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在我们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史料展》随笔

一、湖北在我们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史料展”散记（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娜^[1]（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熊婷^[2]（2020）在《彭荆风创作论》文中认为彭荆风是当代军旅作家,早期作品围绕军旅生活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具有浓郁的边地色彩,是云南边地军旅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文革时期中断文学创作长达22年。新时期重返文坛后将历经苦难沉淀与升华的人性思考注入作品创作中,并始终保持一种诗情画意的风格。20世纪90年代彭荆风将主要精力转入长篇小说与纪实文学的创作,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为中国纪实文学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论文以彭荆风作品为研究对象探寻彭荆风的文学创作之路,探讨他的作品主题以及艺术审美特性,以此彰显彭荆风作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绪论首先阐述论文的选题意义,对彭荆风创作的研究现状进行详细梳理;其次对军旅文学、云南军旅作家群等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最后从彭荆风的创作经历与创作情况进行介绍,意图让彭荆风更清晰的走入大众视野。第一章从地域书写的家国同构观念,异域民情风俗以及边地自然的自在性与原始性等角度分析彭荆风创作中的边地特色叙事;第二章战争叙事主要从战争历史记忆与现实揭露,英雄话语的重构,对女性的关注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章伤痕叙事结合作家的文革经历,考察作品中归来者的伤痛记忆与悲剧书写的思考等,意在整体把握作品的主体内涵。第四章结合彭荆风的创作观念分析现实主义的独特表达,“非虚构”创作与诗意化写作等文体实践以及史诗性书写的追求。作为军旅作家,彭荆风孜孜不倦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美学追求,以“真”为作品创作底色,坚守自我的写作向度。结语力求客观评价彭荆风创作的价值与局限,并对中国军旅文学、边地文学进行重新审视。

黄薇^[3]（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提出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荀利波^[4]（2018）在《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南大后方诗歌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背景下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承续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新诗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因全民族全面抗战和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伟大现实,担负了抗战救亡、文艺动员的使命而与中国的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推进了新诗在革命、启蒙与诗歌艺术上的相谐发展,使现代新诗艺术更加成熟。但就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西南大后方诗歌被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发展进程中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其独特性也不断被发掘,但对“西南大后方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范畴的研究尚未获得充分重视。为此,本文提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具体而言,是在西南大后方诗歌生态系统生成的背景下,将西南大后方诗歌文学生态的考察分解到诗歌作为文学活动的要素之中,即以诗人、诗歌创作、诗歌传播为主体,通过对这几个部分的文学生态考察,整体上形成对诗歌创作生态的呈现。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论述战时生态生成与新诗的西南出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背景下,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对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资源的凝聚具有独特优势,既打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生态,又在西南大后方重构新的生态环境,使西南大后方和西南大后方诗歌以一种独特方式登上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对现实更为深入的了解、体验和思考,使得诗人们对诗歌作为文学艺术自身发展问题逐步形成了新的认识,从而推进了诗歌在创作观念、文体艺术等方面的讨论与变革。第二章论述战火与硝烟中的诗歌主体生态。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全面抗战时期作为诗歌创作主体的诗人与其所置身的作为客体的空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背离故土、流亡他乡之痛,更重要的是诗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经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最为宝贵的资源。战时诗人们从战争爆发初期的流散,到1938年之后在西南渐趋聚集,民族、国家的生存,自我个体的生存,这些问题的纠缠作用于诗歌创作中,促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多重变化,甚至于奠定了诗歌发展的基调——革命的、大众的、现实的。第三章论述诗歌的接受与传播状态。由于国土的沦陷和西南大后方的空间聚集,在抗战救亡的吁求下,诗歌接受群体更趋丰富,特别是使五四以来就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得以以知识分子“俯身”的姿态亲近底层大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对知识垄断的再次“革命”,也为诗歌朗诵、街头诗等诗歌传播形式在抗战时期获得发展提供了土壤。抗战时期的出版、传媒业,因战时救亡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及其活动的联系,从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阵地,改善了诗歌创作的生态环境,对诗歌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第四章论述诗歌本体的生态适应。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西南大后方诗歌延续了“诗体解放”传统,自由体诗在发展中出现了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的新变化。在新时代的生态环境下,诗歌体式的变化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作出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第五章论述战时生态下新诗创作活动的变化。贯穿于我国现代新诗发展始终的“西方影响与民族传统”“启蒙救亡与诗歌本体”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新诗发展复杂而曲折的局面。全面抗战的炮火真正在最大范围内逼迫诗人们从“上层”走到了大众之中,走向了中国自我的时代之中,它导致的是新诗在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方面向中国的现实、向中国自我的现代性情境的靠近。战时诗歌创作生态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空间。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民族抗战的亢奋激情中现代新诗“使命意识”的强化和“审美意识”的削弱,使得新诗在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存在一些“病症”,但诗歌必然“反映时代精神”,诗歌研究更不能置身于它所生成的社会现实之外。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下,在文艺大众化、民间形式等的讨论中,在朗诵诗、街头诗、方言诗、叙事诗、政治讽刺诗等诗体的创作实践下,西南大后方诗歌推进了新诗诗歌观念、诗歌视野、诗歌创作艺术等的发展,现实主义诗歌和现代派诗歌创作过程中成长起一批重要诗人,形成一批代表新诗发展新高度的成果,成就了新诗发展独特而重要的一段。

冯超^[5]（2018）在《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的全面爆发在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些不同境域内的具有自身意识形态、独特文化样貌及鲜明地域风格的区域性抗战文学期刊,就凭借其文学信息储存的地域性、连续性和集中性,具体而形象地展示着抗战文学的历史风貌和精神品格,深刻影响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大型文艺月刊《黄河》,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作为一份诞生于西北国统区的文学刊物,《黄河》在谢冰莹及其继任者的主持和坚守下,以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真实而又艺术的成为战争的记录者,对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研究《黄河》,不仅是对西北抗战文学真实面貌的历史性还原,也是认识国统区文艺复杂性及其潜在价值,扩展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需要,更是对战争意识形态背景下文学期刊生成机制的具象呈现和详细梳理。在笔者看来,将《黄河》文艺月刊作为个案研究时,就应该特别关注刊物创刊发行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既要从宏观层面上对《黄河》诞生与存活的文学生态环境做全面系统的考察,又要从中观层面对刊物的编辑艺术与运行出版机制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还要从微观层面上对刊载在刊物上的一切文学文本做细致客观的解读。基于此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篇章结构。本论文以出版发行于西安的抗战文艺名刊《黄河》为研究对象,揭示其在西北国统区抗战文学版图中的基本风貌,深入剖析各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与文学景观产生、演变及终止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充分考虑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独特政治文化空间的基础上,详细梳理以《黄河》为代表的民国西安文艺的发生发展历程,从更加立体、客观、真实的角度审视40年代发生在西北的文学景观（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以及景观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时代人群的精神心理,以期从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抗战文学的研究空间,填充发生发展的历史细节,最终发现抗战文学“地域想象”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就是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外部环境入手,考察《黄河》的时代背景和西安抗战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黄河》文艺月刊从创刊、停刊、复刊到终刊的发展分期、独特风貌和编辑艺术,以及战时特殊文学生态环境和政治文化空间下的刊物文化身份、文化品格的确立与改变。同时,客观分析《黄河》上孕育的抗战文学,并将重点放在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烛照下的抗战小说,契合民族解放战争脉搏的抗战诗歌及多样风格多元发展的抗战话剧上。此外,还在发掘大量史实还原谢冰莹与《黄河》复杂关系及刊物创办真实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深入分析其编辑策略、理念及“自证式”编辑行为与《黄河》价值导向的关联,由此揭示谢冰莹主编《黄河》时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窥探战争背景下文化人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杜立芳^[6]（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于全青^[7]（2017）在《抗战时期《云南日报》的舆论宣传研究（1935-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新滇报》等民国报纸、档案材料、文史资料等文献,结合相关研究,探讨了《云南日报》创刊、发展的历程,并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讨论了抗日战争前、中、后期《云南日报》报道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变化,并得出一己之见。第一,《云南日报》创办初期（1935—1937）的宣传特点。为迎合云南省主席龙云“拥蒋反共”的政治方针,此时《云南日报》正刊采用中央通讯社的电讯,大量散布反共新闻,对红军造谣中伤。刊载的新闻和评论等内容较少涉及已经开始的日帝侵华及抗日救国、民族危亡等思想。相反,《南风》副刊却较少反共言论,而多刊发抗日救国的文章,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第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南日报》对抗战的宣传。通过讨论《云南日报》对“七七事变”、云南军队出省抗战、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三个问题的宣传报道,笔者认为此期的《云南日报》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救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且极大地鼓舞和动员了民众。第三,抗战后期《云南日报》宣传风格的变化。为争夺云南的控制权,蒋介石与龙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龙云甚至利用《云南日报》与蒋公开对抗,《云南日报》在言论和新闻报道方面呈现出不少进步性。这引起蒋的反感,“整肃”了《云南日报》,使其被迫走向反动。第四,《云南日报》的特征。整体来讲,《云南日报》的舆论宣传具有着两面性和脆弱性、及时性和独到性、丰富性和进步性的特征。

石桂芳^[8]（2016）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众所周知,公园是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新型公共空间。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在短短1个世纪的时间内,作为“都市之肺脏”,公园迅速地普及到世界的各个城市。而如今,在世界各地,已经找不到没有公园的城市了。因此,可以说,公园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城市装置”。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研究公园史的热潮。但是,以往学术界对公园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将公园史作为园林史的延伸予以探讨的学术框架和学术范围内,缺少对其进行人文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更宏观视野下的综合审视和把握。本研究首先叙述并梳理近代国内外城市公园兴起与发展的简要历程,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公共空间的新视角,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开辟过程中经历的斗争与曲折、开辟的时代意义予以考察。同时,重点探讨民国时期北京公园开辟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北京公园的特点、风格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由此得出结论:公园不仅仅是每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都市装置”,事实上,公园记录着城市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风云变幻,是传承城市文化的载体,“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王亮^[9]（2016）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与传播研究（1935-1949）》文中指出《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也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尽管该歌曲后来的影响力远大于作为其母体的电影,但是却不能忽略这部电影而谈这首歌曲。没有电通公司的诞生,就没有《风云儿女》的摄制;没有《风云儿女》的摄制,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上海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娱产业为这首歌曲的诞生提供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政治生态则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环境。文章首先着眼于《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景,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对近代上海所独有的政治生态、产业基础、文化氛围的分析,阐释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社会背景和创作基础,力图揭示这首抗战歌曲与上海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其诞生的特定时空背景。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源头也存在不少争议,创作过程中也有不少疑点尚未落实。文中第二章采用历史考证、实地勘察、采访口述的研究方法,全方位还原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全过程。考证了包括田汉歌词创作地、聂耳领取歌词地点、聂耳谱曲地点、聂耳修改曲谱地点等关键地点。此外也确认了这首歌曲初期传播过程的首次歌唱地点、首次广播地点等。尝试性的回答了目前学术界存有争议的若干问题,并初步绘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与传播分布图》此外文章还重点论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与影响。通过对其诞生之后在上海城市的迅速传播以及日后在漫长抗战岁月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的考察,诠释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全民族抗战中的角色与地位。从而最终缕清了《义勇军进行曲》如何从一首普通的抗日救亡歌曲一步一步的成为整个国家的记忆符号和全民族的精神象征的复杂过程和内在理路。纵观全文,文章主旨可以从《义勇军进行曲》与上海,《义勇军进行曲》与义勇军,《义勇军进行曲》与大众传播三个维度去把握。

沈亮^[10]（2016）在《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文中指出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历史人物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黎照寰的个人成长背景,之后结合时代特征阐述其参加革命与从政的活动,分析其革命思想,并将其着作与戴季陶的着作进行比较。黎照寰是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的缔造者,自1929年来到交通大学后,他连续14年执掌交大,这段校长生涯是其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成熟,成绩斐然,且具有抗日爱国情怀。黎照寰热衷民国社会活动,曾担任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黎照寰选择走向新中国,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政协工作,继续弘扬传承孙中山的精神。黎照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特质使得黎照寰能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敏锐地把握时代机遇,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施展才华,虽不时受到时局的困扰,却依然与时俱进,奋勇前行。黎照寰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人生轨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英活动的一个缩影,他的兴奋与激进、彷徨与无奈都是时代的反映。

二、湖北在我们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史料展”散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在我们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史料展”散记（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彭荆风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3）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4）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时期《云南日报》的舆论宣传研究（1935-1945）（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与传播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湖北在我们心中──“湖北解放50周年档案史料展”散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彭荆风创作论[D]. 熊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3]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
• [4]诗歌的抗战—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研究[D]. 荀利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5]抗战文艺名刊《黄河》研究[D]. 冯超.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6]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7]抗战时期《云南日报》的舆论宣传研究（1935-1945）[D]. 于全青. 云南大学, 2017(05)
•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D]. 石桂芳. 吉林大学, 2016(03)
• [9]《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与传播研究（1935-1949）[D]. 王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2)
• [10]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D]. 沈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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