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励学”：两种文化观

一、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论文文献综述）

张韵聆^[1]（2017）在《近代中日《劝学篇》政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与日本,都面临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资产阶级的船坚炮利所打破的困境,使两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面临着社会转型压力,导致两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国民的管控因此受到了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与日本的近代杰出思想家福泽谕吉,先后于19世纪后期撰写了同样名为《劝学篇》的着作。两位作者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宣传各自的政治教育思想,鼓吹民众发愤图强,通过学习来改变国家与自己的命运。两位作者不仅借各自的《劝学篇》为其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措铺路,更力图用各自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以及道德规范来影响国民,为两国的统治阶级培育人才。本文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对中日《劝学篇》的政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与比较研究。除导论外,全文共分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对中日两部《劝学篇》基本情况进行介绍,首先是两书创作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戊戌变法时期与明治维新时期,接着简单论述两书的主要内容,以及两书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影响。第二部分,对两部《劝学篇》中反映出的政治教育目的进行比较,两位作者都希望通过“劝学”来实现富国强民、民族独立的目的,但张之洞同时也希望激发民众的忠爱之情,使民众与清政府上下一心,齐力抗辱,而福泽谕吉则希望通过教育使国民摆脱封建残余的束缚,使日本完成资本主义转型。第三部分,对两书的政治教育内容的异同进行比较。两位作者都非常重视爱国精神的培育与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研究,但是却在民主思 .想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第四部分是对两书的培养目标的异同进行比较,虽然两位作者都十分重视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但是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培养目标必然存在差异。第五部分,对两书中的教育方法进行比较。两位作者为使自己的教育思想被国民接受,都从教育对象关注的实际问题出发,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但教育形式上又呈现出言传与身教的差别。最后,通过比较两部《劝学篇》,得到了启示:一是在教育方法上,坚持“言传”与“身教”相结合;二是注重培育国家意识,激发教育对象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从而增强教育对象的民族文化自信,激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四是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与借鉴,以更好地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颜蒹葭^[2]（2017）在《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与掠夺,近代中国逐步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有志之士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相继开展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爱国救亡活动。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也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同样面临着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进而又面临着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到底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直至20世纪初期,各种外来思想仍扑朔迷离,中西文化激烈冲突。青年毛泽东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进行着文化学习、比较、选择及改造,从而建构了其早期文化观。本论文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不是空穴来风,其形成有三大条件,即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自身因素。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在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在毛泽东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有志之士的多次爱国救亡活动均遭失败,近代化对文化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狂飙突进。同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有着种种现实的、深厚的理论渊源。在中国文化方面,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家乡湖湘文化的熏陶;在西方文化方面,既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启迪,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导。正是这些理论渊源,共同影响着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当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与他自身的素质与努力分也是不开的。青年毛泽东热爱学习,具有开放开阔的文化视野;反抗规范,养成了了独立进取的文化精神;忧国忧民,确立了爱国救亡的文化立场。这些自身因素,保证了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正确发展方向,并促进了其形成与发展。一个人思想发生剧变,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蜕变过程。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构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着明显的发展轨迹。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选择来看,这一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缩影。本论文研究发现: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构建,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初构和第一次重构,时间是在1902-1913年。在1902-1910年,青年毛泽东通过私塾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进行了传统文化的早期积淀——文化初构。其间,毛泽东虽通过阅读《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等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间接学习了西方文化,但影响不大。1910-1913年,青年毛泽东先是进入新式学堂,受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西学思想的间接影响,后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直接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义着作,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得以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被逐步削弱,于是开始了早期文化观的第一次重构。第二大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第二次重构与基本形成,时间是在1913-1918年。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求学。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杨昌济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不但学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积极投身其中从事了一些实践活动。通过对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文化思想进行吸收与发挥,青年毛泽东提出了东西方思想同时融合改造的文化观,从而对自己的早期文化观进行了第二次重构。第三大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转型升级,时间是在1918-1920年。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受到了东西文化论战和陈独秀、李大钊文化观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于是思想开始发生巨变。到1920年底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文化观也向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转型升级。本论文认为,由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在中西文化冲突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所以他在形成自己的文化观时受到了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启蒙学者经过中西文化比较而形成的各种学说、观点的影响,但又有别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或全盘西化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李大钊、杨昌济关于融合中西文化、创造第三类型文化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早期文化观——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东西文明汇合”观。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本论文认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目的论、差异论和改造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严重弊端,研究、比较中西文化,是为了改造落后的旧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实现救亡图存。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是有差异、有差距的,但要平等、辩证地看待两种文化,并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一元论。他力主清算“中体西用”思想,提倡高扬西方时代精神,主张通过批判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对东西方文化“同时改造”,从而创造“第三类型文化”。显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具有中西交融的辩证性、行重于知的实践性、与时俱进的进步性等特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并对近代西方各种思潮不断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实质上就是一个怎样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对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影响。本论文指出,作为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东西文明汇合”观,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价值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文化明确了基于辩证继承与吸收中西文化的创新方向;二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是为中国新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发展繁荣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李璐^[3]（2013）在《论汉语世界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禅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20世纪以来的禅宗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通过考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禅宗研究,多带有研究者不同的文化立场。影响20世纪中国最大的三大思潮:西化思潮、中国文化本位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对禅宗研究产生过影响。有些是文化的原因,有些是政治的原因,但都含有作者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预期。其中,批判是主流。此外,影响禅宗研究较大的,还有佛学本位的教界和居士界佛学。他们都为佛学走向现代化、学术化、理性化做出了贡献。由于他们对佛学现代化发展的取径不同,其中又有中国佛学本位和印度佛学本位之别。而以印度佛学为本的反传统倾向,也决定了他们对禅宗的批判态度。80年代后,海峡两岸逐步走出严肃的政治氛围,进一步展开各方面的交流,学术研究也迈向多元、健康的发展之路。在这方面,台、港地区由于较先与国外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且延续了胡适、印顺以来的研究传统,故而较早走向多元。而大陆学界要到80年代末“文化热”、“禅学热”兴起之后,才逐步走上远离意识形态的研究。到1992-1993年间,迎来了第一次禅宗研究着作的出版高潮,并在此后的不断反思中走向多元、理性的研究之路。全文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览,以百年禅宗研究的群体、范围及特点为主要对象,宏观勾勒汉语世界禅宗研究的基本情况。第二——五章,依据不同的文化立场,将百年禅宗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西化派的代表胡适的禅宗历史研究所做的讨论。胡适是现代禅史研究的开山人物,对他的研究作评价分析的文章已经很多。本文的思路是,先从对这些文章的再反思中,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学界对胡适禅史研究态度的转变,分析这些文章的时代局限性,再进而展开自己对胡适禅史研究的理解。第二部分是对佛学本位立场的教内禅宗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提到的重要僧人、居士包括太虚、吕澂、印顺、圣严等。这些人物的禅宗研究可以说都是带有护教色彩的,但因其对佛教现代化走向的思路不同,又可以分为印度佛学本位（吕澂、印顺）与中国佛学本位（太虚、圣严等）。以印度佛学为本,对中国禅宗是持批判态度的。本章的写作重点就是以他们的禅宗研究为对象,解释背后的现代性目的与他们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对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学者的禅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国文化本位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西文化论战的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在佛教研究中,这种坚持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研究成果最初表现在史学领域,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人都有突出贡献。1949年后,这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主要在台、港地区盛行,新儒家是这种研究立场的重要力量。新儒家的禅宗研究主要是以儒摄佛的中国哲学重构,他们的关注点在儒家道德伦理与佛学思想的现代诠释,进而寻求中西哲学对话。新儒家的禅宗研究并不多,但他们为禅宗的哲学阐释,与西方哲学的沟通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第四部分讨论马克思主义禅宗研究,主要以建国后、文革前大陆学界的研究情况为考察对象。马克思主义禅宗研究是“教科书时代”的典型代表,单一的思维模式和负面的价值评判,是其突出特色。第六章是对胡适、新儒家、佛学本位（包括僧界、居士界）之外的台、港及海外中国学者的禅宗思想史研究做回顾与反思。由于所涉区域较广,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其中,台湾学界有为数不少的各类研究群体,香港、海外中国学者又多与台湾学界保持密切关系,他们的中文论文、着作多在台出版。因此,我们只以台湾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作为影响这部分研究者禅宗研究的基本因素。由于与教界关系密切,僧人学者的研究占相当比重,多元立场并存是台湾禅宗研究的重要特点。在本章阐述中,则以时代专题分类,对其中的重要成果所涉及的立场、方法与问题做分析。第七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禅宗研究,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末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以1985年前后为界,前期为恢复期,主要工作是介绍国外（主要是日本）、台港同行的作品,整理典籍,为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思想阐释的基本观念则未有太多改变。85年后,从美学、文化学等角度研究禅宗,成为思想突破的又一方式。到80年代末逐渐形成“文化热”、“禅学热”,渐有中青年学者以禅宗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以思想史研究为主的大陆禅宗研究在90年代迎来更多突破,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本章以恢复期、禅学热、第一次出版高峰、世纪末的反思等为线索,结合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时代思潮、重要成果等,探讨各个阶段禅宗研究的特点与方法。第八章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审视当代禅宗思想史研究。多元的研究方法、多元的研究路向、多元的立场角度是其中的重要特点。结合十几年来禅宗研究的重要成果,探讨当前禅宗研究的困境与前景。我们发现,目的论倾向的研究在理性与科学的旗帜下分外显眼。这一方面是中国百年来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决定的。本文以为,在当前的禅宗思想史研究中,各种立场与方法是并存的,这与百年来各种倾向的禅宗研究路向的传承有关。我们的学术研究进入理性、客观的时代,也仅仅是20几年的时间。百年来虽然理性与科学是最响亮的口号,但由于国家命运多舛,真正没有目的论倾向的研究是少见的。禅宗作为一种宗教,围绕其中的冲突比其他学科更为复杂、强烈。其中,以信仰和非信仰的角度研究禅宗思想,就是佛学本位学者与现代理性学者之间的重要不同。如何看待这个矛盾,是延续在百年禅宗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面对当前教界学者迅速崛起,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要突破当前的禅宗研究瓶颈,就应该重建禅宗作为佛教的主体性,不盲从于西方宗教学理论,也不脱离宗教本身去做纯粹的哲学思辨,与意识形态保持适当的距离,突破传统的经典解释的模式,允许不同立场的存在。

祝婷婷^[4]（2013）在《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冲击，拉开了中国近代化路程的序幕，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而生。其中，“中学”与“西学”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二者关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自魏源、龚自珍、林则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以来，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人对此皆有过不同的阐述。相比较而言，“中体西用”论似乎是其中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一种选择，而张之洞的《劝学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批评了顽固派的固步自封与盲目排外，另一方面，又否认了维新派的激进主张，在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寻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资深政治家，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商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重要的是，张之洞所生活的这一时段，恰是中国历史上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型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思考颇深，在改革政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编练军队以及改变外交策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潮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劝学篇》一书，正是其大半生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而衍生出的思想结晶之载体。职是之故，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张之洞的《劝学篇》进行研究。在第一章中，本文从张之洞的家世与其时代背景、张之洞的求学及科举历程和张之洞的早期仕宦历程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张之洞的传统士大夫形象。从张之洞的生卒年来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这一期间几乎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绝大部分时段，而且，其间的重大活动皆有张之洞的间接和直接参与，这一历史背景为张之洞“中体西用”形成的重要前提。在第二章中，着重探讨了张之洞的“中学”与“西学”的思想渊源。在他的仕宦历程中，经历了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身份的转变，恰是张之洞的政治思想由“中学”转向“西学”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张之洞长期的科举经历，其“中学”的学术取向构成了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在他转入洋务派之后的实践中，写成了《劝学篇》一书。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体西用”思想在《劝学篇》中的逻辑脉络。由于“中体西用”的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脉络下不断发展形成的。其中，《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围绕着如何保国、保教、保种等问题，阐述“中学为体”的具体作法。《劝学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从教育、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规划了“西学为用”的蓝图，从而构成了“中体西用”完整脉络。在第四章中，重点研究了《劝学篇》思想在晚清新政中的外在应用。从新政的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开始，到其具体内容的方方面面，都烙下了《劝学篇》思想的影子，尤为关键的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损益，从他对君主立宪制的态度中，就可看出他对《劝学篇》的发展与超越。

孙祥伟^[5]（2010）在《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文中研究说明汤寿潜是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是江浙立宪运动的领袖,是清末立宪派中唯一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汤寿潜早年深受浙东经世实学的影响,后来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又成为西学的积极主张者。汤寿潜1890年以《危言》的发表奠定了其维新思想家的地位,他坚信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思想资源以拯救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同时坚持“西学中源观”,对西艺、西学、西政都有所借鉴,从发表《危言》,力倡维新到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倡导国会请愿运动、参与辛亥革命到最后归隐乡里,不问政事,其人生经历是清末东南精英群体参与维新、立宪、革命等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的缩影和个案,在思想史上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将汤寿潜的经历、活动、着作、思想放在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尽可能将其思想与所生活的历史环境相契合,围绕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现代化问题,探讨汤寿潜思想发展的脉络与内在底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与其他派别如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与其他维新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力求从共性中发现个性,以确定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在研究过程中首先界定东南文化精英这一历史概念,然后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向纵深推进。在第二章中,主要概述汤寿潜生平事迹和着作,以此作为线索,提示全篇。从第三章开始通过其在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汤寿潜的一生基本上走了一个“人”字型的道路,早年参加科举走上仕途,认识到仕途险恶的他投身文化教育领域,但是封建士绅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或许是士大夫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其欲罢不能,经历了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终于使其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先后出任浙江都督和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未就职）。但是政治斗争的残酷与黑暗使其选择了急流勇退与归隐,从他的别名丙僧,字翼仙、蛩仙,以及出生之日其父遇到僧人的传说我们可以推测,其思想中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还有传统士大夫固有的“穷者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理念。汤寿潜晚年较少关注社会时事,但其隐居乡里期间仍改坝为桥、创办小学、留下戒子遗嘱等表明他始终保持士绅本色,仍然值得后人称道。笔者借鉴类型学的方法,将张謇、郑孝胥、沈瑜庆、张元济、蔡元培、陈三立、何嗣焜、赵凤昌、刘锦藻等文化精英归纳为东南精英群体,并以汤寿潜为中心,探讨该群体的兴衰荣辱的过程,从而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士绅阶层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的分离聚合所折射出的世变与士变,进行较为翔实的检讨,以深化对过渡时期历史的认识与思辨。中国近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除极少数顽固分子外,大部分文化精英主张改变现状,向西方学习,他们曾经对预备立宪抱有极大的希望,但是清廷实施亲贵集权,成立“皇族内阁”,使他们大失所望。当时流亡海外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发动舆论,在国内掀起武装起义,鼓吹反满革命,革命浪潮一日千里,不可遏抑,许多文化精英被裹挟其间,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作为一场早熟的革命,由于准备不足,造成社会秩序的脱序与失范、社会重心的失坠。文化精英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愿意全盘西化,又对现状不满,内部发生巨大分化：第一种以郑孝胥、严复、罗振玉、沈曾植等人为代表,对清廷与传统文化十分眷恋,成为晚清遗民；第二种以汤寿潜、张謇、熊希龄、张元济等人为代表,他们远离政治,回归绅士本位,从事文化教育或慈善事业以造福社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实践其文化理想；第三种以蔡元培、谭延闿等人为代表,激流勇进,成为革命元勋,但也被边缘化。本文以汤寿潜为个案进行考察,最后总结其思想特质：汤寿潜类型的东南文化精英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其思想呈现出适应性与时代性的特征,不时表现出前进与保守的困惑,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历史舞台的前沿逐渐退至幕后,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变化及其所代表的东南文化精英的兴盛与落寞,最终被革命派精英所取代,这本身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缩影。

朱玉霜^[6]（2003）在《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及其不同内涵》文中指出中国的儒家伦理曾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中国文化相比,日本文化虽然曾大量吸取引进了儒家伦理,但因其文化内涵不同,因而在选取和融合吸收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从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探讨中日文化对待儒家伦理的不同价值取向。

刘悦斌^[7]（2002）在《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文中研究指明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和日本,出现过两部书名完全相同的着作,这就是中国张之洞的《劝学篇》和日本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两部着作的目的都是要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背景下指示本国的发展方向,但是旨趣却大不相同,有本质的差异。

二、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日《劝学篇》政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汉语世界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禅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论文提纲范文）

（6）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及其不同内涵（论文提纲范文）

四、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日《劝学篇》政治教育思想比较研究[D]. 张韵聆. 海南大学, 2017(06)
• [2]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D]. 颜蒹葭.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1)
• [3]论汉语世界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禅宗研究[D]. 李璐. 南京大学, 2013(01)
• [4]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D]. 祝婷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5]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D]. 孙祥伟. 上海大学, 2010(03)
• [6]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及其不同内涵[J]. 朱玉霜.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S1)
• [7]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J]. 刘悦斌. 师道, 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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