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中国现代性

一、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倩^[1]（2021）在《五四妇女史观的反思 ——高彦颐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孙桂荣^[2]（2021）在《碎片化叙事的性别解读及其在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展开方式》文中研究说明碎片化叙事以文本的破碎状态与片段性构成对传统文学成规进行某种程度的颠覆与消解,并以与女性话语的特殊联系,通过非显在的隐性方式表达某种女性声音。新世纪以来的碎片化叙事有泛化蔓延之势,不但波及到王安忆、迟子建、孙惠芬等大批实力派女作家,还出现了《流年物语》《陌上》等文本中的"套娃式"碎片化叙事、"‘情景不交融’式"碎片化叙事等新的碎片化方式。碎片化叙事在传媒时代的兴盛与文学对人性深度表达的需求、信息时代的碎片化传播、差异与多元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关,并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加剧了社会的感性化、阴性化特质。

王瑶华^[3]（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孙婷婷^[4]（2020）在《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封建妇女”重新指认——美国汉学界妇女史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在性别理论发展及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社会性别"概念,让性别理论发生文化转向,此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重塑中国女性主体身份,尤其对所谓传统"封建妇女"的重构意义深远。美国汉学界自80年代以来同样发生文化转向的妇女史研究对我们重构"封建妇女"有诸多启示,对汉学界成果的批判性吸收与互动,有助于我们反思传统和重写中国妇女史,有利于当下的中国妇女研究获取新的理论生长点。

孙靖贤^[5]（2019）在《断裂与突围：转型时期的身体规训 ——《大众电影》（1979-1995）封面研究》文中指出身体在中国国家话语的建构中,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启蒙叙事和20世纪中后期的革命叙事”1,20世纪90年代后则被“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2渗透、转入消费叙事的阶段。本文在深描《大众电影》杂志复刊后15年内封面特征的基础上,意欲表明:1、建构具有真实感的身体贯穿了身体话语从父权制政治中脱离的全过程,其开始于身体的政治化叙事、体现在身体的生活化叙事,并以奇观身体作为结束;2、从国家政权用意识形态生产“文艺工作者”转向社会大众以经济手段“消费”影视明星的过程中,电影杂志的封面身体作为一个显性的社会存在,通过对“健康”、“时尚”与“性感”的意指征用,完成了一次隐性的社会规训,不仅引领了大众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与启蒙,还加速了大众消费文化的到来;3、对身体的规训不仅存在于建国前三十年的性别建构中,也存在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城市文明的呼唤、存在于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存在于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东方元素建构之中。

苏醒^[6]（2018）在《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大理诺村白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呈现出诺村女性追求“德气”的人生历程,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性别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诺村白族社会的道德伦理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农村社会中行为规范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张力。众所周知,性别角色差异往往通过人们的行为、思想、情感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来。通过对诺村女性的身体惯习与性别建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中的日常行为以及对传统惯习的遵守与打破等几方面的内容,勾勒出诺村女性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及当代诺村女性在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变迁情况。一方面探讨惯习如何通过性别建构过程对女性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则探讨惯习如何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性。第一章聚焦于日常生活中诺村女性的身体、行为与“德气”的关联。惯习规约着诺村女性运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践,使其符合“德气”的规范,也映射出当地文化场域中所固有的性别因素对诺村女性身体所产生的约束。第二章从诺村女性一天之中的生活安排、一年当中的劳作安排以及年度节庆活动等呈现出的日常生活节奏反映当地女性“以勤为中心”的“德气”象征。第三章通过展现诺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与空间体验,反映出空间行为所凸显的身体惯习与性别构建的关系,空间生产背后隐匿着身体规训、性别权力等关系以及它对诺村女性以“德气”所反映出的行为方式、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就部分诺村女性在两性关系、婚姻家庭、职业选择中追求“德气”的过程进行讨论与分析。在此过程中,女性既遵循传统惯习而获得“德气”的赞誉,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着传统惯习,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五章则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出发,以心智结构双重历史性的个体生成与系统生成作为理论框架来讨论表现为“德气”的传统惯习的产生过程。一方面,诺村在多重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井地文化”对女性日常行为的形塑是惯习“系统生成”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诺村女性由婴儿养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所共同构成、作用的社会化过程则是惯习“个体生成”的途径。在对前文梳理总结的基础上,结论部分认为诺村经历了近年来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在物质层面已经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然而,多元文化作用下形成的井地文化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所导致的固有惯习、逻辑、机制仍然在主导着诺村社会的运行以及女性性别角色的建构。诺村女性追寻“德气”的人生轨迹并未停止,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不是宿命”,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下,诺村的女性同样也能够通过主体性的发挥部分或者彻底地改变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身体惯习,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方式进行修正或者重塑,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笔者通过诺村女性追求“德气”的人生历程发现:一方面,诺村人认知中的“德气”是在一种日常行为规范,也是一套在儒家文化浸润下产生的道德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惯习,它不仅仅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外表上,同时在女性整个社会性别构建的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并内化在人们的思想与情感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消除。另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性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些习以为常的文化,但这是一个漫长且犹如“水滴石穿”的过程。

尹琴^[7]（2017）在《性别与政治：193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与文学叙事》文中认为1930年代的女权运动继承了五四文化中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进入一个深拓展与再活跃的时期。然而,无论是解救娼妓、废除妾婢、自由离婚、扩大女子职业或解放女性身体,1930年代的女权运动均出现了性别与政治的纠葛,甚至出现一些权利合法与现实困难的悖论。本论文通过对同时代相关文本的叙事分析发现,此悖论正是由于现代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女权运动的激进色彩与个人主义立场,与渐趋保守且具有男权色彩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间的冲突与调整所致。全文以1930年代的女权运动与现代文学叙事关系为论述主线,根据论述主体的不同,共分为四大章。第一章主要研究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废娼运动与“娼妓”文学叙事的关系,认为1930年代文学不再把“娼妓”视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而是以她们的叙事视角讽喻了禁娼当局的资产阶级道德偏见及政治偏狭。这种文学讽喻也揭示出南京政府废娼运动必然失败的社会原因。第二章主要研究1930年代婚制改革与“纳妾”“离婚”文学叙事的关系,认为“废除妾制”虽为社会共识但在现实中“妾”仍“消而不失”,“自由离婚”也出现了权利合法但现实困难的“悖论”,它们共同揭示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尴尬。第三章主要研究现代女子职业问题与职业女性的文学叙事问题。认为“女工”的文学叙事暴露出资本主义与家长制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底层女工以维护统治,“女招待”的文学叙事揭露出男权主义是导致“女招待”职业污名化的道德根源,“女警察”的文学叙事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解放话语的压抑与遮蔽。第四章主要研究现代女性身体解放与女子健美的文学叙事,认为女子“健美”观念在商业文明侵染下,由最初的健康、自然、朴素的生活理念沦为虚浮的外表“美”的追逐,文学叙事对“健美”女子的想象态度由最初的赞成发展到最后的嘲讽结语部分指出,中国的女权运动始终被统摄在男性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这决定了中国女权话语的男性色彩,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叙事的男性想象特征。然而,1930年代带有激进色彩的女权运动,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国民政府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并在1930年代关于“女性”的文学叙事中留下了印痕。

陶艳兰^[8]（2016）在《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开始重新得到了来自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建议父母运用科学育儿方法培育“理想儿童”,是贯穿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方案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相关研究主要从结构层面探讨育儿问题,比较忽视文化的面向;政策建议较多,理论研究不足。基于此,在社会批判论的立场上,这篇论文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家庭育儿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变迁意涵。通过对创刊于1980年的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及少量其他形式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各种话语建构及其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杂志文本建议父母培育“聪明的接班人”、“高素质儿童”和“快乐的孩子”等不同的理想儿童形象。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三十多年以来,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珍贵和情感无价;母亲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杂志建议父母养育理想儿童的标准从20世纪八十年代“培养聪明的接班人”,到九十年代“培养高素质的儿童”,变化为近十年以来的“养育快乐的孩子”。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在亲子关系方面趋向民主化,在育儿方法方面趋向技术化或专业化,在育儿观念和方式方面逐渐趋向商品化。父母被建议以孩子为中心,遵从专家指导,投入时间、情感和金钱去养育快乐的孩子。第二,育儿知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多种话语所建构。20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家话语建构了以“培养聪明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化所需人才特别是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性型人才的渴望,隐含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素质话语和性别话语共同建构了以“培养高素质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一步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程中对竞争型人才的需求,隐含了市场竞争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1世纪以来,建构称职父母和理想儿童的话语从国家话语、素质话语转变为今天多元话语并存协商,国家话语和素质话语之外,专家话语、商品话语,个体及平等的话语以及性别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前育儿知识的建构。第三,育儿知识生产及转变的背后隐藏了政府、市场、家庭与性别之间的冲突和协商。强调家庭及个体责任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取得合法性,某些社会问题逐渐被界定为家庭问题和亲职问题。育儿知识的建构体现了部分优势阶层拥抱全球化并通过育儿现代性巩固阶级地位的热切盼望,还体现了政府希望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儿童的同时也希望培养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接班人的双重愿望,充满了精英对大众、专家对父母的支配,市场对家庭的入侵,以及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第四,表面来看,当前中国的育儿话语正在朝向一种去政治化、去工具化、重视独立的个体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不能对育儿话语的转变做线性的理解。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压缩现代性的发展特征。压缩现代性意味着国家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更意味着快速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及其带来的现代的元素与传统的元素、全球的元素与在地的元素之间发生着竞争、冲突和混合。透过育儿知识的生产能看到此种发展不均衡。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亲职话语转变的现有解释框架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问题。对于亲职话语转变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现代化的结果、童年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以及文化传播的结果。本文讨论了这三种理论都难以较好地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亲职话语的变化,并提出压缩现代性的理论可以较好地理解这种现象。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国性与现代中国性,纷纷在育儿问题上投射和共存。政府希望儿童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坚守并忠诚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能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育儿领域成为消费主义、专家技术主义、女性主义、民主化与威权化进行话语争夺的重要地点。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还回应了近代以来儿童与现代性研究领域的己有成果。相关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从20世纪之交到改革时代,在关心儿童的背后有一种强烈欲望,那就是通过儿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工具化的儿童观念。二是,中国当前的育儿文化体现出重视儿童自主性和个体性的特征。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论证了这种将儿童进行工具化定位倾向的延续。但是,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我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父母必读》文本中弥漫着的浓重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论述,在进入世纪之后逐渐消失,代之以一种虚幻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论述。整个话语阐述模式发生改变。这可以看作是儿童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在大众文化领域分离。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儿童工具性定位的现象正在发生某种复杂的变化。政治领域在部分地延续,但是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在转变。就第二种观点而言,重视作为个体的儿童及其自主具有一定片面性,它更多地建立在儿童的表达、情绪,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的基础之上,杂志中描绘的自主的个体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股具有积极涵义,而是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产物。

张浩^[9]（2015）在《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女作家研究中的性别视角》文中提出近年来北美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折,一批女性汉学家运用性别批评理论,从传记生平考据、意识形态语境以及性别政治等角度,对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传统的汉学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及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式,为海内外学界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搭建平台。

金曼丽^[10]（2015）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男性形象研究》文中认为新时期文学初期,作为衔接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过渡阶段,呈现出单一而又丰富的状态,众多相似的文学作品集中出现,这种单一集中又形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文学浪潮,一波波翻滚而过。在这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对文学形象的研究,从性别视角介入的,大多是从女性形象、女性作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对性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却略显忽略。近年来,随着西方男性研究成果的引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男性研究,出现了相关理论成果,但对这一文学时段的小说中的男性形象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尚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基于此,本论文就从性别研究的视角介入这一时段文学文本中的男性形象,首先从理论部分入手,介绍了性别建构理论、文化表征理论、身份认同理论以及男性气质等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分析,将这一时段男性作家文本中主流男性形象分为了三类:苦难英雄、改革英雄、铁血英雄,又将女作家书写的男性形象与男作家所塑造的男性形象加以对比,分析了这四类男性形象的特点、小说中的呈现方式,以及这些男性形象是如何参与了这一时期的男性主体重塑;最后,在发掘了男性主体重塑方式方法之后,进一步探究形成这一时期独特男性形象呈现的成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男性形象再现的原因,分别是男性主体重塑的强烈愿望、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以及这一时期女作家写作的促成。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新时期文学初期这一文学时段是男性主体性建构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段中,男性通过自身主体地位的历史性续接、现实中确立和文化中寻据三个步骤来消除对男性身份的认同焦虑、去势焦虑,找寻失落的身份,通过这三个步骤将男性的高大进取、权威主体的形象确实的树立了起来。但身份重拾的同时又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身份不安感,是男性群体内部的扭曲,这就预示着男性形象必然走向多元化,男性气质也必将多元呈现。

二、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2）碎片化叙事的性别解读及其在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展开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封建妇女”重新指认——美国汉学界妇女史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5）断裂与突围：转型时期的身体规训 ——《大众电影》（1979-1995）封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性别与政治：193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与文学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8）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9）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女作家研究中的性别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文学初期男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论文参考文献）

• [1]五四妇女史观的反思 ——高彦颐的中国妇女史研究[D]. 张晓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2]碎片化叙事的性别解读及其在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展开方式[J]. 孙桂荣.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3)
• [3]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4]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封建妇女”重新指认——美国汉学界妇女史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启示[J]. 孙婷婷. 中外艺术研究, 2020(01)
• [5]断裂与突围：转型时期的身体规训 ——《大众电影》（1979-1995）封面研究[D]. 孙靖贤.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追寻“德气”的人生：大理诺村女性社会性别建构中的日常行为规范研究[D]. 苏醒. 云南大学, 2018(04)
• [7]性别与政治：193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与文学叙事[D]. 尹琴. 厦门大学, 2017(01)
• [8]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D]. 陶艳兰. 南京大学, 2016(05)
• [9]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女作家研究中的性别视角[J]. 张浩.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
• [10]新时期文学初期男性形象研究[D]. 金曼丽. 济南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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