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互关爱 共享生命(论文文献综述)
赵晓达[1](2021)在《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来推动志愿服务的发展与进步。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弘扬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在志愿服务发展中具有导向引领作用。志愿精神是志愿者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凝聚,体现了一种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引领着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志愿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志愿精神培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使大学生更好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志愿服务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追求,具有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起步较晚,方兴未艾。志愿精神来源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是志愿精神的现实基础,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思想升华。人们在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中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形成了高尚的志愿精神。志愿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佛家思想中都蕴含着志愿精神,这也是志愿精神能够在中国生成和弘扬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也为志愿精神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文化中,也蕴含着志愿精神。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精神、西方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公益思想、近代资产阶级的利他思想以及西方现当代思想家的公益理念,都体现着志愿精神。随着我国志愿服务的不断深入发展,志愿精神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志愿精神的重要内涵。志愿精神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导向、凝聚、激励、调节、人文教育等功能。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在日常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所展现的志愿精神不仅具有志愿精神的一般特征,还具有进步性、示范性、时代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因此,对当代大学进行志愿精神培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能够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志愿精神的形成体现了志愿者在志愿服务实践基础上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志愿精神是人们在主观向善愿望的感召下,在遵循一定的原则规范的前提下,长期从事慈善的志愿服务行为,不断升华个人思想品德,最终形成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品质。它的形成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志愿服务氛围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社会客观因素,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精神境界是影响志愿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外因要想通过内因起作用,必须借助于实践。志愿精神是在志愿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志愿服务活动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活动的精神性生产,若要将二者沟通起来,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活动是依托生命实践的,它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但最终需要在实践中达成一致。志愿精神是人对待生命世界的一种态度,虽然从表面来看,它是人主观上的道德体认,但如若没有志愿活动的实践,也就没有生命世界的精神性生产。因此,志愿服务实践就是志愿精神主观与客观因素统一的基础。培育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对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对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大学生的志愿精神培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服务类型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参与大型活动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多。但通过梳理总结调查问卷结果和访谈资料,发现大学生的志愿精神水平还不够高,志愿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度不深,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氛围不够浓厚,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机制也不够完善。究其原因,既有大学生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的客观因素。首先,部分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内涵认识不足、参与志愿服务动机比较功利,对志愿精神的认知滞后于实践,在践行志愿精神时服务水平也不高,这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主观因素。其次,在家庭中,家长忽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孩子的溺爱养成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缺少家庭志愿精神的传承。再次,在学校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少志愿精神相关内容,教育工作者本身对志愿精神不够了解,高校开展志愿服务的各项机制不健全。最后,在社会上,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对公益精神的冲击,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资金短缺,社会传统公德的缺失,这些是阻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客观因素。只有深入分析影响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效果的主客观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路径主要是高校的教育引导,家庭、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以及学生的自我培育。培育大学生志愿精神,高校应当发挥其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努力提高大学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各项机制,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氛围。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家庭、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这样才能为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提供充足的保障。大学生作为践行志愿精神的主体,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应当强化大学生志愿精神的自我培育,从知、情、信、意、行五方面着手,真正将志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确保我国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志愿服务实践是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着力点。认识源于实践。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使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的实践中。通过抗击疫情、服务大型活动等大型事件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支教、社区服务等对社会的贡献中培育大学生的奉献精神,通过关爱、帮助服务对象培育大学生的友爱互助精神,通过克服志愿服务中的艰难险阻培育大学生的坚强勇敢品质。大学生只有通过参加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才能加深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与认识,才能形成真正的志愿精神。
袁书华[2](2021)在《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留守儿童作为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民工潮的伴生群体,最初是作为“三农”问题的副产品出现的,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其“社会问题”。相对于家庭结构健全的非留守儿童来说,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分离确实处于不利境地。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未来社会的公民,其各项权益的实现和保护是他们自身及其家庭无法单独面对的,需要政府和社会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对于外出务工家庭将儿童留守农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解决。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儿童福利进行研究,但总体来看,目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的关于福利和儿童福利的研究多侧重客观福利制度和状况,很少有研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整合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少数。二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研究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数量较少。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儿童福利从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从与非留守儿童对比的角度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现状,尤其是探讨国家、社区、志愿组织、家庭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作用,同时揭示主观福利提升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在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质性研究则是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获取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不同主体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的现状及困境进行分析,从而为全面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水平提供政策依据。本研究以山东省LY县为例,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获取了调查样本,通过滚雪球抽样获取了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以以往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关于客观福利、主观福利及两者关系的五个假设,通过量化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内部在主观福利方面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内容方面,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福利低于非留守儿童,在教育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在福利获取方式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在资金福利和保护性服务福利方面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照顾性服务福利方面两个群体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获取的福利显着低于非留守儿童,从国家、社区和志愿组织获取的福利在两个群体之间则不存在差异;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客观福利获取,最终发现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通过福利获取影响其主观福利。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体、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人员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对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的福利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本研究对各福利供给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存在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核心家庭面临“物质在场、亲情缺失”的福利供给困境,扩展家庭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供给困境;农村社区面临空心化和村委公共事务庞杂无暇顾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困境;志愿组织面临整体力量薄弱和个体志愿者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困境;国家则主要面临福利转型和各职能部门之间责任分工不明晰及难整合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是转型期农村家庭的非农化生产模式和现行的城市公共服务政策的二元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民工家庭所能解决的范畴;国家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重现金补贴、轻服务保障使其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的需要,各职能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村两委“重行政、轻服务”的现状使农村社区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发挥平台作用,农村公共文化衰落使社区缺乏互助精神和凝聚力;社会组织处于与政府不对等的合作关系中,对政府部门存在较强的经济依赖和行政依赖影响其福利递送效果。针对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困境及原因,本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进行了政策思考:首先,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要以需要满足为导向、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其次,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根据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取向,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保障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供给。再次,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要落实好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和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发挥好农村社区儿童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和学校儿童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和民众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最后,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助力,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本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从研究内容来看,本研究采用广义福利概念,除了借鉴以往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研究内容外,同时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福利,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进行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揭示客观福利和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还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获取现状和不同主体的福利供给现状及困境进行探讨,全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整体福利。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以福利治理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不仅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政策体系的构建,同时探讨多元主体的福利供给机制。
毕然[3](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孙宏亮[4](2020)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医学是一门人学,是关系人类幸福的事业,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医学人文素养是医学的灵魂,反映了人类对生命的根本态度,医师人文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医疗卫生领域,向往健康、重视健康和保持健康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追求,人们不再局限于关注疾病本身,而是全方面关注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综合状态,希望得到全方位、全流程和全要素的健康促进与凸显人性的医学关怀,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发展与变化,在当前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就显得愈加重要。本文从医学发展的客观现状、社会对医学的人文诉求和健康中国的价值旨归三个方面论述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现实需要,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如下研究。第一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着重论述了医师人文素养的含义、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首先,从社会对医师职业的期望入手,分析医师职业特点和职业标准,提出医师应承担的角色;其次,根据医师职业需要,将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界定为医师伦理素养、医师哲学素养、医师心理素养和医师法律素养;再次,鉴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意义,围绕着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涉及的一系列关系,介绍当前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的主要模式。第二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相关理论。从东西方人文思想进行溯源,确定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理论。首先,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学入手,追求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从家和礼两个方面,探讨美德培养;其次,从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朴素的医学人道主义,到中世纪孕育了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博爱”思想,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人道主义的呼唤,论述了医学与人文关系的发展变迁。最后,确定医师人文素养的培育理论,包括成人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第三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研究。通过对多家三甲医院的医师和患者进行实证调查,发现我国医师人文素养总体良好,大部分医师都能够恪守医师职业行为规范、遵纪守法,认真履行治病救人职责,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但仍然存在部分医师人文素养缺失的情况,具体表现在崇高职业理想信念的相对匮乏与普遍的职业倦怠心理逆反,医师人文实践“差异化”与责任担当精神的相对减弱,个性自我的张扬与团队精神的缺乏,科技理性的极端至上与人文价值意义的相对薄弱,对医疗差错的漠视与有意逃避,除医师自身内在原因之外,一些外在因素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包括医师职业生态欠佳、相关规范制度有待完善、社会氛围有待妥善营造、医院人文建设被边缘化和医疗决策复杂等。第四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本章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美国针对医师的人文素养培育有健全的机构支持,有完善的医学教育培训,还有享誉全球的人文医院,为医师人文素质培养提供了制度、创造了环境氛围;英国综合医学委员会发布了《优质医疗》及附属8份指南,强调了医师为保证患者获得基本医疗保护而履行的职责,并以人文观念贯穿其中,文件和指南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供了纲领;新加坡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中国台湾是亚洲最早推行医院评鉴暨全面质量管理的地区,台湾长庚医疗体系成立了一站式医疗照护单元模式,有效提升了医疗质量,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充分体现了医学人文关怀;中国香港地区完善的政府制度建设、良好的医院管理和公众互动也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供助力。第五部分,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在已有文献梳理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首先通过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来完善政府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制度建设;其次,通过媒体引导和行业组织推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营造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社会氛围;再次,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医院服务品质、强化团队合作意识和开展医务社会工作,打造医院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基地;最后,通过敬业精神的自我塑造、实践叙事医学和投身志愿服务,来完成医师自身人文素养修炼。本研究在借鉴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深入临床和社区,客观观察、真实记录,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提出了一些建议,从而促进医师个体健康发展,推动医院人文建设,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张家雯[5](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李佳娟[6](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吴涛[7](2020)在《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生态环境的视角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内在地包含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即对绿色美好生活的需要。然而,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显然已成为制约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得以满足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与当前的生态环境越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现实地存在着矛盾与对立。破解这一矛盾的根本路径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起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即绿色责任。而这无疑又需要通过积极开展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来实现。由此可见,研究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迫切呼唤的理论回应,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的实践镜像和时代特征。然而,新时代又是一个生态环境危机不断扩大的风险时代。科学应对全球生态风险,破解生态环境危机,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都需要公民自觉地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践履绿色责任。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发展无疑也现实地要求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纳入自身的学科体系之中。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从内涵上看,是指直面越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风险与危机,对公民所开展的有关应该“为何”与“如何”履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教育,是弘扬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理念、增强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规范意识、培养新时代公民的绿色责任情感、培育新时代公民的绿色生活习惯与绿色生产方式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它的开展能够发挥传授绿色知识、唤醒绿色需要、激发绿色行为、增进绿色幸福与催生绿色审美等重要功能。正因如此,这一教育活动具有培养新时代的绿色公民、推进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社会价值。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一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二是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国家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共党人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论;这一教育活动的思想资源一是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为价值内核的中华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二是西方的生态公民教育思想。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是一项科学的教育活动,因而它有特定的内容体系与方法系统。为了科学地回应新时代对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现实需要、有效地培育与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必然包括公民绿色责任理念教育、公民绿色责任规范教育、公民绿色责任情感教育、公民绿色生活习惯培育与公民绿色生产方式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且由它们构成完整的内容体系。与之相呼应,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要综合运用理论教授法、情感渲染法、忧惧启示法、实践锤炼法、榜样垂范法等教育方法,将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促使忧患意识的形成、强调行为实践的锻炼与重视“绿人”垂范的引领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唯有如此,新时代公民绿色教育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效。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现实地存在被边缘化、我说你听、重知轻行、唯德倾向与赏罚分离等几个现实性问题。而究其原因,缺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整体意识、教育者为中心观念的宰制、实践育人价值的被忽略、缺乏对幸福教育价值的认知、对权利责任相统一的认知不足等,无疑是造成这一教育活动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而努力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以完善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则现实地需要采取以下几点对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建构四位一体的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部分内容融入到现代法治教育之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把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到媒体传播全过程以及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的训练作用等。
谷伟[8](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涂畅[9](2019)在《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研究》文中提出高校德育是高校立德树人的主要方式,用对话式话语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使命,也是当前高校德育的中心任务。本文以对话为中心,紧紧围绕着对话来对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展开研究,从对话的本质、形式、价值、要素、实施路径等方面搭建一个关于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认知架构和实践路径,试图建立和完善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1.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生成。首先,通过对追求“同一性”思想道德真理的反思和对思想道德对话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证明,揭示了对话德育生成的可能和必要性;其次,基于对对话与德育本源性重合和德育对对话的本真诉求两方面的探求和论证,揭示了对话德育生成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最后,从交互主客体关系和交往实践两个层面来分析对话德育生成的有效条件。2.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考察。首先,基于对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内涵的界定和理解,阐述了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内涵。其次,从主体平等基础上的思想互动、双向理解生成上的意义共享和自我价值呈现上的深度构建等三个层面揭示了高校对话德育的内在本质;再次,从人与文本对话、人与他人对话、人与自我对话等三个层面揭示了高校对话德育的主要形式;最后,从平等性与民主性、开放性与互动性、沟通性和理解性、生成性和创造性、互惠性和共享性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特征。3.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资源。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及人学理论来揭示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立论基础;同时,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思想及关于对话的论述来为高校对话德育提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撑。其次,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和西方对话哲学思想来为高校对话德育提供知识理论借鉴;最后,用中国传统对话思想来厚实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历史渊源。4.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现状审视。通过问卷和访谈的调查,发现当前高校对话德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更突出,如对话积极性不高、对话流于形式、对话深度不够、对话方法单一、对话场域狭隘以及对话效果不理想等等,并从传统德育模式影响、平等对话关系缺失、师生对话素质欠缺、对话内容脱离生活、对话教学环境不理想等方面揭示了当前高校对话德育存在问题的成因。5.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现实需要与重要价值。一方面,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是为了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当前高校德育产生的不利影响,满足“对话时代”对传统灌输德育模式变革的要求以及提升新时代高校德育亲和力和针对性的需要而被提出和建构的。另一方面,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具有能使高校德育重获力量、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教育价值,提升学生主体性、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人本价值,提升社会民主程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6.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基本要素的优化。首先,从以人为本原则、生活世界原则、合作共享原则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原则;其次,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来揭示高校对话德育目标的两个维度,并从四个方面确定了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目标;再次,通过坚持对话德育内容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和构建面向生活世界的内容来设计高校对话德育的内容;最后,通过立足于遵循针对性、以人为本原则等原则以及采取启发引导法、协商法、讨论法、论辩法、谈心谈话法、网络对话法等方法来优化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方法。7.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实施路径。第一,从树立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开放和民主、生成和建构等理念来更新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指导理念;第二,从建构依据、建构方向和建构路径等方面来建构对话型师生关系;第三,从培养对话意识和对话能力等维度来提升师生的对话素养;第四,从空间环境、话语环境和心理环境等方面来创设优质的对话环境;第五,从课堂、生活、网络等场域来拓宽对话德育的微观场域;第六,从对话的准备、进行、总结反思等阶段来优化对话德育的过程;最后,从评价指标设计、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化、强化过程评价、综合运用评价方法等方式来加强高校对话德育的评价工作。总之,立足于新时代高校德育的实效性和现实力量,着眼于新时代高校德育优势的发挥,以对话的视角来审视新时代高校德育,突破了传统囿于方法论或认识论层面对对话德育的研究,从本体论角度将对话看作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运用对话思维提出了“在育人中对话,在对话中育人”的学术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对话德育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本体性意义,另一方面凸现了对话德育对于人的精神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揭示对话德育的真实内涵和价值,为探寻对话德育的根基提供学理依据,为变革新时代高校德育的思维方式开拓了崭新思路。
杨四海[10](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二、相互关爱 共享生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相互关爱 共享生命(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重点难点 |
(二)创新点 |
第一章 志愿精神的相关理论概述 |
一、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的发展 |
(一)志愿服务的涵义与特征 |
(二)当代中国志愿服务事业方兴未艾 |
(三)当代中国志愿服务与社会道德建设 |
二、志愿服务与志愿精神的关系 |
(一)志愿服务:志愿精神的现实基础 |
(二)志愿精神:志愿服务的思想升华 |
三、志愿精神的思想来源 |
(一)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 |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础 |
(三)西方公益思想的借鉴 |
四、志愿精神的内涵与特征 |
(一)志愿精神的内涵 |
(二)志愿精神的特征 |
五、志愿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一)志愿精神的导向功能 |
(二)志愿精神的凝聚功能 |
(三)志愿精神的激励功能 |
(四)志愿精神的调节功能 |
(五)志愿精神的人文教育功能 |
六、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特征及培育的重要意义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特征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
第二章 志愿精神的形成机理 |
一、志愿精神形成的客观与主观因素 |
(一)志愿精神形成的客观因素 |
(二)志愿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 |
(三)实践:志愿精神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 |
二、志愿精神的形成过程 |
(一)从志愿服务认知到志愿服务行为 |
(二)从志愿服务行为到志愿服务行为习惯 |
(三)从志愿服务行为习惯升华为志愿精神 |
第三章 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调查的基本情况 |
(一)调查方案设计 |
(二)调查对象分析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取得的成效 |
(一)践行志愿精神的队伍不断壮大 |
(二)当代大学生对志愿精神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在大型事件中得以体现 |
(五)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逐渐受到重视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 |
(一)当代大学生整体志愿精神水平不够高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度不够深 |
(三)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氛围不够浓厚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机制不够完善 |
四、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当代大学生的自身因素 |
(二)家庭、高校和社会等外部因素 |
第四章 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的培育路径 |
一、高校充分发挥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教育主渠道作用 |
(一)提高当代大学生志愿者综合素质 |
(二)建立健全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机制 |
(三)营造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良好氛围 |
二、家庭、政府、社会应积极支持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 |
(一)家庭应充分发挥支持引导作用 |
(二)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保障功能 |
(三)社会应充分发挥平台功能 |
三、当代大学生注重志愿精神的自我培育与养成 |
(一)当代大学生主动加强对志愿精神理论的学习 |
(二)当代大学生主动增强对志愿精神的情感认同 |
(三)当代大学生坚定践行志愿精神的意志 |
(四)当代大学生主动践行志愿精神 |
第五章 志愿服务实践——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的重要着力点 |
一、在大型事件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抗击疫情,培养家国情怀与民族担当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大型活动,培养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 |
二、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培育大学生的奉献精神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支教服务,奉献青春与生命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奉献知识与汗水 |
三、在对志愿服务对象的关爱中培育大学生的友爱互助精神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关爱服务对象,培育友爱精神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帮助服务对象,培育互助精神 |
四、在志愿服务的艰难险阻中培育大学生的坚强勇敢品质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克服困难,培育坚强的品质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者克服危险,培育勇敢的品质 |
结语 |
附录一 参考文献 |
附录二 |
一、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现状的调查问卷 |
二、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现状的访谈问题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 |
(二) 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三)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相关研究 |
(四) 国内外研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一) 内容创新 |
(二) 方法创新 |
(三) 视角创新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 农村留守儿童 |
(二) 福利 |
(三) 社会福利 |
(四) 儿童福利 |
二、理论基础 |
(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二) 福利治理理论 |
第三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 |
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儿童福利指标 |
(一) 福利的一般测量 |
(二) 儿童福利的测量 |
(三) 儿童福利分析框架的建立 |
二、研究假设与资料收集 |
(一)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假设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假设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假设 |
(四) 资料收集与处理过程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的量化研究结果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福利的比较研究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
四、农村留守儿童福利量化结果的讨论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福利的特点 |
(二)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的特点 |
(三) 农村留守儿童客观福利与主观福利的关系分析 |
第四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获取与供给的质性研究 |
一、访谈方法及对象 |
(一) 访谈方法 |
(二) 访谈对象 |
二、农村留守儿童从不同主体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一) 农村留守儿童从家庭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二) 农村留守儿童从国家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三) 农村留守儿童从社区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四) 农村留守儿童从志愿组织获取福利的质性分析 |
三、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不同主体的供给困境分析 |
(一) 家庭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二) 国家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三) 社区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四) 志愿组织福利供给困境分析 |
第五章 农村留守儿童福利提升的政策分析 |
一、构建精准保障的儿童福利政策体系 |
(一) 以需要满足为导向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二) 以权利实现为原则制定儿童福利政策 |
二、制定保障儿童福利的家庭政策 |
(一)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理论依据 |
(二) 儿童福利保障中家庭角色定位的实践取向 |
(三) 构建儿童友好型的家庭政策 |
三、完善多元主体福利供给机制 |
(一) 强化政府福利供给的主导责任 |
(二) 落实家庭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 |
(三) 强化农村社区福利供给的平台作用 |
(四) 发挥学校福利供给的传递作用 |
(五) 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发挥福利供给的中介作用 |
四、以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福利均衡供给 |
(一) 依托新型城镇化为儿童福利助力 |
(二) 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为儿童福利增益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一) 农村留守儿童的福利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 |
(二) 不同主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中难以形成合力 |
(三) 破解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供给困境需要挖掘更深层次原因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一) 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展开异质性研究 |
(二)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应有新思维 |
附录 |
附录1 调查问卷(部分举例)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访谈人员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实证调查法 |
(三)比较研究法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 |
一、医师职业概述 |
(一)医师职业概念 |
(二)医师职业特点 |
(三)医师应承担的角色 |
二、医师人文素养概述 |
(一)医学人文概述 |
(二)医师人文素养概述 |
(三)医师人文素养的结构 |
(四)医师人文素养的核心内涵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概述 |
(一)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意义 |
(二)医师人文素养培育中涉及的关系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模式 |
第三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相关理论 |
一、中国医师人文素养思想 |
(一)儒家人文思想 |
(二)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的人文思想 |
(三)中国传统医学人文思想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二、西方医师人文素养思想 |
(一)西方人文思想 |
(二)西方人文思想与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理论 |
(一)成人学习理论 |
(二)建构主义理论 |
第四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研究 |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
二、研究结果 |
(一)医师人文素养现状 |
(二)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现状 |
三、讨论 |
(一)医师人文素养现状整体良好 |
(二)部分医师人文素养有待提高 |
(三)医师人文素养培育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第五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一、发达国家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一)美国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二)英国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三)新加坡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二、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经验借鉴 |
(一)台湾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二)香港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第六章 医师人文素养培育路径 |
一、加强政府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制度建设 |
(一)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二)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临床医学教育制度 |
二、营造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社会氛围 |
(一)媒体引导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二)行业组织推动医师人文素养培育 |
三、打造医院医师人文素养培育基地 |
(一)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
(二)提升医院服务品质 |
(三)强化团队合作意识 |
(四)开展医务社会工作 |
四、医师自身人文素养修炼 |
(一)树立医师人文精神 |
(二)实践叙事医学 |
(三)投身志愿服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医师人文素养现状及培育现状调查(医师版) |
附录2 医师人文素养现状调查(患者版) |
附录3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5)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1.当代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日本和新加坡国别考察的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1.文化传统 |
2.文化传统教育 |
3.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 |
(四)文献综述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现状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战后初期日本教育在文化上的转向 |
2.战后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 |
3.文化传统教育的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
4.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2006年以来)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生存驱动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65-1978) |
2.效率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79-1996) |
3.能力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97-2011) |
4.价值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2012年起至未来20年)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为例 |
(1)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 |
(2)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编写方式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华文课为例 |
(1)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2)华文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三、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 |
(2)开发整合地域文化素材 |
(3)重视学生在体验中形成文化态度和能力 |
(4)有效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
(5)校内教师课程研制组织提供原动力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凸显本土文化积累,强化国家认同 |
(2)多元渠道提高文化传统教育的师资力量 |
(3)建设学校文化,营造有力的教育氛围 |
(4)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援学校教育 |
四、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共性 |
1.确立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要地位 |
(1)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2)政府是文化传统教育的主导 |
2.处理文化传统教育的多重价值关系 |
(1)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
(2)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 |
(3)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姿态 |
3.统筹推进文化传统教育课程的落实 |
(1)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 |
(2)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性 |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1)知行结合 |
(2)显隐结合 |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差异性 |
1.目标内涵的差异性 |
2.实施内容的差异性 |
3.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
五、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一)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二)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 |
1.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的逻辑和衔接 |
2.系统设计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内容 |
3.开发学校隐性课程资源 |
(三)重视教学中对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挖掘 |
1.面向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2.以文化传统创新的视角设计教学 |
3.基于多元文化视野深化对文化传统的认识 |
(四)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 |
1.家庭方面 |
2.社会方面 |
(五)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 |
1.积累文化传统知识,构建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 |
2.重视以传统德性来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3.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教育专业发展途径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一) 文献调研法 |
(二) 实证研究法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四) 归纳演绎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处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概述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家风 |
二、新时代家风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的特点与功能 |
一、新时代家风的特点 |
二、新时代家风的功能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以传统优秀家风为源泉 |
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
五、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 |
六、以满足广大家庭的家风建设需要为目标 |
第二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 |
第一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历史依据 |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 |
二、红色革命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 |
三、社会主义好人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依据 |
一、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依据 |
二、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依据 |
三、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依据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依据 |
一、家庭的变迁 |
二、不同主体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四、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要求 |
第三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 |
第一节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 |
一、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 |
二、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 |
三、实现继承传统优秀家风与创新当代家风相结合 |
第二节 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 |
一、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 |
二、实现国外家风资源的洋为中用 |
三、实现新时代好家风的中为洋用 |
第三节 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 |
一、契合个人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二、契合家庭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三、契合社会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四、契合国家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第四节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 |
一、新时代家风在内容表达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二、新时代家风在构建形式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三、以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构建新时代家风 |
第四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 |
第一节 立身 |
一、知书达礼 |
二、审慎自律 |
三、尊老爱幼 |
四、择贤而友 |
第二节 治家 |
一、健康生活 |
二、勤劳简约 |
三、互敬互爱 |
四、和顺和睦 |
第三节 处世 |
一、宽容豁达 |
二、与人为善 |
三、待人以诚 |
四、敬畏自然 |
第四节 致用 |
一、知行合一 |
二、开拓创新 |
三、爱岗敬业 |
四、服务社会 |
第五节 强国 |
一、遵纪守法 |
二、志存高远 |
三、爱党爱国 |
四、共建共享 |
第五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 |
第一节 “六位一体”共建家风 |
一、家庭成员是新时代家风的建设者 |
二、广大家庭是新时代家风的营造者 |
三、学校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参与者 |
四、社区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协作者 |
五、社会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推动者 |
六、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引领者 |
第二节 “守一望多”承载家风 |
一、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二、以地方文化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三、以家风故事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四、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第三节 “春风化雨”宣传家风 |
一、传统媒体必不可少 |
二、新媒体应充分利用 |
三、自媒体可适当使用 |
第四节 “态势聚合”形成家风 |
一、言传身教法 |
二、说服引导法 |
三、榜样示范法 |
四、比较鉴别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 研究背景 |
(二) 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标与内容 |
(一) 研究目标 |
(二) 研究内容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学科依据 |
一、新时代的实践镜像与特征分析 |
(一) 新时代的实践镜像 |
(二) 新时代的特征分析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生成的社会背景 |
(一) 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 |
(二) 我国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
三、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生成的学科依据 |
(一) 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
(二)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新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新课题 |
(三)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价值 |
第二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涵、功能与价值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涵 |
(一) 责任与绿色责任 |
(二)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 |
(三)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三、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功能 |
(一) 传授绿色知识 |
(二) 唤醒绿色需要 |
(三) 激发绿色行为 |
(四) 增进绿色幸福 |
(五) 催生绿色审美 |
四、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一) 培养新时代的绿色公民 |
(二) 推进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
(三)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第三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理论指南与思想资源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理论指南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 |
(二) 中共党人的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论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思想资源 |
(一) 中华传统生态思想 |
(二) 西方生态公民教育思想 |
第四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体系与方法系统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内容体系 |
(一) 绿色价值理念教育 |
(二) 绿色道德规范教育 |
(三) 绿色家园情感培育 |
(四) 绿色生活方式教育 |
(五) 绿色生产方式教育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方法系统 |
(一) 理论教授法,加强科学知识的教授 |
(二) 情感熏陶法,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 |
(三) 忧惧启示法,促使忧患意识的生成 |
(四) 实践锻炼法,强调行为实践的锤炼 |
(五) 榜样垂范法,重视“绿人”典范的引领 |
第五章 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解析 |
一、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存在的问题 |
(一) 现实对待上的“被边缘化” |
(二) 教育模式上的“我说你听” |
(三) 方式建构上的“重知轻行” |
(四) 教育设计上的“唯德倾向” |
(五) 机制运用上的“赏罚分离” |
二、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中的问题的原因解析 |
(一) 缺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整体意识 |
(二) 教育者为中心观念的影响 |
(三) 实践育人价值的被忽略 |
(四) 缺乏对幸福教育价值的认知 |
(五) 对权利责任相统一的认知不足 |
第六章 新时代完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对策 |
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及其对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教育思想指导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二、建构四位一体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 |
(一) 四位一体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建构四位一体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 |
三、将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有机地融入现代法治教育 |
(一) 现代法治教育及其对完善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公民绿色责任教育有机地融入现代法治教育的基本要求 |
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 |
(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价值 |
(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渗透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的基本要求 |
五、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的绿色责任意识 |
(一) 绿色文化建设及其对提升公民绿色责任意识的价值 |
(二) 通过绿色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绿色责任意识的基本要求 |
六、将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媒体传播的全过程 |
(一) 媒体传播及其对促进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的价值 |
(二) 公民绿色责任知识传播纳入媒体传播全过程的基本要求 |
七、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的作用 |
(一) 民间组织及其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的价值 |
(二) 发挥民间组织对公民绿色责任能力训练作用的基本要求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写说明 |
第一章 绪论 |
1.1 创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
1.2 国内外弗兰岑研究综述 |
1.3 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文学观 |
1.4 研究思路 |
1.5 结构框架 |
第二章 《纠正》: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救赎 |
2.1 深度模式消亡与认知定位困境 |
2.1.1 生物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逻辑 |
2.1.2 心理时间的外在空间化:精神分裂感 |
2.1.3 生物精神病学诊疗的技术消费资本逻辑 |
2.1.4 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的认知困境 |
2.2 主体死亡与共同体意识崩解 |
2.2.1 主体之死的原因:心灵维度的抹杀 |
2.2.2 临床抑郁症的羞耻感机制溯源 |
2.2.3 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 |
2.3 对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抵抗 |
2.3.1 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 |
2.3.2 重塑认知图绘 |
2.3.3 铸就共同体的“情感空间” |
2.4 小结 |
第三章 《自由》:左翼自由派公共政治的重塑 |
3.1 自由主义共识的溃败 |
3.1.1 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联盟历程 |
3.1.2 士绅化进程: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伦理与现实冲突 |
3.1.3 边缘与底层的夹击: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龃龉困境 |
3.2 文化左派边缘抵抗策略的溃败 |
3.2.1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文化实践 |
3.2.2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内爆崩解 |
3.2.3 后现代主义文化左派的现实危机 |
3.3 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的宰制 |
3.3.1 情感结构与自由观的文化变迁 |
3.3.2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吸纳 |
3.3.3 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吸纳 |
3.3.4 情感依恋:情感结构宰制的深层运作 |
3.4 左翼自由派的公共政治重塑 |
3.4.1 形塑多元资本权力的伦理认知图绘 |
3.4.2 重构自由共识的历史维度 |
3.4.3 激活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 |
3.5 小结 |
第四章 《纯洁》: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抵抗 |
4.1 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新趋势 |
4.1.1 生命权力在身体规训界面的拓张 |
4.1.2 生命权力在群体调节界面的拓张 |
4.2 公共领域衰微的溯源 |
4.2.1 公共领域衰微的外在伦理溯源 |
4.2.2 公共领域衰微的深层心理机制 |
4.3 数字网络霸权的救赎 |
4.3.1 开启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历时反思 |
4.3.2 建构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认知模型 |
4.3.3 再创爱的平等共同体 |
4.4 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5.1 “总体性”意识的重构 |
5.2 文化政治策略的能动探索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9)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现状评述 |
三、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一) 本文研究的思路 |
(二) 本文研究的方法 |
(三) 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四)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对话德育的理论生成 |
一、思想道德对话的可能性 |
(一) 关于追求“同一性”的思想道德真理的反思 |
(二) 思想道德对话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证明 |
二、对话与德育的内在契合 |
(一) 对话与德育的本源性重合 |
(二) 对话是德育的本真诉求 |
三、对话德育的生成条件 |
(一) 交互主客体关系是对话德育生成的基础条件 |
(二) 交往实践是对话德育生成的有效条件 |
第二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考察 |
一、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内涵 |
(一)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内涵界定 |
(二)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内涵理解 |
二、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内在本质 |
(一) 主体平等基础上的思想互动 |
(二) 双向理解生成上的意义共享 |
(三) 自我价值呈现上的深度构建 |
三、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主要形式 |
(一) 人与文本对话 |
(二) 人与人对话 |
(三) 人与自我对话 |
四、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一般特征 |
(一) 平等性与民主性 |
(二) 开放性与互动性 |
(三) 沟通性和理解性 |
(四) 生成性和创造性 |
(五) 互惠性和共享性 |
第三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理论资源 |
一、高校对话德育的马克思主义立论基础 |
(一) 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 |
(二)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支撑 |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思想 |
(二) 习近平关于对话的重要论述 |
三、主体间性理论的理论借鉴 |
(一) 认识论中的主体间性 |
(二) 生存论中的主体间性 |
(三) 社会学中的主体间性 |
四、西方对话哲学的思想吸纳 |
(一) 苏格拉底的对话思想 |
(二) 戴维·伯姆的对话认识论 |
(三) 马丁·布伯的关系对话 |
(四) 巴赫金的语言学对话 |
(五)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话理论 |
五、中国传统对话思想的历史渊源 |
(一) 老子的对话思想 |
(二) 孔子的对话思想 |
(三) 王阳明的对话思想 |
第四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现状审视 |
一、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现状的调查概述 |
(一) 调查的对象 |
(二) 调查的内容 |
(三) 调查的方法 |
二、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取得的成效 |
(一) 对话教学的地位和必要性受到重视 |
(二) 教师的对话教学观念初步树立 |
(三) 学生的对话意识开始觉醒 |
(四) 师生间的交流和讨论日益增多 |
三、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主要问题 |
(一) 对话积极性不高,对话比重不足 |
(二) 对话流于形式,意义生成不充分 |
(三) 对话囿于表面,对话深度不够 |
(四) 对话方法单一,对话场域狭隘 |
(五) 对话效果不凸显,出现相对主义倾向 |
四、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存在问题的成因 |
(一) 传统灌输式德育模式的影响 |
(二) 平等对话关系的缺失 |
(三) 师生对话素质的欠缺 |
(四) 对话内容脱离生活 |
(五) 对话教学环境不理想 |
第五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现实需要与重要价值 |
一、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现实需要 |
(一) 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当前高校德育产生的影响 |
(二) 满足“对话时代”对传统灌输德育模式变革的要求 |
(三) 增强新时代高校德育亲和力和针对性的需要 |
二、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重要价值 |
(一)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教育价值 |
(二)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人本价值 |
(三)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社会价值 |
第六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基本要素的优化 |
一、坚持科学的高校对话德育原则 |
(一) 以人为本原则 |
(二) 生活世界原则 |
(三) 合作共享原则 |
二、制定明确的高校对话德育目标 |
(一) 高校对话德育目标的两个维度 |
(二) 高校对话德育的基本目标 |
三、设计合理的高校对话德育内容 |
(一) 设计高校对话德育内容的基本原则 |
(二) 设计面向生活世界的德育内容 |
四、采取有效的高校对话德育方法 |
(一) 高校对话德育方法选择的原则 |
(二) 当前高校对话德育的主要方法 |
第七章 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的实施路径 |
一、更新高校对话德育的指导理念 |
(一) 树立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的理念 |
(二) 树立开放和民主的理念 |
(三) 树立生成和建构的理念 |
二、构建高校德育对话型师生关系 |
(一) 建构德育对话型师生关系的依据 |
(二) 建构德育对话型师生关系的方向 |
(三) 建构德育对话型师生关系的路径 |
三、培养师生的对话素质 |
(一) 培养师生的对话意识 |
(二) 提升师生的对话能力 |
四、创设优质的对话环境 |
(一) 对话的空间环境创设 |
(二) 对话的话语环境创设 |
(三) 对话的心理环境创设 |
五、拓宽高校对话德育的微观场域 |
(一) 高校对话德育的课堂场域 |
(二) 高校对话德育的生活场域 |
(三) 高校对话德育的网络场域 |
六、优化高校对话德育的过程 |
(一) 对话的准备阶段 |
(二) 对话的进行阶段 |
(三) 对话的共享和反思阶段 |
七、加强高校对话德育的评价工作 |
(一) 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 |
(二) 坚持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
(三) 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
(四) 采用科学多元的评价方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附录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个体化 |
1.4.2 公民精神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四、相互关爱 共享生命(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大学生志愿精神及其培育研究[D]. 赵晓达.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福利治理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福利研究[D]. 袁书华. 山东大学, 2021(11)
- [3]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医师人文素养培育研究[D]. 孙宏亮. 大连医科大学, 2020(07)
- [5]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6]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7]新时代公民绿色责任教育研究[D]. 吴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9]新时代高校对话德育研究[D]. 涂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4)
- [10]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