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斯达克全球战略何去何从（论文文献综述）
徐嘉骏[1]（2021）在《京东“新零售”业务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9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777亿元,同比增长8.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4349亿元,增长8.9%。按零售业态分,2019年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6.5%、1.4%、3.2%和1.5%。但近年来,随着门店成本猛增,利润降低,消费需求升级等原因,超市、百货商场、品牌店等实体店相继出现关闭、缩小规模、合并连锁店等现象。同时,伴随传统线下零售巨头大润发、家乐福卖身阿里及苏宁,沃尔玛与JD战略合作,原本繁荣的商业街和商业综合体也逐渐衰落,业内业外对传统实体零售一片唱衰。与此同时,2016年以来电商的增速迅速放缓,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06324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85239亿元,增长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0.7%;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用日常消费商品分别增长30.9%、15.4%和19.8%。即便是线上零售渗透到更多人们的生活也难弥补线上红利逐步消失的窘境,电商策略本身也从传统的价格导向转为以服务、物流速度或其他各自平台特长的竞争方向,由于受到拼多多等社交电商影响,导致传统电商巨头阿里、JD等流量下降,获客成本大幅提高,似乎所有传统实体零售业和传统电商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众多阻碍下,传统实体零售与传统电商应何去何从,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从“新零售”概念以及销售模式入手,将传统零售分为传统实体零售业以及传统电商两方面,在分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JD集团的“新零售”业务为例,探索JD集团涉猎的“新零售”各业务板块的现状、成因、优势所在,以及在模式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集团今后稳步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其它传统电商、零售业企业发展转型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基于目前传统实体行业及传统电商由于成本增加、获客难度增大、商品利润降低等原因导致的现阶段经营困难,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模糊等问题,通过以供应链领域始终处于领头羊地位的JD集团为例,旨在分析传统零售业中的传统电商零售业如何结合时代背景,融入“新零售”元素,调整经营方式及理念,以达到满足日益丰富及多样的消费者需求和最大化高效利用大数据优势对盈利模式、降低获客成本、营销方式等问题进行创新,将传统零售业细分为传统实体零售业以及传统电商零售业。本文通过对新零售的定义、背景分析,在新零售之轮理论的指导下,提出新零售的基本特征并详细说明新零售的起源以及现状,通过分析新零售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动力阐述新零售给传统零售业注入的新活力,并通过结合现有的“新零售”案例,对传统实体零售业及传统电商零售业分别提出发展方向建议。同时,以电商巨头JD为例,通过对JD集团关于“新零售”方面利用JD物流自身优势分析JD在涉足社交电商（京喜平台）、线下实体综合性超市（7FRESH）、传统快消品分销订货渠道（掌柜宝APP）、汽车行业（京车会）等,印证线下布局对于传统电商的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传统电商行业结合“新零售”的必要性以及业务运作时的具体切入点。通过对传统零售业现状和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找出传统零售业的问题所在,以提升先进设备降低成本、以大数据分析来降低物流、营销成本,以发挥智慧门店提升顾客体验,提高传统零售企业各环节效率,深挖需求,逐一解决突破。就JD集团而言,通过对其现有业务的现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针对各方面痛点提出解决方案,提高集团内部沟通效率、降低成本、减少人员流失等问题,为JD集团现有“新零售”业务板块的改革创新,以及JD集团“新零售”业务发展的行业引领新路径提出建设性建议,以期对JD集团今后业务发展和其他电商企业、零售业企业的未来发展有所帮助。
吴白乙,张一飞[2]（2021）在《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文中提出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刘创[4]（2018）在《制度视角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粤港两地地域相连,是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最早开展区域合作的地区,同时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具有“特别”色彩的合作区域。粤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就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合作写下了成功的范例。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粤港经济合作的模式也不断面临由市场自发整合到制度整合的过渡之中。通过对世界唯一有着“一国两制”制度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分析制度因素对于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影响与作用将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深化对于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对于打破深化合作中的制度障碍,进而推进粤港两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制度理论和区域合作理论予以结合并系统梳理,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加以整合,叙述制度和区域合作之间的理论基础以及内在联系,并通过分析粤港经济合作的普遍与特殊性来指出两地合作的内涵本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将运用制度学派的视角对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发展过程以制度脉络来分析梳理,结合粤港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并总结借鉴国内外区域合作的经验,为进一步打破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碍开辟新路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史玉琪[5]（2018）在《我国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在现阶段我国深化金融改革、调整供给结构的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研究金融与产业间的结构性关系,通过金融改革促进产业升级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仍占据主体地位,而工业又是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机理,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这一主题,运用金融学、产业经济学、金融结构理论、产权理论、工业化阶段理论等学科理论和时间序列计量检验方法,以现有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为基础,结合我国银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现状,在定性分析中梳理银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考查范围。其中,在对银行业结构的分析中析出其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对工业结构的分析中侧重考察轻重工业结构及其演变,在此基础上,对银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内在关系和影响机理作解剖式分析,并对银行业和工业的结构性演进及现状问题做详细阐释。在实证检验中,首先建立银行业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工业结构的衡量指标体系,再在计量检验中分别考察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银行业国有资产占比对工业霍夫曼比例的影响,得到现阶段在一定区间范围内,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越高、银行业国有资产占行业资产总额比重越低,对工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越有利的结论。最后总结全文并提出通过调整和改革银行业结构优化工业结构的几点建议。
刘东方[6]（2017）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际法视角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14年12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人民日报,2014）何谓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集中体现为一国对国际经济规则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求是,2016）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两种表述有所区别:前者重客观存在,后者重主权国家立场,两范畴的本体应当是一致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定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可以建模分析。模型一:一国通过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发挥国际影响力,典型形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主要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模型二:一国国内法履行国际经济规则职能,典型形式如:美国的资本市场法体系等。这类法,我国有学者称之为:“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国内法”（曹建明、陈治东,1999）。模型三:一国民间力量、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发挥国际影响力。典型形式如:国际标准化组织（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标准,国际贸易中,企业通过该组织的标准验证往往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入场券。又如:美国跨国公司集团通过垄断IT产业核心技术事实标准制定权,规划引领全球IT产业发展方向,开启人类知识经济新时代。法是规则体系的高级成熟形态,治理主要依靠法治的力量。作为国际经济规则中的一种,国际法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关切表现在:（1）上述三种建模,每一种模型都或多或少的与国际法关切。要么现在就是国际法,要么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法;（2）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主力,或者说,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第一阵营权力,是国际法规范的权力;第二阵营权力是目前尚未取得国际法形式的其它民间权力。本文研究定位:权力专题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实践。选题不仅具有国际经济法权力理论革新意义,也是切中时要的重大实践问题。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国际层面的权力本身是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学是“宏观国际法学”（黄进,2007）。本文用国际经济组织法、国际经济条约法、“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国内法”（曹建明、陈治东,1999）等材料,阐释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作为基础理论研究,法之理在法外,文章严格以国际法规范的经济类权力为骨架,重在阐释法背后的理,法外之理围绕法而展开。本文三项任务（也是本文的目的及创新所在）:一、理论总结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国际法规范的经济类权力,为理解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提供国际法理性具体:提出并界定相关范畴,梳理相关知识,总结相关理论,阐释国际法规范的经济类权力基本结构等。（一）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和应用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包括:权力关系的原始创始人和权力关系的改革者。不管是权力关系的原始创始人还是权力关系的改革者,两类主体都可能涉及到:私法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相对而言,国际法规范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其权力关系的原始创始人和权力关系的改革者范围要小一些,一般只可能涉及到: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当然,也包括一些特殊的单位,如:中国香港,可以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作为权力关系创设的有限主体。实际运行中,国际法规范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有:创设权力的国际大会;参加该国际大会的有关主权国家和地区会员;国际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国际组织;还有一类在国际大会闭会期间不设常设机构,如77国集团、G20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创设主体就是该国际大会例会机制本身。需指出,国际大会是国际组织的直接简约形式;而且,国际组织权力模式和国际大会权力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国际组织权力模式的实体权力事项一般都还要通过该组织的成员国大会,国际组织作为常设机构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如果概括介绍,国际权力的直接代表是国际大会,其它的都是国际大会的二级代理人,这些二级代理人除国内法层面的私法主体（自然人和法人）、主权国家之外,在国际层面包括:（1）有典型治理结构的国际组织,如WTO等;（2）非典型治理结构的国际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这类国际组织采取略式治理结构,有事直接找缔约国;（3）也可能就是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甚至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结果,该情形也是一次国际组织的实践活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应用主体: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权力关系框架创设出来以后,其应用主体是开放的,只要符合有关规定,自然人以及各种人格化社会组织都可以平等地利用这一权力关系框架。因而,应用主体比创设主体宽泛。如:世界银行旗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其创设主体主要是美国等为数不多的国际法主体,权力创设出来后,权力框架的应用则是开放的:只要是符合规定的主体,自然人、法人都可以在该机构提起仲裁。（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内涵:从主体构成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是由隐名创设主体（私法主体、主权国家）发起,显名创设主体（国际组织和国际大会）直接代表的权力体系。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简言之,以上四类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涉及:（1）一项具体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权力的隐名创设主体和显名创设主体的构成情况及关联程度,即:国内法私法主体、主权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四类权力主体之间的结合模式。（2）在国内法私法主体、主权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四类权力主体中,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显名创设主体和直接代表。因而,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主要是探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内外权力结构。（3）外部权力结构指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和其隐名创设主体——国内法私法主体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联方式和关联程度,简言之,外部权力结构指系统与环境的外部联系。（4）内部权力结构指: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会议内部,具有相对意义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的构成情况,以及占主要成份的公权力的基本属性。简言之,内部权力结构指职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外部权力结构可总结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美国捆绑式外部权力结构。两大组织都是加权表决制,美国控制的份额、股份都在确保美国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之上。基于加权表决制:正向地看,它使美国的话语权最有分量,决策权力集中于美国;反向地看,改革基础权力关系的任何企图还必须征得美国同意。两大组织几乎是美国的私店,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很难想象美国会主动让权,因为它事关国际货币发行权这些关键权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权包括:监督、建议、贷款、培训、技术援助、支持改革等。世界银行的职权主要是提供及组织长期贷款、投资等。WTO的内外权力结构关键要素:一国一票制、协商一致、WTO争端解决机构行使的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司法权等,所有这些因素决定,WTO决策机制与主权是一种松散型外部联系。WTO外部权力结构可以这样总结:（1）WTO主要是“多说国家说了算”权力机制,美国和西方国家虽然创设了WTO,但不一定能操纵WTO。（2）WTO权力结构优点:能较好地为大多数国家服务,能较好地不受大国强国操纵;缺点:容易导致意见僵局,多哈回合就是实证。WTO的重要职权:对主权国家贸易争端的裁判权,对主权国家贸易政策的评议权等。（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力的方向”“力的方向”角度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是主权国家外生纵向权力,代表国际社会一定范围的集体意志。具体表现:在主权国家自愿的基础上（欧盟等区域性权力架构不需要“主权国家自愿”）,一种来自主权国家之外的力量对主权国家及其国民发挥作用:（1）对主权国家的行为进行监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视权;（2）对主权国家的行为进行评议,如: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贸易政策的评议权;（3）对主权国家间的纠纷进行司法裁判,如: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国贸易争端的裁判权等。主权国家是一种内生横向权力,代表个别国家意志。包括两种情形:（1）指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要么是合作、要么是博弈,也有可能战争。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个体”（饶戈平,2013）,一种比国内法私法主体拥有更多法定权力的社会组织。（2）主权国家和他国私法主体之间某些有国际法根据的权力关系,在这些权力关系式中,主权国家和他国私法主体之间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如: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赋予自然人和法人在国家同意的前提下可以提起国际仲裁。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两类组织权力特征的两面性:体系内其权力具有纵向性,它可以在体系内对全球分支机构发号施令;体系外它是主权国家国内法的产物,受制于一定的主权国家。如:国际红十字协会,活动遍布全球,但它是依据瑞士民法而成立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受瑞士民法支配。跨国公司虽然经营战略具有全球性,但它也是国内法的产物,跨哪国受哪国支配。可见: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两类组织虽然具有使主权“格式化”的纵向力量,但整体考量,它们仍然还是“国籍化”的横向力量。典型事例如:一旦战争,主权国家对敌国资产能够马上采取措施,使其服务于一定的主权意志。基于国际组织和国际大会的权力本文称之为球权,区别于国家拥有的主权,也区别于私法主体拥有的私权。球权是主权国家外生纵向权力,代表国际社会一定范围的集体意志。主权在一般情况下是一种内生横向权力,主要代表个别国家的意志。文章指出:有别于传统国际经济法东西南北矛盾（横向力与横向力之间的矛盾）;近年来,主权和球权之间的矛盾（横向力与纵向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凸现,并将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长期存在的、新型的主要矛盾。二、实践反思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立场观点方法反思国际法现有的制度性权力架构,这本身又是对国际法的一种新视角的研究。研究发现,国际法有局限性,国际法总是摆脱不了主权国家的局限。（一）国际法不能有效周延地照应到战后以来飞速变化了的客观现实突出表现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均有学者在质疑G20的合法性。（于军,2014）G20峰会源于G20财长会,1999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在柏林召开首次G20财长会。2008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升格召开首次G20峰会,从2009年开始G20每年举行两次峰会,2016年9月G20峰会在我国杭州举行。G20的组成: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共19个国家和欧盟。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85%,占世界总人口近2/3。迄今,G20峰会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属于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会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轮值主席国、以及有关专家提供会务秘书支持。会议旨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合作,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国际经济持续增长。根据现有的国际法,G20峰会在集会依据、会议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会议的代表性、会议的造法权能等方面,的确值得推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G20峰会在全球金融危机治理方面比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老牌国际组织更杰出的果断性和有效性。面对始于美国波及欧洲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国际法架构的老牌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至于联合国都束手无策,到是G20峰会等机制及时地发挥了消防员的作用。当前,尽管有学者质疑其合法性,G20峰会事实上已经稳定地充当了全球经济治理在危机救治方面的最高权力机关。分析到此,可见,G20峰会到底合不合法?引黑格尔的论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也都必将是现实的。应当换位思考,不应当推敲G20峰会到底合不合法,而应当推敲一下现行的国际法是否存在问题。问题所在是:作为一种社会逻辑,现行国际法的版本过低,不是G20峰会合不合法。逻辑应当无条件地与运动变化的客观现实保持一致并为之服务,而不应当用滞后了的逻辑去锁定运动变化的客观现实。“用传统国家的思维定势和理论框架理解全球化根本行不通,我们需要社会科学和社会分析范式的全球转向,促成全球化条件以及使全球化在各个方面被理解和解释。”（蔡拓、刘贞晔,2014）（二）国际法国字当头,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客观需求全球法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安排了两个专题,分别是: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美元霸权析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管的,不管是货币还是汇率,它们都有一个共性,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自愿。实质上,它们都是“规则游戏、利益导向、实力说话”,表面上的公平交易掩盖着实质上的巧取豪夺。研究表明:即使是相同的汇率政策,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经济权力越大的国家越能够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可能获得的利益越多。（张屹山、孔灵柱,2010）以外汇储备为例,外汇储备指主权国家持有的外币。“2010年美元被美国以外的国家持有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1.73%,欧元占25.96%,英镑占3.96%,日元占3.74%,分别为2010年前4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188个国家和地区,未提及的其他货币总计占4.51%”（戴金平、熊爱宗、谭书诗,2012）,都可以使用浮动汇率、相同的法律环境、结果公平吗?单凭这一数据,开动印钞机,美国政府可以长期赤字财政;美国公民即使三无也可以通过“次贷”而超前消费;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可以通过量化宽松向境外有序输出。“货币权力国际剪刀差”实际上把美国搞成了世界城市,广大发展中国家沦为世界农村,美国朝野均可坐享其成。难怪乎美国前总统约翰逊曾指出:对美国一般公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的力量,美元的力量,国际收支平衡等,都是毫无意义的话,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其实,它的后果影响美国所有消费者,工人、农民、工业巨头和金融家。（李泽锐,1997）2、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霸权本质析论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以TPP、TTIP、TISA（3T协定）为代表,不管特朗普上台后还搞不搞,它是美国曾经搞过的。宏观:TPP和TTIP是美国全球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的组成部分,战后美国国家战略目标是建立和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TISA是GATS的升级版,美国确认TISA多边化目标,但拒绝中国申请加入谈判,美国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的霸权意图昭然若揭。微观:3T协定包含三类不同倾向的议题:明显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议题、明显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议题、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中性议题。实力相差悬殊的主体之间即使平等竞争本身也是不平等,可见:3T协定助推美国霸权,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找市场争权力。举一例: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超过原有的WTO保护水准,也超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保护水准,奥妙何在?知识产权是美国的长项。“根据WTO统计:2014年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3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5.5%,欧盟占30.3%。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输出转让费占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0.2%,输入费占全球知识产权转让费7.6%”（罗伟、万淑贞,2015）。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在国际上倡导提高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力度。我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高精尖技术方面,我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核心技术主要还是依靠进口。综上可见,国际法规范的权力框架不是最好的,但目前还没有比它更可行的,没有它还不行。三、中国实践阐释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方略,厘清其战略重点和基本思路。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法理根据主要是国际法,既包括我国遵循国际法既定规则积极作为（权力应用）,也包括我国向国际社会贡献有首创精神的“中国声音”（权力创设）。“加大国际法配方”（普京,2015）,给国际法补钙,主要依托有力量的主权国家等、更多地参入全球治理。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正是在这一全球大背景下提出,它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国际担当。（一）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中国共产党党规规范、国内法规范、国际法规范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部署,基本方略:在全球多边层面:（1）争取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中的影响力,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2）继续提高在G20机制中的影响力。（3）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落实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等。在区域层面,致力于建设体现发展中国家价值原则和利益诉求的新体制,主要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自贸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二）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本身又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问题有一定的理论空间和理论回旋余地,本文根据“作为依法治国之法的中国对外关系法”（刘仁山,2016）之具体规定,梳理出了对内对外两个战略重点:对外战略重点是人才建设,对内是深层次改革练内功。1、中企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原因及对策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商事仲裁比诉讼更常用。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仲裁90﹪-95﹪的案件以败诉告终且金额巨大,究其原因,人才是关键,我国现阶段善用国际权力工具的人才不多。人才是最基本的权力资源,人才队伍建立起来了,不光是打国际官司,在贸易、投资、国际金融等各个领域都能使我们的工作再上新台阶。（刘东方,2015）2、上海自贸区金融法制建设分析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欣嫣,2016）;“世界上主权国家的经济问题80%是由货币引起的”（李斌,2013）。厘清中央金融改革战略部署,是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关键中的关键。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金融法制建设的关键是中央层面的制度再供给:理顺金融产权关系,建立公平竞争秩序等系统配套立法任务。（刘东方,2015）
张晋芳[7]（2015）在《微软并购诺基亚的动因及其绩效分析》文中指出微软于2013年9月3日上午,向世人宣布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它将以72亿美元的价格将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以及大批专利组合的授权纳入旗下。这是继2011年谷歌并购摩托罗拉移动之后,移动互联网市场掀起的又一次大洗牌,至此,移动互联网市场实现了苹果生态系统、谷歌生态系统和微软生态系统三足鼎立的格局。但是对于微软来说,此次并购的完成仅仅是它战略改革的一个起点。本文以微软并购诺基亚作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相关知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微软并购案的动因和绩效做出分析,并试图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借鉴。文章通过对跨国并购动因理论：市场势力论、规模经济论、价值低估论、协同效应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等的阐述,对微软并购诺基亚的过程及并购协议的达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微软主要出于突破经营困境、获取经营协同、获取相关专利组合和地图服务三方面的动因对诺基亚实施了并购行为。为了达到对微软并购案绩效分析的目的,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建立了事件窗口,对并购公告期附近并购双方及其水平竞争者谷歌的异常收益率进行了研究,并引入事件泄露及重大事件对样本公司股东收益的影响,以剔除事件窗口内其他因素的干扰。实证结果表明：并购活动为并购双方都带来了显着为正的累计异常收益,但是竞争者谷歌的收益为负,从而证明效率理论是驱动此次并购的主要动因。为了进一步对微软并购诺基亚的结果进行分析,文章引入了谷歌并购摩托罗拉移动的案例,从并购内容、并购动机、并购结果三个角度与微软并购案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研究发现虽然两起并购案在并购内容和并购动机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企业战略目标、各生态圈市场地位等的本质区别,所以微软并购诺基亚最终的结果与谷歌并购案也会有所差异。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从同步战略目标、防范财务风险、加强科技创新三个角度对微软并购案的后续整合提出几点意见。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为我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企业要洞悉市场的发展趋势,与时俱进,不要固步不前；加强科技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制定完善的企业发展战略,找准市场定位,需谨慎采用并购方式进行市场扩张。
王鹏飞[8]（2014）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信息越来越展示出其无所不在的特征,电子信息产品已经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集成电路是处理信息的基础设备,因此,集成电路被公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信息时代的动力系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以其无穷的变革、创新和极强的渗透力,推动着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就电子信息产品而言,集成电路不仅是电子信息设备的核心,同时也会起到很明显的辐射效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集成电路产业1元的产值可以带动相关电子信息产业10元的产值,带来100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电子信息技术的战略性、基础性、渗透性首先体现在集成电路产业,很多精密设备都需要性能强大的集成电路产品作为坚强后盾。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和基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信息产业结构、扩大信息消费、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集成电路产业是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其发展程度会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竞争中所处的地位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工业化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会应用到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成果,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影响和推动了-系列传统产业的革新和升级；另一方面,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都是需要建立在集成电路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推动国家信息化进程,这就使得集成电路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自文件颁布以来,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速度加快,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技术水平显着提升。此后十几年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获得了长足进步。从产业规模来看,中国集成电路产量增长11倍,占全球产量近10%,销售收入翻了三番,占全球产业比重达8.6%,已经成为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一极。从产业链来看,在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设计、制造、封测、材料和设备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逐步缩小,企业实力得到明显提升。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也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高端集成电路产品及技术方面对中国仍然实行禁运政策,使中国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企业技术创新力量薄弱,能与国际领先水平抗衡的国家队尚未形成,致使中国集成电路市场长期大量依靠进口,国内产品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尚不足20%。集成电路产品高度对外依存严重影响了中国电子整机产业以及经济信息安全等领域的自主可控发展。中国要以新的面貌、新的视角、新的思路,追赶和缩短与世界集成电路产业水平的差距,走上自强、自立、自主地快速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大道。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两化融合、三网融合、物联网和云计算、电动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广阔前景正在逐步实现。展望未来,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征程开始之前,需要认真梳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沉着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抓住技术升级和商业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历史性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推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让集成电路产业在实现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为中国在全球信息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提供保障。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课题。本论文应用相关经济学理论,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在现有集成电路发展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现状、产业结构、区域布局等,论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并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分析了国际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从政策扶持、技术创新、产业链、区域布局、商业模式、市场环境、人才激励、国际化等角度提出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论文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研究的创新点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论文阐述了集成电路产业的相关概念和发展情况,介绍了集成电路产业在对电子信息产业、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国防与信息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国际上先进国家和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经验及启示,客观分析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从国家相关政策、技术创新、公共服务、人才培养、产业链、区域分布等角度评价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论文研究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分析了造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和差距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论文研究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状况,总结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启示。论文重点从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国际政策支持带来的发展机遇、技术进步和两化融合带来的发展机遇、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等客观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此同时,分别从全球市场平缓增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全球产业加快重组,技术革新步伐加快、资金门槛不断提高,以及知识产权竞争加剧、产业生态深度演变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论文在全面分析国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趋势及中国集成电路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强化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整合产业资源、做大做强产业链,优化区域布局、统筹规划资源投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改善投融资体系、培育健康市场环境,健全激励机制、吸引聚集高端人才,着眼国际市场、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等。
李飞[9]（2012）在《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年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中国全面走向了世界,一大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中国企业,积极实施了“走出去”战略,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开展了境外工程承包、收购资源、企业并购、境外上市等国际投资与经营活动,充分利用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广泛参与了国际国内两种市场的竞争。其中,中央企业日益成为了我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其境外投资已经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然而,与我国央企境外投资快速发展相伴相随的,是境外投资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就是通过对境外投资与风险控制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综述,对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现状的深入分析,并充分借鉴国外企业以及典型央企在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方面好的做法与经验,旨在建立起适于我国央企境外投资的风险管控体系与机制,从而逐步提高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能力与水平。第1章为绪论部分。首先,对本章研究涉及的国内外背景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该研究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其次,从央企境外投资、央企境外投资风险、风险管理及跨国公司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然后,阐明了从理论到实务、从国内到国际、从微观到宏观、从技术到制度层面的逻辑思路,以及采用的文献调研、比较分析、技术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困难和不足。第2章为本文研究涉及的相关理论概述。本章首先对经济全球化概念、内涵与特征及企业国际化的含义、发展阶段、表现类型等理论进行了综述,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国际化两者相辅相成之关系；其次,对境外投资含义、六个方面表现特性进行了论述,较为系统地比较研究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理论、以海默为代表的垄断优势理论、以科斯为代表的内在化理论、以邓宁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理论等四大境外投资传统理论,以及境外投资新理论—发展中国家的“不均衡理论”；再次,从风险内涵与类别、全面风险管理内涵与流程、风险预警系统等三个方面对风险与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阐明了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最后,阐述了国家战略、公共政策、境外投资保险、公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等有关理论。第3章为央企境外投资与风险控制现状分析。本章研究提出了央企境外投资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对央企境外投资的主要成效、基本特征进行了论述；基于国外投资环境、国内投资环境、企业自身三个角度,提出了“三大类十风险”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的分类分析框架；最后,进一步总结分析了央企境外投资与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第4章为国外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比较研究。本章重点从企业主体、政府主体视角,对欧美、日韩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具有差异化的投资发展阶段和不同特征,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风险管理上呈现显着的差异性,如以企业主导型的欧美国家和以政府、企业双重主导型的日韩,现已进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而以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境外投资风险管理尚处于起步或初级阶段。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归结出了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普遍认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第5章为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案例的实证分析。该章以国有重点骨干央企,也是国际知名的综合矿业集团——中国五矿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为案例,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从其境外投资发展情况与基本特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情况与主要做法,并分别通过境外并购两个成功、失败的个案,进一步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存在的主要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归纳。第6章为从企业层面构建“三维一体”的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体系。基于微观的综合视角,从技术层面对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对策与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思考。该章认为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控体系的构建应该突出重点,本着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原则,目前,应逐步建立以组织体系为保障、以预警系统与风险评估体系为核心、以风险文化为灵魂的“三维一体”的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控体系,不断提升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水平。无论是基于第5章“10类风险”设置出来的相应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还是基于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风险评估体系的设计建立,都具有一定前瞻性和科学适用性。第7章为政府层面构建“一体两翼”的支持促进与监管服务机制。基于宏观的综合视角,从制度层面对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对策与措施,进行了研究思考。该章认为利用国家力量、政府与社会资源,支持促进中央企业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抵御抗击风险的能力,某种角度上讲也是为了管理风险,为此,提出了应建立以国家战略导向为主体,政策支持体系、国资监管服务机制两翼驱动为支撑的“一体两翼”式央企境外投资促进与监管服务机制,并对该三项对策措施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述。文章最后强调,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重要代表者的中央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境外投资与国际化经营中,要具有扎根海外、融入当地、放眼全球的胸怀和视野,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全面提高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国际资源配置、技术创新、产业整合和风险控制能力,经过一定时期的不懈努力,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远景目标,必将会得以实现。
左品[10]（2011）在《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拉美经济一体化运动具有悠久历史,在“进口替代战略”的指导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拉美一体化主要呈现“内向型”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保护主义色彩,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高树贸易壁垒以限制进口。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袭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以适应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及一体化,“开放的地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一体化运动中的新特点。拉美经委会也在1994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认为“开放性”就在于反对过于排外的旧地区主义,强调成员资格的包容性,在这一思想下指导的拉美地区一体化将是一个包括次地区、地区、乃至西半球层面上的完全开放的一体化过程,与过去“内向型”一体化不同的是,它将因其“开放”性而带动地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促进生产专业化,从而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在拉美经委会看来,所谓“开放的地区主义”应该包括鼓励各国实现广泛的贸易自由化；鼓励实现共同外部关税,但也允许按照实际情况分阶段实施；在商品和服务部门实现广泛的市场自由化,但也允许在一些部门实施过渡性调整；为了将国与国之间贸易成本降到最低,应加快货币的可兑换进程等重要组成要素。随着古巴于1998年正式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成员,拉美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开放的地区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和多元化。这一时期,拉美国家不仅在区域内实现双边自由贸易的经济合作活动十分活跃,同时也出现了单个国家与次区域组织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趋势。此外,一些拉美国家还重新组建新的区域经济组织,激发了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活力,南方共同市场就是其中一个成功范例。1991年3月26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宣告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随着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不断开放,自1990-1998年,南共市地区内贸易增长了5倍,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也从11%增至23%。然而也就在南共市经济持续增长时,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和2001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相继爆发给南共市以沉重打击,集团经济在此期间不断衰退,并在2003年几乎陷入停滞。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南共市经济自2004年也开始“复苏”,在成员国间一直难以达成共识的地区货币一体化进程也由此获得推动。特别是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持续恶化,南共市经济再次受到影响之后,阿根廷和巴西开始尝试在双边贸易中采取本币互换体系,并希望在南共市内部全面推行,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下美元贬值给地区经济体发展带来的巨大风险。总结南共市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可以看出,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赋予南方共同市场别具特色的一体化战略。首先、坚持建立深度的一体化。《亚松森条约》为南共市确定了从自由贸易区到关税同盟的详细发展阶段,除商品自由化外,还要逐步实现资金、服务、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自由化。南共市目前的货币一体化进程虽然遇到诸多困难,但是依然稳步前进也反映了成员国要求建立深度一体化的决心。第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政治性。鉴于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和高关税壁垒的存在,南共市成员国只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要更加现实,但是阿根廷和巴西通过相互协调最终依然决定建立共同市场。由此,南共市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并非仅仅是从成员国经济利益出发,而是从本质上解决巴西和阿根廷长期敌对情绪的一个政治决定,并被希望作为提升成员国在世界经济舞台发言权的有力“平台”。也因此南共市在解决成员国争端时倾向于通过政府间谈判,即“总统外交”解决,故南共市的内部事务和决策很容易受到成员国国内政治和政府更替的影响。第三、地区贸易的开放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而南共市的表现尤为明显。南共市自成立以来便积极与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安第斯共同体、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等拉美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签署自贸协议或就其进行谈判,这不仅积极推动了南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在整个西半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美国1990年提出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后,虽然就南共市国家整体而言并不排斥美洲自由贸易区,但与美国在农产品等敏感问题上的分歧让双方很难达成妥协,美洲自由贸易谈判也因此于2006年陷入停滞。同时,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与美洲外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除了与欧盟的谈判仍在进行外,南方共同市场目前还与印度、韩国、南非关税同盟等亚非地区和国家也正在就建立自贸区进行谈判。随着中国于2008年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后,南共市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逐渐密切。此外,南共市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并在世界经济形势出现恶化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对南共市未来的“开放”程度有所影响。根据以上主要内容,论文除了序言和结语外共分五部分：第一章通过对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理论背景、产生原因、主要内容、具体特点以及存在问题进行综合论述,从而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拉美经济一体化运动的新特点；第二章在全面评述南方共同市场建立的背景和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实行的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南方共同市场货币一体化进程及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指出虽然面临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但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将是南方共同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深化的重要一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几种货币联盟出现的可能性；第四章通过分析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建立以及南方共同市场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探讨南方共同市场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对于整个西半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影响；第五章通过分析南方共同市场与美洲地区外国家以及地区经济集团之间已经签署或正在谈判的自贸协议,从而进一步证明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开放性特点。并且特别分析了中国与南共市国家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经贸关系特点,提出未来中拉贸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对策。在结语部分,则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南方共同市场未来的深化和扩大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前景进行评述。
二、纳斯达克全球战略何去何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纳斯达克全球战略何去何从（论文提纲范文）
（1）京东“新零售”业务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关于零售业务的研究 |
| 2.关于电子商务零售模式的研究 |
| 3.新零售模式的提出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论文的不足 |
| 二、传统零售业与新零售及相关理论 |
| (一)传统零售业与新零售定义 |
| 1.传统零售业 |
| 2.传统电子商务 |
| 3.新零售 |
| (二)零售相关理论 |
| 1.生命周期理论 |
| 2.综合化与专业化循环理论 |
| (三)新零售的提出 |
| 1.新零售定义及特征 |
| 2.新零售发展现状及趋势 |
| 3.新零售核心问题 |
| 三、JD集团“新零售”业务现状 |
| (一)JD集团概况 |
| 1.JD集团简介 |
| 2.JD集团主要业务 |
| (二)JD“新零售”业务概况 |
| 1.运营赋能 |
| 2.科技赋能 |
| 3.增值业务 |
| (三)JD新通路现状 |
| 1.B2B供货业务——JD掌柜宝 |
| 2.线下智能门店——JD便利店 |
| 3.联合仓配和一体化开放的通路解决方案 |
| 4.JD餐饮解决方案 |
| (四)JD新零售竞争对手 |
| 1.传统服务业——JD京车会 |
| 2.社交电商——京喜APP |
| 3.传统经销体系——掌柜宝APP |
| 四、JD集团“新零售”业务发展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JD集团“新零售”业务发展存在问题 |
| 1.成本控制管理不足 |
| 2.用户体验方面有待加强 |
| 3.平台的经营模式单一 |
| 4.起步相对较晚 |
| 5.加盟店铺较多 |
| (二)JD集团“新零售”业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外部原因 |
| (1)消费升级不协调 |
| (2)零售业发展增速减缓 |
| (3)零售行业跟风壁垒低 |
| (4)传统业态抵制 |
| 2.内部原因 |
| (1)人员管理问题 |
| (2)人员流失严重 |
| (3)成本控制方面 |
| (4)用户体验方面 |
| (5)平台的经营模式方面 |
| 五、JD集团新零售发展途径 |
| (一)JD集团“新零售业务创新路径分析” |
| 1.将业务重构作为核心工作 |
| 2.抓好业务重构的核心和关键 |
| 3.利用业务重构实现价值创造 |
| 4.利用业务助力价值实现 |
| (二)JD“新零售”业务发展策略 |
| 1.实行分步实施的总体战略 |
| 2.夯实人力资源基础和加大技术投入 |
| 3.向多品类复合业态方向发展 |
| 4.渠道下沉 |
| 5.构建供应链金融 |
| (三)JD“新零售”业务发展保障措施 |
| 1.资金储备 |
| 2.供应链升级 |
| 3.品牌塑造 |
| 4.人力资源 |
| 六、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危机 |
| （一）国家的本质与角色定位 |
| （二）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的危机 |
| （三）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两种路径 |
| 1. 以终极责任人和权力集中者的身份寻求自我保护 |
| 2. 以地区治理者的身份谋求挽救体系 |
| 二、全球治理赤字背后的“自由主义危机” |
| （一）全球治理思想的自由主义根源 |
| 1. 自由主义的三个面向 |
| 2. 全球治理的自由主义本质 |
| （二）自由主义危机与全球治理赤字 |
| （三）全球“脱钩”的可能性探讨 |
|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博弈 |
| 四、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 |
| 五、结语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制度视角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制度视角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制度变迁理论评述 |
| (三)理论框架构建 |
| 四、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粤港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模式 |
| 一、粤港经济合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
| (二)97回归至CEPA协议签署 |
| (三)CEPA协议签署至湾区规划前期 |
| (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合作规划发展趋势 |
| 二、粤港经济合作的主要模式分析 |
| (一)历史沿革的“前店后厂”经济合作模式 |
| (二)制度下的“自由贸易区”合作模式 |
| (三)制度下的湾区经济城镇群合作模式 |
| 第三章 粤港经济合作制度概述 |
| 一、通关制度的改变与粤港经济合作新趋势 |
| 二、“零关税”制度下的粤港经济合作发展 |
| 三、粤港金融市场制度对粤港经济合作的影响 |
| 第四章 粤港经济合作模式存在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
| 一、“前店后厂”经济合作模式弊端逐渐显现 |
| 二、香港转口贸易作用下降及辐射作用减弱 |
| 三、长三角经济圈崛起对粤港经济合作的挑战 |
| 四、大湾区制度规划的实施对粤港两地合作的影响 |
| 第五章 粤港经济合作模式在制度视角下的解读 |
| 一、粤港“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制度分析 |
| (一)“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中的交易费用因素分析 |
| (二)粤港“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路径依赖问题 |
| (三)以佛山为例的新型“前店后厂”模式 |
| 二、CEPA框架下的粤港自贸区经济合作模式 |
|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粤港经济合作 |
|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下的粤港经济合作 |
| (三)实施CEPA合作带来的问题及建议 |
|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群经济合作模式的制度安排 |
| (一)“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的大棋局 |
| (二)深港经济合作的制度创新 |
| 第六章 制度视角下深化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对策 |
| 一、完善合作制度 |
| (一)建立粤港间常设机构处理两地制度障碍 |
| (二)衔接粤港经济合作的法律关系 |
| (三)健全粤港经济合作的组织保障制度 |
| 二、创新经济合作方式 |
| (一)由“引进”到“走出”的合作 |
| (二)企业自主合作到分工型城市群发展 |
| (三)产业转移扩展至全广东地区 |
| 三、拓展经济合作模式新领域 |
| (一)发展高科技产业合作,形成新的产业链 |
| (二)发展粤港文化创意产业合作融合模式 |
| (三)构建粤港专业服务产业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我国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2.1 结构安排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银行业结构及其理论框架 |
| 2.1.1 银行业结构 |
| 2.1.2 银行业结构相关理论 |
| 2.2 工业结构及其理论框架 |
| 2.2.1 工业结构 |
| 2.2.2 工业结构相关理论 |
| 2.3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影响关系 |
| 2.3.1 金融结构和银行业结构 |
| 2.3.2 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 |
| 2.3.3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影响关系 |
| 2.4 简要述评 |
| 第3章 银行业结构影响工业结构的机理分析 |
| 3.1 工业的金融需求 |
| 3.1.1 工业发展中的金融必要性 |
| 3.1.2 工业过程中的金融重要性 |
| 3.2 银行业市场结构影响工业结构的机理分析 |
| 3.2.1 市场结构、银企关系和工业企业融资 |
| 3.2.2 市场结构、风险传导和工业结构反馈 |
| 3.2.3 市场结构、工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联动 |
| 3.3 银行业产权结构影响工业结构的机理分析 |
| 3.3.1 银行业产权结构对工业结构的直接影响 |
| 3.3.2 银行业产权结构对工业结构的间接影响 |
| 3.4 本文理论假设 |
| 第4章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
| 4.1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协同演进的背景分析 |
| 4.1.1 经济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变 |
| 4.1.2 结构性调整与银行业改革 |
| 4.2 我国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发展现状 |
| 4.2.1 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和比较分析 |
| 4.2.2 工业结构变迁的主要阶段及特征 |
| 4.3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问题 |
| 4.3.1 银行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3.2 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第5章 银行业结构与工业结构的评估与衡量体系 |
| 5.1 银行业结构的评估和衡量 |
| 5.1.1 银行业市场结构的衡量指标 |
| 5.1.2 银行业产权结构的衡量指标 |
| 5.1.3 具体评估方法 |
| 5.2 工业结构的评估和衡量 |
| 5.2.1 工业结构的衡量指标 |
| 5.2.2 具体评估方法 |
| 第6章 我国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择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6.1.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6.1.2 数据描述 |
| 6.2 计量检验 |
| 6.2.1 ADF单位根检验 |
| 6.2.2 Johnson协整检验 |
| 6.2.3 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 |
| 6.2.4 Granger因果检验 |
| 6.3 实证检验结论 |
| 第7章 优化我国银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建议 |
| 7.1 适度放松银行业管制,通过竞争效率为工业提供合理金融供给 |
| 7.2 增强银行业产品差异化与创新,推动工业结构升级 |
| 7.3 实现银行产权主体多元化,为工业结构调整注入活力 |
| 7.4 完善银行监管体系,保障工业结构稳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6）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际法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根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文献背景 |
| 第一章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范畴界定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内涵分析 |
| 一、全球经济治理法语言学分析 |
| 二、制度性权力法语言学分析 |
|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界定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外延分析 |
| 一、基础划分 |
| 二、宏观国际法规范的制度性权力的再划分 |
| 三、微观国际法规范的制度性权力的再划分 |
| 第二章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 |
| 一、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类别及关系 |
| 二、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创设主体有关的若干问题 |
| 三、国际经济组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显名创设主体和典型代表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基本结构 |
| 一、国际组织权力基本结构 |
| 二、全球经济治理三架马车权力结构 |
| 第三节 权力创设专题分析：美国推行新生代自由贸易协定霸权本质析论 |
| 一、范畴界定 |
| 二、宏观分析 |
| 三、微观分析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应用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应用概括分析 |
| 一、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力的作用点” |
| 二、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力的方向” |
| 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力的大小” |
| 第二节 专题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美元霸权析论 |
| 一、货币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美元霸权分析 |
| 二、汇率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美元霸权分析 |
|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美元霸权主要特征及改革 |
| 第四章 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形势分析 |
| 一、中国介入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关系基本情况 |
| 二、国企在国际做大做强之路基本被封杀 |
| 三、中国的私权力发育严重不足 |
| 第二节 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际部署 |
| 一、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际部署概括分析 |
| 二、国际部署专题分析：中企海外仲裁逾九成败诉原因及对策 |
| 第三节 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内部署 |
| 一、中国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内部署概括分析 |
| 二、国内部署专题分析：上海自贸区金融法制建设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微软并购诺基亚的动因及其绩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研究 |
| 1.2.2 跨国并购动因的实证检验 |
| 1.2.3 跨国并购绩效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归纳分析法 |
| 1.3.2 案例分析法 |
| 1.3.3 事件分析法 |
| 1.3.4 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 |
| 1.3.5 案例对比分析 |
| 1.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跨国并购相关概念 |
| 2.1 跨国并购的含义及分类 |
| 2.1.1 跨国并购的含义 |
| 2.1.2 跨国并购的类型 |
| 2.2 跨国并购动因的一般理论 |
| 2.2.1 市场势力理论 |
| 2.2.2 规模经济理论 |
| 2.2.3 价值低估理论 |
| 2.2.4 协同效应理论 |
| 2.2.5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 |
| 2.2.6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
| 2.3 跨国并购绩效评价方法 |
| 2.3.1 事件分析法 |
| 2.3.2 财务指标分析法 |
| 2.3.3 个案研究法 |
| 2.4 本文的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微软并购诺基亚的动因分析 |
| 3.1 并购背景及过程分析 |
| 3.1.1 从合作方案的解决到并购可能性的评估 |
| 3.1.2 并购估值显分歧,首轮谈判陷僵局 |
| 3.1.3 价格估值可商榷,并购方案见转机 |
| 3.1.4 地图业务成焦点,双方僵持无进展 |
| 3.1.5 地图授权解僵局,并购意向初达成 |
| 3.2 并购协议 |
| 3.3 微软并购动因分析 |
| 3.3.1 发展遭遇瓶颈,寄望新的发展领域 |
| 3.3.2 获取经营协同,搭建Windows手机生态系统 |
| 3.3.3 获取相关专利组合和HERE地图服务 |
| 第四章 微软并购诺基亚的实证分析 |
| 4.1 事件分析法模型的建立 |
| 4.1.1 建立事件窗口 |
| 4.1.2 样本选取 |
| 4.1.3 建立正常收益测量模型 |
| 4.2 实证检验 |
| 4.2.1 确定公告日及事件窗口 |
| 4.2.2 累计异常收益率(CAR)的确定 |
| 4.2.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微软并购案与谷歌并购案的对比分析 |
| 4.3.1 交易内容对比 |
| 4.3.2 并购动机对比 |
| 4.3.3 并购结果对比 |
| 4.4 并购整合过程中风险防范 |
| 4.4.1 形成管理协同,同步战略目标 |
| 4.4.2 汲取谷歌教训,形成财务协同 |
| 4.4.3 加大科研创新,提高经营效率 |
| 第五章 总结及启示 |
| 5.1 总结 |
| 5.2 创新与不足 |
| 5.3 启示 |
| 5.3.1 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
| 5.3.2 加强创新,积极进取 |
| 5.3.3 战略布局,谨慎并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承诺书 |
（8）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表目次 |
| 图目次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集成电路产业概述 |
| 第一节 集成电路 |
| 一、集成电路的涵义 |
| 二、集成电路技术 |
| 三、集成电路的发展历史 |
| 四、集成电路分类 |
| 第二节 集成电路产业 |
| 一、集成电路产业的涵义 |
| 二、集成电路产业的特征 |
| 三、集成电路产业的市场状况 |
| 第三节 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一、集成电路产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 |
| 二、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 |
| 三、集成电路产业对国防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
| 第四节 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趋势 |
| 一、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
| 二、集成电路产业结构调整及转移趋势 |
| 三、集成电路产业芯片、整机联动的发展趋势 |
| 四、集成电路产业与资本结合的发展趋势 |
| 五、集成电路产业商业模式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总体概况 |
| 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历程 |
| 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创新现状 |
| 三、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公共服务现状 |
| 四、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产业链 |
| 一、集成电路设计产业 |
| 二、集成电路制造产业 |
| 三、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产业 |
| 四、集成电路材料与装备产业 |
| 第三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区域布局 |
| 一、环渤海区域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
| 二、长三角区域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
| 三、珠三角区域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
| 四、西部区域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严重依赖进口 |
| 二、缺乏高端领军企业 |
| 三、工艺水平差距较大 |
| 四、基础技术积累不足 |
| 五、配套技术发展滞后 |
| 六、产业布局尚需优化 |
| 第二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人才基础相对薄弱 |
| 二、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
| 三、政策支持不能持续 |
| 四、商业模式创新不够 |
| 五、资本投入运作欠缺 |
| 第四章 美、欧、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 一、美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
| 二、美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二节 欧洲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 一、欧洲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
| 二、欧洲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三节 日、韩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 一、日、韩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及经验 |
| 二、日、韩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特点及启示 |
| 第四节 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
| 一、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历程及经验 |
| 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特点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 |
| 一、宏观环境 |
| 二、市场环境 |
| 三、政策环境 |
| 第二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机遇 |
| 一、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二、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三、国家政策支持带来的机遇 |
| 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带来的发展机遇 |
| 五、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
| 第三节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市场平缓增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
| 二、产业模式不断创新,全球产业加快重组 |
| 三、技术革新步伐加快,资金门槛不断提高 |
| 四、知识产权竞争加剧,产业生态深度演变 |
| 第六章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策 |
| 第一节 加大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体系 |
| 一、政策扶持是产业发展的最大助力 |
| 二、产业发展新的突破需要更强力的政策扶持 |
| 第二节 强化技术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 一、技术创新是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的源泉 |
| 二、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 |
| 第三节 整合产业资源,做大做强产业链 |
| 一、资源整合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二、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产业做大做强 |
| 第四节 优化区域布局,统筹规划资源投入 |
| 一、集成电路产业群聚效应日益凸现 |
| 二、增强区域聚焦,强化产业协同 |
| 第五节 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 |
| 一、市场多元化与服务化趋势提供新契机 |
| 二、创新商业模式,实现跨越发展 |
| 第六节 改善投融资体系,培育健康市场环境 |
| 一、改善产业投融资环境,增强市场活力 |
| 二、引导市场规范运作,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
| 第七节 健全激励机制,吸引聚集高端人才 |
| 一、国际竞争需要一流的高端人才 |
| 二、健全激励机制,引进高端人才 |
| 第八节 着眼国际市场,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 |
| 一、国际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二、形成产业合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
| 参考文献 |
| 中文部分 |
| 英文部分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9）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文献综述 |
| 1.2.2 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文献综述 |
| 1.2.3 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文献综述 |
| 1.2.4 跨国公司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比较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困难和不足 |
| 2 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国际化 |
| 2.1.1 经济全球化 |
| 2.1.2 企业国际化 |
| 2.1.3 经济全球化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 |
| 2.2 境外投资理论 |
| 2.2.1 境外投资的含义 |
| 2.2.2 境外投资的传统理论研究 |
| 2.2.3 境外投资的新理论——发展中国家投资理论 |
| 2.3 风险管理理论 |
| 2.3.1 风险内涵与类别 |
| 2.3.2 全面风险管理内涵与流程 |
| 2.3.3 风险预警系统 |
| 2.3.4 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 |
| 2.4 其它相关理论 |
| 2.4.1 国家战略理论 |
| 2.4.2 财税等公共政策理论 |
| 2.4.3 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理论 |
| 2.4.4 公司治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央企境外投资与风险控制现状分析 |
| 3.1 央企境外投资发展阶段研究 |
| 3.1.1 探索起步阶段(1978—1991年) |
| 3.1.2 发育成长阶段(1992—2000年) |
| 3.1.3 发展提升阶段(2001年至今) |
| 3.2 央企境外投资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2.1 加快走出去步伐,境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 3.2.2 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和合作,资源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
| 3.2.3 坚持开拓创新,业务模式实现突破 |
| 3.2.4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国际形象逐步树立 |
| 3.3 央企境外投资的基本特征 |
| 3.3.1 央企境外投资的总量特征 |
| 3.3.2 央企境外投资的结构特征 |
| 3.3.3 央企与其他企业境外投资的比较分析 |
| 3.4 对央企境外投资主要风险类型分析 |
| 3.4.1 基于国外投资环境分析 |
| 3.4.2 基于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
| 3.4.3 基于企业自身分析 |
| 3.5 我国央企境外投资与风险控制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
| 4 国外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的比较研究 |
| 4.1 欧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
| 4.1.1 欧美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历程和风险 |
| 4.1.2 欧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企业主体视角 |
| 4.1.3 欧美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政府主体视角 |
| 4.2 日韩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
| 4.2.1 日韩企业境外投资发展阶段和风险 |
| 4.2.2 日韩境外投资风险控制——企业主体视角 |
| 4.2.3 日韩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政府主体视角 |
| 4.3 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
| 4.4 国外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
| 5 央企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案例的实证分析 |
| 5.1 中国五矿境外投资概况与基本特点 |
| 5.1.1 五矿境外投资概况 |
| 5.1.2 五矿境外投资基本特点 |
| 5.2 中国五矿境外投资风险现状及控制 |
| 5.2.1 五矿境外投资风险现状 |
| 5.2.2 五矿境外投资风险控制情况 |
| 5.3 中国五矿正反两个境外投资并购案例的经验和教训 |
| 5.3.1 2004年五矿收购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股权失败案 |
| 5.3.2 2009年五矿有色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成功案 |
| 6 企业层面一构建“三维一体”的风险管控体系 |
| 6.1 建立完善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
| 6.2 构建完善央企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与评估体系 |
| 6.2.1 建立央企境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 |
| 6.2.2 建立央企境外投资风险评估标准体系 |
| 6.3 建立健全央企境外投资风险应急管理机制 |
| 6.4 培育形成央企境外投资风险管理文化 |
| 7 政府层面—构建“一体两翼”的支持促进与监管服务机制 |
| 7.1 建立央企境外投资的国家战略 |
| 7.1.1 对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国家战略的深度分析 |
| 7.1.2 对我国央企境外投资国家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
| 7.2 制定完善支持促进我国央企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 |
| 7.2.1 进一步完善央企境外投资财税政策 |
| 7.2.2 进一步完善央企境外投资保险政策 |
| 7.3 建立健全央企境外投资国资监管与服务机制 |
| 7.3.1 对西方发达国家境外投资监管服务机制的深度分析 |
| 7.3.2 我国央企境外投资监管服务机制基本现状 |
| 7.3.3 构建央企境外投资政府监管与服务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章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拉美经济一体化实践 |
| 第一节 发展主义与拉美早期的地区一体化尝试 |
| 第二节 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与新一轮地区一体化实践 |
| 一、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产生原因 |
| 二、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特点及实践 |
| 小结 |
| 第二章 南共市的建立及其经济一体化战略特点 |
| 第一节 南共市建立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
| 一、南共市四国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 |
| 二、南共市成员国早期的经济一体化合作 |
| 第二节 南共市的建立及其经济一体化战略特点 |
| 一、《亚松森条约》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
| 二、南共市的制度框架及经济一体化战略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共市货币一体化进程 |
| 第一节 南共市货币联盟目标的提出 |
| 一、南共市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概况 |
| 二、南共市建立货币联盟的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南共市建立货币联盟的可行性分析 |
|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回顾与分析 |
| 二、南共市货币一体化进程与前景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南共市经济一体化战略对西半球一体化局势的影响 |
| 第一节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建立 |
| 一、南共市的地区内自由贸易谈判 |
| 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建立及特点 |
| 第二节 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缘起与发展 |
| 一、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转变——从“门罗主义”到“美洲共识” |
| 二、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一场巴美关系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共市在美洲地区外的自由贸易谈判 |
| 第一节 与欧盟的谈判——不容忽视的双重动机 |
| 第二节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贸谈判进程 |
| 一、南共市与印度的谈判 |
| 二、与南非关税同盟的谈判 |
| 三、其他正在进行的自贸谈判 |
| 第三节 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关系特点及发展对策 |
| 一、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中国与拉美的贸易特点 |
| 二、中国与南共市的经贸合作特点 |
| 三、中拉贸易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纳斯达克全球战略何去何从（论文参考文献）
- [1]京东“新零售”业务发展对策研究[D]. 徐嘉骏.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 [2]全球治理困境与国家“再现”的最终逻辑[J]. 吴白乙,张一飞. 学术月刊, 2021(01)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制度视角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研究[D]. 刘创. 沈阳师范大学, 2018(11)
- [5]我国银行业结构对工业结构的影响研究[D]. 史玉琪.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6]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国际法视角分析[D]. 刘东方.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7]微软并购诺基亚的动因及其绩效分析[D]. 张晋芳. 山西大学, 2015(03)
- [8]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研究[D]. 王鹏飞. 武汉大学, 2014(06)
- [9]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风险控制研究[D]. 李飞.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01)
- [10]南方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研究[D]. 左品. 南京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