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李娜[1]（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胡炅坊[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余雪扬[3]（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指出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田兆臣[4]（2021）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原始社会开始,伴随人的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原始社会不同种族、部落的习俗和约定等也逐渐形成,产生了最早的“制度”萌芽,规范着原始氏族成员之间的行为与交往。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社会制度也更加完善与健全,制度的规范性也不断增强,并在对行为的指引与约束中推动人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范围的分工与合作逐步形成,制度的范围与效力也更加凸显,制度发挥约束力的同时更强化了惩罚与警示的作用。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制度规范的提升,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制度在原有规范性和约束性功能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强的感召力和引领力,不断凸显制度的权威,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权威是制度内在功能的体现,是人对制度认同和信服的结果。从制度权威的形成与显现来看,制度权威是人对制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内化,是制度功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外显,更是人们对制度敬畏和信服的必然结果。制度在规范和约束社会行为中展现着制度的功能和力量,并逐步内化为人们内心的一种信服与认可,成为人们外在行为与实践的客观标准和遵循,最终将制度权威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在马克思看来,制度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事物内在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制度权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制度权威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和“威严”。当社会秩序的平衡状态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被外在因素打破时,制度作为一种客观约束机制就会启动规范、惩罚和救济机制,实现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或对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平衡和维护。伴随制度内在平衡功能的不断发挥,人们逐渐对制度形成一种力量的共识,将制度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和依据,彰显着制度权威的内在力量。马克思是制度理论的导师,更是制度权威思想的创始人。在马克思的所有思想中,制度权威思想是马克思关于制度理论的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载体与武器。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奠定了认知基础,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则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指明了发展方向。无论是原始社会的习俗约定还是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则,都是制度的载体与形式,是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外在行为的逻辑认知结果。在这一逻辑演变过程中,制度功能不断增强,由最初的指引规范到硬性命令再到强制执行等,都展现着制度内在的、客观的规范性与约束性。在马克思看来,制度的规范性和约束性会伴随人们认识的提升,而逐步内化为人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素养,并以制度权威的形式指引人们在社会实践和交往中主动遵循与践行。探寻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是全面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前提与基础。从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失范和阶级矛盾对抗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原因和背景。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产权制度与分工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思想,是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启发马克思进行制度权威研究的思想起点。马克思通过探索启蒙运动以来人对自由的追求,认识到了制度权威蕴含的人性诉求;通过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研究,认识到了制度权威的社会期盼;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全面阐明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基于这些认识,看到了制度权威的价值,进一步坚定了开展制度权威研究的信心和决心。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及逻辑体系是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正确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制度和制度权威的相关论述的文本梳理与研究,进一步系统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及演变的看法和思考,以确保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起点、思想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纵深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经典着作、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马克思在这些资料中都蕴含着其关于制度及制度权威的分析和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的价值、内涵与本质、基本形式、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等的认识与思考,为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也是制度权威显现的力量源泉。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权威也会不断发展和演变,由人最初的被迫性接受逐渐转变为人的主动性遵循。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要探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形成、内涵、特征及演变等,还要积极认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及启示。制度权威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和体现,决定了制度权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不仅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保障功能,也对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有着基础性的助推作用。当前,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全球各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引领和指导各国的法治建设,将会不断凸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发展。立足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相结合,对于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系统研究,既能让我们看到马克思思想中蕴含的制度权威思想,更能让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内涵、本质和特征等理论品质,为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内涵、形式特征及演变等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对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意义,能够不断推动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同时,将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相结合,更能进一步彰显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制度权威的力量。
康旭华[5]（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李青[6]（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王永仓[7]（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朱兴涛[8]（2021）在《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对空间的终极性思考和存在性追问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论题。空间作为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和变化样态,既是人类生命寄寓的现实处所,亦是人类社会实践展开的重要场域,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蕴。马克思哲学堪称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作为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和人类自身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以其基于人性的透彻的实践性理论追求和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生成了一种自觉把握时代主题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品格。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理解和把握社会空间问题特质与真义的思想方法和逻辑切入点。客观地讲,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体系,但是他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和哲学审视,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具体阐发了关于“社会空间”的重要思想。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叙事,从全球社会空间的发现及其批判,城市社会空间的变革及其资本宰制,日常社会空间建构及其异化三个方面对社会空间思想进行了理论透视。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空间”作出了新的实质性的创新性理解和理论性表达。深化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既是多学科视野融合和交叉学科整合的学术需要,也是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理论需要,更是理解和阐释当代社会重大空间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首先,本文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历史生成与理论特质。空间研究是西方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的理解和把握可以追溯到传统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社会空间观和古典经济学实证主义的社会空间观。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虽然既表征了人类社会空间的发展逻辑,又确立了历史性的解释原则,但仍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实证主义的代表,所主张的“感性直观”只是把社会空间看作“物化”的实体,人与人的社会空间关系只能被物化为“非历史”的物与物的空间关系。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贯穿着“历史观点”,而他的社会空间思想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生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空间发展是一个历史的实践生成过程,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的思想历程,“人的观点”社会空间意蕴,“实践观点”的社会空间逻辑,“正义观点”的社会空间批判的哲学文本阐释,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的观念变革、理论特点及其人性意蕴。其次,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进行了系统性阐释。第一个方面是全球社会空间的发现及其批判。根植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在肯定其对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下,把社会空间的理论分析始终与资本对社会空间重塑的现实批判相结合,揭示了人类社会空间出现的多重矛盾、潜在危机及其资本主导逻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世界历史”性交往社会空间的形成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新时代,通过“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地理性拓展,通过从“地方市场”到“世界市场”的经济性牵引,通过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的文化性融合,实现了全球社会空间的普遍联系。由于资本积累的空间全球化,社会空间的“世界历史”性发展过程加速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全球化,导致了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全球性空间剥夺。同时,马克思批判了全球自然空间过度资本化导致社会空间的对立矛盾和全球空间的生态恶化,并指出资本与信用的结合是虚拟资本时代资本全球积累的新形式,也包含着发展的内在危机。第二个方面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变革及其资本宰制。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城市是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形态,它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人化自然”,它处处打着人的空间实践活动的历史烙印。城市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变迁的轴心,也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社会空间转换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历史阶段分析,资本在城市的集中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造成一系列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不可挽回的社会后果。同时,马克思指出近代城市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社会空间条件,通过对一系列资本所导致的社会空间后果的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等级化。第三个方面是日常社会空间的营造及其异化。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在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并开始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资本积累推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是城市社会空间被资本重塑并快速分异的时代,也是人类日常社会空间被全面纳入资本逻辑和金融体系的时代,人的居住空间、劳动空间、休闲空间出现普遍物化和异化。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住宅短缺及其区隔的资本逻辑,批判了居住社会空间出现的严重空间分异。马克思始终把空间及其社会性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量和分析,指出以工厂为基础的劳动空间是一个生产要素的空间聚合,出现了各种局部劳动过程的“空间并存”现象。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创造休闲空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剥削的资本逻辑。最后,在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三个重要层面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正义旨趣与当代价值。马克思是从人出发,把人作为社会空间正义的真正根据,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在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来把握社会空间正义问题,来阐释社会空间正义的思想内涵,来审视社会正义原则,来形成社会空间正义观念,以人的观念来憧憬社会空间的正义理想。同时,本文申明了马克思“历史观点”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群体依赖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群体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个人独立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在人的自由个性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类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进一步指出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理解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基础,自由人的生成与自由个性的生活理想是社会空间正义追求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归宿。因此,深化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有利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当代敞开和生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自我超越的必要方式和重要途径。
高静[9]（2021）在《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历经世纪疫情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2021年踏上了“十四五”新征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中继续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不忘初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城乡关系处理仍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德国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等人关于城市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发展的本质,批判性地考察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未来城市发展构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专着中系统地阐述城市发展思想,但他们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却广泛地分布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7-1848）、《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论住宅问题》（1872-1873）、《反杜林论》（1876-1878）、《资本论》（1843-188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1）等一系列经典着作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并系统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发展的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深挖蕴藏在其中的城市发展思想,从而系统地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体系;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的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辩证逻辑内涵;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全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其理论来源一是莫尔、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二是斯图亚特、斯密及其后继者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三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其实践基础是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进程,以及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显现的城市病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过程对其城市发展思想进行了阶段性划分:早期阶段（1842-1845）、中期阶段（1846-1866）、晚期阶段（1867-1895）。第二部分系统地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方面,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即解析了城市的概念,梳理了城市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规律,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的本质、发展动力和功能的思想,重点强调了城乡关系在城市发展中的变化。另一方面,立足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发展的现实,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批判考察,致力于将马克思、恩格斯散落于各部经典着作中的城市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依次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城市显现的城市病问题、城市阶级矛盾、城市住房问题等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立意长远,重点以城乡关系为逻辑起点,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发展的体系构想和价值旨归展开论述。通过对城乡关系的梳理,城市发展将由原始的城乡同一逐步走向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最终走向城乡融合。城乡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城市发展思想的目标归宿,城乡融合目标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三部分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现实关照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在超越传统城市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发展的基本经验;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所彰显的辩证逻辑;在继往开来中,为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等提供了理论借鉴;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发展思想也将进一步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要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王秀芳[10]（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二、为什么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什么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 4.3.1 总体性原则 |
| 4.3.2 辩证性原则 |
| 4.3.3 历史性原则 |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过程规范性增强 |
| (二)社会交往扩大引起的行为规范消解 |
| (三)阶级矛盾激化导致的社会制度失范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卢梭、黑格尔等人的法哲学思想 |
|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与分工协作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思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标志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形成的时期 |
| (二)制度权威思想的主要认识及代表作 |
| 第二章 制度权威的价值分析 |
| 一、启蒙运动中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追求 |
| (一)启蒙运动对人的自由的呼唤 |
| (二)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前提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需要制度权威 |
| (一)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使命 |
| (二)无产阶级革命中制度权威与人的自由的统一 |
| (三)制度权威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保障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
|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的认识 |
|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根源的剖析 |
| 第三章 制度权威的内涵与本质 |
| 一、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
| (一)制度的定义 |
| (二)制度的内涵及本质 |
| (三)制度的属性及功能 |
| 二、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一)制度权威的要素 |
| (二)制度权威的内容 |
| (三)制度权威的特点 |
| 三、制度权威的本质 |
| (一)制度权威的客观性 |
| (二)制度权威的主观性 |
| (三)制度权威的能动性 |
| 第四章 制度权威的表现形式 |
| 一、经济制度权威 |
| (一)经济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经济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经济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二、政治制度权威 |
| (一)政治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政治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政治制度权威的作用 |
| 三、文化制度权威 |
| (一)文化制度权威的内涵 |
| (二)文化制度权威的表现 |
| (三)文化制度权威的作用 |
| 第五章 制度权威的基本特征 |
| 一、制度权威的唯物性 |
| (一)生产力是制度权威形成的根源 |
| (二)生产关系是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三)客观规律是制度权威的遵循 |
| 二、制度权威的阶级性 |
| (一)阶级的产生及发展 |
| (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不同制度诉求 |
| (三)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制度权威的形成与发展 |
| 第六章 制度权威的演变 |
| 一、人的自由对制度权威的呼唤与推动 |
|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的认识 |
| (二)人的自由与制度权威的相互依存关系 |
| (三)制度权威是人的自由的基础 |
| 二、马克思对制度权威变迁的思考 |
| (一)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整体性研究的方法认识 |
| (二)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权威的构想 |
| 三、马克思关于制度权威演变的认识 |
| (一)制度权威演变的动力 |
| (二)制度权威演变的基本逻辑 |
| (三)制度权威演变的方向 |
| 第七章 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制度创新发展的推动 |
| 二、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制度权威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助推作用 |
| (二)制度权威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保障 |
| (三)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引领 |
| (四)制度权威思想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合作 |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 2.6 小结 |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 4.6 小结 |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 5.6 小结 |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8）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一)国外社会空间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社会空间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简要评论 |
| 三、论文的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历史生成与理论特质 |
| 一、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历史生成 |
| (一)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空间观念的历史演进 |
| (二)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生成历程 |
| 二、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实践特性 |
| (一)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空间属性的实践变革 |
| (二)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社会空间逻辑 |
| 三、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属人本性 |
| (一)从“物”的空间到“人”的空间:社会空间的人性回归 |
| (二)马克思“人的观点”的社会空间意蕴 |
| 四、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批判品格 |
| (一)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社会空间形态审视 |
| (二)马克思“正义观点”的社会空间批判 |
| 第二章 全球社会空间的发现及其批判 |
| 一、世界历史视野下国家空间关系塑造及其空间剥夺 |
| (一)“世界历史”性空间形成: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新时代 |
| (二)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空间剥夺 |
| 二、全球自然空间的充分利用及其过度资本化 |
| (一)“人化自然”能力的全面提升:开启人类全面征服自然的新篇章 |
| (二)自然空间的过度资本化: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 |
| 三、虚拟经济空间的资本扩张及其批判 |
| (一)资本与信用的结合:虚拟资本作为资本全球积累的新形式 |
| (二)金融泡沫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限制:虚拟资本扩张逻辑及其批判 |
| 第三章 城市社会空间的变革及其资本宰制 |
| 一、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空间优势地位的确立及其城乡不平衡 |
| (一)城市空间的优势地位确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
| (二)“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失衡及其社会后果 |
| 二、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积累功能及其资本化 |
| (一)近代城市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社会空间条件 |
| (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资本化的矛盾及其扬弃 |
| 三、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理性精神及其等级化 |
| (一)资本主义城市精神的理性化及其空间选择 |
| (二)城市空间等级化的社会后果及其批判 |
| 第四章 日常社会空间的建构及其异化 |
| 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居住空间的价值及其分异 |
| (一)居住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价值归属 |
| (二)制造住宅短缺及其区隔:居住社会空间分异 |
| 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劳动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异化 |
| (一)劳动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哲学阐释 |
| (二)资本增殖需要:空间生产的劳动异化 |
| 三、资本主义文明化中休闲空间的营造及其批判 |
| (一)休闲空间的社会生产及其哲学理解 |
| (二)资本主义社会休闲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 |
| 第五章 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正义旨趣与当代价值 |
| 一、马克思“人的观点”的社会空间正义思想 |
| (一)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思想的哲学变革 |
| (二)“历史中的现实的人”: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思想的起点 |
|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思想的旨趣 |
| 二、马克思“历史观点”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 |
| (一)人的群体依赖性时代:群体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 |
| (二)人的个人独立性时代:个人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 |
| (三)人的自由个性时代:人类本位的社会空间正义原则 |
| 三、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社会空间正义追求 |
| (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社会空间正义的方法论基础 |
| (二)“目标性”遮蔽“目的性”:社会空间正义追求的实践误区 |
| (三)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走向社会空间正义的未来 |
| 四、马克思社会空间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 |
| (二)推动人类社会空间的均衡可持续发展理想 |
| (三)奠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空间理论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理论来源 |
| 二、实践基础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历程 |
| 一、早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考察城市相关问题(1842-1845) |
| 二、中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城乡关系问题(1846-1866) |
| 三、晚期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转向未来城市发展研究(1867-1895)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起源与发展的研究 |
| 一、城市的概念探析 |
| 二、城市的历史起源 |
| 三、城市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本质、动力和功能的思想 |
| 一、城市的本质 |
| 二、城市发展的动力 |
| 三、城市的功能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研究 |
| 一、传统社会中城市乡村化 |
| 二、工业革命后乡村城市化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批判考察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的考察 |
| 一、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问题表征 |
| 二、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病产生的必然性分析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城市阶级矛盾的考察 |
| 一、工业城市阶级结构复杂化 |
| 二、工业城市阶级矛盾尖锐化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住房问题的考察 |
| 一、住房短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
| 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住房问题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考察 |
| 一、市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
| 二、批判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构想和价值旨归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体系构想 |
| 一、城乡分离 |
| 二、城乡对立 |
| 三、城乡融合 |
| 第二节 城乡融合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 |
| 一、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条件 |
| 二、实现城乡融合的主要途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价值旨归 |
| 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重要意义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超越创新:超越了传统的城市发展思想 |
| 二、辩证统一:彰显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哲学意蕴 |
| 三、继往开来:为现代城市相关思想提供理论基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顺应生产力发展规律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 |
| 二、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为什么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3]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马克思制度权威思想研究[D]. 田兆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7]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8]马克思的社会空间思想研究[D]. 朱兴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发展思想研究[D]. 高静. 湖北大学, 2021(01)
- [10]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