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网络的哲学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谭艳玲[1](2021)在《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中认为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生产劳动发挥着决定作用并主导其他劳动形式。这种发挥着决定作用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普照的光”,不仅将同时期的其他一切生产劳动的光彩掩盖而尽,而且也改造着一切存在物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时代。由此,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跃进。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数字技术催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在数字劳动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能根除的“诅咒”及其不能根治的“绝症”再次凸显。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如何理解和把握数字劳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独有的理论视角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为此,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寻找充足并合理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怎样有效地回应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争论,也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开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理论叙事的关键。在展开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如何定义劳动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古希腊时期作为“创制活动”的生产劳动以及中世纪作为“宗教救赎”的生产劳动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不是每个人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而仅仅是低层次的人和奴隶应该承担的任务,劳动的潜力还没有散发出来,人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的生产劳动更多表现为被迫的活动。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劳动的地位才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劳动分工自古有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斯密第一次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黑格尔第一次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劳动才得以进入哲学研究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非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根源。德国古典哲学又把劳动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不能把握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整合了斯密的“一般劳动”和黑格尔的“抽象劳动”形成了解剖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雇佣劳动”。马克思不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接触和理解现实,而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对现实的分析和把握。通过梳理和解读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及资本主义早期哲学家们关于劳动思想的演变,论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数字劳动的分析和解读,再次确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时间与空间不仅是人存在方式的基本规定,也是把握劳动尤其是数字劳动的关键维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时间与空间同样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他始终把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考察置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由此,基于哈特与奈格里以及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现状的把握,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过现实来认清数字资本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所呈现的新样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时间统治。资本积累的内在本性决定了资本不仅要夺取世界市场而且还要用时间消灭空间。在数字资本时代,数字资本对时间和空间的同质化控制,仍然是对现实宰制和剥削的唯一尺度。不论资本主义在当下如何数字化、虚体化,要摆脱数字资本逻辑技术上的控制,摆脱其对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我们就需要面向资本本身来认清数字资本逻辑为我们创造的和平和平等假象并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数字劳动的“数字”外衣以及“劳动”本质的揭示,不仅发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也找到了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探求“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路径。数字资本成为了当代新的“理性”和统治一切的霸权。在当下的数字资本时代,要瓦解资本逻辑,就要分析数字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揭示数字资本逻辑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发展趋势,在数字资本私有化的所有权这一根基处进行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锁匙,解决资本与劳动分立的根本关键在于消灭私有制。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沿袭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根除的“诅咒”和“绝症”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代翻版。通过对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真实地把握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存在问题。拜物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线索之一,它比“异化”理论更能深刻透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颠倒之“怪现状”。传统哲学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了人在“非神圣形象”——商品、货币、资本——中的自我异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资本主义跃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又陷入了新的“非神圣形象”——再异化——数字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消解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证明了其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消解新的“非神圣形象”——“数字”中的自我异化,也就是“非神圣形象”中异化的再异化,是我们推进数字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根据。只有通过数字拜物教批判,工人阶级才能透过“拜物教”的迷雾看到自己自由解放的曙光。换而言之,要实现数字拜物教的根除就是要实现数字劳动的解放,由此才能使人在数字资本时代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实现感性丰富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自由个性的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其本身也内涵了“改变世界”的现实要求。哈特与奈格里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叙事模式,囿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思考如何解决数字劳动剥削和异化的问题,他们只关注了人本身,没有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比之下,福克斯提出的“公有的互联网”能部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不能在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两派学者都忽视了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构想的关键立脚点实际是回到“社会化的人类”。回到“社会化的人类”是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社会化的人类”都是共同协作和构建的关系共同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构建大数据共享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就是要构建生产资料“数据”共享基础上的共同体。由此才能打破数据垄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劳动,完成人的真正解放。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一生兢兢业业的事业,也是马克思孜孜不倦的“未竟之业”,对数字劳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恒[2](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王慧[3](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连婉廷[4](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研究说明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朱鸿亮[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侯宪利[6](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薛峰[7](2020)在《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人工智能热议不断。除去直接现实原因外,人工智能热潮背后暗含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人工智能是一个历史生成的概念,它首先发轫于古代追求劳动解放的美好夙愿,生长于近代关于身心问题的哲学之辩,实现于现代“图灵测试”的可操作化标准,“后图灵测试”时代人工智能曲折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的发展也会经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辩证过程。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目前在问题求解、模式识别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符号主义、行为主义和联结主义三种研究范式之间哲学理念的转换,启示我们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须依赖三种范式的互相融合。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革命性体现在其将劳动理解为实践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创建。“智能劳动”同属马克思劳动理论所关涉范畴之内。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都符合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劳动理论时代性展现在其内含的肯定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维度,这也是我们能够将其与人工智能现实对接的理论基础。作为时代产物的人工智能,其仍属于人类“对象性活动产物”这一物质范畴。人工智能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又具有人类劳动产物的普遍性特征。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按时间维度可分为短期、中期和远期,按空间维度可从主体(劳动者)、中介(人工智能技术)和客体(人类社会)三个方面来解析。如何运用劳动逻辑应对人工智能挑战,将是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智能时代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从劳动本体论看,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劳动在人类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从劳动价值论看,人工智能技术下催生的“智能经济”与“智能劳动”对传统劳动理论的阐释提出新的要求;从劳动幸福论来看,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的劳动解放、人的劳动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回应表明人工智能本质依然符合马克思劳动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从生产力来说,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变革劳动者的思维方式,使作为劳动工具的人工智能获得有限的自主性,更拓展了人类劳动对象的时空范围;从生产关系来说,人工智能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合理,劳动者地位趋向平等,同时也会推动财富分配方式的转变。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历史和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人工智能自身面临哲学悖论的解决在于以马克思劳动理论视角为指导,以人类劳动的现实存在为基础。未来人工智能与人类将会组成新的“人机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劳动理论将指导我们处理“后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机关系。
尹秀娟[8](2020)在《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与现实社会并存的虚拟社会,一方面承载了现实社会的部分矛盾,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困境和窘迫;另一方面也相对地独立于现实社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了形成了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等特点。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新拓展,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虚拟社会内部矛盾等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主要思想,选取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在虚拟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展研究,显然是对这一背景下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自然回应。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虚拟社会生产资料的改变对生产方式的影响、虚拟社会实践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虚拟劳动对虚拟主体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主要框架,以虚拟社会从萌芽、现阶段发展及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情况作为暗线,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引领,研究了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主体对异化的扬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未来虚拟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同时分章节地集中探讨了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虚拟社会的本质及主要特征问题、虚拟生存的价值及人类虚拟生存困境问题、虚拟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异化问题、虚拟社会中虚拟主体异化的扬弃问题、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心智发展、数字劳动及人的进一步解放等问题。基于案例分析和互联网产业前景判断,在对“虚拟”条分缕析过程中,明确了虚拟社会形成的基础与条件,指出了虚拟社会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规则外,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用数字化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虚拟表述,是人类自身需要的技术表达。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中,还没有寻求到调节虚拟需要和现实需要矛盾的平衡机制,导致了主体发展必须面临的哲学困境、主体发展所陷入的时空困境、主体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主体发展中的虚拟生存困境,进而产生了个体主体在虚拟社会的异化。个体在虚拟社会中异化的同时,也凸显出个体对虚拟生存的需要,彰显了虚拟生存的意义。扬弃虚拟生存中的出现的主体异化不仅需要个体在虚拟生存中强化对虚拟社会基本规则的尊重,也需要通过对虚拟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理环境、的治理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自由。而以人工智能为基本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进人的心智发展,以及互联网共产主义的萌芽,都为人类超越虚拟提供了极大条件,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极大可能。
蒋孝明[9](2019)在《网络人的哲学研究》文中指出网络人是生活在网络媒介环境之中的,主动使用网络并与网络产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塑造关系的,依托网络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来实现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在网络态度、网络心理、网络行为、网络价值等等上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社会群体。网络人兼具“现实的”和“虚拟的”双重身份,并且能够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回地穿梭,不停地转换。网络人的产生与当今人类媒介变革有着莫大的关联。历史上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空前地提升了人类传播的能力,丰富和完善了人类传播的体系,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时至今日,互联网作为一种最新型的媒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它广泛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结构之内,深度地融合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开启了属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类信息文明的历史新纪元。互联网不仅使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人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连人的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特征等等也都随之发生改变。毋庸置疑,互联网对人的生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正以一种难以抗拒的强大力量全面地改变着人、塑造着人。由此,便催生出了网络人这种新兴的社会群体。当前,互联网正以日新月异地方式飞速向前发展,人与网络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构建也还在不断地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提出网络人概念并运用哲学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网络人的相关问题,就是希望通过阐明网络人生成的原因、考察网络人生存的状态、探索网络人发展的动力、揭示网络人发展的规律、反思网络人的异化、提出培育网络人的对策;从而让当今的网络人自己认清自己的生存境遇,自己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本文正文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第一章,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人对网络媒介的依赖是网络人生成的必要条件。通过梳理人类媒介形态的历史变迁,揭示每种媒介形态对人和社会的积极作用;通过考察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指出当前人们的媒介依赖已经全面向网络依赖转向;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原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来论证网络依赖促使网络人的生成。对网络人概念下定义,并归纳网络人的身份特征和行为特点。第二章,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依托于现代高新网络信息技术,网络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化生存方式。在网络化生存下,网络人收获了源于现实但又超越现实的另类的生存体验。通过界定网络化生存的性质,明确指出网络化生存具有二重性。运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网络化生存下主体与客体的状况、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变化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并对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做出三个阶段上的形态划分。第三章,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网络为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推动现实网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场域和新的动力。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框架,分析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发展;说明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指出在有利的网络条件的推动下,网络人能够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更加迈进一步。第四章,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从实然状态来看,网络人的发展不是无代价的提升,而往往是伴随着高度异化的发展。通过概念辨析和现象描述来厘清异化、网络异化以及网络人异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的异化。归纳网络人异化的种种外在表现,进而指出网络人的发展还面临着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困境,并对网络人的异化进行严肃而深刻地反思。第五章,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网络虽然没有边疆地域之别和国界之分,但是网络人却是有国家、民族、地域等具体归属性特征的。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网络技术、教育水平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对网络人的培育必须要具有中国特色。从个体、群体、类三个层面,提出了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对策。
杨殿锋[10](2019)在《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探讨当代社会视域下,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反面影响,探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出的学说建构和理论解答,考究西方社会关注人的发展、其学术影响具有典型性的学者针对这一论题给出的思考和破解路径,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此提供的有益启示,通过这几个方面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使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相关问题能有一个较为前位的明晰、解答和讨论。论文整体进路上,采取正反合的路线,分别从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抑制作用和问题的克服路径方面完成论文的阐述与铺陈。问题和靶向上,着重思考和解答当代科学技术是如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又是如何影响和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西方学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分别就破解此问题给出哪些有益启迪,通过对这些问题力所能及的思考和研究,以期对这一论题的学术探讨能有所裨益。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力和实践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科学技术的内涵、外延、角色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梳理性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确立的未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最终形成这个整体性概念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都对其给予内涵拓展,这些内容应当对马克思确立这一完整概念具有一定影响,需要对其进行线条性研究;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它们之间应当具有内在耦合的同一性关系,需要进行探讨性研究,从而为整个论文的展开和铺陈提供概念、背景和立论基础。马克思十分注重自然科学领域的每项新进展对其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这是这篇论文探究科学技术作用的重要方法论指导。当代社会展现出科学技术门类众多、发展迅猛、成果丰硕的特点,从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革命、生命科学革命、能源和环境科学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五个方面,精细撷选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无人驾驶、3D打印、克隆技术、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生态科学等十余项具有代表性、革命性的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分别探讨其对于丰富人的物质生活、拓展人的交往空间、变革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构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新表象,特别是呈现出的技术融合、颠覆性影响、社会大变革等新特征,研究和探明当代科学技术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何种方式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难点在于以哲学的视角洞察最新技术成果所产生的正向作用,而非一般性探讨科学技术的相关意义。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即异化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需要在学术层面展开不间断地研究和讨论,这对于形成相对浓厚的科学文化氛围、进而培厚科学人文精神应该具有积极作用,这是撰写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思考。论文试图从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着眼于问题的存在、表象、特征、根源等方面对科学技术异化进行探索性思考和研究,以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研究考量与思路建构;着眼于每个方面,从概念辨析、哲学渊源、现实状况、学术思考等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从历史、文化、道德、伦理、观念等视角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使研究建立在尽可能浑厚的学理基础上,尽力探明这一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难题所涉及的相关方面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经典作家,对于科学技术作为“一门学科”和它的革命杠杆作用进行的具有理论原点意义的独创性研究,特别是为人类确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勾画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论文的整个论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论域下的研究内容,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学说中寻求理论原点上的发现和启示,重点突出其对科学技术异化、劳动异化、人的解放、真正的共同体等内容的理论研究,以期从整体脉络和理论进路上对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有较为独立的思考,并使这一论题所欲探讨、评析和解答的问题有一结论式的回应。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相对较早、形成思想较为系统、给出答案较为丰富,需要撷取代表性强的流派和学者,对他们立论的出发点、给出的突破点、存在的褊狭点予以探寻和研究,以探讨他们对于科学技术异化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给出怎样的回应、哪些有益的启迪以及存在哪些共同缺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诸多精华,其哲理对于消解与科学技术异化有关的全球性纷争、生态环境破坏、能源资源紧缺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与治理意义,需加以阐发并提供启示性见解。
二、关于网络的哲学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网络的哲学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附件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1 数字劳动批判的研究背景 |
2 数字劳动批判的研究现状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3 数字劳动批判的研究思路 |
3.1 研究框架 |
3.2 创新维度 |
第1章 数字劳动的理论溯源 |
1.1 “创制活动”与“救赎劳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形态 |
1.1.1 古希腊作为“创制活动”的生产劳动 |
1.1.2 中世纪作为“宗教救赎”的生产劳动 |
1.2 雇佣劳动: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形态 |
1.2.1 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一般劳动” |
1.2.2 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的“精神劳动” |
1.2.3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雇佣劳动” |
1.3 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新形态 |
1.3.1 作为“非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 |
1.3.2 作为“物质劳动”的数字劳动 |
第2章 从“时间”到“空间”:数字劳动批判的现实表征 |
2.1 数字劳动的时间维度批判 |
2.1.1 从“时间资本化”到“资本时间化” |
2.1.2 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 |
2.1.3 时间加速:用时间消灭空间 |
2.2 数字劳动的空间维度批判 |
2.2.1 从“实体空间”到“虚体空间” |
2.2.2 从“工厂社会化”到“社会工厂化” |
2.2.3 从“空间资本化”到“资本空间化” |
第3章 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澄明:数字劳动批判的本质内涵 |
3.1 数字劳动的“一体两面” |
3.1.1 数字劳动的“数字”奥秘 |
3.1.2 数字劳动的“劳动”根基 |
3.2 数字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重建: |
3.2.1 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资本对劳动的掌控 |
3.2.2 不在场的在场:从抽象到具体 |
3.3 数字劳动批判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瓦解 |
3.3.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天然私有制” |
3.3.2 德国古典哲学对私有制的庇护 |
3.3.3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瓦解 |
第4章 数字拜物教批判与人的解放:数字劳动批判的理论旨趣 |
4.1 劳动主体的历史演变 |
4.1.1 从“工具”到“帽子” |
4.1.2 从“帽子”到“观念” |
4.1.3 从“观念”到“数据” |
4.2 数字劳动异化的四个面向 |
4.2.1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
4.2.2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 |
4.2.3 数字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
4.2.4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的异化 |
4.3 劳动主体的拜物教批判 |
4.3.1 上帝拜物教批判——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
4.3.2 资本拜物教批判——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
4.3.3 数字拜物教批判——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的再异化 |
第5章 “大数据共享”基础上“真正的共同体”构建:数字劳动批判的现实意义 |
5.1 何为真正的共同体 |
5.1.1 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虚假的共同体”:人以共同体为中心 |
5.1.2 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真正的共同体”:共同体以人为中心 |
5.2 构建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大数据共享共同体” |
5.2.1 大数据共享: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
5.2.2 大数据共享共同体的实质:以人及其数字劳动为中心的关系共同体 |
5.2.3 大数据共享共同体的现实路径:走向“社会化的人类” |
结语: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劳动批判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框架 |
1.3.1 章节安排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2.2.1 研究方法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2.2.6 本节述评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2.3.2 资料收集 |
2.3.3 共词分析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2.3.6 本节述评 |
2.4 文献述评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3.1.2 资料采集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3.2.1 开放式编码 |
3.2.2 主轴式编码 |
3.2.3 选择性编码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3.2.5 本节小结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3.4 本章小结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5.1 调研对象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5.4 结果与讨论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5.5 本章小结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提纲 |
附录2 评估问卷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研究的评析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一)可能的贡献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认识前提 |
一、观念概念的界定 |
(一)观念概念的语义分析 |
(二)观念概念的多学科视角分析 |
(三)观念概念的相似术语辨析 |
二、观念分析的维度 |
(一)观念的结构要素与承载者 |
(二)观念的呈现机制 |
(三)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 |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历史脉络 |
一、政治学中的观念研究传统 |
(一)传统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总体概况 |
(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
二、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衰落 |
(一)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局限 |
(二)新理论范式的兴起与发展 |
(三)观念研究在衰落时期的进展 |
三、观念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复兴 |
(一)观念研究复兴的驱动因素 |
(二)观念研究复兴的多重表现 |
第三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的观念转向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历史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观念转向 |
(一)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基础 |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观念转向的演进 |
第四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取向:建构制度主义 |
一、建构制度主义的生成逻辑 |
(一)建构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 |
(二)建构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渊源 |
二、建构制度主义的分析基础 |
(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双重性 |
(二)不确定性 |
(三)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 |
(四)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
三、建构制度主义的多重取向 |
(一)观念制度主义 |
(二)话语制度主义 |
(三)修辞制度主义 |
(四)沟通制度主义 |
第五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发展反思 |
一、观念转向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
(一)各流派理论张力的缓和 |
(二)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 |
二、观念转向对现实政治世界的反思 |
(一)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审视 |
(二)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政治与音乐关系的相关研究 |
(二)政治与音乐研究的诸视角 |
(三)现有研究评价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论文结构 |
四、研究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音乐政治功能的内涵阐释与相关理论 |
一、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一)政治象征、政治动员与政治认同 |
(二)政治功能与音乐政治功能 |
(三)政治表达与音乐政治表达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分析视角及其内在关联 |
(一)音乐政治功能三重分析视角的依据 |
(二)音乐政治功能的三重关系辨析 |
三、音乐政治功能的相关理论基础与阐释 |
(一)政治象征中的符号与音乐符号 |
(二)政治动员中的情感与音乐情感 |
(三)政治认同中的身份与音乐身份认同 |
第二章 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一、符号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解析 |
(一)音乐符号与音乐政治象征的差异 |
(二)符号学视角下音乐政治象征功能 |
二、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分析 |
(一)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功能 |
(二)音乐的政党象征功能 |
(三)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功能 |
三、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特性 |
(一)音乐政治象征艺术幻象的神圣性 |
(二)音乐政治象征内容的修辞性 |
(三)音乐政治象征的权力转化性 |
第三章 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一、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解析 |
(一)政治动员中音乐的情感实践 |
(二)情感视角下音乐政治动员功能 |
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分析 |
(一)音乐的政治行为动员功能 |
(二)音乐的政治思想动员功能 |
三、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特性 |
(一)音乐政治动员事件的确定性 |
(二)音乐政治动员方式的感染性 |
(三)音乐政治动员内容的人民性 |
第四章 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一、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解析 |
(一)政治认同中音乐的身份认同 |
(二)身份视角下音乐政治认同功能 |
二、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分析 |
(一)音乐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认同功能 |
(二)音乐的政治情感认同功能 |
(三)音乐的政治利益认同功能 |
三、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特性 |
(一)音乐政治认同内容的公众性 |
(二)音乐政治认同传播的分层性 |
(三)音乐政治认同表达的跨边界性 |
结语:音乐政治功能研究的前景 |
一、理论拓展的空间 |
(一)音乐政治表达双向性与音乐创作责任 |
(二)音乐政治表达中的政府责任 |
二、学科交叉的可能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4.3 创新之处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文化的概念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2.2.1 历史背景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2.2.3 国际背景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5.1 文艺论 |
5.1.1 文艺的特性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5.2 宗教论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5.3 网络文化论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8.1.1 文化交往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9.3.1 理论意义 |
9.3.2 实践价值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6)“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第一章 “互联网+”与人类生存方式 |
第一节 互联网与“互联网+” |
一、什么是互联网? |
二、何为“互联网+”? |
三、“互联网+”催生新的哲学理念 |
第二节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 |
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化生存 |
二、耕作和养殖的农业化生存 |
三、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存 |
四、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和虚拟化生存 |
五、未来的智能化生存 |
第三节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
一、何为互联网思维? |
二、“互联网思维”开启人类信息文明新时代 |
三、互联网思维是多维思维 |
四、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理念 |
第二章 “互联网+”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化学反应” |
第一节 “互联网+”的生产方式 |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
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特点 |
三、“互联网+”与“泛互联网” |
第二节 “互联网+”的组织方式 |
一、生产组织模式:从B2C到C2B |
二、协作组织模式:“网络众包”开始盛行 |
三、传播组织模式:碎片化的精准小众传播 |
四、社会治理方式:自组织的威力 |
第三节 “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
一、“互联网+”的生活主体及其特征 |
二、“互联网+”的生活时空 |
三、“互联网+”的生产生活资料 |
四、“互联网+”的生活样式 |
五、“互联网+”的生活交往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征 |
第一节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新时空 |
一、生存时间上的泛在性 |
二、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 |
三、“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辩证法”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样态 |
一、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 |
二、社群生存到类生存 |
三、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并行“交互” |
第三节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共享式生存新方式 |
一、共享经济产生共享式生存 |
二、共享式生存的互联网特征 |
三、共享式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
第四章 “互联网+”克服异化与“新异化” |
第一节 批判的互联网 |
一、脱胎于工业社会的互联网 |
二、工业文明现代性批判的进思理路 |
三、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角 |
第二节 互联网的批判 |
一、克服异化后的“新异化” |
二、“去中心化”后的“新中心化” |
三、公权力对互联网的垄断 |
四、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的新威胁 |
五、物联网:使人对象化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互联网异化的新疑问 |
一、何为人工智能? |
二、人工智能:人与非人,谁是主体? |
三、人工智能:打破技术孤岛 |
四、“智能生命体”能否与人和平共处? |
第五章 “互联网+”的哲学思考 |
第一节 “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 |
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变革 |
二、认识论真理观的革命 |
三、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观的变革 |
四、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变革 |
五、落后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旨归 |
第二节 “互联网哲学思想”解读 |
一、“技术”和“关系”式解读 |
二、东西方文化式解读 |
三、批判式解读 |
第三节 “互联网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互联网让地球成为“小山村” |
二、网络命运共同体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
四、“互联网+”推动人类“普遍交往” |
五、东方文明的互联网复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的背景 |
二 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目的 |
二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人工智能现象的哲学分析 |
第一节 人工智能存在论:由人工智能现象引发的哲学思考 |
一 引起人工智能热潮现象的直接现实原因 |
二 引起人工智能热潮现象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 |
三 人工智能现象的进一步追问:人工智能存在论 |
第二节 人工智能认识论:概念生成史 |
一 人工智能发轫于古代追求劳动解放的美好夙愿 |
二 人工智能生长于近代关于身心问题的哲学之辩 |
三 人工智能实现于现代“图灵测试”的可操作化标准 |
四 后“图灵测试”时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哲学启示 |
第三节 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
第四节 人工智能价值论:研究目标分歧及其现实应用 |
一 强弱人工智能的划分 |
二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
第五节 人工智能方法论:研究范式及其哲学意蕴 |
一 三种研究范式: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 |
二 人工智能范式转换依据的哲学原理及启示 |
第二章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革命性与时代性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一 劳动观念演进史 |
二 马克思劳动理论变革的问题逻辑与思想历程 |
第二节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内在契合智能时代之需 |
一 劳动被理解为实践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
二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三个维度 |
三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时代性 |
第三章 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回应 |
第一节 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 |
一 弱人工智造成冲击人类现有就业结构的短期挑战 |
二 强人工智能造成动摇人类主体地位的中期挑战 |
三 超人工智能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远期挑战 |
四 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劳动逻辑 |
第二节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回应人工智能挑战的三个维度 |
一 劳动本体论:存在论维度 |
二 劳动价值论:经济维度 |
三 劳动幸福论:伦理维度 |
四 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三个诠释维度之间的辩证关系 |
第三节 马克思劳动三要素理论对人工智能挑战的再回应 |
一 人工智能是劳动手段而非目的 |
二 人工智能仍属劳动对象范畴 |
三 人工智能是对机械性劳动资料的超越 |
第四章 人工智能为马克思劳动理论注入的新内涵 |
第一节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
一 变革劳动者生活和思维方式 |
二 劳动工具获得有限的自主性 |
三 拓展劳动对象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合理 |
二 生产者地位趋向平等 |
三 财富分配方式的转变 |
第五章 余论 |
第一节 人工智能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
一 人机交互的工作原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
二 人工智能发展史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
三 人工智能的双重属性体现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
四 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
第二节 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的哲学困境及未来通途 |
第三节 后人类中心主义时代的人机关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坚守与突破相融合 |
(二) 国外研究现状:思考与展望相结合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内容 |
五、研究方法 |
六、研究价值及意义 |
第一章 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
第一节 虚拟概念的发展性 |
一、哲学史上的“虚拟” |
二、虚拟社会的“虚拟”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形成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发展 |
第二章 虚拟社会的本质及特征 |
第一节 虚拟社会中的人 |
第二节 虚拟社会中的虚拟社会关系 |
第三节 虚拟社会中的虚拟社会实践 |
第四节 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 |
第五节 虚拟社会的基本特征 |
第三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 |
第一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多元性与多元性主体 |
一、虚拟社会的多元性主体 |
二、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特点 |
三、虚拟主体:主体发展的新阶段 |
第二节 虚拟社会主体发展困境 |
一、主体发展的哲学困境:从现实性哲学到虚拟性哲学 |
二、主体发展的时空困境:从现实社会分层到虚拟社会分层 |
三、主体发展的生存困境:现实生存还是虚拟生存 |
四、主体发展的精神困境:从主客体对立到主客体统一 |
第三节 虚拟社会:主体发展的新机遇 |
一、困境中主体发展的新因素 |
二、困境中主体发展的新趋势 |
第四章 虚拟社会的虚拟生存 |
第一节 虚拟生存的特点 |
一、什么是虚拟生存 |
二、虚拟生存的技术化 |
三、虚拟生存的人化 |
四、虚拟生存的伦理秩序 |
第二节 虚拟生存的困境 |
一、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 |
二、虚拟生存与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 |
三、虚拟生存的技术性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四、虚拟生存的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
第三节 虚拟生存的价值 |
一、虚拟生存:生存的哲理新意 |
二、虚拟生存:生存的诗意栖息 |
三、虚拟生存:生存的空间正义 |
四、虚拟生存:生存的经济理性 |
第四节 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关系 |
一、现实生存决定虚拟生存 |
二、虚拟生存是对现实生存的拓展 |
三、虚拟生存不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 |
第五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 |
第一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表征 |
一、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特点 |
二、虚拟社会的主体与精神自我的冲突 |
三、虚拟社会的主体与虚拟劳动的对立 |
四、虚拟社会的主体与内在自我的矛盾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类型 |
一、虚拟社会的主体自身异化 |
二、主体的客体化 |
三、客体的主体化 |
四、主体异化的异化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原因 |
一、虚拟社会的技术对主体的异化 |
二、虚拟社会政治环境对主体的异化 |
三、虚拟社会的文化对主体的异化 |
四、虚拟社会的经济对主体的异化 |
五、虚拟社会的法律规则对主体的异化 |
六、虚拟空间异化带来的主体异化 |
七、虚拟主体异化的积极作用 |
第六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的扬弃 |
第一节 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规则——主体异化中对规则的尊重 |
一、交互与共享 |
二、离散与认同 |
三、适应与超越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治理——主体异化扬弃路径选择 |
一、虚拟社会的政治环境治理 |
二、虚拟社会的文化环境治理 |
三、虚拟社会的经济环境治理 |
四、虚拟社会的法理环境治理 |
第七章 “后”虚拟时代 |
第一节 “后”虚拟社会的哲学阐释 |
一、“后”虚拟社会与“第四世界” |
二、“后”虚拟社会对虚拟的超越 |
第二节 “后”虚拟社会人的心智发展 |
一、人工智能的本质 |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心智发展 |
第三节 “后”虚拟社会与人的进一步解放 |
一、“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劳动 |
二、“后”虚拟社会中共产主义的萌芽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网络人的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研究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第三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媒介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第一节 人类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
一、语言媒介形态 |
二、文字媒介形态 |
三、印刷媒介形态 |
四、电子媒介形态 |
五、互联网媒介形态 |
第二节 媒介依赖的网络转向 |
一、媒介依赖的理论溯源 |
二、网络依赖是媒介依赖的新表现 |
三、网络依赖的三种程度 |
第三节 网络依赖与网络人的生成 |
一、“电视人”与“容器人”概念的启发 |
二、网络人生成的内在原因 |
三、网络人生成的外部环境 |
四、网络的人化与人的网络化 |
第四节 网络人的概念及特征分析 |
一、网络人的定义 |
二、网络人的身份特征 |
三、网络人的行为特点 |
第二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生存 |
第一节 网络化生存的界定 |
一、人的存在方式与生存方式 |
二、网络对生存方式的变革 |
三、网络化生存的二重性 |
第二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与客体状况 |
一、网络主体及其分类 |
二、网络客体及其结构 |
三、网络主体与客体的中介 |
四、网络主体与网络客体的关系 |
第三节 网络化生存下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
二、网络化生存对主体性的提升 |
三、网络化生存对主体间性的促进 |
四、网络化生存下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兼容 |
第四节 网络化生存的阶段划分 |
一、技术依赖下的自在性生存 |
二、信息交互下的自主性生存 |
三、虚实和谐下的自由性生存 |
第三章 网络人的网络化发展 |
第一节 网络人发展的人学基础 |
一、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 |
二、人发展的维度 |
三、自由全面是人发展的理想状态 |
四、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
第二节 虚拟实践与网络人本质的发展 |
一、虚拟实践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 |
二、虚拟实践的特征 |
三、虚拟实践对网络人本质的丰富 |
第三节 网络人在各发展维度上的深入 |
一、网络人能力的提升 |
二、网络人社会关系的拓展 |
三、网络人个性的发挥 |
第四节 网络人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迈进 |
一、推动网络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条件 |
二、网络人的自由发展 |
三、网络人的全面发展 |
第四章 网络人的异化及其反思 |
第一节 异化、网络异化与网络人异化 |
一、异化概念的内涵 |
二、网络异化及其特征 |
三、网络异化产生的原因 |
四、网络异化的实质是网络人异化 |
第二节 网络人异化的表现 |
一、网络人身体的异化 |
二、网络人认知的异化 |
三、网络人交往的异化 |
四、网络人道德的异化 |
五、网络人人格的异化 |
第三节 网络人异化下的困境 |
一、自由之困境 |
二、民主之困境 |
三、平等之困境 |
四、和谐之困境 |
第四节 对网络人异化的反思 |
一、事物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发展 |
二、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
三、科学精神应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
四、重新建立人与机器之间的平衡 |
第五章 培育具有中国特色文明网络人的对策 |
第一节 强化网络人主体自觉自律 |
一、提升网络人的媒介素养 |
二、提高网络人的道德修养 |
三、加强网络人的自我调适 |
四、警惕网络人精神生活的泛娱乐化倾向 |
第二节 促进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自信自强 |
一、巩固网络自媒体意识形态领导权 |
二、加速网络文化的创新与融合 |
三、抵御西方网络文化殖民 |
四、走向网络文化自强 |
第三节 以人为本推进网络社会治理 |
一、积极消除数字鸿沟 |
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
三、注重掌握核心技术 |
四、引领智慧社会建设 |
第四节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一、互联网将人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三、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
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 |
结语 网络人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问题的背景 |
二、研究动机与目的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科学技术与人的发展的基本涵义 |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涵义与嬗变 |
一、科学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科学技术的角色演变 |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论说 |
第二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起源与演进 |
一、人的发展论题的产生与内涵 |
二、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的彰显 |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发展思想的拓展 |
四、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 |
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一性 |
一、科学技术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技术的必要条件 |
三、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耦合 |
第二章 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
第一节 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互联网:丰富人的社会交往 |
二、大数据:实现数字化生存 |
三、区块链:重构人类信任机制 |
第二节 智能化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方式 |
二、无人驾驶:出行的“进化” |
三、3D打印:一场制造革命 |
第三节 生命科学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克隆技术:攻克人类重大疾病 |
二、基因工程:延长人的生存链 |
第四节 能源和环境科学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新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二、新材料:打破资源依赖 |
三、生态科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第五节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层影响 |
一、主要特征:技术的融合 |
二、深层效应:颠覆性影响 |
三、生成功能:社会大变革 |
第三章 科学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 |
第一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生:蕴藏于社会发展的必然 |
一、历史必然性 |
二、现实合理性 |
三、主客对立性 |
第二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表现:寓示着人本意蕴的缺失 |
一、破坏人类生存环境 |
二、挑战人的生命权利 |
三、扭曲主体道德价值 |
四、威胁社会伦理底线 |
第三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特征:呈现出人类挑战的加重 |
一、领域扩大化 |
二、危害深重化 |
三、挑战全球化 |
四、治理艰难化 |
第四节 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揭示出人的本质的否定 |
一、工具理性背离科学理性 |
二、人类欲望湮没人文精神 |
三、外在表象否定人的本质 |
第四章 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超越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与人思想的时代发掘 |
一、科学技术:历史杠杆与革命力量 |
二、异化扬弃:类本质的回归 |
三、人的解放: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四、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的界标 |
第二节 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主张的批判性借鉴 |
一、技术之思:沉沦与超越 |
二、批判理性:唤醒与重塑 |
三、向度调适:替代与构建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代弘扬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关于网络的哲学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D]. 谭艳玲. 吉林大学, 2021
- [2]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7]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D]. 薛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D]. 尹秀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网络人的哲学研究[D]. 蒋孝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当代科学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研究[D]. 杨殿锋.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