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滕州市1998～2001年各级医院法定传染病报告资料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槐鹏程[1]（2019）在《基于社区人群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状况的流行病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hlamydia trachomatie,CT）感染主要通过性接触、类似性行为或间接接触等途径传染,是人群感染率较高的性传播疾病之一,可导致女性感染者出现盆腔炎、慢性盆腔痛、异位妊娠或不孕症,可导致男性感染者出现尿道炎或附睾炎,严重影响感染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近年来,生殖道CT感染人数出现明显上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最新监测报告,2012年全球新发生殖道CT感染人数为1.309亿人,比2005年（1.015亿）上升29%。生殖道CT感染的问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公共卫生人员的广泛关注。我国对于生殖道CT感染的流行现状及疾病负担的估计,一直主要基于疾病监测系统。然而,监测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生殖道CT感染的真实感染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多数感染者无临床症状,不会主动就医。难以通过性病门诊或皮肤科门诊及时发现感染者,该部分感染者信息也就不会上传至监测系统;二是疾病监测数据的质量不佳,据文献报告,监测数据本身往往存在着漏报、错报和重复报告的问题。因此,监测数据对于生殖道CT感染防控措施制定所提供的有效信息是有限的,监测数据反映的疫情人数与真实感染人数相比,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以人群为基础的大样本的横断面调查,为阐明生殖道CT感染的流行病学分布、危险因素和经济负担提供了有效途径,其研究结果可以为精准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我国针对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开展的专题调查研究却鲜有报道。芝加哥大学William Parish等学者曾于1999-2000年期间对我国20-64岁普通人群进行了多阶段抽样调查,首次阐述了我国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的流行现状和危险因素。国际癌症研究中心Silvia Franceschi等学者于2004年对我国山西省的399名15-44岁女性进行调查,据此估算山西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的流行率。然而,上述研究对于当前生殖道CT感染防控策略制定的参考价值仍然不足,原因有二:一是调查时间距今较长。上述研究均为2004年之前开展的,距今已有10余年的时间,我国人群性观念和性态度已发生深刻变革,性传播感染报告发病率增长迅速,亟需新的研究来了解当前的感染流行现状。二是样本量相对较少。如2004年我国山西省的调查,样本量仅为399人,导致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可能不好。针对既往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复杂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18-49岁普通人群进行横断面抽样调查,设计样本量达8074人。同时,采用当前全球最先进的罗氏Cobas 4800 CT检测系统,对受访者尿液中生殖道CT的DNA进行无创检测,以获取山东省代表性好、精确度较高的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状况的最新数据。此外,基于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欧美等多个国家自本世纪初开始已陆续出台了生殖道CT感染的防控策略,而我国尚缺乏相关对策,本研究结果也将有助于我省生殖道CT感染防控策略的制定和实施。经济负担的估计可以有效地指导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但我国目前也无关于生殖道CT感染经济负担的研究。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曾于2008年对本国居民性传播感染的相关的医疗费用进行了估计,其中生殖道CT感染造成的医疗费用为5.17亿美元（95%CI,2.58-7.75亿美元）,居8种性传播感染经济负担的第2位。上述研究的估计为美国性传播感染卫生经费的投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本研究将率先对山东省18-49岁人群生殖道CT感染所造成的医疗费用进行初步估计,为本省卫生资源的投入及生殖道CT感染筛检策略成本效益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目的1.通过meta分析估算全球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的最新数据。2.探究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的流行特点和危险因素。3.估计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造成的医疗费用。研究方法1.通过meta分析估算生殖道CT的感染率及95%可信区间。采用Q检验和I2统计量,估计研究之间异质性的大小。I2>50%,表明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统计量;I2<50%,表明研究之间的异质性较小,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合并统计量。Meta回归用于分析潜在的异质性来源。采用漏斗图、Trim and fill法进行发表偏倚的评价。2.本研究为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复杂抽样的方法获取样本。抽样方法分4个阶段进行,一是按照山东省地理区域分层后,随机抽取县（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元;二是采用PPS抽样法,从初级抽样单元中抽取乡镇或街道作为次级抽样单元;三是继续采用PPS抽样法,从次级抽样单元中抽取乡村或社区作为调查现场;四是采用系统抽样法,从个乡村或社区中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调查对象,最终获得山东省18～49岁人群代表性较高的样本。3.按照总体设计方案,对研究结果进行分阶段权重调整。一是基础入样权重的调整:通过调整基础入样权重,减少复杂抽样产生的选择偏倚;二是无应答权重的调整:通过调整无应答权重,减少调查对象的无应答偏倚;三是人口学事后分层权重的调整:通过调整人口学事后分层权重进一步减少抽样过程中的选择偏倚,提高样本和统计数据的代表性。同时,采用NAAT无创检测技术（Cobas 4800 CT Assay）对尿液样本中的CT DNA进行提取、扩增和检测。4.基于每个个体最终的权重大小计算总体率的点估计值,采用泰勒级数线性法,估计总体率的方差和95%可信区间。调整个体权重、分层变量和初级抽样单元后,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生殖道CT感染的危险因素。采用方差膨胀因子和特征根系统评价协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数据分析采用 SAS 9.3的surveyfreq的 和surveylogistic过程。5.以本研究中估计的生殖道CT的感染率和不良结局的发生率为基础,结合既往发表文献中报告的生殖道CT不良结局的发生率,采用卫生经济学研究方法,估计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造成的医疗费用和感染者的人均医疗费用。同时,采用敏感分析的方法探究对医疗费用影响较大的因素。研究结果1.全球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的meta分析:共纳入25个国家的27项研究,纳入总人数为71940人。合并结果发现,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为3.2%（95%CI,2.6%-3.7%）,其中男性感染率为2.7%（95%CI,1.9%-3.5%）,女性感染率为3.3%（95%CI,2.6%-4.1%）,且女性感染率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6.57,P<0.01）。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分区来看,5个大区普通人群生殖道CT的感染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2,P<0.01）,美洲地区最高,为 4.6%（95%CI,3.2%-6.0%）;其次为非洲地区（3.2%,95%CI,1.8%-4.6%）、欧洲地区（2.7%,95%CI,1.9%-3.5%）和西太平洋地区（2.4%,95%CI,1.4%-3.4%）,东南亚地区普通人群生殖道CT的感染率则最低（1.2%,95%CI,0.7%-1.6%）。东地中海地区无相关文献报道。2.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流行现状及其危险因素研究:在纳入分析的7203位受访者中,生殖道CT检测阳性者为167例,其中男性77例,女性90例。经加权调整后,18-49岁普通人群生殖道CT的感染率为2.51%（95%CI,1.85%-3.16%）。其中,男性为2.67%（95%CI,1.56%-3.77%）,女性为2.34%（95%CI,1.51%-3.18%）。由此估计,我省18-49岁人群生殖道CT的感染人数约为126.36万例（95%CI,77.41-175.31万例）,其中男性感染人数约为67.70万例（95%CI,39.56-95.59万例）,女性感染人数约为58.66万例（95%CI,37.85-79.71万例）。18～24岁男性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率（4.31%,95%CI,0.0%-8.79%）高于其他年龄组,且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降低（P=0.02）。18～34岁女性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率（3.19%,95%CI,1.89%-4.58%）高于其他年龄组（P=0.02）。鲁西北、鲁东、鲁中和鲁南四大地区男性人群（P=0.57）和女性人群（P=0.78）感染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乡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多因素surveylogistic分析结果发现,首次性生活年龄（P=0.08）和性伴个数（P=0.02）与男性生殖道CT感染有关。首次性生活年龄≤20岁的男性感染生殖道CT的风险是首次性生活年龄>20岁人群的1.76倍（OR=1.76,95%CI,1.05%-2.94%）。性伴个数≥2个的男性感染生殖道CT的风险是性伴个数为1个的人群的2.09倍（OR=2.09,95%CI,1.10%-3.94%）。而婚姻状况（P<0.01）和性伴个数（P=0.04）与女性生殖道CT的感染有关。未婚、离异或丧偶的女性感染生殖道CT的风险是已婚女性的3.64倍（OR=3.64,95%CI,1.63%-8.13%）。性伴个数≥2个的女性感染生殖道CT的风险是性伴个数为1个的人群的3.66倍（OR=3.66,95%CI,1.07%-12.48%）。3.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医疗费用分析:2016年我省18-49岁人群感染生殖道CT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为2.7亿元（Range,1.7-3.7亿元）。其中,每位男性感染者的平均诊疗费用为102元（Range,97-108元）,每位女性感染者的平均诊疗费用为348元（Range,339-361元）。当生殖道CT感染率为95%CI的下限时,经济负担降低约1亿元;当感染率为95%CI的上限时,经济负担增加约1亿元。当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增加到90%时,经济负担增加约0.2亿元。当检测方法为抗原检测时,经济负担降低约0.1亿元。研究结论1.本研究通过meta分析发现,生殖道CT的感染存在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女性生殖道CT感染率显着高于男性,美洲地区普通人群生殖道CT的感染率最高,东南亚地区最低,提示生殖道CT防治策略的制定应因地制宜,卫生资源应合理配置。2.本研究明确了山东省不同年龄组男女生殖道CT高感染人群。女性高发年龄组为18-34岁,男性为18-24岁,提示今后应对上述高发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3.本研究发现未婚/离异/寡居、多性伴、首次性生活年龄<20岁等因素是山东省普通人群感染生殖道CT的危险因素。提示在开展性教育或大众宣传时,应引导青年人群尽量推迟首次性生活的时间,避免较早的性生活和多性伴,同时开展干预项目时应重点关注未婚、离异或丧偶的人群。4.本研究发现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造成了较高的医疗费用,且感染率的变化对医疗费用影响较大。提示政府部门应加强防治经费的支持力度,保证防治项目的落实,尽快出台并推广生殖道CT的防治策略,切实降低普通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及由此产生的经济负担。创新点1.本研究为现阶段全球以普通人群为调查对象的生殖道CT感染率的研究提供了循证数据。既往有关生殖道CT感染率meta分析的研究对象除普通人群外,也包括学生、社区门诊就诊者、二次抽样人群或随访人群,给合并效应值带来潜在偏倚。本研究仅纳入以普通人群为调查对象的研究,通过meta分析为WHO五大地区生殖道CT感染的防控提供了准确度较高的最新流行病学数据。2.本研究是我国内地自2000年以来开展的首个探究普通人群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流行特征的大样本横断面调查,设计样本量达8074人。通过构建分阶段权重对多阶段复杂抽样方法获得的总体率进行点值估计,通过泰勒级数线性法对总体率的方差进行估计,同时采用当前全球最先进的NAAT无创检测技术（Cobas 4800 CT Assay）进行CT检测,获得了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为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3.通过纵向比较,本研究发现20-24岁青年人群生殖道CT感染率自2000年来出现快速上升趋势;通过横向比较,本研究将男性和女性的高发年龄组分别锁定在18-24岁和18-34岁。上述重点人群的发现为我省开展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的精准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李梦斐[2]（2017）在《我国“医联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卫生服务整合是提升卫生系统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卫生服务的整合主要是医疗机构之间的整合,表现为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以资产或技术等要素为纽带,从横、纵两种方向,通过协作、兼并、重组等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卫生服务提供和管理的联合体。2013年,随着"医联体"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我国开始了医疗资源整合的新一轮探索。"医联体"的界定,"医联体"的优势和问题,"医联体"未来应如何发展等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研究目的1.梳理我国"医联体"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总结医疗资源整合的相关理论、对比医疗资源整合在国内外发展的异同、界定"医联体"的概念、分析"医联体"的典型案例等,为实证研究和结论与建议奠定基础。2.对代表性的"医联体"展开实证研究。分别以广度和深度为侧重,展开两个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不同模式"医联体"在建设中的共性问题以及基层医疗机构在"医联体"中的优势及问题。3.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根据SWOT分析法的相关理论,从当前我国"医联体"发展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并根据不同的要素组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二、研究方法本研究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研究的目的与特点,确立以质性研究为主导,定量研究相辅助的思路。本研究在理论基础的构建中,通过文献复习的内容分析法,严格按确定研究内容、进行文献检索、确定分析单元、制定分析类目、单元编码统计、分析信度检验的六个步骤,对所选的420篇文献进行编码分析,编码结果通过信度检验。在实证研究中,依照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要求,借助访谈提纲及问卷,收集访谈资料、数据资料及其它材料。对于质性资料,严格按照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法对于资料分析的要求,借助Word和Excel对资料进行一级编码、二级编码及三级编码,最终归纳出模型。在研究的每一个环节,注重对信度和效度的把握,并根据研究方法的要求,通过文献资料和定量资料对一级编码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对于实证研究中的定量资料,均使用epidata3.1软件进行录入,并使用SPSS17.0进行规范数据分析。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根据SWOT分析法的相关理论,从当前我国"医联体"发展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并根据不同的要素组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三、研究结果1梳理了我国"医联体"的理论基础（1）总结并分析了医疗资源整合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本研究在文献复习的基础上,总结了医疗资源整合的动因和基本要素。并对国内外医疗资源整合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分析。医疗资源整合的动因主要包括资源结构性矛盾及政府的政策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竞争压力的加剧,疾病谱的改变与人们需求的增加等宏观动因,以及医疗机构之间优势互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微观动因。医疗资源整合的基本要素包括整合纽带（资产纽带、非资产纽带）、整合方式（涉及资产的:资产重组、连锁经营、院办院管、股份制合作等,不涉及资产的:帮扶协作、委托代管、新集团化等）、治理结构（董事会（理事会）模式、管委会模式等）、成员构成、合作内容等。对于医疗资源整合的探索,在上世纪6、70年代就在美国展开,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以兼并和重组等方式进行的医疗集团的建设,英国和德国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国外学者通过对医疗资源整合的研究发现,医疗资源整合降低了管理成本并促进了医疗机构间技术的交流,医院之间在协作诊疗的过程中提升了治疗效果,但整合也带来了医疗费用上涨、规模不经济、保险更加昂贵等问题。我国的医疗资源整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处于萌芽阶段,仅形成了医院之间联合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处于兴起阶段,一些早期的医疗集团,已经开始通过托管、共建等方式建立起来;21世纪初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各类的医院集团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2013年,"医联体"的概念正式提出,各地纷纷进入了探索这种新型医院集团的新阶段。本研究从社会、整合模式、整合参与者、患者、实践过程等五个角度,对中外的医疗资源整合进行了对比。发现西方国家的医疗资源整合偏向于以控制医疗费用为主,并出现了医院与医疗保险公司进行整合的实践,而中国的医疗资源整合更多的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为主。中西方的医疗资源整合都存在资产整合与非资产整合并存的现象,并且呈现出从最初以应对市场竞争,实现互利共赢为目的向对居民进行全面健康管理为目标转变的趋势,而且发展中遇到了经验不足、组织变革、文化冲突等共性问题。（2）界定了 "医联体"的概念并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医联体"是医疗联合体的简称。目前对于"医联体"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本研究认为:"医联体"的概念随着其不断发展而处于变化和丰富的过程中。就目前而言,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定义:"医联体"应当是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组成的,以医疗资源整合为目的的卫生服务提供和居民健康管理的统一体。目的:通过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的联合,将优质资源下沉到基层,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实力,并借助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促进双向转诊的实现。内涵:"医联体"是新型的医院集团,它与医院集团同为医疗机构之间的整合,但更强调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特别是大医院与基层之间的结合。因此"整合至少包含两个层级的医疗机构"应当是判断"医联体"的标志。外延:"医联体"的发展方向是健康责任体,旨在对居民进行全面的健康管理。在对"医联体"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选取了比较有特点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市立医疗集团（管办分开、法人实体的医疗集团的代表）,江苏镇江康复医疗集团和江滨医疗集团（同一地域两家不同类型医疗集团并存的代表）,南京鼓楼医院集团（传统医院集团向"医联体"转型的代表）及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以"新集团化"方式整合的"医联体"的代表）。旨在通过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了解不同类型医院集团的发展历程、特点、优势与弊端等。2.对代表性的"医联体"进行了实证研究（1）山东省"医联体"建设情况分析该研究是本研究的实证研究之一。旨在从类型的广度上对"医联体"进行深入的了解,并以省际范围为单位,概括地域内不同类型"医联体"所存在的共性问题。该研究在对山东省社会经济及卫生事业发展情况和山东省"医联体"建设的相关政策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通过访谈和收集相关资料的方式,收集山东省医疗资源整合的总体情况及五家代表性的"医联体":山东省立医院集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联合体、滕-山医疗联合体、"高康"医疗集团和"密康"医疗集团的相关资料,对上述"医联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出山东省"医联体"建设存在问题的SMPM模型(体制型障碍（Obstacles of System）机制型障碍（Obstacles of Mechanism）、政策型障碍（Obstacles of Policy）、管理型障碍（Obstacles of Management）。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型障碍是其它障碍的根源,主要包括:基层资源匮乏和整合不触动原有体制。机制型障碍和政策型障碍相互影响,机制型障碍包括:医护人员心态不平衡、缺乏联合主动性、付出和回报不对等等。政策型障碍包括:医保未起到激励作用、双向转诊落实缺乏制度保证、缺乏管理和评价制度等。在上述三种障碍下产生管理型障碍,包括:信息化建设困难、患者信任危机、机构间文化冲突、对健康管理缺乏重视、统一管理困难、服务同质化难实现等。（2）深圳市南山区"医联体"改革研究该研究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实证研究,着眼于从研究的深度出发,把"医联体"中基层医疗机构这一重要成员在联合体中的发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作为深入挖掘的重点。通过对深圳市南山区三家具有代表性的"医联体"进行实地调研,对以资产为纽带的"3+1"及"2+1"模式的"医联体"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定量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对三家"医联体"的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状况、人力资源因素、技术支持因素）和社区卫生服务提供及患者需求满足情况（包括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双向转诊及社区首诊的开展情况、后勤保障与集中送检和患者满意度）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别构建出南山区"医联体"特点及优势的SPFR模型及南山区"医联体"存在问题的3M模型。从制度（System）、人事（Personnel）、财务（Financial）、和资源共享（Resources Sharing）四个层面分析了南山区"医联体"的特点和优势。从宏观（Macro）、中观（Medium）、微观（Micro）三个层面分析了南山区"医联体"存在的问题。最后,本研究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医联体"的发展特点,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在医疗资源整合的视角下,提出并命名了"一体两制"（即在不改变社康中心与核心医院隶属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1）社康中心全额事业单位转变,减轻对核心医院的经济依赖;（2）设立社康中心独立账户,落实收支两条线制度;（3）鼓励"医联体"与社区居民签约,实行医保预付制;（4）实行两级考核机制,注重基层医疗机构的职能落实;（5）细化双向转诊标准,明确"医联体"内各级机构责任;（6）完善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医联体"内信息沟通等六项内容。四、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研究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根据SWOT分析法的相关理论,从当前我国"医联体"发展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四个方面进行f总结。优势主要包括:带动成员机构的发展和资源配置与利用更加合理;劣势主要包括:产权障碍、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不健全及对基层成员的重视不足;机会主要包括:"医联体"的建设得到政策的倡导与支持和相关改革正在新医改中逐步推进;挑战主要包括:政府主导未能与市场紧密结合和配套制度建设任重道远。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要素组合,提出了四个建议:（1）OS开拓型建议——加强对基层能力的建设:旨在针对目前"医联体"的建设中对基层医疗机构重视不足的问题,建议发挥"医联体"促进优质资源下沉的自有优势,在建设中重点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能力的建设,成为重构我国就诊秩序的重要途径,通过重视基层机构公共卫生职能的落实,使"医联体"逐渐向区域健康管理体转变。（2）TS抗争型建议——以利益为纽带向紧密联合推进:针对目前"医联体"中各成员机构产权不一致等问题带来的障碍,建议在"医联体"的建设中,发挥资源共享等优势,各成员单位首先以利益为纽带,求同存异,并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完善相应制度。（3）OW争取型建议——在制度变革中打破整合障碍:目前,去行政化改革、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全科队伍建设等政策的逐步推进为"医联体"打破成员间的产权障碍创造了有利条件,当这些政策在医院中逐步成熟,就可以借鉴到"医联体"当中,为"医联体"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的建设创造条件。（4）TW保守型建议——以目的为导向创新整合形式:当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处于不利因素时,建议从"医联体"促进资源下沉的核心内涵出发,因地制宜,创新医疗资源整合形式。
陈藜[3]（2013）在《我国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现状及公平性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背景近二十年来,我国孕产妇和儿童的生存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己基本达到了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4和5。然而孕产妇与儿童的生存与健康仍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既往我国的妇幼卫生体系中缺乏整合和连续性,使妇幼卫生服务的成本——效益没有得到最大化。二是孕产妇和儿童生存整体的改善掩盖了地区和人群间的差异。既往研究已经明确整合若干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而要连续、有效地改善孕产妇和儿童生存与健康,弥合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异,就需要综合反映保健连续性的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指标,并对干预措施覆盖率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差异进行分析,既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合理导向与配置,又可以明确需要重点干预的人群并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近年来国内外对于妇幼卫生健康公平性的研究热度递增。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社会经济状况好的家庭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普遍优于社会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高、和非少数民族的妇幼卫生服务利用程度更好。我国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孕产妇保健的利用程度较差。然而现有的文献中均在以下几点局限性：1)尚没有体现保健连续性的孕产妇和儿童干预措施指标体系。2)孕产妇产前保健和产后保健的公平性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和分析。且尚未发现针对儿童卫生服务（如免疫接种、常见病管理）公平性的研究。3)个体水平卫生服务公平性的研究和对公平性影响因素进行探索的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通过选择综合评价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指标,并应用不公平的测度方法描述我国地区和个体（不同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两个层面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的现状和不公平程度,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二、研究方法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年开展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家庭健康询问调查部分,共计调查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56456户家庭。由经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使用结构式问卷进行询问。本研究中仅采用家庭健康询问调查部分的家庭一般情况、家庭成员健康询问调查、15-49岁已婚育龄妇女情况和5岁以下儿童情况四个部分的数据。分析产前、产时和产后孕产妇干预措施以及早开奶时,分析的样本量为7414名母亲——儿童对。而在分析儿童喂养（除早开奶外）、免疫接种和儿童腹泻时,总分析的样本量为9639名5岁以下儿童。通过回顾目前国际上通用的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指标体系和国内的指标体系,最终选择了11项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作为分析的核心指标。通过加权计算描述我国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现状和地区差异、采用绝对差值和相对比值来定量分析地区差异的大小,并辅以地理分布图来直观呈现各省的分布。以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作为划分人群社会经济状况的依据,并采用健康不公平绝对和相对指标（集中指数）来测度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的覆盖率的公平性,通过（Q1-Q2）/（Q5-Q4）和图示计算不公平的类型。三、研究结果（一）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现状至少进行一次产前保健和住院分娩的覆盖率最高,分别为94.65%和89.55%。儿童期辅食添加、免疫接种和腹泻的口服补液治疗的覆盖率分别为72.45%、80.38%和73.96%。至少进行1次产后访视的覆盖率为53.94%。产前保健的质量指标的两项指标（满足产前检查基本质量和产前保健至少5次且满足产前检查基本质量）的覆盖率为62.01%和39.08%。早开奶和纯母乳喂养6个月的比例均低于40%。（二）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地区差异通过地区和分省分析,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最低的仍然多集中在西部省份,如云南、青海、贵州、新疆、西藏等省份。尽管大多数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在城乡之间未见显着的差别,然而Ⅳ类农村地区产前保健和住院分娩最低。此外,与至少进行过一次产前保健的高覆盖率（95%）相比,至少进行过4次或5次产前保健以及满足产前检查基本质量的比例则仅为66%、52%和62%,而产前保健至少5次且满足产前保健基本质量的比例更低（39.08%）。（三）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公平性无论其整体覆盖率的高低,产前、产时和产后保健的集中指数均大于0,提示存在着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升高而覆盖率增加的趋势,即亲富人（pro-rich）现象,且不同指标之间的不公平程度也存在差异。最富裕与最贫困人群产前保健至少5次且满足产前检查基本质量覆盖率的绝对差值达到了57%,最富裕人群的覆盖率是最贫困人群的3.94倍。住院分娩在最贫困与最富裕人群覆盖率的差距较小（差值为12%,比值为1.15）。产后访视整体的覆盖率低,而最富裕与最贫困人群之间的覆盖率也存在着差距（差值为25%,比值为1.58）。婴幼儿喂养中仅发现纯母乳喂养6个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集中指数=-0.93,P<0.0001）,其覆盖率随着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上升而下降,即“亲穷人”。对于免疫接种和儿童腹泻的管理,本研究没有发现显着的不公平现象。对于不公平类型的分析发现,整体覆盖率高（≥90%）的干预措施（如至少进行一次产前保健、住院分娩）,其不公平的类型为bottom型,提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最差的20%的人群干预措施的覆盖率明显落后于其他等级。而覆盖率低（39%-70%）的干预措施（如至少进行过5次产前保健、孕早期进行产前保健、有质量的产前保健、至少进行过4次产前保健且有质量的产前保健以及至少进行过5次产前保健且有质量的产前保健）,其不公平的类型为top型,即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最好的20%的人群干预措施的覆盖率明显优于其他等级。（四）不公平的影响因素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在产前保健和产后保健不公平中所占比重最大（47.05%-118.8%）。反映产前保健质量的有效覆盖率指标中,母亲职业和东中西部地区对不公平的贡献率则分别为0.1845-0.2029和0.1212-0.1264。至少进行一次产后保健“亲富人”贡献大的影响因素也包括东中西部地区（贡献率为0.1540）和母亲职业（贡献率为0.1474）。住院分娩不公平的影响因素分别是母亲教育程度（贡献率为0.3690）、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贡献率为0.2401）和母亲产次（贡献率为0.1768）。四、结论我国孕产妇和儿童卫生服务存在发展不平衡。产前、产时保健和儿童期的免疫接种均已达到了较高的覆盖率,然而产后保健、婴幼儿喂养的覆盖率则较低。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干预措施最低的仍然多集中在西部省份和Ⅳ类农村地区,提示西部和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仍然是没有得到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的有效覆盖,是未来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此外,尽管产前保健的粗干预措施覆盖率高,但是产前保健质量较差且地区差异大。可见即使医疗卫生服务达到了较高的利用,如不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卫生工作者的技能和服务水平,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仍未全面惠及目标人群,有效改善孕产妇和儿童的生存与健康。无论整体覆盖率的高低,产前、产时和产后保健均存在着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升高而覆盖率增加的趋势,即亲富人（pro-rich）现象。但干预措施的不公平类型不尽相同。不公平类型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干预措施实施过程不公平产生的规律与趋势,从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尽量弥合不公平。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在产前和产后保健不公平中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影响产前和产后保健不公平的主要因素是家庭对于孕期和产后相关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购买力。反映产前保健质量的有效覆盖率指标中,母亲职业和东中西部地区对不公平的贡献,说明母亲职业和中西部地区对孕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不公平也有一定的影响。消除健康不公平既可以采用重点人群的直接干预,也可以实施惠及全体居民的全面覆盖策略。无论何种策略的实施,都需要建立妇幼卫生公平性的监测和评估系统,对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的公平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持续的监测,明确重点人群并建立追踪机制,为促进卫生服务的公平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
王延田,韩建广,杜兰香,李文,谢运清[4]（2012）在《母体麻疹抗体与婴儿麻疹发病关系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探讨母体麻疹抗体与婴儿麻疹发病关系,为降低婴儿麻疹发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枣庄市1999-2011年婴儿麻疹发病状况及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对母体、婴儿、育龄妇女麻疹抗体调查分析。采用SPSS 11.5软件统计分析,分析方法采用χ2检验、t检验、F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999-2011年共发生麻疹1 485例,婴儿占38.45%;其中<8月龄占23.10%。2004年前（1999-2004年）后（2005-2011年）,<8月龄婴儿麻疹所占比例分别为4.46%和30.59%;婴儿平均发病月龄分别为9.38月和7.65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23.62、t=2.74,P均<0.01）。育龄妇女麻疹几何平均倒数滴度（GMRT）2001年最高,为675.50,2009年最低,为370.23;各年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78,P<0.01）。婴儿麻疹抗体阳性率、GMRT,2005和2009年6月龄与1999年8月龄相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36、t=1.21,P均>0.05）。婴儿患与未患麻疹,其母体抗体阳性率、GMRT分别为79.88%,373.63;86.48%,510.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44,P<0.05;t=4.21,P均<0.01）。结论母体麻疹抗体与婴儿麻疹密切相关,随母传麻疹抗体的提前消失婴儿发病月龄趋于前移。因此,提高母体麻疹抗体水平,是控制婴儿麻疹的根本措施。
王新花,刘梅军[5]（2009）在《石嘴山市2004～2008年各级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为探讨法定传染病疫情的报告情况和漏报原因,为制订传染病防治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31家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市级医院漏报率最低,为2.18%;企业医院漏报率最高,为6.70%。漏报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传染病报告意识淡薄;企业医院管理制度不健全。漏报较严重的病种是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淋病、梅毒、肺结核、猩红热、流行性腮腺炎、麻疹、风疹。结论传染病疫情报告存在漏报现象,应不断完善报告制度,提高报告质量。
张承业[6]（2008）在《桐城市1998-2007年居民死亡原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桐城市1998-2007年居民死亡原因进行分析,描述桐城市居民死因分布特点,探索十年间桐城市居民死因变化规律,进一步了解桐城市居民健康状况,为桐城市制订医疗保健政策和卫生部门进行卫生规划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依据。方法根据桐城市1998-2007年《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年报表》及其相关资料,从桐城市人口的数量、结构、人口变动特征、人口死亡特征、各年龄段的主要死因特征、主要死亡原因的死亡构成等方面进行了统计计算、分析和阐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了解桐城市居民的死亡结构特点及其对居民寿命、健康状况的影响。资料分析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的《疾病监测统计软件》、SPSS10.0及EXCEL处理。分析指标有:1.人口学指标:人口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年龄构成比、性别比、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死亡水平测量指标: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分年度死亡率、分年龄段死亡率、分性别死亡率、分病因死亡率。3.反映死因构成和死因顺位的指标:分年龄分性别的死因顺位及构成、分病因的死因顺位及构成。4.全人群期望寿命及去死因期望寿命、重要疾病的潜在减寿年数、减寿率。结果1.桐城市年平均人口为713,250748,023,男女比为1.05,2.粗死亡率为7.85‰～9.62‰,标化死亡率为5.10‰～6.35‰;男性粗死亡率为8.23‰～8.87‰,标化死亡率为5.22‰～5.18‰;女性粗死亡率为7.16‰～8.05‰,标化死亡率为4.7‰～5.3‰。3.年龄别总死亡率曲线无论男女均呈“√”字型,15岁以前0岁组死亡率最高,15岁以后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增,各年龄组死亡率除1998-2007年1-4岁组女性高于男性外,其余男性均高于女性。4.儿童死亡率在0.86‰～0.92‰波动。5.前10位死因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与中毒、消化系疾病、内分泌等病、泌尿生殖系病、精神病和神经系病,不同年份稍有出入。6.儿童和青壮年年龄组死因主要为损伤与中毒,中年年龄组为恶性肿瘤,而老年年龄组则以脑血管病为主。7.恶性肿瘤前5位死因依次为胃癌、食管癌、肺癌、肝癌、直肠癌,占恶性肿瘤死亡构成的75%以上,前4位死亡率均男性高于女性,直肠癌死亡率男女接近8.心脏病主要死因依次为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和高心病,冠心病死亡占心脏病死亡总数超过80%,其中心肌梗塞死亡占冠心病死亡的一半以上。9.损伤与中毒的五大死因依次为车祸、自杀、跌落、淹死、中毒,占损伤中毒死亡总数的80%左右,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的第一死因是车祸,占40%左右,女性的第一死因是自杀,占50%以上。10.桐城市人口期望寿命波动于74.67-75.82之间,女性期望寿命高于男性,男女寿命差平均为4.56岁.11.桐城市死因中造成潜在减寿年数最多的是恶性肿瘤、损伤中毒、脑血管病和心脏病。2007年与1998年比,全死因PYLL率男女均有所下降,但肿瘤、脑血管病PYLL率呈上升趋势。男性PYLL率均比女性高,尤其是损伤中毒。结论1.桐城市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自然增长率出现正增长,桐城市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2.死亡率呈先升后降趋势,同期男性死亡率均高于女性。3.婴儿死亡率下降;婴儿年龄愈小,死亡率和死亡百分比愈高。4.年龄、性别不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和死亡率差别较大。儿童（ 0-14岁组）和青壮年（15-44岁组）死亡构成比呈下降趋势,中年（45-64岁组）死亡比例为青壮年的2.1-2.7倍,且随时间的后移呈上升趋势,老年（65岁以上）死亡人口将近死亡总数的70%,保持稳定。5.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消化系病、泌尿系病和传染病死亡率呈下升趋势,恶性肿瘤、心脏病、内分泌病、损伤与中毒、神经病和精神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致死的主要原因,恶性肿瘤逐步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第一杀手。6.期望寿命随年龄上升而逐渐减少,男女性期望寿命差距随年龄上升而减小。损伤与中毒的PYLL构成远高于其死亡的构成,为青年型死因,寿命损失较大。建议1.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人口出生与死亡登记报告制度,严格质量控制.2.加强重点慢病如:恶性肿瘤、脑血管病、损伤与中毒等的监测工作,探索病因和主要危险因素,进行有效干预,实施近期、远期效果评价,调整卫生政策。3.重视健康教育这一现代疾病预防的重要手段,将健康教育视为一种健康投资行为。4.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拓展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功能。5.做好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马智超,黎建明,詹志强,余家麟,周小峰,魏祖光,黄振宇,张强[7]（2008）在《宝安区2004～2005年医疗单位法定传染病漏报评估》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宝安区近两年医院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的状况,为制定传染病规范疫情报告管理水平提供依据。方法对辖区近两年各级医院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和漏报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04-2005年宝安区漏报率为5.28%,在各类传染病中,漏报率较高的依次是肺结核（15.32%）、腮腺炎（9.60%）、病毒性肝炎（6.74%）、伤寒（5.79%）、淋病（3.57%）、麻疹（3.13%）、痢疾（1.31%）;各级医院之间漏报率有显着差异,集体、民营医院漏报较为严重。结论应不断完善报告登记制度,规范提高疫情报告质量以降低传染病发病率。
李秀君[8]（2007）在《山东省主要传染病流行趋势及其预测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染病（Communicable diseases）是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所致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由于其“传染性”和“流行性”，迄今为止传染病仍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据WHO报告，对人类危害最大的48种疾病中，有40种属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85％）；1995年全世界死亡的5200万人中，有1700万死于传染病（37.2％）。性传播疾病、病毒性肝炎及病原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仍是发达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工作中的主要病种。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传染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更为严重，是发病与死亡的主要病种。建国后，山东省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居山东省传染病发病率前三位的乙型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征出血热、麻疹仍是山东省重点预防和控制的疾病；在一些贫困地区，因其卫生资源贫乏，某些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的危险性依然存在。因此，有必要研究山东省主要传染病发病的流行规律并进行预测，以便为有关部门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利用山东省1963年-2005年17地（市）的19种法定传染病疫情报表资料，进行以下研究：①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山东省19种传染病发病的流行趋势及其季节分布特征；②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System,GIS）技术揭示山东省17地（市）不同年代乙型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征出血热、麻疹发病的空间分布特征：③根据山东省乙型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征出血热、麻疹发病的流行趋势及其季节分布特征，选用不同的预测方法预测其发病率。主要研究结果：1．山东省1963年-2005年19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概况（1）山东省1963年-2005年19种法定传染病的总平均发病率由60年代的3918.09／10万下降至2000年后的45.91／10万；43年间曾出现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1964年，总发病率约为6417／10万；第二次高峰在1971年，总发病率约11282／10万；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定传染病年总发病率明显下降；1998年之后山东省法定传染病的年总发病率基本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2）在60年代和70年代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分别占51.49％和53.72％；80年代到2000年后以肠道传染病为主，分别为67.04％、80.19％和80.89％；不同年代前5位传染病疾病谱发生了变化，由60年代的疟疾、流感、麻疹、痢疾和流脑，转变为90年代后的肝炎、出血热、麻疹、伤寒和猩红热，但伤寒和猩红热的发病率仅为0.62／10万和0.59／10万。2．山东省1963年-2005年三种主要传染病发病概况（1）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未分型期（1963年-1989年）：①60年代发病率较低（45.04／10万），70年代以后发病率增高，平均发病率约为111.37／10万；②发病具有周期性，约4-5年出现一次发病高峰；27年间，共出现5次发病高峰，其中1972年和1977年的发病率最高，分别为284.95／10万和464.13／10万；③病毒性肝炎在60年代无明显季节波动，70年代后具有明显季节波动性，秋冬季为发病高峰；④病毒性肝炎在全省各地均有发病，但不同年代的空间分布明显不同。病毒性肝炎分型期（1990年-2005年）：①甲肝的发病率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45.34／10万下降到2005年的1.53／10万；乙肝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13.02／10万，上升到2005年的43.06／10万；1994年甲肝和乙肝的发病率曲线出现交叉；②甲肝发病具有季节波动性，春季和秋季发病高；而乙肝发病的季节波动性不明显；③90年代甲肝的发病范围及其发病水平明显大（高）于2000年，90年代以青岛和济南发病严重，烟台、枣庄和泰安次之；2000年后威海发病严重，烟台次之。90年代乙肝的发病范围较大，主要集中在济南和淄博，其次为东营、泰安、枣庄等地；2000年以后，主要集中在威海，泰安和淄博次之。（2）肾综合征出血热：①60年代发病率极低，70年代后发病率逐渐增高，在1986年和1995年出现两次发病高峰（暴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52.56／10万和26.05／10万；1998年以后，发病水平呈下降趋势，至2000年后发病率稳定在11.4／10万～2.39／10万，呈散发状态；②山东省HFRS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且不同年代季节分布不同：70年代以秋冬季发病为主，呈单一的秋冬峰型；80年代以秋冬季发病为主、春季发病次之，即秋冬峰为主的双峰型；90年代春季发病为主、秋冬季发病次之，即以春峰为主的双峰型；2000年后发病的季节分布同90年代；③60年代除济宁地区外，其它地市无病例出现；70年代疫区范围局限在临沂、潍坊；80年代疫区范围明显扩大，几乎波及全省各地，以济宁、临沂发病最为严重；90年代疫区范围基本同80年代，仍以临沂发病严重；2000年以后，疫区范围变化不大，主要分布在临沂及其周边地区。（3）麻疹：发病水平经历了使用麻疹疫苗前期（第1期）、麻疹疫苗推广期（第Ⅱ期）、实施计划免疫期（第Ⅲ期）、加速麻疹控制期（第Ⅳ期）和消除麻疹期（第Ⅴ期）。①第Ⅰ期发病率远高于其它四期，第Ⅱ期发病率比第Ⅰ期明显下降，下降速度约50％，但仍高于其它三期；第Ⅲ期发病率比第Ⅱ期下降得更为迅速，下降速度约96％；第Ⅳ期发病率处于最低水平；第Ⅴ期发病率较第Ⅳ期高，上升速度约为第Ⅳ期的3.4倍；②麻疹发病呈规律性季节分布，高峰集中在3月-5月；③43年间，麻疹在全省各地均有发病，但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明显不同：第Ⅰ期在全省各地均有发病且发病率高，济宁、枣庄、青岛、济南发病严重；第Ⅱ期发病范围缩小，菏泽和临沂发病严重；第Ⅲ期发病范围明显缩小，主要集中在菏泽、枣庄和临沂；第Ⅳ期发病范围进一步缩小，仍集中在枣庄、菏泽；第Ⅴ期发病范围有所扩大，以滨州严重，其次为德州、枣庄、菏泽、济宁和青岛。3山东省三种主要传染病发病的预测（1）乙型病毒性肝炎根据1990年-2003年乙型病毒性肝炎月发病率资料的特点，应用ARIMA模型对乙肝发病率进行预测。其最优模型为：Xt=Zt-0.6011Zt-1-0.0645Zt-2-0.0803Zt-3+0.0654Zt-11-0.4599Zt-12应用该模型预测2004年和2005年乙肝的月发病率，并与该期实测值比较：第一年和第二年相对误差的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分别为13.7％（4.07％，21.97％）和16.9％（8.41％，27.17％）。显示该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且近期预测效果优于远期。进一步将2004年和2005年24个月的月发病率资料加入到1990年～2003年的数据中，拟合的最终预测模型为：Xt=Zt-0.3320Zt-1-0.1214Zt-2+0.0374Zt-11-0.4997Zt-12，用其预测山东省2006年乙肝的月发病率。预测结果显示，山东省2006年乙肝的月发病率在2.87—4.70／10万之间，仍呈上升趋势。提示山东省2006年新发乙肝病人约有3.5万～5.9万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肾综合征出血热根据1990年-2004年的月发病率资料的特点，应用小波分析对HFRS的发病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小波变换处理对2005年HFRS月发病率的预测值与同期内实测值的相对误差的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为8.81％（0.81％，28.89％），其预测精度较高；进一步把2005年的月发病率资料加入原数据中，重新进行小波分解处理，得出2006年1月～12月的月发病率预测值。提示2006年HFRS预测的月发病率比2005年有所下降，仍具有春峰和秋冬峰的季节分布特征。（3）麻疹根据麻疹月发病率的流行趋势，先利用1985年～2003年的数据构建ARIMA预测模型，其预测精度较低，不适于外推预测。进而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指数平滑法分析疫苗干预措施对麻疹流行趋势的影响。结果显示，各阶段的季节效应变化不大，但趋势效应变化明显：1963年～1976年麻疹发病水平高，且有周期性波动；1977年～1986年麻疹发病水平明显下降，且周期性波动消失；1987年～2004年麻疹发病处于平稳的持续低发状态。本研究认为，对于通过人为干预措施可使发病率明显下降、且发病率降至到很低水平的疾病，其发病率不适宜应用数学模型进行预测。研究结论：1．1963年～2005年43年间，除1964年和1971年外，山东省19种法定传染病的总发病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1998年之后总发病率基本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80年代之前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80年代之后以肠道传染病为主；前5位传染病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当前的前5位传染病为肝炎、出血热、麻疹、伤寒和猩红热。2．山东省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在60年代较低、70年代增高，80年代后逐渐下降；甲肝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季节波动性（春季和秋季发病高），发病多集中在大、中城市（青岛、济南、威海和烟台）；乙肝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季节波动性不明显，全省各地均有发病。3．山东省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在60年代低、70年代后渐增高，1986年和1995年发生暴发流行，2000年后呈稳定散发状态；HFRS疫源地性质经历了70年代的姬鼠型（单一秋冬峰）、80年代的以姬鼠型为主的混合型（秋冬峰、春峰）、90年代以后的以家鼠型为主的混合型（春峰、秋冬峰）；疫区主要集中在临沂及其周边地区。4．山东省麻疹发病率受免疫干预措施影响极大：使用麻疹疫苗前期发病率最高，麻疹疫苗推广期发病率的下降速度约50％，实施计划免疫期发病率的下降速度约96％，加速麻疹控制期的发病率处于最低水平，消除麻疹期（2005年～）发病率有所上升，是前一期的3.4倍；发病呈季节波动性，多发生在3月～5月；全省各地均有发病，菏泽较严重，枣庄次之。5．选用预测方法时，应根据时间序列资料的特征选择恰当的预测模型：①具有相对稳定上升（或下降）趋势且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如乙肝）可考虑用ARIMA模型预测其发病率；②对于发病率较高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如HFRS）宜用小波分析理论预测其发病率；③对于通过人为干预措施可使发病率明显下降且发病率降至到很低水平的疾病（如麻疹），不适宜应用数学模型预测其发病率。
杨正辉[9]（2007）在《威海市1998～2005年居民死亡原因描述性研究》文中认为目的：通过对山东省威海市1998～2005年居民死亡原因进行分析，描述威海市居民死因分布特点，探索八年间威海市居民死因变化规律，进一步了解威海市居民健康状况，为威海市制订医疗保健政策和卫生部门进行卫生规划和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依据。方法：根据威海市1998～2005年《居民病伤死亡原因年报表》及其相关资料，从威海市人口的数量、结构、人口变动特征、人口死亡特征、各年龄段的主要死因特征、主要死亡原因的死亡构成等方面进行了统计计算、分析和阐述；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了解威海市居民的死亡结构特点及其对居民寿命、健康状况的影响。资料分析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的《疾病监测统计软件》、SPSS10.0及EXCEL处理。分析指标有：1．人口学指标：人口发展速度、增长速度、年龄构成比、负担系数、老少比、性别比、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2．死亡水平测量指标：粗死亡率、标化死亡率、分年度死亡率、分年龄段死亡率、分性别死亡率、分病因死亡率。3．反映死因构成和死因顺位的指标：分年龄分性别的死因顺位及构成、分病因的死因顺位及构成。4．婴儿期望寿命、全人群期望寿命及去死因期望寿命、重要疾病的潜在减寿年数、减寿率。5．变化趋势指标：不同死因的死亡率变化百分比、年度变化百分比和年度变化贡献率。结果：1．威海市平均人口为245.75万～248.73万，男女比为1.02，老少比逐年上升并维持在65％以上水平，65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超过10％。2．粗死亡率为6.95‰～7.62‰，标化死亡率为4‰～4.35‰；男性粗死亡率为7.43‰～8.29‰，标化死亡率为4.34‰～4.75‰；女性粗死亡率为6.38‰～6.95‰，标化死亡率为3.6‰～3.9‰。3．年龄别总死亡率曲线无论男女均呈“√”字型，15岁以前0岁组死亡率最高，15岁以后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增，各年龄组死亡率除1999～2003年1～4岁组女性高于男性外，其余男性均高于女性．4．儿童死亡率在0.66‰～0.82‰波动，0～1天婴儿期望寿命为341.044天。5．前10位死因依次为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与中毒、消化系疾病、内分泌等病、泌尿生殖系病、精神病和神经系病，不同年份稍有出入。6．儿童和青壮年年龄组死因主要为损伤与中毒，中年年龄组为恶性肿瘤，而老年年龄组则以脑血管病主。7．恶性肿瘤前5位死因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直肠癌，占恶性肿瘤死亡构成的75％以上，前4位死亡率均男性高于女性，直肠癌死亡率男女接近8．心脏病主要死因依次为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和高心病，冠心病死亡占心脏病死亡总数超过80％，其中心肌梗塞死亡占冠心病死亡的一半以上。9．损伤与中毒的五大死因依次为车祸、自杀、跌落、淹死、中毒，占损伤中毒死亡总数的80％左右，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的第一死因是车祸，占38％左右，女性的第一死因是自杀，占50％以上。10．男性死亡疾病中，对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贡献最大的是损伤与中毒，对上升趋势贡献最大的是恶性肿瘤；女性死亡疾病中，对下降趋势贡献最大的也是损伤与中毒，对上升趋势贡献最大的是心脏病。11．威海市人口期望寿命波动于75.67～76.28之间，女性期望寿命高于男性，男女寿命差平均为4.66岁。12．威海市死因中造成潜在减寿年数最多的是恶性肿瘤、损伤中毒、脑血管病和心脏病。2005年与1998年比，全死因PYLL率男女均有所下降，但肿瘤、脑血管病PYLL率呈上升趋势。男性PYLL率均比女性高，尤其是损伤中毒。结论：1．威海市人口呈缓慢增长趋势，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人口负担系数呈先升后降趋势，老少比逐年上升，威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死亡率呈先升后降趋势，同期男性死亡率均高于女性。3．婴儿死亡率下降；婴儿年龄愈小，死亡率和死亡百分比愈高；婴儿死亡率在第一周较高，尤其是第一天，1个月以后死亡概率逐渐降低。4．儿童（0-14岁组）和青壮年（15-44岁组）死亡构成比呈下降趋势，中年（45-64岁组）死亡比例为青壮年的2～2.5倍，且随时间的后移呈上升趋势，老年（65岁以上）死亡人口将近死亡总数的70％，保持稳定。5．年龄、性别不同，死亡的主要原因和死亡率差别较大。6．期望寿命随年龄上升而逐渐减少，男女性期望寿命差距随年龄上升而减小7．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与中毒、消化系病、泌尿系病和传染病死亡率呈下升趋势，恶性肿瘤、心脏病、内分泌病、神经病和精神病死亡率呈上升趋势8．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致死的主要原因，传染病死亡呈下降趋势。9．恶性肿瘤逐步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第一杀手。10．损伤与中毒的PYLL构成远高于其死亡的构成，为青年型死因，寿命损失较大。建议：1．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人口出生与死亡登记报告制度，严格质量控制。2．加强重点慢病如：恶性肿瘤、脑血管病、损伤与中毒等的监测工作，探索病因和主要危险因素，进行有效干预，实施近期、远期效果评价，调整卫生政策。3．重视健康教育这一现代疾病预防的重要手段，将健康教育视为一种健康投资行为。4．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拓展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功能。5．做好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王轶[10]（2007）在《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低下的原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已控制的传染病卷土重来，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人类开始重新认识到，与传染病的斗争是持久的，传染病依然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疾病。传染病疫情报告是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手段之一。SARS疫情暴露了我国疫情报告系统“不完整、不准确、不及时”的严重缺陷。网络直报系统的启用，使得我国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疫情报告质量有所提高，报告及时率得到改善，病例报告完整率也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尤为突出，在“不准确”中，传染病疫情漏报比较严重，而且农村传染病漏报尤其严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农村居民66％的门诊在村卫生室，16％的门诊在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条件差，容易滋生和传播传染病，从2005年11月16日至2006年7月，我国共报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19例，这其中除2例为城镇居民外，其余均为农村居民。所以广大的农村地区成为疫情报告的空白区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信息报告工作技术管理规范》要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年至少1次对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进行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每3年至少1次对居民进行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各级别医疗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对本院进行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大量文献记载了这些机构的传染病漏报调查结果，这类文章大多附有漏报原因分析，但是这些分析有下列不足之处：①所列问题确实是存在于医疗、卫生机构内影响传染病报告的主要因素，但是并非是全部原因；②对于这些问题的描述大多是定性的，缺乏定量的分析；③缺乏对问题产生根源的分析。本课题系世界银行贷款/国外政府赠款河南省非典项目子课题——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信息传递机制研究的内容之一。通过对随机抽取的河南省嵩县和宜阳县农村基层传染病报告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以期找出我省农村基层传染病漏报严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以及各种原因在农村基层传染病漏报中所起的作用、所占的比例以及影响程度，分析所找出的问题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为课题下一步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对进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材料与方法1．研究对象样本县县医院的全体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传染病疫情管理人员和管理人员，样本县全体乡卫生院管理人员、传染病疫情管理人员，样本乡乡卫生院全体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样本乡全体村医作为调查对象。2．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将河南省各县按照传染病报告水平分为高、中、低，从报告水平中等的县随机选择一个平原县宜阳县和一个山区县嵩县作为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3～5个乡镇作为样本乡，共抽出8个乡镇，分别是嵩县的车村镇、德亭乡、田湖乡，宜阳县的丰李镇、莲庄乡、韩城乡、柳泉镇、城关镇。3．调查内容采用问卷式调查，于2005年9月11～17日对嵩县和宜阳县进行调查。问卷系“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信息机制研究”课题组设计的“县医院工作人员调查表”、“县医院传染病报告情况调查表”、“县级医院管理人员调查表”、“乡镇卫生院传染病报告情况调查表”、“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调查表”、“乡镇卫生院业务人员调查表”和“村卫生室传染病报告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法定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法定传染病报告程序，法定传染病诊断，传染病报告的工具，传染病报告培训，传染病报告督导和检查，传染病报告制度及执行情况，传染病报告的管理情况以及被调查人对传染病报告的认识等。4．其他数据来源样本县县、乡医疗防疫机构收入、支出部分的数据来源于河南省2005年第一次农村卫生资源普查数据库。5．数据统计分析采用Excel 2000录入数据，在SPSS for Windows 13.0下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具体统计方法如下：①统计描述：均数、中位数、率、构成比②单因素统计推断：x2检验、秩和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③归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1．一般情况：共调查各类调查对象943人，回收有效调查表910人份，调查表有效率回收为96.5％。其中村卫生室医务人员339份，乡卫生院医务人员210份，乡卫生院疫情管理人员51份，乡卫生院管理人员100份，县医院医务人员170份，县医院疫情管理人员4份，县医院管理人员36份。2．县、乡、村级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部分2．1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调查结果比较2．1．1法定传染病知识掌握情况法定传染病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县医院医务人员掌握情况好于村医，而村医好于乡卫生院医务人员，但在传染病诊断标准的掌握方面，乡村医务人员没有差别。2．1．2传染病报告培训尽管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参加过传染病报告培训的比例高于县医，高于乡医，但参加过县卫生局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传染病报告培训的比例则是县级高于村级，高于乡级。即时是县医接受过县级培训的比例也在50％以下。2．1．3传染病报告工具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门诊/住院登记本的拥有率在90％以上，传染病登记本的拥有率则是县级好于村级好于乡级，但是传染病报告卡的拥有率则是县级高于乡级高于村级，只有64.0％的村医有传染病报告卡。2．1．4传染病督导检查次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年对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的传染病报告方面的督导、检查次数是逐级减少，对县医院的检查次数平均每年4次，而对乡、村级医疗机构的检查次数平均每年1次。县医院本院防疫人员对各科室传染病报告情况的检查次数远远高于乡卫生院对本院和所辖村卫生室的检查次数。2．1．5传染病报告情况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自2004年以来报告传染病的比例逐级递减，从2004年至调查日共21个月，只有25.1％的村医报告过传染病，而且每人报告传染病的总例数在5例以下。2．1．6传染病报告意识愿意报告传染病的比例县级医务人员远高于乡级，乡级高于村级。70％～90％愿意报告传染病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愿意报告传染病的原因选择的是传染病法规定，有12.8％～34.4％的医务人员不愿报告传染病的原因是忙、麻烦或忘了，12.4％～43.8％的不愿报告的原因是病人转走了，或者病人没来取化验单。2．1．7村医管理本次共调查2县8个乡镇225个行政村，267个村级卫生所，平均每个村有村卫生所1.19个，有26个村是一村多所卫生室，最多的一个村有卫生室4所。平均每村有防保医生0.98个，防保村医报告传染病的比例高于非防保医。样本县已经获得乡村医师资格的占88.8％。2．2影响责任报告人报告传染病因素2．2．1影响村卫生室人员报告传染病的因素传染病报告的促进因素：乡村医师资格、传染病报告知识得分、有传染病报告卡、接诊过传染病人、传染病诊断标准的掌握情况，抑制因素是报告传染病没有报酬。这6个变量对因变量报告传染病的贡献大小依次为：接诊过传染病人、报告传染病没有报酬、具有乡村医师资格、有传染病报告卡、掌握法定传染病诊断标准的个数以及传染病报告知识得分。2．2．2影响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报告传染病的因素所筛选出的4个因素均是促进传染病报告的因素，分别是：有传染病报告卡、接诊传染病人后愿意报告传染病、参加过县卫生局组织的传染病报告培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年检查传染病报告频次。这4个指标对报告传染病的贡献大小依次为：参加过县卫生局组织的传染病报告培训、接诊病传染病人后愿意报告、有传染病报告卡、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年对该院的传染病报告检查督导频次。2．2．3影响县医院医务人员报告传染病的因素所筛出的2个指标均为促进因素，分别是医务人员的职称和填写过传染病报告卡，其对报告传染病的贡献大小依次为：填写过传染病报告卡和被调查人职称。2．2．4传染病报告因素的影响范围责任报告人对传染病报告知识的掌握、对诊断标准的掌握都是很差的，2个指标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与传染病报告呈负相关的报告传染病没有报酬，影响范围较小，只有5.6％。其余6个与传染病报告呈正相关的因素，影响范围在22.9％～88.8％之间，绝大多数处于60％～70％左右。而职称高低与传染病报告呈正相关，随着职称的增高，传染病报告率增高。以初级和无职称为主的农村医疗机构，职称的影响范围也比较广。2．2．5传染病报告因素的影响程度从传染病责任报告人的角度出发，影响传染病报告的因素有报告人意识方面的，有传染病报告人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传染病报告管理方面的原因。对传染病报告影响程度所占比重最大的是传染病报告的意识（66％），其次是传染病报告管理（18％）和报告人技术水平（16％）。3．影响县乡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因素筛查筛选出6个指标县乡医疗机构报告传染病有影响，与报告传染病正相关的指标是：疫情管理人员参加过本院组织的传染病报告培训、检验科与放射科上年报告传染病例数、医院有传染病报告奖惩制度，与报告传染病呈负相关的指标是：疫情报告所在科室有经济指标、疫情管理人员的职称情况。4．意愿分析4．1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对传染病报告的态度分析卫生院管理人员对疫情报告的认识方面2个指标——“疫情报告是医院的包袱”、“疫情报告做得好会影响卫生院的经济效益”均与医院报告传染病多少呈负相关。4．2县乡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对传染病报告态度的差别县乡医疗机构管理人员对疫情报告的认识是有显着差异的，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的认识要差于县医院管理人员。4．3乡镇卫生院疫情管理人员意愿分析乡镇卫生院疫管人员中，随着其职称和学历的升高，不愿从事疫情管理工作的比例也在升高。有学历的人员更愿意从事收入较高的临床工作，而没有学历的人员只能从事该项工作。5．机构调查部分5．1县乡医疗防疫机构2005年收入支出样本县疾病预防控制控中心、县医院、乡镇卫生院财政拨款占年总收入的8％～30％，平均占人员支出的46.56％，呈现明显的投入不足。“重有偿服务、轻无偿服务”、“重高收益、轻低收益”、“重医轻防”是县乡医疗卫生机构的普遍行为。5．2乡镇卫生院年报告传染病例数与收入关系乡镇卫生院传染病年报告例数与总收入、业务收入高度正相关，而与财政收入相关程度较低。疫情报告更多的依赖卫生院的业务收入。6．影响疫情报告的原因根源模型结论1．农村卫生投入不足是影响疫情报告质量低下的根源。2．传染病责任报告人报告传染病的意识差是影响我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低下的主要因素。3．传染病责任报告人的诊断水平低、知识掌握差，接受培训水平低、培训形式不正规，缺乏报告的应有工具是我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漏报严重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4．医疗机构重医轻防，疫情管理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5．村医存在报告传染病的空白区，村医从事防保工作的劳务报酬问题也是影响村医报告传染病的因素。
二、滕州市1998～2001年各级医院法定传染病报告资料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滕州市1998～2001年各级医院法定传染病报告资料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社区人群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状况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与符号说明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研究意义 |
| 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全球普通人群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率的meta分析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二部分 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流行现状及其危险因素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第三部分 山东省普通人群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医疗费用估算分析 |
| 1 引言 |
| 2 材料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结论及建议 |
| 创新点及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附英文论文四篇 |
（2）我国“医联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目的 |
| 四、技术路线 |
| 五、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一、本研究的方法学指导思想 |
| 二、资料收集方法 |
| (一) 文献资料的收集方法 |
| (二) 实证资料的收集方法 |
| 三、资料分析方法 |
| (一) 内容分析法 |
| (二) 质性研究方法 |
| (三) 数据分析方法 |
| (四) SWOT分析法 |
| 第三章 医疗资源整合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
| 一、医疗资源整合的动因 |
| (一) 宏观动因 |
| (二) 微观动因 |
| 二、医疗资源整合的基本要素 |
| (一) 整合纽带 |
| (二) 整合方式 |
| (三) 治理结构 |
| (四) 成员构成 |
| (五) 合作内容 |
| 三、国外医疗资源整合的探索 |
| (一) 国外医疗资源整合的实践 |
| (二) 国外学者对医疗资源整合的分析 |
| 四、我国医疗资源整合的实践 |
| (一) 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 |
| (二) 兴起阶段(20世纪90年代) |
| (三) 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初-2013年之前) |
| (四) 发展的新阶段(201 3年至今) |
| 五、国内外医疗资源整合对比分析 |
| (一) 社会角度 |
| (二) 整合模式角度 |
| (三) 整合的参与者角度 |
| (四) 患者角度 |
| (五) 实践过程角度 |
| 第四章 "医联体"的概念界定与典型案例分析 |
| 一、"医联体"的概念界定 |
| (一) "医联体"的定义 |
| (二) "医联体"的目的 |
| (三) "医联体"的内涵 |
| (四) "医联体"的外延 |
| 二、"医联体"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一) 安徽省马鞍山市市立医疗集团 |
| (二) 江苏镇江康复医疗集团和江滨医疗集团 |
| (三)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 |
| (四) 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 |
| 第五章 山东省"医联体"建设情况分析 |
| 一、山东省社会经济与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
| 二、近年来山东省关于"医联体"建设的相关政策 |
| 三、山东省"医联体"发展现状 |
| (一) 山东省立医院集团 |
| (二)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联合体 |
| (三) 滕-山医疗联合体 |
| (四) "高康"医疗集团和"密康"医疗集团 |
| (五) 小结 |
| 四、基于扎根理论的山东省"医联体"建设存在问题的SMPM模型构建 |
| (一) 一级编码 |
| (二) 二级编码 |
| (三) 三级编码 |
| (四) 分析 |
| 第六章 深圳市南山区"医联体"改革研究 |
|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一) 深圳市南山区社会经济情况 |
| (二) 南山区卫生资源分布情况 |
| (三) 南山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情况 |
| (四) 三家"医联体"社康中心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
| (五) 参与调查的患者基本情况 |
| 二、南山区三家"医联体"发展情况的定量分析 |
| (一) 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 |
| (二) 卫生服务提供及患者需求满足情况 |
|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南山区"医联体"特点及优势的SPFR模型构连 |
| (一) 一级编码 |
| (二) 二级编码 |
| (三) 三级编码 |
| 四、南山区"医联体"特点及优势分析 |
| (一) 制度层面 |
| (二) 人事层面 |
| (三) 财务层面 |
| (四) 资源共享层面 |
| 五、基于扎根理论的南山区"医联体"存在问题的3M模型构建 |
| (一) 一级编码 |
| (二) 二级编码 |
| (三) 三级编码 |
| 六、南山区"医联体"存在问题分析 |
| (一) 宏观层面 |
| (二) 中观层面 |
| (三) 微观层面 |
| 七、南山区"医联体"的"一体两制"改革构想 |
| (一) "一体两制"的含义 |
| (二) 制度设计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本研究的结论 |
| (一) 我国"医联体"发展的优势(Strengths) |
| (二) 我国"医联体"发展的劣势(Weakness) |
| (三) 我国"医联体"发展的机会(Opportunities) |
| (四) 我国"医联体"发展的挑战(Threats) |
| 二、政策建议 |
| (一) OS开拓型建议:加强对基层能力的建设 |
| (二) TS抗争型建议:以利益为纽带向紧密联合推进 |
| (三) OW争取型建议:在制度变革中打破整合障碍 |
| (四) TW保守型建议:以目的为导向创新整合形式 |
| 三、小结 |
|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附录 (本研究使用的访谈提纲及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 |
| 附表 |
（3）我国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现状及公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框架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综合评价孕产妇和儿童卫生干预措施的指标筛选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与结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第三章 我国孕产妇和卫生儿童干预措施的现状与地区差异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公平性研究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分解分析不公平的影响因素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方法 |
| 研究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4）母体麻疹抗体与婴儿麻疹发病关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 |
| 1.2方法 |
| 1.3 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麻疹发病情况 |
| 2.1.1 不同时期麻疹发病率 |
| 2.1.2 1999-2011年麻疹发病情况 |
| 2.1.3 1999-2011年婴儿麻疹发病月龄 |
| 2.2 麻疹免疫水平 |
| 2.2.1 育龄妇女麻疹抗体水平 |
| 3 讨论 |
（6）桐城市1998-2007年居民死亡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地方基本情况 |
| 资料的来源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7）宝安区2004～2005年医疗单位法定传染病漏报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调查对象 |
| 1.3 调查方法 |
| 1.4 漏报标准 |
| 1.5 质量判定 |
| 2 结果 |
| 2.1 疫情报告管理的组织和制度 |
| 2.2 传染病总漏报情况 |
| 2.3 不同病种漏报情况 |
| 2.4 各级医院漏报情况 |
| 2.5 不同科室漏报情况 |
| 2.6 传染病报告质量 (表5) |
| 2.6.1 报告卡完整性 |
| 2.6.2 报告卡及时性 |
| 3 讨论 |
| 3.1 政府应加强对传染病的管理 |
| 3.2 传染病管理工作较规范 |
| 3.3 加强集体和民营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 |
| 3.4 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是政府及卫生部门制订防治措施、有效投入卫生经费的依据 |
（8）山东省主要传染病流行趋势及其预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1.资料来源和质量控制 |
| 2.分析方法 |
| 2.1 描述流行病学 |
| 2.2 预测方法 |
| 2.2.1. 指数平滑法 |
| 2.2.2. ARIMA预测模型 |
| 2.2.3. 小波分析理论 |
| 3. 统计分析软件 |
| 结果与分析 |
| 1. 山东省1963年～2005年19种法定传染病发病概况 |
| 2. 山东省1963年～2005年三种主要传染病发病概况 |
| 3. 山东省三种主要传染病发病的预测 |
| 讨论 |
| 1. 山东省传染病总流行趋势 |
| 2. 山东省主要传染病的流行趋势 |
| 3. 关于传染病预测方法的选择 |
| 4. 传染病预测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
| 5.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 创新之处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I 时间序列分析原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英文文章 |
（9）威海市1998～2005年居民死亡原因描述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论文正文 |
| 前言 |
| 地方基本情况 |
| 资料的来源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工作程序 |
| 3. 研究方法 |
| 4. 质量评价 |
| 结果与分析 |
| 1. 人口数量、构成与变动特征 |
| 1.1 人口总量的变迁 |
| 1.2 人口年龄构成的动态变化 |
| 1.3 人口负担系数 |
| 1.4 人口自然变动 |
| 1.5 小结 |
| 2. 人口死亡特征 |
| 2.1 死亡率水平与动态特征 |
| 2.2 死亡率的年龄分布 |
| 2.3 不同年龄段死亡分布特征 |
| 2.4 小结 |
| 3. 儿童年龄段的死亡特征 |
| 3.1 儿童年龄段的死亡率与死亡构成 |
| 3.2 婴儿寿命表 |
| 3.3 小结 |
| 4. 人口死亡谱的变迁 |
| 4.1 前十位死因顺位与死亡率 |
| 4.2 主要死因死亡率的性别比 |
| 4.3 主要死因与传染病的死亡率比值 |
| 4.4 年龄段的主要死因特征 |
| 4.5 小结 |
| 5. 主要死因的死亡构成与死亡率的变化 |
| 5.1 恶性肿瘤 |
| 5.2 心脏病 |
| 5.3 损伤与中毒 |
| 5.4 传染病 |
| 5.5 小结 |
| 6. 1998-2005年八年的死因别死亡率变化趋势 |
| 6.1 一般趋势分析 |
| 6.2 APC分析结果 |
| 6.3 年度变化贡献率分析结果 |
| 7. 人口期望寿命的变化 |
| 7.1 人口期望寿命 |
| 7.2 死亡概率 |
| 7.3 生存人数 |
| 7.4 主要死因对期望寿命的影响 |
| 7.5 主要死因PYLL及死亡构成 |
| 7.6 小结 |
| 讨论 |
| 1. 居民整体健康状况的变化 |
| 2. 居民健康面临的新挑战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 |
（10）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低下的原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正文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与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学习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滕州市1998～2001年各级医院法定传染病报告资料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社区人群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状况的流行病学研究[D]. 槐鹏程. 山东大学, 2019(09)
- [2]我国“医联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李梦斐. 山东大学, 2017(08)
- [3]我国孕产妇与儿童卫生干预措施覆盖率的现状及公平性研究[D]. 陈藜.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3(02)
- [4]母体麻疹抗体与婴儿麻疹发病关系的研究[J]. 王延田,韩建广,杜兰香,李文,谢运清.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2(05)
- [5]石嘴山市2004～2008年各级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分析[J]. 王新花,刘梅军. 医学动物防制, 2009(08)
- [6]桐城市1998-2007年居民死亡原因分析[D]. 张承业. 安徽医科大学, 2008(05)
- [7]宝安区2004～2005年医疗单位法定传染病漏报评估[J]. 马智超,黎建明,詹志强,余家麟,周小峰,魏祖光,黄振宇,张强. 医学动物防制, 2008(03)
- [8]山东省主要传染病流行趋势及其预测的研究[D]. 李秀君. 山东大学, 2007(03)
- [9]威海市1998～2005年居民死亡原因描述性研究[D]. 杨正辉. 山东大学, 2007(03)
- [10]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质量低下的原因研究[D]. 王轶. 郑州大学, 2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