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第6卷第1～4期主题词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鲁梦宇[1]（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梁冠华[2]（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何杰[3]（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高晓霞[5]（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杨安文[6]（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葛厚伟[7]（2020）在《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尚书》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内容无比丰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折射出华夏文明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担负着延续原作生命和传承原作思想的重任。译者风格可以赋予译作鲜明的个性,随着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起,译者风格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语料库的运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得对不同译者个性化、规律性语言的量化考察成为可能。本文首先从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宏观背景切入,简述译者风格相关思想,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全面、客观地展示了译者风格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学研究、《尚书》在西方传播以及《尚书》英译研究进行述评。语料库翻译学为中国古代典籍的英译研究增加了新的范式,基于平行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十分必要,将有助于对《尚书》及其英译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尚书》译学研究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创建了《尚书》多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过程比较复杂,选取了《尚书》不同时代、不同译者（理雅各、高本汉、彭马田和杜瑞清）的典型译本为语料,对语料进行输入、整理、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尤其是对语料逐字逐句校对,进行文本格式噪音处理,保证了语料的准确性,句级对齐的中英文语料能够自动呈现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应关系。该平行语料库的建成将为更好地开展《尚书》英译研究提供实物平台,增强了《尚书》英译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基于已建成的《尚书》汉英文平行语料库,本文运用语料库工具软件对比分析了四译本的宏观语言特征,主要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1）词频方面,与英语翻译语料库前十词相比较,理雅各译本（简称理译）和杜瑞清译本（简称杜译）有六词相同,高本汉译本（简称高译）和彭马田译本（简称彭译）有七词相同。在形符数量方面,理译最高,其次分别为高译和杜译,彭译最低,四个译本都比源语文本冗长,有趋向显化之特征。杜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最高,词汇使用最为多样和丰富。理译本的词汇密度最低,显化特征最为明显。理译、高译和彭译的平均词长非常相近,接近于英语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而杜译平均词长最长,词汇使用相对较难。四译本主题词均凸显了原文的主题思想。（2）从平均句长看,理译的平均句长最长,而彭译最短,杜译、彭译体现了源语特征,而理译和高译明显趋于易懂,强调信息表达;高译和理译句子长短变化更大,句子长短结构上更加多样化。句段长方面,高译和理译更擅长断句,语言凝练,更易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在问句和感叹句使用上,理译数量远多于其他三位译者,再现原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态度,同时生动展现了人物各自形象。理译本形合度最高,更具规范性和复杂性,杜译本形合度则最低,功能词数量不如其他三位英语母语译者使用得多,倾向于异化翻译策略。（3）语篇可读性方面,四译本的语篇阅读和理解难度均未低于英语普通文本,未表现出简化特征;相比之下,彭译更具可读性、更简单易懂。语篇功能方面,四译本均遵循《尚书》原文所采用的主位结构,尽量再现原文的信息推进模式;相比而言,理译和彭译在与原文保持意义对等的基础上,则更倾向于适当调整句子信息组织结构和措词,并使用了其他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连贯。理译的连接词总体数量最多,虽然彭译的连词总数最少,但具有类型多样、灵活多变的特色。理译和高译更注重译文的篇章衔接与连贯,运用更多的连接手段显现出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比较符合英文的谋篇习惯。在显性的篇章连接词传递上,四位译者表现出了较强的一致性。四译本中使用最常用的连接词类型是表增补的连接词,以体现英语语篇衔接力,凸显连贯。基于平行语料库对比分析《尚书》译本非语言微观翻译特征,主要包括对各译本的成语、隐喻、周公人物形象以及文化高频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进行定性研究。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理雅各和高本汉在翻译成语时,秉承忠实源语的翻译思想,更多采用直译法,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播,保持原作形貌,注重原文内容和风格的传递。高译将成语部分译成英语习语,数量最多,而且注重保留原文的修辞形式。彭马田采用意译的比例在四译本中最高,彭译语言逻辑连贯、流利顺畅,多数情况下不完全拘泥于字面,在译文中传达成语的蕴涵意义。杜瑞清的手法和风格界于前两类之间,兼顾中西文化差异,在翻译方法上突出直译为主,适度采用意译、省译等方法,提高了译本的可读性。（2）《尚书》隐喻英译以直译为主,译者有意保留原作隐喻的表达形式和文化内涵,尽量忠实地再现原语的独特文化内容,以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四个译本中,高译的风格更加注重直译,力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再现源语独特的文化要素;彭译偏重意译与转换,去除文化间的陌生感,增强译文的可读性。（3）在重塑周公人物形象方面,1)理译和高译把原文中的“曰”全部翻译为隐式报道动词,彭译和杜译的表述更加丰富,更多借助语义明晰的报道动词来显化原文语境中隐含的语义内容。2)理译和高译对“曰”的翻译并无语境和阶层变化,呈模式化特征,而彭译和杜译明示原文语境内涵,凸显周公话语对象的阶层差别,准确呈现出周公与交际对象之间的“距离”及“尊敬”程度。3)四位译者均倾向于使用直接引语“原原本本”地记录周公话语,保留其各种特征,准确地保留周公原话的风格和表达力。4)四译本对《尚书》的周公人物动作特征翻译,基本上是对原文字面之义的对应;理译更加明示了周公动作的文化信息和概念信息,杜译用显化动词意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周公忠心耿耿、坚毅英武形象。（4）在文化协调策略框架下,理氏、高氏翻译文化高频词“帝”时,注重功能对等,用译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取代源语文化中的本源概念;杜氏与彭氏则注重文化对等,尽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内涵。为了实现目的语文化层面的语境顺应,四位译者灵活运用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可能地采用西方人易理解的语言和文化意象来翻译“德”。三位西方译家对原文中无标记之“德”基本理解为抽象意义的“美德”,大都采用直译,将载有文化特有概念的“德”直接转换成英语“virtue”,而杜氏在贴近原文语义的基础上,相对灵活采用保留原语文化的“变译”,努力再现源语高频词的文化意象,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翻译文本特征和翻译策略两个维度,对《尚书》四译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例句对比和归纳分析,这些统计结果揭示了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从整体印象来看,理雅各译本直译为主、译笔严谨、显化易懂、形神兼备;高本汉译本忠实原作、措辞通顺、追求字对句应、保持原作形貌;彭马田译本意译明显、传神达意、简洁流畅、灵活圆通;杜瑞清译本词汇丰富、人物生动、文化会通。翻译风格差异主要是与历史文化背景、翻译动机目的、译者身份素养有关,四位译者有着传播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共同动机,尽管历史文化背景各异,译者身份素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均以促进中西交流为己任,以忠实于原着为标准,来传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尚书》的域外译介是中国文化传播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本文借助语料库技术辅助作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尚书》多译本的译者风格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译者风格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翻译研究新路径,并为其他典籍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王彦祥[8]（2019）在《新世纪中国索引编纂与研究述评（下）——基于2000—2017年索引成果的定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承袭上篇之定量分析研究,针对新世纪以来（2000～2017年）中国索引编纂和研究进行具体而翔实的定性分析研究。在结构布局上,从索引理论、索引编纂、索引技术和索引软件、索引历史与文化、索引评价与利用、索引标准与索引国际化等六大索引研究领域进行成果分析和概括。在具体内容铺陈上,索引理论研究涉及索引理论发展创新、索引理论研究与社会服务、张琪玉索引理论研究梳理、索引理论代表性观点总结等内容;索引编纂研究从文献类型角度分别探究年鉴索引、地方志索引、古籍索引、图书索引、期刊索引的研究成果,并就专题和主题索引研究与索引编纂数量相背离、标引技术研究成果偏少亟需加强、索引编纂流程归纳成为研究薄弱点等方面,指出索引编纂研究的特点和不足;索引技术和索引软件研究方面总结出新技术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多途径探讨索引编纂新技术新方法,探索利用相关软件进行索引辅助编制,多方面长时间开展中文索引软件开发,中国索引软件研发跟进时代发展等若干成果和特性;索引历史与文化研究包括对第一次索引运动梳理和讨论、对中国索引发端和索引之乡的研讨与争论、对平保兴索引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回顾、对中国索引学会引领索引事业进行归纳总结;索引评价与利用研究概括出该领域的聚焦点、引文索引研制及其评价应用、国外索引系统推介与科学评价应用等几个方面;索引标准与索引国际化研究则梳理了中国索引标准研究与制订历程、索引国际化讨论与践行、中国索引界努力步入世界索引舞台中心等问题。在最后结论中,通过五大标志性特征阐明中国索引研究已全面走向世界,研究水平和质量稳定提升,索引编纂和研究已形成核心力量,并列举出中国索引编纂和研究的十大标志性成果、十大索引编纂核心作者、十大索引领域核心研究者,以及中国索引研究核心载体和核心出版机构,以供研究者参考借鉴。
孙兴武[9]（2019）在《张梓生与《申报年鉴》》文中研究说明张梓生（1892—1967）,又名森,字君朔、子乔、朔一,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编辑、记者、出版家。1892—1936年可视作其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此期间,他结识鲁迅,时有来往,又赴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申报》馆并开始参与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主编《申报年鉴》（1933—1936）和《申报·自由谈》,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心力。1933—1936年的《申报年鉴》,是张梓生编辑生涯的重要“作品”。1932年,申报馆以《申报》创刊60周年为契机,于当年11月30日发布《今后本报努力的工作》,拟定12项“努力计划”,其中第11项郑重声明“《申报年鉴》正在编印中”。次年,首部《申报年鉴》问世。《申报年鉴》由多方合作编撰而成,既包括“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事政治,也刊载国内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数据统计以及他国概况。至1936年,申报馆共连续发行4次《申报年鉴》（张梓生均担任主编）,总计1000多万字。目前,学术界对张梓生及《申报年鉴》的直接研究论着甚少,现有成果的关注点鲜有创新,研究方向尚未完全展开,研究年限过于集中,史料零散但总数可观,故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论文以张梓生与《申报年鉴》（1933—1936）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着重阐明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下文论述作铺垫。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勾勒张梓生从绍兴出生到入职上海申报馆的主要经历,也涉及张氏与鲁迅的交往和此时期发表的各类着述。第三部分论述《申报年鉴》的创刊背景、内容,分析历年大事日志词频和广告,并以“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视角,将该年鉴与《中华年鉴》进行比较。第四部分从当时、当今两个角度,阐述张梓生主编的《申报年鉴》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语,简要评析张梓生在全面抗战前的经历及张氏与《申报年鉴》的相互关联。第六部分为附录,涵盖与本论文相关的统计以及笔者通过搜集整理材料编写的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付筱竹[10]（2019）在《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文中研究指明抗战爆发以来,儿童保育工作及儿童抗战活动开始积极进行,儿童刊物也作为动员儿童抗战的形式积极涌现。《抗战儿童》于1940年春天在重庆创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大后方陪都重庆的一份专门为儿童创办的刊物。自创办起,《抗战儿童》在艰难的创刊环境下,为丰富儿童知识、动员儿童抗战、给战时儿童充当发声平台,为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及丰富儿童读物上做出了极大贡献。其销售量每月3000-5000册不等,广受儿童喜爱。本文将以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话语分析方法及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抗战儿童》刊物及其后期改版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在文本、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三个话语分析维度的特点,从传播角度分析其在儿童保育及动员儿童抗战上做出的突出贡献。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并简要概括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理论及其与本文的适应情况等;第二章以背景介绍为主,理清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儿童刊物创办情况及《抗战儿童》刊物的创办及发展情况;第三章为微观的文本分析,细致的从文本高频词汇、标题的句式结构特点等书写角度分析《抗战儿童》刊物的文本特色;第四章立足话语实践维度,从《抗战儿童》的编辑团队、作者构成、受众群体及其传播的过程分析其话语的生成;第五章联系社会环境及背景,试析《抗战儿童》建构出的国家、民族情怀与动员儿童抗战间的关系;第六章为结论,将通过对前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归纳,肯定《抗战儿童》刊物的贡献。
二、2004年第6卷第1～4期主题词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第6卷第1～4期主题词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2）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 3.1 引言 |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 3.3 修辞动机 |
| 3.3.1 动机与行为 |
| 3.3.2 动机与否定 |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 3.4 辞屏 |
| 3.4.1 “辞屏”的概念 |
| 3.4.2 “辞屏”的特点 |
| 3.5 同一 |
| 3.5.1 同一与分离 |
| 3.5.2 同一与实质 |
| 3.5.3 同一的方式 |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 4.1 引言 |
| 4.2 中国声音 |
| 4.3 中国身份 |
| 4.3.1 新兴大国 |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4.3.3 负责任大国 |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 5.1 引言 |
| 5.2 同情同一 |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 5.3 对立同一 |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 5.4 无意识同一 |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 6.1 引言 |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 7.1 引言 |
| 7.2 建筑类隐喻 |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 7.3 拟人类隐喻 |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 7.4 旅程类隐喻 |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 7.5 其他隐喻 |
| 7.5.1 疾病类隐喻 |
| 7.5.2 文化类隐喻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 1.4.2 例句体例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 2.3.1 话语幻象 |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 3.3.1 战争隐喻 |
| 3.3.2 旅程隐喻 |
| 3.3.3 拟人隐喻 |
| 3.3.4 表演隐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 4.3.1 政治形象 |
| 4.3.2 经济形象 |
| 4.3.3 社会形象 |
| 4.3.4 文化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作者简历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译者风格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尚书》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尚书》翻译传播及英译研究综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尚书》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 |
| 第一节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范式 |
| 第二节 《尚书》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步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语言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尚书》英译本词汇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尚书》英译本句法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尚书》英译本语篇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英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第一节 《尚书》中的成语及其翻译 |
| 第二节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翻译 |
| 第三节 周公人物形象对比 |
| 第四节 《尚书》文化高频词英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尚书》译者风格及成因探究 |
| 第一节 《尚书》四位译者的翻译风格 |
| 第二节 译者风格的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尚书》原型结构成语出处及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二: 《尚书》中的隐喻及其译文平行语料索引 |
| 附录三: 周公动词描写及其译文平行语料检索统计 |
| 附录四: 《尚书》汉字高频词统计(前100个) |
| 附录五: 《尚书》文化高频词“帝”与“德”的意义分布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张梓生与《申报年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张梓生早年经历(1892—1936) |
| 第一节 绍兴时期 |
| 一、近代绍兴概况 |
| 二、桑梓岁月 |
| 第二节 上海时期 |
| 一、初到申城 |
| 二、任职申报馆 |
| 第二章 《申报年鉴》内容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 一、申报馆的演变(1872—1932) |
| 二、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出版业 |
| 第二节 内容编写与年鉴改编 |
| 一、多方合作编撰,内容总体准确 |
| 二、张梓生对《申报年鉴》的完善 |
| 第三章 《申报年鉴》特点 |
| 第一节 历年大事日志词频探析 |
| 一、史量才治下申报馆风格 |
| 二、“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统计 |
| 三、“国内大事日志”和“世界大事日志”词频变动原因 |
| 第二节 历年广告探析 |
| 一、广告刊载概况 |
| 二、广告分析 |
| 第三节 《中华年鉴》与《申报年鉴》比较 |
| 一、《中华年鉴》简介 |
| 二、两者之对比——以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载为例 |
| 第四章 《申报年鉴》影响 |
| 第一节 《申报年鉴》当时影响 |
| 一、对张梓生:融合工作与兴趣,巩固基础积累经验 |
| 二、对读者:普及日常知识,适应现代生活 |
| 三、对申报馆:丰富报馆出版物,扩大《申报》影响力 |
| 第二节 《申报年鉴》当代价值 |
| 一、蕴含众多史料,助推学术研究 |
| 二、体现编辑思想,有利当前修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申报年鉴》历年“国内/世界/国外大事日志”(样本部分)地名人名词频语温梯度 |
| 表2: 《申报年鉴》历年广告目录及数量统计 |
| 张梓生早年生平简表(1892—1936)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学界研究现状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状况的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方法概述 |
| 1.3.2 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及与本文的适应 |
| 1.4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之处 |
| 2 抗战时期重庆媒介生态中的《抗战儿童》 |
| 2.1 战时重庆媒介生态 |
| 2.1.1 媒体内迁及战时新闻中心的形成 |
| 2.1.2 战时重庆儿童刊物创办情况 |
| 2.2 《抗战儿童》的创办及发展 |
| 2.2.1 《抗战儿童》的创刊 |
| 2.2.2 两次改版重组 |
| 3 《抗战儿童》的文本分析 |
| 3.1 词汇:传播主题转向,进行抗战故事描绘 |
| 3.2 标题:以最少文字传达更多内容 |
| 4 《抗战儿童》的话语实践分析 |
| 4.1 传者来源多样,与受者身份相互转换 |
| 4.1.1 编者队伍纵向变迁,编辑理念愈趋成熟 |
| 4.1.2 读者作者相互转换,情感认同成为信任基础 |
| 4.2 文本内容选择:现实的呈现与理想的寄托 |
| 4.2.1 文字传播多角度建立现实世界 |
| 4.2.2 非文字传播:再现真实世界建构美好未来 |
| 5 《抗战儿童》的社会实践分析 |
| 5.1 时代变迁带来儿童刊物建构变化 |
| 5.1.1 主要矛盾变化重构儿童形象塑造 |
| 5.1.2 应国家需要重新定义国家、儿童关系 |
| 5.2 战时儿童刊物身份认同和战时儿童书写 |
| 5.2.1 “课外读物”转变为“言论阵地” |
| 5.2.2 丰富形式构建共同主题的战时儿童书写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抗战儿童》非虚构文本标题索引 |
| B.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C.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四、2004年第6卷第1～4期主题词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2]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7]基于语料库的《尚书》译者风格研究[D]. 葛厚伟. 扬州大学, 2020(01)
- [8]新世纪中国索引编纂与研究述评（下）——基于2000—2017年索引成果的定性研究[J]. 王彦祥. 中国索引, 2019(00)
- [9]张梓生与《申报年鉴》[D]. 孙兴武. 扬州大学, 2019(02)
- [10]战争与儿童书写：重庆《抗战儿童》的话语分析（1940-1945）[D]. 付筱竹. 重庆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