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经济和环保双赢(论文文献综述)
蔡传里,许桂华[1](2021)在《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效果与路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环境规制会通过影响污染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进而影响经济环境综合绩效。本文选取2003-2016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环境规制对经济环境综合绩效存在较明显的直接影响,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影响形态、结果存在差异;环境规制通过污染产业转移对经济环境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多,而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济环境综合绩效的作用还有待强化。为此,环境规制应更强调环境质量和经济质量的长期改善,而不只是着眼于简单转出污染产业或盲目抵制产业的合理化转移,且各地政府和企业要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类型的有效环境规制政策,注重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
李根柱[2](2021)在《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随着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提升,企业不再局限于内部绿色管理,而是逐渐转向了供应链间绿色合作实践。面对着来自社会、政府、消费者、同行业企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制造企业也正积极通过各种绿色管理手段来建立绿色供应链,从而增加企业产品或者服务的可持续性,提高社会效益,帮助企业提升企业形象。但绿色供应链的发展仍面临三个关键问题:首先,国内绿色供应链的相关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且进行供应链实践的多为跨国大企业,而企业单独承担绿色治理活动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因此企业内部绿色治理实施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担;其次,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面对绿色治理成本高的难题时,难以拿出有效的供应链主体企业绿色合作模式来解决问题,供应链上下游和同行业之间缺少有利的合作机制,来实现成本共担和价值共创;最后,供应链核心企业对绿色发展的认知以及管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难以形成企业绿色自觉行为,供应链的绿色战略难以协调实施。因此,本文构建了由核心制造企业及其同行业者、上游供应商、下游零售商构成的三级供应链,从价值共创角度设计绿色战略下供应链伙伴之间的不同合作模式,激发供应链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同时能够为供应链主体企业减轻绿色治理成本,提高实施绿色行为的积极性。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1)将传统供应链中由核心企业单独承担的绿色治理行为延伸到集成供应链视角下进行研究,结合价值共创理论,从共创动机,共创模式以及共创结果三个维度,提出基于核心企业的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原理。(2)基于原理所论证的价值共创的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以成本分担,收益共享”思路,构建了“核心制造商与供应商”、“核心制造商与零售商”、“核心制造商与同行业者”三种不同模式下的双角色供应链价值共创机制,以及供应链多方参与即“核心制造企业、供应商、零售商”、“核心制造企业、供应商、同行业者”、“核心制造企业、同行业者、零售商”多角色的供应链价值共创机制。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构建价值共创模型,最终得到每种共创模式下绿色治理成本分配系数,从而确定不同共创模式下绿色治理成本分配方式,实现共创双赢和多赢。(3)通过某制造行业真实数据对绿色供应链的价值共创机制效果以及影响效果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价值共创模式的效果及其与供应链的特性或制度环境因素对价值创造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价值共创对企业不同绩效都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战略下以制造商为主导的供应链主体之间实施价值共创、形成企业绿色联盟的有效性。此研究结合共创理论以及供应链相关理论,从共创动机,共创模式以及共创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了基于核心企业的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原理,此原理表明以核心企业为主导供应链合作共创的可行性以及共创内在逻辑;同时,基于原理构建相应的定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了绿色供应链下实现价值共创的可行性,并通过求解得出最优绿色成本分摊系数来构建绿色供应链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机制;最后通过某行业真实数据进一步检验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对主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核心企业的特征和外部制度因素对其绿色战略下的共创机制有一定的交互作用;揭示了绿色供应链战略下价值共创机制的实施效果和影响效果的内外部因素。此研究结论扩展了价值共创理论从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创延伸到供应链间共创的应用,以及丰富了绿色管理相关研究。同时,其结论为供应链核心企业提供在环保问题上进行价值共创的具体机制以及指导企业对不同机制的进行选择,同时鼓励政府、市场监管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绿色战略下的共创机制的实施,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世斌[3](2021)在《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长期粗放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也开始集中出现,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日益强化的环境规制约束下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将是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重点任务。而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背景下,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解决现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必要选择。因此,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将能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互动。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环境规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仍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科学的环境规制体系。具体表现为目前我国在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上缺乏科学合理的依据,长期依靠单一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以及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环境规制在实现短期环境治理目标的同时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技术创新激励。而近年来以信息公开和披露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开始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弥补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技术创新激励不足问题,有必要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分析,从而通过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考察,分析在技术创新现实基础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层面验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综合采用文献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现实基础进行分析,探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在技术创新激励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分析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并针对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实际影响。最后,针对我国技术创新导向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各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上,本文认为以命令控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中仅包含政府和企业两个参与主体,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行为,即使在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体系下,企业仍然缺乏技术创新激励。而当社会公众以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形式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时,能够起到弱化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谋行为的作用,从而产生源自于企业外部的技术创新激励,而社会公众参与环境行动的基础在于有效的信息供给制度。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进一步通过消费者选择和声誉机制加强了外部约束,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能够在缓解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对传统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激励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此外,良好的环境信息披露条件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有效识别企业环境风险,从而做出有效的投资决策,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利用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构造准自然实验,针对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及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其稳健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着地提高了城市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同时能够通过提高发明专利和绿色专利比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结构;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机制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着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地区;城市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间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增强后衰退的特征,省界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创新外溢效应具有较大影响。第三,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上,本文针对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检验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影响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一定自愿性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弱于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在对技术创新结构的影响上,环境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以及绿色专利占比的提高,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则对实用新型专利占比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不利于企业发明专利占比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点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同时随着分位点的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特征;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企业所处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要优于其他地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各区域企业技术创新均不存在显着影响;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重污染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不存在显着影响,对于非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环境信息披露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着,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中央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对于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对于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着;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两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均能够有效调节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产生的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完善了“波特假说”中关于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梳理对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这一新兴理论概念进行系统地阐释,并通过实践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第二,丰富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公众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从调节传统环境规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这为采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视角。第三,拓展了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的样本数据,对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这三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检验,进一步拓展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证经验。
陈苗[4](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熊倪[5](2021)在《碳排放补贴、碳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碳排放问题是当前全球共同面对的主要公共产品问题之一。我国在1992年、1997年和2015年依次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承担起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的责任。我国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第七十五次联合国大会上的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展示出我国节能减排的坚定信心。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一定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可持续性的和集约型的方式发展。因此,研究环境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国在碳减排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大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我国的碳排放量依然非常大,因此当前我国依然面临着极大地碳减排压力。基于当前现状,本文开展了碳排放补贴与碳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整体上和空间上的碳排放的现状,并与美国和日本的碳排放强度与人均碳排放进行了对比。其次,本文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构建了包含碳排放补贴与碳税政策的E-DSGE模型,并利用校准法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再次,基于R软件,本文模拟了环境政策和技术水平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居民福利的影响,并从三个角度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最后,本文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得出了如下清晰且有意义的结论:第一,在短期内,生产技术冲击要优于环保技术冲击,因为生产技术冲击在短期内会使得产出增加和环境质量改善,而环保技术冲击使得产出减少;在长期内,环保技术冲击优于生产技术冲击,因为环保技术在长期内能使得产出由负转正的同时环境质量也大幅改善,并且环保技术冲击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而生产技术冲击会增加碳排放量。第二,碳税税率冲击会使得环境质量改善,但是会使产出水平下降;碳排放补贴率冲击会使得产出水平上升,但是会使得环境质量恶化。若提高碳税税率会使得环境质量改善更加显着;若提高碳排放补贴率会使得产出水平上升更多;因此,同时实施碳税政策与碳排放补贴政策时有可能达到产出水平与环境质量双赢的局面。第三,在所有五大冲击(生产技术、环保技术、碳税、碳排放补贴和政府治污支出)中,节能减排补贴冲击引起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波动的幅度和时间是最短的,因此从短期来看节能减排补贴政策有效,但是长期的效果可能弱于其他几大冲击。第四,碳排放补贴政策强度增大会使得居民福利进一步增加而碳税政策强度增大会使得居民福利进一步减少。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以模型构建为基础,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帅[6](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张峰[7](2021)在《再制造外包情形下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日益严重,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注重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制造作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已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行业实践中,原始设备制造商既要专注于新产品市场的竞争,又要有效地提升自身品牌的维护和构建,因而他们往往通过授权的方式将再制造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再制造商。原始制造商通过再制造外包既可以减少自身设备及技术的负担,又可以分享再制造市场带来的利润。但需要指出的是,再制造外包策略下的再制造品会对新产品市场造成严重的产品侵蚀问题。基于此,部分原始制造商,如Sun Microsystems、Lexmark等,通过对回收渠道的把控来有效应对第三方再制造商的再制造品侵蚀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部分原始制造商,如苹果、惠普和Bosch Tools等,则通过对再制造品销售渠道的把控而有效应对第三方再制造商的再制造品侵蚀问题。基于上述实践背景,本文聚焦于原始制造商可采取两种不同的渠道把控策略——回收渠道策略和再营销渠道策略,并分别从经济绩效和环境效益的角度去研究两种不同渠道策略下的再制造运作管理问题。第三章,分别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方面,探讨无政府规制背景下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和渠道策略。主要结论如下:当回收成本系数较小时,回收策略可以更好的应对产品侵蚀问题,在此策略下,原始制造商可以在市场中提供更多的新产品;而当回收成本系数适中时,与回收策略相比,再营销策略可以为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创造双赢的结果,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回收成本系数大于一定阈值时,回收策略比再营销策略更加环保;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的盈利能力随再制造成本的增加而下降,对环境的影响则随再制造成本的增加而增加。通过与前人研究结果的对比,本研究解释了原始制造商不同渠道策略的适用条件,并进一步揭示无规制情形下制造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建议再制造行业的管理者应依据回收再制造的成本结构选择激励的方式和政策。为促进再制造行业的健康发展,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引导。这些政策法规中,尤其以基于市场机制和基于行政命令机制两类环境规制政策为主: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制政策逐步出现,比如碳排放限额与碳排放权交易等。例如,欧盟颁布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简称EU-ETS)和我国正在试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对企业强制规定碳排放量,约束企业的生产决策。另一类行政命令性的强制政策,例如欧盟的WEEE指令、日本的SHARL家用电器回收法则和我国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等,都对制造企业和回收企业规定了具体的回收和循环再利用的目标。这两类政策法规对企业再制造策略选择和盈利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再制造的决策主体在各种政策法规下如何规划最优策略?这些都是再制造外包下研究的热点。于是,本文将第三章中的无规制情形下再制造外包的基本模型扩展到两类管制情形下,具体为:第四章,考虑碳排放规制情形下,分别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方面,探讨研究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和渠道策略。通过构建碳排放规制下的再制造外包供应链模型,探讨碳排放规制下原始制造商不同策略选择对再制造侵蚀问题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分析自主减排投资对企业的再制造决策、收益和环境效益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碳排放规制下原始制造商的两种渠道策略依然有效,即回收成本系数较小时,回收策略是应对产品侵蚀问题的最优选择;当回收成本系数适中时,再营销策略可以为原始制造商和再制造商创造双赢的结果。其次,投资减排成本的增加会提高再制造品的市场需求,造成更加严重的侵蚀效果,同时原始制造商的利润和投资减排水平也会随之降低。最后,碳排放总额随投资减排成本的下降而下降,当回收成本不够大时,再营销策略更加环保。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本文建议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激励企业碳排放技术的研发,降低碳减排投资的成本,从而供应更多的低碳产品。第五章,考虑回收管制情形下,分别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方面,探讨研究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和渠道策略,运用优化方法分析回收管制情形下决策双方的最优策略方案和边界条件,并探讨回收率目标和再利用率目标对于再制造水平和利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当再制造具有成本优势时,双方会选择高于规制目标的再制造策略。其次,严格的规制目标不一定导致更高的再制造水平。特别是当再制造具有成本优势时,回收率的提高会降低再制造水平。最后,不同模式下规制目标对双方利润的影响具有显着差异。只有当再制造成本小于一定阈值时,原始制造商才有动力支持回收率目标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建议政府和相关环保组织应根据不同行业特征、产品特性和再制造的成本优势等因素制定相应的回收规制政策。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下:(1)基于实践背景,分别从经济和环境的视角下,探讨了原始制造商回收策略和再营销策略对其再制造外包及产品侵蚀问题的影响。基于无规制这一背景,从制造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理性”特征出发,本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管理启示,这为再制造供应链的运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视角。(2)探讨了碳交易规制情形下,原始制造商回收策略和再营销策略对其再制造外包及产品侵蚀问题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假定原始制造商是投资减排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投资减排虽然只作用于新产品,但再制造商从再制造过程中也间接分享了投资减排的收益,因此双方的竞争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假设负责销售产品的一方需要向政府交纳碳税,由于不同策略下销售再制造品的主体不同,这对模型的求解提出新的挑战,也使得本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新假设下的研究结论既为碳管制下企业制定运营策略提供参考,也为政府制定市场管制政策提供决策依据。(3)探讨了回收规制情形下,原始制造商在回收策略和再营销策略的最优决策方案及对产品侵蚀问题的影响。基于对现行回收规制政策的分析,本研究将回收率和再利用率两个监管目标同时引入模型,发现这两个目标参数对再制造策略的影响并不同步,原始制造商对于回收率目标更加抵制。这一研究为电子废弃物回收责任分担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理论。
周清香[8](2021)在《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黄河流域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资源能源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受发展条件、地理环境、要素配置等因素影响,黄河流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重化工产业发展促使地区面临水资源环境压力,产业发展的不合理布局对其生态功能和安全形成威胁。黄河流域面临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利益分化等问题。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聚焦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规制过程的实现主要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通过制度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作用。本文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分析为切入点,挖掘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内在原因,从经济主体行为视角出发,阐释环境规制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剖析经济主体利益诉求及其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选择。其次,对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系统梳理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评析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和治理绩效;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把握其资源环境特征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动趋势。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提出完善环境规制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由于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大化,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所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机制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削弱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致环境污染。环境规制能够推动政府加强环保补助和环境治理投资,强化环境监管,提升环境治理绩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高质量发展。合理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改变投资结构、增加环保支出,通过清洁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和实现污染减排,补偿规制成本,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效应双赢。美好生态的需要增强公众环保诉求,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使公众更加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通过绿色消费和环保参与推动政府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健全环保政策,倒逼企业技术革新,推动高质量发展。(2)对黄河流域2004-2017年黄河流域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阐述,黄河流域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略有上升,单位GDP能耗整体呈下降趋势;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逐年递增,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3)2004-2017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发展格局。2004-2017年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均值在九省区达到最高,相较而言,甘肃、宁夏、青海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较低。从不同流域来看,2004-2017年下游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均高于中游与上游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8%。(4)经验分析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的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并有利于动力转换、结构优化、成果共享和生态保护四个分维度指数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规模呈现异质性。(5)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环保参与,助推高质量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一是聚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探寻流域内各省区层面和城市层面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成因,厘清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二是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三是在理论阐释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规制约束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厘清不同行为主体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角色,破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源,以期通过环境规制促进各行为主体在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发挥作用。
于连超[9](2020)在《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中国生猪养殖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密集型投入,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但是利润水平普遍较低,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可见,中国生猪养殖业迫切需要进行动力转型和绿色转型,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新型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导向,推进绿色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推进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点关注。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环境规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生猪养殖业的污染排放,但是会在较大程度上降低生猪养殖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上看环境规制会抑制生猪养殖业绿色经济增长。根据波特假说理论,环境规制不仅有助于促进生猪养殖业的污染减排,更有助于促进生猪养殖业的效率提升,整体上看环境规制会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经济增长。现有文献对工业环境规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工业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排放,但对于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持有不同的观点。与工业不同,生猪养殖业的生产经营存在明显的小规模和周期性特征,环境污染为面源污染,表现出分散性、隐蔽性、不易监测性等特征,因此现有文献关于工业环境规制的理论与证据难以适用于生猪养殖业。为此,本研究系统全面地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提出,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的目标、意义、思路、内容、方法和资料,构建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是理论研究,借鉴绿色经济增长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梳理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政策和环境规制进行概念界定与概念辨析,梳理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演化,构建环境规制影响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模型,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分析生猪养殖业成本收益、环境污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的现状和问题,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空间计量方法考察整体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及影响的空间效应,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具体层面的禁养区工具、环评审批工具、环境税收工具、排污许可工具四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及影响的异质性。第四部分是结论与政策研究,归纳总结研究结论,从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的角度提出推进生猪养殖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较低、增长动力不足和增长差异明显,而环境规制的针对性、激励性和灵活性均存在不足,致使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和不匹配。首先,生猪养殖业的成本与收益均在波动性上升,但净利润和成本利润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其次,生猪养殖业的环境污染正在加速积累,但近些年环境污染的积累速度有所下降。再次,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较低,增长动力在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贡献相对有限,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差异。最后,生猪养殖业环境规制处在改革进程中,存在针对性不足、激励性不足和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可见,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不协调和不匹配,亟待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更好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经济增长。(2)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实现的,绿色技术效率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首先,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次,将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效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不显着,但对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可见环境规制强度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来促进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能通过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增长来促进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首先,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强度的莫兰指数均显着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生产率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其次,空间滞后因变量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说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显着地促进邻近地区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显着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可以显着地促进邻近地区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4)禁养区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且存在异质性。首先,禁养区工具能够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次,禁养区工具能够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但不能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可见禁养区工具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来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与北方地区相比,禁养区工具对南方地区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与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禁养区工具对规模化程度较低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5)环评审批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且存在异质性。首先,环评审批工具能够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次,环评审批工具可以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进步增长,但不能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说明环评审批工具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来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与环境分权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环评审批工具对环境分权程度较高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与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环评审批工具对财政分权程度较低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6)环境税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强,且存在异质性。首先,环境税收工具能够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次,环境税收工具不仅可以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还可以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说明环境税收工具能够同时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和绿色技术效率增长来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与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相比,环境税收工具对市场环境较好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与资本存量较低的地区相比,环境税收工具对资本存量较高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7)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相对较强,且存在异质性。首先,排污许可工具能够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其次,排污许可工具不仅可以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还可以显着地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技术效率增长,说明排污许可工具能够同时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增长和绿色技术效率增长来促进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后,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仅在市场环境较好的地区中显着,在市场环境较差的地区中并不显着;与环境分权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排污许可工具对环境分权程度较高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着。综上所述,整体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具体层面的四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均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生猪养殖业的绿色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1)合理运用环境规制的组合工具,根据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生猪养殖业现实情况,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组合工具。(2)构建地区间环境规制的联动机制,通过建立环境规制的试点机制和协同机制,更好地实现地区间环境规制的联动。(3)持续优化禁养区工具,需要合理划定禁养区的范围,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生猪养殖业现实情况来实施禁养区工具。(4)逐步调整环评审批工具,需要逐步提高环评审批的范围,利用环境分权机制和财政集权机制来提高环评审批工具的灵活性。(5)有序推进环境税收工具,实施渐进递增的环境税税率,配合市场化建设和资本投资来提高环境税收工具的激励作用。(6)加速完善排污许可工具,建立健全排污许可的交易机制,利用市场化建设和环境分权机制来提高排污许可工具的激励作用。
刘军军[10](2020)在《制造企业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剖析与绩效提升》文中研究说明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融合供应链思维的系统性环境管理手段,得到了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注。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应对来自法规和客户的强制性要求。一些领先企业在满足强制性要求之后,开始实施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并做了很多工作(如华为的绿色供应商伙伴计划)。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是基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为实现环境和经济目标(包括价值创造)而主动实施的管理活动,区别于为应对和响应强制性要求而被动开展的管理活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陆续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支持和鼓励制造企业的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在满足强制性要求之后,借鉴领先企业的经验,开始作为发起者来开展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但到底如何去做,如何有效驱动相关实践,能否实现绩效提升等都是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虽然学术界对这些现实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但绿色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和展望仍然揭示并强调了以下不足及其研究的必要性。首先,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基本上聚焦在与技术、方法等相关的技术类实践(如生态设计、绿色生产、逆向物流等),通过这类实践来解决污染问题以满足强制性要求,而与人或组织相关的行为类实践(如高层和员工的支持,与供应商和客户互动及合作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企业开展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不仅需要技术类实践,也需要行为类实践。然而,已有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界定行为和技术类实践,对于两者如何融合去影响绩效也缺乏讨论。其次,以小米因供应商环境违规影响上市为代表的供应链环保事件不仅凸显了开展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的重要性而且表明当前我国制造企业在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与之对应的是,领先企业在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措施(如从监督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强化与供应商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以降低供应端的环境风险,部分企业开始在战略层面上考虑绿色供应链管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具体实践上构建与供应商的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形成了战略层面的绿色导向。而战略层面的导向能否驱动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开展,以提升经济和环境绩效是企业界和学术界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最后,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中以降低供应端的环境风险为主,因而主要集中在供应商的管理,面向下游客户的实践和关注度都相对较少。制造企业在开展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中,如何主动地面向客户的环境需求,寻找价值创造的机会,打造价值导向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如绿色价值链)已经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而相关研究仍然较少,研究方法也主要以案例研究为主。针对我国制造企业开展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现实需求,结合以上识别并提炼出来的现实问题及对应的研究问题,本文以制造企业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剖析与绩效提升为研究主线,采用结构方程、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和博弈建模开展相关研究。首先,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行为类和技术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进行了界定:行为类实践是指与人或组织相关的软性实践,包括企业内部支持、与客户的环境合作及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技术类实践指与技术或方法相关的硬性实践。随后,应用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构建了行为类、技术类实践和绩效之间的整合模型并提出作用机理的相关假设,利用来自200家制造企业的样本数据对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为类实践能够有效促进技术类实践的实施,且两类实践共同作用于绩效的提升,揭示了两类实践对绩效提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指出制造企业在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过程中应提升行为类实践的实施水平,营造支持性氛围和环境使技术类实践的投入和实施变得更为主动和深入。其次,本文从战略层面来研究和探讨如何有效驱动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首先细化并拓展了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内容,提炼出绿色供应商评价、供应商合作外的第三种管理实践(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发了测量题项。基于此,分别针对企业绿色战略导向是否会促进不同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实施,及不同实践对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利用样本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战略导向对三类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实施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供应商评价和战略伙伴关系对环境绩效有显着的影响关系,供应商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对经济绩效有显着的影响关系。此外,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三类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实施水平较高的企业群体具有更显着的经济和环境绩效表现。最后,本文以制造企业主动与客户开展环境管理方面的合作实现价值创造为主题展开研究。基于企业实例情境,以“开展面向客户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的生态设计”这一普遍存在但相关研究较少关注的现象为例,结合其“上游付出努力和成本而下游受益”的特征建立了一个制造企业和一个客户参与的主从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三种博弈情形(无生态设计、分散决策时开展生态设计、集中决策时开展生态设计)下的双方收益。研究结果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制造企业开展生态设计能够实现双方的经济效益更优即实现价值创造。分散决策下制造企业开展生态设计的意愿区间更广泛,但集中决策下的供应链收益更大。因而通过构造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契约来协调这种模式以实现供应链收益最大化。以上研究结果为制造企业开展价值导向的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实现经济和环保双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现经济和环保双赢(论文提纲范文)
(2)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问题及研究内容 |
1.2.1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1.5 本章小结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绿色供应链相关研究 |
2.1.1 绿色供应链的发展 |
2.1.2 绿色供应链特征 |
2.1.3 绿色供应链研究现状 |
2.1.4 文献评述 |
2.2 价值共创相关研究 |
2.2.1 价值共创概念 |
2.2.2 价值共创模型 |
2.2.3 价值共创行为 |
2.2.4 文献评述 |
2.3 价值共创模型相关研究 |
2.3.1 价值共创的影响因素及测量模型 |
2.3.2 消费者参与共创模型研究 |
2.3.3 企业联盟实现共创模型研究 |
2.3.4 文献评述 |
2.4 相关理论 |
2.4.1 价值共创理论 |
2.4.2 资源基础理论 |
2.4.3 制度理论 |
2.4.4 文献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3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原理分析 |
3.1 供应链价值共创的概念和内涵 |
3.1.1 供应链价值共创分析 |
3.1.2 供应链价值共创的内涵 |
3.2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的概念与内涵 |
3.2.1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的概念 |
3.2.2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的内涵 |
3.2.3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的特征 |
3.3 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的模式 |
3.3.1 供应商参与型价值共创 |
3.3.2 零售商参与型价值共创 |
3.3.3 同行业者参与型价值共创 |
3.4 本章小结 |
4 基于绿色供应链的双角色参与价值共创机制 |
4.1 建模思路 |
4.2 初始模型及问题假设 |
4.3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价值共创 |
4.3.1 价值共创后的利润函数 |
4.3.2 求解可行域 |
4.3.3 求解极值点 |
4.4 核心企业与同行业制造商价值共创 |
4.4.1 价值共创后的利润函数 |
4.4.2 求解可行域 |
4.4.3 求解极值点 |
4.5 核心企业与零售商进行价值共创 |
4.5.1 价值共创后的利润函数 |
4.5.2 求解可行域 |
4.5.3 求解极值点 |
4.6 数值分析 |
4.6.1 背景描述 |
4.6.2 数据收集 |
4.6.3 分析与讨论 |
4.7 本章小结 |
5 基于绿色供应链的多角色参与价值共创机制 |
5.1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及零售商的价值共创 |
5.1.1 利润函数极值的存在性 |
5.1.2 极值点 |
5.2 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及同行业制造商的价值共创 |
5.2.1 利润函数极值的存在性 |
5.2.2 极值点 |
5.3 核心企业与同行业制造商及零售商的价值共创 |
5.3.1 利润函数极值的存在性 |
5.3.2 极值点 |
5.4 数值分析 |
5.4.1 计算结果 |
5.4.2 分析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绿色供应链的价值共创机制有效性分析 |
6.1 概念模型 |
6.2 研究假设 |
6.2.1 绿色战略对价值共创机制的影响 |
6.2.2 价值共创机制对核心制造商绩效的影响 |
6.2.3 外部环境压力的调节作用 |
6.2.4 内部环境支持的调节作用 |
6.3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6.3.1 问卷设计 |
6.3.2 数据收集 |
6.4 数据分析 |
6.4.1 常用方法偏差检验 |
6.4.2 KMO检验 |
6.4.3 因子分析 |
6.4.4 假设检验 |
6.5 结果分析 |
6.5.1 绿色战略对价值共创机制的影响 |
6.5.2 价值共创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6.5.3 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的影响 |
6.6 本章小结 |
7 结论和展望 |
7.1 研究结论及启示 |
7.1.1 主要结论 |
7.1.2 管理启示 |
7.2 研究展望 |
附录A |
参考文献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1.2.1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研究 |
1.2.2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行为及绩效影响相关研究 |
1.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1.2.4 现有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主要创新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 |
2.1.3 技术创新 |
2.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与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2 信息不对称下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2.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
2.3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2.3.2 波特假说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现实基础 |
3.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实基础 |
3.1.1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3.1.2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现状特征 |
3.1.3 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
3.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 |
3.2.1 中国技术创新政策支持背景 |
3.2.2 中国技术创新现状 |
3.3 中国技术创新现实问题及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可能发挥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 |
4.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1.1 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 |
4.1.2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 |
4.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
4.2.1 基于对传统环境规制调节作用的分析 |
4.2.2 基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5.1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效应 |
5.1.1 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1.3 进一步分析 |
5.2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邻地效应 |
5.2.1 城市技术创新空间相关性检验 |
5.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5.2.3 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
6.1 模型构建与数据介绍 |
6.1.1 模型构建 |
6.1.2 数据介绍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基准回归结果 |
6.2.2 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6.2.3 基于技术创新结构的分析 |
6.2.4 分位数回归结果 |
6.2.5 异质性分析 |
6.2.6 中介效应分析 |
6.2.7 调节效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构建完善的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
7.2.2 充分发挥各类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
7.2.3 发挥公众参与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4 发挥产业结构调整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7.2.5 发挥市场机制在提高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激励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4)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7.5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5)碳排放补贴、碳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及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研究内容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绿色技术创新理论 |
2.1.2 低碳经济理论 |
2.1.3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碳排放的因素分解研究 |
2.2.2 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机制分析 |
2.2.3 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 |
2.2.4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
2.2.5 文献评述 |
第3章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3.1 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3.2 碳排放的总体测算 |
3.3 碳排放的空间格局 |
第4章 模型的构建与参数估计 |
4.1 E-DSGE模型构建 |
4.1.1 建模基本思路与假设 |
4.1.2 参数声明 |
4.1.3 居民部门 |
4.1.4 厂商部门 |
4.1.5 政府部门 |
4.1.6 条件汇总 |
4.2 E-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 |
4.2.1 参数校准 |
4.2.2 贝叶斯估计 |
第5章 脉冲响应与稳健性分析 |
5.1 独立冲击测度 |
5.2 混合冲击测度 |
5.3 社会福利 |
5.4 稳健性分析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建议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第三章附录:数据 |
第四章附录:文中模型推导 |
第五章附录:贝叶斯估计与DSGE模型程序 |
致谢 |
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7.1 “两控区”政策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7)再制造外包情形下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问题与内容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再制造渠道策略研究 |
2.1.1 回收策略研究 |
2.1.2 再营销策略研究 |
2.2 再制造产品侵蚀问题研究 |
2.3 原始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关系研究 |
2.4 规制政策下供应链运作策略研究 |
2.4.1 碳排放规制下供应链运作策略研究 |
2.4.2 回收规制下再制造策略研究 |
2.5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无规制情形下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 |
3.1 问题提出 |
3.2 模型描述 |
3.3 模型求解 |
3.3.1 回收渠道策略模型 |
3.3.2 再营销渠道策略模型 |
3.4 决策均衡分析 |
3.4.1 最优数量比较 |
3.4.2 利润比较 |
3.4.3 环境影响比较 |
3.5 数值分析 |
3.5.1 数据来源 |
3.5.2 仿真结果 |
3.6 本章小结与管理启示 |
3.6.1 本章小结 |
3.6.2 管理启示 |
第四章 碳排放规制下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 |
4.1 问题提出 |
4.2 模型构建 |
4.3 模型求解及分析 |
4.3.1 均衡决策 |
4.3.2 均衡决策随参数的变化 |
4.3.3 模型比较 |
4.4 数值分析 |
4.4.1 均衡决策比较 |
4.4.2 均衡决策随参数的变化 |
4.5 本章小结与管理启示 |
4.5.1 本章小结 |
4.5.2 管理启示 |
第五章 回收规制下再制造外包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 |
5.1 问题提出 |
5.2 回收规制下的再制造外包的渠道策略模型 |
5.2.1 无规制情形下的再制造策略模型 |
5.2.2 回收规制情形下的再制造策略模型 |
5.2.3 不同模式下最优策略对比分析 |
5.3 回收规制下再制造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1 主要参数对均衡决策的影响分析 |
5.3.2 主要参数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分析 |
5.4 数值分析 |
5.5 本章小结与管理启示 |
5.5.1 本章小结 |
5.5.2 管理启示 |
第六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6.1 全文总结 |
6.2 后续工作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8)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2.1.1 环境规制的内涵界定 |
2.1.2 环境规制的类型 |
2.1.3 环境规制的度量 |
2.2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2.2.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
2.2.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
2.2.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2.3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 |
2.3.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
2.3.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
2.3.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
2.3.4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2.4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3.1 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利益格局分析 |
3.1.1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分化 |
3.1.2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协调 |
3.1.3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割 |
3.1.4 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不统一 |
3.2 环境规制下经济主体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3.2.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3.2.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3.2.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4.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历史演变 |
4.1.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起步发展阶段(1978-2000) |
4.1.2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逐步完善阶段(2000-2012) |
4.1.3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全面推进阶段(2012-至今) |
4.2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与环境规制实施成效分析 |
4.2.1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 |
4.2.2 黄河流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实施成效现状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
5.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1.2 指标体系构建 |
5.1.3 指标选择与说明 |
5.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 |
5.2.1 测度方法选择 |
5.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5.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分析 |
5.3.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间演化分析 |
5.3.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分析*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6.1.1 模型设定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1 总体回归结果 |
6.2.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6.3 稳健性检验 |
6.4 进一步讨论 |
6.4.1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6.4.2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机制的实证分析 |
7.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7.1.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7.1.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7.1.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7.2.1 模型设定 |
7.2.2 指标选取和变量说明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7.3.1 基于政府行为机制检验 |
7.3.2 基于企业行为机制检验 |
7.3.3 基于公众行为机制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8.1 完善环境规制,保障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 |
8.2 协调利益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8.3 通过环境规制规范主体行为,加强环境治理提升发展质量 |
8.4 优化激励机制,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第九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本文不足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资料 |
1.5 研究创新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绿色经济增长理论 |
2.1.2 市场失灵理论 |
2.1.3 政府规制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
2.2.3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
2.2.4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框架 |
3.1 概念界定与概念辨析 |
3.1.1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3.1.2 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制 |
3.2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演化 |
3.2.1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演化 |
3.2.2 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理论演化 |
3.2.3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演化 |
3.3 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3.1 环境规制强度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3.2 禁养区工具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3.3 环评审批工具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3.4 环境税收工具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3.5 排污许可工具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关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与问题 |
4.1 生猪养殖业成本收益的现状 |
4.1.1 生猪养殖业的成本分析 |
4.1.2 生猪养殖业的收益分析 |
4.1.3 生猪养殖业的利润分析 |
4.2 生猪养殖业环境污染的现状 |
4.2.1 生猪养殖业环境污染的核算方法 |
4.2.2 生猪养殖业环境污染的产生量分析 |
4.2.3 生猪养殖业环境污染的排放量分析 |
4.3 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 |
4.3.1 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方法 |
4.3.2 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析 |
4.4 生猪养殖业环境规制的现状 |
4.4.1 生猪养殖业环境规制的政策演变 |
4.4.2 生猪养殖业环境规制的基本类型 |
4.4.3 生猪养殖业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对比分析 |
4.5 环境规制与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
4.5.1 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分析 |
4.5.2 生猪养殖业环境规制的问题分析 |
4.5.3 环境规制驱动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1.1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5.1.2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 |
5.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5.2.1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
5.2.2 变量定义 |
5.3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5.4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5.4.1 绿色技术效率机制 |
5.4.2 绿色技术进步机制 |
5.5 环境规制强度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 |
5.5.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5.5.2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选择 |
5.5.3 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与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禁养区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6.2.1 模型构建 |
6.2.2 变量定义 |
6.2.3 平行趋势检验 |
6.3 禁养区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6.4 禁养区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6.4.1 绿色技术效率机制 |
6.4.2 绿色技术进步机制 |
6.5 禁养区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 |
6.5.1 地理区域的异质性 |
6.5.2 经营规模的异质性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环评审批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7.2.1 模型构建 |
7.2.2 变量定义 |
7.2.3 平行趋势检验 |
7.3 环评审批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7.4 环评审批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7.4.1 绿色技术效率机制 |
7.4.2 绿色技术进步机制 |
7.5 环评审批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 |
7.5.1 环境分权的异质性 |
7.5.2 财政分权的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环境税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8.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8.2.1 模型构建 |
8.2.2 变量定义 |
8.2.3 平行趋势检验 |
8.3 环境税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8.4 环境税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8.4.1 绿色技术效率机制 |
8.4.2 绿色技术进步机制 |
8.5 环境税收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 |
8.5.1 市场环境的异质性 |
8.5.2 资本存量的异质性 |
8.6 本章小结 |
第9章 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9.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9.2 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9.2.1 模型构建 |
9.2.2 变量定义 |
9.2.3 平行趋势检验 |
9.3 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9.4 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9.4.1 绿色技术效率机制 |
9.4.2 绿色技术进步机制 |
9.5 排污许可工具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 |
9.5.1 市场环境的异质性 |
9.5.2 环境分权的异质性 |
9.6 本章小结 |
第10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1 研究结论 |
10.2 政策建议 |
10.2.1 合理运用环境规制的组合工具 |
10.2.2 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联动机制 |
10.2.3 持续优化禁养区工具 |
10.2.4 逐步调整环评审批工具 |
10.2.5 有序推进环境税收工具 |
10.2.6 加速完善排污许可工具 |
10.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制造企业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剖析与绩效提升(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 |
1.2.2 研究范围界定和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
2.1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
2.1.1 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内涵 |
2.1.2 行为/技术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相关研究及概念界定 |
2.1.3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下的行为/技术类实践关系 |
2.1.4 研究述评 |
2.2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 |
2.2.1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 |
2.2.2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驱动因素 |
2.2.3 研究述评 |
2.3 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 |
2.3.1 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创造过程 |
2.3.2 绿色供应链中合作下的价值创造和协调机制 |
2.3.3 研究述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行为/技术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对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 |
3.1 问题描述与理论模型 |
3.2 研究假设 |
3.2.1 行为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与绩效 |
3.2.2 技术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与绩效 |
3.2.3 行为类、技术类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与绩效提升之间的关系 |
3.3 研究方法 |
3.3.1 问卷设计过程 |
3.3.2 问卷题项选择 |
3.3.3 数据收集 |
3.3.4 结构方程模型测试 |
3.3.5 无应答偏差和同源性方差检验 |
3.4 研究结果 |
3.4.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
3.4.2 假设检验结果 |
3.4.3 Post hoc测试 |
3.4.4 研究结果讨论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与绩效:战略导向驱动与战略伙伴关系实践 |
4.1 问题描述与理论模型 |
4.2 研究假设 |
4.2.1 企业绿色战略导向与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 |
4.2.2 绿色供应商管理关系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 |
4.2.3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与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关系 |
4.2.4 绿色供应商关系管理实践的中介效应 |
4.3 研究方法 |
4.3.1 问卷题项选择 |
4.3.2 无应答偏差和同源性方差检验 |
4.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4.3.4 聚类分析 |
4.4 研究结果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
4.4.2 回归分析结果 |
4.4.3 Post hoc测试 |
4.4.4 假设检验结果及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客户生产过程节能减排的生态设计价值创造模型研究 |
5.1 问题描述 |
5.2 生态设计博弈模型 |
5.2.1 决策顺序 |
5.2.2 模型符号和基本假设 |
5.2.3 模型建立 |
5.3 模型求解与分析 |
5.3.1 模型求解结果 |
5.3.2 数值分析 |
5.3.3 模型启示 |
5.4 实例介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6.1.1 主要研究结论 |
6.1.2 政策及管理建议 |
6.1.3 主要创新点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6.2.1 研究局限 |
6.2.2 未来的工作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和绩效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四、实现经济和环保双赢(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效果与路径分析[J]. 蔡传里,许桂华. 海派经济学, 2021(04)
- [2]绿色供应链价值共创机制研究[D]. 李根柱.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中国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世斌. 吉林大学, 2021(01)
- [4]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5]碳排放补贴、碳税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熊倪. 重庆工商大学, 2021(09)
- [6]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7]再制造外包情形下的产品侵蚀问题及渠道策略研究[D]. 张峰. 电子科技大学, 2021(01)
- [8]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周清香. 西北大学, 2021(12)
- [9]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于连超. 西南大学, 2020(05)
- [10]制造企业主动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剖析与绩效提升[D]. 刘军军.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