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徐晶[1](2021)在《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秦开凿灵渠以来,桂江河道成为中原进入岭南地区的必经之路,她就担负着沟通南北交流的历史使命。到明朝时期,桂江沿岸瑶僮变乱时有发生,明朝对广西治理的重点在震慑瑶僮和管控河道;清朝时期随着文化、贸易交流加深及经济重心南移,桂江河道成为南北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清朝对广西治理的重点是疏浚河道和管控贸易运输。论文主要以流域的历史观和整体观为视角,从流域情况、地域空间出发,纵向分析河流的历史演进,横向分析流域内人群与河流的相互关系。围绕河流本身的发展变化与人类对河流的影响,窥探流域内河流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论文以桂江流域的河道治理为主题,以明清不同的社会历史为背景,研究不同时期国家对广西的治理和地方政府对河道的管理,进而阐述桂江流域的历史变迁。地方官府对河道的治理涉及河道管理和河道疏浚两个方面,河道范围包括自然河道与人工开凿河段两个部分。总的来说,明清两朝官府对桂江河道的治理各有不同,明朝前期官府以卫所管理河道,并征调湖广、贵州和广州班军驻守,明朝后期以府江兵备道管辖河道。清朝前期桂江河道由绿营兵管理,后期则由水师巡缉。明清时期官府对桂江河道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疏浚情况,既是明清两朝对广西治理的不同侧重,也是人群与河流互动的体现。此外,明清桂江流域洪灾应对措施以官府应对为主,民间应对为辅,从洪灾应对的方式来看,河道治理是洪灾应对的主要方式。综上,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的治理,体现了流域内人群因水而生,治水而活,与水共生的人水关系。
王程[2](2021)在《话语权视角下民进党与台湾青年互动关系评析》文中研究表明从话语权视角看,民进党与台湾青年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互动关系,而非"政党动员然后青年行动"的单向关系。为了掌控互动关系中的话语主导权,民进党在主体形象塑造、内容议题构建、平台媒体拓展三个层面对政党不断进行革新,获得了青年对民进党的话语认同,进而在政治上获得了青年的支持。这种互动关系适应了世界政治发展变迁的趋势,推动了民进党的调整。青年在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中主体性的提升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静[3](2020)在《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研究 ——基于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视角》文中认为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给人类传播交流方式带来巨大变革,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及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被视为西式“民主橱窗”的台湾,“选举”是其政治局势的风向标。从戒严时期政论杂志作为党外人士的动员基地,到解严后的媒体资源争夺与政媒互动博弈,再到如今的社交媒体“翻转”台湾政坛,大众传媒的独特功能正是通过选举对台湾政治民主化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通过梳理台湾选举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历史互动关系,确定“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这一重要命题。并首次引入欧洲媒介化理论的社会建构视角,聚焦台湾大众媒介与传播变迁和选举政治变迁、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关注媒介在具体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机制,分析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对台湾政治的影响。鉴于此,文章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定性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方法。研究发现,台湾选举政治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多元因素共同建构的媒介化过程:戒严时期的政论杂志使台湾选举政治迈入民主化轨道;解严后媒体资源的全面解放为全面竞选、政党轮替、两党斗争蕴藏气力;2000以后,台湾大众传媒行业与政治、经济、娱乐及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竞选传播日趋专业化,选举沦为负面竞选、民粹主义、认同撕裂的媒体奇观。2014年来,社交媒体将台湾青年世代推上政治舞台,具备颠覆政治潜能的社交媒体在严重分化的台湾社会中催化出新的政治参与路径与选举动员模式,台湾选举确然步入以媒介逻辑为主导的稳定的媒介化状态。研究认为,媒介与传播权力的上升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性变迁的结果,媒介通过框架、涵化、情境机制介入并型塑台湾选举的制度文化、社会认同及民主价值。
谈翀[4](2020)在《两岸媒体眷村社会记忆的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新闻社与中国时报的比较分析(2005至2015年)》文中研究说明眷村主要指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失利的国民党军队成员及其眷属在台湾形成的特殊聚落,对两岸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政治意义。20世纪以来,眷村在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中迎来改建命运,有形眷村的消逝引发了眷村成员以及两岸民众对眷村过往的追忆,并在两岸掀起以眷村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怀旧风潮。基于此背景,文本将研究视角转向具有记录与传播作用的大众媒体,并借助社会记忆理论对眷村社会记忆的媒体建构进行分析,重点讨论“大众媒体如何在社会记忆的整体建构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社会记忆理论可追溯至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主要认为记忆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框架之中并与当下的期待密切相关。本文由此出发探讨两岸媒体对眷村社会记忆的呈现策略及其背后的原因,具体从“记忆是什么”、“如何记忆”以及“为何记忆”三大问题展开。研究发现,媒体在眷村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往往扮演着“助力者”与“中介”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媒体呈现来强化或削弱某种社会记忆,另一方面通过记忆内容的传播来连接集体与个人。此外,媒体组织在呈现眷村社会记忆时往往受到组织立场及其所处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倾向并与特定的社会期待相呼应。具体而言,本研究中的社会期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眷村成员的身份追寻,在眷村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两岸媒体通过信息传播与共享帮助眷村成员确定自身的主体性;二是两岸的交流发展,两岸代表媒体分别通过再现眷村社会记忆的特定面向来形塑与强化主流的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两岸对彼此的理解与认知。
杨化冰[5](2020)在《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茶业的形成,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在超长历史时期内相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安化黑茶即是探索安化黑茶从普通植物物种向茶业发展转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与调适的过程。本文以安化黑茶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借助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对安化黑茶的发展脉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梳理。在层次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安化黑茶在商品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二是安化黑茶产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安化黑茶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影响和推动其形成的因素不是纯自然环境,不是纯经济因素,也不是纯政治、文化因素或者某一民族独创的产物。他是当事民族为了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生存与繁衍,凭借民族文化对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结果。可以说,安化黑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茶叶文化生态史。因此,对这一关系的厘清,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安化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土壤、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生态条件均是最适宜茶树生长的地带之一,这成为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远古时代到北宋王朝,伴随着梅山文化的形成,大量汉族民众开始定居此地,融入当地文化,并参与到当地民族的茶叶经营。多民族文化的交织、互动以及调适使得安化黑茶的种植、加工制作技艺开始走向成熟,并与市场接轨,开始了商品化进程。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这里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茶政变迁对安化黑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唐德宗年间始征茶税,茶叶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税赋管理体制。宋代西北边防吃紧,朝廷启动“茶马互市”政策,在西北边疆“以茶易马”,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安化黑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优惠的价格,从以非正规渠道逐步转向正规渠道进入“茶马互市”,并从中获利。明代以降,安化地区被确定为“盐茶开中”政策的主要执行区。清道光以后,为平息太平天国事件,湘军和淮军等地方武装为筹集军饷,转而插手控制茶叶的销售渠道,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清廷被迫放弃“茶引制”,改行“以票代引”。这一举措不仅化解了经费开支浩繁的难题,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安化黑茶由此而跻身世界名茶之列。可以说,安化的黑茶产业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盐茶专卖制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安化黑茶从民间普通商品交易,发展成为国家专卖物资,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干预的结果。安化黑茶的身份、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为成为一项世界级的繁荣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六章。这部分主要探讨安化黑茶的边疆贸易和对外出口贸易。中国西北内陆以及北亚、俄罗斯等地,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当地民众形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计方式。茶叶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所缺的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还可以作为一种蔬菜的替代品,进而饮茶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当地民众获取营养物质的重要来源。安化黑茶这一物美价廉的茶品在进入西北民众视野后,很快就被接纳,并广泛传播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化黑茶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应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等社会交往过程中,黑茶被西北、蒙古乃至俄罗斯的民众赋予了多重文化意义。黑茶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商品,而是经过异域文化调适过的“文化”产物,具有了一种社会“生命”物质的属性,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获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七章。这一章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阐释了安化黑茶产制技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社会环境和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安化黑茶的育种、种植、采摘、制作等技术系统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同样是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产物。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这一章通过对当地遗留下来的碑文深入剖析,证明安化黑茶产业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几乎整个社会都是围绕黑茶这一文化事项而展开,充分展示出在茶叶市场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促成了各种制度及市场机制的形成,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互动,以及各种权利诉求、利益分配、社会文化资源的交互作用和影响,进而使得规范和约束茶叶种植和买卖的相应茶规也应运而生。以茶规为依托,围绕着茶叶的种植和运销活动,安化这一地方社会也逐渐发展出一整套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行机制和新秩序。本文的第九章分析和总结了安化茶业社会功能与社会地位变迁的问题。纵观安化黑茶产业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历程,从远古时期到清朝,安化黑茶从普通的植物物种一跃成为一项世界级的产业,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一直相伴而生。但是,伴随着国内、国际格局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安化黑茶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黑茶产业一直以来所发挥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黑茶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慢慢衰落,原来的富裕地区出现了贫困现象。暂时的衰败,绝对不能否定茶叶产业上千年的繁荣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茶叶产业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安化黑茶的复兴,应该换一种思路,将其从旧社会制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置入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赋予其新的文化生态价值和生命力,对其革新而不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才能提出推动安化黑茶产业复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推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为类似地区的可持续脱贫提供有效借鉴和路径选择。
汪艳[6](2019)在《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文中提出从古至今全世界流域的发展都存在着共性。城市的发展与大的水系、海洋密不可分,而水系发达的地方总是能形成贸易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经历过农耕时代、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水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城市产生互动性效应。近些年,中国迎来快速城市化,对历史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持续的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与城市发展,城市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正在逐渐减弱,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在生态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新型城镇化和中国梦的中国可持续城乡战略中,“水与城市”这一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与水环境问题,恢复城市群对于水系的适应能力,城市历史文化与环境的“韧性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以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城镇发展及历史变迁研究为主题,以河流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历史的连续性与叠加性特征,深入理解城镇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及生成与发展机制,总结历史经验,发掘城市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结合点,探寻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论文选择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并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镇开展比较研究。研究重点将集中在建立沿主要水网的城镇变迁格局上,同时运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和西方规划学界成熟的城市形态学理论框架,从“城市形态(物质环境)-城市管理(动力机制)”角度,从“历史的演变-现在的发展-未来的挑战”时间维度,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层面,以中国苏州、南京、扬州、上海等为具体城市案例,总结区域城镇发展脉络与特征,分析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内部动因与管理机制,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所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类型,揭示具有江南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比较中国大运河与长江交汇一带及苏中地区滨水城镇与欧洲低地国家滨水城市历史时期的管理、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发展,研究水网城市格局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关联性,以及社会、文化、经济等要素在滨水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归纳两大三角洲发展的异同性,提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总结可学习与借鉴的历史经验。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从历史的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和经济的协同性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全文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从研究背景中提出研究问题,阐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理论支撑,由理论路线构建出研究框架与方法。第一章绪论、第二章研究综述与方法论,共同构成论文的第一部分。论文第二部分以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第一部分建构的理论体系进行具体案例分析,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从区域层面对水网格局影响下的中国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历史形态演变进行分析,建构历史演进中的城镇体系。对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探寻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与类型,总结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岛状结构的聚落、城址模式以及“江、河、湖、海”影响下的城市类型。在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集群模式是“轴”与“网”结构的叠加,是流域发展起来的带状城市群和四通八达的水网发展起来的网状城市群,并形成了“城-镇-村”一体化的城市层级模式。对水网格局与城镇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分析其生成与发展机制,提出具有江南地区特征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三部分为比较章节,第五章选取相似地形地貌的,相同经济地位的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开展比较研究。仍然从“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角度,从城址与水系关系、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发展主体、制度规则八个方面对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异同性进行详细比较分析与总结,揭示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论文第四部分为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议与思考,第六章主要探讨三角洲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面对未来的挑战,论文提出区域层面应从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的城镇发展中汲取历史经验,坚持整体性发展战略与一体化,坚持集群式发展;历史城市层面,学习将历史转化成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源与动力,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滨水区层面,学习将文化与环境相融合的滨水区改造经验。论文提出将历史的可延续性,文化的可适应性,生态的可持续性、政治的一体性、经济的协同性等相结合发展,探寻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三角洲城市发展框架。
聂选华[7](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认为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项露林[8](2019)在《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在铜铅转运、稳控边疆和民生商贸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受自然条件影响,其通航能力十分受限,因此乾隆朝以后航道整治工程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这些工程规模或大或小,或由官方主导或由民间力量兴办,成为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典型场域。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史,就是一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本文即以清代长江上游航道为特定的时空研究范围,通过考察官方与民间力量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合作与博弈,多维度地凸显传统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关系内涵。论文以乾隆年间的金沙江航道工程和嘉道年间的川江航道工程为研究案例。其中,金沙江航道工程以雍乾年间“滇铜京运”为特殊历史背景,是具有鲜明政治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亲自主导,滇省督抚官员负责具体实施,集中体现出国家意志强力推动和社会层面被动适应的过程。然而实际上,该工程虽然长期深入夷寨聚居区,但并未酿成部分朝野人士所担忧的族群冲突,反而因水道运输条件的改善受到沿岸百姓商贾的欢迎。虽然受国家话语权的影响,朝廷对工程效用另有评价,然从实际成效和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该工程依然取得了不俗功绩,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嘉道年间由商人李本忠家族推动的川江航道整治工程则是清代民间力量主导大型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独立承担了工程出资、工程实施及后期维护诸项事宜,而川江沿岸地方官府积极配合整肃施工环境、监督施工过程以及工程完竣后的验勘和议叙等环节。作为民间商人身份的李本忠家族选择与地方官府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并擅长利用国家权威震慑弹压地方反对势力,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在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为论文开篇,讨论了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金沙江、川江自然水文条件,历史通航及清以前水道整治情况,并重点从清代国家和社会层面探讨了整治金沙江和川江航道的历史逻辑;第二、三章集中探讨了“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决策、筹备和实施过程。雍、乾之际,滇省力陈所面临的以铜运为主的紧迫形势,向朝廷奏请开浚金沙江航道并在乾隆初年获得批准,该工程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成为乾隆皇帝亲自监督实施的国家工程,显现出“滇铜京运”为推动金沙江航道工程付诸实施的核心话语和理由;第四章则阐述了嘉、道年间湖北商人李本忠家族主导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基本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与地方官府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尤为值得关注,而民间力量主导、地方官府配合成为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最大特色;第五章以李本忠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作为典型个案,试图藉此探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商”、“民”关系。归州官府、李本忠和世居山民三方经过数年的拉锯战,终于成功封禁阴阳山确保了治滩的彻底性,此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凸显到极致;第六章研究了金沙江和川江航道工程的经费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项工程在经费来源、列支事项和使用上都有较大差别,呈现出官方和民间力量主导工程各自的鲜明特点;第七章从“国家”与“社会”话语角度集中讨论了两项工程的评价问题。对于金沙江工程,朝廷从肯定、质疑到验勘处置,经历了戏剧般的转变,而社会层面则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川江工程,朝廷进行了两次议叙嘉奖,以示国家层面认可,而社会层面则争先向地方官府请示勒石,以彰善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乾、嘉时期清朝政府职能经历了从全面加强到日渐趋弱的嬗变过程。乾隆初年清朝政府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政府职能全面加强,而后随着王朝国家形势变化,政府开始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撤退,所留真空被逐渐成长的民间力量填补;而以李本忠家族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则凸显出清代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崛起。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阶层倾向于与国家权力达成合作,藉此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达到提升商人形象和地位的目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变化既表明了商人精英在传统上的突破,也暗喻了该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陈若萱[9](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韩婕[10](2018)在《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记忆的转向:媒介社会学的视角(1987-2017)》文中研究指明五十年的日据历史,对台湾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也使得日本殖民记忆成为台湾电影中难以回避的元素。台湾电影中对殖民记忆的塑造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六七十年代的抗日爱国影像,转向1987年“解严”后对日据历史的复杂多元解读,以及渐成主流的暖昧亲日、突出“台湾意识”的叙事方式。厘清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记忆的变化,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社会近年来关于本土身份认同与族群价值建构的论争与行动,也有助于我们探究电影媒介与社会发展间的紧密互动关系,关注电影的媒介特性,并通过电影介入到社会现实的发展与变革中。本文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结合马克·费罗的“电影与历史”理论和殖民记忆理论,使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聚焦于1987—2017年间台湾电影中关于日本殖民记忆的呈现,以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风貌为问题语境,探讨电影、殖民记忆与身份认同间的理论关系,对电影中关于日据历史的多元化解读与暧昧转向进行系统地分析,解读电影中殖民记忆与台湾社会发展、台湾人民国族认同的变迁,在“影像”“社会思想”与“殖民记忆”中寻找内在的逻辑关系。本文共分为以下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研究意义进行综述。第二章建立本文分析与批评的理论框架:首先,对电影、殖民记忆与身份认同等关键理论与相互关系进行厘清与辨析;其次,勾勒后殖民语境下台湾的社会文化风貌,以此为基础阐发台湾影像生产与台湾社会中日本殖民记忆的关系。第三章从历时性角度梳理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形象呈现的历史谱系。戒严时期,作为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工具,台湾电影呈现出的殖民记忆与政治需求相对保持一致。虽几经变化,但这一时期台湾电影中的日本殖民者多以反派形象出现,呈现的日本殖民记忆交织着欺压与反抗。1987年“解严”后,台湾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电影也从威权统治中解放出来,台湾电影中的殖民记忆转向多元视角。第四章和第五章从共时性角度对1987—2017年间台湾电影中呈现殖民记忆时的四个转向进行系统细致地分析。第四章,台湾电影重构历史记忆时,面临着继续去殖民叙述还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的角力:电影关注层面从家国历史向个人生活经验转变,大众记忆和日常生活成为电影的主角;态度层面重新发现了日本殖民者“人的特征”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启蒙作用。第五章,部分台湾电影在再现和重塑日据历史时,呈现出的殖民记忆被刻意美化、浪漫化;强调本土身份的在地化电影占据主流。究其原因,在长期与殖民者、殖民思想以及多种外来文化的对抗与争锋中,台湾始终处于变动的身份焦虑当中,台湾人试图用族群、民族、国家的主轴来建构台湾意识,日本殖民记忆便是区别两岸、达成国族认同、打造“排他性”本土台湾的鲜明标志。第六章反思台湾社会和台湾电影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国族身份的塑造上,去殖民的过程尚未真正完成,这是台湾社会中关于日本殖民历史的面目充满暧昧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本文结合前文研究和中国国情,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和两岸关系的走向提供更开阔的思路。本文发现,台湾电影中呈现日本殖民记忆的转变折射出台湾社会寻求身份定位、建构本土主体的步伐。台湾电影作为一种承载殖民记忆的媒介,所呈现的日据历史受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与政府构建台湾主体性的需求密切相关;而其作为权力下的话语体系,可对记忆进行“重新编码”,又型塑了社会大众的历史认知和身份认同。
二、两岸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岸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章 明清桂江流域河源考辨与河流名称演变 |
第一节 明清桂江流域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 |
一、明清桂江流域自然环境 |
二、明清桂江流域人文社会环境 |
第二节 湘漓源流考辨 |
一、模糊认识 |
二、湘漓同源 |
三、湘漓异源 |
第三节 桂江河流名称与指代范围变化 |
一、历史时期桂江名称与河段划分 |
二、漓、桂指代范围变化与政区变迁 |
三、“府江”指代范围与名称来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明清桂江流域河道管理体制 |
第一节 明代桂江流域河道管理体制 |
一、明前期卫所制下桂江河道的管理情况 |
二、府江兵备道与桂江河道管理 |
三、府江兵备道的管理职能 |
第二节 清代桂江流域河道管理 |
一、清朝前期绿营兵与桂江河道管理 |
二、晚清水师设置与桂江河道管理 |
第三节 明清桂江流域人工河道管理 |
一、人工河段修缮与管理主体 |
二、官府对人工河段的管理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明清桂江流域河道疏浚与水上交通 |
第一节 明代桂江流域河道疏浚 |
一、明代灵渠河道疏浚 |
二、明代桂江下游河道疏浚 |
第二节 清代桂江流域河道疏浚 |
一、清代灵渠河道疏浚 |
二、清代桂江下游水陆开辟及沿岸设施建修情况 |
三、清代桂柳运河的疏浚 |
第三节 明清两朝河道疏浚与建修变化 |
一、明清桂江河道疏浚的时空分布 |
二、明清桂江河道疏浚的原因与目的 |
三、明清建修内容与资金来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明清桂江流域洪灾应对与河道治理 |
第一节 明清桂江河道洪灾的发生和特点 |
一、明清桂江流域洪灾发生情况 |
二、明清桂江流域洪涝灾害的特点 |
第二节 明清桂江流域洪灾应对措施 |
一、官府对洪灾的防御机制 |
二、官府对洪灾的应对和赈济 |
三、民间对洪灾的应对措施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图表目录 |
附录目录 |
致谢 |
(2)话语权视角下民进党与台湾青年互动关系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话语权理论——一种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 |
(一)话语权理论概述 |
(二)青年的定义 |
(三)民进党与台湾青年的关系 |
二、话语权视角下民进党与台湾青年的互动关系 |
(一)形象塑造吸引青年关注 |
(二)议题建构改变青年话语 |
(三)平台构建影响青年观念 |
(四)巧用新媒体,迎合年轻人需求 |
三、民进党与台湾青年互动关系的成效评价 |
(一)民进党与青年互动关系适应了政治社会的变迁,促进了政党的转型 |
(二)青年崛起对台湾政治的正反影响 |
(三)民进党与台湾青年的互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
(3)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研究 ——基于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政治媒介化研究 |
二、媒介化理论研究 |
三、台湾选举政治研究 |
四、研究综述小结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第一节 作为元过程的媒介化及其子过程 |
一、元过程的提出、概念及特征 |
二、媒介化的子过程研究 |
第二节 媒介化运作核心时刻的锚定与应用 |
一、锚定:媒介的四重特征模型 |
二、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运作的核心时刻 |
第三章 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演变过程及特征 |
第一节 1950-1987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萌芽期 |
一、《自由中国》:开启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运作 |
二、集结力量:政论杂志与选举联动助推民主改革 |
三、塑造选举:作为情境与结构独立体的政论杂志 |
第二节 1988-2000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延展期 |
一、竞争开场:媒体资源解放与话语权争夺 |
二、全面直选:媒介化进一步影响选举政治 |
三、延伸替代:媒介开始改变社会活动性质 |
第三节 2000-2014年: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融合期 |
一、边界消失:社会各领域与媒介深度融合 |
二、媒体奇观:高度媒介化环境下的台湾选举 |
三、民主危机:恶质竞选与民粹泛滥撕裂认同 |
第四节 2014年-至今: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适应期 |
一、民心思变:社会分化问题交织分歧遍布 |
二、翻转政治:社交媒体改变台湾选举政治 |
三、网红政治:政治人物积极适应媒介逻辑 |
第四章 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运作逻辑与机制 |
第一节 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内在逻辑 |
一、从“权力依附”到“多元博弈”:变动中的传播格局 |
二、从“独立运作”到“融合发展”:媒体业态之大变革 |
三、从“被动工具”到“积极建构”:传播形态聚合发展 |
第二节 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的实践机制 |
一、涵化机制:培养长期忠实的受众群 |
二、框架机制:掌控话语权的核心利器 |
三、情境机制:构建集体记忆经验空间 |
第五章 结论与反思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工作及结论 |
第二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启示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两岸媒体眷村社会记忆的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新闻社与中国时报的比较分析(2005至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回顾与探讨 |
一、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社会记忆研究综述 |
三、以眷村为对象的研究综述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第一章 眷村的历史发展 |
第一节 眷村的缘起与发展 |
第二节 与台湾眷村相关的社会议题 |
一、眷村文化发展与保存 |
二、以“省籍情结”为主的族群意识 |
三、世代交替中的身份认同转变 |
第二章 眷村社会记忆的媒体呈现 |
第一节 两岸媒体中的眷村报道概况(2005至2015) |
第二节 大陆媒体中眷村社会记忆的主题与内涵 |
一、以赴台老兵为代表的外省族群生命史 |
二、以“乡愁”为底色的眷村文化 |
第三节 台湾媒体中眷村社会记忆的主题与内涵 |
一、老兵形象特写:战争受害者与抗战英雄 |
二、落地成家:竹篱笆里的外省族群 |
第四节 本章小结:眷村社会记忆媒体呈现的比较分析 |
第三章 记忆呈现策略之媒体刻写实践 |
第一节 记忆定位:媒体组织性质与眷村新闻框架 |
一、两岸媒体的组织性质 |
二、两岸媒体中眷村报道的新闻框架 |
第二节 记忆选择:记忆主体与记忆符号的媒体调用 |
一、记忆主体:“亲历者”与“非亲历者” |
二、记忆符号:抽象记忆与具体记忆的选择与表征 |
第三节 记忆展演:两岸媒体中眷村社会记忆的时代流变 |
一、大陆媒体:从人文记忆到历史记忆 |
二、台湾媒体:从文化保存到商品消费 |
第四节 本章小结:两岸媒体记忆刻写实践的比较分析 |
第四章 记忆呈现背后的社会语境与责任问题 |
第一节 两岸媒体建构眷村记忆的政治文化语境 |
一、大陆媒体:以“和平统一”为主基调的政治文化语境 |
二、台湾媒体:“台湾本土意识发展”背景下的记忆建构 |
第二节 媒体记忆呈现的责任问题:记忆共享与认同塑造 |
一、对个体记忆的影响:眷村成员的“身份追寻” |
二、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两岸“双重认同”的塑造与强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研究理论 |
第三节 安化黑茶研究现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五节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下的物质流通 |
第一节 早期的物质流通研究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派的物质研究 |
第三节 物质流通研究新走向 |
第三章 安化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 |
第一节 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 |
第二节 梅山地域与族属 |
第三节 “梅山”历史沿革 |
第四章 安化黑茶的商品化发端 |
第一节 资江水运及货物运输 |
第二节 《茶经》与梅山茶事 |
第三节 商品茶定名 |
第五章 茶政变迁与黑茶贸易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君王们的点金术:榷茶与税茶 |
第二节 几经波折:湖茶跻身茶马政 |
第三节 不断拓展疆域的黑茶贸易 |
第四节 传统专卖体制对茶业发展的影响 |
第六章 安化黑茶的贸易拓展 |
第一节 千年前的茶叶商贸活动 |
第二节 黑茶在蒙古的商贸往来 |
第三节 黑茶在新疆的商贸往来 |
第四节 黑茶在俄国的商贸往来 |
第七章 口述史中的“产”与“制” |
第一节 炊烟袅袅:沸腾的雪峰山麓 |
第二节 黑毛茶初制的传统工艺 |
第三节 千两茶:文化范畴的再生产 |
第八章 地方社会中的茶业人和茶事 |
第一节 茶叶流通环节的社会性适应 |
第二节 茶政管理者 |
第三节 中间商 |
第四节 茶叶生产者 |
第九章 安化黑茶与生态扶贫 |
第一节 黑茶产业与生态扶贫 |
第二节 安化黑茶产业面临的的困境 |
第三节 安化黑茶产业发展对策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 |
附录一 :安化黑茶制作技艺 |
附录二 :安化地方有关茶的民歌 |
附录三 :茶亭 |
附录四 :民间传说 |
(6)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的城市化 |
1.1.2 气候变化、水环境问题 |
1.1.3 三角洲大都市区域面临的共同挑战 |
1.2 研究问题 |
1.3 研究内容 |
1.4 名词定义 |
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方法论 |
2.1 中国与西方相关理论 |
2.1.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相关理论 |
2.1.2 西方城市形态学相关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2.4 研究框架构建 |
2.5 研究方法 |
2.5.1 总体研究方法 |
2.5.2 具体研究方法 |
2.6 研究思路 |
2.7 研究路线 |
第三章 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城镇发展 |
3.1 生成——早期聚落与城市的点状分布 |
3.1.1 早期自然地理与聚落发展(-公元前21世纪) |
3.1.2 城市的形成(-200BC) |
3.2 转折——运河两岸城市与产业的线性集聚 |
3.2.1 运河-城镇体系初步形成(250BC–600AD)——以运河为轴线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 |
3.2.2 以太湖、长江、大运河为圈层和轴线的城市体系(550AD-950AD) |
3.3 定型——水系导向城乡聚落的网络格局 |
3.3.1 “水城市-水城镇-水乡村”初步形成(900AD-1400AD) |
3.3.2 城镇发展的多样化(1350AD-1850AD) |
3.3.3 民族工业与铁路的兴起(1850AD-1950AD)—交通方式的转变带来城市格局的变化 |
3.4 小结 |
第四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生成与发展机制 |
4.1 自然地理决定的城镇化模式 |
4.1.1 高密度水环境条件下的聚落、城址与水:岛状结构 |
4.1.2 城市与水:不同水环境促生的城市类型 |
4.1.3 城市群与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符合地方环境的城市集群模式—“轴”与“网”的叠加 |
4.1.4 高密度水网影响下的城市层级模式:城-镇-村一体化发展 |
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特征总结 |
4.2.1 城镇发展与水系关联性特征 |
4.2.2 整体呈现均质化、高密度、多中心、多层级的发展特征 |
4.2.3 城镇发展与经济关联性特征 |
4.2.4 流域促成的产业带与国家粮仓 |
4.2.5 历史文化名城集群 |
4.2.6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叠加性 |
4.2.7 区域中心从内陆向沿海发展 |
4.2.8 水网中衍生的江南文化 |
4.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城市管理)分析 |
4.3.1 影响因素 |
4.3.2 城市行为的主导者(城市主体) |
4.3.3 制度——城市职能与城市管理 |
4.3.4 城市管理总结 |
4.4 江南地区特征的城市发展规律 |
4.4.1 历史演进中的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4.4.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第五章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研究 |
5.1 欧洲三角洲自然环境 |
5.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比较分析 |
5.2.1 比较一:城址与水系关系 |
5.2.2 比较二:历史叠加性与城镇群核心演变 |
5.2.3 比较三:不同水环境决定的经济模式的不同 |
5.2.4 比较四:不同水文化影响下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 |
5.2.5 比较五:城市形式与城市要素 |
5.2.6 比较六: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 |
5.2.7 比较七:城市主体(城市行为的主导者) |
5.2.8 比较八:制度规则 |
5.3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5.3.1 历史演进中的欧洲三角洲城市形态与城市管理总结 |
5.3.2 大运河-长江三角洲与欧洲三角洲大都市区域发展异同性总结 |
5.4 三角洲城市发展规律 |
第六章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建议与思考 |
6.1 发展经验总结 |
6.1.1 区域层面的发展经验 |
6.1.2 历史城市的复兴:历史作为资源促进城市生长 |
6.1.3 滨水区经验:注重文化与环境相融合 |
6.2 三角洲城市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
6.2.1 历史演进所形成的规律与经验中提出未来发展建议: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 |
6.2.2 基于文化与环境特征提出可持续的滨水城市发展框架 |
6.3 论文创新点与未来展望 |
6.3.1 论文的创新点 |
6.3.2 思考与未来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名目录 |
图表目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一、气象灾害 |
二、地震灾害 |
三、地质灾害 |
四、疫疾灾害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致谢 |
(8)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本文研究的理论逻辑:“国家-社会”研究范式的反思 |
四、研究内容、框架与基本史料 |
第一章 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长江上游自然水文和历史通航情况 |
一、自然条件与水文特征 |
二、历史通航:商贸、军事和人员往来 |
第二节 清以前长江上游航道整治情况 |
一、金沙江水道开浚动议 |
二、川江航道整治概况 |
第三节 铜铅京运:清中期国家币材需求与滇铜黔铅开发转运 |
一、滇铜转运亟待开辟新运道 |
二、川江航道成为铜铅京运的瓶颈 |
第四节 民间商贸:康、乾时期长江上游市场和川江水道的利用 |
一、长江上游商贸的兴盛——以常关为中心 |
二、川江险滩阻碍作用日益凸显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官方力量:“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整治工程(一) |
第一节 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决策过程 |
一、铜运、边控与民生:滇省力陈金沙江工程的紧迫性 |
二、工程获准:金沙江工程与车洪江——牛栏江工程预期效用比较 |
第二节 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实施筹备 |
一、工程经验:滇省通粤水路、通川陆路工程的试修 |
二、工程查勘规划及各项筹备工作 |
三、绘制和上呈《金沙江全图》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官方力量:“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整治工程(二) |
第一节 金沙江航道主体工程的建设过程 |
一、庆复试修和张允随接办工程 |
二、工程遭遇质疑乾隆皇帝下旨重勘 |
三、宋寿图、陈克复总理上游工程并告竣 |
四、董廷扬、来谦鸣总协理下游工程试修与兴工 |
五、迎难而上:续开上游最险十五滩 |
第二节 分运京铜:金沙江航道辅助工程的兴修 |
一、盐井渡通川河道工程 |
二、罗星渡通川河道工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民间力量:商人李本忠家族与川江航道整治工程 |
第一节 李本忠家族治滩概说 |
一、李本忠家族治滩初心和工程概况 |
二、《平滩纪略》的撰写和刊行 |
第二节 官民互动:李本忠家族整治川江航道 |
一、提交申请治滩文书,获得沿江官府批准 |
二、全力推进工程实施,定期汇报工程进度 |
三、工程完竣呈报清册,各级官府议叙奖励 |
四、个案呈现:初赴归州试凿牛口、泄滩工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李本忠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案中的“官”“商”“民”关系——以《平滩纪略》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李本忠捐买阴阳山的初衷及官府的态度 |
第二节 命令与抗争:官府、山民之间的来回拉锯战 |
一、初步接触:官府验明田契和山民隐瞒辩解 |
二、“弱者的武器”:山民邀价反抗和官府被迫让步 |
三、国家暴力:官府动用刑罚和山民最终妥协 |
第三节 入官封禁:实施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及最后功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工程经费:“国家-社会”视角下金沙江和川江工程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工程经费的来源 |
一、金沙江工程:铜息官银和运脚银 |
二、川江工程:李本忠独立捐资和“祥兴”商号经营 |
第二节 工程经费列支事项 |
一、金沙江工程:夫匠工价与官员养廉银 |
二、川江工程:匠夫工价、煤炭与封山禁垦银 |
第三节 工程经费的使用 |
一、金沙江工程:滇省统筹支出定期奏报朝廷 |
二、川江工程:编制工程清册以备官府查验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工程评价:“国家-社会”话语下金沙江和川江工程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国家话语:金沙江与川江工程的殊异评价 |
一、金沙江工程:成效遭质疑和最终验勘处置 |
二、川江工程:官府逐级上报和朝廷嘉奖议叙 |
第二节 社会视角:民间对金沙江与川江工程的积极评价 |
一、金沙江工程:民族关系融洽与沿江民生改善 |
二、川江工程:商贾行旅往来传诵和川楚士绅请示勒石 |
第三节 金沙江航道工程实际效用探究 |
一、凿滩实效:对金沙江航道工程本身效果的检视 |
二、铜斤试运:朝廷检验工程成效的应有标准 |
本章小结 |
结语 国家与社会:公共工程、政府职能与商人精英 |
一、从“国家”到“社会”:乾嘉时期清朝政府职能由强趋弱 |
二、突破传统:清代商人主导大型公共工程的社会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土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1.2.3 研究意义 |
1.2.4 研究框架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1.3.1 理论梳理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1.3.3 文献述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后记 |
(10)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记忆的转向:媒介社会学的视角(1987-201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成果综述 |
1.2.1 台湾学界 |
1.2.2 海外学界 |
1.2.3 中国大陆学界 |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视角 |
1.4 研究意义 |
1.4.1 理论意义 |
1.4.2 现实意义 |
第二章 理论建构 |
2.1 关键词解析:电影、殖民记忆与身份认同 |
2.1.1 电影:一种再现历史的媒介 |
2.1.2 殖民记忆:一种记忆的研究路径 |
2.1.3 身份认同与台湾认同 |
2.2 想象台湾:后殖民语境下的台湾电影 |
2.2.1 后殖民时期的台湾 |
2.2.2 影像生产与殖民记忆 |
第三章 台湾电影中日本形象呈现的变迁 |
3.1 欺压与反抗:戒严时期的抵抗叙事 |
3.1.1 权力体系下的威权电影 |
3.1.2 殖民记忆中的反派角色 |
3.1.3 对戒严时期台湾电影的批判与反思 |
3.2 多元视角:“解严”后的叙事变化 |
3.2.1 1980年代后的台湾社会 |
3.2.2 从威权电影到新电影运动 |
第四章 记忆重构:历史叙述的角力 |
4.1 关注个体:从家国历史到自我经验 |
4.1.1 大众记忆与日常生活 |
4.1.2 个人传记式殖民历史叙事 |
4.1.3 殖民世代的身份游移 |
4.2 消解抵抗:人性的再发现与现代化启蒙 |
4.2.1 从无恶不作重回“人的特征” |
4.2.2 从经济困境的元凶到现代化的引进者 |
第五章 记忆想象:日据历史的暧昧解读 |
5.1 殖民记忆浪漫化:历史再现的重塑与美化 |
5.1.1 殖民美化:一种回到未来的怀旧风潮 |
5.1.2 “回不去的故乡”:逃离现实政治的记忆空间 |
5.2 本土的自我追寻:在地记忆与台湾认同 |
5.2.1 “亚细亚的孤儿”:离散与身份焦虑 |
5.2.2 在地与排他:“台湾性”的打造 |
第六章 反思与展望 |
6.1 反思:台湾社会未完成的去殖民 |
6.1.1 未完成的去殖民 |
6.1.2 电影创作者与电影态度取向 |
6.2 展望:电影与两岸关系发展 |
6.2.1 中国电影的发展策略 |
6.2.2 台湾电影与两岸关系 |
结语 |
附录:文中所涉电影列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两岸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桂江流域河道治理研究[D]. 徐晶.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话语权视角下民进党与台湾青年互动关系评析[J]. 王程. 台湾研究, 2021(02)
- [3]台湾选举政治媒介化研究 ——基于社会建构的媒介化理论视角[D]. 吴静. 华侨大学, 2020(02)
- [4]两岸媒体眷村社会记忆的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新闻社与中国时报的比较分析(2005至2015年)[D]. 谈翀.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5]安化黑茶的文化生态史研究[D]. 杨化冰. 吉首大学, 2020(02)
- [6]水网格局影响下的大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城镇发展与变迁[D]. 汪艳. 东南大学, 2019(01)
- [7]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8]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D]. 项露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10]台湾电影中日本殖民记忆的转向:媒介社会学的视角(1987-2017)[D]. 韩婕. 山东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