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采人员应有语言敏感性（论文文献综述）
余皓洁[1]（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文中认为
乔傲龙[2]（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陈龙[3]（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若萱[4]（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弭尧[5]（2018）在《基于数字化时代下报纸新闻编辑工作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各个行业因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很多工作人员迎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及更大的竞争压力,报纸新闻编辑也是如此。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报纸新闻编辑,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是当下相关从业人员最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对数字化时代下报纸新闻编辑工作的特征、内容与性质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和策略,以期能够促进该岗位从业人员有更长远的发展前景。
黄新炎[6]（2018）在《上海纪录片研究（1980-20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纪录片发展,依托于上海影视,尤其是依托于上海电影深厚的历史基础及文化传统。上海电影发展历史中具有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及其透露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始终影响着上海影视的发展,也影响着新时期上海纪录片的发展。无论在思想理念,还是技术手法和人才培养方面,与上海电影关系渊源很深的上海早期纪录片创作和上海科教纪录片创作,相对而言,更为直接地影响了本文所关注研究的上海纪录片的发展和进步。从1980年上海电视台成立纪录片组开始,由电影纪录片面来的电视纪录片开始有了正规军,为新时期上海纪录片创作发展提供了人员、经费和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本文基于简要回溯深厚的上海影视文化历史影响的视野,梳理研究了 1980年至2017年上海纪录片的创作及传播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述其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实践及理念发展、代表作品及传播效果,初步归纳并勾勒出这个时期上海纪录片的发展脉络、衍变轨迹及文化影响。伴随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起步,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上海纪录片人,继承了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具有中国新现实主义特征的民生电影精神,比较自觉地把拍摄对象聚焦于市民百姓,深入里弄和街头进行纪实创作,通过讲述基层社会和市民百姓故事来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实。1986年创办上海友好城市电视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努力扩大上海纪录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认真学习日本、美国等国外相对先进的纪录片理念,使“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流派成为当时上海纪录片创作的主要理念及手法。于是,上海纪录片开始自觉塑造能使人有感同身受的普通市民百姓而不再是传统的工农兵形象,捕捉历史新时期社会现实生活生动画面而拥有广泛传播的影响力,注重运用长镜头技术来体现纪录片创作的改革及影响力,从而使新时期上海纪录片的特征基本成型,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传播效果。伴随着新时期上海纪录片的初步辉煌,中国第一个电视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该纪录片栏目的开设与播出,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在体制内确立的标志,在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其间,《纪录片编辑室》不仅探索纪录片栏目化生存之道,引领上海纪录片乃至影响了全国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发展繁荣,而且在针对纪录片创作过度使用或者违反真实性原则使用“真实再现”“情景再现”创作手法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情景模拟”的观点及主张。另外,《经典重访》的创意及创作、拍摄和传播,对优秀纪录片的再传播、再学习,都进行了很好的商业化探索,也开启了类似纪录片续集拍摄制作的先河,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纪录片编辑室》经历了从辉煌趋于平淡,其中既有上海纪录片自身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时代变化方面的因素。2002年,上海新时期纪录片发展又迈出了重要而历史性的一步: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纪录片频道——上海纪实频道。该频道的创立,在拓展国内外纪录片传播影响的同时,很好地进行了上海纪录片创新发展及传播方面的积极探索,获得了不少较为成功的进步发展。其中在商业化背景下创设的《大师》栏目,能够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弘扬名家大师精神,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人文情感和价值观引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档案》栏目则通过从历史中去仔细找寻,挖掘以上海档案为主的生动故事,以悬念、模拟和动画等手段提升系列纪录片的影响力和观赏性。同时,上海纪实频道在努力适应现代消费的环境变化,积极改革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及制播模式。2014年,上海纪实频道上星播出,全方位适应国际化、网络化、全媒体发展的新形势,努力推进上海纪录片的最新发展。近年来,上海纪录片在探索更为客观真实的市民百姓生活系列纪录片《急诊室故事》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使自觉融合客观纪实与主观制作为一体的系列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很快上马,极大地提振了上海纪录片的创新发展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上海纪录片人积极推出融国际性、广告性、审美性和纪实性为一体的《横穿美利坚》,强化国际合作和品牌营销,还拍摄了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海上丝绸之路》,以独有的上海纪录片表达方式参与国际传播并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尽可能客观而全面深入地研究新时期上海纪录片的发展历史,笔者采访了10位涉及上海纪录片发展历史的名人,设计并收集了《大师》栏目的前测、后测的调查问卷及研究,收集了《纪录片编辑室》创立至今播出的纪录片节目表和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从创立至2017年的获奖纪录片名录,并且将其相关文字资料都列为附录,作为本文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李建红[7]（2017）在《中国主题出版研究（2003-2016年）》文中指出“主题出版”的正式提法源于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的主题出版工程。此后的十四年间,主题出版围绕着党和国家工作不同时期的工作主线,出版了一系列主题出版物,既不乏精品力作,又打造了诸多畅销图书。主题出版影响力与日俱增,双效益也在力求最大发挥,目前业界已经出现相关研究,但缺乏一定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本文系统考察了主题出版的内涵、特征与意义,认为体现国家意志是主题出版的内涵;主题出版活动由来已久,几乎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相同步,与人类出版史相伴随,存在于每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形态之中,并在每个历史阶段担负着重要使命,尤其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过程中,发挥了思想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其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不可或缺性,实现了其肩负的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传播的重要使命。本文创新性地把2003年以来的主题出版分为初始期（2003-2006年）、成长期（2007-2012年）、快速发展期（2013-2016年）三个阶段,总结了政府管理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市场层面的主题出版经验,并尝试总结出主题出版的规律性,认为主题出版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发展规律,“有为”在前、“无为”在后的发展规律,与精品出版的融合发展规律。本文分析了主题出版面临的挑战,认为主题出版要长期发展必须解决好以下矛盾:一是数量规模与质量的矛盾,二是学术性与大众化的矛盾,三是时效性与长期性的矛盾,四是服务政治与服务大局的矛盾。最后,文章预测了中国主题出版的七个发展趋势,认为未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主题出版的引导方向更加精准;主题出版的作用指向更加清晰;泛主题出版对出版机构的驱动作用更强;主题出版将与数字出版更加紧密结合;主题出版的需求侧更加稳定;主题出版的供给侧更加丰富;主题出版影响更加持久、广泛。由此给出中国主题出版的对策建议,即国家管理层面要对主题出版做好“顶层设计”;出版企业层面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结合地方特色;出版科研层面要密切关注主题出版实践,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许剑峰[8]（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指出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吴立斌[9]（2011）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王彦堂[10]（2011）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研究（1937-1949）》文中研究指明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和新闻业务等方面都开展过深入细致的教育。从现实生活看,新闻工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因此,如何把过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经验传承下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也非常必要。本选题主要研究的是民主革命时期1937年—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新闻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内容、方法手段、载体以及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新中国建立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最突出、最典型,不仅教育内容丰富、教育手段多样,取得效果也最突出。尤其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发展基石。本选题共分六章。第1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论述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大都吸取了这些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实践。第2章主要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由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但对自己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教育,还对中立媒体、国民党领导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外国媒体记者进行教育和影响。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大量报纸,并成立了广播电台,带领广大新闻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报策略,使党的声音始终能够传达到群众之中。在新闻实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较好地发展对敌、对外的新闻宣传,树立了威信和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新闻工作队伍,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第3章着重论述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情况。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复存在,此前处于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开始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国民党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消灭共产党,建立独裁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则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团结”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人民民主国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1946年6月25日,国民党军队以突然袭击手段,进攻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全面内战遂告爆发。由于敌强我弱,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的大部分阶段利用新闻宣传手段,教育广大新闻工作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宣传党的土地政策,促进根据地政权建设;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投入战争,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大造舆论。到解放战争后期,尤其是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又面临建立新中国的繁重任务。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新闻工作的转向问题。在此背景下,党又及时教育新闻工作者如何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何从以报道战争为主转移到国家建设上来,这些教育实践活动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第4章重点论述了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业务教育。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新闻工作者除了要接受政治、思想、道德等教育外,新闻业务水平如何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渊博的语言知识、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的能力,是一名优秀记者最基本的工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由于受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真正系统学过新闻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是临时或在偶然条件下才从事新闻工作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业务知识的培训和教育。实践证明,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就是对今天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第5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方法及载体。方法有:说理教育法、疏导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激励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综合教育法等等,这些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在对新闻作者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都有使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借助谈话、活动、文化、大众传媒等载体,多手段、全方位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教育,从而取得了极好的教育效果。第6章主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历史教训和作用。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经验和教训益发显得重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新闻队伍迅速扩大,我国新闻从业人员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几十人发展到目前将近80万人。但是,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业务教育工作却没有跟上新闻队伍的迅速发展,从而不仅影响了中国新闻队伍的建设,而且还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结、探讨1937年—194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编采人员应有语言敏感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编采人员应有语言敏感性（论文提纲范文）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5）基于数字化时代下报纸新闻编辑工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报纸新闻编辑工作在数字化时代的特征 |
| (一) 新闻报道内容更加全面具体 |
| (二) 数字媒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
| 二、报纸新闻编辑在数字化时代的优化策略 |
| (一) 坚持提升自身专业素养 |
| (二) 增强相关技术才能水平 |
| 三、结束语 |
（6）上海纪录片研究（1980-201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依托深厚的历史基础及文化传统(1980年前) |
| 第一节 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时代意识及传播影响 |
| 1. 1949 年前上海电影的时代意识及传播影响 |
| 2. 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前上海电影的国内外影响力 |
| 第二节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纪录影像及传播影响 |
| 1. 1949 年前上海纪录片的民族意识及传播影响 |
| 2. 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前的上海纪录片创作及传播 |
| 第三节 站在上海科教片肩膀上的创作及传播 |
| 1. 1980 年前上海科教片的起步及影响 |
| 2. 1980年前上海科教纪录片的审美特征 |
| 3. 1980 年前上海科教纪录片对上海纪录片发展的贡献 |
| 第二章 起步于改革开放和关注百姓生活(1980-1993) |
| 第一节 在外宣名义下悄然起步 |
| 1. 从“专题片”到“纪录片” |
| 2. 以创办上海友好城市电视节实现“请进来”“走出去” |
| 3. 从友好城市电视节到上海电视节及上海国际电影节 |
| 第二节 市井民生影像的真切记录 |
| 1. 向日本等外国同行学习纪录片创作新理念 |
| 2. 深入上海里弄去创新纪录片拍摄 |
| 3. 走向街头再现新时代上海百姓生活景象 |
| 4. 真实记录国内外重大政治关系变化后的民情生活 |
| 第三节 新时期上海纪录片成型特征及传播影响 |
| 1. 表现普通市民百姓而不再是工农兵形象 |
| 2. 捕捉历史新时期社会现实生活而拥有广泛的传播影响力 |
| 3. 自觉注重长镜头技术运用来体现思想理念的改革进步 |
| 第三章 《纪录片编辑室》的空前引领及历史影响(1993-2002) |
| 第一节 《纪录片编辑室》诞生与上海纪录片勃兴 |
| 1. 《纪录片编辑室》:从上海到全国的传播影响 |
| 2. 《纪录片编辑室》与“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 |
| 3. 《纪录片编辑室》栏目化特色及不足 |
| 第二节 现场实地再现平民感受及心态 |
| 1. 记录大上海发展与新上海人的生活感受 |
| 2. 再现新上海建设与老上海人的生活情感 |
| 3. 《纪录片编辑室》人的思想精神与纪录情怀 |
| 第三节 值得再认识的“情景模拟” |
| 1. 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搬演”“真实再现”和“情景再现” |
| 2. 为何应该是“情景模拟”? |
| 第四节 《纪录片编辑室》从辉煌趋于平淡 |
| 1. 自身原因 |
| 2. 时代因素 |
| 第四章 消费主义环境下的商业化之路(2002—2014) |
| 第一节 《经典重访》:跨越时空对话的商业与人文考量 |
| 1. 《经典重访》的历史背景及商业人文考量 |
| 2. 《经典重访》的内容选择 |
| 3. 《经典重访》的重访策略 |
| 4. 《经典重访》的收视率及传播效果 |
| 第二节 消费历史档案资料栏目纪录片的创作及传播 |
| 1. 从《星期五档案》到《档案》 |
| 2. 利用老上海档案的独特性打造品牌效应 |
| 3. 《档案》栏目纪录片创作特色及传播效果 |
| 第三节 消费历史名人栏目纪录片的创作及传播 |
| 1. 《大师》栏目的人文精神及文化品位 |
| 2. 《大师》作品的传播影响力实证研究 |
| 第四节 构建领风气之先的商业化运作平台 |
| 1. 《东方全纪录》的商业化运作及效果 |
| 2. 《上海100》:与自己相遇的上海新时代城市纪录片 |
| 第五节 适应消费主义环境的纪录片创作管理改革 |
| 1. 拓展纪录片认识,丰富频道栏目 |
| 2. 实行制播分离,效率效益考核和增加自制纪录片 |
|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的纪实坚守与创新发展(2014—2017) |
| 第一节 坚守纪实精神及当代创新 |
| 1. 《急诊室故事》:涉及敏感题材与谨守客观真实 |
| 2. 《人间世》:主体选择与纪实精神高度融合的创新成功 |
| 第二节 强化国际合作与品牌营销 |
| 1. 《横穿美利坚》项目的创新意义与摄制策略 |
| 2. 国际性、广告性、审美性和纪实性融为一体的创作及传播效果 |
| 第三节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
| 1.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与上海纪录片创作及传播 |
| 2. 《海上丝绸之路》的上海表达及传播影响 |
| 3. 其他融入或配合“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上海纪录片的创作及传播 |
| 第四节 全媒体时代上海纪录片的创新发展 |
| 1. 全媒体时代上海纪录片的管理机制创新 |
| 2. 全媒体时代上海纪录片的网络化生存 |
| 结语:上海纪录片的宏观回溯及前景展望 |
| 第一节 新时期上海纪录片发展宏观回溯 |
| 1. 平民生活的人文表达 |
| 2. 创新纪实的海派表达 |
| 第二节 新时代上海纪录片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中国主题出版研究（2003-2016年）（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本研究创新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2 主题出版:内涵、特征及意义 |
| 2.1 主题出版的内涵与特征 |
| 2.1.1 主题出版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主题出版的特征 |
| 2.1.3 主题出版的类型 |
| 2.1.4 主题出版与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的关系 |
| 2.2 主题出版活动的历史 |
| 2.2.1 人类文明史中的主题出版活动 |
| 2.2.2 中国历史中的主题出版活动 |
| 2.3 主题出版的功能和意义 |
| 2.3.1 主题出版体现了思想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 |
| 2.3.2 主题出版对党的事业发展不可或缺 |
| 2.3.3 主题出版肩负着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使命 |
| 3 中国主题出版的现状、经验与规律 |
| 3.1 中国主题出版的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主题出版的初始期(2003-2006年) |
| 3.1.2 中国主题出版的成长期(2007-2012年) |
| 3.1.3 中国主题出版的快速发展期(2013-2016年) |
| 3.2 中国主题出版的经验 |
| 3.2.1 政府管理层面的主题出版经验 |
| 3.2.2 行业层面的主题出版经验 |
| 3.2.3 企业层面的主题出版经验 |
| 3.2.4 市场层面的主题出版经验 |
| 3.3 主题出版的规律 |
| 3.3.1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发展规律 |
| 3.3.2 “有为”在前、“无为”在后的发展规律 |
| 3.3.3 与精品出版的融合发展规律 |
| 4 中国主题出版面临的挑战 |
| 4.1 主题出版面临的挑战 |
| 4.1.1 挑战之一:面临数量规模与质量的矛盾 |
| 4.1.2 挑战之二:面临严肃性与大众化的矛盾 |
| 4.1.3 挑战之三:面临时效性与长期性的矛盾 |
| 4.1.4 挑战之四:面临服务政治与服务大局的矛盾 |
| 4.2 主题出版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4.2.1 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不到位 |
| 4.2.2 出版行业管理缺乏引导力 |
| 4.2.3 出版企业缺少发展规划 |
| 4.2.4 主题出版推广工作不当 |
| 4.2.5 读者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
| 5 中国主题出版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
| 5.1 中国主题出版的发展趋势 |
| 5.1.1 政府管理部门的引导方向更加精准 |
| 5.1.2 主题出版的作用指向更加清晰 |
| 5.1.3 泛主题出版对出版机构的驱动作用更明显 |
| 5.1.4 主题出版将与数字出版更加紧密结合 |
| 5.1.5 主题出版的需求侧更加稳定 |
| 5.1.6 主题出版的供给侧更加丰富 |
| 5.1.7 主题出版的影响更加持久广泛 |
| 5.2 中国主题出版的对策建议 |
| 5.2.1 国家管理层面:做好“顶层设计” |
| 5.2.2 出版企业层面:对接国家战略,结合地方特色 |
| 5.2.3 出版科研层面: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
| 6 结论 |
| 7 参考文献 |
| 8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为什么选社会运动? |
| 二、为什么从媒介切入? |
|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
| 四、为什么是太阳花?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运动研究 |
| (一) 集体行为论 |
| (二) 资源动员论 |
| (三) 政治过程论 |
| (四) 政治机会论 |
| (五) 框架建构论 |
| (六) 新社会运动论 |
| (七) 国家与社会运动 |
| (八) 抗争政治 |
| 二、社会运动与媒体 |
| (一)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二)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三) 新旧媒体关系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一) 新媒体研究 |
| (二) 国内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研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分析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过程 |
| (六)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章 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一、中天新闻的“检视”建构 |
| (一) 违法乱纪:霸占“立法院” |
| (二) 政院事件:破坏者形象构建 |
| (三) 政院延续:警察VS学生的双面建构 |
| (四) 凯道游行:负面底色下的褒贬中立 |
| (五) 检视增加:漏洞百出的运动 |
| (六) 暴力因素:对“破坏”的关注与放大 |
| (七) 造神运动:学运领袖的神化与批判 |
| (八) 运动退场:对追责的强调 |
| (九) 服贸协议:多层次说理相挺 |
| (十) 对“中天”的小结 |
| 二、TVBS:流动的框架 |
| (一) 318之夜:狼藉与混乱建构 |
| (二) 框架首转:从质疑到中立 |
| (三) 二次转变:对“占领政院”事件的报道 |
| (四) 逐渐三转:过渡时期的TVBS报道框架 |
| (五) 凯道游行:支持与切割的微妙操作 |
| (六) 框架四转:对立、退场与质疑 |
| (七) 运动退场:话题刺激性炒作 |
| (八) 五转与切割:退场之日与包围中正一 |
| (九) 对警察、服贸议题及花边新闻的特殊报道 |
| (十) 对TVBS的小结 |
| 三、新闻e论坛:对运动空间的实时民粹化展演 |
| (一) 草根视角: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
| (二) 政院之夜:突出警察暴力的实时播报 |
| (三) 凯道之前:支持立场的延续 |
| (四) 330凯道:跟随式直播 |
| (五) 退场前夕:双重标准下的正负建构 |
| (六) 退场之日:确认与升华运动价值 |
| (七) 抗争再起:连接运动框架的正面建构 |
| (八) 运动领袖:平凡化操作框架 |
| (九) 对“新闻e论坛”的小结 |
| 四、黑岛青脸书:运动核心的跟随式“喉舌”框架 |
| (一) 运动初期:实时播报的动员框架 |
| (二) 政院事件:及时切割与声援利用 |
| (三) 凯道前夕:转守为攻 |
| (四) 激情消退:改变策略维持动能 |
| (五) 退场之时:对运动的极尽讴歌 |
| (六) 路过中正一:切割与声援 |
| (七) 运动领袖的“集权”建构和警察“暴力”建构 |
| (八) 对“黑岛青”的小结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动的“战场”:新旧媒体与运动的多面互动 |
| 一、内容层面 |
| (一) 旧媒体上的新媒体 |
| (二) 新媒体上的旧媒体 |
| 二、行动层面 |
| (一) 新旧媒体之间 |
| (二) 新旧媒体与运动之间 |
| 三、“互动”对内容生产的影响 |
| (一) E论坛:徘徊于“游击”与“正轨”之间 |
| (二) 中天:内部高度一致下的组织保证 |
| (三) TVBS:收视率挂帅下的无奈 |
| (四) 黑岛青:随运动阶段变化的内容生产 |
| (五) 作为在场的“新媒体” |
| 四、对媒体与运动的最终讨论 |
| (一) 318夜晚:“没有组织,怎么冲?” |
| (二) 政院事件:内外困境和控制不足下的悲喜剧 |
| (三) 退场转折:330凯道后的衰落 |
| (四) 传统媒体:聚焦、造神、监督和权力集中 |
| (五) 新媒体:根植于运动内部的建设性角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变迁、结构、话语下的太阳花 |
| 一、财团化、贫穷化、少子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二、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 |
| (一) 历史因素及其发展背景 |
| (二)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
| (三) 社会性质与社会运动 |
| (四) “结构”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
|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太阳花 |
| (一) 国族认同焦虑和“反中国因素” |
| (二) 反黑箱服贸的民主诉求 |
| (三) 反自由贸易论述与“泛左”思想 |
| (四) 世代正义与青年参与 |
| (五) 对“话语”与框架建构论的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得出的几点结论 |
| 二、结论基础上的几点讨论 |
| (一) 社会运动发展与媒体的矛盾与困境 |
| (二) 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参与式实践” |
| (三) 关于“媒体悖论”的讨论 |
| (四) 对辩证技术观的呼唤 |
| 三、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讨论 |
| (一) 不同视角下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感 |
| (二) 研究进场和资料获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文献回顾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 |
| 一、时代转换：冷战结束与信息全球化 |
| 二、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空间的变化 |
| 三、国际舆论战：当代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
| 一、什么是国际话语权 |
| 二、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
| 三、当代国际话语权格局 |
| 第三节 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机制 |
| 一、国际话语权与硬实力 |
| 二、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 |
| 三、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力 |
| 四、国际话语权与传播力 |
| 第二章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传播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与国际话语权 |
| 一、国际传播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法则 |
| 第二节 当代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 |
| 一、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
| 二、国际传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
| 三、国际传播的商业化发展趋势 |
| 四、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一、当代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 |
| 二、当代跨国传媒集团出现的原因 |
| 三、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第三章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
|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国际舆论环境发展态势 |
| 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
| 二、“中心-外围”的国际舆论态势 |
| 三、美国的全球舆论战略 |
|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处境 |
| 一、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热点 |
| 二、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西方媒体的塑造 |
| 三、中国国内舆论环境的嬗变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情分析 |
| 一、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题及态度分析 |
| 二、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角及态度分析 |
| 三、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特点 |
| 第四节 国际舆论安全——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战略任务 |
| 一、什么是国际舆论安全 |
| 二、当代中国保障国际舆论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三、谋划国际舆论安全需要认识与处理的四大关系 |
| 四、中国的国际舆论战略 |
| 第四章 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媒体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简介 |
| 一、印刷媒体 |
| 二、国际广播媒体 |
| 三、电视媒体 |
| 四、通讯社 |
| 五、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地位与作用 |
| 一、中国媒体与政府的机制联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体外交实践 |
| 三、当代中国媒体的对外功能及其表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中央领导人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一、邓小平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二、江泽民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三、胡锦涛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第五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什么是议程设置 |
| 一、议程设置的内涵 |
| 二、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议程设置的传播效果 |
| 四、议程设置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说明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三、《中国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中国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三节 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选择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 |
| 三、《中国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四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和变化趋势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 |
| 二、影响中国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中国媒体议程设置存在问题及变化趋势 |
| 第六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力的内涵及评估指标体系 |
| 一、国际传播力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一、从传播基础角度评估媒体的国际传播力 |
| 二、从信息生产力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三、从传媒产业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存在的问题 |
| 三、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的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第一节 什么是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一、媒体国际影响力的内涵 |
| 二、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一、从受众接触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二、从国际公信力角度评估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三、从媒体开放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三、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存在问题 |
| 四、制约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第八章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传媒集团 |
| 第一节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一、战略目标和任务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
| 第二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步骤 |
| 一、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工作原则 |
| 三、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步骤 |
| 第三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布局 |
| 一、中央级媒体通过国家的力量大力扩张，形成跨国超级媒体群 |
| 二、非中央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联合重组形成庞大传媒集团群 |
| 第四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手段 |
| 一、传媒体制机制改革 |
| 二、传媒转变增长方式 |
| 三、传媒“引进来” |
| 四、传媒“走出去”——如何进行海外并购 |
| 第五节 完善政府保障服务职能 |
|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统筹协调能力 |
| 二、加强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
| 四、实施人才工程 |
| 五、提供技术支撑 |
| 六、开展战略研究 |
| 第九章 跨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如何增强国际传播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
| 第一节 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理念和思想 |
| 一、牢固树立以国际公信力取胜的国际传播理念 |
| 二、“以我为主”的传播原则与受众“针对性”相结合 |
| 三、新闻传播的专业性与中国视角的特殊性相结合 |
| 四、传播的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趋势相结合 |
| 五、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结合 |
| 第二节 国际传播对象、路径的选择 |
| 一、国际传播对象的选择与确定 |
| 二、“先国内、后周边、再国际”的国际传播路径 |
| 第三节 创新国际传播内容 |
| 一、新闻报道题材的创新 |
| 二、新闻报道视角的创新 |
| 三、新闻报道基调的创新 |
| 四、新闻报道形态的创新 |
| 五、新闻报道风格的创新 |
| 第四节 改进国际传播方式 |
| 一、首发报道、现场报道、独家报道 |
| 二、运动式传播与常态式传播 |
| 三、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 |
| 第五节 整合各种国际传播渠道 |
| 一、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相配合 |
| 二、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 |
| 三、政府媒体与市场媒体相配合 |
| 四、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相配合 |
| 第六节 改革传播体制机制 |
| 一、加强媒体传播自主权 |
| 二、完善传媒报道机制 |
| 三、危机时期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研究（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党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缘起 |
| 二、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框架和方法 |
| 五、本选题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1章 党早期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
| 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论述 |
| 1.1.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阐述 |
| 1.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述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
| 1.2 党早期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实践 |
| 1.2.1 大革命时期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1.2.2 土地革命时期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第2章 抗日战争时期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2.1 党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
| 2.1.1 国内基本形势 |
| 2.1.2 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基本情况 |
| 2.2 党对自己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教育内容 |
| 2.2.1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教育 |
| 2.2.2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 |
| 2.2.3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教育 |
| 2.2.4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对敌宣传教育 |
| 2.3 党对其他媒体记者的教育 |
| 2.3.1 党对中立媒体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2.3.2 党对国民党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2.3.3 党对外国记者的教育 |
| 第3章 解放战争时期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教育 |
| 3.1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背景 |
| 3.1.1 国内基本形势 |
| 3.1.2 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基本情况 |
| 3.2 党对新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3.2.1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教育 |
| 3.2.2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 |
| 3.2.3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教育 |
| 第4章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业务教育 |
| 4.1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业务教育 |
| 4.1.1 新闻工作者要重视调查研究 |
| 4.1.2 宣传报道要重视树立典型 |
| 4.1.3 走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路线 |
| 4.1.4 倡导生动活泼的新闻文风 |
| 4.2 党对新闻工作者自身素质教育 |
| 4.2.1 要当社会活动家 |
| 4.2.2 知识面要广博，加强业务学习 |
| 第5章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方法及载体 |
| 5.1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方法 |
| 5.1.1 带头示范法 |
| 5.1.2 理论灌输法 |
| 5.1.3 疏导教育法 |
| 5.1.4 激励教育法 |
| 5.1.5 典型教育法 |
| 5.2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载体 |
| 5.2.1 谈话载体 |
| 5.2.2 活动载体 |
| 5.2.3 文化载体 |
| 5.2.4 大众传媒载体 |
| 第6章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经验、教训和作用 |
| 6.1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基本经验 |
| 6.1.1 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
| 6.1.2 新闻工作者要当好人民的耳目喉舌 |
| 6.1.3 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
| 6.1.4 新闻宣传要讲究策略和艺术 |
| 6.1.5 新闻工作者应保持艰苦奋斗精神 |
| 6.2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历史教训 |
| 6.2.1 必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 |
| 6.2.2 注意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 |
| 6.2.3 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关系，防止片面性 |
| 6.2.4 必须做到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与时俱进 |
| 6.3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作用及启示 |
| 6.3.1 党对新闻工作者教育的作用 |
| 6.3.2 对当今新闻工作者教育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四、编采人员应有语言敏感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D]. 余皓洁. 湘潭大学, 2020
- [2]《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3]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4]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5]基于数字化时代下报纸新闻编辑工作分析[J]. 弭尧. 传播力研究, 2018(27)
- [6]上海纪录片研究（1980-2017）[D]. 黄新炎. 苏州大学, 2018(01)
- [7]中国主题出版研究（2003-2016年）[D]. 李建红. 武汉大学, 2017(01)
- [8]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
- [9]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10]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研究（1937-1949）[D]. 王彦堂. 吉林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