对《国恤》的重塑,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帝王治丧之礼流程繁多,各具特色;唐代告哀使按礼行事,在唐后期复杂多变的局势下扮演了使皇权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唐代帝王治丧过程中的丧服,也有礼制规范,呈现出突出宗亲身份、“以日易月”等特点。唐代帝王治葬之礼亦分许多步骤,其中遣奠之前的步骤在长安城内的太极殿和太庙举行,遣奠之后的步骤在长安城外陵墓等地举行,礼制规范,等级森严;考察现存曾被采纳的唐代挽歌,除了歌颂死者丰功伟绩外,还时常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唐代帝王祭祀之礼同样有许多礼仪程序,其中大部分传承周礼又带有唐代礼制的特色,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思想。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刘梦婷[5]（2020）在《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文中提出明清以来,传教士的东来打开了我国医学传教的窗口,社会上层开始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知识。清中期广州地区成为传教士医学传播的策源地,医学开始向下发展,推进了西医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进程。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繁荣发达的上海社会、日渐兴起的文人群体、不断完善的报刊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新闻传播业发展。在传教士的示范作用下,教会医院、西医人才数量增多,国人学习西医、开业行医、创办医校的规模也日渐壮大。报刊传播西医、宣扬西医知识成为主流,在中西医冲突背景下,蓬勃发展。1927年至1937年是近代上海医药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医药报刊数量丰富、种类多样、思想交织碰撞。其中以政府主导的《卫生月刊》、药商创办的《新医药刊》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引导的《申报·医药周刊》在这一时期别具一格,开创西医知识传播的新平台,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有助于沟通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医药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的转变看,早期由国外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引入,并主导传播。伴随着国内医学院校、医药社团的组织创办,国人开始学习、传播西医日益成为近代上海西医传播的主流。从传播的内容来看,专业深奥的西医知识逐渐被民众日常的卫生知识、健康知识所取代,西医知识的大众化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趋势,民众开始参与医药知识的讨论,并影响医药刊物的编辑方针和志向。从传播的受众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过程中,其受众主要包括近代上海乃至全国的中西医师、身患疾病的患者、报刊订户以及依靠报刊进行商品营销的广告商等,通过读者来函或医药问答的方式,传递作为读者的疑问与诉求。从传播的效果看,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受众有限,停留于医患关系以及商业利益表面,能够阅读刊物的也仅是一些具备阅读水平和医学经验的知识分子,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仍游离于知识传播的范围内。但我们亦不可忽略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价值。报刊传播西医知识传递了科学准确的西医专门知识,干净清洁的公共卫生观念,形成了医师在开业行医过程中的规范,转变了民众的就医观念和就医行为,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
周博[6]（2019）在《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行是人的一种空间流动形式,既能够呈现人和时空的互动关系,又可在旅行观念和旅行实践的演化中审视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窥探时代变迁的特征。因而,由“旅行”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可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视角概观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地关系的时空变化,另一方面又可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现代旅行观的内容要素,以及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生成过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种转型在城市中尤为显着,其中学校教师、编辑、记者、公务员、企业家、律师等新知识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典型特征。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民国中期,即1927—1936年,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因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不断,国内旅行事业发展受限,未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旅行文献体系;二是《旅行杂志》创刊于1927年,此后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在经济、交通、新生活运动等方面进行国家建设,旅行事业得以正常而快速地发展;三是抗战爆发后,国内旅行虽未中断,但受时局影响,旅行被赋予了“救国”“挽救经济国难”等政治意义,与休闲旅行形成较大差别。故而,民国中期是研究休闲旅行的最佳时段。本文以1927—1936年间的《旅行杂志》及大约同时期其他报刊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为核心文献,重返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的生活场域,以时人笔录的旅行观感探究其旅行动机、旅行路线、旅行感悟等,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力图真实地描述民国中期的国内旅行活动,借以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生活状态以及观念变化。本文主体框架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探究旅行者之游兴、游踪及游观,每篇各含三章,全文共由九章组成。上篇游兴之第一章,通过分析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国内游记的作者身份、与作者同游者的身份,以及游记中所记载作者在旅行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及经历,发现此时期旅行者群体有四种特征:第一,在职业类型上,主要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出版社和报社之编辑、记者,政府公务员,工商、金融实业界之企业家及从业者,以及医生、律师、画家和作家等自由职业者;第二,在教育背景上,多接受过现代新式教育,尤其多具有现代高等教育背景;第三,在出国经历上,大部分有出国留学、海外考察及海外任职等经历;第四,在生活地点及旅行出发地上,多为当时中东部地区沿海沿江之都市。这一群体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城市新知识群体。上篇游兴之第二章,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国内游记中作者所记录的出行原因与主观动机进行分析和归纳。出行原因最主要的是休闲游览,此类游记篇数最多,其次是公务考察、返乡探亲的途中兼事游览。关于休闲游览的主观动机则种类繁多,有“嗜好游览”、“偿久慕之情”、“消此闲暇”、“避暑养疴”、“蜜月”等多种类型。上篇游兴之第三章,在对游记作者的主诉旅行动机种类的归纳基础上,探究旅行动机产生之宏观和微观原因。通过游记文本对比可知,动机产生的宏观原因主要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具体而言包括城市娱乐的兴盛、“都市病”的出现、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新职业划分下的公务考察频繁化,以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旅行示范所引领的休闲游览新风尚;微观原因则是个人爱好、“海外亲历”、“借地消遣”、健康预期等。中篇游踪之第四章,对所搜集整理的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刊载的536篇国内游记的游踪分布进行历时性统计分析,并对其中游踪在一省范围之内的465篇游记进行空间布局分析,发现当时旅行者的游踪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特征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从而可将全国之游踪范围划分为中心区、扩散区和边疆区。中篇游踪之第五章,通过对前文所述全国游踪分布特征进行图像分析后,发现其分布呈点状、线性及圈层三种特征。点状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多集中于山、水、古迹所在地;线性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沿公路、铁路交通线及沿江、沿海分布;圈层分布特征主要体现为游踪分布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扩散,且分布密度由近及远呈现递减趋势。中篇游踪之第六章,探究前文分析所得之全国游踪分布的时空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和推动要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游览目的地开发建设、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二是新式交通的发展;三是新式旅馆的兴起和住宿设施多样化,以及专门的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下篇游观之第七章,在游程结束后,旅行者常伴随有对旅行体验的感悟和旅行意义的思索。通过游记文本分析,民国中期旅行者对于旅行的认知既有继承于古人之传统认知,如旅行之于教育、社会和健康等方面的价值,此外亦有城市化背景下对医治“都市病”之功效的体悟和特殊国情背景下对“爱国”意义的思索。下篇游观之第八章,随着民国中期旅行活动的兴盛发展,旅行事业开始引起民国学人的重视。民国学人认为发展旅行事业乃是“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可“谋文化之推广”和“兴起进取的精神”、“登临凭吊”能激发爱国热情。此时民国学人积极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原因,在理论上乃是受西方旅行话语之影响,在实践上是出于“挽救经济国难”之目的,期待以旅行事业的发展吸引海外游人来华游览,亲眼见证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人民之良善,借此回应“反宣传”,以获取近代国家资格。下篇游观之第九章,民国学人积极探索中国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和意义,先后经历了对他国发展旅行事业的现象描述和经验总结阶段、对发展旅行事业的多重价值和具体路径（宣传、招徕、接待）的探讨阶段、以佘贵棠为代表的旅行理论总结等三个阶段,最终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旅行理论体系构建。综上,本文在对1927—1936年间《旅行杂志》所刊载的国内游记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民国中期城市新知识群体国内旅行活动的游兴、游踪、游观,旨在探究现代旅行活动中所折射出的人地互动,从“旅行”的底层视角管窥中国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生成路径。
王辉[7]（2019）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对十八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编制的六部目录进行研究:1742年,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出版的《中国官话》（Linguae Sinicae Grammatica）中,附有为巴黎皇家图书馆（今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制的《皇家图书馆藏中文书籍目录》（Sinicorum Regiae Bibliothecae Librorum Catalogus）;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1788-1832）在1818年编写《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录》（Memoire sur les Livres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du Roi）;1853年,雷慕沙的得意门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所编《皇家图书馆的汉文和满文藏书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et mantchoux de la Bibliotheque royale）;1902年,远东学家古郎（Maurice Courant,1865-1935）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中韩日文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coreens,j aponais,etc.）;190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编制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中文藏书A藏和B藏》（Des Collections Pelliotetdu Fonds Chinoi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交换馆员”王重民先生在1935-1939 留法期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整理的《伯希和A藏和B藏目录》（Catalogue des collections Pelliotet）。通过对这六部目录编纂者的生平及其所编目录基本情况的整理与研究,探索各目录的特点和价值,展现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汉籍目录的历程,揭示编者在整理汉籍方面的成就,以期对今后研究者探求法国藏汉籍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汉学发展有所启迪。
李曌华[8]（2017）在《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发展的过渡时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时期。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是隋唐五代时期两种重要的历史文献,其语言特点有同有异。通过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比较,旨在揭示两种不同性质材料医学词汇上的异同。其相同的部分,可以呈现隋唐五代断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其不同的部分,可以反映两种材料医学词汇上存在的具体差异,而这种共时的差异往往又可以折射出某些历时的变化。方法围绕比较两种材料医学词汇异同这一核心,本文在进行共时比较的同时也结合历时的比较;在定性分析的同时,也注重定量的统计说明;在立足材料本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其他材料的外证功能;在大量描写异同事实的基础上,也对一些变化的事实试图作出解释。由於医学词汇既涉及医学领域,又涉及语言学领域,既有汉语词汇的一般特点,又有其专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还注重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与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结果比较的结果是:从语言特点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都反映了中古、近代汉语交替时期的语言面貌,其中所使用的词汇十分丰富,这些词汇都是在历时的继承、借用和共时的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既有承继前代文献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同时,佛教词汇、医学词汇和普通词汇之间还有一些相互渗透的情况。但是,佛经音义的口语化程度高於隋唐五代医书,佛经音义收载的词汇有些是对汉语固有词汇的借用和创新,有些则具有一定的临时性,其词汇系统的稳定性低於隋唐五代医书。从词汇的使用上看,隋唐五代医书中使用了不少佛教术语、佛教词汇,收载了大量外来方药和部分外来病证观念,而佛经音义中同样收载了许多医学词汇,并对这些词汇进行释义和说解,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这些词汇的历史面貌。从文字的使用上看,俗字通行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存在的共同现象,文字的社会性与隋唐五代开化的社会风气使得俗字在社会不同阶层中都能得到使用。但是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中俗字出现的具体情况仍有区别,前者较为单一,後者包容并蓄,前者受到正统的约束始终多於後者。受时代的影响和历史的局限,佛经音义编撰者有区分正俗的文化认同和强烈愿望,而隋唐五代医书的编撰者对俗字则普遍持接纳的态度。从字形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收载的多种字形和对字形的说解是字形演变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而隋唐五代医书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文献例证。从词义的发展演变上看,佛经音义及其所释佛经加速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发展,其对汉语固有词汇的仿造和改造、及对固有词素的重组造成大量新词新义的产生,且在新词新义的使用方面,汉译佛经及佛经音义往往比包括隋唐五代医书在内的同期中土文献要快。而佛经音义对讹误字和不同词形的收载有助於那些词形发生变化的医学词汇的溯源和考察,有助於解决隋唐五代医书中一些疑难字词。结论首先,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有同有异。其相同的部分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语言面貌的体现,可以充分展现隋唐五代时期词汇的部分特点和规律,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共时研究;其不同的部分与各自文献性质、文献来源、编撰者水平和原始文献时代的差异有关,可以反映其中某些词汇形、音、义等方面的变化,有助於这一时期相关词汇的历时研究。其次,隋唐五代医书受到佛教影响十分明显,既有直接套用的佛教术语、佛教词汇,又有通过佛教傅播而进入中土的外来方药、外来病证觐念的化用,此外还有受佛教医学影响导致的医学词汇内涵的变化,很可能还有佛经翻译和傅抄过程中产生的俗字。而佛教医学对我国傅统医药知识的吸收也在佛经音义中得到集中体现,其既有对我国傅统医学词汇的直接借用,又有对医学词汇进行仿造、改造和重组的内容。而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医学词汇词义的发展演变。再次,佛经音义中医学词汇的释义与隋唐五代医书中医学词汇的实际用例,有助於了解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文字使用情况和俗字观念,有助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和同形字现象的分析,有助於医学词汇名实和名义的考察,有助於医学词汇词义发展演变情况的描写。而辞书释义与文献用例的彼此结合,以及资料的丰富性与时代性相辅相成,既呈现了隋唐五代医学词汇的部分面貌,又能繋联古今,考察整个汉语医学词汇系统及其文字系统。此外,在对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同形字、异体字、声符示源、汉字的表意功能、词义演变动因等问题,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文献语言材料和参考意见。
汤晓江[9]（2017）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社会利益关系复杂,权利诉求多样化,我们只有综合运用法律、伦理等社会治理手段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矛盾凸显的社会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以当代法治的视角,探究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对公众个体权益、社会发展以及人类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指出现有法律对新兴权利保护的困境和法律规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新兴权益,以及对其保护的现实路径,助益于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法律规制和权利保护,希冀在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困境中探索出新的实践道路。本文根据国内外高新生命科技法治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考察,结合国内外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典型案例,对传统法在规制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方面和新兴权利保护方面的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本文导论中,首先分析了目前热议的非法代孕案、冷冻胚胎案和基因歧视案三个典型案例,提出新兴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问题,使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务实。文中以新兴权利保护和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法律规制为主线,分析新兴权利兴起的根本动因、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新兴权利对传统权利理论的冲击,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除了导论和结语之外,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它们分别如下:第一章高新生命科技的兴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本章第一部分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的内涵、外延、特征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高新生命科技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性产物,它的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高新生命科技指的是,以基因技术、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以及生命与公共健康技术为代表的当代尖端医学技术的总称。高新生命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对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和变化更加明晰,从而使它的内涵不断得到扩充。就其特征而言,高新生命科技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物信一体化特征、智能化特征和自源化特征。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高新生命科技研究和应用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新的支点,它的不断发展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另一方面,高新生命科的发展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后者是高新生命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中最为重要的方面。面对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现有法律制度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身份权的调整机制将会随之而失灵。人作为社会属性的高等生物是具有人格尊严的权利主体,身体器官和细胞是人格利益的载体,它们一旦成为攫取利润的工具或者商品,公民的人格权利将得不到实现,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体系建设也会受到阻碍。这些新的高新生命科技的运用昭示着现行法律制度的变革。本章第二部分指出,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它们集中体现在,高速发展背后的社会秩序危机、悖离生命伦理、激发权益冲突等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带来的社会福祉,其实与社会秩序危机并存。高新生命科技的应用最主要的影响是对当代法治实践带来了相当大的新的要求和挑战。法治发展进程中如果不加强对这一领域行为的规制,就会产生负面的累积效应,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状态。秩序的存在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必要条件。秩序是由法律来创造的,虽然它首先表现在形式上。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同时它也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消除社会混乱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当代社会,大量的此类科学技术被不当使用,与此同时又存在法律制度的相对滞后,有些方面不能适应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出现法律规制失利的状况,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风险因素剧增。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高新生命科技在发展中经常悖离生命伦理。法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给予混乱无序的人类社会活动一定的范式和结构。这一论断在当代法治社会中是社会和谐与社会秩序良好的理论源泉。法律所追求的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就是通过法律规则的调整机能发挥作用,阻止社会出现混乱的无秩序状态。目前,无论是在基因技术的应用方面,还是在安乐死的运用上,以及在人工授精科技应用方面都出现了违背生命伦理的情况。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还激发了新兴权益的冲突。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法律权利的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发生变化,都是根据社会发展变迁的结果。社会发展是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因。社会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变化导致社会发展中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跟随于此而发生变化。利益的分化、多样化甚至冲突,促进了法治进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制度设计的变化。这一过程也催生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新兴权利的生成,它是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利产生的根本动因。社会关系主体的利益冲突和不平衡导致了多元权利的诉求和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代孕、克隆、冷冻精子和卵子以及人兽生命体试验等高新生命科技践行方法对法治提出了新的权益主张。这些权益诉求在法律规则层面上是相对较新的领域,超出了原有法律规制的领域,给法律规制提出了新的议题。在风险社会状态下,涵盖着每一个社会群体和个体对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各种利益的斗争,这些利益往往都处于一种可能被侵害的状态。这些风险社会中的多元权益冲突需要法律规范加以规制。第二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风险及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本章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增加社会风险,并且指出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主导地位。文中进一步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风险之分类,以及这些风险的非估量性、隐蔽性和社会普遍性特征。在具体的风险方面,本文按照风险影响的小范围再到大范围,依次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对公众个体权益的侵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威胁和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从研究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形成的风险中,探索相关风险防控的实施路径。从而得出,道德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局限性,而法律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以及法治发展对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具有建构性和全面性。基因技术滥用的风险、人工生殖技术滥用的风险以及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的风险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或隐蔽或突出,或大或小,距离人们的生活或近或远。如果我们对风险因素不加以控制就会导致广泛性危害结果的发生。高新生命科技的不当使用有可能导致社会发展风险因素的增加,这与它在社会进程中的地位是成正比例关系的。社会风险已经成为高新科技飞速发展下引起的常态内容,而不是突发的应急性内容。特别是高新生命科技的异军突起,使得社会原有的理念和格局发生深刻变迁,导致了社会整体性的灾难发生概率急剧上升。高新生命科技会形成技术风险。在高新生命科技的运用中,当代医学已经将人的个体差异进一步降低,在生理层面上,越来越将人体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生理和生化的过程。如果不合理或者没有实质有效的约束机制,很可能会使高新生命科技的负面影响逐渐放大,形成技术风险。高新生命科技会形成人伦风险。在技术进步浪潮中,人类在经历技术革新与伦理困境存在的严重紧张关系之后,愈加应当重视技术革命带来的人伦风险。我国在法律规定上明令禁止商业代孕,也是出于伦理考量进行的法律制度设计。如果代孕技术得以滥用,就会导致传统的亲子之间的人伦关系被打破,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危机,造成人们社会关系的混乱。高新生命科技也会形成安全风险。当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于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但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带动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也即高新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正比例因果关系。与此相反,有些伦理性的问题会随着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变得更加突出,对历史沿革中形成的伦理体系有较大的冲击。当今社会整体上已经形成了唯科技论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如果得不到扭转,导致其毫无节制地被滥用,势必对人类整体的安全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发展对公众个体权益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侵害个体生命健康权益方面和个体隐私权益方面。虽然目前的中国法律禁止代孕,但是,人们还是想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借腹生子的利益。通过高新生命科技进行代孕的行为其实就是代孕母冒着生命健康受损害的风险,为委托人怀孕生子,并且在分娩以后,将婴儿送给委托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伤害的是代孕母的妊娠反应、流产等自身的生命健康,直接损害代孕母的生命权、健康权。基因信息权利中的基因隐私权属于公民权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包括基因隐私在内的公民权利之间产生冲突之时,就要依靠人类社会逐步建构形成的各项制度去解决。但是,由于高新生命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对其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全面地估量和全面地把握。法律规范的发展相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滞后性,致使公民的个人信息被不当获得和利用的情形时有发生,对公民的隐私权利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发展也会对社会构成威胁。高新生命科技成果的滥用和以社会财富的多少来占有高新生命科技资源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结构形成威胁,动摇社会结构平衡发展的基础,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此外,在法治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会出现非法转让、买卖生命资源的非法行为,为他人滥用高新生命科技提供了条件,也形成了滋生违法、犯罪行为的频发领域,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在当代风险社会法治中,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就是维护公民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我们宜采取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和进化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融合的优化路径,兼采二者的合理成分,发挥建构理性主义的思路,积极推进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法律制度的构建。实现更高层次的法律制度创新和维护高新生命科技发展中的相关权利。这能够防止高新生命科技成果的滥用,规制社会资源的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基于此,我们应当运用法律手段,对高新生命科技发展领域进行调整。因为道德防控具有其内在局限性。社会共同体在规模小、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的时候,由伦理、道德来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是自发的,也是足够的。但是,它不足以解决当下高新生命科技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纷繁多杂的问题。法律要求严格的、具有约束力的和系统性的解释和执行,在这一方面法律也较之于道德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法治调整是法律调整的高级形式。在法治环境中,强调了以权利保护为根本目的。法治保障人类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它具有全面性和建构性。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放置在法治环境中进行调整是当代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发展是全人类的事业,高新生命科技法治是人类共同探索治理风险和克服困境的应对策略。第三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对传统法的冲击。本章研究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法律规制在平衡利益冲突中的作用。文中分析了传统法对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应对高新生命科技冲击的应有原则。在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诸种利益存在矛盾之处,冲突频发。我们欲在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中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设定各方权利义务,首先就要弄清利益冲突的类型。首先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这其中包括个人与研究开发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特殊的平等主体间利益冲突也存在于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突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在其“序言”中明确规定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从该协议确定知识产权为私权,也就确立了整个协议保护的基本立场,这对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平等主体间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权利主体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权利一律平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TRIPs协议在加强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导致利益再分配失灵,最终进一步加剧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PEX国际（PEX International）模式正在兴起,对摩尔案件的讨论和PEX机制的成功运行就说明在处理个案中不能对人格权和财产权进行非此即彼的区分,而必须在当代法治环境中的利益保护方面注重社会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我们只有分析了高新生命科技应有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才能深入研究传统法对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由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带来的权利研究和保护问题进一步地显现了出来。新生事物在属性上往往存在模糊之处,难以对其在法律层面加以定性,因而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绝非易事。权利保护难题的案件也将会激增。现阶段的法治进程中,权利保护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固有观念的保守、立法滞后和权利理论研究不足。权利的生成和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观念加以支撑。除了学界关注高新生命科技发展比较多之外,在整个社会固化的观念中,生命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重要性并不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反过来也影响了学界探索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益的积极性。此外,由于立法方面较之于高新生命科技的高速发展凸显出滞后性,相关法律规制体系尚未完备,权利保护体系尚未完善,导致高新生命科技相关权利保护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显现。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范式遵循主体性哲学的进路,按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人格与财产、人与物的二元对立逻辑结构开展研究。但是,由于以基因技术应用为代表的高新生命科技所引发的新兴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统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上形成的二元结构,权利理论的范式难以解释新问题,使得法律规制出现空白,相关权利保护出现问题。在现代商业的推动下,人的基因更加具有独立性、财产性和应用性的特征。此时,二元论的理论架构变得相对落后,形成既内在又外在,既是人格又是财产的“人身综合化”状态。解决权利保护问题的出路应当在于权利理论的范式转换,对法律研究的主客二元范式加以局部地更新。在应对高新生命科技对传统法的冲击问题上,应有原则包括:人类利益至上原则、社会公平原则、全面保障人权原则。人类利益至上原则是科学技术发展中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高新生命科技的应用的调整,需要国际法调整与国内法调整两者相结合。特别是在国际法领域,需要达成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以体现人类利益至上原则。在社会公平原则方面,我们要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我们只有在当代综合性地把握社会公平原则才能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应用中应对新问题。全面保障人权的方式是通过立法方式把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的权利,把人权转化为公民权,人权才能得到真正地落实。人权的法律设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宪法中直接加以规定,但宪法中的规定仍然比较宽泛或者有些具体权利尚未在宪法中规定。另一种是在具体部门法中直接加以规定。在部门法中直接加以规定,优点在于比较全面和详细,能够应对具体的权利保护问题。实定法的明确规定为全面保障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就目前我国的法治现状而言,上述三个应然原则体现得不明显,甚至是缺失的状态。第四章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本章的第一部分对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进行了总体分析,主要分析了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知识产权与传统法学理论中的相应权利不同之处。本章的第二部分是对基因平等权、基因隐私权、基因公开权、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器官移植中的自主决策权等新颖权利的研究,并且对这些权利,提出了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设计构想。在人格权的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应用条件下的人格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会随着新的人格利益的不断涌现进一步得到扩充。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进步,新兴权利的崛起和伦理准则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法律科学重新审视新生事物,逐步地在权利的运用上扩展到允许公民将自身的身体组成部分在合法合理（治疗有关的情形）的前提下转让给有需要的公民。这种法律规制上的变迁,体现了对于公民支配权的保护。高新生命科技研发与应用对人格权的影响也体现在人身自由权的发展上。在当代法治背景下,法治的主要任务是强调积极的自由,主动在立法机制上对风险社会可能引发的新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设计,积极规定公民在当代社会事务中享有的一系列权利,逐步从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过渡。在身份权的发展方面,由于人工生殖技术的应用使得生育成为人类能够精确掌控的事物,是人类能够控制和利用的手段。这使得人类对有性生殖概念和方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从身份关系上分析,贡献卵子的妇女没有生育下一代子女,代理母亲所生子女的身份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发展,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准则等规范,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给法律规制代孕行为提出了新的难题。此外,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进步使得婚姻法上规定的不宜结婚的疾病范围逐步缩小,以前被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被根本治愈,使许多不能形成的婚姻关系能够在当代缔结为合法的婚姻关系。第三,当代高新生命科技的发达也为同性婚姻提供了医学上的依据。原因之一在于高新生命科技对同性恋的新的认知。如果要对同性恋者婚姻的权利加以规定,则应当在《婚姻法》和相关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只有同性婚姻权利得到确定的情况下,同性婚姻关系才能得到确立,同性恋者的身份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高新生命科技研究和应用,在医学上对同性恋群体重新加以客观地评价,这对纠正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偏见,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财产权的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推动了物权和债权的发展。人体器官或组织的所有权具有特殊性。它可以分为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两个方面。从积极权能角度而言,主要是指权利人对自己器官或组织的占有、处分和使用的权能。但是,所有权中应当包含的收益权能基于器官移植的捐献性质以及人的尊严的特殊性,则不宜归入此处的所有权范畴,以区别于传统法治理论中的所有权。从消极权能角度而言,主要是排除他人对人体器官或者组织的非法获取或侵害。由于所有权属于绝对权,权利人排除他人的非法干预主要依据就是法律赋予所有权人的物上请求权。所有权人可以依据物上请求权对非法获取或侵害其所有物者请求返还。对于妨害其所有权者,得请求除去。这就是物上请求权所起的作用。但新的问题是,如果被非法获取的人体器官或者组织已经成功植入到第三人的人体中,则无论该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原所有权人均不得行使返还请求权。因为,原所有权已经不复存在,该人体器官或者组织已经属于第三人人格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保障第三人人格的完整性,原所有权人不得主张以上权利。在债权发展方面,高新生命科技对侵权之债具有影响。人格权在高新生命科技发展的环境中得到了较快发展,人格权作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被纳入到侵权法中,当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如果与财产权发生冲突,人格权显然比财产权更加重要,应当受到优先保护。这体现了当代侵权法乃至整个法治理论中,把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的完整性置于优先保护地位的价值取向。此外,买卖胚胎行为,代孕行为、器官克隆行为、器官移植、人体试验等,有些侵权行为还损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知情权、名誉权。新型侵权行为已经成为法治发展中的严峻问题,这也是当代侵权之债立法研究的重要方面。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对知识产权也有促进作用。它拓展知识产权客体和深化知识产权伦理。高新生命科技突破了生物间的种间、属间甚至界间的界限。对于传统知识产权来讲,一物一权的传统民事法律理论能够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而且权利的归属有完善的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但是对于高新生命科技的快速发展而言,现有法律的调整能力就显得杯水车薪。另外,在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中,一些科研工作是对客观实在的揭示,显然属于科学发现,所以不能被授予专利。但是,人体生物客观实在的筛选和技术处理,以及高新生命科技处理后的临床应用技术成果,则应当被认为是可以授予其专利权的科技发明创造。这是知识产权法积极地将高新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成果纳入调整范围的体现,其适应了未来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建设的需要。从高新生命科技发展的主要领域而言,应当对基因权利再认识。首先是基因平等权,它包括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其次,在基因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方面,必须确立基因隐私权的权利边界。家庭成员之间的隐私权利和利益都必须要相互得到维护。第三,基因公开权在基因科技应用中是一项新兴的权利。基因公开权作为基因人格权的一项子权利,是一种积极的人格权。基因公开权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利。基因公开权具有巨大的财产价值,它反映了基因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价值。这一系列基因权利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在人工生殖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发展方面,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本文作者认为,捐精者的身份应当予以保密,保密的方式宜采取“双盲原则”。关于代孕母堕胎权的问题,未来的《中国人工生殖法》应当规定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签订代孕契约,根据契约形成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契约双方当事人应当将堕胎权的相关问题条款写入代孕契约,对缺乏法定堕胎条件的任意堕胎行为加以禁止,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堕胎行为进行处罚,防止堕胎行为的随意性。在代孕母怀孕之后,代孕母不享有任意解除权,而只能在法定情形下才享有终止代孕契约的权利。在人体器官移植应用相关权利发展方面,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患者的知情权,只是通过规定医生的告知义务间接地表达患者所享有的知情权。本文认为可以考虑两条解决进路。一条进路是以宪法权利视域去研究供体知情权,另一条进路是民事权利视域去研究供体知情权。本文倾向于在目前情境下,最重要的是,首先采取民事权利规制范围内对知情权进行研究和完善的路径。此外,人体器官移植中的自主决策权具有内在界限和外在界限之分。自主决策权的内在界限针对的是权利主体自身决定的自主性,实现自我意识的正当性。外在界限应对的是当事人的身体要素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维系现实社会关系的正当性。第三,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应用中的隐私权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对器官移植过程中的隐私权进行专门规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当设立器官移植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对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法律制度设计方案。本文最后的结语部分,强调了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与当代法治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与此同时,高新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法律规制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突出。为此,我们不能忽视高新生命科技研发和应用领域的法律规制问题和权益保护问题。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应以立法为核心进行构建。针对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引起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和安全风险进行立法,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性新要求。因此,我们要对高新生命科技相关立法进行合理规划,并且对高新生命科技法进行体系性建构。高新生命科技立法应与伦理相结合,前者的理论发展动力来源于生命伦理。高新生命科技法和生命伦理是相伴相生的交融关系。最后本文还根据我国法治发展现状,提出了今后的法治建设中,加强以权利保护为核心,进行深入构建的思路。
郝英杰[10]（2017）在《苏俄文学的出版和传播：1940年代到1950年代 ——以“时代出版社”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时代出版社创办于“孤岛”时期的上海。据统计自1941年成立至1958年间,时代出版社共出版文学艺术书籍234种1,无论是文学理论书籍还是文学作品书籍出版数量,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机构中都颇有特色。时代出版社作为党的出版机关,并且在资金与运作方面与苏联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在1940年代的上海地区,时代社承担着历史赋予它的宣传使命。本论文即对时代出版社的文学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同时也就学术界过去对时代出版社的某些误解与偏见,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文章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描述了时代出版社的创办与发展历程;第二章主要讨论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的文学期刊出版情况,并对主要文学期刊《苏联文艺》的编辑采稿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第三章则以时代出版社的文学书籍出版情况为例,具体梳理和阐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结语部分则概括了时代出版社文学出版的基本特点,总结归纳出苏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
二、《中国癌症杂志》2002年第12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癌症杂志》2002年第12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对照表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相关概念及操作性定义 |
| 1.3.1 照顾者 |
| 1.3.2 照顾者获益感 |
| 1.4 照顾者获益感理论框架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的质性研究 |
| 1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样本的选择 |
| 1.1.2 样本量计算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访谈提纲 |
| 1.2.2 资料收集 |
| 1.2.3 资料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1.4 伦理考虑 |
| 2 结果 |
| 2.1 受访者的一般资料 |
| 2.2 访谈结果 |
| 2.2.1 提升知行 |
| 2.2.2 个人成长 |
| 2.2.3 积极人生 |
| 2.2.4 自尊与他尊 |
| 2.2.5 家庭关系 |
| 2.2.6 社会关系 |
| 2.2.7 对照顾者照顾患儿的积极影响 |
| 3 讨论 |
| 3.1 照顾者的个人成长 |
| 3.2 照顾者感知多方支持 |
| 3.3 照顾者感知到的照顾价值 |
| 4 结论 |
| 第二部分 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
|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1 问卷条目池的建立 |
| 1.2 问卷测评及计分方法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样本的选择 |
| 1.3.2 样本的估算 |
| 1.3.3 抽样方法 |
| 1.4 专家评议法 |
| 1.4.1 专家函询方式 |
| 1.4.2 函询专家选择 |
| 1.5 研究工具 |
| 1.5.1 脑性瘫痪患儿及其照顾者一般情况调查表 |
| 1.5.2 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 |
| 1.5.3 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 |
| 1.6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1.7 问卷的评价方法 |
| 1.8 统计分析方法 |
| 1.9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 |
| 2.1.1 问卷初稿的拟定 |
| 2.1.2 专家评议 |
| 2.1.2.1 函询专家的选择 |
| 2.1.2.2 专家函询指标重要性赋值结果 |
| 2.2 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2.2.1 预实验 |
| 2.2.2 脑瘫患儿照顾者及脑瘫患儿的一般资料 |
| 2.2.3 项目分析 |
| 2.2.4 效度检验 |
| 2.2.5 信度检验 |
| 3 讨论 |
| 3.1 问卷编制的重要性 |
| 3.2 问卷各条目具有较好的鉴别度 |
| 3.3 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 |
| 3.3.1 内容效度较好 |
| 3.3.2 结构效度较好 |
| 3.3.3 校标关联效度较好 |
| 3.4 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
| 3.5 问卷具有较好的应用性 |
| 4 结论 |
| 5 研究的局限性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顾者获益感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来华经历 |
| 第一节 传教背景 |
| 第二节 简要生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桃胡与民俗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故事 |
| 第二节 中国文化符号 |
| 第三节 民俗记录 |
| 第四节 传播策略 |
| 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中国印象 |
| 第一节 近看华中 |
| 第二节 概观中国 |
| 第三节 对话中国经典文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同报》与西学传播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刊 |
| 第二节 广学会与《万国公报》 |
| 第三节 高葆真与《大同报》 |
| 第四节 面对变革,他们的声音 |
| 第五节 同时期本土报刊《大公报》 |
| 第六节 《大同报》历史地位 |
| 小结 |
| 第五章 译述活动和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欧化篇》 |
| 第二节 《欧洲近世智力进步录》 |
| 第三节 《泰西奇效医术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以前历代帝王葬礼述略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三节 魏晋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考析《大唐元陵仪注》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唐代礼典的流变 |
| 第二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文本与流变 |
| 第三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价值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帝王治丧之礼 |
| 第一节 治丧礼仪 |
| 一、初丧之礼 |
| 二、既丧之礼 |
| 第二节 告哀使与赴丧人员 |
| 一、告哀与告哀使 |
| 二、赴丧人员与酬劳 |
| 第三节 服丧之制 |
| 一、宗亲服丧 |
| 二、诸卿服丧 |
| 第四节 小、大敛与皇道尊严 |
| 一、小敛与小敛奠 |
| 二、大敛与大敛奠 |
| 三、敛礼与皇道尊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帝王治葬之礼 |
| 第一节 葬前墓地之选择 |
| 一、堪舆学与葬地选择 |
| 二、皇陵形制与特点 |
| 第二节 治葬礼仪 |
| 一、将葬筮宅 |
| 二、启殡朝庙 |
| 三、荐车马明器及饰棺 |
| 四、祖奠、遣奠 |
| 五、挽歌 |
| 六、葬仪 |
| 第三节 挽歌与政治隐喻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帝王祭祀之礼 |
| 第一节 葬后丧祭 |
| 一、虞祭 |
| 二、祔祭 |
| 三、小祥、大祥、禫 |
| 第二节 皇陵祭祀 |
| 一、皇帝拜陵 |
| 二、公卿巡陵 |
| 第三节 庙祭荐享 |
| 一、庙数与祔庙之争 |
| 二、享祀与告庙之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
| 附录三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
| 附录四 唐代帝陵位置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五 唐代皇帝陵庙损坏史料钩沉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结构安排与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上海西医知识传播缘起 |
| 第一节 近代上海的西医传播 |
| 一、西医传播的社会环境 |
| 二、传播者身份的转变:从传教士到上海西医 |
| 第二节 医药报刊的探索与发展 |
| 一、科学报刊与早期西医传播 |
| 二、西医刊物的概述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报刊传播中的西医知识 |
| 第一节 政府与卫生:《卫生月刊》中的西医传播 |
| 一、由《卫生季刊》到《卫生月刊》 |
| 二、以“卫生”为导向的知识传播 |
| 三、西医知识的多元讲述方式 |
| 第二节 商业与营销:《新医药刊》中的西药传播 |
| 一、新亚制药厂和《新医药刊》 |
| 二、相时而动:星牌药品的宣传与营销 |
| 第三节 媒介与健康:《申报·医药周刊》所见西医知识 |
| 一、《申报·医药周刊》概况 |
| 二、西医知识的介绍、宣传 |
| 三、医学论争:关于煤油治肺痨的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医知识传播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报刊传播西医知识的反响 |
| 一、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
| 二、编读之间的互动化 |
| 第二节 西洋医学技术的传播和接纳——以X光技术为例 |
| 第三节 近代上海的医学观念变迁 |
| 一、西医知识传播与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二、传统医药观念与中医科学化 |
| 三、医师道德的社会规范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6）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上篇:游兴 |
| 第一章 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第一节 游记作者之身份特征 |
| 一、职业类型 |
| 二、教育背景及留学经历 |
| 三、居住地及旅行出发地 |
| 第二节 游记作者之游侣身份特征 |
| 一、与友人相偕同游 |
| 二、与同寅相偕同游 |
| 三、与家人相偕同游 |
| 四、与同学相偕同游 |
| 第三节 游记作者旅途中所遇其他旅行者之身份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游记作者出行原因及主诉动机 |
| 第一节 休闲游览之动机 |
| 一、“性本好游”:视旅行为乐事,事旅行成习惯 |
| 二、因“久慕”而发之游兴 |
| 三、逃离城市:逃离喧嚣环境和枯燥工作 |
| 四、“消此闲暇”与“借地消遣” |
| 五、养疴避暑:对身体康健的追求 |
| 六、“蜜月旅行”:受西方影响的时髦事物 |
| 第二节 兼事游览:公务、考察、探亲旅行中之主诉动机 |
| 一、考察旅行 |
| 二、公务旅行 |
| 三、返乡探亲 |
| 四、其他旅行中的游览动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游记作者之游兴动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一、城市化、现代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化 |
| 二、休闲旅行:城市娱乐新风尚 |
| 三、旅途中呈现之城市生活现代性 |
| 第二节 城市生活的不快体验:拥挤、喧嚣与压力 |
| 一、拥挤: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多 |
| 二、喧嚣:工业化与城市环境污染 |
| 三、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与超负荷工作 |
| 第三节 新休假制度下的休闲集中化 |
| 一、星期休息制与日常休闲旅行 |
| 二、公共假期与假日休闲旅行 |
| 三、师生专享假期:暑假、寒假、春假之旅行 |
| 第四节 新职业和新机会:公务考察旅行 |
| 一、“公务”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二、“交通运输业”职业群体之旅行机会 |
| 三、“自由职业”群体中新闻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四、“自由职业”群体中教育从业者之旅行机会 |
| 五、工商实业界的考察旅行机会 |
| 六、参加学会、学社、研究会主办会议之旅行机会 |
| 第五节 “海外亲历”与“本土示范”引领旅行新风尚 |
| 一、留学生目睹与亲历之海外旅行游览热潮 |
| 二、在华外国人的旅行示范 |
| 三、海外来华旅行团的旅行示范 |
| 本章小结 |
| 中篇:游踪 |
| 第四章 1927—1936年《旅行杂志》国内游记游踪之时空分布 |
| 第一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时间分布 |
| 一、1927—1928年间分布统计 |
| 二、1929—1932年间分布统计 |
| 三、1933—1936年间分布统计 |
| 第二节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记游踪之空间分布 |
| 一、中心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二、扩散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三、边疆区各省游踪空间分布统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27—1936年间国内游踪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点状分布特征:山、水、古迹 |
| 一、山:游山与山居避暑 |
| 二、水:从江河湖泊到海滨 |
| 三、古迹:访古而思今 |
| 第二节 线性分布特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 |
| 一、沿陆路交通线分布 |
| 二、沿水路交通线分布 |
| 第三节 圈层分布特征:以城市为中心的发散 |
| 一、由沪杭宁平津出发之游踪分布 |
| 二、由其他城市出发之游踪分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游踪分布特征产生之原因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拓展旅行之时空范围 |
| 一、空间不变,时间缩短 |
| 二、时间不变,空间扩展 |
| 第二节 住宿设施的现代化与多样化 |
| 一、新式旅馆的兴起与发展 |
| 二、传统之逆旅、客店、客栈等住宿设施 |
| 三、传统之寺庙与道观等住宿设施 |
| 四、多样化的住宿设施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游览地之开发建设 |
| 一、城市公园与游憩地的开发建设 |
| 二、风景名胜区的开发与建设 |
| 第四节 地方官绅的捐款兴建与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一、地方官绅的捐款和兴建 |
| 二、当地“土人”的自发参与 |
| 第五节 旅行服务机构的诞生 |
| 一、客源地之旅行服务 |
| 二、目的地之旅行服务 |
| 三、连接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交通服务 |
| 本章小结 |
| 下篇:游观 |
| 第七章 由传统行为到现代意识:旅行意义认知中的新与旧 |
| 第一节 传统旅行意义认知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旅行是活学问”之教育意义 |
| 二、体察民情之社会意义 |
| 三、调节身心之健康意义 |
| 第二节 对旅行意义的新体悟 |
| 一、激发爱国热情与树立文化自信 |
| 二、医治“都市病”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由休闲活动到旅行事业:对发展旅行事业之意义的认知 |
| 第一节 民国学人视域中发展旅行事业的价值 |
| 一、“无形之输出”且“有裨益于地方经济” |
| 二、利于“人之交谊”及“国交亲善” |
| 三、“谋文化之推广”,“兴起进取的精神” |
| 四、“登临凭吊”而知“祖国的可爱” |
| 第二节 积极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的原因 |
| 一、“西学东渐”之一部 |
| 二、“挽救经济国难” |
| 三、回应“反宣传”,获取“近代国家资格”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由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近代中国旅行事业之理论生成 |
| 第一节 对西方旅行事业的话语引入和经验分析(1930—1935) |
| 一、旅行话语的引入方式及其对经济价值的关注 |
| 二、民国学人对海外旅行事业兴盛发展原因的经验分析 |
| 第二节 对发展旅行事业具体路径的探讨(1936—1940) |
| 一、全面探讨旅行事业之价值 |
| 二、深入探讨发展旅行事业之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本土化的旅行话语理论(1941—1949) |
| 一、构建旅行话语之理论体系 |
| 二、构建旅行话语之目的在于指导战后经济重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目录(536篇) |
| 附录二: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作者信息(部分) |
| 附录三: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主要省区游踪分布示意图 |
| 附录四:1927—1936年《旅行杂志》刊载国内游记之游踪出发地与目的地关系示意图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法国国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意义及有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1 论文选题意义 |
| 1.2 有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二、论文的创新性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内容、结果 |
| 3.1 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内容 |
| 3.2 论文的研究结果 |
| 第一章、早期法国国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1700-1900) |
| 第一节、傅尔蒙书目(1742) |
| 一、傅尔蒙生平简介 |
| 二、傅尔蒙目录研究 |
| 第二节、雷慕沙书目(1817) |
| 一、雷慕沙生平简介 |
| 二、雷慕沙目录研究 |
| 第三节、儒莲书目(1853) |
| 一、儒莲生平简介 |
| 二、儒莲目录研究 |
| 第二章、第一部较成熟的汉籍目录:古郎《中韩日文书籍目录》( 1902-1911) |
| 第一节、编者古郎生平 |
| 第二节、古郎目录研究 |
| 一、有关古郎书目的着录情况研究 |
| 二、关于古郎书目的分类情况研究 |
| 第三章、伯希和为法国国家图书馆采购汉籍的编目 |
| 第一节、伯希和《中国书目录》(1913) |
| 一、伯希和生平简介 |
| 二、伯希和目录研究 |
| 第二节、王重民《伯希和A藏B藏目录》(1935-1939) |
| 一、王重民生平简介 |
| 二、王重民目录研究 |
| 结语 |
| 附录 |
| 一、雷慕沙目录前言 |
| 二、古郎书目前言 |
| 三、伯希和藏书目录前言 |
| 四、Lesouef藏书目录前言 |
| 参考文献 |
| 一、核心研究资料: |
| 二、中文参考资料: |
| 三、西文参考资料: |
| 四、网络参考资料: |
（8）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隋唐五代医书语言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佛经音义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引论 |
| 1 研究背景 |
| 2 选题缘由 |
| 3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材料 |
| 2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特点及创新点 |
| 第二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其它语言特点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的语言特点 |
| 1 词汇特点 |
| 2 文字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特点之异同比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共同特点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的差异 |
| 3 造成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语言差巽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之比较——共时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影响——以医学词汇为中心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中的佛教用语 |
| 2 隋唐五代医书对外来医药知识的吸收与发展 |
| 第二节 佛经音义中的我国传统医药知识 |
| 1 佛经音义对我国传统病证观念的收载 |
| 2 佛经音义中涉及的我国医药书籍 |
| 3 佛经音义对我国本土药物和药用觐念的收载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1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时行俗字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的俗字现象分析 |
| 第四节 佛经音义与医学词汇释义 |
| 1 佛经音义的引文及释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2 佛经音义所涉及的相关佛经原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3 佛经音义词目与医学词汇释义 |
| 4 佛经音义非医学词汇与医学词汇释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的历时考察 |
| 第一节 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及理论探讨 |
| 1 同形字概述 |
| 2 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中同形字的关系类型 |
| 3 关於同形字的几点思考 |
| 第二节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与解释 |
| 1 医学词汇字形演变轨迹的勾勒 |
| 2 关於医学词汇字形演变的几点思考 |
| 第三节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1 医学词汇溯源与名义分析 |
| 2 基於佛经医学词汇与医书医学词汇的几点思考 |
| 第四节 医学词汇历时演变的描写与解释 |
| 1 词义的历时演变与转移 |
| 2 词义演变的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徵引文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9）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高新生命科技的兴起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的崛起及其社会价值 |
| 一、高新生命科技的概念演进 |
| 二、高新生命科技的主要特征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
| 第二节 高新生命科技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秩序危机 |
| 二、悖离生命伦理 |
| 三、新兴权益冲突 |
| 第二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风险及法律在风险防控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综述 |
| 一、高新生命科技滥用的社会风险 |
| 二、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分类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风险特征 |
| 第二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具体风险 |
| 一、对公民个体权益的侵害 |
| 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威胁 |
| 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害 |
| 第三节 法律在高新生命科技风险防控中的主导地位 |
| 一、道德对风险防控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
| 二、法律对风险防控的明确性和系统性 |
| 三、法治对风险防控的建构性和协调性 |
| 第三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对传统法的冲击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利益冲突 |
| 一、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
| 二、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
| 三、法律规制在平衡利益冲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传统法应对冲击的价值理念缺失 |
| 一、人类利益至上原则 |
| 二、社会公平原则 |
| 三、全面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传统法对权益保护的局限性 |
| 一、传统法的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方式 |
| 二、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的困境 |
| 三、利益协调与权利保护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中的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相关权利的总体分析 |
| 一、人格权——扩展人格利益和人身自由 |
| 二、身份权——冲击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 |
| 三、财产权——限缩物权适用和更新债权制度 |
| 四、知识产权——拓展知识产权客体和深化知识产权伦理 |
| 第二节 基因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基因平等权 |
| 二、基因隐私权 |
| 三、基因公开权 |
| 第三节 人工生殖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生育权 |
| 二、人工生殖子女的知情权 |
| 三、代孕母的堕胎权 |
| 第四节 器官移植科技应用的相关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 |
| 一、知情权 |
| 二、自主决策权 |
| 三、隐私权 |
| 结语 |
| 一、高新生命科技应用与当代法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
| 二、高新生命科技法治应以立法为先导进行建设 |
| 三、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立法应与生命伦理紧密结合 |
| 四、加强以权利保护和法律规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构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苏俄文学的出版和传播：1940年代到1950年代 ——以“时代出版社”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时代出版社:不为人知的中共地下出版机构 |
| 1 创办经过:中共地下党与“苏商”合作创刊 |
| 2 发展的历程:四个时期 |
| 2.1 抗日战争时期:“苏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1.8.20 -1945.8.15) |
| 2.2 解放战争时期:“苏商”时代出版社(1945. 9-1949.8) |
| 2.3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组公营(1950. 4-1953. 12) |
| 2.4 “三大改造”时期:公私合营(1954.1-1958.2) |
| 3 总体评价:“苏商”招牌下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知 |
| 二 时代出版社的文艺期刊出版情况 |
| 1 《苏联文艺》:苏俄文学传播的窗口 |
| 2 《苏联文艺》的内容特色 |
| 3 《苏联文艺》的总体特征 |
| 3.1 刊译文章的及时性 |
| 3.2 选材和内容方面范围广 |
| 3.3 时代特征明显 |
| 3.4 《苏联文艺》的翻译群体 |
| 4 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刊物 |
| 4.1 《时代日报》:半公开的党报以及报纸的杂志化特点 |
| 4.2 《时代》周刊:党在上海唯一公开的宣传阵地及其政治文艺性 |
| 三 时代出版社的文学书籍出版情况 |
| 1 时代出版社出版书籍的重刊率调查 |
| 2 时代出版社文学书籍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
| 2.1 1942年至1945年:革命战争文学作品译介的开始 |
| 2.2 1946年至1949年: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多 |
| 2.3 1950年至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作品比重增加 |
| 2.4 1954年至1958年:译介题材的多样化 |
| 3 上海时代出版社翻译人员在苏俄文学传播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苏联文艺》目录 |
| 附录B 时代出版社所出版文学书籍 |
| 附录C 时代出版社出版物的样式和插图 |
| 附录D 姜椿芳年表 |
| 附录E 时代社主要翻译人员简介(部分)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中国癌症杂志》2002年第12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脑瘫患儿照顾者获益感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D]. 傅涵.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2]英国来华传教士高葆真的文化传播研究[D]. 姜剑. 浙江大学, 2020(08)
- [3]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D]. 吴凌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近代上海医药报刊与西医知识传播（1927～1937）[D]. 刘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民国新知识群体的国内旅行研究 ——以1927-1936年《旅行杂志》为中心[D]. 周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法国国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研究[D]. 王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9)
- [8]隋唐五代医书与佛经音义医学词汇比较研究[D]. 李曌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8)
- [9]高新生命科技应用的法律规制研究[D]. 汤晓江.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10]苏俄文学的出版和传播：1940年代到1950年代 ——以“时代出版社”为中心的考察[D]. 郝英杰. 温州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