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张飞雁[1]（2019）在《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很难找到不存在国有经济的国家,承担国有经济的载体是国有企业,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其政党服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不同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纵观国有企业演变历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经历改革,在不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的与路径必然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有其制度的必然性,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所决定。中国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创造“中国奇迹”的伟大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取得巨大成就。回顾中国国企发展和改革路径,改革开放前30年,建成了“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进行改革,从“简政放权”、“股份制”、到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基本上具备现代企业特征的基本构件。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当前的国企再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已是产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基本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是,国有企业也积累一些问题、存在一些弊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升到制度层面,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写进国家重要文件,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的发展路径——混合所有制。文章就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问题进行分析,从国有企业发展改革的实践路径入手,对国企改革路径以及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借鉴中西方的相关理论,提出解释国企混改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中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方式。文章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法。笔者比较分析国内外国企改革的路径特点以及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实践,为构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文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即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对中国国企混改的背景和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理清本文写作可行性、目的及意义;确定本文的研究方法;明确本文可能创新点和难点。第二部分,即第一章,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理论,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改革的逻辑发现公有制制度前提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理论上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就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即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国有企业的来源、发展历程,以及从整体和局部对国有企业治理的现状、运行状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萌芽、形成、发展并不断向成熟推进的过程,在国有企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第四部分,即文章的第三、四、五章,这部分主要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分析,首先分析现阶段实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几种主要路径的模式的内涵、特征,并从整体上对各种路径的效果进行统计性描述分析。其次是分析对国有企业改革中两个典型案例和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路径中典型的模式特点研究,分析国有企业在实践的路径中出现的问题及国企改革的启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和国内典型案例分析,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第五部分,即第六章,是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混改优化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一）许多学者认为微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国有经济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并不仅仅通过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实现,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现形式都可以是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二）实践中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笔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突破点要注重人力资本在价值增中的作用,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要素利益共同体。（三）学术界与理论界一致认为,混合所有改革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引入市场化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垄断,而没有指出切实可行的实现市场化的路径。笔者认为职经理人的市场化机制是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方式,最主要是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人事的行政垄断权,使职业经理人选聘完全由市场决定。进一步探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企业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驱动,但政府也要发挥作用,需要市场与政府二者共同协调。随着经济的演化与发展,国有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崭新的课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有助于解决公有制制度体系下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揭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顾闻[2]（2019）在《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是在分类治理的背景下进行公司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有企业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并按照分类治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政府通过公益类国有企业实现其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同时实现其经济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控股,通过商业化运作,以国有资本总体上的保值和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独立市场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管理层、董事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关系以及管理和控制公司内部和外部结构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疑难杂症都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公司化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有利于有效行使国家所有权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投资者权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目前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权力界限模糊、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等问题,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第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是抽象的产权主体,在我国国资委不能有效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产权主体缺位的现状。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对公司治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第二,合理的股权结构是良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其他非国有股所占比例小。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和公司资金控制上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经理以及股东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很难实现。第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机构,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界限仍不够明晰,我国法律制度没有对不同种类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职权进行分别设置,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董事会的职权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董事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不利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第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信息披露渠道单一、缺少专门的信息披露法律细则、自愿信息披露动力不足、国有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主要表现在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缺失、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脱节、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高管薪酬标准不合理等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会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产权主体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公司治理是没有意义的。产权理论认为公共产权是天然缺位的,但法律应明确产权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公共产权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我国出资人职能转变,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是国家无法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又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但两种职能无法同时履行,很难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和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有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容易产生国有资产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我国可以借鉴新家坡淡马锡的做法,构建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将很好的分离政府和企业,实现商业类国有资产的良性运作,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类型,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良治的基础。基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的特殊问题,适当引入并建立优先股和金股等类别股法律制度,建立制衡性公司治理结构。优先股可以在商业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将商业类一类国有企业部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不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公司的控制比例大大缩减,公司的控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向制衡性公司控制结构发展。而金股制度的实质是政府虽然仅占有国有企业少量的股份,但是却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金股制度可以在商业二类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如国防、交通、能源等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上应保留控制权。适当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从股权结构上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但国有股仍拥有绝对的投票权,始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股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股减持应采用渐进式模式,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平稳过渡。同时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权力界限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针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董事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构建董事会职权独立行使的法律保障机制,按照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进行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健全董事会选拔机制,保障董事会职权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董事会的职权得到有效的制衡,完善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第一,国资委不能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明确国资委的主要职能。第二,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权即股东权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行使,从而保障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独立经营。第三,我国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党委核心领导的具体职权,以及区分党委核心领导和董事会独立经营权。第四,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通过审计署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同时对于其他非国有独资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行使其法定职责。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现状,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降低监督的成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可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披露完整的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处于竞争行业的非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制定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规范,信息披露的方式以及公开程度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而另一类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安排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区别对待。构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惩罚措施、民事及刑事责任。建立内部和外部一体化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国有资产属性教育。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薪酬合理程度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了加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建立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优化高管薪酬结构。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高管的选聘、晋升方式、薪酬标准。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由基本年薪和绩效组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的薪酬设置标准分别制定。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薪酬追回制度。我国薪酬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高管的业绩等要素独立制定合理的薪酬方案。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明确高管薪酬审查决定权的行使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审查的激励措施及法律后果,保障高管薪酬方案合理、公正。创设薪酬追回制度,规定国有企业高管因虚假、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或因为决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错误等情形的,其特定时期的薪酬全部予以追回。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吕相伟[3]（2018）在《中国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并呈现出日益加深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依靠传统模式,尤其是诸如税收优惠等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局面难以为继,急需推动政策洼地向创新高地的转型,而这一过程必然涉及体制机制创新,凸显塑造营商环境这一软环境的重要价值。积极把握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形势,培育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企业家红利,繁荣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体现在国际比较和宏观经济运行方面,还体现在城市、区域和产业方面,更体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和行为方面,已成为有为政府实现由“能治”向“善治”、“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聚焦营商环境,从城市层面的营商改革、金融发展、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产权保护四个维度出发,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家和企业的影响。四个维度以产权保护为基础,相互联系,概括了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并从不同视角刻画了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过程,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活动和行为带来重要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市场活则企业活,积极培育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而言,设立行政审批中心这一典型的营商改革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且这一效果有助于优化企业家活动配置,使企业家更有条件专注于企业内部治理。金融发展,尤其是以设立城市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金融供给,改善了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和企业家“为融资而奔波”的局面,使企业家更专注于企业内部治理,从而优化了企业家活动配置。以城市主政官员变更来表示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显着地减少企业家生产活动,且企业改制经历和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发挥了显着的调节效应,两者均使企业家生产活动呈现出“粘性”特征,降幅更小,但企业改制经历的调节效应存在于企业家间接生产活动当中,而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调节效应则对企业家直接生产活动和净生产活动带来显着影响。产权保护会影响企业家预期和活动配置。更好的产权保护会影响企业家个体决策和企业内部治理,推动了企业内部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更好的产权保护可以缓解企业家和企业“为审批而公关”的现象,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更好的产权保护可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企业融资结构的“正规化”。本文也考察了上述四个维度在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以及城市特征等宏微观方面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聚焦中国营商环境,并从四个维度考察营商环境带来的微观影响,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采用数据以及政策启示等方面存在一定创新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深化营商配套改革,健全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引导政商关系转型、构建区域性营商环境生态以及培育企业家核心力等方面的政策启示。
杜兴华[4]（2017）在《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一直处在工程建设的高峰期。与此同时,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不是说工程招投标导致腐败,而是招投标的不规范操作给腐败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工程建设领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招投标制度,适应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在节省投资和提升经济效益方面成效明显。此后不久,政府采购、产权交易、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医疗用品及器材采购等领域普遍采用公开招标和拍卖方式,加速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公共采购活动是政府管理和市场交易直接发生接触的一个环节,发生公权力滥用和以权谋私的机率较大,成了大面积滋生腐败的温床,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正确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推进公共采购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对公共权力行使的约束,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运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理论视角,对市场化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进行研究,重点从制度诱因、产权基础和社会心理三个方面对公共采购领域招投标腐败多发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公共采购招投标中的腐败治理提出对策。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创新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结构下,政府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偏好渐进的改革方式,通过增量改革的办法引入市场机制,采用试点方式先在一定范围内试验,然后再推广。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的路径为招投标实践先行和相关制度逐步完善的一个适应性的调整和演化。从统收统支的国家财政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公共采购政策转向适应了市场化改革目标,从刚开始的制度移植时受到外力压迫和内在改革动力的共同作用,到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完全是各级政府自发的行动,公共采购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效益得到提升的同时,公共性有所缺失,很多招投标的违规操作是各种腐败问题滋生的根源。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国有产权约束不到位和制度贯彻执行中的变通是我国公共采购制度变迁和发展面临的三个主要困难。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是适应当时条件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较快地建成了公共采购的政府监管体系,也拓展了公共采购招投标的适用范围,却引发了不少监管方面的体制性障碍。统一监管平台的构建和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的兴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分行业监管的体制性障碍,但一些涉及权钱交易的串通投标问题仍无法得到根治,问题的关键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国有体制造成的产权激励约束不到位,委托代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搭便车”问题,造成招标人按招投标规范操作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历史形成的政策执行变通问题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惯性思维导致了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因此,我国公共采购制度的发展完善必须从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等层面去考虑。一是要遵循制度变迁发展的规律,建立健全操作层面制度规范。针对行政部门主导的立法和分行业治理带来的体制弊端,需要创新科技手段为公平公正交易提供技术保障,通过体制的设计甚至是政治制度安排,有效解决公共采购政策实施中的问题。二是强化国有产权的约束机制解决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不改变国有产权基本属性的前提下,探索以公益性机构投资者作为“国有产权替身”,解决国有产权的“所有者缺位”,通过明确公有产权的激励和约束,为公共采购招标提升经济效益目标提供内在动力。立足于现代企业“三权分离”的发展趋势,将国有产权转变为国有股权资本,把国有产权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化产权,由公益性基金持有（包括实物形态和证券化形态）,提出分两步走的具体设想,通过社会事业类基金持有实物形态的国有股权和机构投资者（公益性共同基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证券化流通基础上持股来实现所有权的社会化。三是以强力反腐推动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强化招投标制度的规范化执行,按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各归其位、各尽其职的思路,分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利义务,强化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厘清部门的监管职责,规范行政权力,防止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突出案件查办的惩治功能,用治标的办法为治本赢得时间,通过实施强力反腐的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各级官员对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为下一步完善采购招标制度和建成标本兼治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打好基础。
周学东[5]（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刘明越[6]（2013）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古继洪[7]（2011）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体制僵化、管理粗放、技术落后、人员雍肿等。特别是“企业办社会”,积累了大量的非经营性资产,导致企业资产质量下降,负担重,竞争力不强。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想在激励市场竞争中发展和壮大,提高核心竞争能力,迫切需要对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革。《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通过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流安置富余人员；鼓励企业兼并重组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手段,促进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首先是解决政企分开,其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无论哪种形式的改革,都离不开对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因此,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怎样剥离,剥离后的非经营性资产又如何处置是企业深化改革改制中急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此课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即在国有企业层面上,通过合理规划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有利于企业精干主业,增强企业的持续竞争能力,同时,研究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处置,主要是防止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让非经营性资产也能发挥其最佳最佳经济效益,在社会层面上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丰富和深化对公司治理、改革改制和现代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成果为基础,创新从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剥离和处置所带来的企业绩效的视角来研究企业改革改制问题,构建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等理论和应用体系,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有针对性操作措施和建议,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改制中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全文研究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本文选题是基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制中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遇到的问题而提出。从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分析了论文理论研究意义和对企业层面上及社会层面上的现实意义；就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和处置的研究内容,以及定性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概括；同时,对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资料从剥离研究动因和资产剥离绩效两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国内外对资产剥离理论研究成果；其次分别从核心能力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价值耗散理论五个重要的理论出发,较为深刻论述了资产剥离与绩效等相关问题,并就上述理论在企业资产剥离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探讨,为本文研究建立系统的理论依据。第三章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分析了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了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四个动因,概括分析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对企业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竞争能力模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改制中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后企业竞争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这一推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剥离企业非经营性资产,这样才能壮大主业,将企业做精做强,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这一观点。第四章以资产剥离的基础——清产核资为切入点,研究了资产剥离中清产核资的范围、主要内容和资产损失的申报与取证等方面的内容,为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奠定价值基础。从合理性、保证稳定、国家补贴、逐步移交、区别对待和吸收合并六个方面分析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原则。从简化处理程序为出发点,提出了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方式,通过新设立的管理机构,统一对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进行日常管理和处置这一设想,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同时本文还对管理机构与原主体企业的财务关系和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的处理也一并进行了研究。第五章简要分析了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存在的现实问题,引出了本文另一研究重点——剥离出来的非经营性资产如何处置的问题。本文侧重从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角度,通过对从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原则的选择,系统研究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五种处置方式,并对每种处置方式的思路、应难点及注意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案例证明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处置方式的可操作性。同时揭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非经营性资产处置中存在的大集体改制、离退休统筹外费用等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理建议。第六章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取得成效的视角,来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属单位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操作流程。该章通过对A公司所属的医院采取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成功典型案例,研究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操作原则、财务审计、债权债务的处理、资产评估、产权转让及交易管理、改制成本的支付与预留、股权设置与权益核减等方面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结合辅业改制的实际工作就如何掌握政策、灵活运用好政策作了实证研究,进一步佐证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必要性。第七章系统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之处,并从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十二五”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和近期提出的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继续推进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厂办大集体改革等方针为指引；主动做好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尤其是剥离非主业和非战略性业务,使企业由做大向做强转变,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本文还对下一步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可能创新与贡献之处在于：第一,本文以资产剥离为切入点,充分利用证据,大量实证材料,在论证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必要性的同时,通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想做大做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这一观念,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理论和操作规范,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第二,本文通过建立竞争模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非经营性资产与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持续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剥离非经营性资产,这样才能精干主业,最终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第三,本文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企业现状,提出了分离办社会职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和托管经营这五种处置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方式,通过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共同努力,建立三位一体的非经营性资产的处置模式,使剥离后的资产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第四,本文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和处置非经营性资产结合在一起研究,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当前学术界主流只关注国有大中型企业剥离资产问题,缺乏对剥离后资产处置的深层次思考。本文试图在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同时又将如何处置这些资产,以克服剥离后只重视经营性资产效应而忽视对剥离后非经营性资产管理的弊端,使各项资产都能发挥最佳效益。
王庆明[8]（2011）在《身份产权变革 ——关于东北某国企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中,自19世纪自我调节市场确立之后,制度化的私有产权概念长期以来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而并不构成研究议题。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赋予了产权问题新的意义。无论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还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中欧,在推进国企产权变革进程中工人都是产权关系变革的参与者乃至执行者。而且工人身份的转换是伴随着企业所有权性质变更的一个“自然”演进过程,并不构成产权变革的一个单独议程。但中国国企产权变革有三个异于苏东国家的鲜明特征:其一,中国国企产权变革是以职工身份置换为先导的,通常是身份置换之后再进行股权置换;其二,中国国企产权变革进程中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冲突几乎都与职工身份的变化有关。其三,一些原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置换完成,企业股权置换结束,甚至企业破产拍卖以至于空间意义上的企业消失之后,一些原企业职工仍然通过上访抗争等方式对自身权利进行追溯。这三个特征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企职工的身份构成了他们分享、追溯国企产权的一个重要依据。从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的制度性原点看,中国产权制度的内核并不是财产的归属与处置的问题,更不是以排他性的占有为前提的市场性合约。一方面,产权之于企业组织而言,在变革之前,国有企业在经营（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等各个方面都是“缺失”的,国家是唯一合法的产权主体,企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行政性的委托契约关系,企业组织本身具有的是一种虚置的产权结构。另一方面,产权之于职工个体而言,是一种因身份结构而确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嵌入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单位的福利制度之中。所以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关涉到两个层面:一是企业组织的所有权置换。再则,企业职工的身份置换,即改变事实上长期享受的终身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结构是国家、企业以及工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共享的一种关系结构。中国国企产权关系变革是在不完全抛弃传统体制的再分配逻辑和不完全引入体制外的市场机制逻辑的双重前提下进行的。不完全的体制内逻辑和不完全的体制外逻辑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是中国产权变革呈现为不完全产权关系变革的重要前提。在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过程中,国企职工对身份权利诉求的合理性基础是国家政治体制延续性及其对工人身份权利的一种制度性承诺。
季晓南[9]（2009）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绩效高低是判断其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问题,理论界分别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步成为普遍共识。但单纯分析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足以全面揭示问题的核心。本论文认为,产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经营激励、并购重组、监督约束等治理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些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因而,产权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执行是否有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转移、市场竞争等企业内部和外部机制主要也是通过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公司治理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绩效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构成了复合函数。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是首先对现行理论分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局限和不足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其次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优点缺点、优化机制进行了比较;再次在充分肯定股份制对大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提出要区分好的股份制与坏的股份制;四是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内涵、意义、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整体上市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应将整体上市作为路径选择;最后对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与引入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类董事会有效性差异背后的制度和机制的不同,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蓝定香[10]（2009）在《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文中指出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转轨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大型国企）既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实行的“中坚”力量,也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最深的典型代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包括大型国企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型国企的改革进展相对缓慢,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国企改革攻坚的最后“堡垒”。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虽然仅1272户,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户数的0.38%,但是,其资产总额、利税总额的比重占到了30%左右;其户数占全国大型工业企业总户数的44%,但其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所占比重都在60%左右,特别是利税总额高达74%。这就充分说明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这就要求大型国企的改革既要大胆,使之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牵引力”,带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稳妥,使之健康稳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因此,研究大型国企的制度创新、产权改革和机制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一）寻找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理论依据在比较、评析中外企业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探析国有产权原始主体“虚置”以及国有产权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股权控制力严重耗散的过程。大型国企由于其国有股权（经济）控制力低下,需要搭非国有股东的“便车”,因此,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二）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进程及现状评价分析我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评判我国大型国企产权结构现状,剖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弊端。（三）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笔者认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应当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大型国企——极少数处于“公共性”领域的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和极少数必须关闭破产的企业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主要方式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总体方式有:增资扩股的增量型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存量型方式和比较特殊的股权置换型三种方式。其具体方式较多。在实践中,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往往是多种方式结合使用的。（五）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本文归纳如下表所示:表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的重点（六）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措施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体地位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分离国资管理部门的双重职能,明确其角色定位,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国家有关政策,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此外,要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既促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又防止国资流失;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为加快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创造条件。三、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一）研究可能的创新1.本文提出:应当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研究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问题。由于国有股权的原始委托人虚置,加之大型国企的国有股权经过多层次多环节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后,国有股权的控制力严重耗散,原始委托人的控制力极弱,没有真正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因此,需要借助其它非国有股权的控制力（“搭便车”）及其治理中的制衡作用来保障大型国企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就需要引进非国有股东,即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2.本文提出:不同性质的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由于产权界定和明晰程度的差异,在同一股份制企业中,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同等数量比例的不同股权的控制力是不同的,其强弱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个人股权的控制力>法人股权的控制力>国有股权的控制力。类似地,企业经营层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内部职工个人股权的控制力>外部个人股权的控制力。3.本文提出:在大型国企国有股权的委托—代理链条中,不同节点（代理人）对国有股权控制力的耗散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是高耗散,有的是低耗散,有的还是不确定耗散。这对于不同大型国企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国有股比例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4.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除了两个“极少数”（公共性国企和必须关闭破产的国企）外,其余大型国企都应当推进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5.本文提出: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由于改革的内外部条件是变化的,有关的政策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因此,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也是逐步深入的,其改革的重点具有动态性。在最初阶段或者说近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是非公共领域和半公共领域企业、较小的大型企业、经营一般甚至较差的企业、地方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孙公司及子公司;而在中长期阶段,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则是公共领域的企业主要是其非关键和非核心环节的企业、特大型或航母型企业、优势企业、央企、国家绝对和相对控股公司、集团（母）公司。6.本文提出: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国资的出资人代表（国有股的股东代表）,对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理性推进大型国企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必须分离目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出资人”的双重职能,消除其角色冲突,明确其角色定位——国资管理部门作为宏观的行政管理者,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出资人。（二）研究的不足1.对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控制力的定量比较研究不够。2.对大型国企国有股权与非国有股权等多元产权主体相互制衡（制衡度）的定量研究不够。3.对公共性领域中的非基础、非关键环节国有大型企业引入非国有产权的数量比例及引入方式的研究不够深入。
二、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一)混合经济思想 |
| (二)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三)国内国有企业改革相关文献 |
| (四)文献分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章创新与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 |
| 二、混合所有制 |
| 三、企业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的相关理论 |
| 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启示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的基本逻辑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制度——产权制度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模式——公司治理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 |
| 第二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的来源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过程 |
| 一、混合所有制萌芽阶段 |
| 二、混合所有制产生阶段 |
| 三、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阶段 |
| 四、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深化阶段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分析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整体运行状况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行业与地区分布状况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状况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缘由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条件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要路径分析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模式 |
| 二、并购和重组模式特点分析 |
| 三、整体上市模式特点分析 |
| 四、公私合营模式特点分析 |
| 五、员工持股模式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特点分析 |
| 一、推进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二、以构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为目的 |
| 三、资产监管方式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章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存在的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思维怪圈 |
| 一、概念认识误区:混合所有制概念的误区 |
| 二、围绕产权和控股权的争论 |
| 三、“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制度缺陷 |
| 一、产权制度缺陷 |
|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 |
| 三、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缺陷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不同产权主体的矛盾问题 |
| 第五章 国内外国有企业改革的典型路径及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分析 |
| 一、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与改革方案介绍 |
| 二、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分析 |
| 三、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钢集团案例分析 |
| 一、中钢集团并购重组简单回顾 |
| 二、中钢集团扩张过程 |
| 三、中钢集团并购重组分析 |
| 四、中钢集团重组给其他国企的启示 |
| 第三节 国外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分析 |
| 一、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三、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典型路径模式 |
| 四、金股制度 |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优化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的突破口 |
| 一、重视国企的人力资本 |
| 二、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优化 |
| 一、优化的原则 |
| 二、适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范围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骤 |
| 四、优化方案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路径应该注意的问题 |
| 一、要坚持增量改革,不轻易放弃控股权 |
| 二、国有资本要积极入股非国有企业 |
| 三、要注重员工持股公平公正与激励机制的建立 |
| 四、要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正确的定位 |
| 五、正确认识“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
| 第四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 一、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改革顶层制度设计 |
| 二、打破“政企不分”的瓶颈方法 |
| 三、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
|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 |
| 五、完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保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一般分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界定及相关概念解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内涵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外延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区分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解读 |
| (一)内涵:商业类国有企业内外部运行治理机制 |
| (二)外延:商业类国有企业运行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需求 |
| (一)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特殊需求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演变和现状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演变 |
| (一)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 |
| (二)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 |
| (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 |
| (四)分类治理改革阶段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现存问题 |
| (一)产权主体缺位 |
|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 |
| (三)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 |
| (四)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 |
| (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缺失 |
| 第三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制度设计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的法理分析 |
| (一)公共产权主体天然缺位的产权理论依据 |
| (二)委托代理理论对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影响 |
| (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下的国资委权能反思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主体缺位的法律原因 |
| (一)国有资产产权主体法律性质的特殊性 |
| (二)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复杂 |
| (三)国资委双重角色的形成和冲突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之法律治理 |
| (一)构建新型国有资产三级管理模式 |
| (二)国资委出资人职能和管理者职能分离 |
| (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法律定位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制度体系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模式 |
| (一)英美高度分散型股权结构 |
| (二)德日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股权结构概览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类别股制度设置 |
| (一)类别股对法人治理的重要价值 |
| (二)优先股制度的适用 |
| (三)金股制度的适用 |
| (四)双层股权结构的创设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减持的法律路径 |
| (一)国有股减持采用渐进式模式 |
| (二)国有股减持的步骤 |
| (三)提高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 |
| 第五章 规范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权力界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司权力配置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二)现代公司“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神话破灭 |
| (三)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 |
| 二、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缕析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变迁 |
| (二)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经营决策权的确立 |
| (三)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权 |
| (四)董事会的任命权 |
| 三、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职权保障机制 |
| (一)董事会内部结构的设置 |
| (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配置 |
| (三)董事选拔机制的设立 |
| 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 |
| (一)国资委的监管机制 |
| (二)股东会职权的行使 |
| (三)党委政治核心的法定地位 |
| (四)监事会外派制度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
| 一、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比较分析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变迁 |
| (二)域外国有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概览 |
| 二、构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 |
| (一)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 |
| (二)加快构建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 |
| 三、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渠道 |
| (一)明确信息披露内容 |
| (二)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 |
| 四、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
| (一)构建民刑事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协调多层次监督机制 |
| (三)建立信息披露教育培训机制 |
| 第七章 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构建 |
| 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制度的变迁 |
| (一)完全行政化阶段 |
| (二)市场化阶段 |
| (三)市场化和行政化双轨制阶段 |
| 二、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 |
| (一)高管薪酬分类管理 |
| (二)优化高管薪酬结构 |
| 三、构建高管薪酬制定和追回法律制度 |
| (一)高管薪酬制定主体的法律规制 |
| (二)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 |
| (三)创设高管薪酬追回制度 |
| 四、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法律规制 |
| (一)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 |
| (二)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 |
| (三)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存在的创新性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营商环境的顶层设计 |
| 第二节 中国营商环境的发展概况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营商环境的典型特征 |
| 第四节 研究小结 |
| 第四章 营商改革、企业公关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样本与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营商改革影响企业公关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营商改革影响企业公关的拓展分析 |
| 第六节 研究小结 |
| 第七节 基本启示 |
| 第五章 金融发展、企业家活动配置与企业家决策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样本与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决策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家决策的作用机制 |
| 第六节 研究小结 |
| 第七节 基本启示 |
| 第六章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样本、变量与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调节效应 |
| 第六节 研究小结 |
| 第七节 基本启示 |
| 第七章 产权保护与企业家活动配置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家活动配置的作用机制 |
| 第六节 研究小结 |
| 第七节 基本启示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文献综述 |
| 一、基本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框架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公共采购领域引入招投标制度:变迁发展历史 |
| 第一节 从“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起步 |
| 一、放权让利的市场化改革 |
| 二、公共采购的财政基础 |
| 第二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和公共采购领域拓展 |
| 一、招标拍卖的起源和发展 |
| 二、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引入招投标制度 |
| 三、招投标制度在公共采购领域的拓展 |
| 第三节 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 |
| 一、工程招投标制度规范从无到有 |
| 二、招投标制度移植效果堪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招投标腐败现象的制度诱因 |
| 第一节 分行业监管的体制弊端 |
| 一、行政主导立法的管理体制 |
| 二、“九龙治水”的监管乱象 |
| 第二节 监管体制改革调整尚未走出困境 |
| 一、政府投资项目的强制招标规定 |
| 二、轰轰烈烈的工程专项治理冷清收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招投标腐败问题的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一、博弈分析模型 |
| 二、招投标博弈中的合谋——串通投标 |
| 三、招投标市场主体之间的一般博弈分析 |
| 四、串通投标背后的权钱交易 |
| 五、招标采购中串通投标的危害与治理 |
| 第二节 公共采购招标人行为失范的产权分析 |
| 一、从私有产权到公有产权 |
| 二、公共采购中官员的私利 |
| 三、公共采购招标人的产权约束 |
| 四、政府采购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串通的产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招投标腐败多发的社会基础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对招投标带来负面影响 |
| 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冲击 |
| 二、转型社会公共采购腐败新特点 |
| 第二节 政策执行中的变通行为对招投标带来冲击 |
| 一、公共采购的政策目标 |
| 二、招投标政策执行中的变通机制 |
| 三、加强招投标监管防止政策变通 |
| 第三节 建设国家治理体系要求招投标制度的规范执行 |
|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对公共采购的权力行使加强执纪监督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防治工程腐败的公共采购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构建统一监管平台提升招投标监管效率 |
| 一、构建统一的监管平台 |
| 二、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招投标制度创新 |
| 三、创新招投标行政监督机制 |
| 第二节 分步实施公共采购产权约束的现实路径 |
| 一、国有产权的改革出路 |
| 二、“两权分离”和政府投资工程代建制 |
| 三、“三权分离”和“所有权替身”的选择 |
| 第三节 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一、以加强监督和揭露来推动公共采购招投标规范化执行 |
| 二、以强力反腐策略改变公共采购制度违规成本的心理预期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 一、问题的根源 |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 四、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 一、所有者 |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 三、代理成本 |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 二、评估的对象 |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 四、治理结构 |
| 第八章 结论 |
| 论文附录部分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 |
| 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的产权论 |
| 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论 |
| 三、国企产权改革制度的社会化论 |
| 四、按照宪法规制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五、国企改革的市场化竞争论 |
| 六、国企产权改革的合理化优势论 |
| 第二节 继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及研究路径 |
| 一、论文基本结构 |
| 二、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注释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维度 |
| 第一节 产权制度概述 |
| 一、产权界定 |
| 二、产权的起源、产权结构与产权功能 |
| 三、经济学的产权和法学的产权 |
| 第二节 企业性质与企业产权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分工与企业的产生 |
| 二、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局部均衡理论 |
| 三、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 |
| 四、企业家创新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制度(形态)的演变与企业产权结构变迁 |
| 一、企业制度的演变 |
| 二、现代企业(公司)的产权制度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与混合所有制 |
| 四、现代企业制度与公有制的结合 |
| 注释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演进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迁 |
| 一、国有企业界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 |
|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关系 |
| 三、经典作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阐释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初探索 |
| 一、利益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制度改革——放权让利 |
| 二、契约约束机制下的国营企业改革——两权分离 |
| 第三节 产权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现代企业制度下有限责任制度的形成 |
| 三、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 |
| 注释 |
| 第四章 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的逻辑和实现路径 |
| 一、国企股份制改革与产权结构多元化的推进 |
| 二、“债转股”与国企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实现程度 |
| 三、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推进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
| 一、政企关系的破冰 |
| 二、政资关系的调整 |
| 三、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剥离 |
| 注释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一节 正确定位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功能 |
| 一、公法与私法视阈内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法律特征 |
| 二、国有经济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 |
| 三、以增加全民福祉为目标 |
| 四、强化国企社会责任 |
| 五、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
| 第二节 反对私有化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一、反对国企权制度改革的私有化倾向 |
| 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
| 第三节 国民共进 |
| 一、“国进民退”的争论 |
| 二、国民共进 |
| 注释 |
| 第六章 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 |
| 一、国企法人财产权的确立 |
| 二、国企公司治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方向 |
| 三、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
| 第二节 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和出资人代管职能 |
| 一、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架构 |
| 二、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的方向 |
| 第三节 实现国企经营成果的社会分享 |
| 一、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 |
| 二、自然垄断行业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方向 |
| 三、强化国资监管、防止国资流失 |
| 四、建立国企经营成果共享机制 |
| 注释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
| 二、渐进式改革可以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的内容 |
| (二) 研究的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一、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核心能力理论 |
| (二) 竞争优势理论 |
| (三)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
| (四) 委托代理理论 |
| (五) 价值耗散理论 |
| 第三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制约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一) 企业外部因素 |
| (二) 企业内部因素 |
| 二、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的动因分析 |
|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 (二) 国有产权明晰的需要 |
| (三)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
| (四)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作用 |
| 四、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竞争力实证分析 |
| (一)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前的基本情况 |
| (二)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发展状况 |
| (三) A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竞争能力分析 |
| 第四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原则与方式 |
| 一、资产剥离的基础：清产核资 |
| (一) 清产核资的相关规定 |
| (二) 清产核资的主要内容 |
| (三) 企业清产核资的工作要求 |
| (四) 资产损失的认定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原则 |
| (一) 合理性原则 |
| (二) 保证稳定原则 |
| (三) 国家补贴原则 |
| (四) 逐步移交原则 |
| (五) 区别对待原则 |
| (六) 吸收合并原则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剥离方式与具体操作 |
| (一) 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方式 |
| (二) 非经营性资产管理机构的设立 |
| (三) 存续企业与上市公司的财务关系 |
| (四) 非经营性资产管理机构与原主体企业的财务关系 |
| (五) 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会计处理 |
| 第五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资产处置 |
| 一、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存在的问题 |
| (一) 企业负担重 |
| (二) 资产质量差 |
| (三) 富余人员多 |
| (四) 关联关系复杂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选择原则 |
| (一) 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资产 |
| (二) 承担服务社会职能的资产 |
| (三) 为自身经营服务的资产 |
| 三、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方式 |
| (一) 分离办社会职能 |
| (二) 资产重组 |
| (三)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
| (四) 产权转让 |
| (五) 托管经营 |
| 五、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难点、解决的措施及建议 |
| (一) 非经营性资产处置的难点及措施 |
| (二) 对非经营性资产处置政策支持的建议 |
| 第六章 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与处置案例研究 |
| 一、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管理取得的成效 |
| (一) 观念得到转变、管理得到加强 |
| (二) 规范资产管理、防范资产流失 |
| (三) 盘活存量资产、减轻企业包袱 |
| (四) 面向社会、增加效益 |
| 二、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典型案例：A公司下属职工医院 |
| (一) 医院改制前的基本概况 |
| (二) 医院改制的必要性 |
| (三) 医院改制可供选择的方案 |
| (四) 确定医院改制方案 |
| (五) 正式签订协议 |
| (六) 规范改制操作程序 |
| (七) 改制后取得的成效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本文研究结论 |
| 二、本文研究不足 |
| 三、本文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目录 |
（8）身份产权变革 ——关于东北某国企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及其局限 |
| 1.2.2 产权的社会视角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基本架构 |
| 第2章 产权制度变迁的“古典模型”：立足转型中国的检视 |
| 2.1 产权的起源 |
| 2.2 西欧封建社会的产权结构及其演变 |
| 2.3 诺思难题：产权演变中的国家 |
| 2.4 阿尔钦之谜：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差异 |
| 2.5 讨论：立足转型中国的思考 |
| 第3章 不完全产权变革：中国产权变革的实践逻辑 |
| 3.1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产权变迁进路的理论反思 |
| 3.2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型及其局限 |
| 3.2.1 体制范式 |
| 3.2.2 市场转型理论范式 |
| 3.2.3 “比较资本主义”范式 |
| 3.3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体制奇迹：体制二元的产权结构 |
| 3.4 不完全产权变革：产权变迁的另一种逻辑 |
| 3.5 讨论 |
| 第4章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的发生机制 |
| 4.1 问题的厘清：中国城市社会体制变革的发生机制 |
| 4.2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 |
| 4.3 中国国企产权变革初始阶段的动力机制 |
| 4.4 中国国企产权变革初始阶段的行动分析 |
| 4.4.1 国有企业产权变革过程中的三元行动主体 |
| 4.4.2 国企产权变革初始阶段工人维权抗争的行动策略 |
| 4.5 小结 |
| 第5章 单位解体过程中“单位人身份”的分化逻辑 |
| 5.1 “单位人身份”的形成与问题的提出 |
| 5.2 单位运行机制与工人行动逻辑：新传统主义模型及其拓展 |
| 5.2.1 单位体制运行中的“新传统主义” |
| 5.2.2 有原则的特殊主义：单位制度文化的内核与工人分化的边界 |
| 5.3 以市场为手段的再分配机制：单位解体的实践逻辑 |
| 5.4 单位解体过程中的工人分化：新传统主义的延续与变异 |
| 5.4.1 单位解体后的父爱主义：家长制的延续 |
| 5.4.2 有原则的特殊主义作用的弱化 |
| 5.4.3 实用主义私人关系作用的增强 |
| 5.5 初步的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身份产权：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的一个分析框架 |
| 6.1 身份产权:问题的引出 |
| 6.2 身份何以构成一种产权？ |
| 6.3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6.4 身份产权变革：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革的一个分析框架 |
| 6.4.1 破产实验：产权变革的探索 |
| 6.4.2 重组：产权性质不变与产权多元化格局的契合 |
| 6.4.3 从“假退”到“真退”：工人身份分化的实践逻辑 |
| 6.4.4 “主辅分离”与“假改制” |
| 6.5 讨论 |
| 第7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体制二元社会:中国产权制度变迁的结构性基础 |
| 7.2 不完全产权变革:产权变迁的一种独特形态 |
| 7.3 身份产权变革：中国国企产权变革研究的另一种维度 |
| 7.4 身份产权的形成演变与运行特征 |
| 7.4.1 身份产权形成演变的制度性基础 |
| 7.4.2 身份产权的来源 |
| 7.4.3 身份产权的运行及其基本特征 |
| 7.5 问题的进一步开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3 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
| 1.2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的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的现状 |
| 1.3 逻辑框架和基本方法 |
| 1.3.1 逻辑起点 |
| 1.3.2 框架结构 |
| 1.3.3 基本方法 |
| 2 企业产权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 |
| 2.1 产权 |
| 2.1.1 产权的含义 |
| 2.1.2 产权的起源和发展 |
| 2.1.3 产权的基本特征 |
| 2.1.4 产权的类别属性 |
| 2.2 企业产权 |
| 2.2.1 企业产权的含义 |
| 2.2.2 企业产权关系的形成 |
| 2.3 产权多元化与企业产权结构 |
| 2.3.1 产权多元化 |
| 2.3.2 企业产权结构及其类型 |
| 2.3.3 企业产权结构的经济学意义 |
| 2.3.4 企业产权结构的内部控制效率分析 |
| 2.3.5 产权结构的合理化 |
| 2.4 企业及其特征 |
| 2.4.1 关于企业 |
| 2.4.2 企业特征 |
| 2.4.3 企业类别 |
| 2.4.4 国有企业 |
| 2.5 现代企业制度与产权结构 |
| 2.5.1 企业制度 |
| 2.5.2 现代企业的形式及特征 |
| 2.5.3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 |
| 2.5.4 现代企业制度及产权结构 |
| 2.6 小结 |
| 3 企业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
| 3.1 公司治理的内涵 |
| 3.2 公司治理的类型和基本特征 |
| 3.2.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 |
| 3.2.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 |
| 3.2.3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
| 3.2.4 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 |
| 3.3 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
| 3.3.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改革措施 |
| 3.3.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及近年来的反思 |
| 3.3.3 英美模式公司治理和德日模式公司治理的理念差异 |
| 3.4 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 |
| 3.5 小结 |
| 4 产权结构、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 企业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企业绩效的含义 |
| 4.1.2 企业绩效的评价 |
| 4.2 产权结构与交易成本分析 |
| 4.2.1 企业绩效与交易成本 |
| 4.2.2 产权结构对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影响 |
| 4.2.3 产权结构对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影响 |
| 4.2.4 所有制与企业绩效 |
| 4.3 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假说 |
| 4.3.1 公地悲剧理论 |
| 4.3.2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 |
| 4.3.3 剩余索取(收益)和控制权理论 |
| 4.3.4 不完全合同理论 |
| 4.3.5 所有者缺位论 |
| 4.4 关于现行经济理论假说之局限性的讨论 |
| 4.4.1 现行产权理论分析企业绩效的理论假设 |
| 4.4.2 来自实际案例的验证和说明 |
| 4.5 小结 |
| 5 我国国有企业绩效增长的产权制度选择 |
| 5.1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历程 |
| 5.1.1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逐步分离的阶段 |
| 5.1.2 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 |
| 5.1.3 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和公司股份制改革阶段 |
| 5.2 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及产权结构分析 |
| 5.2.1 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
| 5.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缺陷的产权原因 |
| 5.2.3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失效的学术争论 |
| 5.3 国有大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
| 5.3.1 规范有效的股份制:国有大型企业的重要资本组织形式 |
| 5.3.2 推进企业整体上市:国有大型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选择 |
| 5.3.3 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国有大型企业提高绩效的微观环境保障 |
| 5.3.4 加强公司外部治理:国有大型企业提高绩效的外部制度保证 |
| 5.4 小结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可能的创新 |
| 1.3.2 研究的不足 |
| 2. 基本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企业产权理论 |
| 2.1.1 产权基本理论 |
| 2.1.2 产权与企业 |
| 2.1.3 中国企业产权理论 |
| 2.2 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2.1 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国有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 |
| 2.3 股权控制力耗散理论 |
| 2.3.1 耗散论与股权控制力概念 |
| 2.3.2 影响股权控制力的因素 |
| 2.3.3 不同股权的控制力分析 |
| 2.3.4 股权控制力耗散的节点差异 |
| 2.3.5 结论 |
| 3.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实践 |
| 3.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背景 |
| 3.1.1 大型国企的基本情况 |
| 3.1.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原因 |
| 3.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进程 |
| 3.2.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历程 |
| 3.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现状 |
| 3.2.3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
| 4.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目标 |
| 4.1 股权控制力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
| 4.1.1 股权控制力与股权结构 |
| 4.1.2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
| 4.1.3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定量研究 |
| 4.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 |
| 4.2.1 确定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目标的原则 |
| 4.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
| 4.2.3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
| 4.2.4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分类目标 |
| 5.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方式 |
| 5.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总体方式 |
| 5.1.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方式的含义 |
| 5.1.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方式的主要类型 |
| 5.1.3 各种产权多元化方式评析 |
| 5.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分类方式 |
| 5.2.1 改制上市 |
| 5.2.2 引进战略投资者 |
| 5.2.3 相互持股 |
| 5.2.4 股权激励 |
| 5.2.5 管理层持股与MBO |
| 6.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重点的动态分析 |
| 6.1.1 国资管理新体制建立以前，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1.2 国资管理新体制建立以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2 今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重点 |
| 6.2.1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宏观重点 |
| 6.2.2 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微观重点 |
| 6.3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的产权多元化改革 |
| 6.3.1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的意义 |
| 6.3.2 大型国企集团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内容 |
| 7. 中国大型国企产权多化改革的措施 |
| 7.1 转变观念，努力消除认识误区 |
| 7.1.1 关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认识误区 |
| 7.1.2 转变观念，消除认识误区，推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 深化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1 国资管理体制的基本情况 |
| 7.2.2 中国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定位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 |
| 7.2.3 消除国资管理部门的角色冲突，推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2.4 正确处理国资管理部门与其它有关部门的关系 |
| 7.3 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7.3.1 加快发展和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意义 |
| 7.3.2 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制约因素 |
| 7.3.3 加快发展和鼓励非国（公）有经济参与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措施 |
| 7.4 其它配套措施 |
| 7.4.1 完善有关政策制度及法律法规，规范操作程序 |
| 7.4.2 消除大型国企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 |
| 7.4.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筹措改制成本 |
| 7.4.4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促进大型国企产权多元化改革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国有大中型施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研究[D]. 张飞雁.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顾闻.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3]中国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的影响[D]. 吕相伟. 厦门大学, 2018(06)
- [4]公共采购制度发展中的腐败治理研究 ——以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投标为例[D]. 杜兴华. 南京大学, 2017(05)
- [5]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
- [6]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03)
- [7]国有大中型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及处置研究[D]. 古继洪. 武汉大学, 2011(07)
- [8]身份产权变革 ——关于东北某国企产权变革过程的一种解释[D]. 王庆明. 吉林大学, 2011(05)
- [9]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季晓南. 北京交通大学, 2009(11)
- [10]大型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研究 ——基于股权控制力耗散视角[D]. 蓝定香.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
标签：国企论文; 非经营性资产论文; 产权制度改革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