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设工作“十五”开局成就斐然（论文文献综述）
关玉玉[1]（2021）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范丹凝[2]（2021）在《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吴汝纶是晚清着名学者、古文家和教育家。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这位“桐城派最后宗师”尚未有过系统的讨论,也未曾出现以吴汝纶作为研究对象专着。古文是吴汝纶不朽的功业,也是他一生学行的基础,所以研究吴汝纶的思想和创作,须从其文学活动入手,深入研摩文本,了解其继往开新古文理论和创作,才能全面把握吴汝纶生平学行大旨及其他方面的思想。本文以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吴汝纶以古文说经、以古文设教方面的内容。介于目前尚无对于吴汝纶生平经历的系统的梳理,故而本文第一章用了较长的篇幅考论吴汝纶的一生行迹,尤其是他早年幕府经历和为官经历。通过考察他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特点、价值祈向和学术追求,为进一步阐述其学术思想和古文理论、创作观念奠定基础。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着重吴汝纶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其中第二章为全文重点,探明吴汝纶古文思想的两个核心主张: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这两个观念也是吴汝纶一切古文思想的起点,也是勾通他对于桐城古文之学理念和经世致用价值观的核心思想。结合目前文本资料来看,吴汝纶关于古文创作的理论大多来自桐城派经典文论,故而本文第三章主要论述吴汝纶古文创作中承袭自桐城派的一面。包括他对于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对桐城派创作方法和与之相应的古文风格的继承。吴汝纶着籍桐城,又从学曾国藩,既是桐城的后学晚生,又是“湘乡派”的中坚力量,他的古文理论自桐城派中来,在创作中又融合了湘乡派之气派。故而其创作理论和行文之习尚未背离桐城法度,但文章主题与审美取向却又与之异趣。故而文章第四章重点结合吴汝纶代表性的古文作品,分析他在古文创作主题、形式、审美趋向方面的具体观念,力图较全面地展示吴汝纶在古文内容选择和风格取向上偏于湘乡派的一面。第五章涉及了吴汝纶“以文求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经学研究。这是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问题。事实上,桐城派大部分作家都有经学研究的经验,但并无独树一帜的经学研究方法。吴汝纶继承了姚鼐以来经学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落实在《尚书故》《易说》的写作方面。而究其“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亦与其“以文求道”的古文理论有关。第六章专门讨论吴汝纶“以文设教”的理论。吴汝纶关于以古文养育人才以及在清末新政中“以文设教”的一系列观点。这部分观念也是他“以文求道”古文观念的延续。在莲池书院时,他教导弟子学习古文是以“通达世变”为目的的;而经历了日本考察之后,他对于古文设教抱以传承国民精神的希望。事实上,吴汝纶当时提出的关于新式课堂中学设置的观点,成为后世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题纲领。同时,从桐城古文存亡的角度,吴汝纶在新式教育中“以文设教”观念最终动摇了古文这一经典文体存在的基础,间接加速了桐城古文走向衰亡。无论从古文理论或是创作上看,吴汝纶的古文思想与其持守的经世致用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积极探求以文弼世的道路上,除了赋予古文实用性的功能以外,也强化了以古文讲求经世之务的作用。吴汝纶希望加强文法的作用以发挥古文在描述新时期新事物时的重要作用,同时彰显古文之体作为“中学精髓”在文学艺术层面的优越性。在他的努力之下,古文艺术性和实用性皆得以发挥作用,既具备古典文言散文的形式,又在清末相当一段时间充当了新学思想的载体。后世新文学的倡导者尽管强烈批判桐城派,却也承认正是由于吴汝纶等人对于古文的改造使得桐城古文在晚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领路人。
陆力[3]（2021）在《明清保定地方志编纂研究-以四部明清保定方志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系就保定传统方志开展的专项研究,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成果较少,对传统方志编纂的专门研究尤为少见。本文对四部明清保定方志的编纂流程与人员组织、编纂成书与刊印传播、体例结构与编纂特色、史料来源与文献价值、人物传记与叙事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充分显示出明清时期编纂的保定方志,其时间跨度之长、参与人员之多、组织机构之完备、职责分工之细致,堪称历代河北方志中最具代表性者。由此笔者结论:即总结明清保定方志编纂的理论成就,不仅能为中国传统方志编纂理论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亦可为华北区域史研究的深化以及当代保定方志的编纂实践进行有益的探索。
魏欣悦[4]（2021）在《王树枏年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树枏,字晋卿,号陶庐老人,晚年又号绵山老牧、归山老牧,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人,生于咸丰元年（1851）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时,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正月十五日酉初二刻。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四川青神、资阳、新津、富顺等县知县,眉州知州,甘肃平庆泾固道、巩秦阶道、兰州道,新疆布政使等职。民国期间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等职。与陈三立为同年进士,时人或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树枏晚年自编记录了自己一生的《陶庐老人随年录》,是研究王树枏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但因此年谱篇幅较短,且集中于其为官经历的记录,对其生平事迹反映并不全面。本文将在王树枏自编《陶庐老人随年录》的基础上,以年谱的形式对王树枏一生的官宦经历、师友交游、文学活动加以梳理考证,以期能援引翔实资料,展现其生平全貌。本年谱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年谱凡例,详细说明本谱在编写时的体例;第二部分为谱主的家传,梳理其家族成员情况;第三部分为年谱正文,谱文共分为三卷,卷一为出仕之前（咸丰元年至光绪十二年）,主要是对王树枏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的考察。卷二为外任做官时期（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二年）,主要是对其赴四川、甘肃出任地方官及前往新疆担任布政使时期的仕宦经历、交游、文学活动进行梳理考证;卷三为遗老时期（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重点考察其晚年出任两馆总纂及讲学着书的生活经历,本谱旨在全面展现王树枏的一生,凡有史实可考的事迹,不论大小,一律囊括在内;本谱旨在对王树枏政治生活、师友交游、文学、作品等进行全方面的记录与考察,以期展现其丰富的生平全貌。
暴占杰[5]（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聂信[6]（2021）在《从小莽苍苍斋藏札看清代学者的书法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书札是学者问候亲朋好友、获得目标信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由书札保存下来的大量信息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佐助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田家英先生学识渊博,文史皆通,且有着不俗的艺术品位,入藏其书斋“小莽苍苍斋”的清代学者书札既富且精,是我们了解清代学者的重要窗口。本文以小莽苍苍斋藏札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清代学者间书画交游模式的勾勒、书法史料的挖掘、书法观念的分析和艺术价值的评估。学者间鸿雁传书,所谈最多是学术话题。他们在信中交流研究心得,倾诉治学艰难,彼此鼓励劝进,情感真挚动人。治学之余,他们常以书札为媒介,切磋书艺与画技;有时也会求取对方作品,或者出示所藏字画共同赏鉴。关系亲密者,还会为对方代笔作书。对这些内容加以梳理,可大致勾勒出清代学者艺事交游的面貌。透过这批手札,我们可以一窥清代金石搜访与研究的盛况。清代治朴学者众,金石碑版上的文字因历时久远、面貌真实而成为证经补史的重要资料,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这批书札中谈论金石的内容不在少数,从中既可一览有清一代金石研究之盛,又可看出金石学兴起在人们书法观嬗变过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探究书法在清代学者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本文致力解决的问题之一。受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观影响,清代学者多以“卫道者”自居,重视自身所肩负的“为往圣继绝学”或“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而对有移情转性之效、可能耗费光阴、动摇卫道之心的“小艺”持轻视态度。但也有人从“卫艺”的角度,关注艺术本身,给予它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功夫在字外”,认为一件作品的优劣高下,技法层面的因素仅居其半,性情品格、阅历学养等笔墨之外的功夫也同等重要。深厚学养的浸润和扎实的书写功夫,使得这批手札普遍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展示清代学者日常书写的绝佳资料。其中以楷书写成者,受馆阁书风影响的占大多数。清代学者大多有科举背景与出仕经历,写得一手符合官方审美的楷书是必要条件,但在体制范围内寻求突破并形成自我风格的也不乏其人。金石学的兴起带动了碑学的发展,钟鼎彝器、碑版石刻上古茂朴拙的篆隶文字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观,部分学者选择以篆书或隶书作为日常书体,用以写作函札、书稿甚至处理公文,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五体之中,行书与草书以其特殊的构字方法、流动的用笔气息,在书写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与韵律感,较之端正拘谨的正体,更具感染力,也更能抒发文人学者的浪漫情思。
张志超[7]（2020）在《（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文中研究指明
邓弟蛟[8]（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研究说明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贾健鹏[9]（2020）在《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清末民初浙南的地方教育家、学者,刘绍宽积极投身温州教育、文化事业,从而在浙江教育史、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奠定了其重要地位。论文全面呈现了刘绍宽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作为。他自幼家贫,少时便勤学苦读,以读书入仕为职志。但屡次科场失意使他转变思想,逐步走出科举的窠臼。甲午戊戌之间,刘绍宽受维新思想之感召,主张停废科举,思想为之大变。新政时期,他积极参与地方学务,与乡友一同致力于温州教育近代化。为全面革新温州教育,负笈东游,察访日本学制,编成《东瀛观学记》,为温州地方学务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温州府中学堂的创建中,刘绍宽东奔西走、不辞辛劳的筹款、聘师,为学堂创办倾注心力,温州学务也逐渐步入正轨。进入民国后,刘绍宽虽身入政界,但仍不忘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积极投身《平阳县志》的修纂、乡贤遗着的搜集整理以及参与各类诗社活动,为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注入了新鲜活力。受时代所限,刘绍宽的思想观点也存有不足之处,但他对近代温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变革与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董家鸿[10]（2020）在《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城王氏作为明清两朝着名的文化、科举和官僚世家,不仅在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书法鉴藏、书法创作、碑帖刊刻等方面也卓有建树。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侧重研究新城王氏的文学贡献,却忽视了其书法贡献。当前的书法史研究者,往往把目光集中于少数精英书家,而不太关注众多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对他们书法活动的意义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旨在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探索明末清初江南书法影响力减弱以后,书法地域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化、拓展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与文化的研究;抢救式发掘一批被长期忽视的王氏书家及其作品;研究新城王氏家族的书法活动,吸取其书法文化的精华,推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优秀文化教育活动的不断深入。本文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运用文字资料和书法作品图片互证的方法,研究新城王氏书法的风格、源流与影响;结合明清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和书法史,分析新城王氏书学思想与书法风格之间的关系;用宏观的方法叙述明清时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思潮,用微观的方法考察新城王氏书法活动的详情,在微观考察的基础上对新城王氏家族书法予以艺术性观照与学术性认知;注重书法与历史、文学、金石学、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充分利用文献学、艺术学等知识,将归纳比较、演绎分析等多种方法贯串其间。本文力求反映明清书法生存的常态,把书法史变成群众的书法史,而非精英的书法史。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及其文化承传。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涌现出众多的文化世家,其中最着名的是新城王氏。这个家族兴盛于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新城王氏有相对稳定的家学传统,在文学、经史、书画、篆刻等方面都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第二章考察新城王氏与明清文人的书法之交。新城王氏与众多的书家及擅长书法的诗人、学者有广泛的交游,如王象乾、王象晋与邢侗、董其昌交往密切,王士禛与冒襄、孙枝蔚、张贞、玄烨、孔尚任、陈奕禧、林佶等往来频繁,这些书法交游活动是明清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结合新城王氏的着述探讨其书学思想。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王士禛等视书法为干禄的必备工具和修养身心的重要媒介。他们恪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崇尚魏晋精神,其书学观念既受明末复古文艺思想的影响,又能兼收并蓄。第四章探析新城王氏书法的艺术风格、渊源及传承。新城王氏重视书法教育,楷、行、草三体是王氏子弟学习的重点和最擅长的书体。在书法实践中,新城王氏坚持取法乎上的原则,以晋唐为宗,兼及宋代书法,王羲之、欧阳询、褚遂良、李邕、怀素、黄庭坚等都是他们追摹的名家。王之垣的楷书遒丽劲健;王象春、王象咸的草书狂放自适、气势磅礴。清初,新城王氏多延续晚明书风,除小楷以外,基本不受流行书风的影响。王士禛的行书是典型的唐法晋韵,与他的“神韵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五章研究新城王氏的书法鉴藏与碑帖刊刻活动。新城王氏喜好赏玩、收藏名家法帖、墨迹,并将许多重要的藏品刻于石上。王象乾、王象晋等主持刊刻的《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和其它碑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法和文史资料。第六章探究新城王氏的金石活动及其学术意义。明末清初金石学复兴,新城王氏也积极参与其中。王象乾、王象晋、王与玟等以搜访、鉴藏金石为乐,王士禄、王士禛还进行了金石着录与研究,他们的金石活动开清代考据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为文学世家,新城王氏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书家。他们的书法以继承为主,创新能力稍显不足。但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普通书家和擅书者,构成了孕育优秀书家的必备基础。新城王氏频繁的书法活动,是明清时期文人书法持续深入发展的表现。在他们的书法创作中,诗书画印结合得更加紧密。新城王氏的交游和书法、金石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人的生活情趣、书法观念和学术追求,以及世家大族文化生活与书法的关系,从中可见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秦晋文化的进一步交汇与融合。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文人笔下的书法不仅走向了市场,而且涌现出许多勇于创新的职业书家。当时,书法艺术在齐鲁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和经济环境的制约,新城王氏家族的书家和擅书者们,仍然仅仅把书法当作干禄的工具和修养身心的媒介,而很少将其视为凝聚着劳动价值的商品。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山东的文化世家没有形成更强烈的书法创新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书法向纵深的发展。
二、建设工作“十五”开局成就斐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设工作“十五”开局成就斐然（论文提纲范文）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吴汝纶的生平 |
| 第一节 青少年时期的人格培养与古文教育背景 |
| 第二节 曾氏幕府中的历练与文缘 |
| 第三节 从“三十专城”到“志在吏隐” |
| 第四节 莲池十年与扶桑四月 |
| 第二章 吴汝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认识与发明 |
| 第一节 吴汝纶对姚鼐“古文之学”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道观念的重塑 |
| 第三节 重视文法与桐城文论的新变 |
| 第三章 吴汝纶对桐城古文创作理论的实践 |
| 第一节 学为文用:吴汝纶的古文学习方法 |
| 第二节 以气行辞:“因声求气”说在古文创作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高邈古雅:吴汝纶承于桐城的古文风格 |
| 第四章 吴汝纶古文创作的湘乡派特征 |
| 第一节 能济时变的“有为之作” |
| 第二节 文气“厚集”与“行气之法” |
| 第三节 雄奇谲宕与坚直劲健 |
| 第五章 “因文求意”与吴汝纶的古文说经方法 |
| 第一节 “因文求意”的由来、运用及特征 |
| 第二节 《易说》“因文求意”的实际应用 |
| 第三节 《尚书故》中的综合性说经实践 |
| 第六章 古文之学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改良 |
| 第一节 莲池书院时期的“以文设教” |
| 第二节 “以文设教”在晚清教育改革中的提出与运用 |
| 第三节 “以文设教”与“国民精神”的养成 |
| 第四节 贺涛对“以文设教”观念的继承与保定文学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明清保定地方志编纂研究-以四部明清保定方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明清保定方志的研究对象 |
| 1.3 学术史回顾 |
| 1.3.1 中国古代方志研究概况 |
| 1.3.2 明清河北方志研究概况 |
| 1.3.3 明清保定方志研究概况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整理 |
| 1.4.2 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 |
| 第二章 明清保定方志的编纂组织与成书传播 |
| 2.1 编纂组织与人员构成 |
| 2.1.1 组织机构 |
| 2.1.2 人员构成 |
| 2.2 编纂流程与经费来源 |
| 2.2.1 编纂流程 |
| 2.2.2 经费来源 |
| 2.3 明代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3.1 明前期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3.2 弘治《保定郡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3.3 万历《保定府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4 清代保定方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4.1 康熙《保定府志》的成书与传播 |
| 2.4.2 光绪《保定府志》的成书与传播 |
| 第三章 明清保定方志的体例结构与编纂特色 |
| 3.1 明代保定方志的体例结构 |
| 3.1.1 弘治《保定郡志》的体例结构 |
| 3.1.2 万历《保定府志》的体例结构 |
| 3.2 清代保定方志的体例结构 |
| 3.2.1 康熙《保定府志》的体例结构 |
| 3.2.2 光绪《保定府志》的体例结构 |
| 第四章 明清保定方志的史料来源与文献价值 |
| 4.1 明清保定方志的史料来源 |
| 4.1.1 前志 |
| 4.1.2 官修正史 |
| 4.1.3 公文档案 |
| 4.1.4 图经地志 |
| 4.1.5 采访史料 |
| 4.2 明清保定方志经济史料价值 |
| 4.2.1 人口赋税情况 |
| 4.2.2 农业、养殖业价值 |
| 4.2.3 手工业、矿产价值 |
| 4.2.4 商贸价值 |
| 4.3 明清保定方志民俗文化价值 |
| 4.3.1 民风性格 |
| 4.3.2 婚丧嫁娶 |
| 4.3.3 节日习俗 |
| 4.4 明清保定方志古代城建价值 |
| 4.5 明清保定方志艺文史料的着录与价值 |
| 4.5.1 体例类别 |
| 4.5.2 载录范围 |
| 4.5.3 史料价值 |
| 4.6 史料缺陷 |
| 4.6.1 考证不足 |
| 4.6.2 为尊者讳 |
| 4.6.3 引文来源错误 |
| 第五章 明清保定方志的人物类传与叙事成就 |
| 5.1 人物类传 |
| 5.1.1 “宦迹传”中的官员形象 |
| 5.1.2 “孝义传”中的义士形象 |
| 5.1.3 “文苑传”和“理学传”中的文士学者形象 |
| 5.1.4 “寓贤传”与“隐逸传”中的贤人逸士形象 |
| 5.1.5 “忠烈传”中的忠臣烈士形象 |
| 5.1.6 “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形象 |
| 5.1.7 “艺术传”的艺人奇士形象 |
| 5.2 叙事成就 |
| 5.2.1 诗谣增色 |
| 5.2.2 白描细节 |
| 5.2.3 同类相列,子孙相附 |
| 5.2.4 借用他人评论 |
| 5.2.5 夹叙夹议 |
| 5.2.6 结构严谨,详略得当 |
| 第六章 明清保定方志编纂的理论成就 |
| 6.1 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理论概述 |
| 6.1.1 明代方志名家及其编纂理论 |
| 6.1.2 清代方志名家及其编纂理论 |
| 6.2 明清方志编纂与时代、学术思潮之关系 |
| 6.3 明清保定方志编纂的特色与成就 |
| 6.3.1 明清保定方志编纂的特色 |
| 6.3.2 明清保定方志编纂的成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王树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王树枏其人 |
| (二)关于其文学研究 |
| (三)关于其政绩研究 |
| (四)关于其思想研究 |
| (五)关于其交游与家族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凡例 |
| 家传 |
| 王树枏年谱 |
| 卷一 出仕之前(咸丰元年至光绪十二年) |
| 咸丰元年,辛亥(1851),一岁 |
| 咸丰二年,壬子(1852),二岁 |
| 咸丰三年,癸丑(1853),三岁 |
| 咸丰四年,甲寅(1854),四岁 |
| 咸丰五年,乙卯(1855),五岁 |
| 咸丰六年,丙辰(1856),六岁 |
| 咸丰七年,丁巳(1857),七岁 |
| 咸丰八年,戊午(1858),八岁 |
| 咸丰九年,己未(1859),九岁 |
| 咸丰十年,庚申(1860),十岁 |
|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十一岁 |
| 同治元年,壬戌(1862),十二岁 |
| 同治二年,癸亥(1863),十三岁 |
| 同治三年,甲子(1864),十四岁 |
| 同治四年,乙丑(1865),十五岁 |
| 同治五年,丙寅(1866),十六岁 |
| 同治六年,丁卯(1867),十七岁 |
| 同治七年,戊辰(1868),十八岁 |
| 同治八年,己巳(1869),十九岁 |
| 同治九年,庚午(1870),二十岁 |
| 同治十年,辛未(1871),二十一岁 |
|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二十二岁 |
|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二十三岁 |
|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二十四岁 |
| 光绪元年,乙亥(1875),二十五岁 |
| 光绪二年,丙子(1876),二十六岁 |
| 光绪三年,丁丑(1877),二十七岁 |
| 光绪四年,戊寅(1878),二十八岁 |
| 光绪五年,己卯(1879),二十九岁 |
| 光绪六年,庚辰(1880),三十岁 |
| 光绪七年,辛巳(1881),三十一岁 |
| 光绪八年,壬午(1882),三十二岁 |
| 光绪九年,癸未(1883),三十三岁 |
| 光绪十年,甲申(1884),三十四岁 |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三十五岁 |
|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三十六岁 |
| 卷二 外任时期(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二年) |
|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十七岁 |
|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三十八岁 |
|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十九岁 |
|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四十岁 |
|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四十一岁 |
|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四十二岁 |
|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四十三岁 |
|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十四岁 |
|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四十五岁 |
|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四十六岁 |
|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四十七岁 |
|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四十八岁 |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四十九岁 |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五十岁 |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五十一岁 |
|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五十二岁 |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五十三岁 |
|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五十四岁 |
|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五十五岁 |
|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五十六岁 |
|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五十七岁 |
|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五十八岁 |
| 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十九岁 |
| 宣统二年,庚戌(1910),六十岁 |
| 卷三 遗老时期(宣统三年至民国二十五年) |
| 宣统三年,辛亥(1911),六十一岁 |
| 民国元年,壬子(1912),六十二岁 |
| 民国二年,癸丑(1913),六十三岁 |
| 民国三年,甲寅(1914),六十四岁 |
| 民国四年,乙卯(1915),六十五岁 |
| 民国五年,丙辰(1916),六十六岁 |
| 民国六年,丁巳(1917),六十七岁 |
| 民国七年,戊午(1918),六十八岁 |
| 民国八年,己未(1919),六十九岁 |
| 民国九年,庚申(1920),七十岁 |
| 民国十年,辛酉(1921),七十一岁 |
|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七十二岁 |
|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七十三岁 |
|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七十四岁 |
|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七十五岁 |
| 民国十五年,丙寅(1926),七十六岁 |
|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七十七岁 |
|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七十八岁 |
|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七十九岁 |
|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八十岁 |
|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八十一岁 |
|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八十二岁 |
|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八十三岁 |
|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八十四岁 |
|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八十五岁 |
|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八十六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6）从小莽苍苍斋藏札看清代学者的书法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概述 |
| 第一节 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收藏 |
| 一、北上延安的文学少年 |
| 二、撰写一部《清史》的愿望 |
| 三、为学术而收藏 |
| 四、未竟的心愿 |
| 第二节 小莽苍苍斋藏札的主要内容 |
| 一、学术交流,诗文唱和 |
| 二、交换信息,评议时事 |
| 三、谈书论画,兼及金石 |
| 第二章 书画交游 |
| 第一节 作品求赠 |
| 第二节 藏品共赏 |
| 第三节 碑帖刊刻 |
| 第三章 金石研究 |
| 第一节 收藏与着录 |
| 一、承志:《唐拓武梁祠画像》的递藏 |
| 二、着录:汇广泛收集为研究索引 |
| 第二节 学术与艺术 |
| 一、考证:揭开断碑残碣的面纱 |
| 二、言艺:以金石文字资书法研究 |
| 第三节 碑学理论的构建 |
| 一、侧影:《华山庙碑》的收藏、摹刻与研究 |
| 二、正名:碑学理论在摸索中初步形成 |
| 第四节 晚清收藏的盛况 |
| 一、多元:收藏种类与规模的扩展 |
| 二、小结:清代金石学的价值与使命 |
| 第四章 书法观念 |
| 第一节 论“道”与“艺”的关系 |
| 一、对“艺为大道”观点的继承 |
| 二、言“艺为末事”时的矛盾心态 |
| 第二节 论“字外之功”的修养 |
| 一、性情与品格 |
| 二、识见与学养 |
| 第五章 书写面貌 |
| 第一节 馆阁小楷 |
| 一、馆阁体的使用人群、表现形式与流行原因 |
| 二、馆阁书风在小莽苍苍斋藏札中的表现 |
| 三、突破馆阁书风的书写实践 |
| 第二节 篆、隶、破体 |
| 一、江声:匡正篆法,建立规矩 |
| 二、俞樾:以书为用,笔墨自如 |
| 三、陈介祺:钟鼎篆隶,皆为吾师 |
| 四、吴大澂:刚毅平实,秩序井然 |
| 第三节 行书与草书 |
| 一、雍容灵秀,帖学余韵 |
| 二、朴茂浑劲,碑派风流 |
| 三、书卷之气,学问之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之间:刘绍宽早年的教育经历 |
| 1.1 刘绍宽的家世与求学 |
| 1.1.1 刘绍宽的家世及影响 |
| 1.1.2 刘绍宽的求学生涯 |
| 1.2 刘绍宽的西学认知与废科思想的转变 |
| 1.2.1 初涉西学与科考之途 |
| 1.2.2 戊戌朝考:刘绍宽对科举的失望 |
| 第二章 “师法东瀛”:赴日考察学制 |
| 2.1 赴日背景与旅日观感 |
| 2.1.1 赴日背景 |
| 2.1.2 出行体验与观感 |
| 2.2 刘绍宽的学制考察 |
| 2.2.1 访察日本中小学校 |
| 2.2.2 考察师范、女子教育 |
| 第三章 兴学育材:介入温州地方教育 |
| 3.1 由“塾师”到“教员”:刘绍宽的身份转型与学堂初兴 |
| 3.1.1 处常与求变:刘绍宽的塾师生活 |
| 3.1.2 身入办学新潮 |
| 3.2 地方学务的繁荣期:主政温州府中学堂 |
| 3.2.1 温处学务分处与温州府中学堂之筹建 |
| 3.2.2 主政与整治:刘绍宽与温州中学堂 |
| 第四章 进入民国:参与地方文化事业 |
| 4.1 重修《平阳县志》 |
| 4.1.1 新志创作缘起 |
| 4.1.2 资料的搜求与考订 |
| 4.1.3 《平阳县志》内容及其价值 |
| 4.2 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 |
| 4.2.1 参与瓯风社的创办 |
| 4.2.2 整理地方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及其文化承传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山东文化世家的振兴 |
| 第二节 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衰 |
| 第三节 新城王氏家族的文化承传 |
| 一、文学 |
| 二、经史 |
| 三、书法 |
| 四、绘画 |
| 五、篆刻 |
| 第二章 新城王氏与明清文人的书法之交 |
| 第一节 王象乾与邢侗的交游 |
| 第二节 新城王氏与董其昌的交游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书法交游 |
| 一、扬州时期的书法交游 |
| 二、北京时期的书法交游 |
| 第三章 新城王氏的书论与书学思想 |
| 第一节 王象晋的书学思想 |
| 一、以书法修身 |
| 二、重视文字规范 |
| 第二节 王与玟的书学思想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书学思想及书学着述 |
| 一、视书法为文人余事 |
| 二、王士禛和他的代笔人 |
| 三、重视人品与学养 |
| 四、崇尚魏晋精神与兼收并蓄 |
| 五、王士禛《书则》中的学书观 |
| 六、王士禛的《草书字汇》 |
| 第四章 新城王氏的书法艺术 |
| 第一节 秀劲典雅的王之垣书法 |
| 一、楷书 |
| 二、行书、草书 |
| 第二节 出入晋唐的王象乾、王象春小楷 |
| 第三节 规模李邕的王象晋、王与玟行书 |
| 第四节 纵逸浪漫的王象春、王象咸狂草 |
| 第五节 隶、楷兼善的王士禄 |
| 第六节 独具“神韵”的王士禛书法 |
| 一、题壁书法 |
| 二、篆书 |
| 三、楷书 |
| 四、行书 |
| 第五章 新城王氏的书法鉴藏与碑帖刊刻 |
| 第一节 书法鉴藏 |
| 一、明末新城王氏的书法赏鉴与收藏 |
| 二、王士禛的书法赏鉴与收藏 |
| 第二节 碑帖刊刻 |
| 一、《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的刊刻 |
| 二、其他碑帖的刊刻 |
| 三、牌坊书法 |
| 四、新城王氏与江南刻工 |
| 第六章 新城王氏的金石活动 |
| 第一节 新城王氏的金石收藏 |
| 第二节 王士禄的金石研究 |
| 第三节 王士禛的金石活动 |
| 一、金石搜访与着录 |
| 二、金石鉴赏 |
| 三、收藏、阅读金石着作 |
| 四、金石研究 |
| 结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主要房支世系表 |
| 附录二: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擅书者及其书法作品简表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新城王氏书法活动年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建设工作“十五”开局成就斐然（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论述研究[D]. 关玉玉.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吴汝纶古文理论与创作研究[D]. 范丹凝. 山东大学, 2021(11)
- [3]明清保定地方志编纂研究-以四部明清保定方志为中心[D]. 陆力. 河北大学, 2021
- [4]王树枏年谱[D]. 魏欣悦.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6]从小莽苍苍斋藏札看清代学者的书法世界[D]. 聂信.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7]（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畧史部订补[D]. 张志超. 暨南大学, 2020
- [8]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9]刘绍宽与近代温州文教事业[D]. 贾健鹏. 河北大学, 2020(08)
- [10]明清时期山东新城王氏家族书法研究[D]. 董家鸿.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