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文文献综述）
武智[1]（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樊潇潇[3]（2020）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生命周期长、规模大、造价高、技术综合复杂,对国家未来科技发展布局影响广泛且深远。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作为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一环,规划管理有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最大效益。论文以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为研究目标,针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管理的管理主体、管理组织结构、决策机制三个层面的问题展开研究。论文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消费、产品角度不同角度判断其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并通过其正外部性对其公共物品属性进行了验证。公共物品是区分市场干预和政府干预的重要判断依据,因此政府提供成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主要提供方式。政府购买过程产生的社会公众——政府、政府——研究机构的两级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被赋予了管理者、提供者的角色,因此,政府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规划的管理主体是具有必然性的。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科技体制发展、内外部战略目标的变化展开分析,提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组织结构需要根据环境、战略目标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新要求及设计思路。根据信息共享观理论框架,选择矩阵式结构、常设项目团队等组织框架以满足组织提高决策效率、适应动态环境的新要求,提出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议事机构、组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办事机构、补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咨询机构等建议。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以规范政府活动是矫正政府失灵问题的有效手段。论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优化了决策维度的两级评价指标以及不同决策步骤中的决策维度。在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下,针对监督者信息不对问题提出建立决策信息公开制度、解决监督者“搭便车”困境和利用现代化手段减低监督信息公开和获得成本等建议,针对决策专家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拓展信息获取途径、优化决策专家样本、建立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机制等建议。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多角度地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消费、产品等不同分类对设施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讨论。为讨论政府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的管理主体提供了依据。2.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较深入地讨论分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宏观规划管理过程的管理主体和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职责,为提高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提供入手点。3.较系统地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管理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两个层面,对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有效性提出优化或改进方法。
刘文峰[4]（2020）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效果评价及其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源是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世界各国积极构建可再生能源激励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可再生能源政策效果评价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是可再生能源政策设计与调整的重要依据。本文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的效果进行系统研究,剖析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的切入点、侧重点、制度体系特征及历史演化规律,厘清政策的作用效果,为未来政策取向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构建了双视角双维度分析框架体系,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效果进行系统研究。双视角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分析可再生能源政策效果;双维度是分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和技术进步两个维度的具体影响,在该框架下本文对可再生能源政策效果进行全面分析和比较研究,主要工作如下:首先,本文构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评价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发展规模维度进行政策效果评价。国际视角下,系统梳理了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体系,将该政策体系梳理为7类:财税激励政策、市场化政策、直接投资激励、规划类政策、规制政策、信息和教育投入政策、研发投入政策,在此基础上建立聚合政策评价模型分析大类政策效果。进一步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的延续性,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聚合政策下的具体细分政策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聚合政策中市场化工具、研发投入、财税激励、规划类政策是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具体政策中,战略规划是有效的规划类政策,价格政策和补贴政策是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市场化政策中绿证交易和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具有协同效应。国内视角下,基于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度框架,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整体体系梳理为五个方面: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上网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及专项基金制度,然后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总量目标制度、上网电价制度和专项基金制度对提高我国风电规模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退坡机制和可再生能源附加之间存在强烈的协同作用。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政策效果在风电发展初期促进效果显着,当风电大规模爆发增长后,由于弃风,并网难等原因,该政策对于风电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双视角下政策效果的对比结果表明,在可再生能源规模发展阶段,规划政策、财税政策及研发投入是双视角下有效的政策,而市场化政策是国际视角下独有的且具有协同效应的政策工具。其次,本文构建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评价面板数据模型,探讨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国际视角下,基于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体系,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聚合政策效果进行评价,进一步建立具体政策评价模型分析细分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市场化工具政策工具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大,财税激励、规划类政策、规制类政策、直接投资激励、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依次递减。具体政策中,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对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具有显着的协同效应;价格政策和税收激励是有效的财税激励政策;温室气体排放量许可和绿色证书交易是显着的市场化政策;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是有效的直接投资类政策;规范和标准、及其他强制性要求是有效的规制类政策。此外,国内视角下,将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发电政策梳理为四个方面:战略规划政策、规制管控政策、需求拉动政策、技术推动政策,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修正标准误差模型对我国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战略规划政策、规制管控政策和技术推动政策是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的主流政策,而需求拉动政策对我国技术创新效果并不显着。双视角下政策效果的对比结果表明,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阶段,规划政策、规制政策与研发投入是双视角下显着的政策工具,市场化政策、财税激励及政府直接投资是国际视角下有效的政策工具。最后本文系统分析典型国家可再生能源战略定位的演化,梳理典型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演进史,总结如下的政策演化规律:可再生能源政策以国家能源转型为导向,服务于国家能源转型战略;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是政策的根基;高成本在发展初期是可再生能源的本质特征,强制收购和财政补贴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流政策;政策演变的路径基本一致;政策体系以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为主线。基于双视角双维度的政策效果评价和政策演化规律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战略定位,技术引领;布局优化,政策协同;配额支撑,市场增效;立法保障,动态调整。
薛涵予[5]（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侯燕[6]（2019）在《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影响社会问题的不定因素。青年群体的发展方向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走势存在一定内在联系,青年与青年问题也因此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世界的发展进步与青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青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把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由于曾从事共青团工作,胡锦涛对于青年和青年问题有着直观感受和深刻理解,他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青年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从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高度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与青年变化时代特征的科学认识与判断,从而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但凡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内在规律性。任何科学思想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独特的实践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胡锦涛青年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也有其内在根基,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成熟都遵循社会历史基本规律。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厚积薄发的新篇章,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无限的智慧和热情投入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青年自身的特征与需求也呈现出相应的时代气息。随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胡锦涛青年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坚持科学发展,强调以人为本,把青年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以服务青年发展促进青年理想信念的形成与生力军作用的发挥,指引着当代青年与青年工作的发展方向。本研究通过对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现实基础以及形成发展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总体脉络和逻辑体系,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青年思想中国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如何以胡锦涛青年思想为指导,坚持服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高青年素质,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提供人才保障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本研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以及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是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胡锦涛自身成长和青年工作经历则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就其发展阶段来看,胡锦涛青年思想经历了由孕育到初步形成、再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紧密相连。本研究也探讨了胡锦涛青年思想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价值、青年的优势与不足、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等方面的基本观点,这些也恰恰构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立论基础。在总论其形成基础、发展阶段和基本出发点之后,本研究选取胡锦涛青年思想极具时代特征的政治视角、利益视角、人才视角、实践视角、全球视角等维度对其内容构成进行了分论。从坚持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突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实施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等方面论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从为大局服务与为青年服务的一致性、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着力服务青年的根本需求等方面讨论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从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执政能力与干部选拔等方面剖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从火热社会实践中的无悔青春、党和国家需要青春力量、伟大时代召唤创业者等方面分析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从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等方面阐述了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最后,提出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青年脉搏,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引导青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续奋斗;坚持服务青年,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胡锦涛青年思想系统且全面地回答了关于青年的基本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既有理论范畴,又是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胡锦涛青年思想内容丰富、时代感强,不仅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而且对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品质,开拓青年工作的思路、方法、手段,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为了阐明胡锦涛青年思想对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导意义,本研究选取了多个案例,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形式印证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实践价值。比如,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简述了党和青年的特殊关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于青年发展的重要意义,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进行了论述;以大学青年教师为例,从剖析职业获得感生成入手,对于如何立足青年的基本特征、遵从青年成长的客观规律、正确分析青年的实际状况、在服务中赢得青年进行了探讨;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就共青团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进行了分析;以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为例,讨论了新时期青年社会实践主体的拓展形式,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自组织这一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组织形式对于青年参与社会、投身实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贴近青年、创新思路,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的主体作用,积极引领青年成长发展;以孔子学院的形成发展为例,简析青年国际交流状况,以此说明青年拓展世界眼光的重大意义,并印证青年对于促进国际交流、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积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青年和青年工作,不难看到胡锦涛青年思想严谨而科学的理论品质及重大而深刻的时代价值。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青年争夺战愈演愈烈,党的青年工作也面临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但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深刻指出,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当代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与青年运动的主题,在根本上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从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出发,全面梳理、分析胡锦涛青年思想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成效,对于引领当代中国青年自觉担负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责任,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与指导价值。
樊春良[7]（2019）在《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不同时期科技规划的比较》文中提出科技规划在中国的科技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不同阶段的3个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制定）、《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77年制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5年制定）的考察,研究了不同时期科技规划的目的、实施方式和作用,分析了相同和相异之处,总结了科技规划成功的经验,并提出新一轮科技规划研究和制定值得借鉴之处。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张言方[9]（2019）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高增长”进入“高质量”的新常态,作为能源主体的煤炭价格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凸显。同时,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短期内似乎有利于平抑煤价波动,但其长期传导影响及经济运行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以煤炭价格波动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科学评估当前我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效力,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煤炭价格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以避免陷入“价格波动失常-政府强制干预”的恶性循环。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部分,本文对照分析我国煤炭价格的波动趋势及政府采取的价格政策,得出我国煤炭价格波动是煤炭市场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共同导致的。同时,本文采用EEMD方法对我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煤炭价格波动会受到长期趋势、短期市场供需变动引发的高频变量和关键政策调控等重大事件引发的低频变量的综合影响,其中低频变量对煤炭价格波动的解释能力最为显着;同时,煤炭价格调控政策与低频变量的波动结构紧密相关,且可能会对煤炭价格波动产生影响作用;此外,本文采用ARIMA模型预测出2019-2020年我国煤炭价格将保持小幅下降的态势。在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部分,本文按照政策发布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等构建出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分析框架,将煤炭价格政策划分为直接定价政策和间接控价政策,然后按照政策工具的特点设计出不同煤价政策的代理变量,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代理变量的长期波动趋势是符合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鉴于此,本文采用GMM模型深入分析了我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炭价格波动的传导效应,并根据预期理论估算出各种政策工具的前瞻性水平,其主要研究结论为:一是2008-2017年期间政府实施的直接定价政策均会对煤炭价格波动发挥抑制作用,并且政府可选择合适的长短期政策工具及政策组合来优化政策调控方案,进而最大化提高直接定价政策的有效性;二是与市场供需的调节作用相比,产量控制政策在短期并不会带来煤炭价格的大幅提升,这为该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三是无论实施的间接控价政策是否能有效抑制煤价波动,政策联合发布均会强化政策实施效果;四是不同政策工具的选择会直接影响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并且政策发布方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的前瞻性水平产生影响。在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及方案设计部分,本文基于构建的DSGE模型采用情景分析方法设计出无政策干预的基准情景、中长期合同政策情景、去产能政策情景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情景,DSGE仿真结果表明:政策干预会扭曲煤炭供需或其他因素对煤炭价格的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价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影响被减弱,但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上述冲击影响会被强化;同时,不同于中长期合同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去产能政策会在长期带来总产出下降,这部分总产出损失可反映出实施该政策的经济成本。此外,间接控价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冲击作用明显弱于市场供需的自发调节,同样地其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影响也明显小于后者。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得出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即政府应客观评估中长期合同政策对平抑煤价发挥的长短期作用,灵活选择政策工具及联合发布方式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水平,同时可适度加大去产能政策和市场结构调整政策力度,引导和规范煤炭供需双方的市场化交易行为,以合理平抑煤价波动、有效治理煤炭产能过剩和快速提升煤炭市场化程度。该论文有图38幅,表32个,参考文献203篇。
赵渊博[10]（2019）在《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欧洲地区出现了中等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下降、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就业极化现象。以受教育年限和工资收入为技能划分标准下的就业结构分析均得出一致结果。就业极化现象导致的中等技能就业比重下降是美国2008年经济危机后就业复苏困难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而言,就业市场出现了“技工荒”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了就业极化现象?就业极化对“技工荒”和收入差距扩大是否与就业极化有关?就业极化的产生机制和其影响就业与收入不平等的过程是本文回答的问题。现有研究认为,美国和欧洲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市场均受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使得高技能劳动相对低技能劳动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工资不平等也不断扩大。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就业极化现象开始显现。由于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或许有所差异。因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础上,对中国就业结构是否呈现就业极化特征进行验证,并分析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2008-2017年间,中国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就业极化产生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第一章对中国是否存在就业极化现象进行特征事实验证。首先从受教育水平、工资水平和工作任务三个角度对技能进行划分,对每种技能划分下的就业结构情况进行分析,观察不同产业、部门和细分行业在某些年份是否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其次从技能溢价变化情况对工资不平等进行分析。第二章分析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第三章首先分析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其次结合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特征分析国际贸易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第四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分析就业极化产生的机制,并结合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特征从就业弹性、就业偏离度和要素投入三个方面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最后一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中国在2008-2017年间已经出现了就业极化特征。在受教育水平、平均工资和工作任务性质三种技能分类标准下,中国就业市场在2008-2017年间呈现轻微的就业极化现象。对产业部门内部的技能结构变化分析发现,农业就业结构呈现就业升级特征,制造业内部呈现了就业极化特征,而服务业中多数低技术行业呈现就业升级特征,高技术行业呈现就业极化特征。其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常规化假设引起了我国就业极化现象。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互补、与非技能劳动替代。随着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技术进步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完成中等技能劳动从事的重复性工作,从而对中等技能劳动产生了替代。对中国而言,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生产率的提升,中国企业对中等技能劳动的需求不断下降。另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劳动与中低技能劳动的生产率差异扩大,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第三,国际贸易下的技术引进引起了我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了各类技能劳动就业比重的变化。中国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赚取的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引起了中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另外,软件服务业在离岸外包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增加了中国高技能劳动需求。第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过快增长的资本投入引起了中等技术行业的从业者就业下降。一方面,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较低,制造业中等技术行业的就业结构偏离度最大,制造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和带动作用最小;另一方面,制造业资本投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速在放缓。因此,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对中等技术行业从业者产生了替代作用,促进了就业极化的形成。降低就业极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快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职业教育培训质量,提升整体高中低技能劳动生产率,并扩大各类技能劳动供给;第二,利用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加快中国技术进步进程;第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让各类技能劳动配置在生产率各异的行业中;第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各类技能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自由流动的限制;第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和福利制度来缩小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工资差距。
二、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概况 |
| 1.2.2 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观点 |
| 1.2.3 研究评价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点 |
| 第2章 设施宏观规划管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视角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宏观规划管理的研究范围和层次 |
| 2.2.1 研究对象及目标 |
| 2.2.2 管理有效性评价及风险控制 |
| 2.2.3 研究问题层次 |
| 2.3 研究理论框架 |
| 2.3.1 公共物品及外部性理论 |
| 2.3.2 政府干预理论 |
| 2.3.3 委托代理理论 |
| 2.3.4 组织结构理论 |
| 2.3.5 公共选择理论 |
| 第3章 宏观规划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 |
| 3.1 研究框架 |
| 3.1.1 现状与问题诊断 |
| 3.1.2 研究路径 |
| 3.2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属性判断 |
| 3.2.1 消费角度 |
| 3.2.2 产品角度 |
| 3.2.3 外部性 |
| 3.3 提供方式选择 |
| 3.3.1 私人经济部门提供 |
| 3.3.2 私人合作提供 |
| 3.3.3 政府预算提供 |
| 3.3.4 其它提供方式讨论及小结 |
| 3.4 政府角色 |
| 3.4.1 直接提供和政府购买的选择 |
| 3.4.2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角色划分 |
| 3.4.3 规划管理及参与主体 |
| 3.5 小结 |
| 第4章 宏观规划的管理组织结构优化 |
| 4.1 研究框架 |
| 4.1.1 现状 |
| 4.1.2 问题诊断 |
| 4.1.3 研究路径 |
| 4.2 权变因素影响 |
| 4.2.1 科技体制变量 |
| 4.2.2 战略目标变量 |
| 4.2.3 设计原则 |
| 4.2.4 设计思路 |
| 4.3 优化路径及选择 |
| 4.3.1 信息共享观框架 |
| 4.3.2 组织结构类型选择 |
| 4.3.3 横向联系方式选择 |
| 4.4 结构优化构建 |
| 4.5 小结 |
| 第5章 宏观规划的决策机制改进 |
| 5.1 研究框架 |
| 5.1.1 现状 |
| 5.1.2 问题诊断 |
| 5.1.3 研究路径 |
| 5.2 基于效率的决策机制选择 |
| 5.2.1 案例分析 |
| 5.2.2 决策维度和步骤的选择 |
| 5.3 基于公平的决策机制改进 |
| 5.3.1 监督者信息不对称 |
| 5.3.2 决策专家信息不对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总结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4）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效果评价及其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分类 |
| 1.2.2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
| 1.2.3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与技术创新定量关系研究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2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效果评价:基于国际视角的研究 |
| 2.1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2.1.1 面板数据模型的理论基础 |
| 2.1.2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框架的构建 |
| 2.1.3 聚合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2.1.4 具体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2.2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2.2.1 研究样本与数据 |
| 2.2.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2.2.3 结果与讨论 |
| 2.2.4 结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的效果评价:基于国内视角的研究 |
| 3.1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框架的构建 |
| 3.2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3.2.1 研究样本与数据的选择 |
| 3.2.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3.3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3.3.1 结果与讨论 |
| 3.3.2 结论 |
| 3.4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规模效果的比较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效果评价:基于国际视角的研究 |
| 4.1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4.1.1 研究样本与数据的选择 |
| 4.1.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4.2 国际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4.2.1 实证结果 |
| 4.2.2 分析讨论 |
| 4.2.3 结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效果评价:基于国内视角的研究 |
| 5.1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效果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样本与数据的选择 |
| 5.1.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5.2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效果评价的实证分析 |
| 5.2.1 实证结果 |
| 5.2.2 分析讨论 |
| 5.2.3 结论 |
| 5.3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技术创新效果的比较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演化发展研究:基于典型国家的分析 |
| 6.1 典型国家可再生能源战略定位的演化分析 |
| 6.1.1 石油危机助力可再生能源起步 |
| 6.1.2 环境保护促进可再生能源稳定发展 |
| 6.1.3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
| 6.1.4 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引领新能源革命 |
| 6.2 典型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演进分析 |
| 6.2.1 美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演进分析 |
| 6.2.2 日本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演进分析 |
| 6.2.3 德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演进分析 |
| 6.2.4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演进分析 |
| 6.3 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发展规律:基于典型国家的研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取向建议 |
| 7.1 整体思路 |
| 7.2 战略定位,技术引领 |
| 7.3 布局优化,政策协同 |
| 7.4 配额支撑,市场增效 |
| 7.5 立法保障,动态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成果与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基础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理论文化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思想 |
| 二、列宁斯大林的青年思想 |
|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青年思想 |
| 四、中西方文化中的青年观点 |
| 第二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形成发展的现实依据 |
| 一、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
| 二、现实需求: 青年工作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
| 三、个人因素: 胡锦涛自身的成长与青年工作经历 |
| 第三节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 |
| 一、胡锦涛青年思想孕育阶段 |
| 二、胡锦涛青年思想初步形成阶段 |
| 三、胡锦涛青年思想丰富完善阶段 |
| 第二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
| 第一节 青年的地位与价值 |
| 一、“青年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伟大力量” |
| 二、“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 |
| 三、“未来属于青年,未来取决于青年,未来更需要青年去创造” |
| 第二节 青年的优势与不足 |
| 一、青年“最具创造活力” |
| 二、青年“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
| 三、青年要“认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
| 第三节 青年工作的旨归与要求 |
| 一、培养目标: “四个新一代” |
| 二、实现路径: “与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
| 三、基本原则: “尊重青年、理解青年、相信青年、依靠青年” |
| 第三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政治视角 |
| 第一节 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审视青年和青年问题 |
| 一、扩大党在青年群体中的执政基础 |
| 二、注重对青年的引导方式 |
| 第二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青年发展提供指引 |
| 一、强化青年理想信念教育 |
| 二、青年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
| 三、推进青年道德建设 |
| 第三节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青年工作 |
| 一、服务科学发展是青年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二、以青年为本 |
| 三、发挥青年在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 |
| 第四节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路径论析——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例 |
| 第四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利益视角 |
| 第一节 “把为大局服务和为青年服务结合起来” |
| 一、“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
| 二、服务青年是党的宗旨在青年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节 寓引导教育于服务之中 |
| 一、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 |
| 二、青年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年” |
| 第三节 “竭诚服务青年” |
| 一、服务青年学习成才 |
| 二、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
| 三、维护青年合法权益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在服务青年中赢得青年——以大学青年教师职业获得感生成为例 |
| 第五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人才视角 |
| 第一节 人才强国与青年人才培养 |
| 一、青年人才是最重要战略性资源 |
| 二、“提高青年整体素质” |
| 三、完善青年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
| 第二节 科教兴国与青年教育 |
|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 |
| 二、以“人民满意”为衡量标准,持续促进教育公平 |
| 三、以青年成才为终极目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与青年成长 |
| 一、树立“多样化人才”和“人人皆可成才”的理念 |
| 二、“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 |
| 三、青年的成才路径 |
| 第四节 执政能力与青年干部选拔 |
| 一、青年干部应具备的素质 |
| 二、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
| 三、创新青年干部选拔机制 |
| 第五节 案例分析: 共青团如何以改革凝聚青年人才——以高校共青团发展路向为例 |
| 第六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实践视角 |
| 第一节 “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永恒的青春” |
| 一、社会实践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 |
| 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青年学习提高的大课堂 |
| 三、“投身实践是青年成长的必由之路” |
| 第二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智慧和力量 |
| 一、“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
| 二、青年要艰苦奋斗 |
| 三、时代呼唤千千万万青年志愿者 |
| 第三节 “做伟大时代的创业者” |
| 一、当代青年“生恰逢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青年汲取营养和力量的源泉” |
| 三、创新思维是青年发展的希望所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自组织——社会实践主体的新拓展 |
| 第七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之全球视角 |
| 第一节 青年要努力拓展世界眼光 |
| 一、起点: 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首要任务是学习 |
| 二、任务: “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自己” |
| 三、基点: “始终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
| 第二节 青年是和谐世界的重要建设者 |
|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
| 二、青年是和平发展的生力军 |
| 三、青年“肩负着开创世界人民美好未来之使命” |
| 第三节 加强各国青年之间的交流 |
| 一、青年交流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重视留学工作 |
| 三、构建青年交流的长效机制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 青年国际交流状况论析——以孔子学院为例 |
| 第八章 胡锦涛青年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促进青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 一、青年运动要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准确把握青年脉搏 |
| 三、优化青年发展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坚持以人为本,激发青年的主体自觉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青年接续奋斗 |
| 二、充分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 |
| 三、搭建更为广阔的青年创新实践平台 |
| 第三节 坚持服务青年,把握青年工作的生命线 |
| 一、注重青年的利益实现 |
| 二、增强服务青年的实效性 |
| 三、推进青年工作改革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不同时期科技规划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界定和文献综述 |
| 1.1 中长期科技规划、五年科技规划和科技计划 |
| 1.2 历次国家科技规划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问题和研究框架 |
| 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科技规划——《十二年规划》 |
| 2.1 规划的背景 |
| 2.2 规划的启动 |
| 2.3 规划的制定过程 |
| 2.4 规划的方针、方法和内容 |
| 2.5 规划的实施 |
| 2.6 成效与影响 |
| 3 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规划——《八年规划》 |
| 3.1 规划的背景 |
| 3.2 规划的启动 |
| 3.3 规划的制定 |
| 3.4 规划的目标和内容 |
| 3.5 规划的调整 |
|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科技规划——《中长期规划纲要》 |
| 4.1 规划的背景 |
| 4.2 规划的启动 |
| 4.3 对规划方针的讨论 |
| 4.4 规划的制定 |
| 4.5 规划的内容 |
| 4.6 规划的实施方式 |
| 5 3次规划的比较分析 |
| 5.1 不同时期的规划,目标和作用不同 |
| 5.2 规划的共同点 |
| 5.3 规划成功的要素 |
| 6 对新一轮中长期科技规划研究制定的启示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1 中国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 |
| 2.2 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3 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的波动研究 |
| 2.4 煤炭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及特征分析 |
| 3.1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历史趋势及政策调控 |
| 3.2 中国煤炭市场的发展态势分析 |
| 3.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特征分析 |
| 3.4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趋势预测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分析 |
| 4.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构成 |
| 4.2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特征分析 |
| 4.3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代理变量设计 |
| 4.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机理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及前瞻性分析 |
| 5.1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传导模型构建 |
| 5.2 中国煤炭直接定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3 中国煤炭间接调价政策对煤价波动的传导影响 |
| 5.4 中国煤炭价格政策的前瞻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设计 |
| 6.1 DSGE模型概述 |
| 6.2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系统构建 |
| 6.3 中国煤炭价格波动的DSGE模型设计 |
| 6.4 模型参数的校准和估计 |
| 6.5 DSGE模型的稳健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政策传导下中国煤价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情景仿真和调控方案设计 |
| 7.1 煤炭价格政策调控情景设计 |
| 7.2 无政策干预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3 中长期合同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4 去产能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5 市场结构调整政策传导下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 |
| 7.6 中国煤炭价格调控方案设计 |
| 7.7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就业极化发展现状的研究 |
| 二、关于就业极化产生原因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论文的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论文的研究问题 |
| 二、论文的分析框架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技能劳动就业结构的演变特征 |
| 第一节 总体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基于受教育水平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基于平均工资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三、基于工作任务的技能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层面的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一、农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二、工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三、服务业就业结构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工资不平等的演变特征 |
| 一、实际工资变化特征 |
| 二、技能溢价的变化特征 |
| 第二章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现实 |
| 一、技术进步的发展现状 |
| 二、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 |
| 三、技术进步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三、常规化假设对各类技能劳动就业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
| 一、技术进步与劳动技能供给 |
| 二、技术进步与劳动需求结构 |
| 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技能溢价 |
| 第三章 国际贸易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现实 |
| 一、国际贸易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阶段 |
| 三、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企业出口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二、离岸外包对各类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国际贸易的就业效应 |
| 一、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进步 |
| 二、国际贸易对高、中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离岸外包对高、低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四、逆向外包促进了高技能劳动需求上升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极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事实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
|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和特征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极化的机制 |
| 一、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二、资本积累对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 |
| 三、人口增长对不同技能劳动供给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
| 一、产业层面就业结构的变化特征 |
| 二、产业要素投入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快提升教育质量,提升高中低技能劳动技能和供给 |
| 二、深化国际贸易,加快技术进步进程 |
| 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
| 四、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
|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技能间的收入差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宏观规划管理与决策机制研究[D]. 樊潇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9)
- [4]可再生能源发电政策效果评价及其发展研究[D]. 刘文峰.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5]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6]胡锦涛青年思想研究[D]. 侯燕. 扬州大学, 2019(06)
- [7]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不同时期科技规划的比较[J]. 樊春良. 科技导报, 2019(18)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政策传导下中国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言方.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10]中国就业极化问题研究[D]. 赵渊博.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