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阐释与历史意识——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视野

一、文化阐释与史家意识——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一（论文文献综述）

黄晓燕^[1]（2021）在《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新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料、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和建设不断深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硕研究成就。在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中,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课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研究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路径和新方法,而其中对当代经典作家的研究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点。金庸小说经典化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论题。首先,金庸小说经典化是区别于精英文学的,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特殊个案,因此,在评价其经典性意义的时候,我们既要参照传统精英文学经典的评价标准,又要兼顾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商业性和世俗性的一面。其次,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无比发达的当下,金庸小说经典化也必然受到创作本体的自我修订、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读者消费的文化取向、文学批评的学术规范、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因素的影响,它是在历史与现状、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等多重内外因素共同形成合力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其经典化历程的。第三,梳理和研究金庸小说经典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过程,整理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多重因素和理论话语之间的碰撞与博弈,还原和重塑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文学史现场和文学（史）意义,对于我们由此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经典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论题将从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化、大众传媒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文学批评界与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金庸小说与通俗文学发展等四个角度出发,考察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各种内外因素的生成过程、产生合力的过程、产生效果的过程,力图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在丰富扎实的文学史料中,在纵横捭阖的理论批评体系基础上,搜集和整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绩,拓展和加深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展现和开辟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新的向度。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五章、结语,由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中涉及的理论术语、学术概念和专有名词进行宏观梳理与交代。重点讨论何谓“经典”和“经典化”,同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路径的研究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向度和价值进行展开。第一章旨在提供金庸小说“经典化”历史的、宏观的知识谱系梳理,对影响其创作和传播时间的和空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展开论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对20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商业化都市环境的历史回顾,对金庸其人其文在香港文化界大行其道的内外因素的讨论和辨析,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对金庸小说由排斥到接受过程中涉及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的整理和研究。本章将梳理海峡两岸对金庸作品从抵制到接纳的过程,寻找到贯穿其中的文学普适性因素,还原和阐释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除此之外,本章还涉及到金庸小说与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讨论,并将之与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同时间段的横向比较并置在一起,以提供最全面、最客观、最真实的关于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语境。第二章是对金庸小说本体的经典性展开研究。在第一章新旧武侠小说的比较基础上,着重讨论金庸小说内在的先天因素,寻找使之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特质和文化价值。本部分将着重挖掘金庸小说将文化传承融会于“行侠仗义”武侠主题之下,塑造出人文江湖美学境界的艺术属性。同时,将努力探寻金庸小说突破传统商业化写作传统,在丰富精彩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饮誉文坛的经典人物形象,并由此开拓了中国传统武侠小说创作新境界的方法和路径。此外,金庸小说在承袭传统武侠小说书写模式的同时,将世俗价值与理想主义完美统一、在除暴安良的价值之外做出了关于生命和历史的思考,使其呈现出异于传统武侠小说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以上这些新的变化对金庸小说经典地位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章是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金庸小说初版本的主要内容、销售模式,进而辨析作家、办报人和政论家三重身份笼罩下的金庸在1950、60年代的香港对其小说的市场化运作和文学版图的历史建构所实施的规划和策略。同时,也会对金庸小说各种版本的读者群体和营销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寻找到金庸小说在大众文化崛起的市场环境中,由报刊连载到多媒介方式传播直至被广大读者完全接纳的历史真相。最后,将纵向分析武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电影的渊源,同时,广泛收集不同时期金庸影视剧播出后的读者反馈、影视收视率调查等数据,对金庸影视剧改编进行全面梳理,厘清金庸影视剧改编中从忠于剧本到篡改原着、从题材取胜到文化消费的两大特点,从而进一步在市场化、消费化的时代背景下,解读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第四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本章将梳理国内外学术界对金庸小说认知的历史变化过程,重点分析其背后折射的时代变迁和文化观念更迭。在此基础上,试图从作家作品本体分析、文化场域分析、经典筛选三个角度,对金庸经典化与文学批评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厘清。另外,本章将对金庸研究的成果进行“再研究”,从而在学术与学术史双重辩证维度的基础上,展示多元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在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章讨论金庸小说经典化对当代通俗文学的启示意义。本章将以具体文学史事件的整理与回顾为线索,突破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本身,展开对“对通俗文学经典化的原则和标准的讨论”“经典化博弈中作家和读者的关系”等重要文学史问题的思考,考证和辨析这些金庸小说经典化过程中与之相关的重要文学（史）事件,梳理和审视时代变化中文艺思想的更迭,以及文学批评家对金庸小说经典化的批评心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当代文学批评界与大众文学市场化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经济体制变迁与文学运行机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嬗变,以及当代作家和读者的关系调整,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话题,也是关乎到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和文学实践展开的重要问题。结语部分回顾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同时指出金庸小说经典化未来发展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后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关系;二是金庸小说经典化与时代语境下“去经典化”文化态势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经典如何应对“去经典化”的时代趋势并寻找其经典化途径。

辛欣^[2]（2021）在《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汉代以来,历代诸家对于《楚辞·九歌》的研究从未止歇,无论是从义理、词章,还是考据,亦或文化思想方面,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通观来看,这些研究或是裹挟于《楚辞》学史之下不够深入或深讨细节于《九歌》的具体篇章而不够宏观,或仅仅呈现于某一个作家的《九歌》研究中较为局限,因此,针对《九歌》研究这一命题始终未形成一个单独的学术体系,更未能从宏观、微观、纵横性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沿着学术思潮发展的走向,以1644年即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为核心,分成上、下两编,上编为清代古典学术总结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下编为古典向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楚辞·九歌》研究,具体则以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晚期、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九歌》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寻,对清以来三百年的《楚辞·九歌》研究进行梳理与评述,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段研究之特征、变化,发现其内在规律。本论文除绪论外包括五章内容。其各章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清代以来《楚辞·九歌》研究的缘起与探究意义,并回顾综述了近40年学术界关于清初、清中期、清末的《九歌》研究现状,针对其不足提出了展望,最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路线、重难点以及创新点。第一章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分为明末清初与康雍时期两个时间节点进行探讨。明末清初的遗民诸老如钱澄之、王夫之等人将故国之思寄托于论注《楚辞·九歌》之中,抒发对故国的眷恋,且面对理学的空疏弊象,以考经证史之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研屈。康雍时期,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所转变,忠孝节义之观念与程朱理学的教义依然处于思想的正统地位,一些理学名臣如李光地、林云铭等人,通过涉足楚辞研究,意欲以注骚来宣达性理、提倡儒学,发挥了性理道德和自我意识的观念。清代前期的《楚辞·九歌》的研究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在楚辞学术史上呈现出具有清初时代印记的鲜明特点。第二章清代中期的《楚辞·九歌》研究。主要以乾嘉考据学派研究为主,同时兼有文脉一派。乾嘉两朝,研屈学者如蒋骥、戴震、胡文英、王念孙父子等人凭借考据学训诂、考证的方法,以谦逊质朴、谨严务实的治学态度融汇于楚辞学研究中,其中不乏大家之作。乾嘉朴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楚辞·九歌》研究新发展,在整个楚辞学史上呈现鼎盛之态。此时期也出现了主张文脉一脉的学者,如屈复、刘梦鹏、陈本礼,他们在研究中更加专注于文本自身的探究,从《楚辞》的章法入手,对文章的脉络进行梳理,从而避免了文气的割裂,能够更好地阐释篇旨文义。清代中期的楚辞研究善于运用乾嘉考据学理论和章句文脉之论进行治骚,对楚辞学发展进一步演绎,呈现出与清代前期完全迥异的精神风貌,成就楚辞学史上辉煌鼎盛之时。第三章清代晚期的《楚辞·九歌》研究。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仍有一些学者用行动、思想和着述坚守古人之成规,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守住中国古典传统的血脉和精义。在对《楚辞·九歌》的注疏中,刘熙载用《艺概》传播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学理论、俞樾以《俞楼杂纂》承接并阐扬了乾嘉考据学、王闿运的《楚辞释》则秉持今文经学的公羊学主张。三人作为古典的士大夫,通过对楚辞学的探究使旧调重新演绎,共同奏响出传统楚辞学的嫋嫋余音,与近代中后期的求新、求变的学术思潮遥相呼应,使传统楚辞学继续前行,在中国楚辞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第四章清末民初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的楚辞学生发了巨大的历史性新变。随着“西学东渐”思想的不断传播,近代西方的地理学、政治学、哲学、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等学术理论、学术主张被逐渐纳入到我国的学术浪潮中。支持新学的一派代表如马其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学者用新的文学理论和开阔的思维方式,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治骚视野,使楚辞学研究在近代后期至现代学术的背景下呈现出与时俱进、辉光日新的繁荣景象,更使《楚辞·九歌》在此时期展现出中西交融、新意迭起的全方位的新变特征,在中国楚辞史中大放异彩,奏鸣出时代焕化的嘹亮凯歌,并且承前而启后,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化楚辞学发展创造条件,开辟新境,是中国楚辞史上极具冲击力的关键一环。第五章“五四”以后的《楚辞·九歌》研究。此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迅速,学术思想在延续着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基础上加入了民主科学等进步理论。《楚辞·九歌》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更加丰硕的多元化局面。在闻一多、郭沫若、刘永济、游国恩等人的努力下,它既有完全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风的研究内容,又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更有充分吸收西学思想的《九歌》研究着作的出现。因此,此时期的楚辞学发展可谓是对近代楚辞学研究之余续与拓展。

文豪^[3]（2020）在《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心雕龙》有云:“评者,平理,”即评价、裁判;“论者,伦也”,即阐发道理。”同样是《文心雕龙》,其《神思》篇提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刘勰不会想到,《文心雕龙》中提到的“评论”与一千多年后出现的将时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电视”结合,诞生了一种名为“电视批评”的新鲜事物。中国电视事业只有短短60年发展历史。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电视作品文化取向的多元共生,艺术质量的日渐成熟,历经产业化转向的中国电视行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电视传播内容的不断完善和丰富,为本国电视批评展示了广阔空间,推动着本国电视批评全面快速发展。与电视批评创作实践一片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成果的缺失与匮乏。当前,本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缺乏对基础理论的挖掘与完善,二是缺乏对现实的有力回应。前者导致整个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看似繁茂却主干单薄,看似高耸云天却根基不稳;后者导致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日渐脱离,无论是理论的创生还是增殖,都因其既无法改善电视批评的生态环境也无法纠正电视批评的错误创作导向而根本不为电视从业人员所重视。电视文艺批评虽是电视批评的细小分支,但前者却是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最受学界关注的部分。放眼全球,唯有中国电视名正言顺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承担着传播信息之外的宣传舆论作用和教育引导功能。因此,以电视文艺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文艺批评最能体现电视批评者的学术品德和价值追求,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美学情趣和文化立场,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色。长期以来,国内电视学者并未意识到中国电视文艺批评实际上分别从古典文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及西方电视研究学术成果处汲取理论滋养。部分学者只重视西方学术成果,却忽视了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古典文论中的某些思维成果同样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批评主体的创作。不仅如此,部分研究者更轻忽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对电视文艺批评创作主体道德修养的严格约束。正是由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疏远和漠视,导致当前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屡屡出现与核心价值相背离的错误倾向。因此,厘清并重申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来源,既是建构全新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的必要举措,又是解决电视文艺批评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本清源后,本国电视文艺批评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或将从此跨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彭楚怡^[4]（2018）在《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研究视野集中于闻一多关于文学语言的理论与主张上,力图将他诸多分散的理论拾掇提炼,试加评析,力图作出较为系统、完整的阐释。根据闻一多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线索,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研究闻一多对文学语言的形式探讨。闻一多认为文学的精神必须依靠外部形式去表现,简言之在文学艺术领域绝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因此,他从初入文坛开始,就较早地走向了对语言形式的思考与构建道路。闻一多借助西洋治学的研究方法,将诗歌语言的结构成分切割为具体的元素,提出了“四元素”理论,对作为形式元素的“声”和“色”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这之后,闻一多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形式美的重要原则——“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并最终构建起了一种精严的格律规范——新格律诗体,呈现出明显的唯美倾向和现代品性。第二章就闻一多论文学语言的弹性与张力问题展开详细论述。结合古典学术的研究成果和诗歌创作的具体经验,闻一多发掘了诗歌语言相比较其他艺术语言的绝大优势——语言的弹性,提出了“弹性”说。闻一多认为讲求弹性与张力的变异化语言是强化文学感染力的重要方面,而实现语言的弹性之美和张力强度有各种表现方式:打通语言与思想的隔阂,建立情感与哲思浑圆的语言机体;解决语言内部的赤裸性与暗示性、俗与雅、美与丑的冲突与互动,实现矛盾的张力与调和;平衡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实现语言的张力诉求。第三章探究闻一多论文学语言的情感表达与价值追求。闻一多将情感当做文学的本性存在,他在处理文学情感的语言表达中,视冷静与节制为重要环节,并辩证地调和了“理性节制情感”与“反对理性因素入诗”这一对矛盾的美学原则;在论述幻象与情感的关系中,闻一多认为具有幻象力的语言是情感的高潮抒发,并将幻象的运用当做情感抒发与表达的主要艺术手段。与此同时,闻一多的文学语言呈现着崇高的价值追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闻一多偏重语言的现实功能,将语言视作“生活的批评”和“时代的鼓手”,提出“鼓点式”语言观;在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领域,闻一多坚持“效率”与“价值”兼顾的文学语言观,以“真善美”相统一作为其价值内核。

戴灿^[5]（2017）在《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高友工是美国着名的汉学家,他在唐代律诗研究的方法上有着首创性的一面,即从语言学角度,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来研究唐诗。本文就是以高友工的这一研究方法为例,来对诗学研究进行语言学祈向上的探讨,以图回答“为什么会这样”、“效果如何”、“怎样来解决或完善”这三个主要问题,继而探讨诗学研究之未来的可能性发展前景。本文在立足于台湾学者陈满铭辞章学之“多”、“二”、“一（0）”螺旋结构以及刚柔成分之量化原则的基础上,对唐代律诗进行了“意象系统”与“章法结构”上的讨论,想要借以实现唐代律诗研究的系统化探讨;同时,结合大陆学者江弱水对古典诗现代性的解读来对唐代律诗进行现代性的探讨,以期实现唐代律诗研究里,中西文学理论中的某种融合;最后,则把西方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里面的叙事理论以及元批评方法,放入到唐代律诗文本的内在探讨之中,欲以回答杜甫《秋兴》为何会这样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

于惠^[6]（2017）在《公共生活视野下的梁实秋的“文学纪律”研究》文中认为“文学纪律”,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高度浓缩并概括了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艺观之真义。抓住并研究“文学纪律”,就可以深入透彻地了解梁实秋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的内在逻辑。就目前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海外的梁实秋文艺思想的研究现状来看,其虽然在学理层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较少选择较为宽广的视角进行研究,较少注意到梁实秋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并结合此考察其建立文论体系的本质目的,也较少链接当代文论,彰显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在当代的意义、价值。采取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研究视角,对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进行研究,主要是受到玛莎·努斯鲍姆之《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的启发。“诗性正义”,主要是指一种建立在文学想象和情感基础上的正义规范,试图通过文学想象、情感等特质找寻到更具人性化更可靠的司法正义和裁判标准。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视角,在此视域中我们可以探寻文学凭借审美属性在公共生活中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梁实秋是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其文艺思想也是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这就为本课题采用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视角研究其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观提供了可行性。基于此视角,并采用跨学科研究、关键词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梁实秋建立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思想的深层目的、意义以及在当代的理论价值等,便可以得到有效地探索。首先,建基于古典主义文艺立场的“文学纪律”包括“有纪律”的内容和“有纪律”的形式,而且,“有纪律”的形式是服务于“有纪律”的内容的。据“有纪律”的内容的具体内涵可知,“文学纪律”是以伦理的态度、健康普遍的人性、理性制约想象及情感为“纪律”的具体所指,是以古典主义、伦理、人性、理性为关键词的。以这些具有特定内涵的关键词为切入点,深度解析了梁实秋的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思想,并指出其精髓为理性、节制、均衡。其次,梁实秋不仅是我国着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目前学界鲜少注意到的在上世纪上半叶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艺观与公共生活有密切关系。从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看,梁实秋建立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思想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建立一套文论体系,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也不仅是为了倡导健康的人性及伦理,而主要是希望藉“文学纪律”之途在当时的公共生活中推介以理性、节制、均衡为精髓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在新人文主义学说与五四新文化思想相背离、并为新文化阵营排斥的严峻情形中,梁实秋吸取了学衡“前辈”直接推介新人文主义而失败的教训,采取了通过建立文艺思想的间接方式在公共生活中倡导新人文主义思想的“迂回战术”。再次,彰显出梁实秋文艺思想的是他的五本文学批评论文集,其内容主要是介绍白璧德的文艺观、反思五四文学、批判革命文学。从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视角出发,分析指出梁实秋的“文学纪律”实质上是藉这些文学之途径抨击了白璧德所批判的、以及隐藏于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背后的浪漫主义思想。而梁实秋在这里所抨击的浪漫主义,主要是沿用了白璧德所界定的情感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缺乏理性节制的感情至上的激进主义思想。具体而言,梁实秋建立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思想以及推介新人文主义的意义,在于抨击了在他看来蔓延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缺乏理性节制的听命于情感冲动的浪漫主义激进思想。最后,以文学介入公共生活为视角及纽带,比较研究了“文学纪律”与“诗性正义”,探讨了“文学纪律”对“诗性正义”、“伦理美学”的理论补充,彰显出“文学纪律”在当代的理论价值与生命力。当然,梁实秋的以“文学纪律”为核心命题的文艺思想中有内在的矛盾,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反思及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存在偏颇处。

潘吉英^[7]（2016）在《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闻一多《唐诗杂论》不仅是“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更是“灵魂的探险”式的现代学人范型。这不仅是民国现代唐诗学中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鲜明独特的一面旗帜。闻一多在唐诗中发掘出“人生的半面”的贾岛诗评、宫体诗的“自赎”说、“四杰”两派论、闻孟同体的孟浩然论、“类书式的诗”的初唐诗论等别开生面的“诗唐”之论。其内蕴的诗情,不仅是作为作者的诗人闻一多的自我情感投入,更是作为读者的学者闻一多与研究对象——唐诗人之间,相似情感的共鸣与自我矛盾人格的真实映射;其内蕴的哲思,不仅是他在《唐诗杂论》这一作品世界中对唐诗诗心悟入的哲理升华,更是他在自身现实生活这一作者世界中对唐诗特质的诗情体悟;其“诗思融会”,不仅独创诗心交流的对话、个体生命的融入、格律修辞的诗美、诗人气质的想象、凝练升华的哲理等现代学术范型,更在“灵魂的探险”式的精神对话中,构筑自我与唐诗在作者、作品、读者、世界不同维度间无限牵连、主客融合、丰富立体的“诗唐”视界。诗人兼学者的矛盾人格,促使闻一多在民国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律背反、诗人的自我诗情体悟与学者的历史理性哲思、中西异质文化传统的融通中摸索、内化、凝炼其“灵魂的探险”的诗性特质。自我生命存在与唐诗人生命存在的双重“灵魂的探险”是《唐诗杂论》的独创,也是其“诗思融会”的现代学术范型的内在驱动力,更是他从文学体裁之“诗”的外在生命形象,直抵人类历史本体之“诗”的内在灵魂深度的内在驱动力。

郑依晴^[8]（2016）在《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研究》文中指出海外学者高友工立足于中国古典美学语境,在借鉴、改造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吸收康德美学、胡塞尔现象学、弗莱人类学、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等西方理论,并以儒家心性论为传统文化旨归,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抒情传统”理论体系。第一章主要介绍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的理论架构,指出高友工在分析哲学背景下,以“现实之知”和“经验之知”的区分入手,肯定了“经验之知”在知识论中的合法性,从而确立了借“象征语言”进行艺术欣赏的可能,奠定了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高友工在确定以美感经验为审美活动核心对象的前提下,借语言学架构为传统诗学关于“心境”、“经验”的含混叙述提供了明晰的理论表述,并将传统批评对直觉的重视和新批评对形式的分析相结合,提出了作为纯粹美感活动的“抒情式批评”理论,显示了其“抒情传统”论的古典诗学立场与人文主义理想。第二章着重梳理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的历时态“抒情美典”建构,勾勒了高友工前期以美感经验为对象、以“内化”和“象意”为基点,挖掘先秦乐论、六朝文论、唐朝诗书美典和宋元画论中关于美典的论述,以及后期以戏曲美典和“叙述传统中的抒情境界”加以补正的理论进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高友工“抒情美典”的理论架构和历史叙述均带有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色彩；同时在其美典理论下,古典艺术创作无不以抒情为旨归,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单调景象,显示了“抒情传统”论的本质主义倾向。第三章从“抒情传统”论下的创作论和鉴赏论出发,论述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的中国古典诗学渊源及其创造。创作层面,通过创作起源（“抒情言志”：经验化了的“诗言志”）、创作核心（“象意”理论：形式结构下的“立象以尽意”）和创作目的（“抒情境界”：尽善尽美的“象外之象”）三方面探求高友工在经验论和现代新儒家影响下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改造,并认为其以经验之“情”统摄传统之“志”,抹杀了情、志、意、识的区别,也使抒情理论某种程度上泛化为一大而无用的理论“虚构”；鉴赏层面,通过将高友工的“再经验”理论、“抒情式批评”理论与传统批评理论对照,指出其“抒情式批评”实为在“抒情传统”论下、结合了中国传统印象式批评与新批评分析方法、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和阐释循环陷阱的理论架构。

郭晶^[9]（2013）在《闻一多文学与学术思想中的民族话语研究》文中提出在闻一多文学作品和学术思想中,文学被认定为终身的事业,始终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情怀。民族话语研究围绕为“东方色彩”、“东方文化标记”、“东方气象”三个关键点,来论证闻一多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文化观念和文化选择。回溯新知与整理国故时期的文学和历史,试图展现文化现代性萌芽,重新为民族的话语权呐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重构民族文化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追求。闻一多的作品如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学评论、古典文学研究,其蕴含的本民族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质具有一致性。在“东方色彩”浓郁的诗国中,凝聚着东方文化的精魂。他的诗歌理论具朴实、厚重,注重挖掘诗歌理论建设的多元性,强调诗歌评论角度的本土性,并忽略诗歌文化输出的工具性；闻一多的作品存有大量文学评论和书信,他常与朱自清、郭沫若、梁实秋等人交流文学问题,共同探讨古典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方美。在文化融合与民族传统辩证统一的文化观念影响下,寻求一条独立的现代文化发展之路。本文着重探讨闻一多对文学和艺术的见解,以及对民族话语和东方文化立场的内涵、外延以及意义。他是第一个运用神话学、民俗学等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人,试图勾勒有着盛大“东方气象”的东方文化传统和精神世界。具体包括追溯上古神话原生态的民族精神,记录诗经楚辞中奇诡的民族想象,挖掘唐诗文化中忠勇的民族风骨。他试图从源头对古典文学和东方文化进行梳理,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话语体系。在新时期文化霸权语境中,回顾和展望现代文学的发展,闻一多所表现出的家国主体意识和文化思想仍有重要意义。他通过自身话语的转换,深入挖掘和张扬东方文学资源,追寻东方文人的历史文化踪迹,而我们借此寻找到后殖民语境中文化立场的回归。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文化阐释批评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分别论述闻一多创作思想的时代背景,闻一多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文学“志业”的选择,现代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民族话语构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民族话语构建解读。分别从本土性、多元性和忽略工具性等,论证闻一多不同时期作品所体现出东方色彩和民族文化特质。

宋声泉^[10]（2013）在《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文中研究指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堪称中国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大转折处”；且在文学的现代演进中,始终作为需要被对话的核心事件。对文学革命的深入理解不但具有学术价值,亦有现实意义,可以为当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然而,在文学革命研究中,对其所处身的具体环境,即民初（民国初年的简称）的评价一直偏于负面。对民初文学界的理解很长时间停留在视其主要由堕落的南社文人、反动的清遗民诗文、逆历史潮流的鸳鸯蝴蝶派与黑幕派构成的认识水平。本论文则尝试以“共和语境”理解民初,借此反观晚清与“五四”,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并非要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民初文学,而是力求探析作为方法的民初。“民初作为方法”,不仅是要将民初作为研究对象,更希望通过研究这个时段,重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历史图景：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重新思考它的历史,尤其是民初时段走向文学革命的契机。本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作为历史话语的“民初”在文学革命史上被书写时的角色转换。“文学史”发轫之时,“民国元年”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文学史的时间意识和叙述框架。在民国视阈中考察新文学发生的文学史理路,是北洋时期着史者的共同体认,即使在国民政府时期亦十分常见,但此时受政治环境、文艺思潮、学术风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文学史中的“民元”记忆开始消逝。1949年以后,知识界整体上对“民元”的认识统一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内,其文学史形象沦为单一的政治想象。近二十年来,个别文学史对“民元”的认识已有所改观,但对“民元”界标之于新文学价值予以肯定的复归之路,仍在艰难行进。第二章,以小说这个最能表征现代中国的文体为切入口,借以呈现文学革命前的“民初”所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及其为新文学的发生积蓄的文化资本。在清代主流社会舆论里,小说被鄙夷的程度空前绝后；尽管晚清“小说界革命”受到知识界欢迎,但对民间士人力量的估计不宜过高。民国建立,国体由帝制变为共和,小说的创作、出版、购买与阅读在整体上实现了合法化；“小说”既被国文教科书采纳,也成为“文学史”观照的对象；女性破天荒地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并为掌控民初文坛的男性文人所接纳,使女性创作小说得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接受。“小说是文学”观念的知识化与女性小说创作权的获得,都为日后的文学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第三章,以文学革命发生最重要的载体《青年杂志》及其更名后的《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展示出文学革命的开启过程本身便置身于“民初”时段之中。《青年杂志》自创刊时就没有设立刊登旧体诗文的文苑栏,凸显出其与《甲寅》等民国初年政论类报刊的不同；虽亦发表过三篇旧体诗,但背后蕴含着编者求变的文学关怀；其对写实主义的译介与提倡是文学革命最原初的根基。现行的文学史对文学革命开端年的叙述,受制于新文学家的自我陈述,形成了十分固定的模式,造成了对方孝岳等所谓“折衷派”的压抑。1917年的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形成赞同派、折衷派、反对派这样的格局,也不存在所谓的“改良”与“革命”两种路径的差异。第四章,侧重探讨新文学在民初时期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首先重估文学革命对民初文坛的批判。《新青年》同人批判的“鸳鸯蝴蝶派”专指民初以徐枕亚、吴双热等为代表的骈体言情小说；而民初小说家们同样对“四六体”言情小说及黑幕小说不满,可见,民初文坛与新文学的诉求之间并非没有融合之处。其次,剖析民初的“共和语境”之于新文学合法性建立的意义。钱玄同与刘半农上演的“双簧戏”对文学革命的正面意义不大,亦未直接引出林纾的出场。1918年夏秋之际,文学革命在公共舆论中崭露头角；年末之时,已然声势日隆。但真正让《新青年》名声大震的关键时刻便是1919年春初的那场围剿林纾时的“新旧之争”,通过分析民初舆论界的态度,可以看到林纾败北的根源在共和话语。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了以民初作为方法对重写文学革命史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并对可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予以展望。

二、文化阐释与史家意识——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阐释与史家意识——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一（论文提纲范文）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论文提纲范文）

（5）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公共生活视野下的梁实秋的“文学纪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闻一多文学与学术思想中的民族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阐释与史家意识——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一（论文参考文献）

• [1]金庸小说经典化研究[D]. 黄晓燕. 浙江大学, 2021
• [2]1644-1949《楚辞·九歌》研究[D]. 辛欣.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雏凤清于老凤声 ——新世纪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D]. 文豪.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4]论闻一多的文学语言观[D]. 彭楚怡.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5]诗学研究的语言学祈向 ——以高友工对唐代律诗的研究为例[D]. 戴灿.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6]公共生活视野下的梁实秋的“文学纪律”研究[D]. 于惠. 苏州大学, 2017(04)
• [7]灵魂的探险：闻一多《唐诗杂论》研究[D]. 潘吉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8]高友工“抒情传统”论研究[D]. 郑依晴.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9]闻一多文学与学术思想中的民族话语研究[D]. 郭晶. 延边大学, 2013(01)
• [10]民初作为方法—本土视域中的文学革命[D]. 宋声泉. 南开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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