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企100亿基金投向东北(论文文献综述)
刘琨[1](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刘健升[2](2020)在《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各领域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单个企业的违约风险也会被放大,先是传染到所在行业,最后演变为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历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最初就是由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家金融机构的破产最终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股市陷入低迷的严重后果。可见,违约风险的研究应该由点及面,既要研究单个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也要考虑传染过程,想办法规避风险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传递。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循序渐进的了解风险爆发和传导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有效的预防系统性风险提出建议。在理论研究层面,首先,本文基于Merton(1974)在贷款和债券估值模型中提出的企业价值、负债和违约的关系,对诸多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比如股东背景、货币政策、资本结构等,作为进一步影响违约的因素。其次,本文对理查德森(1972)、普费弗和萨拉西克(1978)、米切尔和辛格(1996)的资源依赖理论、Larsson和Starr(1993)的网络组织理论进行了分析总结,发现理论上可以支持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并根据Rudiger Dornbursh、Yung Chul Park和Stijin Claessens(2000)提出了五种主要的风险传染的传播途径。最后,本文借鉴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等阐明了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和特征。上述理论将本文所要研究的企业违约影响因素、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串联了起来,为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违约行为到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实践研究层面,首先,针对企业违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影响效果有多大等问题,本文运用了Logit模型,通过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分别选取了代表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的各个指标,并加入货币政策和股东背景等虚拟变量,从定性及定量角度考察了各因素对债券违约大小的影响,这是对个体企业违约的分析。其次,针对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存在性和影响大小等问题,本文在主流行业中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银行四个行业,所选行业覆盖了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并从每个行业选取了十家左右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个体,依据已有文献的方法,基于企业的股价数据和行业价格指数,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刻画个体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的大小,并得到了传染效应的研究结论。再次,关于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等问题,本文以所选的四个行业为基础,对行业间的传染方向和传染效应的大小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依据各行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程度,将上述四个行业扩展到七个主流行业,研究了各行业对市场的传染效应。最后,本文选取了亚太地区、欧洲、美国等地的股票市场数据,逐一测度它们对我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了国际间的风险传染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各地区对我国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差异的原因。本文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价值及研究意义,提出了要重点论证的主要问题,总结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主要对企业违约、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企业违约部分从违约影响因素和信用风险评价模型分别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其中,违约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因素、行业环境、企业特征三个方面。违约风险评估模型主要包括传统评估方法和现代评估方法,现代评估方法又包括判别模型、Z-score模型、KMV模型和Logit模型等,并对各种计量模型进行了评述。传染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传染效应的形成原因,传染机制进行讨论。系统性风险的文献则重点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传播途径及各种测度方法,包括宏观分析法、条件在险价值法和其他方法。第三部分: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传染效应存在性的理论基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等。在企业违约的理论探析中,阐述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违约结果的作用机制。传染效应理论主要从存在性、传播途径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存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和系统网络理论,两个理论都较好的证明了传染效应是现实存在性,传播途径理论则是依据多恩布什(2000年)提出的经济冲击、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债务渠道和投资者行为五种传播途径分别进行了阐述。系统性风险理论方面,本文从产生原因,风险特征和系统性风险演化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比如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包括了经济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代际遗忘理论和金融系统脆弱性理论,较好的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全面阐述。第四部分:对违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对我国债市的违约企业的特征进行总结。这部分主要是基于我国债市已经发生的违约案例,对违约原因进行梳理,找到违约前出现明显恶化的指标,为模型指标的选择进行铺垫。通过总结发现,在企业违约前,行业景气度下滑,企业多元化投资失败,股东逃废债,企业内部沟通不畅等都是导致企业违约的主要原因,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盈利能力、获现能力、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通常都出现了明显的恶化。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一方面印证了理论基础中提到的违约影响因素,使指标选择更有依据,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一些没法纳入模型的指标,比如新疆六师的违约是由于人员市场意识淡薄,内部沟通不畅导致的,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其次,本文选用了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基本覆盖了我国债市发生违约以来的全部期间,数据真实可靠,代表性较强。影响变量选择基于理论基础和案例分析得到的共同结果,分别采用了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三个较能代表企业综合实力的指标,并加入了股东背景和货币政策两个虚拟变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较为全面的考虑了企业违约的各种关键要素。最后,本文运用Logit模型进行了回归检验,并就实证结果阐述了原因和应对方法。第五部分: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选取了覆盖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四个重点行业,即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并且每个行业选取了近十家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分别就企业对行业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基于各检验结果,分析了各行业中不同类别的企业对行业传染效应大小不同的原因,并结合本人信用评级的工作经验,提出了防范信用风险传染的有效措施。第六部分: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本部分主要研究了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首先,本文验证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关联,会产生下游对上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重点防范靠近市场终端的房地产行业和渗透到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银行业对于避免一系列的风险传染尤为重要。然后,本文对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大小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选取了七个对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分别测度了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并提出了防范风险的应对方法。第七部分: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本部分选取了和我国股票市场关系密切的亚太市场、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测度了各国和地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发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并就各国对我国的风险溢出效应差异进行了经济学解释,最后提出了防范国别间风险传染的应对方法。第八部分:结论、建议和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结论进行总结,分别从防范企业的违约风险、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分析论证,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首先、在研究企业违约影响因素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资产负债率,销售净利率和现金回笼率对违约的影响最大,说明债务负担情况、盈利情况和现金流情况都对企业是否违约有重要的影响,和违约案例分析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此外,结合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政策上推动优化产业升级,加强逆周期调节有利于降低企业个体的违约风险。其次、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测度条件在险价值(Co Va R)的方法来研究企业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的风险传染效应主要和资源禀赋、开采成本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相关。其中,央企背景的个体企业风险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小,其次是山西、而山东和河北地区的风险相对较大。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主要和规模效应、铁矿石的运输成本有关,并且受到当地供需情况的影响。按企业风险大小以及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排序发现,华东地区最小,其次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风险最大。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通过检验发现,民营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风险和对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主要由于民营企业经营风格较为激进,在遇到市场流动性紧缩时,受到的冲击更大所致。银行业方面,国有大行凭借股东背景和遍布全国的网点优势,获得的客户资源更为优质,风控机制更加完善,自身的风险更小,但由于国有大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更大,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影响更大,因此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再次、在行业间传染效应研究方面,本文发现,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由于彼此是上下游关系,下游会通过需求影响上游,故形成格兰杰因果关系。传染效应大小方面,煤炭行业受到钢铁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钢铁行业其次,房地产行业最小,主要是由于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工业门类会越来越多,因此上游行业受到某一下游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此外,通过比较各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考虑煤炭行业风险溢出效应下的市场风险最小,银行业对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主要是由于银行业渗透到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对我国整体市场的影响最大。煤炭行业作为工业门类的一种,对GDP的拉动作用不如银行、房地产等行业大,因此对市场风险的贡献度最小。最后,本文对国别之间的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首先,考虑各国的影响下,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大小有所差异,但走势较为一致,说明全球经济互联程度高,在危机发生时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其次,亚洲国家自身的风险最小,但对我国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更大。可能由于亚州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多种渠道和我国联系更为密切,故传染效应更强。本文的创新点概括如下:首先,研究层次更为系统。本文对系统性风险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拆分,研究视角更为全面。国内外学者对违约影响因素、传染效应、系统性风险都有一定研究,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架构,对整体防范风险的应对措施把控不足。作者结合多年的信用评级工作经验,从企业违约影响因素入手、依次研究了企业对行业、行业对市场以及国别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由点及面,步步深入,全方位阐述了系统性风险在各环节形成的原因和积累过程,更有利于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其次,样本选择更为准确。违约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本文以我国债券市场实际发生违约的债券进行研究,由于债券市场2014年才发生违约,更早的文献研究数据相对有限,已有的大部分文献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即被ST)的公司作为违约样本,将财务正常的公司作为正常样本进行对比,实际上企业被ST和实际违约在概念上仍有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的范围也有所不同,由于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我国债券市场的真实数据,因此克服了数据选取模糊的缺陷,用来判断违约风险更为准确。最后,行业研究范围更为全面。目前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风险的文献都将研究焦点聚集在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上,而较少将实体行业纳入其中。传染效应检验中,本文创新性的选取了对国民经济拉动较高的煤炭、钢铁、房地产和银行业,覆盖了我国主要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检验中,本文先选取了煤炭、钢铁、房地产、基建、银行等几个对宏观经济贡献最大的行业进行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又选取了亚太、欧洲、美国几个和我国关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间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在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范围上考虑更为全面。
朱培[3](2020)在《“资管新规”背景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颁布,开启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新时代。以“减少存量风险,严防增量风险”为原则,“资管新规”提出了打破刚性兑付、禁止资金池、去除多层结构嵌套、抑制通道类业务等核心目标,彰显出监管层面此次重塑资管业态、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的决心。受“资管新规”影响,截至2019年3季度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受托资产余额为22.00万亿元,比2017年4季度末下降了16.19%,降幅较大。“资管新规”的出台引起了信托行业较大的震动,也为信托公司业务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强监管背景下,信托公司的经营效率及发展状况如何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分析。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对金融机构及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研究的文献,介绍了信托公司经营效率内涵、技术效率理论、效率评价方法等理论基础,并从信托资产规模、资产投向、经营业绩三方面分析了信托业的发展现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本文以主动管理型信托资产与信托资产总额比率、员工人数、业务及管理费支出为投入指标,以信托报酬率、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信托净利润为产出指标,对2014-2018年51家样本信托公司进行效率测算及分析。根据实证结果,从宏观监管、行业及公司三个层面对提升信托公司经营效率提出建议。研究发现,我国信托公司的整体技术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且行业内部存在两极分化,从控股股东背景来看,金融机构控股类信托公司技术效率展现出向好态势,民企控股信托公司效率均值波动较大,而政府控股类信托公司技术效率均值的行业排名逐渐下降。另外,我国信托公司大部分年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并且国企控股的信托公司规模效率通常高于其他类型股东背景的公司。因此,本文认为监管层面应针对不同规模、不同控股股东背景的信托公司适当调整监管目标,鼓励国企及央企控股的信托公司采取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营方式。行业层面应明确自身资产管理的行业定位,加速回归业务本源,同时完善多层次监管体系并加强信托业协会自身建设,提高地方监管积极性。公司层面应兼顾规模与效益,促进业务结构转型升级;借助控股股东优势,增强业务协同效应;适应市场变化,提升主动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加强并规范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
邓睿波[4](2020)在《分类监管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的研究 ——基于中国63家信托公司DEA的数据验证》文中研究表明在近年来监管趋严的氛围下,信托业正逐步丧失制度红利,加之早期的粗放发展并未给信托公司营造一个良性的经营环境,行业经营乱象频发,尤其是2015年伞形信托的高杠杆作用带动股价大幅抬升,引发股灾,影子银行业务相关的风险进一步凸显,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这也引起了国家对信托业监管的高度重视,监管层面不断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在颇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监管持续施压的背景之下,2016年底银监会正式出台施行的监管评级带动我国进入了信托公司分类监管时期。短期看,信托公司由于资源配置、业务开展等方面或受到限制,盈利能力削弱;但长期看,风险防范导向的监管趋向可能改善了信托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加快行业洗牌,有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近3年监管评级结果显示,获得A+评级的公司持续空缺,获得A-评级的数量从2016年15家连续减少至2018年的6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监管强度逐年不断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基于对行业的整体分析,进一步研究信托公司的效率问题。基于经营效率能综合反映其资源配置水平、未来发展潜力、投入产出水平等情况的作用,本文选择DEA方法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表明,2016-2017年信托公司经营效率值提升了10.4%,而2017-2018年出现小幅下降,幅度为1.4%。各信托公司经营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其中创新类信托公司经营水平较高,可以带动行业整体进一步提升,而非创新类公司经营效率均值低于行业均值,与创新类公司间差距较大。之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结果显示,研究期间由于监管的影响,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的变动呈现降中趋稳,但技术效率指数的进步可以反映出信托行业整体结构得以优化,说明在分类监管背景之下,信托公司正从高速发展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通过Tobit回归模型,从宏观层面及企业层面分别选取注册地经济水平、公司业务规模、人才质量及费用控制能力进行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研究期间人才质量对公司经营效率有显着性正向作用,而业务规模、费用控制水平与效率成显着负相关,注册地经济水平影响较小。信托公司眼下应努力避免因为早期粗放经营导致自身规模过大带来的不良效应,同时,提高公司人才质量水平,加强成本管控,节约费用,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水平。最后,为了提升我国信托公司的经营效率,“甩掉影子银行的帽子”,提出如下建议:推进监管体系完善,加强行业监管力度;回归本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业务模式;开拓业务领域,提升人才质量。
刘尚希,石英华,王志刚,王宏利,张鹏,武靖州,李靖,苏京春,刘天琦[5](2019)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亮点与挑战并存——2019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文中研究表明从今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看,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主要是结构性的和体制机制性的。从供给端和需求端看,供给与需求形成负反馈,将导致经济螺旋式加速下行。当前,应高度警惕我国经济螺旋式下行的风险,宏观政策重在稳定预期,改革举措重在增强信心。报告结合今年前三季度数据分析了我国GDP增速、制造业、新经济、进出口、房地产、基建投资、价格、能源、财政、金融等形势,提出值得关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邢晓东[6](2019)在《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文中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究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和发展思路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经济学家观点各异。Lucas(1988)认为,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经济学家们夸大了。而鉴于当今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忽视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越发受到学者关注,更多研究集中到如何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上。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定论,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两者有显着的正向关系,Rioja和Valev(2004)则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笔者认为,金融发展要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必须要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支持和激励。早在1912年,Schumpeter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金融的本质或者说核心功能就是筛选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家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帮助企业家配置生产要素,实现“革命性”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克服流动性和市场摩擦,打破原有财富积累的局面,激发企业家创业和创新,从而促进新企业数量增长和自我雇佣率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他们发现,企业家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贡献最大(Beck,2000;Maksimovic,2000;Levine,2008;Demirgü?-Kunt、Levine,2010;Szabo,2012),这一点正在当今中国各层面、各区域的发展现实中得到不断验证。从2011年起,中国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开始超过国有单位,之后这一差距便逐步扩大差距。2011年,国有单位从业人员6704万,首次低于私营企业的6912万,到了2017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到6064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却快速增长到13327万。Dabla-Norris(2010)等人还发现,金融通过支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助推新技术、新工艺更快转化运用于生产过程。Ayyagari(2007)等人认为金融支持的可得性会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着正向影响,而且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会明显改善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越是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就越能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更能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论文共分6章。第1章,绪论,提出问题;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论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第4章,对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进行事实描述和实证分析;第5章,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第6章,总结并提出对策建议;附录,介绍国外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践和启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论证和检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出发点,提出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TFP增长的基本假说。同时,论证民营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孕育之地,更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实证层面,采用2006—2016年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汇总形成区域数据,通过对比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验证金融发展水平高、企业家精神相对活跃的区域,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企业家精神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方面参考。
张显谈[7](2019)在《我国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成因研究 ——基于永泰能源的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自2014年3月“11超日债”发生实质性违约以来,截至2019年2月28日,我国信用债券市场共发生277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合计1507.35亿元,涉及发行主体117家。2014至2016年,我国债券市场违约数量逐步上升。2017年我国信用债违约数量出现短暂下降,表明我国债券市场经过2014至2016年违约风险的有效释放后,2017年违约风险有所减小。2018年债券违约又开始频发,违约债券数量与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步入2019年,我国信用债券违约依旧呈现频发趋势。从历年违约主体的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占据多数,同时民营企业违约债券只数与债券违约总金额也最高。2018年以后债券违约为什么又开始频发?违约主体中,民营企业为什么占据多数?债券违约的成因有哪些?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选取2018年债券违约比较典型的民营企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从当下宏观经济环境、煤炭行业现状、公司战略与企业财务状况以及利益相关者层面分析其2018年下半年债券连环违约的原因。以往针对民营企业债券违约的案例研究中,分析违约公司财务状况,多以案例公司自身历年财务数据纵向研究为主,鲜有将违约民营企业与同行业国有企业进行对比。作为A股煤炭行业唯一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在分析过程中还将运用对比分析法将永泰能源与煤炭行业其余25家上市国企的财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得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更易发生债券违约的一般性原因。通过永泰能源债券违约成因的分析及总结,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民企的战略发展不宜激进,应当理性;第二,民企要合理投资,避免盲目跟风;第三,民企要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第四,民企要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匹配企业发展规模;第五,民企要关注外部宏观环境与行业发展;第六,民企的利益相关方应协助民营降低违约风险。
周子钧[8](2019)在《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拟就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进行全面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构建本论文的框架:一方面是划分和考察40年资本化进程经历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个阶段,把握期间演进的脉络和螺旋式上升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一、第二、第三章。另一方面是总结40年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此形成了论文的第四、第五章。第一章即1978年-1999年的市场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79年:“文革”后电影业的恢复;第二阶段1979年-1992年:电影业机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第三阶段1993年-1999年:电影业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市场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行业垄断,通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焕发电影业的活力,实现电影行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第二章即2000年-2008年的产业化阶段。这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年-2004年:电影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第二阶段2005年-2008年:电影业对非公资本和境外资本进一步开放。这个产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由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走向集团化和院线化,实现电影行业向产业化转轨。第三章即2009年-2018年的证券化阶段。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是启动期;第二阶段2013年-2015年是高潮期;第三阶段2016年-2018年是提升期。2009年10月创业板设立华谊兄弟上市标志证券化阶段来临,民营电影公司率先陆续登陆A股市场;2016年8月中国电影、上海电影两大国有电影公司在A股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成为主流。电影公司通过IPO或借壳实现在A股上市融到大量资金,上市以后通过增发、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做优做强健康发展。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升证券化的水平,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资本化进程的成效和问题。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取得的成效,首先是对于资本化规律和特点的把握、运行原理和阶段、启动和发展的认知。这是思想上的觉醒,是对于发展电影产业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的道路,必须接纳、借力资本、资本市场和A股市场取得了广泛共识。政策的制定和推动是一直往这个正确的大方向前进,实际运行当中也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把握、处理好产业与资本的关系;产业为主资本为附,不能主次不分更不能本末倒置。对资本化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必须采取电影行业整顿、A股市场监管、财税严格检查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而又严格的治理。第五章是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梳理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勾画资本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大阶段脉络与走向,分析资本化进程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是为了提出更好的对策,以指导电影产业资本化历程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更加扎实更加长远。其中,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提高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健康发展、构建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推动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促进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控制好金融风险等七大原则至关重要。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资本化进程”观察中国电影产业1978年-2018年40年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填补了一定的空白;从市场化、产业化、证券化三阶段把握40年资本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由浅入深、不断递进、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进程;从产业与资本的博弈入手进行分析,指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效统一”是观察中国电影“资本化进程”的一个本质性把握;研究方法上融合历史学、金融学、电影产业理论于一体。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产业40年资本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站在新起点上,充分吸取资本化进程呈现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必将更加充分,在把握和运用金融杠杆的“度”上必将更加精确,这必然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的空间和质量,推动中国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
胡亚峰[9](2019)在《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2018年8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强调,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创新,再次肯定了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国家内部处于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渡时期。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如何在形势空前复杂的条件下,成功实现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答案的关键在于创新。工业革命进入4.0时代,各国为了抢占创新的制高地,纷纷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我国如何在创新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保持领先,制定科学合理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各项财税政策是关键,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各种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政策效应。我国现行的促进企业创新的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现状何如,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组合与优化。政策对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区域、不同产权、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中小企业创新的效应有何差异,该如何优化政策,实现政策间的统筹协调、精准发力是本文试图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为探寻我国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法,在回顾、梳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沿着理论基础-现状分析-理论模型-实证检验的主线开展研究。首先,本文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信息经济学有关理论,如信息不对称以及筛选理论以及外部性等理论。其次,现状分析包括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为五个板块:全球整体创新概况、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创新情况对比、中国国内整体创新情况描述、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创新现状。第二部分在梳理我国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的基础上,分析了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现状与问题分析之后为本文的国际经验借鉴部分,包含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韩国、以及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再次为文章的理论模型部分,理论模型提出两个假设:H1: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正向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H2: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差异性。本文在前人理论模型基础上,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以Budd等(1993)理论模型为基础,研究了财税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激励的总效应[105];二是以Helm和Sch?ttner(2005)、Kilponen(2007)理论模型为基础,细化具体的财税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政策能够显着促进中小企业增加自身研发费用支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出差异性[129][138]。最后为文章的实证检验部分,本章合理设定实证模型,以2007年-2017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税政策的效应,文中以企业每年收到的税收返额度衡量企业受到的税收优惠,以公司财务报表中的“营业外收入”明细项—政府补助额衡量企业受到的财政政策优惠力度,其中政府补助按照明细项,剔除其中和研发无关的政府补助。实证结果显示:(1)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确实促进了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2)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另外,本文还从企业产权性质、企业区域属性、企业不同规模、企业股权集中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五个方面展开了企业异质性研究。最后,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提出可行性和科学化政策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点:1.不同于多数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或者以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选取2007年-2017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对象研究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相对少于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A股上市公司的包括企业创新在内的各种特征与中小企业有较大差异;部分研究采用的是某区域中小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和真实性,新三板挂牌公司数据相对更为可靠。同时,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专利数据为作者查阅每家公司年报,再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专利数据比对,手动搜集而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2.同时研究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尤其是针对新三板挂牌公司,已有研究多是侧重某一方面,如税收负担或者是财政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同时研究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两方面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不仅发现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着正向促进效应;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3.本文研究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现有的企业生命周期研究多数是以A股上市公司为主,以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展开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政策效应研究的寥寥无几。本文通过对新三板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研究不同阶段的政策效应,丰富相关研究。
沈瑞英[10](2019)在《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效率研究 ——基于宏、微观视角与非参数估计方法》文中指出社会生产的每个环节几乎都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经济活动中应用广泛。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能优化经济结构,更有助于提升国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然而科学技术创新道路极其坎坷,实现产业化过程中要克服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中金融供给能力与服务水平尤为重要。金融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基础保障的作用,当借助科技力量时更有利于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回报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获得资本高速成长。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科技运行体系包罗万象、运行过程非常复杂。尽管我国近年来逐年增加在科技领域的投入,但亦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高投入并不一定能获得较高的科技产出率,因此,怎样通过有限的科技投入实现产出最大化是目前科技金融实践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以2009-2014年全国31省市及2012-2016年安徽省60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DEA静态BBC模型与动态Malmquist指数模型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科技金融结合实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徽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异,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虽然效率在稳步上升,差距缩小,但是在2009-2014年期间一直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同时,安徽省在高技术产品出口和技术市场成交上存在着产出不足的问题。微观层面上,企业个体间差异较大,基于国企与民企、依赖型和非依赖型两个对照组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融合效率值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民企、非依赖型企业表现的相对较好。相对于企业的投入冗余程度,企业的产出不足问题更为严重,主要集中在营业收入与企业价值方面。
二、民企100亿基金投向东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企100亿基金投向东北(论文提纲范文)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创新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2.1.1 PPP模式概念 |
2.1.2 PPP模式特征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参考文献 |
附件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
一、研究的学术价值 |
二、研究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的主要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在险价值 |
二、条件在险价值 |
三、分位数回归法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二、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企业违约研究的相关文献 |
一、违约影响因素研究 |
二、信用风险评估 |
第二节 传染效应及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一、传染效应相关文献 |
二、系统性风险相关文献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一、关于违约影响因素文献评述 |
二、关于违约因素计量模型文献评述 |
三、关于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风险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企业违约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 |
一、定性指标 |
二、定量指标 |
第二节 传染效应的理论基础 |
一、传染效应存在性理论 |
二、传染效应的传播途径 |
第三节 系统性风险的理论基础 |
一、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 |
二、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
三、系统性风险的演化机制 |
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债市违约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我国债市违约的特征分析 |
一、行业景气度下行,盈利和获现能力恶化 |
二、投资激进或盲目多元化,债务负担和营运能力恶化 |
三、股东背景模糊,支持力度差 |
四、股东涉嫌逃废债,侵害债权人利益 |
五、企业内部沟通不畅及市场意识较差 |
第二节 样本选择 |
一、数据选择 |
二、指标选择 |
第三节 违约影响因素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二、Logit回归结果 |
小结 |
第五章 传染效应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数据选择及处理 |
第二节 状态变量选取 |
第三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静态分析 |
一、煤炭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二、钢铁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三、地产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四、银行业个体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
第四节 单个企业对行业风险贡献的动态分析 |
一、煤炭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二、钢铁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三、房地产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四、银行业的个体风险溢出效应 |
小结 |
第六章 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 |
第一节 国内系统性风险实证检验 |
一、各行业间的传染方向研究 |
二、行业间的传染效应研究 |
三、我国国内系统性风险研究 |
第二节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 |
一、数据选取 |
二、描述性统计 |
三、全球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 |
四、经济危机期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小结 |
第七章 系统性风险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
第一节 拉美债务危机 |
一、拉美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二、拉美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二节 墨西哥经济危机 |
一、墨西哥经济危机事件过程 |
二、墨西哥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三节 亚洲金融危机 |
一、亚洲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四节 俄罗斯金融危机 |
一、俄罗斯金融危机事件过程 |
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五节 美国次贷危机 |
一、美国次贷危机事件过程 |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六节 欧洲债务危机 |
一、欧洲债务危机事件过程 |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 |
第七节 各类系统性危机的总结与启示 |
一、财政刺激要掌握适度 |
二、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金融监管政策 |
三、加强对国际风险的有效管理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预防企业的违约风险 |
二、完善违约的处置手段 |
三、防范系统性风险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资管新规”背景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和不足 |
2 信托公司效率评价相关理论与方法 |
2.1 效率理论 |
2.1.1 效率及经营效率内涵 |
2.1.2 信托公司经营效率内涵 |
2.1.3 技术效率理论 |
2.2 效率评价方法 |
2.2.1 财务指标分析法 |
2.2.2 前沿效率分析法 |
3 我国信托公司经营现状 |
3.1 信托资产规模 |
3.2 信托资产投向 |
3.3 信托经营业绩 |
4 我国信托公司经营效率实证分析 |
4.1 DEA模型概述 |
4.2 样本数据的选取 |
4.3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
4.3.1 指标选取方法 |
4.3.2 指标选取内容 |
4.3.3 数据标准化处理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技术效率测度分析 |
4.4.2 规模效率测度分析 |
5 研究结论 |
6 提高我国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的建议 |
6.1 宏观监管层面的建议 |
6.2 行业层面的建议 |
6.3 公司层面的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分类监管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的研究 ——基于中国63家信托公司DEA的数据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贡献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 |
第二节 信托及信托公司的研究 |
一、信托业的发展与功能定位 |
二、关于信托法律制度的研究 |
三、关于信托产品创新的研究 |
第三节 信托公司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DEA模型测定经营效率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技术效率理论 |
第二节 效率测度方法 |
一、财务指标分析法 |
二、前沿效率分析法 |
第三节 规模经济理论 |
第四节 金融监管理论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托行业整体分析 |
第一节 信托业监管制度演进 |
一、早期发展阶段 |
二、信托业监管现状分析 |
第二节 信托业现状分析 |
一、信托业规模现状 |
二、信托业资产结构现状:按资金来源分析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DEA模型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基于DEA模型的实证分析 |
一、效率测度模型的选择 |
二、样本数据与指标选取 |
三、基于DEA模型经营效率测算分析 |
第二节 Malmquist指数评价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信托公司经营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祈 |
一、宏观层面分祈 |
二、行业监管层面分析 |
三、微观层面分析 |
第二节 变量与回归模型的确定 |
一、模型的选定 |
二、变量的设定 |
三、数据描述与假设的提出 |
第三节 Tobit回归结果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政策建议 |
一、推进监管体系完善,加强行业监管力度 |
二、回归本源,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业务模式 |
三、开拓业务领域,提升人才质量 |
参考文献 |
一、外文论文类 |
二、杂志类 |
三、学位论文类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5)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亮点与挑战并存——2019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一、应高度警惕我国经济螺旋式下行的风险 |
(一)经济处于下行通道 |
1. 投资增长未见明显起色 |
2. 消费仍处疲软 |
3. 进出口依然不振 |
4. 生产低迷态势未有明显改观 |
5. 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
6. 内外部因素叠加拉动经济下行 |
(二)供给与需求形成负反馈,将导致经济螺旋式加速下行 |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未达到预期,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未有实质性进展 |
2. 从需求侧来看,内外需求均显疲弱 |
3. 供给与需求负反馈,悲观因素不断累积,拉动经济螺旋式下行 |
(三)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重在稳预期、强信心 |
二、宏观经济总体平稳,下行风险增大 |
(一)保守分析 |
(二)中性分析 |
(三)乐观分析 |
三、制造业下行态势明显,结构性问题突出 |
(一)制造业规模分析 |
1. 制造业生产持续低迷并开始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
2. 制造业各行业生产分化较明显———消费及中下游生产需求不振导致相关行业生产更显困境 |
3. 制造业生产的积极信号———高技术产业表现仍较突出 |
(二)制造业效益分析 |
1. 整体利润增速仍未回正 |
2. 制造业各行业盈利能力差异明显 |
3. 工业利润地区集中度较高 |
(三)制造业投资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扩大 |
(四)景气指数显积极信号但还需现实逻辑支撑 |
(五)复杂形势下拉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思考 |
四、新经济动力初显,空间与挑战并存 |
(一)新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 |
1. 新经济是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决定性一步 |
2. 新经济:使要素配置精细化的一种经济形态 |
3. 新经济具有融合性、高附加值、轻资产性与高风险性并存的特征 |
4. 新经济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贡献 |
(二)中国发展新经济的成就与优势 |
1. 技术应用持续走在全球前列 |
2. 互联网运营模式领先世界 |
3. 人口规模庞大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与人才基础 |
(三)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的挑战 |
1. 技术供给仍需加强 |
2.“互联网人口红利”的衰减 |
3. 制度不健全约束行业发展 |
(四)关于中国新经济的展望 |
五、内外需求均显疲弱,进出口持续承压 |
(一)全球复苏动能继续弱化,外需进一步放缓 |
(二)关税加征落地影响发酵,抢出口效应逐渐弱化 |
(三)人民币贬值提振出口作用有限,PPI反映需求持续疲弱 |
(四)当前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提质”的态势和结构优化的趋势 |
(五)持续“稳预期”和“稳汇率”,着力优化升级出口产业,加快“去加工贸易化”,有效转移出口需求 |
六、房地产市场略有回暖,投资下行和城市分化趋势持续,融资端依然偏紧 |
(一)三季度销售略有回暖,但不改疲软趋势 |
(二)房地产投资如期缓慢下行 |
(三)土地市场如期延续分化态势 |
(四)融资持续收紧 |
(五)四季度房地产投资仍将进一步放缓,房企融资环境持续趋紧 |
七、基建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强 |
(一)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增强 |
1. 基建投资总体微弱反弹 |
2. 大类行业基建投资持续反弹 |
3.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不断改善 |
4. 中部投资仍处高位,东北投资增速小幅回落 |
(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支出下行压力仍大,2019年专项债基本发行完毕 |
1.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减税降费效应持续显现 |
2. 财政支出下行压力仍大 |
3.2019年地方专项债基本发行完毕 |
(三)四季度财政收入大概率持续下滑,但财政支出稳增长任务艰巨 |
(四)优化支出结构,更好发挥专项债的引领作用,更好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
八、居民消费平稳增长,消费升级趋势不减:2019年前三季度消费形势分析 |
(一)2019年前三季度消费运行基本特征 |
1.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改善 |
2. 限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当前依然疲软,但长期具有韧性 |
(二)2019年三季度消费结构变化及其原因 |
1. 消费升级类产品结构变化及原因 |
2. 货物、服务结构变化:服务类消费发展迅速 |
3.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可能提振相关消费 |
(三)未来消费走势 |
九、能源总体保持增长,部分领域放缓明显 |
(一)能源生产保持增长,但电力增速继续放缓 |
(二)能源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能源产能利用分化明显 |
(三)能源进口继续增加,原油价格波动较大 |
(四)能源消费增速放缓,消费结构继续优化 |
(五)能源总体特征与近期政策建议 |
十、财政政策再发力空间有限,地方财政收支承压加大 |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延续低位企稳 |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年内首次转负 |
(三)央地财政收入分化趋势减缓,多省市财政收支呈负增长态势 |
(四)总体判断:积极财政政策发力空间受约束,地方财政收支承压加大 |
1. 减收减支难避免赤字规模扩增,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有限 |
2. 地方财政收支承压加大,地方弥补减收渠道亟待补充 |
十一、全球金融资产再启上升通道,国内货币政策重塑结构重点 |
(一)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变动 |
1.全球股市运行平稳,债市波动性总体加大 |
2.美联储扩表决心坚定,降息周期已近“中点” |
3. 日本央行认可前期操作,超宽松货币政策前景不变 |
4. 英国脱欧再度延期,货币政策按兵不动 |
(二)优化政策传导、关注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成为国内货币金融政策的新重点 |
1.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LPR的改革 |
2.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供给侧改革 |
3.防范金融风险与银保监会23号文 |
十二、经济下行叠加猪价周期,需要宏观政策精准发力 |
(一)CPI整体上扬的同时核心CPI平稳 |
(二)CPI涨幅扩大并非货币现象而是猪肉供给端萎缩的结果 |
(三)猪肉价格上涨的背后—市场、疫情和政策多重影响下的猪价周期 |
1.供给冲击形成“猪价周期” |
2.疫病与环保政策是本轮猪价上升周期的主要成因 |
3.猪价上升周期预计还将持续 |
(四)剔除猪肉价格影响后的通货紧缩风险值得关注 |
(五)稳物价与稳增长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精准发力 |
(6)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五、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一、金融发展概念及相关理论 |
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概念及测算 |
三、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
四、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途径和差异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
一、企业家精神的基本概念 |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外延 |
三、企业家精神的现实价值 |
第三节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
一、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家精神的途径 |
二、金融体系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
三、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
四、研究述评 |
第三章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 |
一、动员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项目 |
二、信息处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三、风险管理分散技术创新风险 |
四、激励和监督改善公司治理 |
第二节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区域性差异 |
一、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
三、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描述 |
第三节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证分析 |
一、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
二、计量模型、指标测算与数据描述 |
三、实证结果、检验及分析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状况和衡量指标 |
一、选取民营企业代表中国企业家精神研究对象的原因 |
二、中国企业家精神发展历程 |
三、企业家精神衡量指标 |
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区域性差异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家精神融资约束事实描述及存在问题 |
一、银行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二、证券业发展现状与企业家精神 |
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家精神 |
四、区域企业家精神受到融资约束小结 |
第三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实证分析 |
一、计量模型构建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三、小结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
二、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三、计量模型主要结论及建议 |
第六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一、主要结论 |
二、对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附录 国外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TFP增长的实践和启示 |
第一节 美国案例及启示 |
一、美国TFP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 |
二、美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
三、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经验 |
四、美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促进TFP增长的启示 |
第二节 德国案例及启示 |
一、德国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二、德国金融体系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三、德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第三节 英国案例及启示 |
一、英国金融发展基本情况 |
二、英国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实践 |
三、英国金融发展经验小结 |
第四节 典型国家金融发展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启示 |
一、资金流向企业家精神聚集的创新企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二、通过解除融资约束来培育企业家精神 |
三、风险投资基金助力企业家大胆创新 |
参考文献 |
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致谢 |
(7)我国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成因研究 ——基于永泰能源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2.1 研究方法 |
1.2.2 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 创新与不足 |
2 文献综述 |
2.1 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 |
2.2 债券违约风险的评估 |
2.3 债券违约风险的防范 |
2.4 概括性评论 |
3 相关理论 |
3.1 Z-score模型理论 |
3.2 信息不对称与信号传递理论 |
3.3 资本结构理论 |
3.4 财务分析理论 |
4 永泰能源债券违约案例介绍 |
4.1 我国债券市场违约现状介绍 |
4.2 永泰能源公司简介 |
4.3 永泰能源债券违约情况概述 |
5 债券违约成因分析 |
5.1 宏观层面 |
5.1.1 宏观经济发展 |
5.1.2 国家金融政策 |
5.2 行业层面 |
5.2.1 煤炭行业 |
5.2.2 其他煤炭国企挤压 |
5.3 利益相关者层面 |
5.3.1 会计师事务所忽视其涉嫌虚增利润 |
5.3.2 评级机构不合理评级 |
5.3.3 控股股东高比例股权质押影响 |
5.4 公司层面 |
5.4.1 公司战略分析 |
5.4.2 公司财务分析 |
5.5 违约成因小结 |
6 总结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案例启示 |
6.2.1 民企的战略发展不宜激进 |
6.2.2 民企要合理投资 |
6.2.3 民企要建立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
6.2.4 民企要提升自身管理能力 |
6.2.5 民企要关注外部宏观环境与行业发展 |
6.2.6 民企的利益相关方应协助民营降低违约风险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6.3.1 研究局限性 |
6.3.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缘起与概念界定 |
(一) 论文缘起 |
(二) 概念界定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述评 |
(一) 研究现状 |
(二) 文献述评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主要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五、框架、创新点与不足 |
(一) 框架 |
(二) 创新点 |
(三) 本文的不足 |
第一章 资本化的市场化阶段(1978年-1999年) |
一、第一阶段:“文革”以后电影业的恢复(1978年-1979年) |
(一) 电影业在新中国的发展与曲折进程 |
(二) “文革”后恢复老电影放映时出现的盛况 |
二、第二阶段:电影业体制在转型时期的改良(1979年-1992年) |
(一) 政策上重点是先后调动“制发放”行业的积极性 |
(二) 电影单位由事业转为企业走市场化道路 |
(三) 调整机构设置形成“影视合流”的局面 |
三、第三阶段:电影业体制启动全面改革(1993年-1999年) |
(一) 打破中影集团一家独大统购统销的垄断 |
(二) 打破中影集团和省级发行公司的垄断 |
(三) 打破16家制片厂的垄断调动各界拍片积极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资本化的产业化阶段(2000年-2008年) |
一、第一阶段:电影行业内改革向纵深发展(2000年-2004年) |
(一) 政策上大力推进集团化和院线制改革,推动向产业化转向 |
(二) 投融资上国企加快转企改制,民企扩大融资渠道 |
(三) 资本多元化大力促进了电影产业发展 |
二、第二阶段:电影行业对外开放打开大门(2005年-2008年) |
(一) 政策上对于境外资本和非公资本进一步开放 |
(二) 投融资上中影发债民企谋求上市,行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
(三) 电影产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快资本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化的证券化阶段(2009年-2018年) |
一、第一阶段:证券化的启动期(2009年-2012年) |
(一) 政策上加大金融政策推动企业上市成为着力点 |
(二) 投融资上电影公司上市标志着证券化时代来临 |
(三) 华谊兄弟首家在A股上市起到了示范效应 |
二、第二阶段:证券化的高潮期(2013年-2015年) |
(一) 政策上继续鼓励公司上市,同时改进和完善电影审查 |
(二) 投融资上互联网资本强势进入,电影产业基金十分活跃 |
(三) 二级市场并购火爆与出现问题的表现与原因 |
三、第三阶段:证券化的提升期(2016年-2018年) |
(一) 政策上对明星证券化的遏制和再融资疏堵结合 |
(二) 投融资上资本有进有退步入去伪存真的提升期 |
(三) 中影上影两大国企实现A股上市的标志性意义 |
(四) “内容为王”获得支持,资本流向发生结构性变化 |
(五) 互联网影业与国企和民企三分天下重塑行业格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资本化进程的成效与问题解析 |
一、电影产业资本化的成效解析 |
(一) 对资本化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 |
(二) 对资本化的运行原理和阶段的把握更加准确 |
(三) 对资本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形成的共识更加坚定 |
(四) 对借力A股市场做优做强的意义和路径更加明确 |
(五) 对保持市场活力与严控风险之间的把控能力更加强大 |
(六) 对建构产业与资本辩证关系的良好生态系统更加自觉 |
二、电影产业资本化的问题解析 |
(一) 电影公司存在诸多问题影响通过IPO进行融资 |
(二) 跨界定增存在虚火与企业并购存在严重障碍 |
(三) 证券化负面影响凸显影企上市后的风险边界 |
(四) 资本的霸权导致电影产业的异化和扭曲行为 |
(五) “保底发行”与“天价片酬”对于电影产业的侵蚀 |
(六) 电影板块在A股市场回报率偏低、规模偏小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推动资本化进程的对策与建议 |
一、坚持保证资本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原则 |
(一) 把握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发生的方向性调整 |
(二) 努力创作出资本与内容结合的佳作 |
二、遵循借力资本市场融资做优做强产业的原则 |
(一) 影企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
(二) 借力A股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培育大型企业集团 |
(三) 重视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推动与A股市场对接 |
(四) 打造影视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小微影企融资 |
三、通过并购等金融手段实现影企健康发展 |
(一) 发挥股市先发优势的公司在外延并购上的优势 |
(二) 通过不断外延并购做优做强是必然选择 |
四、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实现影企自身发展 |
(一) 把握互联网资本在电影产业链地位主流化的趋势 |
(二) 上市电影企业要积极拥抱互联网资本的进入 |
五、构建与资本化进程相适应的规范运行体制 |
(一) 应制定和出台规范资本运行的相关制度 |
(二) 尽快组建电影经纪人群体的行业协会 |
六、把握“内容为王渠道致胜”的原则,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
(一) 上市影企要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防控业绩下滑的风险 |
(二) 上市影企要瞄准“内容+渠道”模式以提高经营业绩 |
七、完善与资本化进程相一致的产业规则和市场规则 |
(一) 要遵从产业和市场规律推动资本化进程 |
(二) 用大工业运行的方式分散和控制好金融风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与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与述评 |
1.2.1 未考虑政策内生性的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
1.2.2 考虑政策内生性的财税政策效应研究 |
1.2.3 财税政策的效应评价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本文研究的内容、方法、创新与不足 |
1.3.1 本文研究内容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3.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 |
2.2.3 溢出效应-外部性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创新现状与财税扶持政策描述 |
3.1 创新现状描述 |
3.1.1 全球整体创新情况描述 |
3.1.2 创新情况的国别之间比较 |
3.1.3 中国科技活动现状描述 |
3.1.4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现状描述 |
3.1.5 中国中小企业创新现状描述 |
3.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分析 |
3.2.1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梳理 |
3.2.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际经验借鉴 |
4.1 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
4.1.1 美国经验借鉴 |
4.1.2 德国经验借鉴 |
4.1.3 英国经验借鉴 |
4.1.4 日本经验借鉴 |
4.2 新兴市场国家经验借鉴 |
4.2.1 韩国经验借鉴 |
4.2.2 印度经验借鉴 |
第5章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理论模型 |
5.1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效应理论分析 |
5.2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理论模型 |
5.2.1 财税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总激励效应 |
5.2.2 不同财税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 |
5.2.3 本节小结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效应实证检验 |
6.1 样本数据与变量描述 |
6.2 计量模型设计与实证检验 |
6.3 稳健性检验 |
6.4 模型内生性问题 |
6.5 企业异质性研究 |
第7章 研究结论、优化建议及展望 |
7.1 论文主要结论 |
7.2 政策优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10)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效率研究 ——基于宏、微观视角与非参数估计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科技金融融合理论研究 |
2.1.2 科技金融的融合机制与路径 |
2.1.3 科技金融融合效率研究 |
2.1.4 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研究 |
2.2 关键概念的界定 |
2.2.1 科技 |
2.2.2 金融 |
2.2.3 科技金融 |
2.2.4 科技金融融合 |
2.2.5 科技金融融合效率 |
2.3 科技金融融合的理论基础 |
2.3.1 “科技”与“金融”间存在固有需要 |
2.3.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3.3 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
2.3.4 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
第三章 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现状 |
3.1 安徽省“科技”现状 |
3.2 安徽省“金融”现状 |
3.3 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路径现状 |
3.3.1 财政融合路径 |
3.3.2 债权融合路径 |
3.3.3 股权融合路径 |
3.3.4 科技资本市场 |
3.3.5 融资保障路径 |
3.4 安徽省R&D经费投入情况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方法 |
4.1.1 静态DEA模型 |
4.1.2 动态Malmquist指数模型 |
4.2 评价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与处理 |
4.2.1 评价指标选取 |
4.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第五章 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效率分析 |
5.1 宏观层面科技金融融合效率分析 |
5.2 微观层面科技金融融合效率分析 |
5.2.1 静态分析 |
5.2.2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动态分析研究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方向 |
6.1 结论 |
6.2 对策与建议 |
6.3 局限与不足 |
6.4 未来研究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四、民企100亿基金投向东北(论文参考文献)
- [1]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2]我国债券违约及系统性风险研究[D]. 刘健升.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3]“资管新规”背景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评价研究[D]. 朱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4]分类监管下信托公司经营效率的研究 ——基于中国63家信托公司DEA的数据验证[D]. 邓睿波.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亮点与挑战并存——2019年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J]. 刘尚希,石英华,王志刚,王宏利,张鹏,武靖州,李靖,苏京春,刘天琦. 财政科学, 2019(11)
- [6]金融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D]. 邢晓东. 武汉大学, 2019(05)
- [7]我国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成因研究 ——基于永泰能源的案例分析[D]. 张显谈.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 [8]中国电影产业资本化进程研究(1978年-2018年)[D]. 周子钧. 山东大学, 2019(09)
- [9]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优化研究[D]. 胡亚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安徽省科技金融融合效率研究 ——基于宏、微观视角与非参数估计方法[D]. 沈瑞英. 合肥工业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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