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启蒙——评《迷失》与《英雄时代》

一、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启示——兼评《痛失》和《英雄时代》（论文文献综述）

王西强^[1]（2020）在《现实主义、审美情怀与历史化困惑——张志忠教授访谈录》文中研究表明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出版《莫言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中国当代文学60年》等学术论着、教材、译着多部。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首席专家。

段永建^[2]（2019）在《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文中认为回溯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从古代文学的老子、庄子、韩非子、李斯、张衡、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谢灵运、干宝等文坛翘楚到现代文学的师陀、徐玉诺、赵清阁、尚钺、于赓虞、曹靖华、南丁等着名作家,可以说他们都以自身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尽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等因素不是文学由盛转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对文学的重要影响则不言而喻。从宋代到民国结束这一时期,河南文学从古代的鼎盛繁荣逐步走向式微的不争事实,既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佐证,又是河南文学从南宋之后逐渐衰落的真实自况。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代河南文学又逐渐走向复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刘庆邦、朱秀海、柳建伟、李洱、墨白、张宇、田中禾、乔典运、邵丽、乔叶、傅爱毛等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团式”的爆发态势呈现于当代文坛,从而实现了河南文学的当代复兴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为甚的是他们还创作出了以《李自成》《黄河东流去》《东方》《野葫芦引》《炸裂志》《一句顶一万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门》《生命册》“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与抚摸》《认罪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体现中原生活特色、彰显中原人文传统、歌颂中原悠久历史、弘扬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历史变迁、抨击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纵观当代“中原作家群”这些代表性作品,它们书写的一个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灾难对中原的现实生活、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风情民俗、精神疽痈等予以再现与反思。“灾难”指的是因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而造成的苦难,其主要内容既包括了诸种灾难给社会和人们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同时又涵盖了灾难给罹受者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所形成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与心理暗影。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伴随着地震、旱灾、火灾、洪水、战争、瘟疫、疾病、海啸、飓风等各种灾难的发生,一部文明史,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部人类对各种灾难的承受史与抗争史。而河南西高东低的地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与穿境而过的黄河与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权争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好大喜功、唯上跟风、“官本位”、浮夸虚荣、奴性意识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频仍的“重灾区”。尤其是20世纪的河南,在中原历史上更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争不断、民不聊生、“水、旱、蝗、汤”、饥馑灾荒等各种灾难赓续不断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抗衡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会产生无数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彰显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而且人的命运也会因灾难的突然降临而发生跌宕起伏的变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转”,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会也会借助于灾难“装置”而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文学作为反映、记录与艺术再现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艺术载体,自然不会放弃对灾难母题的关注与书写,所以,灾难频仍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层出不穷的“灾难故事”,就顺理成章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书写重镇与开掘不尽的丰富宝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当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他们不仅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熏陶,对中原的风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对中原的各种灾难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侧身其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书写,李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所引发大水灾场景的刻画,宗璞在《野葫芦引》中对西南联大因战乱而南迁岁月的回眸,阎连科在《丁庄梦》中对艾滋病爆发的生动再现与深刻反思,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对1941—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逼真还原与真实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对儿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刘庆邦在《红煤》《走窑汉》《神木》等作品中对矿难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动揭示,张一弓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乐会》等作品中对战争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义的着力探勘,柳建伟在《SARS危机》中对SARS病毒爆发给人们生活和心态所带来变化的显影……都为当代文坛呈现出独具中原特色的“灾难风景”,这些作品为当代文坛的灾难书写乃至当代文学的繁荣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导论、上篇、下篇和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分别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概念厘定、选题缘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创新价值;上篇主要围绕着灾难母题的生成流变、主题向度、叙事模式等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场域”,即灾难母题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环境、灾难母题叙事的文学传统,以及当代“中原作家群”创作主体和灾难母题叙事之间的互文指涉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了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本章认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共分为三个时间阶段,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间的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1978—2000年之间的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间的日常叙事与生态建构,这种流变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创作直面现实、紧贴时代与深刻表现社会生活细部特征的鲜明特色;第三章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角度对灾难母题叙事中所蕴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意蕴丰富的人道主义主题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题等内容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从灾难母题的艺术建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的爬梳与分析,认为其灾难母题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基本叙事模式,即写实型叙事模式、象征型叙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叙事模式,不同叙事模式类型的建构体现出当代“中原作家群”在灾难母题创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论文下篇主要围绕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灾、战争、疾病、矿难等四个灾难母题个案予以分析探讨。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天灾母题,具体对天灾母题书写中的现实向度、饥饿表征以及天灾母题形成中的“人祸”因素进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故而战争母题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书写的重镇。本章分别从战争母题的主题嬗变、U型结构、英雄原型、诗学阐释等角度对战争母题予以了论述;第七章从疾病母题的生成语境与类型建构、疾病母题的隐喻象征和诗学价值等方面对疾病母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分别从矿难母题的文学传统、欲望化叙事和矿难母题所蕴含的悲情与崇高等方面对矿难予以了论述;结语部分再次对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灾难母题叙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蕴、创作流变、叙事模式等内容予以归纳、总结与分析。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文学书写、对灾难历史的再现重塑、对灾难内涵的深度挖掘、对灾难中人性嬗变的形象刻画、对灾难发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种灾难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灾难的韧性与顽强生命力,而且同时还大多从历史与文化的畛域出发,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视阈融通中,谋求灾难母题叙事的丰厚意蕴与艺术上的创新嬗变,以及对中原民众在抗衡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善良质朴、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爱无疆等美好品性的颂扬,对灾难中表现出的唯上跟风、虚荣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痈疽予以批驳。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叙事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当代文学灾难母题表现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再言之,当代“中原作家群”笔下的灾难无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有形的、无形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等等,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各样,危害程度不一,但它们基本上都是中国各种灾难现实生活的折射与缩影,这些灾难既是国家民族之殇,又是灾难罹受者的个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灾难中的遭际与命运变迁,也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真实命运的生动写照与形象再现。探究灾难母题的文学创作,不是为了借助灾难“逆光飞翔”,更不是为了单纯怀念已逝灾难的惨烈与苦痛,而是要透过灾难的发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与感悟在灾难中人之命运的瞬间“翻转”,在灾难中人们内心撕裂的痛楚,在灾难中救民众于水火英雄的闪光,在灾难中人之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进而考量在灾难“生死场”中人们在身处绝境之时人性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修复灾难给我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更为重要的是在无数次抗击灾难中所形成中自强不息、患难与共、团结互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等抗衡灾难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永远保存、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灾难母题叙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灾难的豪情与信心,更要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既要有对人为灾难的记录与再现,更要有对灾难发生原因及其悲剧后果的悲悯与反思,而此,才是灾难母题叙事的真正倚重与研究价值之所在。

刘晰^[3]（2016）在《论刘醒龙小说中的“官场”叙事》文中研究指明刘醒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官场小说家,他的作品有许多是官场题材的,也有许多不是官场题材。但无论是否以官场为主要对象,“官场”在他走出“大别山之谜”后的几乎每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中都存在。“官场”,其实构成了他结构小说、观照人性的重要视角。只有理解了其小说中的“官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小说的独特内涵。在中国官场文学的谱系尤其是当代官场小说的潮流格局中,刘醒龙小说中的“官场”叙事是独特的,充满个性的。与一般官场小说不同,刘醒龙小说的中“官场”主要从改革、乡村、基层三者结合的视角切入,精准细致地描绘了改革大背景下乡村基层官场的政治生态。权力斗争的日常化和生活化,基层官员处境的荒诞化和辛酸感,女性人物形象的圣洁化,构成了刘醒龙笔下“官场”叙述的重要特征和个性。但刘醒龙小说对官场的叙述,除了冷静地揭示和批判之外,也有对理想的官场伦理的观照与思考。通过主人公们的形象,刘醒龙小说传达出对大我意识、担当意识和道德拯救意识的强调和弘扬。这使其小说中的官场叙事现实而不阴暗、残酷却让人感到温暖,从而具有了某种“高贵”的质素和品格。

左雪玲^[4]（2016）在《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文学复苏的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呈现出葳蕤繁茂的景象,中国西部文学发展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周政保作为新疆当代文学重要的批评家,以其丰富的文学批评着述成果,从文学批评的边缘地域突进到了中心地带。他的文学批评范围非常广阔,几乎涵盖了所有艺术门类,其中包括文学、绘画、戏剧、影视等,特别是在“新边塞诗”、“西部文学”、“军事文学”、“报告文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固守着民族——人民的批评基石,强调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介入批评过程,以文本为着力点,秉着务实真诚的态度从“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并以强有力的扎实理论基础为支撑,在浅近而又深刻的诗化语言中,践行着批评家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从新疆走出去的批评家,周政保一方面既关注新疆、西部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力争置身于全国文学批评的前沿,这使他成为新疆当代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当中,周政保同样视野开阔,笔耕不辍,用睿智的思想和饱满的情感建构起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话语,为后人的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学术思想资源,这也为他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试图对周政保文学批评进行追根溯源,梳理周政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影视文学等领域批评的具体内容与系统性特征,并试图对周政保的文学批评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基本评价。

蔡剑桥^[5]（2015）在《荷马英雄的生命教化》文中指出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作品《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总称。两部史诗因为描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英雄而被称之为“英雄史诗”,那个时代被称之为“英雄时代”。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或者说,本文试图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是怎样通过教化而实现英雄生命意义的。为此,本文采用历史研究中“隐微解释学研究"的方法,选择两部诗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从内外有别的视角,来研究荷马史诗中英雄的教化。这里说的外,是指荷马史诗的文学之表；内,是指的荷马史诗的教育之意。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人精选的教化巨篇,隐喻了人的可教性与必教性的一切真理。现代教育学中,有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人主观能力性。那么教化,便是在遗传、环境、教育等各种因素影响之中,个体的身体与心灵通过自身实践而走向完善的过程。荷马英雄的生命教化过程,正是在古希腊神话、战争和贵族美德的文化熏陶下,通过与神的联结,通过教育的帮助,个人在充满矛盾的内心冲突和身体磨难中,在命运的规约中去自我选择生命的方式、自由发挥生命力量,从而体现生命高贵意义（整全与和谐）的自我完善的过程。英雄的生命教化历程,也就是英雄的生命成长历程。荷马英雄的生命教化,还体现在荷马英雄对后世具有重大教化意义。

唐菲菲^[6]（2014）在《宪法、宪政与民主 ——对英国宪政历史和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大宪章》诞生之日算起,英国宪制已经走过了近800年历史,至少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历史时代。当今日之学者把宪政制度和民主制度融为一体加以理解,并竭力颂扬宪政民主的伟大时代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至少在英国,政治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它有个逐渐民主化的漫长历史过程。所谓民主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如议会制、选举制、多党制、内阁制等等,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它们的含义也并非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延传至今。因此,对英国的乃至对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的哲学研究需要我们追溯其历史生成过程。这种历史追溯无疑有助于我们厘清概念,更好把握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只有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深度考察,才能使我们领略英国政治制度形成以来的历史本来面目,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近现代英国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由此概括出英国式政治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英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堪称一部“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义一是规约政府的权力,一是要确认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就是英国政治制度理论在其发展中始终围绕的核心问题,用“权利”来制约和限制“权力”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然而,就民主的本义即“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当家作主”而言,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的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必然要被超越的历史阶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就是在一个贯彻资本逻辑从而必然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权利”这个体现法律上、形式上人人平等的概念无法掩盖社会成员之间事实上、实质上的不平等,因而它归根到底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财产安全的工具。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寡头政治的一种隐秘的存在方式。基于这个基本观点,本文的总体结构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阐述英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遗产以及英国政治制度在英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框架内的形成。自英格兰王国建立之始,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部落公社时期所形成的遵从习俗和习惯的遗风,已经给这个王国留下了两份政治遗产：一是“王在法下”的政治观念,一是进行政治协商的会议传统,即由贵族阶级成员组成的“贤人会议”。这两份遗产都与对王权的限制密切相关,前者将王权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中,后者则是贵族阶级限制王权的一种组织机构。正是这两份遗产为英国日后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政治文化传统的铺垫,使得英国人能够早在封建社会时期借助王权与贵族阶层的反复斗争熔炼出英国政治制度的两块基石,即法律制度和议会组织及议会制度。这两块基石的构成中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直至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大都是围绕着王权与宪法和议会的角逐展开的。第二部分包括了第三章至第十一章。主要是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分析和阐述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过程。这个民主化过程的起点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三百余年的历史中,英国式制度的发展孕育出民主的各种因素,如维护个人自由的权利法案、议会制、选举制、政党制、内阁制等等。在这期间,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也蓬勃兴起,使英国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而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更进一步推进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20世纪以后,英国式的政治制度基本完成了民主化过程,但这种制度的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也暴露出来。第三部分为本文的最后一章。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分析和批判。最后评述英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批判。

李媛媛^[7]（2014）在《从改革家到土皇帝 ——论蒋子龙、李佩甫笔下的农民卡里斯马》文中研究表明在农村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下,具有卡里斯马气质的村干部成为许多作家笔下的宠儿,这类人物无疑也成了乡村基层权力叙事不容忽视的形象系列。在广袤的农村,与农民联系最为密切的权力人物就是村干部了。在带领村民脱离物质贫困的过程中,他们显示了非凡的卡里斯马气质。本文正是以此类人物为切入点,通过考察这一人物非凡的领导才能,以及其如何利用自己的魅力打造村庄王国的过程,揭示村干部在金钱欲、权力欲的腐蚀下的异化与底层民众的集体失语,进而对“农民帝国”得以建立的现象进行分析与反思,力图得到关于中国农民的新启悟,这其中也包括对“新农村”和“农民改革家”生存状态的新的认知,在更深的程度上揭示现阶段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除绪论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描述了村庄领袖在乡村基层权力叙事中所占的地位以及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时代性与现实意义。道出了以具有卡里斯马气质的乡村基层干部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缘由。最后概述了相关乡村权力叙事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大概框架。第一部分着重梳理“卡里斯马”这一概念的特征、发展轨迹以及本文中所选取的立脚点。分析“卡里斯马”这一术语在文学理论中研究状况和以及其在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指出本文所涉及的农民卡里斯马的发展性、当下性。第二部分以李佩甫的《羊的门》、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为例证,考察农民卡里斯马的具体存在方式,分析其魅力的建构、门徒与追随者、帮手及其帮手以及各自之间的关系,分析农民卡里斯马滋生“帝国”梦的土壤与温床。第三部分从卡里斯马权力的例行化着手,揭示在例行化的过程中农民卡里斯马利用自身的魅力、村民的国民劣根性构筑村庄王国的过程。通过对被权欲异化的人性与权力机制的最终失序的梳理进而得出农民卡里斯马“帝国”梦的必然坍塌的命运。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作家在文本中流露出来的对农民卡里斯马既揭露又留恋的矛盾态度,以及作家们热衷于塑造这类人物形象的原因,并对帝国得以建立进行深层的探究及反思。结语部分对乡村基层权力体制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陈俊^[8]（2013）在《土改文学研究》文中认为土改文学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最主要的创作潮流,通过前后延伸,笔者发现土改文学对于“共和国文学”（即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土改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直接母体,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文学叙事模式和政治美学形态都是土改文学中的局部模式的延续和扩展。土改文学不仅承继和强化了左翼文学的政治美学特征,而且在文本实践上实现了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转型。作为对土改文学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本论文引入“情感政治”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因为“情感”在土改中和土改文学里都是一个重要符号。而土改文学在表述和构建这种“情感政治”方面,特征显着。论文中分散于各个章节的相关问题都与这个概念有关,也可以说都是这种“情感政治”的具体表现:如“翻身”叙事中阶级正义,感恩叙事,土改文学中“污名化”叙事,土改文学中“翻身情境”营造和叙述,土改文学中的“诉苦”叙事,土改文学构建的新政治情感——阶级情感,土改文学中妇女解放与政治、家庭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土改文学中知识分子心态和思想改造叙事,等等。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情感政治”的文学表达。本论文总共六章。论文前三章类乎于对土改文学的整体统观。在这观照中始终以“情感”为核心来阐释土改文学的表达体系和文类特征。论文第一章试图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学的语境中分析土改文学的生发原因和生成背景。梳理上改文学的阶段历程和发展面貌。在此过程中尝试界定土改文学的相关概念,并考察这种“政治式写作”的发展脉络,以及土改文学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承续关系和阶段意义。论文二、三两章主要是阐释土改文学中的叙事特征和情节结构、情感政治、以及阶级话语构形中的情感逻辑。第二章主要阐释:翻身正义的阶级化建构中对地主、农民、和感恩对象的形塑和表现。翻身情境营造中各种互动形式的描述和情感的唤起和传递。土改文学中人物类型化塑造与“污名化”叙事特征,该特征是类型文化和阶级类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学结构形态方面表现出三种结构形式:情节结构模式,主题团圆模式,逻辑对比模式。正典结构土改叙事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叙述形式,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许多美学范例;论文第三章考察一个外在于农民生活空间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将农民动员起来并凝聚起相应的阶级意识?通过“劳动”话语、“土地”话语的陈述,“诉苦”归因和身份的阶级建构,在农民观念世界里置入一种新的情感政治,这种情感政治在思想动员和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的所用,由此考察并分析土改文学中诸如“苦难”、“阶级”“国家”等话语和主题的生成演变机制。论文后三章带有专题探讨的性质。因为在土改文学的总体形态之外有两个方面内容让人关注。一是大量关于妇女解放主题叙事;另一个是土改文学中知识分子身份想象和改造模式。论文第四、第五章是对这两个专题的思考和回应。近代以来,女性身体一直在文学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隐喻。而毛泽东关于妇女压迫和解放的权威论述俨然成了土改文学妇女形象的理论依据,文学描述中体现了对这种妇女观迎合,也呈现了与此相偏离的某种丰富性;而土改实践对知识分子情感和心态的冲击很大,知识分子面对土改也表现了某种复杂性的情感反应,这些与文学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形塑存在着既一致又不同的表达,在互文性阅读背后,体现了此时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党的政策背景有着复杂的关联。论文第六章,是探讨有关土改文学写作的限度与可能。有研究者在六十年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中观察土改叙事,发现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土改,在土改题材的文学写作上却时间短暂,而且少有杰作,与合作化等替他题材相比,成绩可谓乏善可陈。作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论文第六章试图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中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论文结语部分既是对整篇论文的总结,也是内容和意义上的整体提升。试图把分散在前面各章节分散的零星提及的土改文学发生学的意义做一个整体概括和延伸,从而突显本论文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郑茗元^[9]（2013）在《《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小说诗学”，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概念，是对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结构进行研究的一项审美策略，或者说是一个以接受理论作为雏形的研究方法。关于“小说”这一重要文类书写形式的诗学研究，中西方学术界的论文、专着可谓汗牛充栋，多年来主要集中在对文本结构的散文化、人物形象的虚构化、以及审美情境的意念化等诸种叙事形式的诗化钻研上。而《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研究则彻底打破了人们基于传统、保守的文学观对小说未来的命运所做出的种种误解，鼓励着人们真正致力于对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的纵深开发和对小说未来潜在前景的不懈探索上。本文鉴于前人对《尤利西斯》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小说诗学研究”的新视域，但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角度与前人的相关研究又有所区别，笔者是从“理论与实践”这个结合视角来论述《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总体特征和价值内涵的，所以在整体思路上比起以往的研究多了一个环节，那就是小说艺术与诗学思想二元重合下的融合性研究。正因为《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品性使得整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有了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但这些诗学品性是怎么被融合进一部文学作品内的？又是怎么在小说的构成中得以和谐地共存？诗学理论的思想光芒为何在《尤利西斯》的小说创作中闪烁得如此之炫目？这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组合机制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无人把以上这些疑点综合在一起当作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小说文论专题来加以研究甚至是独撰过，得益于填充这一盲点的探索动机，本文力图在解答这些疑点问题的梳理之上针对《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文论体系构建进行理论与创作的整体性考察，况且这也是本研究的一点独到创新之处。论文的论证框架共分五大主体部分：第一部分的导言重在把握研究现状、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探讨《尤利西斯》的小说艺术观，以《尤利西斯》构筑的情感思想世界为经典例证来充分映现小说文类的构思模式、表现形式和艺术境界；第三部分论证《尤利西斯》的诗学策略，全面研究和深入整理《尤利西斯》文学作品的终极诗学追求，包括存在之思、美学之辨、生命之悟在《尤利西斯》作品中的思想印迹，致力于努力发掘世界背后或事件之底的现代人类生存概貌和生命真谛；第四部分具体阐释小说艺术和诗学思想在《尤利西斯》中的二元重合观，全面论证《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理论在文类创作中的多重隐喻色彩和实践价值；第五部分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位契合视角概括性地梳理了《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艺术特色、思想体系及文学精神，并揭示了其文论系统的叛逆性、继承性和开放性，重在总结全文，归纳结论。笔者借助于透视性的诠释思路和整体论的阐述架构，对《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理论观念和实践成果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概括，试图藉此将小说的审美意义和诗性智慧提升到当下人文语境中的本体论层面进行反思，并围绕其所指向的核心议题：“小说何所是？”、“小说意何为？”、“小说去何处？”，对未来小说创作所面临的诗学困境与文学使命做出暗含启示意味的前瞻。本文的结论是：《尤利西斯》这部小说超越文体、结构等具体手法，不仅预示着小说创作在技术层面的革新，还意味着小说在功能使命和精神品质上的变迁。其诗学价值是：小说以记录生命真实为创作定位的最高准则，超越人类一切理性认知的偏颇和局限，走向“以情感意识构建生命本真”的艺术境界，益于促进艺术感悟与诗学理论“天人合一”的共通和融合。小说的未来在《尤利西斯》诗学精神的启示下正不断地走向对话与多元：一元化专制主义思想的退位、开放性复调精神的张扬。小说，这一开放、宽容的文类形态在现实的对话世界之中探索着无尽的存在之谜，在从一个未完成态走向另一个未完成态的演变轨迹中彰显、发展着自己的智慧。本论文着力于从理论与实践这个研究视角出发，以《尤利西斯》中的小说诗学体系为具体论证对象，进而所做出的文类诗学理论的梳理贡献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可喜的初步尝试，希望能以抛砖引玉般的引论姿态引起中西方文论界对其他文类诗学研究（如：散文诗学、诗歌诗学、戏剧诗学）的足够重视和精心关注，期待一个百家争鸣、蔚为奇观的“文类诗学大观园”局面的来临。

蒋进国^[10]（2010）在《当代知识分子官员的放逐和坚守》文中研究指明同刘醒龙的其他作品一样,《政治课》依然可以从乡土叙事、新现实主义等角度进行解读,但当作者将笔触首次对准基层知识分子官员,关注当代大学生走入仕途之后的生存状态时,小说文本就有了新的

二、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启示——兼评《痛失》和《英雄时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启示——兼评《痛失》和《英雄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1）现实主义、审美情怀与历史化困惑——张志忠教授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刘醒龙小说中的“官场”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4）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荷马英雄的生命教化（论文提纲范文）

（6）宪法、宪政与民主 ——对英国宪政历史和理论的批判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改革家到土皇帝 ——论蒋子龙、李佩甫笔下的农民卡里斯马（论文提纲范文）

（8）土改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知识分子官员的放逐和坚守（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启示——兼评《痛失》和《英雄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实主义、审美情怀与历史化困惑——张志忠教授访谈录[J]. 王西强. 名作欣赏, 2020(01)
• [2]当代“中原作家群”灾难母题研究[D]. 段永建.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论刘醒龙小说中的“官场”叙事[D]. 刘晰. 湖南科技大学, 2016(03)
• [4]周政保文学批评研究[D]. 左雪玲. 新疆大学, 2016(02)
• [5]荷马英雄的生命教化[D]. 蔡剑桥.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
• [6]宪法、宪政与民主 ——对英国宪政历史和理论的批判性研究[D]. 唐菲菲. 南开大学, 2014(04)
• [7]从改革家到土皇帝 ——论蒋子龙、李佩甫笔下的农民卡里斯马[D]. 李媛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8]土改文学研究[D]. 陈俊. 南京大学, 2013(05)
• [9]《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D]. 郑茗元.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10]当代知识分子官员的放逐和坚守[J]. 蒋进国. 小说评论, 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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