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毅夫:做学问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莉莉[1]（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蒲甘霖[2]（2020）在《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过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及动力转换的联动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是实现创新、将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市场主体,企业创新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整体创新水平和规模。企业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实施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服务企业的模式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对企业创新的投入。在此背景下,本文对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机制进行探讨,为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效果提供新的科学决策依据。在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率服务的最优金融结构,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初期,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提到了金融发展和创新的概念,虽未形成系统的对金融发展的理解,但使得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进入到学术界的视野。自20世纪中期开始,Goldsmith等学者开始对金融发展进行系统地研究,将金融发展定义为一国（地区）金融结构的变化,并整理出代表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文献。20世纪90年代,Merton和Levine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出发,重新定义了金融发展的内涵,突破了早期学者仅考虑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观点。以往的理论研究者,通常将金融体系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金融结构,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出服务经济的最优金融结构,但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兴起于21世纪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要素禀赋与结构是给定的,从而决定了该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和企业创新水平。因此,能够支撑该阶段最优产业结构、满足企业创新需求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金融结构。这为重新审视金融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在不同的金融结构安排中,融资方式与企业创新、融资效率与企业风险处理等方面被认为存在显着差异,致使在不同金融结构的安排下,其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不同。就我国而言,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如何正确识别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据此,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对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鉴于已有文献对金融结构的定义过于宽泛,难以用一个明确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仅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三个主要的维度对金融结构进行替代。第二,在理论基础部分分别从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金融结构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阐述,并建立理论模型对三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行推理。第三,在实证部分首先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与新兴金融占比三个视角,对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样本企业的六项财务数据进行回归以建立融资约束指标,最后从上述三个金融结构维度分别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根据本文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可得,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均对企业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具体结论如下:1.从融资结构来看,发展直接融资对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主要是由于银行信贷收益与所需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针对企业创新所要求的融资规模与融资期限,银行所能提供的间接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新兴产业创新,因其不确定性而面临着高风险,对于中小型创新企业还存在抵押能力缺乏、信用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对于企业创新存在的这些高风险特性,只有风险偏好性较强、重在追求潜在高额回报率的直接融资模式才能与之相匹配。2.从银行业结构来看,增加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度,强化了市场对信贷资源的配置功能。同时,降低了银行业的集中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效率。银行业结构的变动,将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传导中介,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当中小银行的占比提升,银行业的内部结构不断完善,金融信贷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就会得到充分释放,中小银行的灵活性,也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为强劲的信贷支持。3.从新兴金融占比来看,提升风险投资占比能有效激发和增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相较于传统金融,风险投资等新兴金融可以同时输送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并且在治理机制与资本获取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的条件与基础,激发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4.从企业产权性质来看,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着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直接融资和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着,风险投资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和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环境,直接融资能显着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缓解非有国企业的资金压力达到刺激其研发创新从而获得未来优势的目的;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方面的受限较多,长期遭受银行信贷的“所有制”歧视,中小银行在信贷政策方面相对国有大银行具有政策灵活、导向扶持、竞争度更高及软信息占优等特点,会促使中小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非国有企业;此外,我国的风险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入到国有企业,进一步挤占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空间,导致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瓶颈长期得不到突破。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国家决策层面,应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幅提升直接融资在企业创新融资中的比重;创新银行信贷方式,提高信贷支持企业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各类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大力发展新兴金融的同时,协调好新兴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优势,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完善的健全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整体创新水平的快速发展;建立政策性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增强企业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企业运行层面,要在完善内部财务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方式的组合融资;融资要聚焦于创新战略,为企业长远发展精准赋能;合理配置创投资源,聚力推动全面创新。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融资因素来看,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金融发展水平、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市场竞争、FDI溢出效应、企业特质等视角,关于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对此展开深入探讨,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框架。第二,本文以宏观层面的金融结构变量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对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充实了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第三,通过引入新兴金融占比这一新变量,与传统金融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两种金融业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对金融结构的理论研究范围进行了一定扩展。进一步的研究将在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等方面深化,如将法治环境、公司治理等潜在要素纳入研究框架;还可将实证研究扩展至全样本企业,从而使该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郭瑞[3]（2020）在《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高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的高校智库评价有助于检视高校智库建设中的问题,为高校智库的发展诊断号脉,明确标准及树立标杆,推动我国高校智库的良性互动及整体实力提升。我国对高校智库的评价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评价主体单一及多元评价主体合作的缺失、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性及共识度较低、评价结果的应用有待完善等问题制约了高校智库评价功能的发挥。因此,亟待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及其体系精准把脉我国高校智库发展问题。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评价提出“改进科研评价”的指示。2015年1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深入实施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推动高校智库的发展完善、学科优势发挥、管理体制改革及整体水平提升。以上文件为完善高校智库评价提供了顶层设计。本文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公共管理学、教育评估学,结合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构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实证挖掘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理论工具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下将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高校智库评价中其他要素,共同促进高校智库评价问题的解决。最后基于建构的指标体系,抽样选取18所典型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评估结果来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提升高校智库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由绪论、四章、结束语六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提出本文研究的立意和主旨。详细梳理学界对智库评价及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现状,对本文的核心概念高校智库、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进行解释和界定。阐述本文运用的理论分析工具治理理论及第四代评估理论。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和价值取向。第一章,详细阐述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和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对高校智库评价涵括的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工具维度、指标维度、结果维度等进行阐述。其次,通过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来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高校智库评价制度环境的诱导、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及解析进行详细论述。理论分析框架的搭建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章,本部分设计调查方案,探求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相关机理。首先,对问卷设计、抽样方案、样本数据等进行阐述分析。其次,探求高校智库评价各维度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各个要素维度间的“耦合”关系。通过要素维度的相关分析发现:评价主体多元化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程度影响较大,说明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能促进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及共识性;评价工具中评价方式方法对评价指标科学程度的影响最大;评价制度完善程度对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和评价结果公信影响都较大;评价程序的完善对评价结果的公信影响较大,但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影响较小。最后,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挖掘高校智库评价面临的诸如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性及科学性有待提升、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等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制约其完善的机理。第三章,基于第二章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及内在机理分析结合理论工具的指导,提出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科学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遵循《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改进科研评价”的政策导向及梳理智库评价、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政府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同行评议、高校智库、民众及社会等多元评价主体的价值诉求,完善评价工具的情况下,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而成。其次,阐述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初始集、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复次,通过问卷调查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取舍进行筛选、因子分析技术修正指标结构并对其进行赋权。最后,论述评价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分析。第四章,基于第三章构建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科学抽样选取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在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制定评估表,详细说明评估标准及评分细则。分析18所高校智库的评价结果,挖掘样本高校智库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导向作用,提出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结束语,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对评价过程中指标体系及评估标准的应用,工具理性的完善,评价结果的应用,评价主客体诉求等进行总结和回顾。最后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展望未来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可能的研究焦点。本文的创新主要如下:1、基于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建构高校智库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界较多运用知识管理理论、知识市场理论、公民参与理论、组织有效性理论来分析高校智库评价。本文运用治理理论、第四代评估理论搭建高校智库评价理论分析框架体系,对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和要件进行详细论述,将高校智库评价看做是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指标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分析要素维度间的关系,基于治理理论中“序参量”对其他要素的协同、整合,决定系统的演变甚至结果的功能,以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作为高校智库评价中的“序参量”协同、整合其他要素维度,来发现和解决高校智库评价中的问题,以期探究高校智库评价系统的完善。2、研究视角及研究途径的创新。学界对高校智库评价的研究多关注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其他要素维度的研究和探讨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以量化方式理性认知高校智库评价要素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探究评价主体维度、评价客体维度、评价工具维度、评价结果维度等,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构建的影响,挖掘各要素维度面临的问题,分析其制约完善的内在机理,以期达到显示、描述和推断被研究对象特征、趋势和规律性的相关目的,进而来论证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多维性和系统性,为高校智库评价中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这在当前的高校智库评价研究中较少出现。3、基于治理理论和第四代评估理论尊重、识别多元评价主体价值倾向,完善高校智库评价工具理性的导向下,建构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当前对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多基于单一评价主体的价值倾向而建立,而智库对于政府及社会影响程度的评判话语权实质应掌握在“用户手中”,“决策用户”的认可程度决定其价值的体现。本文通过文献梳理、问卷调查和相关访谈,尝试聚焦高校智库的用户主体如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利益相关方,潜在评价主体中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机构乃至高校智库本身等,他们对高校智库评价的价值理念,结合高校智库的功能和特征,建构涵括“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智库的对外合作交流情况、智库的组织情况”等共34个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集,通过因子分析技术的修正,最终确定了涵括“智库投入及平台建设因子、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因子、智库合作和对外交流因子、智库学术生产能力因子”五个一级评价指标及29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因子分析而得的定量指标结构能够回应高校智库的各项功能,为衡量高校智库各项影响力的实现提供可供参考的维度。为完善评价方式,经过问卷调查的筛选确定11个定性指标集来弥补定量指标的不足。4、系统分析高校智库评价结果、总结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往高校智库评价研究多关注评价结果的排名,较少关注评价结果的分析、总结及探讨。本文通过科学抽样对18所高校智库进行实证评估,分析样本高校智库在基础建设、运营管理、影响力实现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出样本高校智库在实体化建设及内部组织管理不完善,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的实现程度较低,高校智库学科间的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等问题。并参考评价指标提出:深化高校智库的实体化建设,完善高校智库的支撑体系;完善高校智库成果发布与转化机制,提升高校智库政府及社会影响力;从学科、项目、人员等方面深化高校智库的协同,扩大对外合作和交流等对策和建议。
王潇[4]（2020）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高校作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成为实现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基本载体。本研究以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为研究主题,为地方高校转型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结构功能理论等理论视角出发,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进行探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验证研究设计中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依据所发现的研究结论,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出制度设计。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文献分析确定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主要五个制度维度,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大范围的调查。第二部分通过理论建构,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提供给理论依据,找出主要影响要素,分别从学科专业建设制度、师资队伍建设制度、应用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研究制度、学校管理制度这五个方面构建了制度设计框架。第三部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首先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验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各维度间的相关关系;其次,分别从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校管理这五个维度描述了当前地方高校转型制度的现状并找出当前这五个维度存在的制度问题;最后,进行路径分析,验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因素模型。第四部分,针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提出了在学科专业建设制度、师资队伍建设制度、应用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研究制度、学校管理制度这几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建议。本研究结果对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具有启示作用,有助于完善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制度设计,也有助于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主体提供制度设计的可行之策,期望能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吴芝花[5]（2019）在《南方稻作区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决策行为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文中指出粮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水稻作为南方地区种植面积最大、单产量最高、总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其生产不仅关乎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关乎国家粮食稳定与安全。病虫害防治是水稻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用工最多、风险系数最大的环节。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滞留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妇女和老人,这类农业生产主体不仅受教育程度低,而且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差,更缺乏病虫害防治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其病虫害防治效率低、效果差。尤其是当前水稻品种、农药品种的不断更新以及异常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水稻病虫害种类、种群及其发生规律出现较大变化,病虫害发生日益严重化、复杂化,防治压力越来越大。因此,病虫害防治也就成了当前农业生产遭遇的一大难题。水稻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为病虫害防治的一种组织方式和服务方式,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环节。南方稻作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水稻生产区域,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本文通过对南方稻作区的典型区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稻种植农户的调研,在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病虫害防治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及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71%的农户有采纳意愿;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水稻种植面积、水稻种植年限、对专业化统防统治了解程度、是否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农药对身体健康影响的认知、农药对环境影响的认知这9个因素对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有显着影响;男性、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水稻种植面积越大、水稻种植年限越长、对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了解程度越高、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认为农药对身体健康和环境影响越大的农户,其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也越强。其次,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有38.7%的农户采纳了专业化统防统治;户主文化程度、务农人数、水稻种植面积、对专业化统防统治了解程度、是否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农药对身体健康影响的认知、农药对环境影响的认知这7个因素对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务农人数越多、水稻种植面积越大、对专业化统防统治越了解、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认为农药对身体健康影响和环境影响越大的农户,越会采纳专业化统防统治。再次,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差异性:在有采纳意愿的491户农户中,有45.4%的农户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存在差异;其中,户主文化程度、务农人数、水稻种植面积、对专业化统防统治的了解程度、是否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农药对身体影响的认知、农药对环境影响的认知这7个因素对农户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有显着负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务农人数越少、水稻种植面积越小、对专业化统防统治越不了解、没参加过专业化统防统治培训、认为农药对身体健康影响和环境影响越小的农户,其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越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1）加大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宣传力度。（2）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健全失地农民职业培训制度。（3）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4）加大对农民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培训力度。（5）密切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人员与农户的联系。（6）推进专业化防治组织的健康发展。推进出台水稻暴发性病虫害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同时,鼓励专业化防治组织为机防人员购买人身意外等商业性保险,加大对专业化防治组织的资金扶持。
王锐[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韩玉姝[7]（2019）在《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启动经济的最快引擎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投资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伴随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以过度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为主要表现的投资效率持续走低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诱因。以高投资换取高增长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从注重投资规模向提高投资质量与效益转变,改善投资效率,培育和强化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有效增强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找准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近年来,产能过剩行业曾一度出现盈利能力不断恶化与高杠杆率并存、不良贷款率及其增幅居高不下的现象,企业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行为紧密相关的直接动因是相对低廉的外部融资成本,理论界普遍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的不合理。过度或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会扭曲资金价格,造成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使得金融市场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而大大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发生的概率。因此,金融体制或金融政策成为研究和改善投资效率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遵循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充分认识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现金融深化的过渡性的政策选择理论——金融约束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适度控制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等约束性的金融政策为商业银行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从而激励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并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民间资本,最终实现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政府对私人部门租金的“创造”而非“攫取”是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的最本质区别,前者对帮助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然而,任何非市场化的政策干预都是“双刃剑”,金融约束也不例外。由于存贷款利率低于实际均衡利率水平且利差相对稳定,商业银行为追逐利润进而有动力扩大贷款规模,同时也有利于企业长期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行过度投资,投资率偏高却又缺乏足够的消费需求作为支撑将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稳定的存贷利差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定价能力薄弱,因而更倾向于使用资产抵押等技术含量较低、投入成本更少的消极信贷技术,信贷资源更多地向信息成本较低的传统行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倾斜,而高新技术行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投资相对不足的困境。基于以上背景和作用机制,本文认为,金融约束政策下政府通过“租金激励”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是加剧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并最终造成投资效率损失的一项长期性、根本性制度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结合新古典投资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在深入理解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和政策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和论证了当前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抑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分析金融约束政策造成企业部门过度投资和资本错配的作用机制,并从投资的产出效率（总量效率）、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结构效率）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三个衡量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切入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结合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1）明确中国现阶段金融约束的政策特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金融约束理论;（2）提出并验证金融约束对投资效率的消极影响,丰富了投资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当前两类棘手的结构性难题——产能过剩和资本错配找到了金融制度层面的成因;（3）从投资效率的视角判断金融约束政策的有效性,为理解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提供了中微观理论依据和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探讨金融约束的退出路径和以利率市场化为总抓手合理引导金融资源通过支持高质量投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健康发展打开了空间。本文写作共分为八个部分,主要工作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概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介绍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梳理全文的逻辑框架,同时指出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和贡献。第二部分为相关领域的文献综述。一方面,从金融发展理论的经典文献入手,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对金融抑制、金融约束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另一方面,整理关于投资效率的各类研究视角,总结、归纳投资效率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中国投资效率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在借鉴和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将要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和主要内容。第三部分为金融约束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合理性分析。从理论背景、经济租金的本质、信贷市场均衡以及政策的福利效应等方面入手依次展开分析,厘清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多角度论证了金融约束是中国现阶段金融政策的主要特征。此外,在政策的局限性分析中重点讨论金融约束政策可能对私人部门投资带来的负面效果,为后文金融约束政策降低投资效率的论证奠定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以1998-201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中国金融约束指数,并进行带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即依次表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和“麦金农效应”。针对这一现象,重点结合金融约束政策的局限性和经济增长理论中投资效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给出现阶段金融约束政策主要通过降低生产部门投资效率抑制经济增长的初步判定。第五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总量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借助简化的理论模型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梳理出金融约束政策下利率管制和储蓄动员相互促进、叠加,最终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理论逻辑。实证研究方面,以产能利用率作为过度投资程度的代理变量,选取工业部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约束政策、外部融资依赖度以及二者的交互项与产能利用率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约束政策能够显着加剧产能过剩,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地区,金融约束政策加剧产能过剩的效果越强。第六部分是金融约束政策影响投资结构效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和信贷技术选择两方面分析了金融约束政策下贷款利率控制和“租金激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歧视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部分,选择工业部门行业数据构建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全样本的回归结果验证了金融约束政策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消极作用,而分时间段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早期对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有改善作用,消极影响则重点体现在2008年以后,这可能与不同行业和企业在各经济发展阶段的优势对比情况有关。第七部分是基于微观企业投资效率视角对金融约束政策作用机制的补充论证。以企业层面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研究对象,归纳金融约束政策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三类作用机制:融资约束机制、代理机制和资本成本机制,并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约束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化影响,间接反映了金融约束对投资的总量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作用效果,从微观视角形成了对第五和第六两部分研究结论的加强和补充。第八部分在回顾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基于投资效率视角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并有针对性地从未来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路径、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以及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提出相关措施和建议。最后,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提出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探讨的问题。
刘超[8]（2019）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文化和思维是其中的重要关键词,思维是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深层内涵,是人们用以处理信息和感知周遭世界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元认知模式。中国人喜欢追问“这有什么用”,表现出注重实用的思维模式。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人的实用思维,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炼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和主要表现。本研究将实用思维定义为一种重视现实致用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实用思维表现出三个重要特征:从个体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比较重视此岸世界现实满足,轻视彼岸世界来世追求;从理论与应用孰重孰轻的角度看,中国人一向重应用探究,轻理论建构;从个体参照的时间框架看,更重视当前之用,轻视长远之用。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沿着从生物适应到文化选择的理路演进,历经萌芽、发生、形成和确定四个阶段。中国人实用思维在知识、关系和宗教三个领域体现较为明显,普遍将知识、关系和宗教视为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第二部分,梳理实用思维产生的文化缘由,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即:“一个世界”观,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以及重视机会获得与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1）“一个世界”观将人生的目标追求置于此岸世界,关注现实性目标追求,忽视超越性目标追求。（2）重“行”之知行观与以“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强调“知”要能够服务于“行”,强调“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观念传统分别解构了“知”的重要性与对象性,使得中国人重视以人的需要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轻视理论研究。（3）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第三部分,主要阐明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作为一种复杂的存在,实用思维涉及相关的价值观和认识论。这一部分从实用价值观、实用认识论以及言语模式形塑思维三个方面对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进行微观探讨。中国文化已经形成重视个体和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实用价值观,形成关注现实致用的实用认识论。言语模式促使文化中已经存在的实用价值观和实用认识论自觉地进入个体的思维之中。中国人喜好追问“这有什么用”和“如何做”:“这有什么用”使得个体倾向于从“用”的角度看事观物,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如何做”强调方法技术的寻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回避理论解释。在特定言语模式的引导下,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追求实用。第四部分,从实用思维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中两个基本问题,即“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和“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1）对“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的回答需要追溯至两希文明,两希文明分别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认知因素与人格因素。在古希腊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概念化的形式逻辑,倾向于用元素-结构认知模式来认知事物,用数来描述与演绎自然存在,古希腊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智识上的准备。在希伯来传统的影响下,西方人形成了超越性的目标追求,积极进行着自我与意义寻求,希伯来传统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上的准备。现代科学是超越实用的结果,是人类智识力量和人格力量拒斥实用思维的双重超越。（2）对“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这一问题的心理学解答也可以从认知因素和人格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原因的寻求。在实践取向的影响下,中国人擅长运用类比推理和相关逻辑,这种思维方法将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人与自然形成整体的存在格局,故未能成功地将人与自然进行切分,古代中国人倾向于采用作用-功能认知模式看待自然客体,对于中国人而言,数是指导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总体看来,中国人未能有效地形成现代科学产生所必要的认知因素。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热衷于现实性的目标追求,持趋乐避苦的性格特征,主动求乐,被动受苦,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中国人的心理羁绊于一种现实致用的思维之中,被双重的实用寻求所束缚。不论是从认知上看,还是从人格上看,古代中国人都不具备产生现代科学所必要的智识性条件和动力性条件。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适应艰辛环境的能力,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心态,增强中国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由于过于重视效用和功能,中国人漠视不能尽快致用的理论研究,回避超越性目标追求。中国人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心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提升理论思维的水平,而中国人如果想要实现人性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则需要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深彻理解希伯来传统中的超越性要素,使得超越性目标成为中国人总体目标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田[9]（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万源星[10]（2019）在《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是否需要干预企业微观行为?至今仍是政府主义学派和自由主义学派争论的焦点。2016年,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展开辩论,林毅夫强调“有为政府”的现实价值,而张维迎认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干预企业技术创新为例,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等因素使创新主体研发投入较低,难以通过市场自动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干预便成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事实上,作为民营经济主体,大多中国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大批创业者即将退休,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决定着家族传承、企业延续的成功与否。然而,中国家族企业存在严重的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意愿不强等问题,因此更迫切政府进行干预。高新认定政策是政府干预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的一项独特机制,而研究尚未深入且结论不一。理论上,高新认定政策通过定量标准筛选出真正具有技术创新潜力或能力的企业,并给予一系列政策优惠。这不仅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还能给予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积极的市场信号,激励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而也有学者指出,扶持对象甄选、效果评估等不存在高效易行的统一标准,导致政府错误配置经济资源。在实践中,高新认定政策也引起诸多争议,如“一刀切”认定门槛的合理性及“伪高新”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等问题。可见,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仍有待检验。基于此,本文以家族企业创新问题、高新认定政策问题及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不成熟为切入点,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归纳演绎、数理分析、博弈分析等方法,构建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三个视角,运用随机前沿、多元回归、双重差分等计量方法,系统研究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及后果?（2）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的财税支持能否进一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绩效?（3）家族控制如何影响高新认定政策效应?（4）研发操纵的类别、动机、规律及后果?研究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结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国际经验提出政策启示。以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为出发点,通过梳理发达国家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经验,结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得到启示:（1）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央、财力雄厚省市及产业领先企业应率先加强投入并设立基金;（2）重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通过税收、补助、融资等政策手段激励企业技术创新;（3）重视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督促高校将高新技术成果应用列入考核机制,并促进产学研合作;（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积极培养后备人才科学兴趣和技能,并通过人才引进计划、技术移民政策等吸引外籍人才。2.构建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高新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正外部性和重要性论证了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原理;其次,根据边际收益-成本曲线和需求-供给曲线,从研发投资、产品数量角度论证了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并结合Jones（1995）的研究成果,创造性地将其表述为数理模型;最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关系,发现合理的高新认定门槛不仅有助于减少家族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还能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3.探究高新认定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分析和检验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结果发现:（1）通过高新认定后,家族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更优的市场信号,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2）由于较低的违规成本、宽松的审批流程或复杂的审计工作,导致高新认定复审阶段的政策效果减弱,长期政策效果并不乐观;（3）在机构持股比例越少、行业竞争越激烈、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外部环境下,政府越有可能实现高新认定政策目标。4.探究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从激励方式、激励对象、项目决策、实施速度四方面论证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类财税支持的作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可获得财税支持,既能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及风险,又能传递积极的市场信号,进而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2）相对于税收优惠,政府补助促进作用更显着;（3）财税支持的促进作用在董事长无政治关联、融资约束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及高新开发区外的家族企业中更显着。5.探究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立足“家文化”传统的中国背景,提出一个分析家族企业衡量技术创新不同阶段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后,家族企业制定风险偏好策略,并通过管理权、所有权积极影响企业技术创新;（2）家族参与管理具有社会资本、内部监管及成果应用等优势,家族所有权具有传承意愿、损失厌恶等特点,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价值的实现;（3）家族控制的促进作用在两权分离度低、公司规模大及多元化水平低的企业中更显着。6.探究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根据研发操纵行为的动机和规律,结合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现状,构建了一个界定“达标型”和“避税型”研发操纵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不同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1）研发操纵将不属于研发活动的费用计入研发支出科目,或是通过购置未投入运营的设备虚增研发支出,降低企业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管可利用研发操纵所带来的监管真空和信息优势实现个人利益,造成企业决策短视,导致高新认定政策目标难以实现;（2）“达标型”研发操纵为了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所给予的政策优惠,集中在高新认定初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高、高新开发区外的企业更显着;（3）“避税型”研发操纵为了降低税收负担,集中在高新认定复审阶段,并且在职业经理人参与管理、销售收入低、高新开发区内的企业更显着。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点包括:1.提供了一个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以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运用新结构经济学、数理分析、博弈分析模型等方法,解释了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原理及作用,并对设置合理高新认定门槛、解决研发操纵问题、提高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进行详述。2.提供了一个解释政策扭曲效应的新视角。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企业针对政府干预采取的投机性行为,最终影响政策效果。本文从研发费用这一具体会计科目的操纵行为视角,分析家族企业微观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发现高新认定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家族企业有意通过研发操纵满足其“达标”或“避税”需求,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3.为少量有关高新认定政策的研究提供微观证据。传统政府干预研究多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视角展开分析,少量研究分析了高新认定政策效应且结论不一。此外,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企业到期前应参与复审。而以往研究仅仅将通过初审视为条件,忽视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差异。基于此,本文将高新认定分初审和复审两阶段,发现不同阶段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且受财税支持、家族控制、研发操纵等因素影响。实证结果不仅为以往文献不一的结论提供解释,还为高新认定办法提供政策建议。
二、林毅夫:做学问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毅夫:做学问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运用的资料 |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 |
|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的回顾与解读 |
|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思考 |
| 第二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溯源 |
|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最新动态 |
|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 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
| 第三节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理论演绎 |
| 一、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 |
| 二、金融结构与融资约束 |
| 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 第四节 述评与展望 |
| 第二章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
| 一、融资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 |
| 二、银行业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动力耦合 |
| 三、新兴金融占比对企业创新的相嵌效应 |
| 第二节 金融结构对融资约束影响的路径 |
| 一、融资约束的制约因素 |
| 二、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 |
| 三、金融结构优化的能动作用 |
| 第三节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 |
| 一、融资约束导致资本错配 |
| 二、资本错配抑制企业创新 |
| 第四节 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 |
| 一、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 |
| 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制约 |
| 三、融资约束下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联动效应 |
| 四、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问题 |
| 第三章 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相关性的经验证据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实证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 四、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 五、新兴金融占比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 第五节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第四章 融资结构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融资约束指标的构建 |
| 一、融资约束指标筛选 |
| 二、预分组与变量选择 |
| 三、回归结果与指数构建 |
| 四、融资约束的企业性质对比 |
| 第五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融资结构规模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 三、融资结构活力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 四、融资结构效率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 第六节 融资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 一、关于融资结构规模的分样本回归 |
| 二、关于融资结构活力的分样本回归 |
| 三、关于融资结构效率的分样本回归 |
| 第七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银行业结构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 第五节 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新兴金融占比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新兴金融占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 第五节 新兴金融占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二) 我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的发展与聚焦 |
| (三) 研究文献评述及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
| 三、核心概念 |
| (一) 高校智库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内涵 |
| 四、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治理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二) 第四代评估理论及其应用阐述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六、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创新 |
| (三) 本研究的价值取向 |
| 第一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及理论分析框架 |
| 一、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与制度环境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的要素维度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的制度环境 |
| 二、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前提 |
| (一) 制度环境的诱导 |
| (二) 治理主体协作的动力和基础 |
| (三) 治理主体的多元诉求和资源互赖 |
| (四)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存在 |
| 三、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与解析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分析框架的解析 |
| 第二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审视 |
| 一、调研方案设计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问卷设计 |
| (二) 抽样方案与样本规模的估计 |
| (三) 问卷的发放与数据收集 |
| 二、数据分析 |
| (一) 问卷的描述性统计 |
| (二) 问卷信度与效度检验 |
| (三) 要素维度的相关关系 |
| 三、高校智库评价的问题表征 |
| (一) 高校智库评价主体单一,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共识性 |
| (二) 对高校智库分类评价不完善,降低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程度 |
| (三) 评价工具理性不完善,降低评价过程的公信力 |
| (四) 评价结果应用不完善,降低评价功能的有效性 |
| 四、制约高校智库评价完善的内在机理 |
| (一) 多元评价主体协同与合作的缺失 |
| (二) 评价偏好不一致,价值冲突与价值均衡共存 |
| (三) 制度规范的缺失,弱化智库评价的共识性 |
| (四) 信息不对称,降低评价结果的科学及共享 |
| 第三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一、响应式聚焦,树立高校智库评价导向 |
| (一) 关注多元评价主体价值诉求 |
| (二) 完善评价工具理性 |
| (三) 遵循指标体系多维性及动态发展的规律 |
| 二、确定指标体系选取的原则 |
| (一) 系统原则 |
| (二) 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及特殊指标互为补充的原则 |
| (三) 简明性原则 |
| (四) 可操作性原则 |
| (五)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
| 三、指标体系初始集设置的阐释和说明 |
| (一) 指标体系建立的程序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三) 定性指标体系初始集的设置 |
| 四、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及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一) 指标体系的问卷设计 |
| (二) 相关描述性统计 |
| 五、指标体系的实证检验 |
| (一) 因子分析 |
| (二) 定量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 |
| (三) 定量指标体系的修正 |
| (四) 定量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
| (五) 定性指标体系的筛选 |
| 六、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及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一) 指标体系对高校智库的功能回应 |
| (二)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
| 第四章 高校智库评价的实证评估 |
| 一、评估标准的制定 |
| (一) 评估表的制定 |
| (二) 评估标准及评估细则 |
| 二、基于18所高校智库的数据采集 |
| (一) 样本容量 |
| (二) 样本选取 |
|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三、评估结果的比较及分析 |
| (一) 总分及一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二) 二级指标得分分析 |
| (三) 三级指标得分分析 |
| 四、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及提升的策略路径 |
| (一) 高校智库面临的问题 |
| (二) 高校智库提升的策略路径 |
| 结束语 |
| 一、研究总结 |
| 二、研究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高校智库评价现状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 高校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调查问卷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的论文情况及科研情况 |
| 后记 |
（4）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的研究趋势 |
| (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研究性文献综述 |
| (三)“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政策性文献综述 |
| (四)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的基本理论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地方高校 |
| (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 |
| (三)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 |
| 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结构功能理论 |
| 三、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的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设 |
| (一)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构成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三)研究假设 |
| 第三章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一、问卷设计 |
| (一)问卷研制 |
| (二)问卷结构及内容 |
| 二、问卷抽样调查情况 |
| (一)被调查高校样本基本情况 |
| (二)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 |
| 三、问卷信效度检验 |
| (一)项目分析 |
| (二)效度分析 |
| (三)信度分析 |
| 四、问卷相关分析 |
| 五、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地方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二)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师资队伍建设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三)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人才培养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四)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科研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五)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管理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六、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模型验证 |
| (一)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维度间的相关分析 |
| (二)模型验证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的设计 |
| 一、学科专业建设制度设计 |
| (一)学科专业建设功能定位制度设计 |
| (二)重构学科专业逻辑结构制度设计 |
| (三)学科专业管理制度设计 |
| 二、师资队伍建设制度设计 |
| (一)教师准入制度设计 |
| (二)教师培养培训制度设计 |
| (三)教师评价激励制度设计 |
| 三、人才培养制度设计 |
| (一)人才培养理念目标制度设计 |
| (二)人才培养主体制度设计 |
| (三)人才培养课程制度设计 |
| (四)教学方式方法制度设计 |
| (五)人才培养评价制度设计 |
| 四、科研制度设计 |
| (一)科研规划定位制度设计 |
| (二)科研团队建设制度设计 |
| (三)科研平台建设制度设计 |
| (四)科研评价激励制度设计 |
| 五、学校管理制度设计 |
| (一)地方高校教育行政制度设计 |
| (二)地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制度设计 |
| (三)地方高校与社会合作制度设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着作类 |
| 期刊论文类 |
| 学位论文类 |
| 外文类 |
| 其他类 |
| 致谢 |
| 附录1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2 :项目分析的运行结果报表 |
| 附录3 :相关分析结果报表 |
| 附录4 :个人简介 |
（5）南方稻作区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决策行为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 |
| 1.5.2 可能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 |
| 2.1.2 专业化统防统治 |
| 2.1.3 采纳意愿 |
| 2.1.4 采纳行为 |
| 2.1.5 意愿与行为偏差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户农药施用状况的研究 |
| 2.3.2 农户IPM等农业新技术采纳研究 |
| 2.3.3 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行为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3 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决策行为机理与理论框架 |
| 3.1 农业服务社会化视域中专业化统防统治的两大关键特征 |
| 3.1.1 社会化特征:社会上的共存性与共生性 |
| 3.1.2 专业化特征:技术上的可分性与可外包性 |
| 3.2 行为机理: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决策行为逻辑 |
| 3.2.1 “发生学问题”的领悟:农户决策行为问题的再认知 |
| 3.2.2 研究视角:专业化分工理论视角 |
| 3.2.3 行为模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模式 |
| 3.2.4 行为机理: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决策行为逻辑 |
| 3.3 理论框架: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决策行为理论 |
| 3.3.1 农户理性:病虫害防治服务外包的理性认知 |
| 3.3.2 心智模式:病虫害防治服务外包的农户意愿 |
| 3.3.3 决策行为:病虫害防治服务外包的策略性选择 |
| 3.3.4 理论框架: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决策行为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调研设计与数据来源 |
| 4.1 调研过程 |
| 4.2 调研内容和调研农户的选择 |
| 4.2.1 调研内容 |
| 4.2.2 调研农户的选择 |
| 4.2.3 样本户的基本情况 |
| 4.3 样本地区介绍 |
| 4.3.1 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 |
| 4.3.2 社会经济条件 |
| 4.3.3 农业发展概况 |
| 4.4 本章小结 |
| 5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水稻种植及病虫害发生和防治情况 |
| 5.1 水稻种植情况 |
| 5.2 水稻病虫害发生情况 |
| 5.3 水稻病虫害防治情况 |
| 5.3.1 分散的病虫防治 |
| 5.3.2 专业化统防统治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分析 |
| 6.1 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采纳意愿分析 |
| 6.3.1 总体情况分析 |
| 6.3.2 各变量描述分析 |
| 6.3.3 多重共线性检测 |
| 6.4 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相关性分析 |
| 6.4.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行为分析 |
| 7.1 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
| 7.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采纳行为分析 |
| 7.3.1 总体情况分析 |
| 7.3.2 各变量描述分析 |
| 7.3.3 多重共线性检测 |
| 7.4 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7.4.1 相关性分析 |
| 7.4.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
| 8.1 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
| 8.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8.2.1 模型构建 |
| 8.2.2 变量选取 |
| 8.3 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分析 |
| 8.3.1 总体情况分析 |
| 8.3.2 各变量描述分析 |
| 8.3.3 多重共线性检测 |
| 8.4 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差异性影响因素的分析 |
| 8.4.1 相关性分析 |
| 8.4.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
| 8.4.3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1.2 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1.3 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约束政策的研究 |
| 2.2 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投资效率的含义及研究视角 |
| 2.2.2 中国的投资效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
| 2.2.3 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金融约束理论、政策内涵与中国实践 |
| 3.1 金融约束论的理论内涵 |
| 3.1.1 金融约束理论的背景 |
| 3.1.2 经济租金的概念、分类与性质 |
| 3.1.3 金融约束核心内容概述 |
| 3.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市场均衡及福利分析 |
| 3.2.1 金融约束下的租金创造:一个简化的分析框架 |
| 3.2.2 金融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3 企业部门租金创造的经济效应 |
| 3.2.4 福利效应与政策合理性分析 |
| 3.2.5 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与政府治理 |
| 3.2.6 金融约束政策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3.3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情况 |
| 3.3.1 中国金融政策的学术争鸣 |
| 3.3.2 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实践 |
| 3.3.3 利率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金融约束 |
| 3.3.4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金融约束、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及政策效率初步判定 |
| 4.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构建 |
| 4.1.1 指数构建的改进思路 |
| 4.1.2 主成分变量及其含义 |
| 4.1.3 指数构建原理及步骤 |
| 4.1.4 主成分分析结果 |
| 4.1.5 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 4.2 金融约束、经济增长与宏观投资效率 |
| 4.2.1 金融约束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
| 4.2.2 “斯蒂格利茨效应”与“麦金农效应” |
| 4.2.3 基于宏观投资效率的金融约束政策评价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总量效率 |
| 5.1 金融约束下过度投资成因分析:基于经济结构失衡的视角 |
| 5.1.1 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投资需求及其决定因素 |
| 5.1.2 金融约束下的资本过度积累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
| 5.1.3 金融约束下的储蓄动员:对低利率与高储蓄并存的解释 |
| 5.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 |
| 5.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金融约束政策与投资的结构效率 |
| 6.1 金融约束政策、信贷歧视与资本错配 |
| 6.1.1 工业部门资本配置现状及信贷歧视相关研究 |
| 6.1.2 金融约束政策下信贷歧视的成因分析 |
| 6.1.3 信贷歧视、资本错配与投资效率损失 |
| 6.2 实证检验:金融约束政策与行业资本配置效率 |
| 6.2.1 问题描述与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约束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微观视角的补充论证 |
| 7.1 微观视角下租金激励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再解释 |
| 7.1.1 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
| 7.1.2 融资约束、代理问题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
| 7.1.3 租金激励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制 |
| 7.2 实证检验:以工业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为例 |
| 7.2.1 实证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思路、模型及变量说明 |
| 7.2.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7.2.5 稳健性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本文研究结论 |
| 8.1.1 中国当前金融发展阶段主要政策特征的界定 |
| 8.1.2 基于投资效率的中国金融约束政策效率评价 |
| 8.1.3 经济租金本质与金融约束政策局限性的再探讨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2.1 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金融约束退出路径 |
| 8.2.2 关于未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发展重点的思考 |
| 8.2.3 新常态下投资需求管理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配合 |
| 8.3 研究展望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一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与表现 |
| 2“实用”与“思维”的内涵解读 |
| 2.1“实”与“用”的涵义解读 |
| 2.2“实用”的内涵解读 |
| 2.2.1 实际效用 |
| 2.2.2 现实应用 |
| 2.2.3 符合当下需要 |
| 2.3“思维”的内涵解读 |
| 3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
| 3.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定义 |
| 3.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基本特征 |
| 3.2.1 重视此岸现世满足,轻视彼岸来世追求 |
| 3.2.2 关注应用探究,轻视理论构建 |
| 3.2.3 注重近期之用,忽视长远之用 |
| 4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与主要表现 |
| 4.1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发展阶段 |
| 4.1.1 萌芽阶段 |
| 4.1.2 发生阶段 |
| 4.1.3 形成阶段 |
| 4.1.4 确定阶段 |
| 4.2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主要表现 |
| 4.2.1 知识 |
| 4.2.2 关系 |
| 4.2.3 宗教 |
| 第二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文化缘由 |
| 5“一个世界”观为核心的意义系统 |
| 5.1“一个世界”观与“两个世界”观的比较 |
| 5.1.1 思想来源 |
| 5.1.2 基本内涵 |
| 5.1.3 关系 |
| 5.1.4 目标追求 |
| 5.2“一个世界”观使得中国人追求现实性目标 |
| 5.2.1 物质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2 社会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5.2.3 情感性导向的目标追求 |
| (1)人际之情:和谐的人际关系 |
| (2)物我之情:圆融的物我关系 |
| 6 重“行”之知行观与“人”为中心之天人观的观念传统 |
| 6.1 重“行”之知行观 |
| 6.1.1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一:重“行”与重“知” |
| 6.1.2 中西知行观差异之二:“知行合一”与“知行二分” |
| 6.2“人”为中心之天人观 |
| 6.2.1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一:“人”为中心与“天”“人”各为中心 |
| 6.2.2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二:“人天合一”与“天人二分” |
| 6.2.3 中西天人观差异之三:有情之天与有理之天 |
| 6.3 传统知行观与传统天人观使得中国人重视应用性研究 |
| 6.3.1 未能建立起理论研究兴趣 |
| 6.3.2 重视应用性知识系统 |
| 6.3.3 形成重视现实应用的“学”“术”传统 |
| 7 重视机会获得和恐惧物质匮乏的传统心态 |
| 7.1 重视机会获得 |
| 7.2 恐惧物质匮乏 |
| 7.3 两个传统心态使得中国人偏好近期利益 |
| 7.4 中国人重近期利益的表现 |
| 第三部分 中国人实用思维的形成机制 |
| 8 中国人实用思维形成的总体机制图 |
| 9 中国人的实用价值观 |
| 9.1 个人/家庭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1.1“好死不如赖活着”:寿(健康长寿) |
| 9.1.2“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富(物质财富) |
| 9.1.3“势大面子宽”:贵(社会权势) |
| 9.1.4“家和万事兴”:和(家庭和谐) |
| 9.2 国家/天下层面的实用价值观 |
| 9.2.1“治国”:国家富强、社会安定 |
| 9.2.2“平天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
| 10 中国人的实用认识论 |
| 10.1 实用自然认识论 |
| 10.1.1 自然的三个维度 |
| 10.1.2 功能本体是中国古代实用自然认识论的认知基础 |
| 10.1.3 实用自然认识论影响下形成应用性/操作型知识体系 |
| 10.2 实用道德认识论 |
| 10.2.1 道德的两重性 |
| 10.2.2 修齐治平是中国古代实用道德认识论的社会需要 |
| 10.2.3 实用道德认识论影响下形成道德践履操作系统 |
| 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影响实用思维的形成 |
| 11.1 语言及其话语模式形塑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 |
| 11.1.1 思维支配语言 |
| 11.1.2 语言形塑思维 |
| 11.2 中国式提问将中国人的思维导向“实用” |
| 11.2.1 问题之一:这有什么用 |
| (1)“这有什么用”激发个体形成现实性目标追求 |
| (2)“这有什么用”促发个体形成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11.2.2 问题之二: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 |
| (1)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引导“术”(方法与动作)的寻求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满足于解决生产问题和生活问题 |
| 11.2.3 中国式提问的逻辑后果 |
| (1)“这有什么用”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2)“怎么办/怎么样/如何做”提问方式的逻辑后果 |
| 第四部分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2“李约瑟难题”的文献回顾与解析 |
| 12.1“李约瑟难题”的阶段性 |
| 12.1.1 17世纪初-19 世纪末:以德梅朗和巴多明等法国学者为代表 |
| 12.1.2 20世纪初-20 世纪中叶:以任鸿隽和梁启超等中国学者为代表 |
| 12.1.3 20世纪中叶-20 世纪80年代:李约瑟对难题的研究 |
| 12.1.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努力 |
| 12.2“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中心偏移 |
| 12.2.1 “李约瑟难题”的跨学科性 |
| 12.2.2 “李约瑟难题”的学科中心偏移 |
| 12.3“李约瑟难题”研究中展现的三个问题 |
| 12.3.1 问题之一:“李约瑟难题”的内涵问题 |
| 12.3.2 问题之二:“伪问题”说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的合法性? |
| 12.3.3 问题之三:现代科学移植中国是否挑战“李约瑟难题”研究的必要性? |
| 13 心理学的努力:以往心理学研究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
| 13.1 陈立:“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便必为心理的” |
| 13.2 尼斯贝特、彭凯平和侯玉波:辩证思维与整体思维的解答 |
| 13.3 皮亚杰:认识的心理发生 |
| 13.3.1 动作:一般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2 超越动作:科学认识发生的心理基础 |
| 13.3.3 皮亚杰理论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发 |
| 14 从实用思维的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
| 14.1 现代科学为何产生于西方 |
| 14.1.1 希腊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认知条件 |
| (1)概念化的形式逻辑 |
| (2)元素-结构认知模式 |
| (3)“数”的描述机能与演绎机能 |
| 14.1.2 希伯来传统奠定科学产生的人格因素 |
| (1)超越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自我与意义寻求 |
| 14.2 现代科学为何未能产生于中国 |
| 14.2.1 实践取向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认知条件 |
| (1)相关逻辑和类比推理 |
| (2)作用-功能认知模式 |
| (3)“数”在实践中起指导功能 |
| 14.2.2 儒道文化难以为现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人格因素 |
| (1)现实性的目标导向与动机激发 |
| (2)求乐避苦的性格特征 |
| 第五部分 反思、评价与结论 |
| 15 对中国人思维研究的反思 |
| 15.1 以心理学为中心学科,关注思维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
| 15.2 以研究中国文化的思维为基本,同时关注思维研究的文化差异 |
| 15.3 宜从方法上把握思维研究的三个层次 |
| 16 对中国人实用思维的评价 |
| 16.1 实用思维提升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性 |
| 16.2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理论兴趣的形成 |
| 16.3 实用思维阻碍中国人超越性目标的形成 |
| 16.4 改善中国人思维的策略 |
| 17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本研究的创新 |
| 17.2 本研究的不足 |
| 18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结论与思考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农业 |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主要贡献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政府干预理论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府干预的动机及后果 |
| 二、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三、政府干预对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现有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二节 英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三节 瑞士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四节 日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五节 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 |
| 第六节 国际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启示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制度背景 |
| 第二节 高新认定政策的框架体系 |
| 第三节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分析 |
| 一、高新认定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分析 |
| 二、高新认定政策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高新认定中政府与家族企业的博弈分析 |
| 一、博弈模型假设 |
| 二、博弈模型构建 |
| 三、博弈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新认定影响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税支持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家族控制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发操纵对高新认定政策效应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和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林毅夫:做学问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2]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D]. 蒲甘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3]中国高校智库评价研究[D]. 郭瑞.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制度设计研究[D]. 王潇.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0)
- [5]南方稻作区农户专业化统防统治决策行为研究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D]. 吴芝花.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金融约束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D]. 韩玉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8]中国人实用思维的理论研究[D]. 刘超.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10]高新认定政策与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D]. 万源星. 浙江工商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