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欧洲人来华旅游史料

一、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史料（论文文献综述）

薛晓涵^[1]（2021）在《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文中指出在明清之际中欧文化交流这一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前辈学人们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其中一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中欧文化最初接触并频繁互动的地域,城市则是明清中国对外交往的出发点。研究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实则是研究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交流的一个断面。本论文尝试将相关问题置于中欧文化交流的全局层面加以思考,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主线,对明清之际发生在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作一专题探讨。论文在大体上还暗含着一条逻辑线索: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不断获得提升。在研究方法上,对学术研究的多种理论、视角有所涉及,注重进行比较与互动的分析,并多借鉴历史学的考辨方法。在文献方面,大量应用中外文文献,特别是将若干葡文稀见文献作为史料突破的方式。本论文包括以下章节:绪论部分。主要包括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国内外研究现状。第1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缘起。首先考察欧洲人对于南京与杭州的城市书写,涉及若干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的经典文本,几位作者有相类似的视角,但身份、经历的不同使得他们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而后对于耶稣会选择南京与杭州作为驻地进行一番考论,可发现士人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可以说,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互动,是文化交流生根发芽之时最初的支点。第2章讨论文化交流的空间。对于南京与杭州耶稣会主要驻地建筑的沿革,以及其他与耶稣会相关的地点分别进行一番考论。相关建筑与地点是中欧文化的相遇空间以及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空间。在本章节末,应用“接触地带”与空间理论进行相关论述。第3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媒介,即西学书籍。首先对书籍交流背后的两种学术传统加以讨论,其一是耶稣会的学术体系与“科英布拉评注”,其二是南京、杭州的耶稣会驻地藏书传统。西学书籍特别是西学汉籍作为中欧文化交流的媒介,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加强互动的上佳选择。以相关学术传统为基础,在中国士人与耶稣会士两方合作之下,南京与杭州出现了活跃的西学译介、西学刊刻活动。中欧双方基于知识阶层的平等立场,借由书籍展开了有益的对话。第4章讨论文化交流的内容,即耶稣会士对南京与杭州的历史书写,其中留存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所涉及的相关文本,是对相关历史现场的记录与研究,可归于汉学研究历史学路径的脉络中。所选取的与西士、西教、西学相关联的三方面典型案例,展现出明清之际南京、杭州地方社会典型生活场景中的士人生活与士人精神。结论部分对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的意义予以总结。通过回顾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历程,可发现决定文化交流走向的,不是耶稣会士一方的作用,而是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间的深度互动,这在文化交流的几个位面上表现明显。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互动而展开的南京与杭州的中欧文化交流,是异质文化间以相对平等的心态对话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良典范,是为一种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论文后附六种附录。附录1至附录3对本论文主要参考的原始文献、所涉及问题的历史背景以及活跃于南京、杭州的耶稣会士的基本情况作出了说明,附录4至附录6是对几种相关材料具体处理的成果。

阿日娜^[2]（2021）在《十九世纪瑞典文学家斯特林堡的汉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刘畅^[3]（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提出《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谷倩兮^[4]（2021）在《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最终确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国家纷纷在华设立外交公使馆,并展开支持其在华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国研究,刚刚完成民族统一的意大利也不甘于后。悠久的意大利汉学传统渐渐从以传教士为研究主体走向现代和世俗,又从学院式汉学走向实地考察现实中国的研究。这一时期着名的意大利东方学家和远东语言文学教授、早期派驻中国的意大利外交官罗声电（Lodovico Nocentini,1849-1910）就是一位对于复兴意大利汉学发挥重要引领作用的承上启下的人物。分析罗声电论着,挖掘他作为学者和外交官两种角色的转换,可以展现出其中国文化造诣如何使之以外交官视角对现实中各种事件进行考察。本论文利用佛罗伦萨大学、罗马大学、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图书馆和其他意大利图书馆中关于罗声电的一手档案材料和原始文献,结合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理论方法,从语言、文化视角,展开关于罗声电的外交和学术生涯的全方位的梳理,挖掘他带领意大利汉学由衰弱转向繁荣的历程及其对意大利汉学发展和开拓意大利汉学新的研究方向的推动。通过分析罗声电的重要论着,本论文把握其对中国社会、文化、中意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意大利对外政策。本论文以五章的篇幅,以史为线,详细阐述罗声电的生平和学术道路;罗声电继承意大利汉学传统对中国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学的研究;罗声电在现代意大利的东亚外交政策背景下的外交官经验和他开拓的对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探讨;罗声电在对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和思考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罗声电在那不勒斯东方学院和罗马大学担当汉学教授和学术负责人期间创办刊物、兴办大学、组建语言学校和图书馆、设立协会等各种组织活动和贡献以及他对20世纪意大利汉学的重要引领作用。从详尽的分析和考察中,本论文揭示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汉学对于整个意大利汉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意义;罗声电上述研究和活动的中意文化交流意义和对中学西传产生的影响。希望本研究能够丰富19—20世纪之交的中意关系史研究,为晚清史方面的研究揭示更多历史事实和细节。

李明月^[5]（2021）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前,随着中英双方联系的加深,英国人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传教士、使团、商人等来华群体通过日志、游记、回忆录等媒介表达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新闻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也使英国民众增加了解中国人近况的渠道,英国国内政治家、文学家等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西方话语塑造的中国人形象成为他们从道德和法理上为自身行为寻找合理性的舆论工具。传教士群体是英国人了解中国人的先行军,他们渴望在中国推广西方文明传播上帝福音。传教士们深入中国基层社会,与中国人直接接触、交往,带着西方基督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利用西方价值观衡量中国人好坏。传教士们出于鼓动信徒以及身份认同的需要,有选择地对中国人形象进行了建构,将更多视角对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道德败坏,刻画出唯有通过上帝福音才能得到拯救的中国人形象。马嘎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是中国人形象崩塌的关键事件。试图扩大市场的英国使团虽然受到中国朝廷的热情接待,但没有完成外交任务的他们深切感受到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人的傲慢与自大,通过与清朝大小官员的接触,以及对民众生活的观察,使团成员也了解到清王朝外强中干、危机四伏的现状,这就为英国鸦片贸易和武装入侵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19世纪30年代,在自由贸易理论影响下,自由贸易者与代表垄断特权阶层利益的东印度公司的矛盾达到顶峰,双方对华贸易政策的争论也掺杂着对中国人形象的不同认识,他们为了扞卫各自的立场,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对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形象进行了截然不同的描述。来华英人凭借着对中西文化差异极为敏锐的嗅觉,依托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亲历亲闻记录下来,成为反射中国人习焉不察独特之处的镜子。随着新闻媒体行业的发展,报纸、杂志、宣传手册日益成为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鸦片战争爆发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报道迅速增加,这就给英国不同政治派别以及普通民众了解中国人以及发表不同见解提供了合理渠道,在构建、扩散中国人形象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宣扬言论观点的重要阵地,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动员作用。从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文学家们在其作品中展现了对中国人暧昧不清的态度,随着英国的不断扩张,英国文学家截取不同的资料虚构异域故事,构建了滑稽丑陋、扭曲狰狞的中国人,为英国在中国的扩张提供合理的解释。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形象褒贬不一,总体呈矮化趋向,其原因也是复杂多变,不仅与个人的经历和境遇有关,而且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影响。愚昧麻木无知的中国人展现在英国公众面前,所引起的并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厌恶与唾弃,从而证明用武力等强硬手段来改造和拯救这个民族的合理性。而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形象也不过是商人或者政客们维护经济利益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手段。总之,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迫切的政治需要,它不仅为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找到了借口,而且为武力侵略中国提供依据。

周小渟^[6]（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指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刘洋^[7]（2021）在《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广学会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87年在上海发起的,由西方在华政、商、宗教界人士共同参与的出版机构,始称同文书会。该会在华活动长达70年之久,直至1957年与青年协会书局、浸会书局、中国主日学合会合并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而告终,历经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代。广学会在存续期间始终致力于开展对华文化传播活动,其中尤数晚清二十四年（1887至1911年）最为活跃。清末时期,广学会坚持以书刊为媒介、以中国官宦文人为首要对象、以同化全体中国人思想为目标,奉行“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策略。热心政治、参与政治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该会以维新运动、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利用现代报刊和书籍积极向清末中国统治阶层“建言献策”,中文出版物日积月累异常丰富,仅有据可查者就多达399种,未记录在案的宣传单张、小册子更是不计其数。光绪帝、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着名政治人物曾一度将广学会之言论奉为准绳,该会对晚清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持久、广泛且深刻的影响。故此,清末广学会实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史无法回避的重要对象之一。本文聚焦于清末时期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活动,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广学会建立背景。广学会的创建绝非是对彼时中国已有出版会社的复制,也不是新教群体内各宗派间的竞争产物,而是清末西方在华势力设身于中国社会实际与新教在华传教事业发展现实的双重环境下,就如何更为有效地开展文化传播与思想渗透活动的现实考量。本部分重点对新教团体早期入华历程与主要传教方式加以整理分析,并对清末中国舆论环境中新教在华出版活动的历史场景予以展现。第二部分,挖掘广学会起源史实,理清其组织体系与人员构成。广学会的起源与其机构沿革史脉络各异,二者不应混淆视之,通过对两条线索的系统梳理,还原该会诞生的来因去果,及其在西方对华文化传播活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学会作为一个由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出版会社,虽宗教色彩浓厚,但实为西方来华政、商、新教三方势力共同组成的出版联合体,各方力量在会内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通过详细探查广学会人员构成,及其不尽相同的入会动机,进一步阐明广学会本质。第三部分,揭示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策略下出版活动的完整图景。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策略始创于韦廉臣,继承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并在晚清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发展、调整,以指导该会具体出版活动。本部分着重挖掘、分析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Allen）、季理斐（Donald Mac Gillivray）等广学会核心人物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等阶段的相关言论及思想变化,对该会文化传播策略及实践活动进行全面、系统展示。第四部分,解析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活动由盛转衰的内在理路。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活动的高潮主要集中在维新运动与新政时期,时间跨度长达16年,而在两场性质相近的改革运动中该会却收获了一盛、一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深入剖析广学会文化传播活动蕴含的理路,以及中国文人学子如何打破其苦心构建的知识垄断体系是本部分致为关键的内容。本文以广学会在清末二十四年中的文化传播活动为主线,对该会之起源、组织构建、人员组成、策略产生与发展、书刊出版实践等多项内容进行递进剖析,通过大量尚未发掘与利用的原始资料,客观真实地展现该会对华文化传播活动表象下的思想渗透本质,力图为研判当前面目各异的西方对华文化传播活动,以及实现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更为充分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谭玉婷^[8]（2021）在《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文中指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作《劝学篇》自1898年刊刻以来,先被西班牙传教士管宜穆译为法文,后又在1900年被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以China’s Only Hope（回译为《中国唯一的希望》）为名翻译为英文,影响广泛。细究吴板桥的翻译原因,可知其出于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并且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一些西方在华人士需要寻找庇护,张之洞《劝学篇》中倡导的举措得到在华西人青睐。吴板桥基于文本价值,根据“简练迅速”的翻译原则,对原文本进行增译、删除、改写、作注和其他翻译处理。西方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黄祸论”思想盛行,但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在西方学者中仍受到广泛赞誉。这本书不仅有书评存在,还广泛地被西方学者在专着和论文内讨论研究。西书中译是晚清中西文化交往的大潮流,但这一时期仍存在着中书西译的细流,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对吴板桥《中国唯一的希望》进行研究,无论从汉学史还是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19世纪末期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的背景,对《中国唯一的希望》进行文本细读,并结合吴板桥其他作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吴板桥的翻译策略。同时通过阅读大量外文文献,分析《中国唯一的希望》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此探讨晚清中书西译的情况,及《中国唯一的希望》对20世纪初西方世界中国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考察吴板桥翻译《劝学篇》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程笛^[9]（2021）在《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文中提出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诸邦对外政策的转向,1859年普鲁士联合德国关税同盟所有州、汉萨同盟市以及梅克伦堡,在艾林波伯爵的带领下,开展了一场游历中国、日本和暹罗诸国的东亚远征考察,以求与远东诸国签订贸易条约,并从科学和商业贸易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地区。这场远东冒险不仅促成了《中德通商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德之间的交往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为近代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成为长期隔绝的双方观察彼此的重要窗口。关于这场意义重大的东亚远征之行,普鲁士远征军成员不仅发表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还留下了大量私人旅行纪实文献。它们共同展现了当时德国远征军成员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看法,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德意志地区对中国的认识。本文以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留下的纪实文献为切入点展开,第一章分析了该考察团来华前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的认识。在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来华之前,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零散且间接,对华了解多来自于中东地区或欧洲其他国家商人、学者的转述,并在“中国”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想象。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德意志地区多次试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但苦于内政外交上的压力未能推进,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城市发展了微不足道的贸易。第二章介绍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的直接历史背景及纪实文献作者生平,随后第三章在此基础上分专题对考察团所留下的纪实文献文本进行研读,以经济、文化、宗教、城市及列强在华殖民活动为讨论点,关注携带着殖民考察目的的使团成员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内部情况以及中外之间的社会差异。通过分析文本可以发现,考察团成员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也没有带着出发时的刻板印象来书写中国,“中国”不再是扁平化的“先进文明”或“野蛮文明”,而是被赋予了复杂的多面。第四章则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回国后。考察团成员回国后不久,考察报告便相继出版,引发了热烈讨论。报告在体现了德意志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凭借其中的异国风情深深吸引了读者,引发了新一轮对中国的向往和研究。其中,部分考察团成员后来陆续又重返东亚,深入研究和书写这一地区。遗憾的是,考察团成员对“中国问题”上较为客观的态度并未在后继者身上得到继承与发展,中国在多次殖民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大致地维持了其在德意志地区的传统的负面印象,这一形象在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峰。

郑丽颖^[10]（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提出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史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史料（论文提纲范文）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4）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6）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0）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清欧洲人在华游历史料（论文参考文献）

• [1]中欧文化交流在明清之际的南京与杭州（1583-1707） ——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为中心[D]. 薛晓涵.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十九世纪瑞典文学家斯特林堡的汉学研究[D]. 阿日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3]《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4]19-20世纪之交意大利汉学的引领者罗声电研究[D]. 谷倩兮.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D]. 李明月.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6]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清末广学会对华文化传播研究[D]. 刘洋. 辽宁大学, 2021
• [8]吴板桥英译《劝学篇》研究[D]. 谭玉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D]. 程笛.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10]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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