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盗、轮船与科技进步(论文文献综述)
林嘉宁[1](2021)在《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时代,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土匪是当时社会转型和变革下所产生的畸形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失衡和失控的一个病态反映。土匪问题成为了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土匪作为社会特殊群体,游离在行政权力之外。通过对土匪的类型、来源、管理制度、日常生活和特点的探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四邑地区土匪的概况,把握土匪的活动规律,有助于窥探和剖析土匪这一社会特殊群体的独特性,更加深入了解四邑地区土匪的全貌。土匪的产生与当时四邑地区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几乎年年饱受自然灾害侵袭,导致粮食歉收,百姓流离失所。在政府和地主的征粮催租下,许多农民破产,转为流民,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民国初年,广东军阀混战不断,各派势力互相倾轧,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四邑地区官员贪污腐败横行,警政废弛。地方政府征派的各种苛捐杂税极大加重了四邑地区百姓的负担。在天灾人祸的双重作用下,民众铤而走险,加入盗匪行列的情形越来越多。而四邑地区的经济环境又有其独特性。四邑地区出洋者众,每年侨汇收入数额庞大,带动了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使之成为当时广东富庶地区之一。但如此庞大的的侨汇却因政局动荡、治安不稳、缺乏投资途径等因素而更多地流入田地、房屋以及日常消费上,导致四邑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粮食和生活消费品依赖于外来供给。四邑地区也随之形成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畸形经济结构,极易因经济危机、战争等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物价上涨,具有脆弱性和波动性。侨汇的大量涌入给华侨之家带来富裕的生活,导致社会上奢靡之风盛行,同时也衍出了贫富不均等严重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匪患的程度。再加上四邑地区烟赌炽盛,以及由来已久的械斗之风,也为土匪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和温床。土匪以劫掠勒赎为生活来源。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暴力犯罪的发生,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土匪劫掠、打单、掳人勒赎和勒收行水的行为方式扰乱了四邑地区的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了四邑地区民众特别是归侨和侨眷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民众心理留下深深的烙印。土匪的侵袭造成四邑地区经常出现民众搬家避匪,华侨有家归不得的情形,对社会变迁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匪的肆虐不仅给四邑地区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武力、财力,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还阻碍了实业的发展。土匪还给四邑社会传播了不良的风气,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匪势的发展。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土匪问题,四邑地方政府采取武力剿杀、招抚收编、立法奖惩等措施治理匪患。在海外华侨的支持和捐助下,四邑乡村社会采取组建乡团、购买枪械、修筑碉楼以及宣传等方式抵御土匪的侵扰。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匪问题,维护了社会治安,保障了民众特别是归侨、侨眷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依旧无法彻底根除土匪问题,无法铲除滋生土匪的社会条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四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四邑地区的土匪问题终于被彻底解决,土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被铲除。侨乡开始进入安定祥和的时代。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正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详细阐述了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的概况,归纳了四邑地区土匪的类型、来源、管理制度、日常生活和特点。第二章分析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匪患的成因,揭示了自然灾害、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因素三个方面和土匪之间的联系。第三章对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的行为方式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探讨土匪的行为方式,以此突出匪患对四邑地区社会秩序、经济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四邑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治匪的举措,强调华侨在乡村社会防匪中所发挥的作用和重要性。结语阐述了民国时期四邑地区土匪问题一直存在,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土匪问题才被彻底解决,并且突出华侨对维护侨乡安稳所做出的贡献。
任荣荣[2](2020)在《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木质玩具设计研究及应用》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场景木质玩具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木质玩具设计中场景的构建方法很多,其中叙事方法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从叙事的角度研究场景的构建将有利于设计要素的提取和整合,但目前对场景木质玩具的设计研究系统性不够。本文以叙事要素为着眼点,围绕确定叙事主题、构建叙事场景、物化叙事故事展开研究,提出基于叙事性木质玩具的场景构建方法。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成果:(1)如何确定叙事主题;运用游戏设计中的八角行为分析法对目标用户从定性了解到定量分析进行研究,将用户分为竞争型、互动型、探索型和目标型四大类,叙事主题由用户特征类型来确定。(2)如何构建叙事场景;笔者首先将文学叙事要素和场景构建要素的功能进行对比分析,明确了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构建要素为人物、地点和行为,其次研究构建要素与构建方法之间的关系,推演出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构建模型——“向心辐射”模型,即选定某一要素为线索,其余要素作为辅助要素围绕线索要素呈辐射状展开构建第一层级场景,以辅助要素作为第二层级的线索要素,其余要素作为辅助要素构建第二层级场景,以此类推根据设计需要进行场景叠加。(3)如何物化叙事故事;将叙事修辞表现手法与设计手段相结合,将构建出的叙事场景应用到产品外观形态上。最后运用实践验证法,引入价值工程原理对设计方案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评价,对方案中每个部件的功能、成本指标量化,以数据为导向确定方案优化方向,对优化后的方案再次进行价值评价,数据结果表明符合生产要求,验证了“向心辐射”模型的科学性和基于价值工程的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张青阳[3](2020)在《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1861年至1963年间,拉让江流域华人的商业发展。运用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梳理当地华人商业发展,探讨三个历史阶段华人商业特征及影响因素。19世纪中期以后,随布洛克政权剿灭海盗、扩大统治,拉让江流域秩序恢复,迎来闽、潮商业移民。以“堡镇”为据点,闽、潮华商与达雅克人土着交易森林土产。并以宗乡关系为纽带建立覆盖流域连接古晋、新加坡等地的商业网络。闽、潮的华人链式移民模式形成土产贸易主导商业的格局。20世纪初,福州、广东及兴化移民建立垦场引种橡胶后,经济作物取代土产贸易,垦场移民模式形成经济作物主导商业格局,华人商业的门类及规模随之增扩。这一时期,闽、潮两属的商业优势地位仍然明显。土产及经济作物都深受国际市场和价格波动影响,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造成巨大冲击。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华人商业在经济统制政策下再遭重创。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华人政治地位提高,商业环境改善。华人资本纷纷转向工商业。恰逢政府放开部分森林开采权,而本地木材渐受市场青睐,华人锯木业勃兴,战前奠定的锯木业基础加之高集资效率促成福州人在锯木业的成功。华人锯木业获取巨大利润,产生了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政经局势变迁,锯木业带动下,对外贸易联系日趋多样化。本文发现,自然环境及华人文化特征形塑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市场需求、移民模式也造成影响。当地一直以来与新加坡商贸往来密切,在布洛克时期两地呈商业联系日趋紧密趋势,英领时期则渐淡化。相对融洽的族群关系亦为华人商业提供稳定发展环境。拉让江流域华人因时、因地的选择其商业发展道路,以较为灵活的方式应对危机与挑战,并能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把握发展机遇,使当地华人商业取得瞩目成就。
贺群珺[4](2020)在《晚清阿思本舰队事件及其思考》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60年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后的清政府决定向英国购买船舰,组建自己的近代海军,由此造成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虽然仅存五个月便解散,但作为清政府首次建立近代海军的尝试,在我国近代海军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本文从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始末来探究其影响与启示。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阿思本舰队事件的的背景与起因。首先,比较了中英双方的海军实力,清朝水军属于武器装备落后的古老水师,海防思想极度陈腐。相比之下,经过一个世纪与荷兰、法国围绕制海权和殖民地的斗争,英国海军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确立起了海上霸主地位;其次,分析了事件的起因,一方面,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益衰落的清政府,根本原因是出于勤远略和剿发捻的需要,用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发动从海上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清军水师遭遇了失败,清政府有识之士意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意义,故从师夷思想出发,决心以英为师,购买船舰来建立近代海军。从这个意义上说,筹建海军的动机是应当肯定的。第二部分,分析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始末。首先,分析了前期的交涉情况,包括动议的提出、人员的选用、双方的交涉,以及舰队的建立与组成的基本情况,重点对参与的人物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阿思本舰队正式组建后,中外双方围绕这支舰队所产生的矛盾与斗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三,对事件结局的分析探讨,即阿思本舰队的最终结局如何,包括签署哪些具体条约,中英谈判,舰队遣散拍卖,重点分析其解散的前因后果。第三部分,着重探讨阿思本舰队事件的教训与启示。首先,阿思本舰队本身对清朝后来的海军建设所带来的深刻历史教训和影响,包括中国购买西方军备应注意的问题,认为此事虽以人财两空而结束,但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学会怎样与列强打交道;其次,清政府购买阿思本舰队筹办新式海军的失败案例,对于我国海军建设的启示,如对外开放须坚持独立自主,以及在军事发展发面应坚持学习西方与自主研发相结合,实现富国强军等,总结这支舰队带给我们的众多思考。目前,对于如何评价阿思本事件,学术研究上有不同观点,本人认为该事件是清政府以抵御侵略、维护统治为目的的自强行为,其购船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实践,事件经过结局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和落后。但是,清政府在走过尝试购买洋舰失败的曲折道路后吸取教训,转变思维自主发展海军,也不失为该事件在客观上的积极影响。
张璐瑶[5](2020)在《明清肇庆府的海患与海防建置》文中研究指明肇庆位于两广之交,西江流域的下游,自古以来就是岭南地区重镇。明清时期,肇庆府是广东的滨海州府之一,但目前对其历史海防状况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将以明清两代肇庆府为研究范围,探讨本府区的海防问题。本文第一、二章将讨论肇庆府的山海要冲和行政建置,考察寇盗入侵的史实,分析海防建设背后自然条件的影响和现实需要。肇庆府控山带海,西江穿流而过,南部阳江一县临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使本府兵事频生。明清两代常见倭寇、海盗外来劫掠的身影,并存在山海盗寇勾结的状况。在江海边以舟船为居,饱受歧视的疍民也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第三、四章探讨明至清前期肇庆府的海防建置。洪武年间海防初建,明廷在沿海广立卫所和烽堠炮台,建立起一道完整的海防线。在此背景下,肇庆府的海防前哨阳江县先后设立了阳江、海朗、双鱼三个千户所,它们成犄角之势拱卫阳江,但存在领导分散、兵力缺失等问题。明中期倭患炽盛,海防废弛。为了权责明确,重整海防,总督吴桂芳在广东设立了六大水寨,并制定了有明确汛地划分,并在连界处进行会哨的巡洋会哨章程。肇庆府的北津寨是广东巡洋会哨的重要一环,也是阳江乃至整个粤西的重要海防据点。同时,府内的江海要冲处增设堡垒和设立专职官员以完善海防。嘉靖四十三年,两广总督府因海防需要移驻肇庆,驻肇两广总督对澳门的治理,以及传教士来到肇庆开展传教活动,促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清初海禁和迁界政策影响了滨海的阳江县、近海的恩平县居民的生计,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磨难,也摧毁了原有的海防体系。展复以后,肇庆府重整防务,兴建了沿海的炮台,且炮台取代所城,成为海防的第一防线。乾嘉时海防部署调整,成立阳江镇标,辖西路阳江镇标左、右营、吴川营、硇洲营、海安营、东山营六营,权责很重。此外,广东西路内部划分为西上、西下两部分,巡洋会哨制度不断细化完善。
杨浩[6](2020)在《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葡萄牙人居留于澳门以来,澳门贸易便处于中葡双方共同治理的体系之下,其发展也因此受到来自中外多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来,澳门的贸易体制与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探究这种变化及其对澳门贸易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以近代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贸易为主体,从中葡双重影响的角度对贸易体制、政策、规模、环境等不同侧面进行分析,并通过梳理澳珠贸易的实态进一步讨论中葡双方的诸多因素对澳门贸易的影响方式及影响结果,以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经贸关系及其特征。本文认为近代以来澳门的治理权虽然基本为澳葡政府掌控,但就贸易方面仍受到中葡双方贸易体制的共同管理。澳门的贸易体系也基本融入珠三角本地的区域贸易体系,在中葡双方的双重影响下,中方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明清时期澳门贸易的形势、地位、规模等侧面,因评价标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趋势。澳门的贸易地位在中国对外贸易体系中因垄断程度的不同有所起伏,但长期保持较高位置;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却因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竞争逐渐下降。贸易形势、贸易规模较贸易地位又有所不同。拱北关建立后,澳门的贸易体制进入拱北关、自由港并存的时代,近代澳门的贸易形势、地位、规模等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自19世纪80年代后,因苦力贸易被禁止,澳门海外贸易规模大幅度下降。仅存的远洋贸易也是以鸦片等特殊商品的出口为主,正常商品所占比重很小。因此,澳门在海外贸易中的规模、地位确实是处于下降状态。与此同时,澳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情况与海外并不不同。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葡政府获得对澳门的治理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无法影响到澳门的贸易发展。民船贸易作为澳门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出澳门时须向中国政府缴纳货物税厘,贸易税又是影响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澳葡政府制定的自由港体制与中国政府控制的拱北关体制,共同承担管理澳门贸易的职能。在中葡对澳门贸易双重治理的体系下,经过对粤澳民船、港澳民船、澳门港民船与轮船等贸易规模数据整理、对比,发现澳珠贸易的整体规模在增加。通过对拱北关、澳门港商品种类的梳理,对澳门与珠三角之间贸易路线地还原,对粤港澳产业体系的比照,不仅了解了澳珠贸易的实态,还认识到作为澳门贸易中的主体存在的澳珠贸易,已经成为来珠三角区域贸易网络中的一环。近代澳门的贸易规模确呈现上升趋势,但将其与珠三角地区的贸易规模对比后确实发现,澳门在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在广州等地贸易快速发展的比较下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澳珠贸易在中葡双方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下,澳门与珠三角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更加紧密的状态。
石茂坤[7](2020)在《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文中提出1876年琼州(海口)开关后,商人在海南岛经济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外国航商在北部湾急剧扩张,挤压帆船的生存空间,把常关的运输业务转移到海口洋关。在外国航商的运作下,与海口通航的口岸城市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往西抵达法属越南岘港和泰国曼谷,往南抵达新加坡,往北抵达上海、天津。海口成为港际讯息圈的一员。同时,洋商和华商竞购岛内的物产,尤以糖和生猪为甚。华商利用人脉网和租用轮船的方式逐渐扭转初期的劣势,成功占领土特产收购市场,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糖和生猪转运销售模式。流年不利的洋商开始谋求岛内丰富的矿产,此举引起清政府的不安,遂派两广总督张之洞经略海南岛。由于没有商人助力,张之洞的举措虽然合理到位但收效甚微。清末新政时期,实业救国浪潮方兴未艾,国人痛感台湾被占,遂呼吁开发海南,夯实海疆。清政府劝办海口市商会,招商引资,粤港和南洋三地商人跃跃欲试,其中马来西亚首富胡国廉最为引人注目,他企图利用自己的官场人脉,建立一个横跨开矿、垦殖、金融、筑路、航运、盐业、林业的巨型托拉斯企业——侨丰公司,无奈清政府垮台而目标未能全部实现。迨至民国初年,岛内外商人的事业沿着晚清定下的基础继续发展。海口“九八行”垄断了土产收购,联同其他各县的座商和摊商,形成一张巨大的商品流转网。湘商包办了海南岛槟榔,使之远销湘潭。粤商则看中渔盐之利,在三亚捕鱼晒盐,运回珠三角售卖。南洋海南籍侨商把经营橡胶和锡矿的经验照搬回海南岛,建立起一座座橡胶园和锡矿场,吸收当地人就业。有的还热衷投资海口房地产,修筑公路。民国初年乱象丛生,武人争权,海南岛深受战祸之害。而随着岛内商人的事业不断壮大,他们掀起一场名为“琼崖改特”的运动,希图摆脱广东省府的管治,改海南岛为“特别区”,实现“琼人治琼”。他们一度看到成功的希望,最后因陈济棠从中作梗而失败。陈济棠主政广东后,戮力发展实业。时值世界经济危机,岛内垦殖业和锡矿业大受打击,商业资本萎缩给了官僚资本扩张的机会。陈济棠在海口成立广东省银行和琼崖实业局,作为输出官僚资本的工具。同时,糟糕的经济环境使破产侨商把剩余资金投到房地产业,琼崖实业团营建“月朗新村”即是其中代表。广东省银行大规模向中小商家房贷,琼崖实业局则接管扶助橡胶园和锡矿场。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间资本产生冲突,引起不少纠纷,对海南社会的弊大于利。1938年海南岛沦陷,所有开发事业中止。
熊辛格[8](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提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季念[9](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研究说明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赵先昌[10](2019)在《民国轮船航运事故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轮船是借助机械动力从而行驶的船舶。轮船不同于传统木船,因为它具有速度快、吨位大、运载量大的特点。轮船航运业一方面是垄断帝国主义侵蚀中国的产物,同时它又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产业。总而言之,轮船航运业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有时不可调和,所以不可避免地轮船航运业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相互争夺的“领域”,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显着标志与缩影。民国年间,得益于国内民族资本以及抵制外货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在与列强航运势力的相互斗争中取得一定成就,地位有所提高,然而这一时期的发展却很不平衡。在轮船航运业发展的同时,水上安全问题、海难事故现象也越来越多并且突出。航运事故的种类多种多样,大致有船舶搁浅、触礁、碰撞、爆炸、被盗、船舶失踪、以及船舶本身以及设备损坏导致无法自修从而引起船舶失控等等。由于轮船比木船先进,航行速度快,运载量大,所以轮船一旦发生事故,却更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尤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严峻,重特大航运事故频繁发生。轮船航运事故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它与轮运公司、政府航政系统、社会保障体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轮船航运事故问题的研讨对于中国近现代交通史,金融史等领域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轮船航运事故的发生,既与气候等自然条件有关,也与轮船公司的管理、船员的驾驶水平、港口的营业状况、航线的畅通程度等人为因素相关。轮船航运事故的特点集中反映了中国轮船航运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轮船航运事故的救援是一个庞杂的工程,需要政府官方机构、民间慈善团体和社会商业组织的共同配合。民国年间,外轮公司势力强大,中国民族航运事业也有所发展。民国时期,轮船航运事故频繁发生,航运业规模大,伤亡惨重,受损率高。由于轮船航运业畸形发展,最终导致沿海地区事故率明显高于内陆,华轮事故率明显高于外轮。航政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航政管理出现混乱,这也是威胁轮船航行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人为因素是航运事故发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轮船发生航运事故后,应当尽最大努力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降到最低,水上救援以及善后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民国时期事故的救援主体主要有:巡警、军警等政府机构和人员,红十字会、附近船只以及自救、善堂、救生局等民间慈善救助团体,轮船公司与船舶保险公司等机构。由于救生器材有限、救生力量短缺匮乏、救援人员消极怠工等一些因素,所以导致民国时期轮船航运事故的救援效果总体上不甚理想。更为严重的是,部分航运主权遭到破坏,外轮肇事逃逸现象比比皆是。对于轮船航运事故的处理,如果处理不合理,则会很大程度上容易引发群体问题,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轮船航运事故后,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在善后问题处理上出现了外轮履责困难,乘客生命和财产损失往往不能获得合理赔偿,悲剧不断发生。
二、海盗、轮船与科技进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盗、轮船与科技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土匪概念界定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一、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的概况 |
(一)四邑侨乡土匪的类型 |
1.山匪 |
2.沙匪 |
3.海盗 |
(二)四邑侨乡土匪的来源 |
1.贫苦民众 |
2.散兵游勇 |
3.会党 |
(三)四邑侨乡土匪的管理制度 |
1.匪首决定制 |
2.管理模式 |
3.组织纪律 |
4.分赃制度 |
(四)四邑侨乡土匪的日常生活 |
1.衣食住行 |
2.婚丧嫁娶 |
3.隐语诨名 |
4.心理期望 |
(五)四邑侨乡土匪的特点 |
1.规模小,活动广 |
2.外地土匪多 |
3.带有鲜明的侨乡特点 |
小结 |
二、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匪患的成因 |
(一)自然灾害因素 |
1.旱涝灾害频发 |
2.台风肆虐 |
(二)政治军事因素 |
1.军阀混战 |
2.吏治腐败 |
3.警政废弛 |
4.民间武器泛滥 |
(三)社会经济因素 |
1.畸形经济 |
2.贫富不均 |
3.烟赌炽盛 |
4.械斗成风 |
小结 |
三、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 |
(一)土匪的行为方式 |
1.劫掠 |
2.打单 |
3.掳人勒赎 |
4.勒收行水 |
(二)匪患带来的影响 |
1.扰乱侨乡社会秩序 |
2.破坏侨乡经济 |
3.传播不良社会风气 |
小结 |
四、民国时期四邑侨乡社会治理匪患的措施 |
(一)地方政府治匪举措 |
1.武力剿杀 |
2.招抚收编 |
3.立法奖惩 |
(二)乡村社会防匪举措 |
1.兴办乡团 |
2.购置枪械 |
3.修筑碉楼 |
4.宣传防匪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木质玩具设计研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3 研究创新点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2 叙事性与场景木质玩具 |
2.1 叙事性设计应用研究 |
2.1.1 叙事性概述 |
2.1.2 叙事性研究现状 |
2.2 场景木质玩具设计应用研究 |
2.3 基于叙事性的场景设计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3 场景木质玩具叙事设计研究 |
3.1 叙事要素来源探索 |
3.1.1 设计师及其特征 |
3.1.2 目标用户及其特征 |
3.1.2.1 目标用户基本特征 |
3.1.2.2 引入八角行为分析法 |
3.2 叙事场景设计模型研究 |
3.2.1 叙事要素 |
3.2.1.1 人物要素 |
3.2.1.2 地点要素 |
3.2.1.3 行为要素 |
3.2.1.4 叙事要素关联 |
3.2.2 叙事线索 |
3.2.2.1 以“人物”为线索 |
3.2.2.2 以“地点”为线索 |
3.2.2.3 以“行为”为线索 |
3.2.3 场景构建方法 |
3.2.3.1 平行式表达 |
3.2.3.2 交叉式表达 |
3.2.3.3 树状式表达 |
3.2.3.4 海葵式表达 |
3.2.4 场景设计模型构建 |
3.3 场景木质玩具叙事修辞手法研究 |
3.3.1 形象拟人化 |
3.3.2 形象夸张化 |
3.3.3 形象排比化 |
3.4 本章小结 |
4 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木质玩具设计模型应用 |
4.1 确定叙事要素 |
4.1.1 用户分析 |
4.1.2 叙事要素提取 |
4.2 构建叙事场景 |
4.3 确定场景木质玩具形态 |
4.3.1 人物、行为要素形态的设计 |
4.3.2 地点要素形态的设计 |
4.3.3 初选方案确定 |
4.4 方案评估 |
4.4.1 方案评价方法 |
4.4.1.1 价值工程对象确定 |
4.4.1.2 功能系数确定 |
4.4.1.3 成本系数确定 |
4.4.2 方案评价结果 |
4.4.3 方案优化确定 |
4.5 本章小结 |
5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致谢 |
(3)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 |
第二节 分析架构及历史分期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一、西方学界及华人学者的英文着作 |
二、砂拉越本土学者的相关研究 |
三、大陆及港台学者的相关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一、研究方法 |
二、资料来源 |
第二章 华人商业的开端(1861-1900) |
第一节 华人到达前的拉让江流域 |
一、拉让江流域的自然地理 |
二、早期婆罗洲北部与中国的交往 |
第二节 拉让江流域由乱而治 |
一、海盗活动的遏制 |
二、堡镇模式下的华人商业 |
第三节 土产贸易中的华人商业网络 |
一、乌鲁贸易网络 |
二、与外界商业联系 |
第三章 商业版图的扩大(1901-1945) |
第一节 集体移民与经济作物 |
一、华人垦场的建立 |
二、引进经济作物 |
第二节 新发展契机下的华人商业 |
一、商业规模的扩大 |
二、金融与航运业嬗变 |
第三节 危机下的华人商业 |
一、大萧条的冲击 |
二、日据时期的破坏 |
第四章 资本化与集团化(1946-1963) |
第一节 政经秩序的重建 |
一、华人政治地位提高 |
二、经济政策与开发 |
第二节 资本化发展 |
一、朝鲜战争影响 |
二、华人金融业发展 |
第三节 集团化发展 |
一、木材行业的勃兴 |
二、华人商业的集团化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晚清阿思本舰队事件及其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背景与起因 |
第一节 阿思本舰队事件的历史背景 |
一、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海军力量 |
(一)水师陈旧古老 |
(二)武器装备低劣落后 |
二、同时期英国的海军力量 |
(一)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
(二)英国海军的先进船舰与战略战术 |
第二节 清政府创建近代海军的起因及思想主张 |
一、创办近代海军起因 |
(一)剿发捻—镇压农民战争的需要 |
(二)勤远略—抵御外来侵略的需要 |
二、早期海防思想主张 |
(一)中国近代海防意识觉醒——林则徐 |
(二)魏源的海防思想内容及其影响 |
第二章 阿思本舰队事件始末 |
第一节 购买外国军舰主张的形成与实施 |
一、清政府主张的提出与形成 |
二、英方购买军舰的运作 |
第二节 阿思本舰队的组建与明争暗斗 |
一、李泰国在英擅自组建舰队 |
二、中国关于舰队规定与定位 |
三、中英关于舰队所属权交涉 |
第三节 阿思本舰队的最终结局 |
一、《合同十三条》及《轮船章程五条》 |
二、中英谈判破裂舰队遣散,清政府购舰计划破产 |
第三章 阿思本舰队事件的教训与时代启示 |
第一节 阿思本舰队事件深刻的历史教训 |
一、清朝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 |
二、扞卫国家需要自强 |
第二节 阿思本舰队事件对海防建设之启示 |
一、清政府创办海军举措 |
二、坚持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实现富国强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致谢 |
(5)明清肇庆府的海患与海防建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材料 |
第一章 肇庆府的地理环境与行政建置沿革 |
第一节 两广交界、“江海要冲”的地理区位 |
一、主要河流 |
二、滨海港口 |
三、近海岛屿 |
第二节 行政建置沿革 |
第三节 明清广东海防布局中的肇庆府及其地位 |
第二章 “难治之区”:肇庆境内山海盗贼和海上走私 |
第一节 倭寇和海盗的活动 |
第二节 番贼与海上走私 |
第三章 明代肇庆府的海防建置 |
第一节 海防初建——沿海设立阳江、海朗、双鱼三所 |
第二节 明中期海防机制的改革 |
一、确立水寨兵船会哨体系:以北津寨为中心 |
二、增设营堡和巡检司 |
第三节 两广总督府迁肇的海防考量及其影响 |
一、两广总督迁驻肇庆 |
二、肇庆与早期中西关系 |
第四章 清前期肇庆府的海防建置 |
第一节 清初迁界、复界与海防重建 |
一、兴修炮台 |
二、更定营制 |
第二节 乾嘉时期海防部署调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主题与方法 |
五、研究界定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澳门贸易 |
一、澳门贸易形势的变迁 |
二、明清时期澳门面临的贸易政策 |
三、明清时期澳门贸易形势变迁与政策分析 |
四、小结 |
第二章 近代澳门的贸易秩序及其历史渊源 |
一、澳门双重贸易体制的变迁 |
(一) 明清时期澳门海关的体制 |
(二) 葡澳贸易体制变迁变迁 |
(三) 澳门的拱北关体系 |
二、中葡贸易体系的共存性研究 |
三、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澳门与珠三角经贸网络实态 |
一、澳门与珠三角贸易网络 |
(一) 澳门贸易规模的考察 |
(二) 澳门进出口商品结构 |
(三) 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的贸易途径 |
二、澳门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
三、小结 |
第四章 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区域贸易特征 |
一、澳门与珠三角地区贸易规模与之对比分析 |
二、影响澳珠区域贸易的因素 |
三、小结 |
结语: 双重治理体系下的区域经贸发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和概念界定 |
二、学术综述 |
(一) 关于近代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人团体的研究 |
(二) 重陆疆轻海疆——1949年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 |
(三) 停滞的三十年20世纪50、60年代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四) 不被重视的海南——改革开放40年来大陆地区的边疆研究 |
(五) 创新——华南商人史、海外华商史和近代海南经济开发史的结合 |
第一章 晚清中外商人对海南岛资源的初步利用 |
第一节 琼州开关后的海南岛商贸 |
(一) 外国航商在南洋和北部湾的扩张 |
(二) 中外商人对海南岛农产品的竞购——以糖和生猪为例 |
(三) 外商对岛内矿产的觊觎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海南岛开发规划 |
(一) 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倡议和实践 |
(二) 清末新政时期的举措 |
第二章 民初岛内外商人开发海南岛的全面展开 |
第一节 岛内商人的事业 |
(一) 海口市的土货生意 |
(二) 乡镇座商、摊商和黎汉墟市贸易 |
第二节 海口总商会和文昌商人的港口疏浚活动 |
第三节 岛外商人的农矿和土地投资 |
(一) 湘商和海南岛槟榔果在湖南的运销 |
(二) 粤商和海南岛盐业 |
(三) 侨商的“独占性”投资 |
第四节 琼商的政治诉求 |
(一) 北京政府和广东省府的南海岛屿管治 |
(二) 琼商和琼崖“改特”运动 |
第三章 陈济棠主粤时期官商开发海南岛的合作及博弈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各方关于开发海南岛的讨论 |
(一) 学术界关于热带农业资源和黎族民俗的论述 |
(二) 广东省府的政治军事考虑 |
(三) 琼崖实业考察团的组建和行动 |
第二节 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商人活动和政府行为 |
(一) 陷入困境的垦殖业侨商和海口土产出口庄行商 |
(二) 海口市商会维持行业生意的努力和举措 |
(三) 侨商资本向房地产靠拢 |
(四) 建造书场码头 |
(五) 官僚资本的注入和运作 |
第三节 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冲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8)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一)公路类约章 |
(二)航运类约章 |
(三)铁路类约章 |
(四)航空类约章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第七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0.1.1 选题缘起 |
0.1.2 选题依据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0.2.1 研究对象 |
0.2.2 研究意义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0.4.1 研究方法 |
0.4.2 创新之处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1.1 皇帝形象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1.2 官员形象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2.1 军人形象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2.2 百姓形象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3.2.3 嵌套性叙述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4.1.1 民间的游历 |
4.1.2 战地的目击 |
4.1.3 传闻的影响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5.1 历史意义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5.2 审美意义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5.3 当代启示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10)民国轮船航运事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由来 |
(一)选题背景与来源 |
(二)选题简介 |
二、选题论证 |
(一)理论意义 |
(二)学术价值 |
(三)现实作用 |
三、学术史综述 |
(一)史料文献汇编 |
(二)民国报刊杂志 |
(三)相关专着以及文章 |
(四)相关论文表述 |
四、写作思路与文章创新点及不足 |
(一)写作思路 |
(二)学术创新点 |
(三)学术不足处 |
五、相关界定 |
(一)时间 |
(二)空间 |
(三)内容 |
第一章 晚清民国轮船航运业发展概况以及历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轮船航运业发展背景 |
一、晚清轮船航运业发展历程概况 |
二、民国时期轮船航运业发展历程概况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主要航运体系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主要轮船公司 |
第二章 民国时期轮船主要航运事故概况以及简介 |
第一节 晚清主要轮船航运事故 |
第二节 民国初年至全面抗战时期每年主要航运事故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每年主要轮船航运事故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每年主要轮船航运事故 |
第三章 民国轮船航运事故的原因、特点、影响 |
第一节 轮船航运事故原因分析 |
一、自然因素 |
二、人为因素 |
第二节 轮船航运事故的特点 |
一、时间相对集中 |
二、诱发原因多种多样 |
三、沿海地区相对航运事故较多 |
四、数量出现激增趋势 |
五、外轮事故相对较少,特大型事故相对较多 |
第三节 轮船航运事故的影响 |
一、人们的身心受到创伤 |
二、船舶以及货物受到损失 |
三、交通贸易受到极大影响 |
四、船舶屡遭浩劫 |
五、局产惨遭破坏 |
第四章 轮船航运事故救援以及善后处理 |
第一节 航运事故救援主体以及程序 |
一、自救 |
二、轮船公司救援 |
三、附近船只以及人员救援 |
四、保险公司救援 |
五、巡警以及警察等及时出场救援 |
第二节 轮船航运事故救援结果 |
一、人员救援、财产损失救援效果差 |
二、外轮肇事之后逃逸以及难获赔偿 |
三、船长以及附近船只消极救援 |
第三节 轮船航运事故的善后主体以及程序 |
一、打捞尸体以及轮船 |
二、定损以及善后赔偿 |
三、追究责任 |
第四节 轮船航运事故善后结果 |
一、外轮肇祸之后善后困难 |
二、善后结果影响社会纠纷 |
第五节 轮船航运事故发生后应对措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海盗、轮船与科技进步(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四邑侨乡土匪问题研究[D]. 林嘉宁.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2]基于叙事性的场景木质玩具设计研究及应用[D]. 任荣荣. 浙江农林大学, 2020(07)
- [3]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D]. 张青阳. 华侨大学, 2020(01)
- [4]晚清阿思本舰队事件及其思考[D]. 贺群珺. 齐齐哈尔大学, 2020(02)
- [5]明清肇庆府的海患与海防建置[D]. 张璐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20(02)
- [6]近代澳门与珠三角地区经贸关系研究[D]. 杨浩. 山东大学, 2020(10)
- [7]近代商人与海南岛开发(1876-1938)[D]. 石茂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9)
- [8]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10]民国轮船航运事故研究[D]. 赵先昌.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