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定柳河沙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韩艳莉[1](2021)在《气候与景观格局变化对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联系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桥梁和纽带,是生态保护、生态功能区划、自然资产核算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引起景观格局,干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深刻影响人类福祉。理解气候与景观格局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管理国土资源的基础。因此,本文以气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遥感数据、土壤数据和环境数据为基础,选取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湖流域,利用ANUSPLIN插值法和景观指数法分析了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的气温和降水及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利用In VEST模型和CASA模型分析了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供给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净初级生产力服务)的物质量,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和协同关系;利用Person相关系数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气温和降水及景观指数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的主要驱动因子,探讨青藏高原高寒环境下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机制。最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域差异性和关键驱动因子,提出青海湖流域县域尺度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管理对策。为青海湖流域土地资源优化配制、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提供参考,丰富了我国青藏高原高寒气候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案例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气温呈上升趋势,增速为0.3℃·10a-1,降水呈显着上升趋势,增速为73.2mm·10a-1,流域气候整体趋于暖湿。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湖流域气温变化显着,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2)在研究期内,荒漠减少了31.43×108m2,草地增加了30.32×108m2,流域西北部荒漠大面积减少并转为草地,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以及流域气候趋于暖湿,植被盖度增加等自然因素。不同年份的同种景观指数以2000-2010年为转折期,景观的结构和空间配置在流域西北部变化显着,其他区域景观格局比较稳定。(3)青海湖流域2000-2018年水资源供给量的多年平均值为3.72×109m2·a-1。2000-2012年,水资源供给量逐年缓慢增加,2012年以后则呈现波动递增趋势;2000-2018年土壤保持量的多年平均值为1.09×109t·a-1,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为365.91 t·hm-2·a-1。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土壤保持量总体呈波动增加趋势,增速较缓,波动剧烈;2000-2018年净初级生产力(NPP)总量的多年平均值为3.70×1012 gc·a-1,单位面积平均值为148.59 gc·m-2·a-1。青海湖流域NPP呈波动上升趋势,增速为1.69gc·m-2·a-1。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水资源供给与NPP表现为权衡关系,土壤保持与NPP、土壤保持与水资源供给表现为协同关系。(4)从气候因子看,青海湖流域气温与水资源供给、土壤保持呈显着负相关集聚特征,与净初级生产力呈较显着正相关集聚特征;降水与水资源供给呈显着正相关集聚特征,与土壤保持呈不显着正相关集聚特征,与净初级生产力呈不显着负相关集聚特征。从景观格局因子看,除草地外,其它景观类型的景观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水资源供给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净初级生产力服务)的相关性均不显着。在流域的西北部,斑块密度(PD)、平均周长面积比(PARA_AM)和平均斑块分维数(FRAC_MN)与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均呈负相关。最大斑块指数(LPI)与水资源供给服务呈负相关,与土壤保持和NPP呈正相关。(5)天峻县生态系统服务中水资源供给为优势,净初级生产力为劣势。应注重地表植被保护,防止土地荒漠化扩大,将水资源供给与NPP的权衡负相关通过植被的保护,植被覆盖度的增加转化为协同正相关;刚察县和共和县均以NPP供给功能为优势,水资源供给和土壤保持服务为劣势。应适度开发草场资源、开展旅游服务业活动,减少沿湖区水土流失,防止土地荒漠化扩大。将土壤保持服务与NPP的权衡负相关通过植被覆盖度提升,转化为协同正相关;海晏县水资源供给、土壤保持和NPP服务均较低。应十分重视植被的保护和植被的恢复,加强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增强沿湖区土壤保持服务的提升。将土壤保持服务与NPP的权衡负相关通过植被覆盖度提升,转化为协同正相关。
白禄明[2](2021)在《辽宁新民鸟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时空动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民地处辽宁省辽河平原中部地区,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是候鸟重要的迁徙停歇地和繁殖地,鸟类种类丰富,群落结构复杂,但尚未有人对其鸟类状况进行过系统调查与研究。开展此研究,可为当地的鸟类多样性保护和栖息地管理提供科学详尽的本底资料,同时也可为新民地区在兼顾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发展规划提供重要参考。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我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新民各主要生境类型中的鸟类种类和数量进行了系统调查,结果如下:1、通过对该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遥感解译结果,将全市分为7种主要生境类型,分别为草地、林地、农田、水田、村庄、河流和湖泊。2、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原则,在7种生境类型中共设置样点27个,样线25条。经过连续1年的系统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7目43科141种,其中雀形目鸟类种类最多,达到20科51种,以小型林鸟为主;非雀形目鸟类共有16目23科90种,其中鸻形目鸟类最多,共5科27种,其次为雁形目和鹈形目鸟类,分别为1科23种及2科10种。鸟类区系表现为以古北型、东北型和全北型鸟类为主,并具有东洋型、中亚型及少数南方类型的鸟类向此渗透和扩散的区系特征。3、此次调查共记录到珍稀濒危鸟类9目17科33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版)的鸟类有25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22种。被IUCN(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世界濒危动物红皮书》收录的鸟类有14种,其中被列为极危等级的鸟类有1种、濒危2种、易危4种、近危7种。4、根据鸟类食性、取食位置、取食行为及栖息生境,新民市鸟类被划分成4个集团,分别为:(1)通过拾取的方式在地面或灌丛取食植物性食物的鸟类;(2)通过主动出击的方式在水面或滩涂取食水生小型动物或昆虫的鸟类;(3)取食方式多样、食性较杂的鸟类;(4)主要在树冠、树干或空中取食昆虫及其幼虫的鸟类。4个集团在生态位上较合理的分割了当地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5、从季节上看,春、夏、秋三季鸟类种类相差不大,分别为77、81和80种;冬季鸟类种类最少,仅为44种。鸟类以旅鸟、夏候鸟和冬候鸟等迁徙鸟类为主,留鸟数量较少,其中旅鸟和夏候鸟两种类型鸟类种类占比高达72.34%。α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均为秋季最高,Simpson优势度指数为春季最高。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表明秋季的鸟类群落最稳定,其次分别为春季和夏季,冬季鸟类群落最不稳定。6、从生境类型上看,河流、林地和湖泊三种生境类型鸟类种类最为丰富,水田生境鸟类种类数最低。α多样性结果表明,Shannon-Weiner多样性指数为河流最高,Pielou均匀度指数为水田最高,Simpson优势度指数为草地最高。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表明各生境鸟类群落稳定性表现为湖泊和林地生境鸟类群落最稳定,其次分别为草地、河流、农田,村庄鸟类群落最不稳定。
李兰[3](2021)在《青藏高原湖泊演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独特且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青藏高原储存水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雪山绵延、冰川纵横、湖泊密布,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地,滋养着流域内几十亿人口,青藏高原是名实相符的“亚洲水塔”。青藏高原湖泊是“亚洲水塔”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在高原环境下,其收支主要受冰川、冻土中地下冰等固体水资源及地表水、地下水汇集和蒸散发的影响,湖泊面积、数量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气候的变化。在近几十年气候的显着变化的背景下,青藏高原湖泊演化、江河源径流变化等,对于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甚大,急需开展青藏高原湖泊演化趋势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湖泊的演化经历了从自然驱动到人和自然共同驱动的历程,为探究青藏高原湖泊的演化过程及其动态变化的驱动力,本文基于RS和GIS技术,提取了1980s-2020年青藏高原的湖泊数据,依照不同成因,将湖泊分为构造湖、冰川湖、热喀斯特湖、堰塞湖、河成湖和人工湖。重点研究了1980s-2020年青藏高原构造湖、热喀斯特湖和冰川湖的数量、面积和空间变化,分析了湖泊动态变化的驱动力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近40年青藏高原在整体变暖、大部分区域降水波动增加的过程中,青藏高原湖泊变化显着。湖泊数量由1980s的70005个持续增长至2020年的143582个;湖泊面积整体呈减少(1980s-1990年)-加速增长(1990-2020年)的趋势,由1980s的41347.84km2降低至1990年的40441.4km2,后增长至2020年的54634.44km2。1980s-1990年湖泊面积减少的原因是大部分区域气温降低,降雨减少;1990-2020年湖泊面积渐增主要是因为气温显着升高、降水量增多和冰川融水增多。(2)构造湖在1980s-1990年湖泊面积减少,1990-2020年面积持续扩张,总面积增加了11388.13km2;数量由1089个增加至1451个。空间分布方面,构造湖变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流域。结合区域年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发现内陆流域气温升高和降水显着增加,是构造湖数量面积增加的直接原因。(3)多年冻土区是热喀斯特湖发育的区域。1980s-2020年热喀斯特湖个数由60834个增加至120374个,面积由932.5km2增长至1713.57km2。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可可西里地区和北麓河区域,区域内地势平坦,显着的气候变暖导致了多年冻土区发生了广泛的退化乃至融化,地下冰融水加上降水量增加,使得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内热喀斯特湖成倍增加。(4)热喀斯特湖是多年冻土退化过程中的典型地貌单元,也是青藏高原整个区域中湖泊演化过程中数量和面积发生变化最为显着的类型。为此,本研究选取多年冻土区热喀斯特湖泊点密度、冻土稳定性类型、年均降水量、地表温度、土壤水分、积雪面积、NDVI和坡度等评价指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及专家评判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综合评判法获得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喀斯特湖易发程度区划图。其中高易发区占19.02%,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中部包括可可西里地区。(5)冰川湖形成于冰川作用过程,补给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和冰川融水。1980s-2020年间冰川湖的个数由8002个增加至20329个,湖泊面积由900.1km2增长至1620.5km2。空间变化方面主要发生在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西昆仑山以及青藏高原的南缘区域。(6)采用NDVI、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冰川湖溃决灾害三类指标对青藏高原湖泊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评价。整体上青藏高原NDVI呈增加趋势,文中以2000-2019年NDVI差值作为评判植被退化和改善指标,显示植被改善区占37.58%;湖泊作为独立的生态系统,随着湖泊面积的增加,青藏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也呈增加趋势;气温的升高和冰川的广泛退化造成冰川湖溃决日益增加,危害较大。(7)青藏高原湖泊作为一种资源兼具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持和区域生态保障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其中热喀斯特湖和冰川湖经常被视为不良地质现象,其演化过程、尤其是溃湖的发生对区域重大工程、生态环境存在着潜在或直接的危害,在相关区域规划、工程建设、环境保护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所获得的成果可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工作查清青藏高原湖泊本底、厘清其与冻融环境间关系提供基础数据,有助于促进对全球变化下湖泊生态系统演变的科学认识,服务于湖泊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管理,以及为热喀斯特湖和冰川湖溃决防灾减灾提供基础性支撑。
党群[4](2020)在《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然灾害是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全球气候变暖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损失更严重,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均构成威胁。对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掌握灾害规律,以防灾、减灾,维系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陕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且在生态、社会、能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小冰期”气候条件恶劣,整体趋冷干。本文对明代这一典型气候恶化时期,发生在生态脆弱的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特点、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可丰富过去气候变化时期自然灾害研究案例,获得对灾害发生下自然-生态-社会反馈机制的认识,对从过去自然灾害中进行“灾害学习”,及现今全球变化背景下灾害防治、环境治理、人地关系调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通过对明代发生在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收集、整理,综合运用内容分析、数理统计、小波分析、M-K检验、ArcGIS空间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及灾害总体特点、灾害间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灾害原因及社会影响开展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在明代的277年中,陕北地区自然灾害共发生404次。旱灾为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共发生98年次,涉及1885县次。等级上“中度”占优势,大旱、特大旱对社会影响巨大。时间分布规律明显: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阶段:少发-广发且增加-减少-快速增加,多发和广发的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季节性明显,夏季高发、广发,秋季和春季多发,冬季最少,多发连季节旱。3)具有6a、12a、25a和66a的周期性。4)1400-140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空间分异表现为:南部高、北部较低,且旱灾高频区域呈连片分布特征,分布在洛川-黄陵-黄龙,和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区域。连年持续干旱在明中后期多有发生,对区域干旱气候事件具有指示作用。(2)洪涝灾害共发生54年次,涉及313县次,等级以“中度”为主,多发于明中后期,“重度”灾害集中于明中期。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表现为: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明显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无灾-较频发广发-频发但范围减少-快速增加。2)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秋季多发,秋季最广发,月份上七、八月(农历)最多发、广发。3)具有6a、32a的周期性。4)1380-1389年呈现频次由少变多的突变态势,并在1430-1439年增态更加明显。灾害空间分异表现为:高频中心呈点状分布,位于榆林、富县、绥德、清涧。(3)因旱、寒冻低温、洪涝、虫、风、雹、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共发生90年次。因旱灾导致的最多(69年次)、涉及范围最广(976县次)。时间分布规律表现在:1)10a频次和县次均呈显着波动上升趋势,呈4个阶段:少发-多发广发-多发较广发-频发广发,明中、后期频发、广发,峰值出现在1630-1644年期间。2)具有4a,9a,22a,40a的周期性。3)1410-1419年呈现频次急剧增加的突变特征。空间分异表现为:存在洛川-黄陵-黄龙-富县,米脂-绥德-子洲-清涧2个高频区域。(4)地质灾害共发生31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但“重度”灾害影响更大。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明显:10a频次呈显着上升趋势,综合考虑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无灾-增多-频发广发3个阶段。空间分异明显:高频区域多成片出现,位于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榆林、延安-延长。寒冻低温灾害共发生28年次,以“中度”、“重度”为主,明晚期最频发、强度最大。灾害发生10a频次呈较显着上升趋势,结合灾害发生县次划分出:少发-增多-无灾-快速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特征明显:秋季最多发,夏、冬季次之,春季较少。空间上差异较明显,北部、中部地区较多发。雹灾共发生32年次,集中于明中后期,10a频次呈波动上升趋势,有减少-增多-平稳3个阶段,年内集中于夏、秋、冬3季,夏季最多。空间上,北部、东部较多发。虫灾共发生32年次,以“轻度”、“中度”为主,重度、特大虫灾集中于明中、后期。灾害10a频次呈上升趋势,划分为少发-增多-无灾-波动增加4个阶段。季节性显着,多发于夏秋两季。空间上,黄陵、清涧最为多发。(5)自然灾害总体呈现越到明代后期,越频发、灾情越严重:明代前期灾害较轻,中期发生频度、广度偏高,后期最频发、广发。年内季节性显着,四季均有发生,夏秋两季更集中、频繁(占总数的75.50%)。空间差异较显着,榆林,洛川-黄陵-黄龙,米脂-绥德-子洲-清涧是相对高频区域。(6)自然灾害间具有关联,多灾种耦合特征明显。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间形成普遍联系的灾害网络,饥荒位于网络中心位置。气象灾害的旱、洪涝、雹、寒冻低温、风灾间存在关联,并有耦合发生的情况。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虫灾存在关联。多灾种耦合还表现为时间的群发、空间的群聚。灾害群发频度显示了8个群发期,不同群发期灾害构成类型存在差异,明末的第8群发期最为严重,灾害构成指示了当时冷干的气候特征。灾害多度识别了灾害的群聚,环境相对较好的东中部绥德-米脂-子洲-清涧区域、南部洛川-黄龙-黄陵区域的灾害群聚,表明灾害群聚与孕灾环境、承灾体均存在关系。(7)陕北地区灾害发生的原因包括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气候的冷暖干湿与自然灾害总频次、县次间,呈负相关关系:气候偏冷干时段灾害相对多发、广发。旱灾频次、饥荒县次、寒冻低温灾害县次与温度关联度更高,洪涝灾害频次、虫灾频次、地质灾害县次、风灾县次与湿度关联度更高。地质地貌因素则对洪灾、地质灾害起重要作用。社会因素表现为人口数量、土地开发利用程度与社会脆弱程度。自然灾害发生频次与人口增加呈同方向变化:人口增加速度越快,灾害发生越频繁。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表现为:北部屯垦的发展与灾害分布重心的南-北移动相呼应。救灾措施失效等表现出的社会脆弱性程度增加,是明中后期特别是后期灾害更加频繁的重要原因。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森林草原植被减少和水土流失加剧。明中后期自然灾害的频发、群发,与此时期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存在联系。陕北地区明代灾害与自然、生态、社会因素存在互动关系,反映出自然-生态-社会系统形成负反馈链条,是气候恶化背景下,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人-地负向关系的集中体现。(8)各类灾害的频繁发生,对区域人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文化诸方面造成严重影响。导致人口死亡、流移,农业和城镇经济受损,冲击社会秩序,塑造信仰、民俗及城镇建设。
李平[5](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马君蕙[6](2019)在《阜新市城市土壤水文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土壤是城市水文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更高的物质文明,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以阜新市不同类型城市土壤为研究对象,对阜新市城市土壤理化性质、阜新市城市土壤的入渗特性、蒸发特性和截留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各样地土壤初始含水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在17.28%~5.09%之间;各样地土壤粘粒含量相对较低,在3.66%~1.26%之间,属于壤砂土和砂壤土;土壤碱性化严重,土壤肥力较低,养分匮乏明显;(2)各样地入渗率随着水量不断增加下降趋势明显,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趋于稳定,其中初始入渗率在145.23~73.89mm/min之间,与土壤非毛管孔隙度呈显着相关,稳定入渗率在22.17~0.51mm/min之间,与土壤容重、土壤总孔隙度呈显着相关;(4)城市土壤前期蒸发量明显大于后期蒸发量,累计蒸发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减缓的增加趋势,初始蒸发量在1.44~1.07mm之间,与初始含水率呈极显着正相关,稳定蒸发量在0.82~0.39mm之间,与土壤粘粒含量呈显着相关、土壤砂粒含量呈显着相关,土壤累计蒸发量在13.41~10.28mm之间,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砂粒含量、土壤粘粒含量呈显着负相关;(5)不同类型城市土壤随降雨强度增加,地表稳定径流量逐渐增大,泥沙含量逐渐减小;当降雨强度为30mm/h和40mm/h时,地表径流量受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影响较大,当降雨强度为50mm/h和60mm/h时,地表径流量受有机质含量和土壤粘粒含量的影响较大;各样地截留效应综合得分为绿地与广场用地>公共用地>水域用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农业用地>城郊用地>工业用地,其中绿地与广场用地最大,工业用地最小。本文从阜新市城市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入渗、土壤蒸发和土壤截留效应等方面综合反映了阜新市城市土壤的水土保持效应,有利于辽西北地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辽西地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该论文有图30幅,表8个,参考文献112篇。
肖蓓[7](2019)在《青海湖流域河川径流及溶解性碳输移过程研究》文中提出碳水输移过程参与地球上各类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影响着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并与气候变化相呼应,控制着地表各圈层诸多自然过程的形成演化模式。河流被称为大地的动脉,是连接海洋和陆地两大生态系统的主要通道,也是沟通陆地和海洋两大碳库的重要纽带,构成碳水输移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氢氧稳定同位素和水化学分析方法是厘清河水与各类水体交互作用和转化关系,反映流域内水-岩相互作用,探讨各支流对主河道物质能量的贡献率和影响机制的有效手段,溶解性碳组分是揭示河水水化学离子的淋失与补偿机制、矿物淋溶风化过程、水生生物活性等的重要指标。青海湖流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重要的水汽源地,对于维系该区生态安全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流域内自然环境脆弱,水文监测站点稀少,河流碳水输移过程缺乏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结合气象、水文、地质地形资料与氢氧稳定同位素、水化学离子和溶解性碳组分对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期间青海湖流域河川径流与溶解性碳输移过程展开研究,结果显示:青海湖流域大气降水同位素δ18O与δ2H年均值分别为-11.72‰和-77.15‰,大气降水线为δ2H=7.86δ18O+15.01,降水过程受到一定程度的二次蒸发作用及明显的温度效应影响。河水同位素δ18O与δ2H年均值分别为-7.60‰和-48.07‰,蒸发线为δ2H=5.77δ18O-3.97,季节变化与降水一致,主要来源于同期大气降水且径流过程中也经历了较强的蒸发作用。流域内河水TDS与EC较低,分别为350.76 mg/L与338.68μS/cm,属低矿化度淡水,阴、阳离子分别以HCO3-与Ca2+为主导,河水水化学类型为Ca-Mg-HCO3型,受岩石风化端元控制。布哈河与沙柳河干支流河水同位素及TDS均呈现支流高于干流的现象。布哈河入湖径流主要源于流域上游地区,阳康曲与希格尔曲可占入湖河水总量的56.81%。青海湖流域河水DIC浓度较高(42.68 mg/L),呈现冬季高夏季低的季节特征,DOC浓度则较低(4.55 mg/L),季节特征相反。倒淌河DIC与DOC浓度为各入湖河流中最高,其它河流差异较小。主要入湖河流DIC与DOC浓度均呈现支流高于干流的现象。DIC主要来源于岩石风化,DOC则主要受控于温度等气候因子。受气候影响,河水溶解性碳通量与径流量季节变化趋势一致,2~7月递增,7月~次年1月递减。布哈河与沙柳河每年约有1134.99×108g C/a溶解性碳流入青海湖,其中6~9月可占全年溶解性碳通量的79.15%。该研究可为青海湖流域碳水输移过程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并为科学评估青藏高原的地表水环境演变对其生态功能的影响,有效促进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刘大为[8](2019)在《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辽河三角洲是我国着名的河口三角洲,由辽河、大凌河、大辽河和绕阳河等多条河流注入辽东湾沉积形成。辽河和大辽河是流域较大、物源多元的曲流河入海,大凌河是坡降较大、泥沙量大的辫状河入海,而辽河经盘锦入海的历史仅百余年,大凌河下游河道几百年来多次摆动,这种多条河流形成的三角洲较为罕见。加之该区海岸线变动十分明显,辽河、大凌河、大辽河等河流沉积物的时空分布以及近现代辽河三角洲的演化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根据史料文献、考古遗址、历史地图和遥感影像数据,恢复了四百年以来辽河三角洲的海岸线变化和河道摆动过程。对大凌河、绕阳河、辽河和大辽河下游河口地区采集的21个浅层沉积物样品,进行了矿物学、地球化学分析,得到了大凌河和辽河水系的粘土矿物、碎屑矿物和地球化学特征,并以粘土矿物组合特征构建了大凌河沉积物和辽河沉积物的混合模型,量化两个水系对辽河三角洲的沉积物贡献率。对辽河三角洲平原的28个钻孔进行了详细的岩性描述、粒度分析、粘土矿物分析和粘土混浊水电导率测试,结合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所构建的年代学框架,建立了三角洲的等时地层格架。将大凌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沉积物空间关系、等时地层格架与海岸线变化、河流改道等地貌学分析结果相互印证,揭示辽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形成演化过程以及沉积动力机理。强调了大凌河在现代辽河三角洲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将辽河三角洲正名为辽河-大凌河多河流三角洲,总结了演化模式,为今后多河流三角洲演化提供研究思路。主要认识如下:(1)1600年,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海岸线大致位于四海屯村、文字官村、南圈河村、龙王村、南坨子盐滩、田庄台镇、白庙子一线。至1800年,大凌河口和大辽河口海岸线由于泥沙量大,向海推进较多,而西沙河等河流径流量和输沙量较小,海岸线推进较慢。18001909年,由于辽河(双台子河)的形成,大凌河改道从盘锦湾入海,盘锦湾面积迅速缩小。19091956年,盘锦湾迅速淤积,海岸线向海推进约20km。建国之后,由于河流上游水库和拦水闸的修建,河流入海泥沙量减少,海岸线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工养殖、围海造田和海洋工程造成的。1600年以来,大凌河下游河道经历了6次大的改道。(2)大凌河沉积物粒度较辽河、大辽河和绕阳河更粗。大凌河沉积物粘土矿物组合为蒙脱石-伊利石-高岭石-绿泥石,蒙脱石含量与伊利石含量比值大于1,辽河、大辽河和绕阳河粘土矿物组合为伊利石-蒙脱石-绿泥石-高岭石,该比值小于1。大凌河沉积物重矿物组合为绿帘石-磁铁矿-钛铁矿-普通角闪石-磁铁矿,大辽河为绿帘石-钛铁矿-普通角闪石-磁铁矿,辽河为钛铁矿-磁铁矿-绿帘石-石榴子石-普通角闪石,大凌河重矿物质量分数大于1%,辽河和大辽河不足0.1%。大凌河、辽河和大辽河沉积物的地球化学组成差别不大。(3)大凌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大辽河流域均以物理风化为主,其中,大凌河流域物理风化最强,辽河次之,大辽河最弱。流域地表母岩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沉积物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的主要因素。粘土矿物在河口地区的物源继承性很好,将其作为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物源示踪标志,以混合模型建立了物源判别体系。(4)根据钻孔的岩性、粒度特征和粘土混浊水电导率特征划分出沉积相,结合年代学框架和物源判别体系,构建了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等时地层格架。根据沉积相变化、海岸线和河流位置以及不同河流沉积物的分布特征,将四百年来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演化分为16001800年、18001909年、19091956年和1956年至今,共四个阶段。河流输沙量以及河流入海口的位置和数量是近现代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的主控因素。(5)辽河-大凌河多河流三角洲是由辫状河和曲流河等不同性质河流共同塑造的,二者的多期次三角洲叶瓣相互叠加,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多河流三角洲复合体。近百年来辽河的形成“掩盖”了大凌河对三角洲演化的贡献。多河流共同作用、人类活动影响以及河流与海洋作用强弱转变是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特点,并据此提出了多河流三角洲的演化模式。
夏会娟[9](2018)在《辽河保护区景观动态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辽河流域位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区域,降水和气温的改变对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保护和恢复辽河干流生态环境,2010年辽宁省成立了辽河保护区,将河流两岸大堤之间的范围划为保护区,并对河道两侧500m范围内的区域实施以封育为主的生态恢复。为揭示河岸带生态恢复的生态效应,本文以辽河保护区为对象,利用“3S”技术、InVEST模型和野外调查等方法,研究了:(1)2000—2015年辽河保护区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时空动态以及生态恢复初期3个典型河段NDVI的空间格局;(2)保护区成立前后景观格局的时空动态以及封育区景观格局随着生态恢复时间推移的演变;(3)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动态及其与景观格局的关系;(4)生态恢复初期河岸带植被和土壤的空间格局。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2000—2015年辽河保护区NDVI持续增加;2000—2009年NDVI的年际增加主要发生在夏季,2010—2015年NDVI的年际增加主要发生在春季,春季NDVI增加有利于保护区防风固沙功能的提升。2000—2009年,耕作活动是影响NDVI时空动态的主要因素;2010—2015年,封育区自然恢复和小型人工湿地建设促进了NDVI的增加,大型人工湿地建设和人工牧草地对NDVI动态无显着影响。2.保护区成立后,景观格局先趋于破碎化,后随着生态恢复时间的推移,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保护区成立前,景观类型以旱田为主,占总面积的36.17%;保护区成立后,景观类型以水域、芦苇型湿地、草地和旱田为主,所占比例分别为24.15%、19.7%、17.45%和16.99%。以自然生态恢复为主的河段景观破碎化程度增强,以湿地恢复(坑塘湿地、牛轭湖湿地和自然湿地恢复)为主的河段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廊道(河流、道路)和优势景观类型是影响景观格局的关键因素。3.保护区成立后,生态系统土壤保持、产水和水质净化功能增强,碳储存功能无明显变化;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封育区,支流汇入口湿地工程建设、湿地公园建设和大型牛轭湖湿地等人工恢复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也得到了提升。随着生态恢复时间的推移,上游河段的实际土壤侵蚀量减小了 31.93%,上游、中游和下游河段的产水量分别减小了 13.25%、4.62%和14.65%,中游和下游河段的碳储量分别增加了 18.49%和31.34%,上游河段的P输出量、P保持量、N输出量和N保持量分别减小了 29.72%、24.97%、20.42%和14.29%。斑块形状复杂性和斑块聚集度与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功能显着相关。4.生态恢复初期河岸带植物群落结构和土壤理化性质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由河漫滩至阶地,草本植物生态型由水生、湿生向中生和旱生演替;河漫滩的优势种为芦苇和萎蒿,阶地的优势种为三裂叶豚草、萝藦、葎草、野大豆、野艾蒿和狗尾草;阶地草本植物物种多样性显着高于河漫滩;底质和堤岸稳定性显着影响河漫滩植物物种的空间分布,土壤含水量和人类活动显着影响阶地植物物种的空间分布。保护区河岸带土壤砂粒含量高(78.88%~96.52%),养分含量低。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土壤粉粒含量、有机碳(OC)、阳离子交换量(CEC)、总氮(TN)和碱解氮(AN)含量逐渐增加,砂粒含量逐渐减小;上游和中游河岸带土壤OC、CEC、TN和AN呈负空间自相关,下游的呈正空间自相关,海拔、距河流距离和距最近农田的距离显着影响河岸带土壤理化性质的空间格局。
陈贝贝[10](2017)在《清末民初柳河治理研究》文中提出辽河有东、西两源,柳河是其西侧流域上一条支流,是辽河泥沙的重要来源。清末,柳河历年为患剧烈,官方开始对其进行整治,但仅限于小范围疏浚和修建小型土坝,水势稍大即行冲决。随着东北地区的开发,政府力量加强与士绅阶层兴起,对柳河开始进行较大范围的勘察和修堤工作。随后,民间力量逐渐兴起,开始自行在整个流域内陆续修建水利设施。民间为治水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规定简章、划分权责、筹措资金等。民间自治在民国中期以后水利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清末民初柳河防洪治水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柳河基本概况、河道变迁和水患频发进行具体叙述。随后,因柳河历年水灾频发,分析了水灾对社会和人民的破坏性影响。第二部分,介绍了清末“培堤植柳”思路及相关实践,分析了清末民初官方治理的有限性和民间自主治理的发展情况,重点指出治理主体开始从官方转向民间。随后,介绍了在清末民初治理建设中产生的水利纠纷情况。第三部分,分析总结了关于近代柳河治理的特点,并对治理进行评价。清末民初随着政府职能逐渐减弱,伴随的是民间力量的兴起,民间开始积极进行水利建设,政府对其进行批准和技术性支持而参与其中。在屡修屡治中,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未能改变其水患频发的特点,对其治理进行分析得出柳河治理的关键在于治沙。
二、决定柳河沙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决定柳河沙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气候与景观格局变化对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1.3 区域环境背景 |
1.2 生态系统服务综述 |
1.2.1 生态系统服务概述 |
1.2.2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现状 |
1.3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 |
1.4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1 研究目的 |
1.5.2 研究意义 |
1.6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6.1 关键科学问题 |
1.6.2 主要研究内容 |
1.6.3 研究目标 |
1.6.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地理位置 |
2.2 自然概况 |
2.2.1 地形 |
2.2.2 气候 |
2.2.3 水文 |
2.2.4 植被 |
2.2.5 土壤 |
2.3 社会概况 |
2.3.1 行政区划 |
2.3.2 人口与民族 |
第三章 青海湖流域气候变化趋势分析 |
3.1 数据及方法 |
3.1.1 数据及预处理 |
3.1.2 研究方法 |
3.2 青海湖流域气候因素的时空变化 |
3.2.1 ANUSPLIN空间插值精度验证 |
3.2.2 青海湖流域气温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 |
3.2.3 青海湖流域降水变化趋势及空间格局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青海湖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 |
4.1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 |
4.1.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
4.1.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 |
4.2 青海湖流域景观类型结构变化 |
4.3 青海湖流域景观格局时空变化 |
4.3.1 确定最佳景观粒度 |
4.3.2 景观格局时间变化 |
4.3.3 景观格局空间变化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 |
5.1 构建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及物质量核算体系 |
5.2 供给服务(水资源供给) |
5.2.1 数据方法及模型验证 |
5.2.2 水资源供给服务时空分布 |
5.3 调节服务(土壤保持功能) |
5.3.1 数据、方法及模型验证 |
5.3.2 土壤保持量时空分布 |
5.4 支持服务(净初级生产力) |
5.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4.2 研究方法及模型验证 |
5.4.3 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分布 |
5.5 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气温、降水与景观指数对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
6.1 研究方法 |
6.1.1 相关性分析 |
6.2 生态系统服务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 |
6.2.1 水资源供给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 |
6.2.2 土壤保持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 |
6.2.3 净初级生产力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 |
6.3 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 |
6.3.1 水资源供给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 |
6.3.2 土壤保持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 |
6.3.3 净初级生产力对景观格局的响应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青海湖流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管理对策 |
7.1 天峻县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对策 |
7.2 刚察县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对策 |
7.3 海晏县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对策 |
7.4 共和县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对策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及获奖情况 |
(2)辽宁新民鸟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时空动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前言 |
1.1 生物多样性概述 |
1.2 鸟类多样性 |
1.2.1 鸟类群落研究概况 |
1.2.2 鸟类群落研究相关方法 |
1.2.2.1 抽样方法 |
1.2.2.2 鸟类群落调查方法 |
1.2.2.3 鸟类群落分析方法 |
1.3 新民市鸟类群落多样性研究进展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2章 研究地概况 |
2.1 自然地理 |
2.2 地质地貌 |
2.3 气候特征 |
2.4 水文特征 |
2.5 植被特征 |
第3章 研究方法 |
3.1 季节划分 |
3.2 生境划分 |
3.3 样线样点布设 |
3.4 数据分析 |
3.4.1 优势类群划分 |
3.4.2 科、属水平的鸟类群落多样性 |
3.4.3 α多样性计算 |
3.4.4 鸟类聚类分析 |
3.4.5 生境评价程序(HEP) |
3.4.6 热力图制作 |
第4章 结果与分析 |
4.1 新民鸟类群落组成 |
4.1.1 鸟类物种组成 |
4.1.2 鸟类个体数量 |
4.1.3 鸟类区系特征 |
4.1.4 集团分析 |
4.1.5 珍稀濒危鸟类 |
4.1.6 鸟类容纳量的变化 |
4.2 鸟类群落生境差异 |
4.2.1 鸟类群落组成 |
4.2.1.1 河流 |
4.2.1.2 湖泊 |
4.2.1.3 林地 |
4.2.1.4 农田 |
4.2.1.5 村庄 |
4.2.1.6 草地 |
4.2.1.7 水田 |
4.2.2 科、属多样性 |
4.2.3 α多样性 |
4.2.4 鸟类群落稳定性 |
4.3 鸟类群落的季节变化 |
4.3.1 鸟类群落组成 |
4.3.1.1 春季 |
4.3.1.2 夏季 |
4.3.1.3 秋季 |
4.3.1.4 冬季 |
4.3.2 鸟类居留型 |
4.3.3 鸟类科、属多样性 |
4.3.4 α多样性 |
4.3.5 鸟类群落稳定性 |
4.4 新民市鸟类分布热力图 |
第5章 讨论 |
5.1 鸟类物种组成 |
5.2 鸟类区系特征 |
5.3 各生境鸟类多样性 |
5.4 各季节鸟类多样性 |
5.5 鸟类保护建议 |
5.5.1 保护湿地 |
5.5.2 保护林地 |
5.5.3 控制人为干扰 |
5.5.4 提高公民环保意识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辽宁新民鸟类名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3)青藏高原湖泊演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湖泊演化与生态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
1.1.2 遥感技术已成为资源环境调查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遥感技术在水体提取中的进展 |
1.2.2 青藏高原湖泊动态变化及原因研究 |
1.2.3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研究 |
1.2.4 存在的问题 |
1.3 本文创新点 |
1.4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青藏高原自然地质环境背景 |
2.1 自然地理 |
2.2 气象水文 |
2.3 地形地貌 |
2.4 地质构造和新构造运动 |
2.5 地下水 |
2.6 植被及土壤概况 |
2.7 土地利用 |
2.8 生态环境 |
第三章 青藏高原湖泊类型及发育特征 |
3.1 遥感数据的选取与预处理 |
3.2 遥感水体提取机理及方法 |
3.2.1 水体提取机理 |
3.2.2 水体提取方法 |
3.3 青藏高原湖泊水体自动提取 |
3.4 青藏高原湖泊类型划分 |
3.5 青藏高原湖泊发育特征 |
3.5.1 青藏高原湖泊规模及数量 |
3.5.2 青藏高原湖泊几何形态特征 |
3.6 青藏高原湖泊分布规律 |
3.6.1 湖泊分布与海拔关系 |
3.6.2 湖泊分布与坡度关系 |
3.6.3 湖泊分布与构造关系 |
3.6.4 湖泊分布与土壤类型关系 |
3.6.5 湖泊分布与植被类型关系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青藏高原构造湖演化规律 |
4.1 青藏高原构造湖演化分析 |
4.2 青藏高原构造湖演化驱动力因素分析 |
4.3 格尔木盆地典型构造湖演化分析 |
4.4 典型构造湖演化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喀斯特湖演化规律 |
5.1 热喀斯特湖演化分析 |
5.2 热喀斯特湖演化驱动力因素 |
5.3 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热喀斯特湖易发程度分区 |
5.3.1 易发程度评价模型 |
5.3.2 易发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
5.3.3 评价指标权重 |
5.3.4 评价指标量化 |
5.3.5 基于ArcGIS的综合评价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青藏高原冰川湖演化规律 |
6.1 冰川湖演化分析 |
6.2 冰川湖演化驱动力因素 |
6.3 典型区域冰川湖演化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青藏高原湖泊生态环境效应 |
7.1 青藏高原NDVI变化 |
7.2 青藏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
7.3 冰川湖灾害效应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主要结论 |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的研究 |
1.2.2 陕北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收集、处理 |
1.4.1 研究区概况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收集: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1.4.4 数据处理 |
第二章 陕北地区明代不同种类自然灾害时空特征 |
2.1 旱灾 |
2.1.1 年份分布 |
2.1.2 年份分布的连续性特点 |
2.1.3 季节和月份分布 |
2.1.4 周期特征 |
2.1.5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2.1.6 空间分布 |
2.2 洪涝灾害 |
2.2.1 年份分布 |
2.2.2 季节和月份分布 |
2.2.3 周期特征 |
2.2.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2.2.5 空间分析 |
2.3 地质灾害 |
2.3.1 年份、季节分布 |
2.3.2 空间分布 |
2.4 寒冻低温灾害 |
2.4.1 年份、季节分布 |
2.4.2 空间分布 |
2.5 雹灾 |
2.5.1 年份、季节分布 |
2.5.2 空间分布 |
2.6 虫灾 |
2.6.1 年份、季节分布 |
2.6.2 空间分布 |
2.7 风灾、疫灾及其他灾异 |
2.7.1 风灾 |
2.7.2 疫灾 |
2.7.3 其他灾异 |
2.8 饥荒 |
2.8.1 导致饥荒的自然灾害种类分析 |
2.8.2 饥荒的年际分布 |
2.8.3 周期特征 |
2.8.4 M-K检验与突变分析 |
2.8.5 空间分布 |
2.9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及特点 |
3.1 自然灾害总体时空特征 |
3.1.1 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布 |
3.1.2 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 |
3.2 自然灾害特点 |
3.2.1 自然灾害种类多,旱灾为首要灾害类型 |
3.2.2 发生频率高,受灾面积广 |
3.2.3 灾害发生时间不均衡 |
3.2.4 灾害发生空间不均衡 |
3.2.5 多灾并发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关联及多灾种耦合特征 |
4.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 |
4.1.1 自然灾害关联特征分析 |
4.1.2 气象灾害关联性及多灾种耦合时间特征 |
4.1.3 气象灾害与饥荒、疫灾与虫灾的关联性 |
4.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空特征 |
4.2.1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时间特征——灾害群发 |
4.2.2 自然灾害多灾种耦合的空间特征——灾害群聚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原因分析 |
5.1 自然要素 |
5.1.1 气候因素 |
5.1.2 地貌因素 |
5.2 人类社会 |
5.2.1 人口数量变化 |
5.2.2 土地开发利用 |
5.2.3 社会脆弱程度 |
5.3 生态环境 |
5.3.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概况 |
5.3.2 陕北地区明代生态环境恶化 |
5.4 对自然灾害与自然要素、人类社会、生态环境关系的梳理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 |
6.1 对人口的影响 |
6.1.1 人口数量减少 |
6.1.2 人口迁移与流民 |
6.1.3 灾民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低下 |
6.2 对经济的影响 |
6.2.1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
6.2.2 对商业经济的影响 |
6.3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6.3.1 冲击社会伦理 |
6.3.2 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 |
6.4 对文化的影响 |
6.4.1 灾害相关的信仰 |
6.4.2 灾害相关的民俗行为 |
6.4.3 灾害对建筑、城市建设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可能的启示 |
7.3 创新之处 |
7.4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3.4 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限制开发区 |
2.1.2 绿色发展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3.2.1 研究方法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1 Tobit模型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4.3.3 数据来源 |
4.3.4 测算结果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6)阜新市城市土壤水文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变量注释表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 |
2 研究区概况与方法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研究方法 |
3 不同类型城市土壤理化性质的分析 |
3.1 城市土壤物理性质分析 |
3.2 城市土壤化学性质分析 |
3.3 小结 |
4 城市土壤入渗特性分析 |
4.1 城市土壤入渗特性 |
4.2 不同类型城市土壤入渗率的对比及分析 |
4.3 城市土壤入渗率影响因素分析 |
4.4 小结 |
5 城市土壤蒸发特性分析 |
5.1 城市土壤蒸发特性 |
5.2 不同类型城市土壤蒸发特性的对比及分析 |
5.3 城市土壤蒸发量影响因素分析 |
5.4 小结 |
6 城市土壤对降水的截留效应分析 |
6.1 城市土壤径流量动态变化特征 |
6.2 城市土壤径流泥沙动态变化特征 |
6.3 城市土壤截留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6.4 小结 |
7 城市土壤综合评价 |
7.1 评价因子的选取 |
7.2 评价指标标准化结果 |
7.3 评价结果与分析 |
7.4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试验附图 |
作者简历 |
学位数据论文集 |
(7)青海湖流域河川径流及溶解性碳输移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河川径流研究现状 |
1.2.2 溶解性碳输移过程研究 |
1.2.3 青海湖流域河流碳水过程研究现状 |
1.3 存在问题 |
1.4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1.5 论文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2章 青海湖流域概况 |
2.1 青海湖流域自然概况 |
2.1.1 地理位置 |
2.1.2 气候特征 |
2.1.3 湖泊与水系 |
2.1.4 地质地貌 |
2.1.5 岩石、土壤与生物 |
2.2 青海湖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2.2.1 人口、民族与文化 |
2.2.2 生产力水平 |
第3章 绪论 |
3.1 实验方案 |
3.1.1 样品采集 |
3.1.2 样品筛选 |
3.1.3 样品测试 |
3.2 研究方法 |
3.2.1 氢氧稳定同位素δ值与氘盈余计算 |
3.2.2 河川径流分割模型 |
3.2.3 Piper三线图、Gibbs模型 |
3.2.4 溶解性碳输送量计算 |
3.3 数据来源 |
3.3.1 气象与水文数据 |
3.3.2 地质、地形数据 |
第4章 青海湖流域河川径流特征 |
4.1 青海湖流域大气降水同位素特征 |
4.2 青海湖流域河水同位素特征 |
4.2.1 青海湖流域河水同位素与河水蒸发线 |
4.2.2 高程对河水稳定同位素的影响 |
4.3 青海湖流域河水水化学特征 |
4.3.1 青海湖流域河水水化学类型 |
4.3.2 青海湖流域河水水化学控制因素 |
4.3.3 各季节河水水化学类型及其控制因素 |
4.4 各河流同位素与水化学特征 |
4.4.1 布哈河径流过程 |
4.4.2 沙柳河河水同位素及水化学特征 |
4.4.3 哈尔盖河河水同位素及水化学特征 |
4.4.4 其它河流 |
4.5 小结 |
第5章 青海湖流域河流溶解性碳输移过程 |
5.1 青海湖流域河流溶解性无机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
5.1.1 溶解性无机碳季节分布特征 |
5.1.2 溶解性无机碳空间分布特征 |
5.1.3 溶解性无机碳物质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
5.2 青海湖流域河流溶解性有机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
5.2.1 溶解性有机碳季节变化特征 |
5.2.2 溶解性有机碳空间分布特征 |
5.2.3 溶解性有机碳物质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
5.3 青海湖流域河流溶解性碳输移过程 |
5.4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1.1 青海湖流域同位素与水化学特征 |
6.1.2 青海湖流域碳输移过程及影响因素 |
6.2 展望 |
6.2.1 存在问题 |
6.2.2 后期研究计划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8)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源-汇系统研究现状 |
1.2.2 物源分析研究现状 |
1.2.3 辽河口地区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 |
1.5 论文工作量 |
1.6 本文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辽东湾概况 |
2.1.1 气候特征 |
2.1.2 水文特征 |
2.1.3 海底地形地貌 |
2.1.4 入海河流 |
2.1.5 区域地质与地质构造 |
2.2 辽河概况 |
2.2.1 流域概况 |
2.2.2 水系概况 |
2.2.3 气候特征 |
2.2.4 区域水文泥沙特征 |
2.2.5 地质特征 |
2.3 大凌河流域概况 |
2.3.1 流域概况 |
2.3.2 水系概况 |
2.3.3 气候特征 |
2.3.4 区域水文泥沙特征 |
2.3.5 大凌河流域地质构造背景 |
第三章 样品采集和研究方法 |
3.1 样品采集 |
3.1.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表层沉积物样品 |
3.1.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钻孔沉积物样品 |
3.2 研究方法 |
3.2.1 粒度分析 |
3.2.2 粘土矿物分析 |
3.2.3 碎屑矿物分析 |
3.2.4 粘土混浊水电导率测试 |
3.2.5 元素化学分析 |
3.2.6 ~(210)Pb、~(137)Cs测年 |
3.3 资料收集与处理 |
第四章 实验结果 |
4.1 河流表层沉积物特征 |
4.1.1 河流表层沉积物粘土矿物特征 |
4.1.2 河流沉积物粒度特征 |
4.1.3 河流沉积物碎屑矿物特征 |
4.1.4 河流沉积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
4.2 柱状样沉积物特征 |
4.2.1 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结果 |
4.2.2 柱状样沉积物粒度特征 |
4.2.3 柱状样沉积物粘土矿物特征 |
4.2.4 柱状样沉积物粘土混浊水电导率特征 |
第五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海岸线和河流变迁 |
5.1 明末(公元1600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5.2 清中期(公元1800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5.3 清末(公元1880~1909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5.4 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 年)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5.4.1 1926 年海岸线和河道 |
5.4.2 1933 年海岸线和河道 |
5.4.3 1936 年海岸线和河流 |
5.4.4 1945 年海岸线和河道 |
5.5 60年以来海岸线和河道位置 |
5.6 小结 |
第六章 河流沉积物特征的控制因素及物源示踪意义 |
6.1 河流沉积物特征的控制因素 |
6.1.1 流域风化条件 |
6.1.2 物源区母岩类型 |
6.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沉积物的物源示踪 |
6.2.1 河流沉积物粘土矿物示踪标记的稳定性 |
6.2.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物源判别体系 |
6.3 小结 |
第七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过程及控制因素 |
7.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的年代学框架 |
7.2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沉积环境 |
7.2.1 组合Ⅰ |
7.2.2 组合Ⅱ |
7.2.3 组合Ⅲ |
7.2.4 组合Ⅳ |
7.3 岩心中记录的海岸线和河流信息 |
7.3.1 岩心中海岸线标志面的确定 |
7.3.2 岩心记录的历史海岸线和河流位置 |
7.4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过程 |
7.4.1 阶段Ⅰ(1600~1800 年) |
7.4.2 阶段Ⅱ(1800~1909 年) |
7.4.3 阶段Ⅲ(1909~1956 年) |
7.4.4 阶段Ⅳ(1956 年至今) |
7.5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近现代演化的控制因素 |
7.5.1 河流输沙量 |
7.5.2 河流入海口的位置和数量 |
7.6 小结 |
第八章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模式及研究模式 |
8.1 辽河-大凌河三角洲演化模式 |
8.2 多河流三角洲的研究模式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结论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钻孔柱状图 |
个人简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学术活动 |
(9)辽河保护区景观动态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河岸带植物群落演替 |
1.2.2. 景观格局研究进展 |
1.2.3.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进展 |
1.2.4. 3S技术在河岸带研究中的应用 |
1.3.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3.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
2.1. 辽河保护区概况 |
2.1.1. 自然地理 |
2.1.2. 生态环境状况 |
2.1.3. 生态修复方案 |
2.2. 研究方法 |
2.2.1. 遥感影像获取和预处理 |
2.2.2. NDVI数据获取 |
2.2.3. 气象数据来源和预处理 |
2.2.4.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 |
2.2.5. 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 |
2.2.6. 环境因子获取 |
2.2.7. 数据分析 |
3. 植被覆盖时空动态 |
3.1. 引言 |
3.2. 研究方法 |
3.2.1. MODIS NDVI的空间分布特征 |
3.2.2. MODIS NDVI的时间变化趋势 |
3.2.3. MODIS NDVI变化的驱动因素 |
3.2.4. NDVI的空间统计方法 |
3.3. 辽河保护区NDVI的时空动态 |
3.3.1. 多年平均NDVI的空间分布特征 |
3.3.2. NDVI的时间变化特征 |
3.3.3. NDVI与气候的相关性 |
3.3.4. 讨论 |
3.4. 辽河保护区典型河段NDVI的空间格局 |
3.4.1. 封育区NDVI的空间格局 |
3.4.2. 半变异函数分析 |
3.4.3. 空间自相关分析 |
3.4.4. 讨论 |
3.5. 小结 |
4. 景观格局时空动态 |
4.1. 引言 |
4.2. 研究方法 |
4.2.1. 数据来源 |
4.2.2. 景观指数的选取 |
4.2.3. 景观指数计算 |
4.3. 辽河保护区成立前后景观格局动态 |
4.3.1. 粒度效应分析 |
4.3.2. 景观格局的时空动态 |
4.3.3. 讨论 |
4.4. 典型河段封育区景观格局时空动态 |
4.4.1 粒度效应分析 |
4.4.2. 封育区景观格局的时空动态 |
4.4.3. 讨论 |
4.5. 小结 |
5.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 |
5.1. 引言 |
5.2. 研究方法 |
5.2.1. InVEST模型简介 |
5.2.2. InVEST模型的适用性和敏感性分析 |
5.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4. 统计分析 |
5.3. 结果与分析 |
5.3.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
5.3.2.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趋势 |
5.3.3. 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
5.4. 讨论 |
5.5. 小结 |
6. 生态恢复初期河岸带植被和土壤空间格局 |
6.1. 河岸带草本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和空间分布 |
6.1.1. 植物群落结构 |
6.1.2. 植物物种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
6.1.3. 讨论 |
6.2. 河岸带土壤理化性质的空间格局 |
6.2.1. 土壤理化性质的横向梯度变化 |
6.2.2. 影响土壤理化性质的环境因素 |
6.2.3. 土壤理化性质的空间自相关性 |
6.2.4. 讨论 |
6.3. 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本文的特色与创新点 |
7.3. 展望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在读期间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附录 |
(10)清末民初柳河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清末民初柳河流域频繁的河道变迁及受灾状况 |
1.1 柳河概况 |
1.2 河道淤塞及其变迁 |
1.3 严重的受灾状况 |
2 清末民初柳河治理建设 |
2.1 清末民初“培堤植柳”思路及实践 |
2.2 清末民初小规模防洪应对性治水建设 |
2.2.1 官方有限的防洪治理建设 |
2.2.2 民间自主治理的发展 |
2.3 清末民初柳河治理建设中引发的水利纷争与解决 |
3 清末民初柳河治理特点及评价 |
3.1 虽屡经治理,但效果甚微 |
3.2 官民共治模式初步形成 |
3.3 为河流治沙积累了经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决定柳河沙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气候与景观格局变化对青海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D]. 韩艳莉. 青海师范大学, 2021
- [2]辽宁新民鸟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时空动态[D]. 白禄明. 辽宁大学, 2021(12)
- [3]青藏高原湖泊演化及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 李兰. 长安大学, 2021
- [4]陕北地区明代自然灾害时空特征、原因与影响研究[D]. 党群.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2)
- [5]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6]阜新市城市土壤水文效应研究[D]. 马君蕙.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9(07)
- [7]青海湖流域河川径流及溶解性碳输移过程研究[D]. 肖蓓. 鲁东大学, 2019(06)
- [8]辽河-大凌河三角洲四百年来的演化研究[D]. 刘大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辽河保护区景观动态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D]. 夏会娟.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10]清末民初柳河治理研究[D]. 陈贝贝. 辽宁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