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青海地质》总目次第10卷（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认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孙克诚[2]（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齐放[3]（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认为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汤莹[4]（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许秀文[5]（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认为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黄婧文[6]（2019）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文中研究指明阮元纂《广东通志》是清代以来广东地方总志中卷帙最多,内容最爲丰富的一种,其艺文略集部收录了上起汉代,下迄清道光以前的广东集部文献,从数量及内容上看,着录文献较爲丰富,爲研究广东历史文献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未曾点校与订补,存在不少的错)阙漏;囿於当时文献收集之力以及多次禁毁,其收录的文献未能完全反映阮志成书前广东集部文献情况等。此外,目前学界对广东集部文献的研究多关注现存文献,亡佚和未见文献的研究尚待开发。基於上述,本文对阮志集部进行标点、校勘和整理,订补其着述书目,整理亡佚和未见文献,并形成对广东集部文献的述略,力图爲广东文学研究提供较爲完备的基础性文献资料。本文分爲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对道光以前广东集部文献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分析。第二部分点校订补集部,阮志集部原书目830种,存285种,佚95种,未见447种,阙3种;订补後书目4286种,存1859种,佚98种,未见2326种,阙3种;合计增补书目3456种,订补610条,出按语464条。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杨冰华[8]（2019）在《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及所涉佛事活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问题的原因与西夏史籍的失载以及藏经洞封闭造成相关营建文书缺失有关。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历史文献考据、艺术史图像证史等理论与方法,充分利用敦煌西夏洞窟中保留的壁画、题记以及黑水城等地出土文书等材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结构主要包括绪论、七个章节和结语三部分。首先,绪论主要对研究缘起、研究对象、学术史回顾、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等问题做必要说明与限定。正文按照研究材料将内容分为莫高窟和榆林窟两部分。作为崇信佛教的国度,西夏统治时期在敦煌进行了大量洞窟营建及寺院建设活动。皇庆寺是莫高窟的一座重要寺院,就其命名缘由学界均认为其因营建于元皇庆年间而得名。通过对黑水城等地出土佛经等材料以及西夏史籍的梳理,认为该寺是西夏乾佑二十年（1189）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登基五十周年之际,敦煌以嵬名智海、翟嵬名九等人为代表的佛教领袖为其庆贺所建。除寺院之外,西夏在敦煌也重修了很多洞窟,不过由于与前期艺术题材存在很大相似性,目前具体洞窟分期还存在较大争议。莫高窟第38窟新发现一则题记,文章就其时代、作者及题记在洞窟断代问题上的价值做了解读。该题记由金元之际东夏僧人道洪书写,他极有可能是一名工匠,按照当时流行的印度波罗样式造像风格,在该窟建造一身降魔触地印菩提像。另外,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营建的洞窟,西夏乾佑十五年（1184）、乾佑二十年（1189）、天庆二年（1195）仁宗及皇后罗氏三次大规模举行法事活动,借此殊胜时机,敦煌佛教领袖巧妙地重修了该窟甬道壁画。西夏之所以选择此窟是因为主室西壁大幅五台山图契合了其五台山文殊信仰需求;榆林窟第29窟图像题材与蒙元时期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编撰的《华严忏仪》可以较好地对应起来。因而,该窟可能是西夏时期的一座华严道场。国师、禅定高僧、净土变、文殊变与普贤变以及密教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在法会中扮演不同角色,信众在往生净土、密教护持等资荐下,最终到达莲华藏世界。敦煌石窟群是西夏佛教活动中心之一,信众往往前往那里巡礼圣迹,礼佛修行。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一行七人在榆林窟修行四十余日,并在第15窟、第16窟题写了珍贵的发愿文题记。对此题记在前人释读基础上重新做了录文,并就其内容从惠聪僧团成员的民族成分、多样化身份、僧团修行活动等方面做了解读。西夏时期瓜州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惠聪一行中的弗兴、安住等人可能是中古遗留的粟特人后裔;僧团成员身份包括赐紫僧、出家弟子、在家弟子以及白衣行者、行婆等多种身份。另外,西夏作为偏居西北内陆的割据势力,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使其农业生产活动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文章以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普贤变为研究材料,对西夏时期瓜沙地区祈雨活动做了解读。该窟窟门两侧绘制的文殊变与普贤变上书写清代嘉庆年间祈雨活动题记,其原因可能与文殊变中出现五身龙王像有关。西夏之所以接收宋地传播而来具有龙王像的图像样式是因为恰好契合了其祈雨需求。总之,西夏统治时期敦煌洞窟营建所涉佛事活动研究还存在很多盲区。由于史料缺失等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一成果未能很好地系统化,采用专题式的讨论模式则避免了面面俱到而无法深入的弊端。
张琦[9]（2019）在《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文中指出慕寿祺是近代甘肃名士之一,出生于耕读世家,后接受传统书院教育,于经学、史学颇有心得。其一生经历了社会的鼎革,于民国初期活跃于甘肃的政治舞台,结交不少社会名流;而后从教治学,研究西北地方史事,着作等身。慕寿祺所着《甘宁青史略》是一部西北地区通史,体例完备,门类繁多,注重历代戎事,也糅合近代新传入的各种西方科学知识。为研究西北的学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资料。《甘宁青史略》的成书既是国家政策导向所致,又因慕寿祺的学识渊博和家学传承的积淀。全书分为正编卷与副编卷两部分,正编卷的体例以编年体纪事为主线,副编卷的体例以纪事本末体谋篇。该书的内容书写以略古详今为特征,注重记载西北地区的军事、注重考察甘宁青之地的民族成分、综合考察地方的社会全貌。《甘宁青史略》在宏观的历史描述中隐含着作者的现实关怀,主要表现在对西北边疆的安全防卫、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民生问题上。《甘宁青史略》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记载了翔实的考察资料,收录了珍贵的档案文献,在政治军事制度史、财税史、宗教史、民族史、建筑史、民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熊樱[10]（2019）在《生态思想视野下的山地型汉传佛教景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十九大提出了一个理论新视野,“坚持文化自信,推动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支撑我国前进道路、制度建设、科学理论广泛而深厚的力量。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汉传佛教寺院景观文化进行剖析,凸显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底蕴,同时也能够提炼出中国传统景观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及思想,对人居环境建设目标提供相关借鉴与启迪。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典籍分析、田野考察与案例分析、相关理论分析。研究思路缘于佛教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这一线索,通过对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景观的类型进行排梳与归纳,系统研究其中的设计构思,分析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景观设计中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景观的精神内涵,阐明其中所彰显的一心三观、性具实相、众生平等、佛法化人等生态智慧。并期望对于当代人居环境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出相关启示:自然而然的景观规划、人境无碍的环境艺术和生态和谐的人居意向。
二、2001年《青海地质》总目次第10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青海地质》总目次第10卷（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考 |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 一、生平简述 |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 一、经学贡献 |
| 二、理学贡献 |
| 三、史学贡献 |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 一、书法贡献 |
| 二、音乐贡献 |
| 三、集藏贡献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 一、传记文 |
| 二、序跋文 |
| 三、碑志文 |
| 四、书启文 |
| 五、哀祭文 |
| 六、论说文 |
| 七、杂记文 |
| 八、赞铭箴赋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 一、诗歌结社 |
| 二、诗论建树 |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 |
| (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 |
| 三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主要着力点及创新点 |
| 五 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 |
|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 儒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天谴灾异说 |
| (三)仁政思想 |
| (四)民本思想 |
| (五)宗族互助思想 |
| 二 佛教的慈善思想 |
| (一)佛教的传播 |
| (二)慈悲精神 |
| (三)因果报应 |
| (四)福田思想 |
| 三 道教的慈善思想 |
| (一)《太平经》中的慈善思想 |
| (二)其他经书中的慈善思想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社会救助 |
|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概况 |
| 二 灾害救助措施 |
| (一)下诏罪己,检讨政策 |
| (二)削减开支,节用救荒 |
| (三)整顿吏治,省刑赦罪 |
| (四)赈济救恤,救荒活民 |
| (五)蠲免赋役,减轻负担 |
| (六)兴修水利,防御灾害 |
| (七)南朝时期水灾与救助的个案考察:建康水灾记录再认识 |
| 三 贫弱群体救助 |
| (一)皇帝登基、改元救助 |
| (二)立后、立太子救助 |
| (三)皇帝出巡救助 |
| (四)朝廷日常和重大事件救助 |
| (五)地方政府官员救助 |
| (六)其他救助 |
| 四 疫病救助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病 |
| (二)颁书办学,普及医学常识 |
| (三)发放药物,医治疾疫 |
| (四)埋骨助葬,防控疾疫 |
| (五)隔离消毒,重视预防 |
|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优抚 |
| 一 优抚制度古已有之 |
| 二 脱籍封爵制度 |
| 三 休假制度 |
| 四 抚恤制度 |
| (一)三国抚恤制度 |
| (二)晋朝抚恤制度 |
| (三)南朝抚恤制度 |
| (四)北朝抚恤制度 |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 |
| 一 尊老恤老福利 |
| (一)“养老”对象的界定 |
| (二)大赦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三)日常诏令中的养老救济 |
| (四)三老五更之礼 |
| (五)行乡饮酒礼 |
| (六)存留养亲制度 |
| (七)版授高年制度 |
| (八)赐几杖制度 |
| 二 妇女儿童福利 |
| (一)妇女福利 |
| (二)儿童福利 |
| 三 残疾人福利 |
| (一)残疾人日常救助 |
| (二)残疾人免役制度 |
| 四 官员致仕福利 |
| (一)致仕年龄 |
| (二)致仕福利 |
| 五 官办福利机构 |
| (一)六疾馆 |
| (二)孤独园 |
| (三)别坊 |
|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慈善 |
| 一 佛教慈善活动 |
| (一)佛教慈善的宣传 |
| (二)魏晋南朝的佛教慈善活动 |
| (三)北朝佛寺的慈善活动 |
| 二 道教慈善活动 |
| (一)以医疗救助促进道教传播 |
| (二)葛洪的医疗慈善 |
| (三)鲍姑的医疗慈善 |
| (四)陶弘景的医疗慈善 |
| (五)其他道教慈善 |
|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慈善救助 |
| 一 宗族慈善救助 |
| (一)宗族救助的基本内容 |
| (二)宗族安全救济 |
| (三)宗族贫困救济 |
| (四)宗族养老育幼 |
| 二 个人慈善救助 |
| (一)赈灾救荒 |
| (二)医疗救济 |
| (三)施棺助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基本古籍 |
| 二 学术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学术论文 |
| 附录 |
| 附录:北魏汉译佛经所见“布施”词例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清以前对广东历史文献的整理 |
| (二)近现代广东历史文献整理情况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部分 广东通志及其艺文略集部研究概要 |
| 一、历次《广东通志》纂修情况 |
| 二、《(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基本情况 |
| (一)收书情况 |
| (二)各朝代书目着录情况 |
| (三)编纂体例 |
| 三、《(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基本情况 |
| (一)以朝代划分的情况 |
| (二)以地域划分的情况 |
| (三)基於着录书目对广东文学的梳理 |
| 四、《(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中的文献订补研究 |
| (一)订补的有关数据统计 |
| (二)订补的内容 |
| 第二部分 (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 |
| 凡例 |
| 正编 |
| 集部一 订补 |
| 集部二 订补 |
| 集部三 订补 |
| 集部四 订补 |
| 参考文献 |
| 引用书目录 |
| 藏书单位简称表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後记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概念限定 |
| (一) 敦煌石窟 |
| (二) 西夏洞窟 |
| (三) 瓜沙二州 |
| (四) 佛事活动 |
| 三 研究史回顾与展望 |
| (一) 供养人画像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二) 物质生活图像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三) 瓜沙佛教信仰与西夏洞窟营建研究 |
| (四) 瓜沙佛事与西夏洞窟题记研究 |
| 四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资料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目的及构想 |
| 第一章 敦煌西夏石窟概述 |
| 第一节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 |
| 第二节 敦煌西夏石窟主要窟形 |
| 一 莫高窟、榆林窟 |
| 二 东千佛洞石窟 |
| 三 五个庙石窟 |
| 第三节 敦煌西夏石窟主要题材 |
| 一 显教图像 |
| 二 密教图像 |
| 第四节 敦煌西夏石窟与多元民族文化交流 |
| 一 宋 |
| 二 辽 |
| 三 回鹘 |
| 四 吐蕃 |
| 第二章 西夏统治瓜沙时期的寺院营建——以莫高窟皇庆寺为例 |
| 第一节 莫高窟皇庆寺简述 |
| 第二节 速来蛮西宁王之前的元代敦煌 |
| 第三节 莫高窟第61窟与皇庆寺的营建 |
| 第四节 西夏仁宗时期佛教活动与皇庆寺营建 |
| 第五节 皇庆寺位置管窥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高窟第38窟道洪题记所见夏末元初敦煌石窟营建 |
| 第一节 道洪题记的时代 |
| 第二节 沙门道洪的身份 |
| 第三节 道洪建菩提像复原 |
| 一 唐代的菩提像 |
| 二 印度波罗样式的降魔触地印佛像 |
| 第四节 道洪题记与洞窟营建时代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高窟第61窟与西夏皇室 |
| 第一节 甬道北壁供养人像两个问题 |
| 一 供养人身份诸说献疑 |
| 二 供养人重绘现象 |
| 第二节 甬道南壁炽盛光佛变与夏仁宗转轮王塑造 |
| 第三节 甬道壁画与夏仁宗、罗太后关系探析 |
| 第四节 莫高窟第61窟与西夏五台山文殊信仰 |
| 第五节 甬道北壁供养人重绘原因蠡探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夏时期瓜沙地区佛教圣迹巡礼活动研究——以阿育王寺惠聪巡礼僧团为例 |
| 第一节 惠聪巡礼僧团发愿文题记释录 |
| 第二节 惠聪巡礼僧团成员身份探析 |
| 一 民族成分 |
| 二 惠聪巡礼僧团的多样身份 |
| 第三节 惠聪巡礼僧团的修行活动 |
| 第四节 惠聪巡礼僧团修行活动的赞助来源 |
| 小结 |
| 第六章 榆林窟第3窟文殊变与西夏祈雨习俗 |
| 第一节 文殊变、普贤变清代题记探析 |
| 第二节 追寻龙王庙 |
| 第三节 “踏郡众姓”解析 |
| 第四节 文殊变龙王像出现原因试探 |
| 一 宋西夏之前的祈雨活动 |
| 二 宋代的祈雨活动 |
| 三 西夏的祈雨活动 |
| 补论 |
| 一 水月观音的大幅水面 |
| 二 水月观音的两种构图 |
| 三 水月观音中的唐僧取经图 |
| 第七章 榆林窟第29窟与西夏华严道场 |
| 第一节 榆林窟第29窟营建年代补论 |
| 一 研究史回顾 |
| 二 赵麻玉家族供养人画像的武官身份 |
| 三 西夏文供养人题记中的沙州监军司 |
| 四 榆林窟第25窟西夏文题记探析 |
| 第二节 一行慧觉与《华严忏仪》 |
| 第三节 榆林窟第29窟与《华严忏仪》 |
| 一 真义国师鲜卑智海 |
| 二 禅定高僧 |
| 三 文殊变与普贤变 |
| 四 药师经变、阿弥陀经变、水月观音 |
| 五 金刚手菩萨、不动明王和六字真言 |
| 六 中心佛坛 |
| 小结 |
| 结语 |
| 图版说明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敦煌西夏石窟分期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重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慕寿祺的生平事略 |
| 第一节 求学经历 |
| 第二节 从政生涯 |
| 第三节 治学从教 |
| 第二章 《甘宁青史略》的着书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修志政策及其热潮 |
| 第二节 家学传承与文人传统 |
| 第三章 《甘宁青史略》的体例与内容 |
| 第一节 《甘宁青史略》的体例与版本 |
| 第二节 《甘宁青史略》内容概要 |
| 第四章 《甘宁青史略》的现实关怀与学术价值 |
| 第一节 《甘宁青史略》的现实关怀 |
| 第二节 《甘宁青史略》的史料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10）生态思想视野下的山地型汉传佛教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五、研究的方法 |
| 六、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汉传佛教生态思想概述 |
| 第一节 汉传佛教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 |
| 一、汉传佛教与生态学的互质 |
| 二、汉传佛教与生态学的互证 |
| 三、汉传佛教与生态学的互补 |
| 第二节 汉传佛教的生态哲学观 |
| 一、缘起论与生态整体 |
| 二、无我论与生态大我 |
| 三、中道说与生态平衡 |
| 第三节 汉传佛教的生态伦理观 |
| 一、众生平等与生态稳定 |
| 二、因果报应与生态护生 |
| 三、佛国净土与生态向往 |
| 第二章 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相地的生态视野 |
| 第一节 影响佛教寺院的相地因素 |
| 一、“君王政策,岸谷之变”的政治因素 |
| 二、“秀水明山,适生宜长”的生存条件 |
| 三、“风生水起,生态宜居”的风水观念 |
| 四、“崇山崇水,须弥净土”的意向追求 |
| 第二节 佛教寺院的相地特征 |
| 一、“借山造势”的相地特征 |
| 二、“临江抱水”的相地特征 |
| 第三节 佛教寺院的相地条件 |
| 一、物阜地安说 |
| 二、身离繁杂说 |
| 三、通达便利说 |
| 第三章 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修行与景观的生态关系 |
| 第一节 影响修行的自然要素 |
| 一、“佛光殊胜,参悟禅意”的光 |
| 二、“语言清净,风清净”的风 |
| 三、“观水修佛,禅境顿开”的水 |
| 四、“空谷妙境,坐禅念定”的山 |
| 五、“花叶助修,供养菩萨”的植物 |
| 第二节 僧侣禅修活动与景观的关系 |
| 一、“结跏趺坐,静虑发慧”的坐禅 |
| 二、“结夏安居,静心修行”的安居 |
| 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出坡 |
| 四、“环地为池,周天布泽”的放生 |
| 第四章 山地型汉传佛教生态思想与寺院景观的关系 |
| 第一节 汉传佛教生态思想对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景观的影响 |
| 一、佛教生态哲学思想影响下的景观生态平衡 |
| 二、佛教生态伦理思想影响下的景观生态共生 |
| 第二节 山地型汉传佛教寺院景观中体现的佛教生态思想 |
| 一、寺院景观中体现的佛教相地观 |
| 二、寺院景观中体现的佛教修行观 |
| 第五章 对当今人居环境营造的启迪 |
| 第一节 自然而然的景观规划 |
| 一、思考启发 |
| 二、案例分析 |
| 第二节 人境无碍的环境艺术 |
| 一、思考启发 |
| 二、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和谐的人居意向 |
| 一、思考启发 |
| 二、案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论着 |
| 致谢 |
四、2001年《青海地质》总目次第10卷（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3]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4]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5]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集部订补[D]. 黄婧文. 暨南大学, 2019(04)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敦煌西夏洞窟营建所涉佛事研究[D]. 杨冰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慕寿祺及其《甘宁青史略》研究[D]. 张琦.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10]生态思想视野下的山地型汉传佛教景观研究[D]. 熊樱. 苏州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