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办公室主任要辨证对待干部之“短”（论文文献综述）
李丹蓝[1]（2020）在《赵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四观”》文中提出赵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四观”是笔者以其多年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为基础进行总结提炼的。纵观赵沨的一生,他在音乐界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角色,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在音乐教育领域,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改革创新,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在他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四种观念,即“人——艺”观、“通才”观、“国民音乐教育”观和“素质教育”观,这四种音乐教育观是他音乐教育思想中最具突出影响的内容。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赵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四观”进行深入探讨。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赵沨“人——艺”音乐教育观的源流进行考辨,探析其内涵与外延,并总结其理论特点。主要结合赵沨发表的言论,对“人——艺”观的内涵作以解读。赵沨的“人——艺”观,是他对“人文系统”和“技艺系统”辨证关系的总结,特点鲜明。第二部分,对“人——艺”观指导下的音乐实践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总结。实践得出,对学生的培养,要在辨证地分析两种不同的音乐教育体系后,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相应的培养方式,不盲目跟从国外音乐教育体制,必须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这一音乐教育观对当今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也要辨证地看待过去音乐教育发展中的各项举措,找寻适应当今音乐教育发展的新途径。第二章,对赵沨的“通才”音乐教育观进行探究,笔者延续第一章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对赵沨形成“通才”观的背景进行梳理,对其产生这一音乐教育观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并对“通才”观的理论特点进行概括总结。第二部分,对“通才”观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着重分析“通才”观在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中的具体实施,得出结论,在专业音乐院校,也需培养“通才”。对综合类大学和师范类学校音乐专业学生的“通才”培养举措,相对有所改变。针对这一系列的改革,笔者对试点学校的实践反馈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分析“通才”音乐教育观的影响。第三章,对赵沨“国民音乐教育”观进行探究,这一音乐教育观的实践在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中都有所开展。第一部分,从该观念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出发,对赵沨“国民音乐教育”观的内涵进行探究,分析其理论特点。第二部分,对该观念的实践整理分析,对实践产生的影响作以整合。第四章,对赵沨的“素质教育”观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产生这一观念的历史背景,具体原因,总结该音乐观念内涵,归纳特点。第二部分,对河南当时进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学校中最具代表性的河南师范大学进行的具体分析研究,并对归纳总结改革特点。
王润涵[2]（2020）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文中认为苏共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是苏共历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苏共在这一时期不仅逐步丧失政权,而且党内政治生活在这一时期开展的也不正常,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都暴露出众多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共党内政治生活进行考量,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在探寻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状况之前,本文第一章重点对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做了系统整理。列宁执政时期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斯大林执政后,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党内斗争的激烈以及党群关系的紧张,都使得苏共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赫鲁晓夫执政后试图恢复之前列宁制定的一系列党内政策,但是依旧未能使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化。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则进一步恶化。第二章则重点论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诸多问题及产生的严重后果。诸如否定党的领导致使党的权威丧失;党员理想信念缺失引发党内思想混乱;个人独断专行导致党内民主缺乏;否定民主集中制导致党内组织涣散;权力缺乏监督导致党内腐败蔓延;脱离群众路线导致党群关系紧张等。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第三章则从体制、路线、思想文化、个人因素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的原因,发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是多方面原因相加导致的结果。最后在第四章,主要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所提供的重要警示。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建设党内先进文化,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定政治信仰;要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强大制度保障;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严明纪律规范;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环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前,我们要积极吸取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失败教训,以苏为鉴,不断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建设,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科学化进程,确保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曹慧[3]（2019）在《整体性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局改革探究 ——基于浙江省天台县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行政审批局是我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此项改革不仅涉及机构调整,更有助于政府职能从“审批式监管”向“监管式服务”转变。行政审批局作为新生事物,不仅引起了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更加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因此本文以行政审批局为研究对象,既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选取了浙江省行政审批局改革试点中综合性最强、涉及划转事项最多的一处试点——天台县行政审批局,并通过深入访谈、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工具深度解剖研究样本,分析天台行政审批局是如何在科层制组织中通过跨部门协调与整合实现整体性治理。天台县行政审批局通过制度协调机制、结构整合策略以及信任机制等举措增强跨层级、跨部门的协调与整合,可以将其认为一种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此外天台县行政审批局由于还存在协调、整合以及技术困境,因此并未实现最高水平的整体性治理,还需要在观念导向、纵向政府间关系的梳理以及审管衔接上破解运行困境。最后,研究还有若干问题有待探讨:行政审批局作为一种政府组织与体制环境的互动关系;二是行政审批局与政治环境、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三是行政审批局与行政服务中心是何种博弈关系;最后是如何处理好法律法规与政府改革不匹配的关系。
武菲[4]（2019）在《三峡工程决策研究》文中指出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举世瞩目。同时,它也是一项颇具争议的特殊的工程。从1918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的设想,到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三峡工程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决策过程。本文将以三峡工程的决策为切入点,以时间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系统梳理三峡工程决策的历史过程,探讨三峡工程上马曲折的历程背后的原因,厘清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焦点所在,揭示中共做出工程决策的历史背景,并最终总结出三峡工程决策带给我们的经验与启示。论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利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资料、亲历者的回忆录、回忆文章,以及文献汇编等资料,呈现三峡工程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工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双方的观点,归纳其争论分歧的焦点所在。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主要论述孙中山首次提出的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设想和恽震等人开展的对三峡水力资源的首次勘测、设计工作,以及国民政府开发三峡进行的一些早期工作。第二章是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论述在这一时期三峡工程方案制定的过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对三峡工程的指示和决策,制定三峡工程方案的经过,关于三峡工程的最早争论,以及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建设。第三章是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这一章主要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峡工程的重新上马和重新开展论证工作的过程,以及这一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第四章是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这一章论述三峡工程在经历一系列争论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进程的经过,以及最终交付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过程。第五章是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这一章主要论述三峡工程准备阶段进行的工作和工程建设期的决策及机构设置,以及三峡移民政策。最后是结语。总结三峡工程的决策历程留给我们的经验启示,并尝试针对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的优化措施。
洪谊雅[5]（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共享发展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权益的实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应对国内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选择,更是为解决全球化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享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如何发展的具体路径、具体方式、具体举措进行深入探索,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共享发展所涵盖包括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均衡协调、生态保护、公平正义、全球治理等丰富内容,已由过去重视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变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由单纯考虑数量的发展转变为考虑社会质量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我们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真正目的在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共享发展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渊源,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价值追求一以贯之,又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实现共享发展做了大量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而发展起来的,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诉求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体现了时代特征,深刻总结中国的实际经验而开创出来的一种发展理念和行动事业。共享发展是来自中国自身发展和世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启示,在国内,中国的共享发展面临着发展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全面性与片面性的矛盾;在国际上,共享发展面临着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困境、“两个没有变”与履行国际责任的矛盾。把共享发展融入外交理念上,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新思维,是对世界和中国发展范式的深刻反思和创新。改革开放40年以来,共享发展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了共享与共建的辩证关系。共享发展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实现的,我国即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共享发展将由小康型共享迈向富裕型共享、富强型共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中等发达或发达程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关键,是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社会、民众的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接力探索,不断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在实践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前进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把共享发展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周军[6]（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刘圣兰[7]（2013）在《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研究》文中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特色。此缘于国家政府决策主体对现实教育问题认识与对解决方案选择的主观反映,以及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各主体之间利益结构关系的客观反映。宏观上看,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教育特征具体表现为：建国初（1949-1965）“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平均主义、政治至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教育领域内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譬如市场力量与机制的介入、公共教育权力的转移以及学校自主权的提升等。伴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与深化,教育一系列的问题也不断凸显。市场背景下教育改革领域中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机制愈加复杂。因此,新时期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与“如何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个日益迫切、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社会现实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历程——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我们既取得了一些丰硕之历史成果与有益经验,也经历了不少严重的挫折和教训。江西共大就是其中的鲜明一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对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1958年,终止于1980年。在22年的探索实践中,江西共大因其在管理体制、办学形式、人才培养、招生分配等方面创造出众多特色鲜明、引领潮流的经验,一度被树立为“探索样板”；后来也曾在急速变化的时代被讥讽为“探索耻辱”。无论如何,江西共大在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反思江西共大办学模式,总结其价值取向和时代特色,以便继续深化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与“如何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探索。本研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采取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为核心,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江西共大办学模式“怎样来的”、“怎样办的”、“办得怎么样”作了历史考察和分析,旨在透过这种考察和分析,揭示江西共大成为“探索典型”与“探索耻辱”的历史流变过程,总结江西共大在办学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并密切联系江西共大所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环境进行辩证反思,进而立足于新时期教育问题,发掘江西共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得失成败。关于江西共大办学模式“怎样来的”,本文重点对江西共大办学模式“何以指导”与“何以所需”分别进行了考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江西共大办学的思想基础。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是江西共大突出的特征,其办学的理论渊源、办学的思想启迪、办学的精神准备和形式准备均具有该特征。进一步考察江西共大创办的社会背景可以发现,正是在客观分析老解放区教育的特点与局限、苏联教育模式的特点与局限、旧教育的特点与局限的基础上,在国际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国内教育困境的中观背景、江西独特省情的微观背景映照下,江西共大的创办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关于江西共大办学模式“怎样办的”,本文首先梳理了江西共大办学的历史沿革,以其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节点,将其22年的办学历程分为“教育大跃进”背景下的江西共大、调整巩固时期的江西共大、毛泽东的春节谈话与江西共大的兴旺发展、“文化大革命”中的江西共大、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与江西共大的改革五个阶段,从现象层面描述其各个阶段办学的具体内容。而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本质深度展开分析江西共大办学模式如何处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深入考察江西共大办学模式可以发现,对三大关系的探索贯穿其办学过程的始终,这种探索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直接指导,又深受传统教劳观、政教观的影响。江西共大办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对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政治这三大关系的探索中。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问题上,江西共大坚持,学校应该一面教学、一面生产劳动,教学与生产劳动应该相结合；这种结合不能是“机械的结合”,应该是“辩证的结合”：“生产中有学习的部分,学习中也有生产的部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目标。为此,江西共大探索试验了一套适合半工（农）半读学校的办学体制,通过建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确立“双结合”的生产体制,完善工读结合的教学体制,使办学过程中存在的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矛盾得到调和。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问题上,江西共大的探索既有自己独特的认识理路又有自己独特的实践个性。它提出,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的发展,是学生能力的发展,更是实现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与学习的结合。在办学实践中,江西共大通过采取改善知识结构和提高技能水平的实际措施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江西共大坚持,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在办学实践过程中,重视加强党的领导是江西共大政教实践的核心；红专结合是江西共大政教实践的本质要求；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是江西共大政教实践的根本保证；密切联系政治形势是江西共大政教实践的基本方向；极力争取上级和领导的支持是江西共大政治实践的重要途径。关于江西共大办学模式“办得怎么样”,本文以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法为基调,对其人才培养模式、体制模式、结构模式和发展模式,从历史背景、时代条件、大众需求、社会效应、教育规律等多重视角评价其优势与不足。客观公正地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江西共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做了艰辛探索,除了在教育三大关系问题上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之外,其办学模式中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办学目标、层次化和多样化的办学形式、总分结合的管理体制、工读结合的教学体制等,也是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然而,江西共大毕竟是特殊年代的一场特殊教育实验,其办学模式必然是一个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烙印的“矛盾体”：它的办学宗旨强调政治与业务相结合但定位不清,办学方式实行半工半读但未能坚持,办学经费宣称自给自足但从没实现。它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却又坚持政治挂帅；它希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却忽视了当时的生产力实际；它在重技能的同时,却又付出了轻理论的代价。立足于当前实际,在进一步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征程中,本文提出,江西共大办学模式对我们有四个方面的现实启迪：根本理念上,突破二元对立：方式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目标上,全面综合；路径上,注重内涵。
冯庆华[8]（2013）在《刘震云小说论》文中认为一般对于刘震云的熟知都是从1987年的《塔铺》这篇作品开始的,之后的刘震云以一系列所谓“新写实”引发了一股评论热潮。“新写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下从来没人这么写,都像是在做梦,“新写实”是从梦中醒来了,在传统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的环境中给读者打开了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视角。迄今为止对于刘震云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但所谓“新写实”固非刘震云创作的重点,也非他的起点。他的写作从发表处女作开始算起可以推到1979年的《瓜地一夜》这个点上,在《塔铺》、《新兵连》这些较为成熟的作品之前,刘震云已经有了将近10年的模仿期。这个时期的写作尽管幼稚,但其关注世界的着力点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感知,并且把刘震云模仿阶段写作与后来写作作整体观,可以感受到他与一般关注风情、风俗、风景、地域、时代的作家不同、也与社会批判型作家不同,刘震云是一个思想型作家,他一直在试图把握世界、人生、时代表象背后的本真。他写作的发展过程恰好反映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思考过程,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于时代和个体存在困境的体系性认知,尤其是他没有在解构传统与现代的过程把个体归入到一种虚无之境,而是寻找到一种超越困境的途径。尽管这种超越并非完美,但对于在困境中存在的个体来说,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刘震云这种一直执着于对“理”探求的写作风格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当代文坛也是一副独特的风景。论文试图通过对刘震云写作发展过程的梳理来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尽量描绘出他的思想谱系；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当代文学史价值和意义进行评价。第一章是对刘震云至2012年为止的创作过程进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模拟期,从1979年的《瓜地一夜》开始至1987年前后。这个过程思想上还在传统的遮蔽之下,试图把握世界而又无能为力;叙事技巧方面则显得有意建构曲折的情节和建构意象的努力,但总体上显得幼稚,做作；第二阶段从1987年的《塔铺》开始,至2002年的《一腔废话》结束。本阶段的刘震云思想上开始挣脱传统的因袭,开始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世界的认识、开始思考时代背景下个体困境的本质,于是权力、伦理、历史、故乡、宗教、存在等先后成为他关注的焦点。叙事方面则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大量形式方面的试验,具体表现在语言狂欢、叙事结构、文体等方面,创作引发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争论；第三阶段则是从2003年的《手机》开始至今。此时思想上在达到了人存在的困境之后,他认为已经抵达人性的本真,并开始探索突破困境的出路；叙事方面经过第二阶段的形式狂欢重新又回到素朴状态,但第二阶段试验中的成功之处仍然在本阶段延续,其叙事结构的设置常常凸显形式的意味。第二章围绕刘震云作品中的权力书写进行论述,论述了权力引发人追逐的原因、获取权力的过程、权力运作的过程、权力对人的关系。权力成为个体确认自我价值的手段和途径,而这种认识本身便是在权力遮蔽下形成的,这种认识又反过来助推了权力的威力。人性因此在权力遮蔽下被异化,失去了人的完整性,因此这种试图通过权力获得实现自我确认的努力终将归于失败。第三章论述了刘作品中相关伦理书写。分别概括了作品中呈现的几种伦理,论述了伦理的尴尬与温情。指出伦理尽管最初是本诸于人性的,其中有温情的一面。但伦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被权力改造,成为权力的帮凶,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权力与伦理的合谋中完成的。第四章论述了刘震云的书写“新历史”的努力,其中涵盖了历史的几种向度,重复性、偶然性、真相与表象；人被权力和伦理异化的过程正是在历史这个时间维度中完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种被遮蔽的历史；还论述了刘震云通过戏仿、庸俗化、游戏化等手法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努力;第五章围绕故乡展开。阐述了故乡与怀旧的概念,又围绕时间还是空间、物还是人、想象与真实、故乡与个体四部分论述了故乡作为人个体怀旧的一个精神空间,所有权力的威慑,伦理的训导和温情都发生在其中,个体的异化正是在故乡这个空间中完成的。个体的故乡情结不过是一种在对当下不满基础上反顾,一种在想象过去中寻找慰藉的努力。第六章,论文的核心部分,正是在人性的思考中刘震云认为他找到了切入世界的入口。本部分围绕人性的几种进行论述。论述了人性的几种,如懦弱、遗忘,恃强凌弱、习惯当下,从众心理向往公平等等互相共生又彼此矛盾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本真,有丑陋凶残的一面,也不乏温情的一面。这是导致个体存在困境的渊薮,也是摆脱这种困境个体必须直面的人性本真。第七章是宗教。本章辨析了宗教的作用及刘震云的宗教观。刘震云对对中西宗教作了思考,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真正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家伦理。中国所谓的宗教如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也都是在伦理的隐蔽下求生,共同给人提供生存超越的途径。但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传统伦理的崩溃,宗教的作用也完全消解。现代人陷入一种孤独和焦虑之中。第八章是刘震云近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中思考的核心,也是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他进入了关于存在的思考,并试图在对存在困境的直面中,依据人性的本然和渴求,探索一条超越困境的途径。结语中对前面几章内容作了一个梳理和归纳,把他思考的这个过程概括为“通向人性本真的途中”。论述了他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对传统权力、伦理、历史、故乡的祛蔽和对个体超越生存困境的探索。其中权力是异化人性的罪魁祸首,伦理则被改造为为权力帮凶,这些人性遮蔽的历时性过程就构成了历史,而其发生的场地便是故乡；权力固然遮蔽了人性,而这种动机却仍然来自人性中欲望的膨胀。个体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孤独、困惑,希望超越,宗教和伦理就是人类找到的关于生存超越的一种途径,但因为其在当下的局限性,刘震云最终把眼光投向了存在的思考。在结语中还指出刘震云创作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对其创作的成就和特色进行了尽量客观的文学史评价。
程凯[9]（2013）在《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断发展使我们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学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法律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进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加速进入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后，社会转型逐渐深入。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行为的运作，但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纠纷，甚至是重大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干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秩序和进程，因而探索建立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矛盾纠纷，便成为当下的一项重要使命。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来探索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重要途径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解决转型期的矛盾和纠纷提供有益的保障。全文共分绪论和六章正文，围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来论述上述内容。其中篇章结构为绪论介绍本文研究的径路、研究意义和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及创新之处。第一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演进及其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转型、二者的时间竞合与治理模式的协调。第二章论述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缘起与秩序重建，突出转型期纠纷的不同特点，并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发展与实践及其对解决纠纷的启示。第三章论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包括诉讼制度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第四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调解制度，重点是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与实施。第五章论述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信访制度，研究了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它所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第六章论述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重点是纠纷解决机制要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协调，并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的，同时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部分历史阶段相切合重叠。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依次展开、推进和深入，期间所经历的不同社会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依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部门法中较为具体的一种机制，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理论对我国的法学研究与实践产生较大影响，在移植或坚持本土法学资源的争辩和夹击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建构与发展中也受益于其中，作为具有东方经验与特征的部分纠纷解决机制依然具有中国文化的印记。而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和鉴戒，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在我国的法律实践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转型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其中各种复杂多变的原因和态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秩序规范、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治理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管理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和目标就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通过诉讼解纷机制的权威性和非诉讼解纷机制的灵活运用达到解决纠纷、恢复秩序、促进和谐的正面效应，其中非诉讼解纷机制中调解、谈判、仲裁、信访的运用及其衔接互动起着重要的解纷功能，但二者在解纷实践中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与不足，如何更好地通过改善路径克服其消极因素，是当下学界积极思考和共同面临的责任。虽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构成面临着争议，诉讼解纷机制是否纳入其中有待于学理上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仍把它建构在其中，不能缺少它的理由在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调对接机制、仲裁与司法互动机制、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团审理等解纷机制都非常明显的与诉讼有关，与诸多解纷机制存在重要关联的机制如果排除在外，在学理上也于理不通。本文在论述中略作尝试，并把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作为重点论述，因为我国当下的信访制度面临的争议与困境最为突出。我国在利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的同时，也面临着秩序重建的职责。社会秩序重建不是推倒重来，不是散漫的自由行为，它必须遵从一定的准则与目标，保证其过程和结果的合规律性与合社会性，既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相适应，也要与人的需求特征相吻合。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蓝图，其中蕴涵了对社会秩序重建的使命，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应用中也承载着这样的任务，它也是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发挥着具体解纷的功能，起着保卫社会和促进社会团结的效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伍玉功[10]（201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肩负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神圣职责,是“坚强的共和国之盾”。因此,人民警察一定要研究并找准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结合点与切入点,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是指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过程中依法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保护权益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之一。同时,也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要求:即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和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从整体上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是较强的,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服务群众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高。但是,由于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公安经费保障不力、警力严重不足、公安立法存在缺陷以及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还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法律运用能力不高、专业技能较弱和语言表达能力较低等,已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威胁社会的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人民警察自身职业特点以及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能力、侦查能力、法律运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擒拿格斗能力等。只有通过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等等;才能提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文章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选题依据、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瓮安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差是“瓮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既有现实价值,又能弥补理论上的一大空白。第二部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必要性。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第三部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之一。同时,也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要求:即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和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第四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围绕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加大了队伍建设和为民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的力度,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高。但由于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公安经费保障不力、警力严重不足、公安立法存在缺陷以及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原因,导致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法律运用能力不高、专业技能较弱和语言表达能力较低等,急需提升。第五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很多,但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人民警察自身的职业特点以及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能力、侦查能力、法律运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擒拿格斗能力等。第六部分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由于制约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原因颇多,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等等;才能提升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
二、办公室主任要辨证对待干部之“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办公室主任要辨证对待干部之“短”（论文提纲范文）
（1）赵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四观”（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赵沨的“人——艺”观 |
| 第一节 “人——艺”观综合研究 |
| 一、“人——艺”观溯源 |
| 二、“人——艺”观内涵 |
| 第二节 “人——艺”观的实践 |
| 一、与时俱进、落实政策 |
| 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
| 小结 |
| 第二章 赵沨的“通才”观 |
| 第一节 “通才”观综合研究 |
| 一、“通才”观溯源 |
| 二、“通才”观的界定 |
| 第二节 “通才”观的实践 |
| 一、“通才”观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的实践 |
| 二、“通才”观在普通音乐教育中的实践 |
| 小结 |
| 第三章 赵沨的“国民音乐教育”观 |
| 第一节 “国民音乐教育观”综合研究 |
| 一、“国民音乐教育观”溯源 |
| 二、“国民音乐教育”观内涵 |
| 第二节 “国民音乐教育观”的实践 |
| 一、改变传统教学体制 |
| 二、净化中小学音乐教育课堂 |
| 三、提升中小学音乐师资力量 |
| 小结 |
| 第四章 赵沨的“素质教育”观 |
| 第一节 “素质教育观”综合研究 |
| 一、“素质教育观”溯源 |
| 二、“素质教育观”内涵 |
| 第二节 “素质教育观”实践 |
| 一、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素质教育”改革实例 |
| 二、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素质教育”改革特点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趋势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演变 |
| 一、列宁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 |
| (一)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各项权利 |
| (二)重视党内教育,狠抓作风建设 |
| (三)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维护党内团结 |
| (四)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二、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破坏 |
| (一)个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缺失 |
| (二)党内斗争激烈,破坏党内团结 |
| (三)党内缺少监督,党群关系紧张 |
| 三、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转变 |
| (一)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反对官僚特权 |
| (三)改革干部队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
| 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恶化 |
| (一)党内民主倒退,个人集权加强 |
| (二)干部队伍老化,官僚特权阶层人数众多 |
| (三)党内腐败严重,不正之风盛行 |
|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及后果 |
| 一、否定党的领导,党的权威丧失 |
| (一)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否定党的领导 |
| (二)实行“多党制”,削弱党的权威 |
| 二、党员理想信念淡漠,党内思想混乱 |
| (一)党员理想信念淡漠,引发大批党员退党 |
| (二)党内思想混乱,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 |
| 三、个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缺失 |
| (一)领导人独断专行,招致党内不满 |
| (二)选人用人缺乏民主,破坏党内选举 |
| 四、否定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涣散 |
| (一)否定民主集中制,削弱党中央权威 |
| (二)党内派别林立,破坏党内团结 |
| 五、权力缺乏监督,党内腐败蔓延 |
| (一)党内监督机制弱化,权力缺乏有效监督 |
| (二)官僚特权阶层众多,加剧党内腐败现象 |
| 六、脱离群众路线,党群关系紧张 |
| (一)欺骗愚弄人民,败坏党内风气 |
| (二)严重脱离群众,恶化党群关系 |
| 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混乱的原因 |
| 一、体制原因:“斯大林体制”弊端的影响 |
| (一)以党代政体制始终存在,党内权力高度集中 |
| (二)选人用人体制日益僵化,党内滋生官僚特权 |
| (三)民主监督体制日趋弱化,党内腐败长期盛行 |
| 二、路线原因: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 |
| (一)完全的“公开性”导致苏共党内思想混乱、党群关系紧张 |
| (二)极端“民主化”导致苏共党内组织涣散,党中央权威丧失 |
| 三、文化原因:国内外错误思潮的影响 |
|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二)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加剧党内派别斗争 |
|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严重破坏党群关系 |
| (四)民族主义思潮削弱党中央权威,破坏党内团结 |
| 四、个人原因:戈尔巴乔夫个人信仰和领导力的缺失 |
| (一)戈尔巴乔夫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二)戈尔巴乔夫性格存在软弱性和矛盾性 |
| (三)戈尔巴乔夫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
|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的警示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 (一)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建设党内先进文化,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坚定政治信仰 |
| (一)建设党内先进文化的必要性 |
| (二)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
| (三)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三、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
| (一)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保证 |
| (二)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性建设 |
| 四、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严明纪律规范 |
| (一)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
| (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强化党内管理监督 |
| 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环境 |
| (一)弘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 |
| (二)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
| (三)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
| 致谢 |
（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局改革探究 ——基于浙江省天台县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行政审批局的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行政审批局的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理论工具 |
| 2.1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1 科层制的困境 |
| 2.1.2 新公共管理的衰微 |
| 2.1.3 信息技术的发展 |
| 2.2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内涵解读 |
| 2.2.1 三个核心概念 |
| 2.2.2 三维阶段模型 |
| 2.2.3 三维结构模型 |
| 2.3 整体性治理在我国行政审批领域的适用性与限度分析 |
| 2.3.1 整体性治理在我国行政审批领域的适用性 |
| 2.3.2 整体性治理在我国行政审批领域的有限性 |
| 3 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天台县行政审批局为例 |
| 3.1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改革试点背景 |
| 3.2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的组建过程 |
| 3.2.1 第一阶段:“行政审批局+行政服务中心” |
| 3.2.2 第二阶段:“跑改办+行政审批局+行政服务中心” |
| 3.3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的整体性探索 |
| 3.3.1 制度协调机制探索 |
| 3.3.2 结构整合机制探索 |
| 3.3.3 整体性信任机制探索 |
| 3.3.4 整体性技术支撑 |
| 3.4 整体性治理模型中天台县行政审批局的运行机制 |
| 3.5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运行的满意度评估 |
| 3.5.1 行政相对人满意度分析 |
| 3.5.2 行政主体满意度分析 |
| 4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整体性探索中的困境 |
| 4.1 协调困境 |
| 4.1.1 协调观念亟待转变 |
| 4.1.2 审管衔接有待增强 |
| 4.2 整合困境 |
| 4.2.1 纵向政府间关系有待理顺 |
| 4.2.2 职能整合程度有待界定 |
| 4.3 技术困境 |
| 4.3.1 省级数据开发缺乏统筹规划 |
| 4.3.2 “互联网+政务服务”程度有待提升 |
| 5 天台县行政审批局运行困境的破解之道 |
| 5.1 观念导向:实现服务型政府 |
| 5.1.1 打破部门藩篱 |
| 5.1.2 坚持服务导向 |
| 5.2 纵向配置:理顺府际关系 |
| 5.2.1 结构重组 |
| 5.2.2 机制优化 |
| 5.3 审管衔接:助推无缝隙政府 |
| 5.3.1 责任认定一体化 |
| 5.3.2 加强社会监督 |
| 5.4 数据共享:走向数字政府 |
| 5.4.1 技术驱动 |
| 5.4.2 体制驱动 |
| 6 结论与探讨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学术探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致谢 |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的初步设想与勘测(1918—1948) |
| 第一节 国人的三峡设想与首次勘测 |
| 一、孙中山首次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设想 |
| 二、首次勘测三峡水力资源 |
| 第二节 美国人的三峡开发计划与夭折 |
| 一、潘绥计划 |
| 二、萨凡奇计划 |
| 三、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 |
| 四、萨凡奇计划的中止 |
| 第二章 三峡工程的早期方案制定(1949—1977) |
| 第一节 毛泽东描绘三峡蓝图 |
| 一、水利是工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 |
| 二、“毕其功于一役” |
| 三、中苏合作开展查勘 |
| 第二节 林李之争与三峡决策 |
| 一、最初的争论 |
| 二、南宁会议上的“御前争论” |
| 三、周恩来查勘三峡与成都会议 |
| 第三节 三峡工程第一次筹建热潮 |
| 一、“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三峡科研大协作 |
| 二、200米蓄水位的初步设计工作 |
| 三、“有利无弊” |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 |
| 一、葛洲坝水利枢纽的提出 |
| 二、建设中的波折 |
| 第三章 三峡工程的深入研究论证(1978—1988) |
| 第一节 重提三峡工程 |
| 一、坝址选择 |
| 二、纷争再起 |
| 三、邓小平的三峡之行 |
| 第二节 三峡工程第二次筹建热潮 |
| 一、三峡工程加速上马与“翻两番”战略目标 |
| 二、审查通过150米蓄水位方案 |
| 三、用改革的办法建设三峡 |
| 第三节 关于工程近期能否上马的争论 |
| 一、蓄水位之争 |
| 二、党内外的争论 |
| 第四节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
| 一、开展重新论证 |
| 二、论证中的论争 |
| 第四章 三峡工程的兴建决策(1989—1992) |
| 第一节 三峡工程重新进入决策进程 |
| 一、历史的插曲:围绕《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的争论 |
| 二、江泽民视察长江 |
| 三、“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
| 四、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 |
| 五、审查通过175 米蓄水位方案 |
| 第二节 表决定案 |
| 一、三峡宣传热 |
| 二、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三峡工程议案 |
| 第五章 三峡工程的建设实施(1993—2009) |
| 第一节 施工准备阶段 |
| 一、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与施工 |
| 二、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
| 第二节 工程建设期 |
| 一、一期工程建设 |
| 二、二期工程建设 |
| 三、三期工程建设 |
| 第三节 三峡移民政策 |
| 一、实施优惠政策 |
| 二、外迁移民安置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享发展的关系研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享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 |
| 一、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
| 二、共享发展的涵义和主要特征 |
| 三、共享发展是发展理念和行动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享发展的联姻 |
| 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界定共享发展的地位 |
| 二、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理论源流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一、主要内容 |
| 二、当代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三、上述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发展思想 |
| 一、基本观点 |
| 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 三、文化自信与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共享发展思想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内容 |
| 一、从物质共享到多样化共享 |
| 二.从局部共享到全国性共享 |
| 三、从国内共享到全球共享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成就 |
| 一、增进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 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
| 三、向世界展示共享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晋江经验” |
| 一、县域共享之路的探索 |
| 二、“晋江经验”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
| 一、发展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矛盾 |
| 二、全面性与片面性的矛盾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面临的错误倾向 |
| 一、不作为与敢于担当的矛盾 |
| 二、吊胃口与实事求是的矛盾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 |
| 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困境 |
| 二、“两个没有变”与履行国际责任的矛盾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共享发展展望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原则 |
|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
| 三、坚持共建与共享的辩证统一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制度完善 |
| 一、制度的配套衔接 |
| 二、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
| 三、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接续奋斗 |
| 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目标 |
|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共享发展的力量之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6）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社会评价 |
| 六、论文的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源头活水：江西共大办学的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渊源：马列主义教育思想 |
| 一、马列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 |
| 二、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
| 三、马列主义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
| 第二节 他山之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
| 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办学特色 |
| 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办学特色 |
| 第三节 办学准备：革命根据地教育实践经验 |
| 一、革命根据地办学的动因 |
| 二、革命根据地办学的特色 |
| 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办学特色 |
| 第二章 场域再现：江西共大创办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
| 一、根据地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
| 二、苏联教育模式的特点与局限 |
| 三、旧教育的特点与局限 |
| 第二节 江西共大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一、宏观环境：国际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 |
| 二、中观环境：国内环境的推动 |
| 三、微观环境：江西独特省情的催生 |
| 第三章 进程扫描：江西共大办学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教育大跃进”背景下的江西共大 |
| 一、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开展劳动建校 |
| 三、探索教学改革 |
| 四、组建师资队伍 |
| 第二节 调整巩固提高时期的江西共大 |
| 一、制定调整巩固政策 |
| 二、加强生产基地建设 |
| 三、完善办学秩序 |
| 四、整顿办学规模 |
| 第三节 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形势下的江西共大 |
| 一、江西共大兴旺发展的原因 |
| 二、江西共大兴旺发展的表现 |
|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共大 |
| 第五节 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江西共大 |
| 一、改革招生分配制度 |
| 二、提高教学质量 |
| 三、调整管理体制 |
| 第四章 探索基础：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
| 第一节 诠释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的传统观点 |
| 一、我国传统的教劳关系观 |
| 二、西方传统的教劳关系观 |
| 第二节 毛泽东的教育与生产劳动关系思想 |
| 一、毛泽东的教劳结合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毛泽东的教劳结合思想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江西共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逻辑演进 |
| 一、江西共大教劳结合的认识视域 |
| 二、江西共大教劳结合的实践逻辑 |
| 第五章 探索目标：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
| 第一节 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传统思路 |
| 第二节 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
| 一、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主要内容 |
| 二、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鲜明特色 |
| 三、毛泽东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江西共大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路径分析 |
| 一、江西共大的认识理路 |
| 二、江西共大的实践个性 |
| 第六章 探索本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
| 第一节 传统政教观的历史内涵 |
| 一、教育从属于政治 |
| 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 |
| 第二节 毛泽东的政教观 |
| 一、毛泽东的政教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毛泽东的政教观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江西共大办学中的政教关系 |
| 一、江西共大的认识范式 |
| 二、江西共大的多维举措 |
| 第七章 一分为二：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辩证分析 |
| 第一节 独具特色的江西共大办学模式 |
| 一、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表现 |
| 二、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历史经验 |
| 一、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理论分析 |
| 二、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实践总结 |
| 第三节 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更新借鉴 |
| 一、江西共大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劣 |
| 二、江西共大体制模式的好坏 |
| 三、江西共大结构模式的借鉴 |
| 四、江西共大发展模式的更新 |
| 结语：江西共大办学模式的现实启示 |
| 附录一：江西共大部分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表 |
| 附录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刘震云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综述 |
| 二、选题的缘起、问题与意义 |
| 三、研究的对象、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刘震云的创作历程 |
| 第一节 刘震云的成长经历 |
| 第二节 模拟期 |
| 第三节 发展成熟期 |
| 第四节 拓展期 |
| 第五节 创作发展的动力之源 |
| 第二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权力 |
| 第一节 权力之魅 |
| 第二节 权力是怎样炼成的 |
| 一、偶然获得 |
| 二、暴力赢得 |
| 三、心智之争 |
| 第三节 权力如何运作 |
| 一、身体惩罚 |
| 二、思想愚弄 |
| 三、精神统摄 |
| 第四节 权力与人 |
| 一、权力与人情 |
| 二、权力与人性 |
| 三、权力与知识分子 |
| 四、刘震云对权力的态度 |
| 第三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伦理 |
| 第一节 伦理几种 |
| 一、家庭成员之间 |
| 二、社会成员之间 |
| 三、不同等级之间 |
| 第二节 伦理的尴尬 |
| 一、伦理之间的冲突 |
| 二、伦理与时代的冲突 |
| 第三节 伦理的温情 |
| 第四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历史 |
| 第一节 “历史”与“新历史” |
| 第二节 叙写另一种“历史” |
| 第三节 历史的向度 |
| 一、重复性 |
| 二、偶然性 |
| 三、历史的真相与表象 |
| 第四节 解构历史的方式 |
| 一、戏仿 |
| 二、庸俗化 |
| 三、游戏化 |
| 四、漫画法 |
| 五、影射 |
| 六、反讽 |
| 七、怪诞化 |
| 第五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故乡 |
| 第一节 故乡何谓 |
| 第二节 空间还是时间 |
| 第三节 物还是人 |
| 第四节 想象与真实 |
| 第五节 故乡与个体 |
| 第六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性 |
| 第一节 懦弱与强悍之间 |
| 一、欺软怕硬 |
| 二、同类相残 |
| 三、不敢担责 |
| 第二节 在历史与当下之间 |
| 一、善于遗忘 |
| 二、习惯当下 |
| 三、从众心理 |
| 第三节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一、向往公平 |
| 二、求同心理 |
| 三、虚荣心 |
| 四、易受蒙蔽 |
| 第四节 在成人与孩子之间 |
| 一、孩子和成人 |
| 二、个体的成长 |
| 三、异性的神秘感 |
| 第五节 矛盾的人性 |
| 一、自私和贪欲 |
| 二、同情心 |
| 第七章 刘震云小说中的宗教 |
| 第一节 宗教何为 |
| 第二节 中西宗教观的对比 |
| 第三节 刘震云的宗教观 |
| 第八章 关于存在 |
| 第一节 存在之思 |
| 第二节 孤独感 |
| 第三节 自我确认的方式 |
| 第四节 存在与超越 |
| 一、存在与超越 |
| 二、向死而生 |
| 结语：通往人性本真的途中 |
| 一、叙事的祛蔽 |
| 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
| 三、思想体系的建构 |
| 四、瑜中之瑕 |
| (一) 情感的缺位 |
| (二) 形式试验之殇 |
| (三) 狂欢的背面 |
| (四) 生存超越的局限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9）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径路 |
| （一）一个身边案例引发的思考 |
| （二）逻辑演绎和结构安排 |
| 二、研究的意义和现状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转型期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演进及理论成果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崭新的法律思想体系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演进 |
| （一）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法律思想 |
| （二）邓小平法制思想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蕴涵的法治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创新机理 |
| （一）创新机理的认知分析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创新审视机理 |
|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创新互动机理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转型 |
| 一、社会转型的界说 |
| （一）转型与社会转型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社会转型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转型的探索性认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关转型理论的方法论依据 |
| 三、社会转型中的目标取向与制度安排 |
| （一）社会转型中的多重问题引发纠纷 |
| （二）社会转型中的目标取向 |
| （三）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第三节 二者的竞合与治理模式的协调 |
| 一、二者的竞合 |
|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
| （二）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
| （三）时间竞合：二者在历史时间轴上的叠印 |
| 二、二者竞合过程中对治理模式的要求 |
| （一）历史进程中治理模式的出现 |
| （二）社会发展对治理模式的要求 |
| （三）二者的竞合与治理模式的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缘起与秩序重建 |
| 第一节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纠纷缘起与呈现 |
| 一、纠纷的语义分析和特征 |
| （一）纠纷的语义分析 |
| （二）纠纷的特征 |
| （三）社会转型期纠纷的不同特点 |
| 二、纠纷的缘起及类型 |
| （一）纠纷的缘起 |
| （二）纠纷的类型 |
| 三、纠纷的法理分析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秩序重建 |
| 一、社会转型期的秩序呈现 |
| （一）秩序和社会秩序 |
| （二）社会转型期秩序的实际呈现 |
| 二、社会转型期的秩序重建 |
| （一）为何要秩序重建 |
| （二）如何进行秩序重建 |
| （三）秩序重建的准则与目标 |
| 第三节 建国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以解决矛盾纠纷和规范秩序为视角 |
| 一、毛泽东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的发展与解决矛盾的实践 |
| （一）邓小平的矛盾理论观与实践 |
| （二）江泽民的矛盾理论观与实践 |
| （三）胡锦涛的矛盾理论观与实践 |
| 三、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语义和法理分析 |
|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语义分析 |
| （一）几个概念的解释 |
|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 |
|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分析 |
|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性和形态 |
|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诉讼制度 |
| 一、诉讼制度的构成 |
| 二、我国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与改善路径 |
| （一）诉讼成本高昂 |
| （二）法院不堪重负与“入讼无门” |
| （三）司法腐败 |
| （四）执行不力 |
| 第三节 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
|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种类 |
| （一）调解 |
| （二）谈判 |
| （三）仲裁 |
| （四）其他纠纷解决方式 |
| 二、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与改善路径 |
| （一）制度设计与衔接方面 |
| （二）程序设置上 |
| （三）解纷机制的发展失衡 |
| 三、法制建设中机制建构的衔接 |
| （一）“诉调对接”机制 |
| （二）“调解—仲裁”互动机制 |
| （三）仲裁与司法衔接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调解制度 |
| 第一节 调解的起源与发展 |
| 一、调解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分析 |
| 二、我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我国近现代调解制度的演进 |
| 一、我国近现代调解制度的发展 |
| 二、建国后人民调解的曲折发展 |
| （一）1949 年——1956 年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发展 |
| （二）1957 年——1966 年人民调解工作的偏差 |
|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调解工作的瘫痪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调解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
| 第三节 我国《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一、调解工作中的困境呼唤法律的出台 |
| 二、《人民调解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三、调解的运用改造与规范 |
| （一）调解的运用 |
| （二）调解改造的原则和效果 |
| （三）调解的规范 |
| 第四节 我国建立“大调解”的格局与路径 |
| 一、大调解的提出 |
| 二、大调解的格局与路径 |
| （一）构建大调解的格局与路径 |
| （二）大调解的法理分析与价值取向 |
| （三）构建大调节格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程中的信访制度 |
| 第一节 建国后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渊源 |
| 二、建国前后我国信访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信访方式的探索 |
| （二）建国后我国信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
| 第二节 法制建设视野中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
| 一、信访困境的现实体现 |
| （一）信访过程中的法理困境 |
| （二）信访过程中的制度困境 |
| （三）信访过程中的实践困境 |
| 二、信访困境的成因 |
| （一）追求自身利益与其它利益分配机制的纠葛 |
| （二）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组织的嬗变 |
| （三）传统“无讼”观及“清官情结”的影响 |
| （四）“示范效应”及舆情现实的倒逼 |
| 三、改变信访困境的路径 |
| （一）关于信访改革的争论 |
| （二）路径指向与法治愿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 |
| 第一节 保卫社会与社会团结 |
| 一、为何保卫社会与社会团结 |
| （一）保卫社会 |
| （二）社会团结 |
| 二、何以保卫社会与社会团结 |
| （一）保卫社会的方式 |
| （二）促进社会团结的手段 |
| 第二节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一、纠纷解决的重大意义 |
| （一）控制和规范社会秩序 |
| （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促进社会和谐 |
| 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的协调 |
| （一）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 |
|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 |
| 一、“西学中用”与“以我为主” |
|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启示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科学内涵 |
| （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实际的法律体系 |
| （三）兼容并蓄、内外兼修，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委员会委员签名的答辩决议书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思路 |
| 六、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 二、人民警察发展历程的呼唤 |
| 三、人民警察性质的内在规定 |
| 第二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一、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政治保证 |
| 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构筑稳定的安全保障 |
| 三、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夯实良好的社会基础 |
| 第三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
|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 |
| 二、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应有之义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要求 |
| 第一节 树立科学执法的理念 |
| 一、人民警察树立科学执法理念的理性依据 |
| 二、人民警察树立科学执法理念的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提高民主执法的素质 |
| 一、人民警察提高民主执法素质的理论依据 |
| 二、人民警察提高民主执法素质的基本要求 |
| 第三节 加强依法执法的技能 |
| 一、人民警察加强依法执法技能的法理依据 |
| 二、人民警察加强依法执法技能的基本要求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 |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的现状 |
| 一、人民警察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
| 二、人民警察的法律运用能力不高 |
| 三、人民警察的专业技能较弱 |
| 四、人民警察的语言表达能力较低 |
| 第二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人民警察自身素质不高 |
| 二、现行公安体制存在弊端 |
| 三、公安教育与培训体制存在问题 |
| 四、公安经费保障不力 |
| 五、警力严重不足 |
| 六、公安立法存在缺陷 |
| 七、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不合理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 |
| 第一节 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内容概述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必要性 |
| 二、人民警察公共服务能力的内涵 |
| 第三节 侦查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侦查能力的必要性 |
| 二、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界定 |
| 三、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构成 |
| 四、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特点 |
| 五、人民警察侦查能力的分类 |
| 第四节 法律运用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法律运用能力的必要性 |
| 二、人民警察法律运用能力的构成 |
| 第五节 人际交往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的必要性 |
| 二、人民警察人际交往能力概述 |
| 第六节 语言表达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 |
| 二、人民警察语言表达能力概述 |
| 第七节 擒拿格斗能力 |
| 一、人民警察提升擒拿格斗能力的必要性 |
| 二、人民警察擒拿格斗能力概述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的途径 |
| 第一节 改革人民警察录用培养体制 |
| 一、改革人民警察的录用体制 |
| 二、改革人民警察的培养体制 |
| 第二节 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 |
| 一、人民警察正规化的涵义 |
| 二、加强人民警察正规化建设的构想 |
| 第三节 完善人民警察执法考核监督机制 |
| 一、构建科学规范的人民警察绩效考核体系 |
| 二、加强监督,依法治警,从严治警 |
| 第四节 转变人民警察执法理念 |
| 一、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的理论概述 |
| 二、人民警察人性化执法存在的误区 |
| 第五节 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
| 一、人民警察执法环境的现状 |
| 二、改善执法环境,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办公室主任要辨证对待干部之“短”（论文参考文献）
- [1]赵沨音乐教育思想中的“四观”[D]. 李丹蓝. 河南大学, 2020(02)
- [2]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研究[D]. 王润涵.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行政审批局改革探究 ——基于浙江省天台县的个案研究[D]. 曹慧.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19(12)
- [4]三峡工程决策研究[D]. 武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研究[D]. 洪谊雅. 华侨大学, 2019(11)
- [6]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7]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研究[D]. 刘圣兰.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1)
- [8]刘震云小说论[D]. 冯庆华. 南京大学, 2013(08)
- [9]社会转型期的纠纷解决研究 ——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为视角[D]. 程凯. 华南理工大学, 2013(12)
- [1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执法能力提升研究[D]. 伍玉功.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