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的理论悖论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失灵（论文文献综述）
张菀庭[1]（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张凯[2]（2021）在《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重要、最致命、最隐蔽的风险之一。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借短贷长的期限错配特征使得商业银行天然存在着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整个金融市场的阵痛性改革的深化,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特别是2019年以来,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事件频发。包商银行被接管和破产、锦州银行战略重组以及营口沿海银行和河南伊川农村商业银行集中挤提事件等,充分暴露出我国中小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风险事件爆发后,银行业流动性出现较大波动,同业拆借成本飙升。因此,在以上复杂的金融市场国际和国内环境中,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势在必行,同时还应该建立适用我国国情的流动性风险识别、预警、监测和控制法律体系和框架,这对于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指中小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从国内外案例来看,一旦中小银行无法偿还一定规模的到期债务,便会发生流动性风险,这也是中小银行陷入困境的直接诱因,而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真正致命的是严重的流动性断裂。其诱发因素很多,可能是单纯的流动性风险本身也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的传染机制导致。就我国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本身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二是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三是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在流动性风险监管和控制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因此,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和监管并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Ⅰ》）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Ⅱ》）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后危机改革最终方案》（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Ⅲ》）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给予高度关注,特别是《巴塞尔协议Ⅲ》,为加强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控制流动性风险,除银行资本监管的三支柱外,还特别增加了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和净稳定资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两个新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重要指标。同时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了其他辅助监测工具,包括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以及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等。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法律体系中,《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都做出了规定,但是随着近几年金融业形势的变化,现有的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监管理念滞后,二是监管法律位阶较低,三是监管方式过于僵化,四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等。究其原因既有中小银行本身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因素的原因,还有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指标、监管方式和监管体系设计等方面的因素。中小银行吸储能力较弱,严重依赖同业融资,流动性管控压力较大。而有些中小银行的股东无视国家规定,关联交易甚至违规挪用中小银行的资金。同时,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打破原有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垄断地位,金融科技的创新和普及令银行服务渠道、手段和服务内容发生巨大改变,全新的市场竞争态势让原有银行金融机构必须面对来自银行同业和新的非银行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这些因素都使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监管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重要。基于全国多家中小银行流动性指标和数据的比较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该学习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及其他国家相关文件,结合我国自身实际设置适配性分层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在构建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体系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在宏观层面上,需要采取稳定的货币政策来解决根本原因过多的“加杠杆”造成的资金短缺和高利率。在微观层面上,银行应坚持回归原点,服务实体,专注于主营业务,并做好基于信贷的信贷业务,避免过度创新而导致不稳定。在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念方面应该贯彻适配性监管理念,即根据银行的风险特征和系统重要性来确定相适应的监管规则和监管行为。我国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从无到有,是一个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与创新的过程,更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坚持与努力。我国现行流动性监管制度体系,主要以较低层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载体,存在政策依据过多、法律依据不足、不能适应当下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等问题。为此,从进一步改革现行监管体制、使其更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综合经营改革需求的角度,制定、修订相关金融法律,规定具有适配性的流动性监管统一规则与指标。
李超锋[3]（2021）在《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近些年来,全球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并购已成为企业外部发展的重要战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股东的财富和价值。伴随着并购的“高失败率”,并购活动日益活跃,这一悖论已成为并购领域前沿的一个科学问题（Renneboog&Vansteenkiste,2019）,因此,如何正确评价并购绩效也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截至目前,并购前后股票累积异常收益、长期股东价值及财务指标变化的方法是评价并购绩效的主流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忽略并购动机的“初心”,进而得出不完全正确的结论。明确的并购动机是企业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实现并购目标的关键,因此,评价企业并购绩效应基于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少数学者尝试从并购动机的视角评价并购绩效,但是在衡量并购绩效的时候没有结合各类动机去评价,或者采用问卷调查、指标评议或其他赋权方法对建立的并购动机体系进行评价,这些都不能真实地体现并购活动的绩效。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和企业组织间接触的逐渐频繁,企业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企业间的竞争也已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企业经济网络为基于控制关系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经济网络和企业所嵌入的企业间经济网络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并购活动的实施和进行能够促使并购前后企业经济网络的整体结构、构成发生变化。通过将收购方和目标方各自节点进行结合,并购可以显着重塑组织间网络,使收购方获得目标方节点的控制权,为并购后的公司带来了更有利的结构,从而创造协同效应（Hernandez&Shaver,2019）。因此,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除了已有研究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节约之外,还有网络经济,而网络经济是企业经济网络并购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来源。近年来联盟的不稳定性、企业屡屡商誉“爆雷”、高溢价并购业绩多未达预期、企业并购的高失败率等现象实际上是企业合并的经济性认识不足、网络经济性理论和应用研究不能清晰指导企业合并实践等产生的问题。已有企业经济网络与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通过政治联结、高管、董事、股东、创新等构成的企业间网络以及收购方在网络的位置如何促进收购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改善并购绩效,但这些网络主要聚焦企业间网络,忽略了企业内部网络,而企业内部网络属性优劣往往代表利用企业间网络的能力,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也少有研究从并购前后收购方企业经济网络变化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的协同效应。此外,缺少从影响机理的视角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进行探讨。综上,本研究从社会网络、协同效应和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构建了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包含网络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关系的计量模型,基于2007-2019年2201起并购事件,通过构建企业内部上市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的股权网络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的产品网络,利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从上市公司在网络中度和强度变化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并得到如下结论:（1）并购作为两个经济网络的合并和重塑,能够导致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变化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且内部网络的促进效应显着高于外部网络。（2）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规模经济在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规模经济,变化越大,规模经济越大,但规模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3）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节点度、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4）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均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本研究将复杂网络拓展应用到并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协同的角度独到解释了并购的“高失败率”与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悖论这一前沿问题。其次,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从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的度、强度的变化出发,构建了企业内部上市公司与其子公司股权网络以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产品网络。最后,本研究丰富了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引入企业经济网络和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并结合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从机理上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探讨。本研究有有助于企业并购行为理性,有利于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研究也将促进包括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这样的宏观经济网络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并购、重组等活动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乔永璞[4]（2020）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在能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稀缺性不断加剧的当下,围绕能源生产与消费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而能源过度开发和消耗将导致环境污染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在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基础的同时也将引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即能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此“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绿色财税政策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3SLS计量方法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等政策手段纳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绿色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污染累积、社会福利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差异。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曲线形状的差异。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现拐点时的能源消耗量越少,单位能耗带来环境污染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也越大;（2）就资源税和环境税两种绿色税收来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低于环境税的最优税率,且最优资源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最优环境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但污染排放水平同样较高;（3）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来看,相对于无补贴政策和严格补贴政策,动态补贴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同时抑制污染排放;（4）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水平的关系来看,晚实施研发补贴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而早实施研发补贴则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且污染累积水平最低。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已经跨过、正在逼近、尚未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继续增加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分别表现为抑制、小幅促进、促进作用;（2）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实施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效应不同,政策选择因目标而异,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以污染排放更低为政策目标时,环境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3）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长远目标来看,早实施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水平提升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绿色财税政策收入与支出的视角,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纳入到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当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2）界定了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概念和功能定位,并通过分析两者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累积的影响,发现实施资源税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实施环境税则能够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3）对能源企业实施绿色研发补贴进行深入推演,从无补贴、严格补贴和动态补贴三种情景分析发现动态补贴政策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且环境污染积累最少,越早实施越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速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
张芳[5]（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王晓丹[6]（2020）在《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巨震,为了维护股票市场稳定,中国政府以“国家队”身份、以超过一万亿的资金规模直接入市救助股市。后期又面临大量资金是否和如何退市问题。此次中国“国家队”资金救助股市为世界各国（地区）所关注,也为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监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实验,本文重点考察和研究这一重大的经验事实。论文分为八章。第一章阐释了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国内外现实背景和研究现状,突出了研究意义,介绍了论文的内容结构。第二章对现有关于政府对股票市场干预的相关文献做梳理。从股市危机的特征和政府职能两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从文献中总结政府救市策略的目标、具体方式和政策效果,并重点突出股市干预基金的设立及运行效果;进而立足于中国政府股市干预策略,以及中国2015年股市危机的研究进展并指出研究缺陷;最后指出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退出机制的研究不足。第三章从金融史的角度,以政府救助方式为划分,并遵循重大股市危机发生的时间轴,对20世纪以来历次典型性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政府救市的经验做比较,尤其集中于政府直接注资股市的策略比较,对比较成功的股市平准基金的运作详细展开,并总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股市的政府干预策略差异。着眼于中国股市,对中国股市自建立以来的政府干预策略进行梳理,并详细剖析2015年股市危机的救市计划,为中国股市危机的应对措施提供历史经验。第四章对政府入市策略做理论分析,结合中国股市的典型性特征,基于噪声交易模型,分别从股市危机的形成、中国政府救市的目标与策略、入市干预的预期效果等方面,对政府救市资金入市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入市效应的三个理论假说。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对中国政府救市资金的运行情况和策略效果的实证分析。对救市资金及其后续调整的详细统计是救助策略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五章首先集中关注2015年中国股市大波动期间,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为主力的“国家队”救市资金的统计,分别从资金入市的市场背景、资金的筹集规模、入市结构安排、选股原则、后期资金动态调整、等各方面剖析政府此番的注资行动;并对“国家队”各持股成员拆分比较,以完整展示救市资金运行全貌。第六章基于第四章提出的三个理论假说,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计划的政策效果,分别从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对市场整体层面和被救助对象个体层面的波动性影响、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检验等三个方面,对政府此番股市救助策略的实施效果作评价。第七章是政府救助策略的处置问题研究。在政府入市模型的框架之上,退市理论研究探讨了政府退市的目标设定、交易策略、预期效果等,并在两期模型中给出了政府退市的必要条件和持仓调整的操作策略,对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初步的机制设计。本章第二部分基于退市模型的结论,通过对救市资金的投资成本和各期收益水平的核算,指出“国家队”救市资金的退出时机,为退市策略建议提供现实依据。第八章对研究成果做总结,指出本文未来的研究展望;在各国（地区）股市危机救助历史的梳理与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政府救市的策略选择及救市资金的后期运行提出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入市方面:政府入市救助的目标是稳定市场,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政府通过增持股票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政府的股市干预有利于降低市场波动性,并且干预力度越大,个股的收益率波动性越低;降低股票的噪声交易程度是救市资金降低股市波动性风险的主要作用机制。退市方面:国有资金大量滞留股市是有负面作用的,退市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退市的目标比入市实际上更多元,所以退市行为更应该谨慎和有策略。考虑到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偏好或权衡,其实后危机时期政府救助资金退出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时机。假定政府的目标只是入市资金的损益平衡,其实2017年底已经出现过全部退出的时机。但是,实际上政府至今还活跃在股市中,说明政府在某些信息优势的情况下,其救助资金的目标函数中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最大化。如果如此,政府救市资金理论上没有确定的最优退出时间或时机,相机抉择是最优策略。本文的创新或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把政府干预股市的行为分为入市和退市,分别分析,尤其是退市策略分析。因为现实中往往是入市很果断,退市很麻烦,需要特别慎重。政府入市的后处置直接决定了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却往往在策略制定和政策效果评价体系中被忽视。将政府救市资金退出问题纳入政府对股票市场的干预政策研究中,为救助资金的后续处置机制作出理论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择机撤出救助领域的研究空缺,为全球各市场类型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退市制度设计。探讨救市资金的处置问题的前提是掌握现有资金在市场中的实际运行效果,通过较为细致的核算救市资金自入市以来的成本和各期收益情况,为救市资金的后续处置策略提供现实依据,并为退市策略的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建议。第二,对政府干预股市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设定政府入市的目标函数与退市的目标函数不同:前者是稳定市场,后者的目标函数中是包含投资收益的。鉴于政府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基本属性,结合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监督和管理的职责,对政府入市的理论研究以稳定股票价格波动为主要的干预目标具有合理性,已有文献也提供了较强的理论支持。以本文对2015年政府救市资金的统计研究和实证分析为基础,结合救市资金的筹集渠道、干预效果和资金变动等现实情况,本文对救市资金在后危机时期的处置研究以投资收益最大化为政府退市的目标函数,符合政府干预政策的市场逻辑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把投资收益作为政府重要的干预目标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的,本文对政府救市资金退市的理论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广到政府对各市场领域的干预行为评估。第三,在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中引入政府行为,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总结出三个理论判断,并在实证分析中加以验证。理论上在有政府参与的市场中,政府干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可能通过改变交易噪声实现,这为政府干预的影响机制研究拓展了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不足也是三点:第一,在理论分析中,把退市目标简单化处理为“获得投资收益”,确实过于简单和抽象,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政府与双重目标即投资收益和稳定市场,甚至有更多的目标,但是,由于确定不同目标之间的权重和构建相应模型太复杂,模型构建超出了我现在的能力,所以,只能以后再深入研究。第二,受数据可得性的局限,在统计分析中,本文采用季度性数据追踪救市资金的持股情况,但是季度性数据难以捕捉政府救市资金的具体交易时点及价格,导致救市资金的成本收益核算可能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除以出资方证券公司的资产账户收益情况为补充外,要反映救市资金的真实收益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第三,在实证分析时,本文仅对政府救市资金的干预效果以流动性和波动性两个标准衡量,并未考虑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对救市资金的作用机制也仅以降低噪声交易渠道解释,指标选择比较简单。
闫娟[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廉涛[8]（2020）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产业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一体化是实现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随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阶段的跃升和内涵的演变,其业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支撑体育强国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有效剖析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程,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并为加快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规划政策的研制提供参考,论文以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演绎、调查、专家访谈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通过构建“经济——地理——制度”三个视角、“动力——行为——结构——模式”四个内容的综合框架对该现象的有关问题展开系统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是指长三角地区各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引入,打破行政边界,消除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阻碍,促进区域体育产业合理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过程,其本质是促进体育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动因为追求体育市场结构性失灵所引起的潜在利润,根本属性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依据可以收敛为共同市场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实现标志是区域体育共同市场的形成;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则是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高级状态和最优状态,是应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变化和阶段升级自然演化的结果。第二,当前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方式的适应性嬗变和企业跨地区发展,三者构成了一种互动累积循环关系的动力结构;它的行为主体涉及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个体和企业）,其中地方政府是初级行为主体,其他为次级行为主体;而受益于近些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升级和地区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产业基础、市场基础等愈发稳固、底座更加坚实,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状也驱动着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可划分为正式启动、不断拓展和国家战略加持三个历史阶段,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等基本特征。未来,其制度创新应该沿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和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等方向展开。第三,近11年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总体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约束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从空间结构看,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当前处于“极核型”发展阶段,呈现以上海为核心的“星形网络”结构特征;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不足,尤其上海的“虹吸效应”远大于“辐射效应”,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尚待激发。第四,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正面临着外部环境刚性约束、制度创新现实瓶颈和时代发展质量诉求等问题的多重制约,为此,应将“初级行为主体与次级行为主体协同作用”模式作为目标路径模式,通过打造一体化发展实操空间、激发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组建长三角体育产业联盟、强化一体化发展制度保障、加强合作项目建设和增进一体化发展群众基础等途径破除障碍,推进长三角体育产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区域示范价值,上海应恪守制度创新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国际竞争桥头堡和区域发展辐射源的功能定位,构筑利润动力机制、行政动力机制、政策动力机制和竞争动力机制的动力结构,并将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和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作为推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予以推进。
刘志永[9]（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吴凯[10]（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新经济”的理论悖论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失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的理论悖论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失灵（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2）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中小银行规模和度量状况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衍生的研究 |
| 1.3.3 关于银行业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践的研究 |
| 1.3.4 关于中小银行流动性与法律监管政策的研究 |
| 1.3.5 关于危机后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改革的研究 |
| 1.4 研究框架与逻辑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研究法 |
| 1.5.2 实证研究法 |
| 1.5.3 比较研究法 |
| 1.5.4 数据分析研究法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6.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概述 |
| 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概念界定 |
| 2.1.1 中小银行及流动性风险内涵外延 |
| 2.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构成要素 |
| 2.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外在表现 |
| 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形成机理 |
| 2.2.1 存款挤兑与流动性短缺 |
| 2.2.2 违约冲击与流动性转移 |
| 2.2.3 同质资产与流动性危机 |
| 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现实特征 |
| 2.3.1 同业业务压缩和资产回表加剧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 |
| 2.3.2 资管新规及系列文件放大了中小银行期限错配风险 |
| 2.3.3 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举措加剧银行存款流失风险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逻辑起点 |
| 3.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
| 3.1.1 成本收益理论 |
| 3.1.2 国家适度干预理论 |
| 3.1.3 金融监管辩证理论 |
| 3.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市场失灵” |
| 3.2.1 市场不完全——资金流动性下降 |
| 3.2.2 竞争不充分——资产负债表衰退 |
| 3.2.3 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的源泉 |
| 3.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政府失灵” |
| 3.3.1 流动性风险金融监管权错位 |
| 3.3.2 风险监管指标设计的趋同化 |
| 3.3.3 对流动性分层现象关注不够 |
| 3.3.4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缺失 |
| 3.4 小结 |
| 第4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实证研析 |
| 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研判 |
| 4.1.1 包商银行破产案 |
| 4.1.2 锦州银行重组案 |
| 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诱致因素 |
| 4.2.1 宏观经济形势因素 |
| 4.2.2 公司治理体系因素 |
| 4.2.3 资产负债结构因素 |
| 4.2.4 其他风险转化因素 |
| 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典型案例启示 |
| 4.3.1 建立回应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 |
| 4.3.2 全面应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现实挑战 |
| 4.3.3 优化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和监管协调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检省 |
| 5.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现状 |
| 5.1.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的演进 |
| 5.1.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规范 |
| 5.1.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法律主体 |
| 5.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 |
| 5.2.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理念滞后 |
| 5.2.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位阶较低 |
| 5.2.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过于僵化 |
| 5.2.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
| 5.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缺陷的成因 |
| 5.3.1 中小银行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受到冲击 |
| 5.3.2 中小银行表外业务创新加剧期限错配 |
| 5.3.3 中小银行混业经营使系统性风险增大 |
| 5.3.4 影子银行不断削弱金融监管法律效力 |
| 5.4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 |
| 5.4.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目标 |
| 5.4.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 |
| 5.4.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框架 |
| 5.5 小结 |
| 第6章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完善 |
| 6.1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理念的校正 |
| 6.1.1 确立适配性监管理念 |
| 6.1.2 确立穿透式监管理念 |
| 6.1.3 确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理念 |
| 6.2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方式的强化 |
| 6.2.1 强化迈向市场化的金融监管方式 |
| 6.2.2 强化单体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 |
| 6.2.3 强化审慎性和连贯性的监管方式 |
| 6.3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体系的完善 |
| 6.3.1 重构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法律监管框架 |
| 6.3.2 重设具有创新性意识的适配性监管指标 |
| 6.3.3 重识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
| 6.3.4 重置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应急管理措施 |
| 6.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并购动机 |
| 1.2.2 企业经济网络的定义 |
| 1.2.3 企业经济网络的类型 |
| 1.2.4 网络经济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基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 |
| 2.2.1 规模经济的解释 |
| 2.2.2 范围经济的解释 |
| 2.2.3 交易成本节约的解释 |
| 2.2.4 网络经济的解释 |
| 2.3 不同网络与企业并购相关的研究 |
| 2.3.1 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 |
| 2.3.2 高管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3 董事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4 股东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5 创新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6 企业集团业务和价值链的联结与企业并购 |
| 2.4 已有研究不足 |
| 3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网络理论 |
| 3.1.2 协同效应理论 |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基本逻辑 |
| 3.2.1 网络经济与协同效应 |
| 3.2.2 网络经济带来的资源优势 |
| 3.2.3 网络经济与规模经济 |
| 3.2.4 网络经济与范围经济 |
| 3.2.5 网络经济与交易成本节约 |
| 4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实证模型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样本选择 |
| 4.3 基于内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3.2 主回归结果 |
| 4.3.3 异质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4.4 基于外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4.2 主回归结果 |
| 4.4.3 异质性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5 规模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实证模型 |
| 5.2.2 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 |
| 6 范围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7 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作用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实证模型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8 研究结论及其应用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结论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能源与环境 |
| 1.2.2 可持续发展 |
| 1.2.3 绿色财税政策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研究现状 |
| 2.1.1 能源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与最优开采路径 |
| 2.1.2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 |
| 2.1.3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
| 2.1.4 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税政策 |
| 2.2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2.2.1 文献评述 |
| 2.2.2 研究空间 |
| 3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与绿色财税手段分析 |
| 3.1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及分析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1.2 可耗竭资源理论 |
| 3.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 3.1.4 外部性理论 |
| 3.2 能源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3.2.1 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
| 3.2.2 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
| 3.2.3 政府介入能源市场的必要性 |
| 3.3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一:绿色税收 |
| 3.3.1 绿色税收的作用机理 |
| 3.3.2 绿色税收对资源配置、环境改善与社会公平的影响 |
| 3.3.3 以资源税和环境税为例的绿色税收手段 |
| 3.4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二:绿色补贴 |
| 3.4.1 绿色补贴的作用机理 |
| 3.4.2 绿色补贴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
| 3.4.3 以研发补贴为例的绿色补贴手段 |
| 3.5 本章小结 |
| 4 研究设计: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1 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演进 |
| 4.2 模型概述 |
| 4.3 模型设定 |
| 4.4 参数校准 |
| 4.5 模型在具体领域的应用 |
| 4.6 本章小结 |
| 5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悖论”研究 |
| 5.1 模型设定 |
| 5.2 数值模拟分析 |
| 5.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能源开发的长期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5.4.1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测度模型 |
| 5.4.2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估计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6.3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的绿色税收政策选择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 7.1 模型设定 |
| 7.2 鞍点路径求解 |
| 7.3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 7.4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和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4.1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分析 |
| 7.4.2 动态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完善中国绿色财税政策的思考 |
| 8.1 强化绿色税收政策设计,策略性地实施绿色税收政策组合 |
| 8.2 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手段相结合,激励企业绿色研发创新 |
| 8.3 完善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收益 |
| 8.4 加强财税手段的协同,形成政策组合拳 |
| 8.5 完善配套支持保障措施,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 |
| 8.6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创新 |
| 1.3 论文的主要不足之处 |
| 1.4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救助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1.1 股市危机的特征 |
| 2.1.2 政府干预股票市场的利弊之争 |
| 2.2 政府救市政策的方式及政策效应的评价 |
| 2.2.1 政府干预政策的目标及方式划分 |
| 2.2.2 股市平准基金的设立 |
| 2.2.3 政府干预股市的政策效应 |
| 2.3 中国政府干预股票市场行为研究总结 |
| 2.3.1 中国政府干预股市的必要性研究 |
| 2.3.2 中国政府历次干预股市的方式及影响分析 |
| 2.3.3 2015年中国股市崩盘的成因分析 |
| 2.3.4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理论研究与不足 |
| 2.3.5 中国政府救市行为的实证研究与不足 |
| 2.4 政府股市干预策略的处置理论探究 |
| 2.4.1 政府干预措施退市的必要性 |
| 2.4.2 政府干预措施的退出困境 |
| 2.4.3 中国政府救市行动的后处置研究进展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各国(地区)政府股市救助政策的比较 |
| 3.1 自由放任走向积极干预的美国股市 |
| 3.1.1 “黑色星期四”:自由放任主义 |
| 3.1.2 “黑色星期一”:建立熔断机制 |
| 3.1.3 2000年互联网泡沫:交易制度改革 |
| 3.1.4 2008年金融危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
| 3.1.5 2020年股市崩盘:无限量量化宽松 |
| 3.2 股市平准基金盛行的亚洲市场 |
| 3.2.1 日本经济泡沫与非传统货币政策 |
| 3.2.2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政府注资 |
| 3.2.3 俄罗斯金融危机与政府借贷 |
| 3.2.4 1998年中国香港金融危机与盈富基金 |
| 3.2.5 中国台湾股市危机与股市平准基金 |
| 3.3 中国大陆的股市干预史 |
| 3.3.1 中国2015年以前的历次股市干预 |
| 3.3.2 2015年中国政府救市计划简介 |
| 3.3.3 中国政府的股市干预措施总结 |
| 3.4 各国(地区)政府救市政策对比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政府入市的理论分析 |
| 4.1 噪声交易模型在中国股市的适用性 |
| 4.2 入市模型基本假设 |
| 4.3 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均衡 |
| 4.4 政府股市干预的行为及其目标 |
| 4.5 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均衡 |
| 4.6 政府入市效应的理论假说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政府救市资金运行的统计分析 |
| 5.1 救市资金持股统计 |
| 5.1.1 持股规模 |
| 5.1.2 持股结构 |
| 5.2 救市资金动态追踪 |
| 5.2.1 持股规模变动 |
| 5.2.2 持股结构调整 |
| 5.3 救市资金持股指数编制 |
| 5.3.1 指数计算说明 |
| 5.3.2 救市资金整体持股指数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政府救市效果的实证检验 |
| 6.1 救市资金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 |
| 6.1.1 流动性衡量及假设 |
| 6.1.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3 变量说明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1.4 DID流动性实证结果 |
| 6.1.5 稳健性检验 |
| 6.2 救市资金对市场整体波动性的影响 |
| 6.2.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3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2.4 GARCH模型检验结果 |
| 6.3 救市资金对个股波动性的影响 |
| 6.3.1 模型设定及假设 |
| 6.3.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3.3 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检验结果 |
| 6.3.4 GMM稳健性检验 |
| 6.4 救市资金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4.1 噪声交易的量化 |
| 6.4.2 噪声交易机制检验 |
|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政府股市救助资金退出策略(后处置)研究 |
| 7.1 中国政府退市策略的理论研究 |
| 7.1.1 退市模型设定 |
| 7.1.2 定义均衡策略 |
| 7.1.3 退市均衡策略求解 |
| 7.1.4 两期模型下的政府退市策略设计 |
| 7.1.5 政府退市模型的政策含义 |
| 7.2 救市资金退市的现实依据 |
| 7.2.1 收益率估算方法 |
| 7.2.2 救市资金初始成本核算 |
| 7.2.3 救市资金累计收益率核算 |
| 7.2.4 救市资金与A股股指收益比较 |
| 7.2.5 救市资金收益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总结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区域一体化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现象之一 |
| 1.1.2 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引领全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
| 1.1.3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是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及其空间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空间范围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4.2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概况 |
| 1.4.3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4 产业部门层面的区域一体化研究评述 |
| 1.4.5 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研究评述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基础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共同市场理论 |
| 2.1.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 分析框架 |
| 2.3 基本内容 |
| 2.3.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动因与概念界定 |
| 2.3.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实现标志 |
| 2.3.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动力结构 |
| 2.3.4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行为主体 |
| 2.4 发展基础 |
| 2.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共识愈发稳固 |
| 2.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产业基础愈发坚实 |
| 2.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市场基础不断增强 |
| 2.4.4 区域发展不平衡驱动长三角体育产业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主导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 |
| 3.1 发展历程 |
| 3.1.1 正式启动阶段(2012-2013年) |
| 3.1.2 不断拓展阶段(2014-2017年) |
| 3.1.3 国家战略加持阶段(2018年至今) |
| 3.2 基本特征 |
| 3.2.1 以政府为主体搭建合作框架 |
| 3.2.2 稳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
| 3.2.3 以项目实施引领区域合作 |
| 3.2.4 推动次级行为主体向企业拓展 |
| 3.2.5 联合搭建一体化发展平台 |
| 3.3 制度创新取向 |
| 3.3.1 加强顶层设计 |
| 3.3.2 构建统一协调的市场竞争规则 |
| 3.3.3 完善区域体育产业合作机制 |
| 3.3.4 构建与国际经济规则相接轨的现代体育市场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水平测度与演变特征 |
| 4.1 测度方法评价与选择 |
| 4.2 相对价格法及其理论模型 |
| 4.2.1 理论模型——冰山成本模型 |
| 4.2.2 测度方法——相对价格法 |
| 4.3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4.4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4.4.1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滞后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
| 4.4.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呈现“先放大后收窄”的演变特征 |
| 4.4.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具有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短板的风险 |
| 4.4.4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显着个体差异 |
| 4.4.5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作用显着不一. |
| 4.4.6 各相邻省(市)对体育市场一体化演变特征存在个体差异且不同步 |
| 4.5 政策启示 |
| 4.5.1 进一步提升行动能级 |
| 4.5.2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动力作用 |
| 4.5.3 完善体育市场价格监测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引力模型引入 |
| 5.1.2 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入 |
| 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城市体育产业个体特征 |
| 5.3.2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联系水平 |
| 5.3.3 长三角体育产业空间结构特征 |
| 5.4 政策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和实现途径 |
| 6.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模式 |
| 6.1.1 市场主导型 |
| 6.1.2 政府主导型 |
| 6.1.3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效配合型 |
| 6.2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 |
| 6.2.1 外部环境的刚性约束 |
| 6.2.2 制度创新的现实瓶颈 |
| 6.2.3 时代发展的质量诉求 |
| 6.3 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路径模式选择与实现途径 |
| 6.3.1 路径模式选择 |
| 6.3.2 实现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上海在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作用 |
| 7.1 功能定位 |
| 7.1.1 制度创新的先行区 |
| 7.1.2 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 |
| 7.1.3 国际竞争的桥头堡 |
| 7.1.4 区域发展的辐射源 |
| 7.2 动力结构 |
| 7.2.1 源自政府自利性的利润动力机制 |
| 7.2.2 源自政府公共性的行政动力机制 |
| 7.2.3 源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动力机制 |
| 7.2.4 源自全球化的竞争动力机制 |
| 7.3 使命方向 |
| 7.3.1 推进体育产权市场一体化 |
| 7.3.2 建设现代体育产业体系 |
| 7.3.3 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 |
| 7.3.4 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 |
| 7.3.5 实施肥胖症运动干预行动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局限与未来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
| 附件2 |
| 附件3 |
| 附件4 |
| 附件5 |
| 附件6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10）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四、核心理念 |
| 五、莫里斯·多布的学术历程 |
| 第一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
| 1.1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 |
| 1.1.1 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 |
| 1.1.2 以阶级分析为基本方法 |
| 1.1.3 《资本论》理论价值再考察 |
| 1.2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反思 |
| 1.2.1 对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客观评价 |
| 1.2.2 以经济计划性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1.3 融合近代经济学传统 |
| 1.3.1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吸收和批判 |
| 1.3.2 传承与发展经验主义传统 |
| 1.4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体理论环境 |
| 1.4.1 人民阵线运动的时代契机 |
| 1.4.2 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功用 |
| 1.4.3 1956年危机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
| 2.1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 2.1.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动力 |
| 2.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1.3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 |
| 2.2 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视角 |
| 2.2.1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念或商业形式 |
| 2.2.2 资本主义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制度 |
| 2.2.3 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暂时性 |
| 2.3 以经济与政治双重演进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 |
| 2.3.1 市场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表征 |
| 2.3.2 政府与市场的理性组合模式 |
| 2.3.3 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 |
| 3.1 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 |
| 3.1.1 作为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 |
| 3.1.2 作为哲学立场的意识形态 |
| 3.2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反映 |
| 3.2.1 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 3.2.2 阶级斗争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促进 |
| 3.2.3 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增强 |
| 3.3 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 |
| 3.3.1 商业化模式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掩饰 |
| 3.3.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展现 |
| 3.3.3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后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 |
| 4.1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哲学基础 |
| 4.1.1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
| 4.1.2 否定之否定原则 |
| 4.2 对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辩护 |
| 4.2.1 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历史意义 |
| 4.2.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范畴 |
| 4.2.3 集中管理与分散决策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合理设想 |
| 4.3 对计划与市场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 |
| 4.3.1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必须认真总结 |
| 4.3.2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现实可行的 |
| 4.3.3 落后国家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
| 小结 |
| 第五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 |
| 5.1 现代化国家治理职能的主要内涵 |
| 5.1.1 坚持国家的治理主体地位 |
| 5.1.2 坚持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相结合 |
| 5.2 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增强 |
| 5.2.1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能力悖论 |
| 5.2.2 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家能力的弱化与重构 |
| 5.2.3 工人自治作为改善国家治理效果的可行模式 |
| 5.3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 |
| 5.3.1 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 |
| 5.3.2 提升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客体价值 |
| 5.3.3 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同价值 |
| 小结 |
| 第六章 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和评价 |
| 6.1 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 6.2 深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性认识 |
| 6.3 整体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 |
| 6.4 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规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 |
四、“新经济”的理论悖论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失灵（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张凯. 辽宁大学, 2021(02)
- [3]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D]. 李超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4]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D]. 乔永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5]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6]中国政府股票市场救助行为研究 ——基于2015年救市行为的分析[D]. 王晓丹. 山东大学, 2020(02)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D]. 闫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
- [8]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廉涛.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9]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10]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