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以事记人”的方法比较

一、《史记》、《汉书》“以事写人”方法的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马蓬勃^[1]（2021）在《《史记》列传编纂结构与书法》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以《史记》列传作为研究对象,以《史记》列传的编纂结构与书法作为分析角度,探寻司马迁的撰作思想与方法。并通过七十列传,解析和把握其中的史事、史文、史法、史意之间的关。进而借鉴历史编纂学经验,可以指导和服务于具体的历史编纂的目的。本文拟从四个部分对于《史记》列传编纂结构与书法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点明纪传体史记所蕴含的重人事,诸种体例相系相维的综合叙述历史以及究天人,通古今,考终始,辨兴衰的编纂宗旨的基本观念。第二部分,将《史记》七十列传以编纂结构角度分为专传、合传、附传与类传,并且探寻篇目排列的内在逻辑与编纂意图。第三部分,对列传的语言表述、史实选择、评价、详略、于叙事中论断的书法进行举例和阐述。第四部分,分析编纂结构与书法之下所体现的撰作目的,以及结合司马迁自身遭遇的情感体现,与《史记》列传中所反映的具体社会历史思想的思想成因。《史记》五种体例相互配合,各尽其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反映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全貌。相对于本纪这一提挈全书的历史主要体例而言,七十列传起着补充和具体解释说明的作用。探寻列传中主体所展现司马迁的意绪情感和历史认识对象之间的处理;理性和感性的结合方式;史料取舍、着作方法、原则与目的;以及反映的历史过程及趋势的认识方法论,以及人事记述和评价所承载的思想观念。这对于具体体会和理解司马迁的撰作思想和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肖^[2]（2020）在《杨慎《史记》评点研究》文中提出杨慎学识渊博,着述宏硕。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就显着,自成格调,在史学批评上也极有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对《史记》《汉书》等史学经典着作的点评,体现了他学贵有疑的史学批评观。本文以杨慎对《史记》的相关评点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对杨慎评点《史记》的背景及内容特色进行分析与研究,以加深了解杨慎在评点学上的成就。绪论首先对杨慎研究现状进行述评,以确定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文章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杨慎对《史记》叙事技巧、语言艺术、历史人物、文段结构的评点等方面论述杨慎在《史记》中的文学批评。第二章通过杨慎对《史记》的评点,并结合杨慎自身的文学观念及史学观念,从他主张博通经史、赞美太史公严谨公正两方面去论述杨慎在《史记》的相关评点中中体现出的的史学批评。第三章主要从文献的角度对杨慎的评点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整理和分析,将杨慎的评点大致划分为考证及注释两大部分,从字音字义、地名人名的注释,对历史事件、文献来源的考证等方面论述杨慎在“明音义、重考证”中的具体表现。并对杨慎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简要的概括,从他开明代实证之风,影响后世,到他在音韵学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对杨慎学术研究中还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与探讨。

潘建国^[3]（2019）在《《搜神记》的形成:以前代故事文本辑采为例》文中提出《搜神记》是魏晋时期一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志怪小说集,在其形成过程中,作者对于前代志怪故事文本的辑采,发挥了重要作用。干宝借助观念转变,打破"征""应"关联,释放出史志《五行志》中丰富的志怪故事资源,实现了五行灾异书写的世俗化与小说化;又通过文体转换,从《风俗通义》等先秦两汉典籍中剥离出数量可观的志怪故事,改造为独立的志怪小说;还将《列异传》中的诸多篇目直接搬入《搜神记》,确立为志怪小说的样本,并借鉴其情节类型及叙事笔法,模拟创作了若干新作品。可以说,干宝正是综合利用来自不同面向的志怪故事文本资源,复又汇聚采集自民间故老的志怪故事口传资源,熔冶编创出煌煌三十卷的《搜神记》,完成了其关于那个"张皇鬼神,称灵道异"时代的生动书写。

罗玉瑶^[4]（2019）在《王恽散文研究》文中认为王恽是元初北方颇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处于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面临着朝政更迭、道德重塑、文化碰撞、学术转型等诸多现实问题。王恽的散文不仅是他个人仕宦经历的书写,亦承载着他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构想与规划,传递着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主张和看法。本文以王恽的散文为研究对象,分为四个章节,从成长背景、经世思想、散文理论、艺术特色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考察王恽成长的文化背景与学源师承关系。首先,王恽生活的汲县有着明秀的山水、厚重的风俗文化积淀,不仅养成了他热爱自然与嗜古的天性、对忠义节行的向往,还化育出平和畅达的人生观。其次,王恽父祖虽出身田垄或掾吏,但都不安于现状,嗜书好学,形成重读书、重儒术的家族文化,为王恽博览经史、积累学识提供了良好条件。最后,王恽早年求学苏门,开始接受理学,从而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他亲承王磐、姚枢、元好问等名儒指教,于诗文、书法、经世之学皆有涉猎,逐步培养了文学与理学兼具的素养,对他文学观念的形成及诗文写作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意在探讨王恽散文中的用世思想。王恽作为颇有才干的政治家,积极参与朝政建设,他对元初立法、用士、选官、道德教化以及宗教发展都有诸多自己的看法。他对立法定制、贵士用士以及选官途径的建议,彰显了北方儒士为元初社会重建所做的努力。他对兴修庙学、圣人之道以及忠孝仁义的宣扬,体现了儒学发展困境中文人自觉的卫道意识。而他对太一教文化的留存与阐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道教与儒家精神的融合。第三章,主要分析王恽的散文理论。将它置于理学与元初北方学术的背景下考察,明确在文道融合的趋势下王恽所具有的“文道并重”、“理与气具”的散文本体思想。他又以此为基础,将“自得”作为散文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求作家精研全经全史作为学问根基,讲求理明辞约,实现文章内容、情感与语言、形式的和谐统一。理学的滋养促成了王恽对平淡涵蓄、雍容不迫散文风格的追求,而出于振励衰懦、传承文脉的现实需要,他也表现出对气盛雄文的赞扬,由此形成王恽较为完整的散文理论体系。第四章,是对王恽散文艺术特色的分析。对王恽“雄拔醇雅”的散文艺术风格做出具体阐释,明确其散文具有气格雄拔与醇正典雅等多种审美特质。进而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他的论说体散文采用了巧设譬喻、先破后立、设辞问答的艺术手法;他的传记体散文不仅以事写人、剪裁有法,而且能够多角度描写、叙议结合;他的杂记体散文尤其山水游记笔致曲折,长于写景,在时人通篇阐发经学道义、议论说理的杂记中别具一格,自有清新健朗、自然和婉之态。

陈媛^[5]（2018）在《元遗山碑志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历经章、卫、宣、哀四朝,见证了金由盛而衰的全过程。金亡,遗山不能身兼史职,转以金石存史。遗山集中人物碑志众多,纵横驰骋,有例有法,可考金末史事。绪论部分综述古今文献,与遗山有关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诗词和诗论两方面,散文的研究相对寥落,作为遗山文集中比例最大的碑志文,其如何会通文史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第一章在论述碑志定义、源流与骈、散碑志体制的基础上总结遗山碑文的体制特点。遗山延续韩、柳以古文作碑志的传统,其碑志体例更为稳定,有序有铭,序传布局灵活,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铭文多变化,呈现出雄赡宏雅的风格。第二章以贞佑南迁、汴梁沦陷、晚年返乡为节点,考察其人生经历转变与创作重心的转移,以期更好地知人论世。遗山早年碑志以展现人物风神与德业为主,壬辰之后金势衰微,遗山提出“以碑存史”之说,增加史实书写的含量。晚年四方碑版铭志,尽趋其门,深沉悲壮的鸿篇巨作与婉转有致的传奇短文皆备,达到其碑志成就的最高峰。第三章为史传文与遗山碑志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遗山以寄寓褒贬、以类相从、记录人物言论及宏观勾勒与细节描写相结合的史传笔法作碑志,使之脱离褒美饰终之礼文的桎梏。另一方面,遗山以人物碑志存当代史料,再现金末婢宠擅朝士风衰颓、科举取士止于词章与屡次伐宋内外困乏的末世之景,以征兴废、论成败,寄寓深沉幽愤的故国之思。第四章在以韩愈、欧阳修为纵,赵秉文、王若虚为横的碑志坐标系里,探讨遗山碑志的地位与价值。遗山吸收前人在文学理论和碑志创作方面的成果,重视描摹人物性情、善于剪裁叙事、铺写时代背景,多惊警之论。进而沿着韩欧以史笔作碑的道路,在金元鼎革、政治晦暗之际坚持实录,发扬春秋“彰善瘅恶”之精神,故能变故作新,自成一家。遗山才力沉雄,以碑为史,卓然特立。其碑志跌宕淋漓、表征盛衰,使这一应用文在艺术性和历史性两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就碑志这一文体来说,欧、苏诸公之后,南宋、金、元三朝无能出其右者。

尉永兵^[6]（2014）在《《汉书》写人艺术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汉书》的史学和文学的成就均有系统研究,但是对《汉书》写人艺术的系统研究却鲜有涉及。本论文的写作旨在通过对于《汉书》写人艺术系统全面的研究,来弥补这方面的欠缺。本论文共分七章,分别论述班固的思想及对《汉书》写人艺术的影响；《汉书》写人的选材、结构、叙事和语言艺术；《史记》和《汉书》写人艺术的异同以及《汉书》写人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本论文特以《汉书》作为研究主体,对于《汉书》的写人艺术分别从选材、结构、叙事和语言四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我们看到《汉书》的写人艺术呈现出了如下特征：首先是在选材上,《汉书》的写人艺术主要表现为四方面,即把尊儒宣汉作为写人选材的指导思想,忠奸观念作为思想道德的评判标准；并且在写人选材上带有较为明显的谶纬神学色彩；在传统写人选材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汉书》写人选材上的全面性和详实性；引文入传也是重要的选材方法。《汉书》的选材特点表现出其写人具有明显的正统观念,人物的评判主要以忠奸相分。在着史上显得更为自觉,在写人上显得更为全面。引文入传的特点在深层次上显示出了以文记事、以文议政和以文代传的功能。其次是在结构上,《汉书》写人的结构脱胎于《汉书》完整闭合的整体结构,具体表现为统为一体、完整闭合的整体风貌,《汉书》的列传则呈现出了类型化的处理手段和模块化的列传结构以及变化多元的具体结构。《汉书》的写人结构表现出了主旨明确、结构统一、首尾圆合、前后呼应和过渡自然的特征,进而在写人艺术上展现出有序、有理、有情、有法的特点。再次是在叙事上,《汉书》的写人艺术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即宏观正统的叙事视角；客观谨严、详赡平实的叙事风格；多重对比的叙事手法。《汉书》的写人叙事特点显示出《汉书》更为关注王朝的兴衰变化与正统的合法嬗变,写人叙事更为谨严客观,个人感情更为隐晦,叙事细节更为准确,时间观念更为自觉,叙事情节更为详尽具体,故事发展更为完整全面。最后是在语言上,《汉书》的写人艺术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特征,即整体风格上的简洁准确,内容上的雅俗共存,形式上的骈散结合。《汉书》的写人语言显示出《汉书》叙事更为严谨清晰,表达方式更为规整有力,表达内容富有气势,刻画人物更为简洁形象,概括总结更为精炼准确。进一步体现出写人语言灵活风趣、生动通俗的一面往往表现在细微之处。内容典雅化和形式骈俪排偶化的倾向使得《汉书》的写人叙事娓娓道来,文章趋于规整,感情表达含蓄。此外,《汉书》的写人艺术在选材、叙事和语言上的特点既为《汉书》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写人艺术奠定了基础,又为《汉书》的写人艺术带来了难以消弭的负面影响。《汉书》以宏观正统为主导的叙述视角,以忠奸观念为代表的价值判断,以引用文章为标识的引文入传,以典雅骈俪为表征的严谨语言,以详赡全面为表现的写人叙事,以谶纬神学为导向的思想主张,使得《汉书》的写人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民间的声音和多元的变化、连贯的思路和表达的流畅,亦缺乏奇谲的个性和生动的形象。《史记》和《汉书》的写入艺术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史记》力求史学着作的真实性和文学着作的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汉书》力求史学着作的真实性为主导而兼顾文学的艺术性。《史记》叙事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铺张扬厉、跌宕起伏和尚奇雄肆,而《汉书》却显得典雅端庄、平实谨严和详赡有体。《史记》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汉书》充满现实主义特色。同时,《汉书》的写人艺术对于后世的史传文学、诗歌、古文、小说和戏剧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语料。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写人艺术特色的形成来源于班固个人思想的四个层面,即经学思想上的尊儒宗经,政治思想上宣汉拥刘和君权神授的结合,史学思想上实录精神与宣汉主旨的融合,文学思想上征实、崇文和尚用的统一。《汉书》的写人艺术便是班固个人思想四个层面在相互影响之下的具体表征,并展现出了其特有的价值与风格。班固个人思想的四个层面对《汉书》写人艺术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而且表现在微观方面。班固个人思想的这四个层面在《汉书》中既相互交融又互相并行,为我们全面解释和分析《汉书》中的诸种现象提供了多重角度和理论依据。

朱晶晶^[7]（2014）在《明清《史记》评点研究 ——以程馀庆《史记集说》为例》文中指出在明清众多《史记》评点着作中,本人选取《史记集说》作为主要分析论述的对象。《史记集说》是清代学者程馀庆历经十多年艰辛研读的集大成之作,其所录文章参照了《史记评注》、《史记评林》、《史记测议》、《史记论文》等着述,集诸家之言,独具特色,对阅读、研究《史记》很有启发。程馀庆是清代一位非常刻苦、知识渊博的读书人,他对先秦古籍非常了解,尤其是史部书籍。有时他还把《史记》与《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书进行对比评点。他的《史记集说》具有文字校勘精确少误、断句准确而切近原义、集百家之说于一书的注释、品评之语有见识有文采、详备收录集说与眉批等特点,极富学术价值。但是目前对《史记集说》的研究却几乎还是空白,本论文拟以程馀庆《史记集说》为例,对明清《史记》评点进行研究。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简单梳理明清两代对《史记》进行论述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引出程馀庆的《史记集说》。第一部分对明清《史记》评点的写人艺术进行论述。古代传记文学在司马迁手中开始,又在司马迁手中成熟并达到高峰,《史记》巨大的写人成就,明代茅坤诸人已有所认识,但对司马迁写人艺术之研究,惟至有清才得以深入。这部分主要从主宾关系、人物语言、人物心理和人物典型四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第二部分是对明清《史记》评点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研究。《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之伟大里程碑,在中国叙事史上,司马迁首变先秦以来的叙事角度,第一次以写人为中心,以人带事,为后世叙事文学之发展,为小说、戏曲类叙事文学之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司马迁创立的多种叙事法成为后世学习之典范。但中国叙事学研究却远滞后于叙事行为的实际发展,可喜的是明清评点家笔下,终于出现了探求叙事规则的趋势。《史记集说》结合史文,汇集发明史公叙事笔法,探寻《史记》之叙事成就,主要包括文章“眼目”与“合传法”两块内容。第三部分对明清《史记》评点的其他内容进行分析,主要从《史记集说》中的评“太史公曰”和评十表为主要内容。

李艳^[8]（2013）在《论新世纪《汉书》文学研究状况及其存在问题》文中指出《汉书》文学研究相比前代,在新世纪显得较为活跃,既有对《汉书》文学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其具体篇章的文学研究,还有与其它作品的对比研究。然而,与《史记》文学研究相比,尽管出现了对其进行宏观性架构和综合研究的论着,但《汉书》文学研究仍显得稚嫩、单调,甚至重复,对具体篇章的研究也不够广泛而深入。《汉书》文学研究有待于人们对其文学地位的正确认识,而不仅仅是笼罩在《史记》文学研究阴影下的附带研究。

娄欣星^[9]（2013）在《论古代杂传中的类传》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杂传中的类传,绪论部分主要是对古代杂传中类传的国内外研究综述以及研究古代杂传中类传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第一章是对古代杂传中类传的整体概况。主要从类传的创立和定义,古代杂传中类传的数量、特点等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对古代杂传中五种主要类型类传的论述。第二章官吏类传,即以记载官吏这类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传记集。官吏类传数量众多,其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人物选择、材料取舍以及内容体例等三方面。官吏类传不仅记载了众多古代官吏的人物言行和事迹,为后人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可以从各个方面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三章地方类传,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地方类传人物分类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四章方外类传,是专门记载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僧侣、道士或世俗教徒事迹的一种传记形式。它产生于魏晋时期,《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僧人类传。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其中以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为代表。两宋以来,民间佛教与居士佛教开始发展起来,清代彭际清《居士传》是居士类传的集成之作。僧人类传在形式上受到史传中的类传的影响,但是在记载内容、思想观念和叙事风格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五章女性类传,以记载能够作为封建礼教忠孝、节义、贞信典范的各个阶层女性事迹为主,其中以贞顺、节义观为女性类传的主要思想内容。自刘向《列女传》首创女性类传开始,历代出现了众多女性类传,其中以皇甫谧《列女传》、解缙《古今列女传》以及刘开、孟涂《广列女传》为代表,这些作品在人物分类、入传标准、材料搜集以及内容记载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写作模式。第六章高士类传,即记载中国古代隐士事迹的类传。自先秦时期儒道两家提出两种隐逸的典范形式起,隐逸文化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成熟期,以及唐宋之后的衰落期,期间出现了众多记载中国古代隐士事迹的高士类传,其中以《圣贤高士传》和《高士传》为代表。高士类传在人物分类、入传标准、材料选取以及记载内容方面都独具特点,并且在立传标准与叙事手法方面与正史中的《隐逸传》存在许多差异。第七章主要阐述的是杂传中类传的意义以及对文学的影响。杂传中的类传,在反映历史时代的深刻性,史学家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以及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影响,表现在文学方面,主要体现为体裁和传人艺术方面,同时传记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描写的故事情节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些素材经过后代文学家的再创造再加工,被赋予了更多的思想价值和内涵,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许峰^[10]（2013）在《先秦时期晏子故事源流论》文中研究表明晏子故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载录，通过对这些典籍进行细致比较，可以发现，晏子故事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在由发生到定型过程中，如同孟姜女故事、牛郎织女故事等民间故事传说那样，晏子故事也经历了一个最初有一个原型，后世不断叠加、不断丰富的层累过程。对《左传》和诸子散文中有关晏子的材料进行细致梳理，对《左传》到《晏子春秋》中晏子故事的发生、流变、定型情况进行考察，不仅可以了解晏子故事层累过程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作品中晏子故事这一重要文学母题形成之初的基本状况，而且对今后同类问题的研究也会有一定借鉴意义。分五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将晏子故事的流变置于先秦时期的历史进程中作历时性的考察的目的和意义，概括了论题的研究现状，提出论文写作的基本设想。第二部分，论述《左传》中的晏子故事。《左传》作为信史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的晏子故事和形象，通过对《左传》中晏子故事的研究和分析，探讨晏子的政治思想和儒家思想，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晏子。第三部分，论述先秦诸子中的晏子故事。通过对《左传》和先秦诸子中晏子故事的比较分析，说明晏子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已被改造。第四部分，论述《晏子春秋》的成书情况。《晏子春秋》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是晏子故事的集成。通过比较晏子故事在《晏子春秋》、《左传》及诸子中的异同，论证《晏子春秋》是由信史与民间传说融合而成，从而进一步探讨晏子故事的流传与演变情况。在这部分中，还对《晏子春秋》的文体作了详细辨析，认为《晏子春秋》其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第五部分，论述晏子故事与齐国文化的关系。晏子故事一方面以晏子相齐的史实为依据，一方面又融合了齐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因而呈现出有异于其它诸子散文的特点。本章以《晏子春秋》为蓝本，从晏子故事与齐国文化的关系出发，探讨晏子故事产生的文化背景。

二、《史记》、《汉书》“以事写人”方法的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记》、《汉书》“以事写人”方法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史记》列传编纂结构与书法（论文提纲范文）

（2）杨慎《史记》评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搜神记》的形成:以前代故事文本辑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王恽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元遗山碑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书》写人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史记》评点研究 ——以程馀庆《史记集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论新世纪《汉书》文学研究状况及其存在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9）论古代杂传中的类传（论文提纲范文）

（10）先秦时期晏子故事源流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史记》、《汉书》“以事写人”方法的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史记》列传编纂结构与书法[D]. 马蓬勃.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杨慎《史记》评点研究[D]. 王肖. 湘潭大学, 2020(02)
• [3]《搜神记》的形成:以前代故事文本辑采为例[J]. 潘建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9(04)
• [4]王恽散文研究[D]. 罗玉瑶.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元遗山碑志文研究[D]. 陈媛. 兰州大学, 2018(11)
• [6]《汉书》写人艺术研究[D]. 尉永兵. 山东大学, 2014(01)
• [7]明清《史记》评点研究 ——以程馀庆《史记集说》为例[D]. 朱晶晶. 浙江师范大学, 2014(02)
• [8]论新世纪《汉书》文学研究状况及其存在问题[J]. 李艳.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3(08)
• [9]论古代杂传中的类传[D]. 娄欣星. 浙江师范大学, 2013(04)
• [10]先秦时期晏子故事源流论[D]. 许峰. 广西师范学院, 2013(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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