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8-2003年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梅洁[1]（2020）在《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来新夏是我国当代着名目录学家、方志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在目录学研究、方志学研究、“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形成与实践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对我国文献学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目录学研究成就方面,通过总结来新夏在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以及分析来新夏的目录学思想,全面地阐述了来新夏的目录学研究成就和思想。在方志学研究成就方面,一方面归纳总结了来新夏在旧志资料类编、旧志目录编制以及旧志的点校与刊印等旧方志整理方面的突出贡献;另一方面通过对来新夏关于史志关系、新方志编纂体例方法等方志学思想的论述,归纳总结了来新夏的方志学理论。来新夏在目录学、方志学等方面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功底为他“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分析总结了来新夏目录学和方志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总结分析了来新夏“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研究实践,并且对来新夏在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予以了深入具体的研究。概而言之,来新夏在中国目录学、方志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做出了较为突出的学术贡献,而且他所倡导和实践“三史合一”大文献学思想还扩展了中国文献学研究的视野,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来新夏在中国文献学研究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何鑫磊[2]（2020）在《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研究》文中提出《出三藏记集》作为现存最早的佛教经录,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着录内容、着录体例、分类方法上,承前启后,形成成熟的经录规范,为后世经录奠定了基础。本文以佛学和目录学研究相结合,从分析编纂思想和方法入手,对《出三藏记集》进行研究。认为僧佑是在缘起思想的指导下,以“原始要终”、“沿波讨源”的方法,以“事以类合,义以例分”的原则,来编撰《出三藏记集》的,体例并不驳杂。其“撰缘记”反映出三藏集结的五个基本形式,即所谓“五事证经”,为全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的“铨名录”、“总经序”、“述列传”皆是“末译行于东国”的具体展开。“铨名录”在《安录》的基础上,依据五部古经录,“接为新录”,既有内容的整合与重组,又有思想批判与继承。它以以译人、文本为依据,将经典分为有源、失源两大类,又新设律部,分类科学,名目严谨,开创“异译”、“失译”等概念,为历代经录所继承。“总经序”保存佛教文献,“述列传”记载高僧事迹,都具有极大的文献史料价值。僧佑《出三藏记集》确实是当时经录的集大成者,是佛教文献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古典目录学史上的瑰宝。
傅荣贤,华建铭[3]（2020）在《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总体上体现了持续性、全面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文献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分支学科的构建与完善、研究方法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分析、文献学史与研究史的梳理、各类专题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学者们前后继踵的孜孜求索,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70年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领域开拓创新不够、理论研究有待严谨深入、分支学科研究用力不均、"问题意识"亟待加强等不足。
张旭[4]（2019）在《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藏经为佛教典籍之总汇,包括经律论三藏等汉译佛典与本土僧俗撰写的佛教撰述文献。从两晋南北朝时期,便有经藏之建立,执掌经藏的律僧随之而撰写经录,以纪译经之人代,甄别疑伪,勘定单本与重翻。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此时期有三大时代背景。一、隋唐时期,决定经典入藏的权力逐渐由僧人收归统治阶层,王权在经藏的建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整理经藏的同时诞生了许多敕撰经录。在此背景下,入藏录开始被创造出来,中国撰述文献的入藏成为经录学家们关心的问题。二、唐代中后期,历经安史之乱、会昌灭佛与黄巢之乱,政局之动荡对此时期之佛教典籍打击重大。三、从藏经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是书籍形态从写本向刊本过渡的关键时期,佛教藏经也经历了这一变化。以往的研究专注于唐AI写作本藏经和宋代刊本藏经,而对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宋AI写作本藏经关注不足。本论文首章着眼于写本藏经向刊本藏经转化的过程,关注产生于江南地区的宋AI写作本藏经和该地区的南方系刊本藏经之间的联系,提出写本藏经经历了从唐AI写作本藏经每纸28行的行款到宋代江南地区写本藏经每纸30行的变化,并揭示出江南地区的写本藏经可能影响到在湖州刊刻的《思溪藏》行款。第二章主要关注中晚唐之际的动乱对佛教典籍的影响,以《贞元录》的文本演变为引子,探讨会昌灭佛以后,宣宗和懿宗时期西明寺僧人重整经藏的举措。中晚唐的动乱时局还导致经典之异本间出,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严重,僧人校勘经典、比勘异本的必要性逐渐凸显,在此情况下中晚唐时期的品次录逐渐创立,诞生了《经源录》和《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两大经录。第三章主要探讨唐代前期,经典入藏的权力收归上层以后,僧人拟定入藏标准的过程中对中国撰述文献的态度。从早期经录到隋唐时期的入藏录、综合目录,撰述文献的收录方式与类目不断演进,最终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为撰述文献开设《贤圣集》一目,虽然收录的经典尚少,但相对前人的经录,为一重大突破。
方啸天[5]（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指出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肖伟[6]（2019）在《《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宣和画谱》是中国历史第一部以“画谱”为名的官修绘画着录文献,是在北宋从宫廷到民间的浓郁的收藏风气影响下编撰的。《宣和画谱》在书画着录文献上有开创之功,最早对绘画作品进行系统、科学地分类、命名,并记录作者生平及绘画评价。其编撰借鉴了传统目录学的着录方式,对精选的6396件绘画作品着录,虽然有不完善之处,却是中国书画目录学相对成熟的着录文献,其绘画目录编撰方式对为后世的公私绘画着录提供了范式。作为绘画目录学着作,面对数量庞大的宫廷收藏,分类与命名是最重要的工作,《宣和画谱》的分类是以绘画题材为标准将众多作品分为十门。这种分类方法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较细致、科学的分类法。《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中反映了对画家及画作的品第,宋前名作为重,入宋后的画家入谱与帝王推重有重要的关系。而宋代的翰林图画院画家因身份与资质的原因入谱的机会很小。《宣和画谱》所创立的绘画命名也比前人更科学。除了沿用前人文献,还有大量的重新命名,宋徽宗题名也是其命名的一部分,各门类绘画命名都遵循的一定的原则,这种命名原则对后世文献中的绘画的命名以及后人的收藏和鉴定提供了参考依据。靖康之难后《宣和画谱》着录绘画从北宋宫廷中散佚,这是公私收藏的一大浩劫。在这场劫难中幸存的画作在金和南宋的公私收藏中流传递藏。这些作品在元明清的宫廷和民间收藏中成为备受青睐的古画名作。历代宫廷收藏、文人藏家的书画题跋中,《宣和画谱》着录的画作,可以考见其流传情况。这些画作有少部分流传至今的,保存在中外各大收藏机构中,虽经专家鉴定,多为后世摹本,但也是世人认识《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参考。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认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孙蕴[8]（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韩李良[9]（2017）在《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文中指出史志目录是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附於史书存在,所以体例、篇幅都会受到史书主体部分的限制,因此其大多是选目,目的是爲了反映某一时空内学术文化发展的情况。就史志目录范围而言,包括正史、国史、补史志、政书和方志艺文志。清代是史志目录比较全面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水准高,实践丰富,颇具代表性。本文选取了正史、补史志、政书三类,分爲三个专题进行研究。第一个专题是对清人纂修《明史·艺文志》得失的讨论。首先是对《明史·艺文志》纂修过程的讨论。关於其纂修过程,此前学者的基本认识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旧题万斯同本《明史·艺文志》——王鸿绪本《明史稿艺文志》——殿本《明史·艺文志》。但是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对这样一个过程,自然就产生了一些疑问。本文从《明史·艺文志》内部找到证据,证明这个基本认识是对的,仍然应该维护。其次,从着录内容的全面性、客观准确性两个方面对《明史·艺文志》进行了讨论,发现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後重点论述了应如何认识《明史·艺文志》的成就,认爲此前学者在研究《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异同的时候,对《明史·艺文志》本身存在的学术标准多有忽略,这一点还有待於深入探讨和研究。第二个专题是对清人补史志目录的讨论。此前研究者已有论述,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还有一些方面值得深入探讨。本文选取了姚振宗两部考补《汉书·艺文志》的着作,钱大昭等五家补後汉艺文志,章宗源及姚振宗两家考补《隋书·经籍志》的着作进行研究。从成书过程、版本、取材、体例、价值及不足等方面对这九部补史志目录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版本方面,指出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广雅书局本的底本应该是《昭代丛书》本,而非此前学界认爲的钱大昭家刻本。还从完整性、系统性、准确性等方面,对五家补後汉艺文志的优劣进行了评价。另外,学界对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一书是否完成,聚讼纷纭。王重民等指出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与章学诚编辑《史籍考》有关,并认爲章宗源此书有可能是未完稿,只完成了史部。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章氏原书的梳理,找到五个证据,证实现有的史部本身也是未定稿。第三个专题是清朝政书类史志目录研究。之前学术界对三通馆馆臣构成、馆例、六通成书时间及全书体例进行了探讨,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是有些结论值得商榷。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是乾隆时设立三通馆负责纂修六通,对於馆臣构成、馆例等,王锺翰有过探讨。本文在其基础上,通过此前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四库全书本《续通典》、《续文献通考》书前所附衔名表、清人诗文集、年谱、同年齿录及方志等又增补馆臣七十五人;发现馆职有协修一职;在修书过程中,存在助校现象;还讨论了此前未被研究者注意的三通馆闭馆时间、奖惩措施。二是清六通成书时间,此前学界所得结论除《续通志》一书成书时间可爲定论外,其余五部图书的成书时间都值得商榷。本文提出了新的看法。三是清六通初刻本是武英殿本,目前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在内的书目都认爲是在乾隆年间刻成。经过考证,本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清六通的武英殿本刊竣应该是在清嘉庆年间。四是《续通志》等四部政书类目录因爲是抄《四库全书总目》而成,并不被学者重视。但是通过考察发现《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所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并非现在所见《四库全书总目》定本即浙本、殿本。特别是《续通志·艺文略》所根据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今未见传本的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定本修订稿,反映了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十二月间《四库全书总目》纂修、修订情况,对《四库全书总目》纂修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可以同现在存世的《四库全书总目》诸本构成一个较爲完整的信息链。又比如,通过《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考察,可以考知《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宫殿疏这个三级类目的设立应该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至七月间;通过对《续通志·艺文略》的考察,可以知道纪事本末类的设立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的修订稿之後,而非此前研究者所说的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同时通过《续通志》等具体着录图书的情况,可以考知即使在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四库全书总目》定本之後,《四库全书总目》在图书着录、归类等方面仍有较大幅度调整。
熊静[10]（2017）在《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民国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自20世纪中期开始,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民国目录学研究的相关论题。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分别为:民国目录学整体研究、目录学家和目录学着作研究、分类理论以及专科目录研究。
二、1998-2003年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8-2003年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生平概述及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生平概述 |
| 第二节 学术渊源 |
| 一、家学 |
| 二、师承 |
| 第二章 目录学成就 |
| 第一节 目录学理论贡献 |
| 一、论目录的起源 |
| 二、论目录书的类别 |
| 三、论目录书的基本结构 |
| 四、论闷录的功能与作用 |
| 五、论目录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
| 六、论目录学与版本学、校勘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目录学史研究 |
| 一、对不同时期目录学事业发展状况的概括 |
| 二、对关注较少的目录学家及其着作的研究 |
| 第三章 方志学成就 |
| 第一节 对旧方志整理工作的贡献 |
| 一、旧志资料的类编 |
| 二、旧志目录的编制 |
| 三、旧志的点校与刊印 |
| 第二节 对新方志编修工作的贡献 |
| 一、培养修志人员 |
| 二、为新方志的编纂提供指导 |
| 第四章 “三史合一”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
| 第一节 “三史合一”大文献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图书事业史研究贡献 |
| 一、编撰《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与《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
| 二、梳理图书形态的演变过程 |
| 三、探讨藏书体制与藏书家类型 |
| 第三节 图书馆学贡献 |
| 一、学科建设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
| 三、推动《津图学刊》的创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来新夏学术系年简编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佑录》研究的梳理 |
| (一) 传统目录学视角下的《佑录》 |
| (二) 经录视角下的《佑录》 |
| (三) 佛教图书文献与《佑录》 |
| (四) 《佑录》自身的多样化研究 |
| (五) 《安录》、《众经别录》与《佑录》的研究 |
| (六) 释僧佑研究中的《佑录》 |
| (七) 国外研究现状 |
| (八) 相关学位论文 |
| 二、总结 |
| 第一章 《佑录》的编纂思想与方法 |
| 第一节 《佑录》“体例驳杂”探源 |
| 一、“体例驳杂”只是相互因袭的概念 |
| 二、研究《佑录》编纂思想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始终本末”与“道” |
| 一、“原始要终”与《易》之体 |
| 二、“始终本末”方法论的内在依据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缘起论与《佑录》的编纂 |
| 一、缘起论 |
| 二、《佑录》与缘起论 |
| 第四节 总结 |
| 一、缘起论与始终本末的关系 |
| 二、《佑录》的行文结构 |
| 三、“出”字的含义 |
| 四、僧佑与格义佛教 |
| 第二章 “撰缘记”研究 |
| 第一节 《佑录》中的圣典集结 |
| 一、经典中的三藏集结 |
| 二、材料来源 |
| 三、材料的选取与编排 |
| 四、僧佑的三藏撰集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研究 |
| 一、《同异记》与梵汉翻译 |
| 二、梵文的流传与表达 |
| 三、汉译的情况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前后出经异记》研究 |
| 一、《前后出经异记》的地位与作用 |
| 二、《前后出经异记》的脱漏与补充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三章 “铨名录”的目录学研究 |
| 第一节 “铨名录”对材料的裁取 |
| 一、“铨名录”所据古经录研究 |
| 二、“铨名录”采用的其他材料 |
| 第二节 僧佑“接为新录”的方式 |
| 一、内容上的重组与整合 |
| 二、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铨名录”的目录编纂 |
| 一、“铨名录”的结构编排 |
| 二、这样编次的说明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总经序”与“述列传” |
| 第一节 “总经序”的编撰 |
| 一、“总经序”的始终 |
| 二、“总经序”的附录 |
| 第二节 “总经序”与支敏度经录 |
| 一、“总经序”中的材料分析 |
| 二、各经录对支敏度所作经录的着录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总经序”与道安着述 |
| 一、“总经序”正录与道安着述 |
| 二、“总经序”附录中的道安着作 |
| 第四节 “述列传”的编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文献整理与出版 |
|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的文献整理与出版(1949-1978年) |
| 1.1.1 成立了古典文献出版机构及出版规划领导机构 |
| 1.1.2 创立了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范式及文献学专业 |
| 1.1.3 确定了文献整理出版定位与首个重点规划 |
| 1.1.4 取得了文献整理出版上的非凡成就 |
| 1.2 改革开放40年的文献整理与出版(1979-2019年) |
| 1.2.1 一个转折性文件与7个规划出台 |
| 1.2.2 文史成果品类完备,重大项目批量出现 |
| 1.2.3 出土文献汇集问世,海外汉籍整理加快 |
| 1.2.4 专科成果精彩纷呈,整理成果总量可观 |
| 1.2.5 文献编目成绩可观,珍稀文献渐次出版 |
| 1.2.6 创新解决“藏”“用”矛盾,数字存储渐成主流 |
| 2 古典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与体系构建 |
| 2.1 古典文献学的命名、定义及其学科边界 |
| 2.2 文献学研究方法探讨 |
| 2.3 文献学史与研究史考察 |
| 2.4 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及学科建设研究 |
| 2.4.1 古典文献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探讨 |
| 2.4.2 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实践探讨 |
| 3 中国古典文献学分支研究 |
| 3.1 目录学研究 |
| 3.1.1 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1.2 目录学研究方法探讨 |
| 3.1.3 目录学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1.4 目录学专题研究 |
| 3.2 版本学研究 |
| 3.2.1 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2.2 版本实践方面的研究 |
| 3.2.3 版本学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2.4 版本学专题研究 |
| 3.3 校勘学研究 |
| 3.3.1 校勘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3.2 校勘法研究 |
| 3.3.3 校勘学史研究 |
| 3.3.4 校勘学专题研究 |
| 3.4 辑佚学研究 |
| 3.4.1 辑佚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4.2 辑佚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4.3 辑佚学专题研究 |
| 3.5 辨伪学研究 |
| 3.5.1 基础理论研究 |
| 3.5.2 文献辨伪方法探讨 |
| 3.5.3 辨伪学史及学术史 |
| 3.5.4 专题研究 |
| 3.6 专科文献研究 |
| 4 结语 |
（4）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具体内容 |
| 第一章 “刊本时代”的写本藏经 |
| 引言 |
| 第一节 宋AI写作本藏经概况 |
| 一、金粟寺之历史与《金粟山藏经》 |
| 二、《法喜寺藏经》 |
| 三、《海惠院藏经》 |
| 四、《崇明寺藏经》 |
| 五、《景德寺藏经》 |
| 六、其他宋AI写作本藏经 |
| 第二节 宋AI写作本藏经的写造时间和卷数 |
| 一、唐藏抑或宋藏 |
| 二、“写造非一时” |
| 三、“起首写造”与藏经的写造时间 |
| 四、《金粟山藏经》与宋AI写作本藏经之卷数 |
| 第三节 宋AI写作本藏经与刊本藏经三系说 |
| 一、行款 |
| 二、千字文帙号 |
| 第四节 写经题记与宋代造藏人员的分工 |
| 第五节 宋AI写作本藏经之流传 |
| 一、《秘殿珠林》与清宫所藏宋AI写作本藏经 |
| 二、叶恭绰与上海图书馆藏《金粟山藏经》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出文献与佛教经录藏经的研究 |
| 引言 |
| 第一节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考辨 |
| 一、《贞元录》的版本与流传 |
| 二、增窜与删改——从古写经到刊本藏经 |
| 三、《贞元录》的增补与晚唐五代时期经藏的整理 |
| 第二节 品次录的生成与流变 |
| 一、品次录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敦煌文献中的品次录与《大集经》的异本 |
| 三、《高丽藏》初雕本《一切经源品次录》 |
| 小结 |
| 第三节 俄藏黑水城TK326号写本考辨 |
| 一、刊本藏经在西夏的流传情况 |
| 二、TK326号写本与《契丹藏》密切相关 |
| 三、《护净经》诸版本关系的再考察 |
| 四、从唐代中原写经到《契丹藏》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撰述类文献在经录中的演变 |
| 引言 |
| 第一节 何为“中国撰述文献” |
| 一、概念的界定 |
| 二、《阅藏知津》与撰述文献的分类 |
| 第二节 中国撰述文献之兴起 |
| 一、经典之传译 |
| 二、经藏之建立 |
| 三、着述之风潮 |
| 第三节 早期目录中的中国撰述文献 |
| 一、道安《综理众经目录》 |
| 二、僧佑《出三藏记集》 |
| 三、《梁世众经目录》《魏世众经目录》《齐世众经目录》 |
| 四、《众经别录》 |
| 五、法经《众经目录》 |
| 第四节 入藏录与中国撰述文献 |
| 一、费长房《历代三宝纪》 |
| 二、彦琮《众经目录》 |
| 三、静泰《众经目录》 |
| 四、道宣《大唐内典录》 |
| 五、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 |
| 六、智昇《开元释教录》 |
| 第五节 《西明寺录》与道宣的杂藏 |
| 一、《西明寺录》的结构 |
| 二、唐代前期的皇家官藏与《西明寺录》入藏录的复原 |
| 三、《西明寺录》与《大唐内典录·入藏录》 |
| 四、道宣与西明寺的“杂藏”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秘殿珠林续编》所载宋AI写作本藏经 |
| 附录2: 现存宋AI写作本藏经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5）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成长环境及近代史学发展需求 |
| 第一节 作为新式出版平台的有利环境 |
|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 |
| 二、传统书业的没落 |
| 三、上海地区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发展的客观因素 |
| 一、历史叙事方式的改变 |
| 二、商务印书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有效实践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史籍出版意识的变化 |
| 一、出版史籍的殷鉴救亡意识 |
| 二、自觉保存古代史学成果的意识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史籍出版双轨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张元济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二、王云五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三、商务印书馆出版史籍与史家反馈互动 |
| 第三章 中西交汇下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外国史着作出版的不断成熟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人物传记出版上新的突破 |
| 一、《少年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史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三节 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书籍的出版 |
| 一、何炳松重视西洋史学着述的出版方向 |
| 二、何炳松主编《史地小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四章 分科分工下的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史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史学酝酿 |
| 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组稿与来源 |
| 三、《中国文化史丛书》史学价值及意义 |
| 第二节 “大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大学丛书”的前期酝酿 |
| 二、“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质量的两重保证 |
| 三、“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的高质量 |
| 四、“大学丛书”的史学意义 |
| 第五章 杂志、工具书的出版及其史学贡献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史学史及史学方法研究类成果 |
| 二、中国史研究类成果 |
| 三、世界史研究类及其他成果 |
| 四、《东方杂志》的史学意义 |
| 第二节 出版工具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中国人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6）《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上编《宣和画谱》绘画着录研究 |
| 第一章 北宋宫廷绘事机构与藏画风气 |
| 第一节 翰林图画院的设立 |
| 一、翰林图画院的历史沿革 |
| 二、翰林图画院的主要职责 |
| 三、翰林图画院与画学 |
| 第二节 宋代“崇文”政策下的宫廷收藏风尚 |
| 一、北宋宫廷藏画机构 |
| 二、宫廷书画雅集：帝治观赏和宫廷曝书会 |
| 三、内臣参与 |
| 四、《宣和画谱》——北宋宫廷收藏的产物 |
| 第三节 北宋私人书画鉴藏群体 |
| 一、相国寺——汴京地区主要的书画市场 |
| 二、官僚、文人的书画收藏 |
| 三、民间收藏 |
| 第二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分类 |
| 第一节 绘画分类的渊源 |
| 第二节 传统绘画着录文献的分类方法 |
| 一、以品分类 |
| 二、以人分类 |
| 三、以绘画题材分类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的绘画分类 |
| 第四节 《宣和画谱》绘画分类的不足 |
| 第三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命名 |
| 第一节 前代绘画文献绘画名称与《宣和画谱》绘画的命名 |
| 一、《历代名画记》中的绘画命名 |
| 二、《益州名画录》中的绘画命名 |
| 三、《贞观公私画史》中的绘画命名 |
| 第二节 宋徽宗题名——《宣和画谱》绘画命名的直接来源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命名原则 |
| 第四节 《宣和画谱》绘画命名的影响 |
| 一、使后世绘画类书籍的绘画名称有本可依 |
| 二、宋高宗及金章宗直接沿用宋徽宗题款 |
| 三、为后世绘画的收藏及真伪鉴定提供了依据 |
| 第四章 《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方式 |
| 第一节 传统目录学与《宣和画谱》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的绘画着录方式 |
| 一、绘画目录的特点 |
| 二、《宣和画谱》着录方式 |
| 三、《宣和画谱》着录方式的评价 |
| 第三节 对后世绘画着录编撰的影响 |
| 一、张丑《南阳名画表》 |
| 二、张泰阶《宝绘录》 |
| 三、《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 |
| 第五章 从《宣和画谱》看北宋宫廷画作收藏原则 |
| 第一节 宋前名家画作倍受珍视 |
| 一、景仰画家 |
| 二、摹本入谱 |
| 三、徽宗摹古 |
| 第二节 有宋以来名家画作初受重视 |
| 一、五代入宋之画家 |
| 二、宗室、宗妇、驸马等皇室贵族画家 |
| 三、文臣、武臣、内臣等臣僚画家 |
| 四、无官职的民间画家 |
| 第三节 翰林图画院画家与《宣和画谱》 |
| 一、翰林图画院画家的地位 |
| 二、先朝画院画家入谱的条件 |
| 三、当朝画院画家无缘入谱 |
| 下编《宣和画谱》着录绘画递藏研究 |
| 第六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来源 |
| 第一节 历代皇宫旧藏 |
| 第二节 南唐西蜀绘画作品的增入 |
| 一、南唐绘画进入北宋宫廷 |
| 二、西蜀绘画进入北宋宫廷 |
| 第三节 进献、购藏与赏赐——北宋宫廷绘画的流转形式 |
| 一、进献 |
| 二、购藏 |
| 三、赏赐 |
| 第四节 翰林图画院画家的作品 |
| 一、北宋初期入谱的翰林图画院画家作品 |
| 二、北宋中后期入谱的翰林图画院画家 |
| 第七章 靖康之难后《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散佚 |
| 第一节 靖康之难对收藏的影响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金代的流传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南宋宫廷收藏 |
| 一、宋高宗引领下的南宋宫廷收藏 |
| 二、《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南宋宫廷的流传 |
| 三、金国流传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南宋宫廷 |
| 第四节 南宋私家收藏中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一、赵令畤的收藏 |
| 二、赵与懃的收藏 |
| 三、文人过眼及宋元笔记中的绘画流传 |
| 四、贾似道的收藏 |
| 第八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流传 |
| 第一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元代的流传 |
| 一、《宣和画谱》着录绘画进入元代宫庭收藏 |
| 二、元代私人收藏中的《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二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明代的流传 |
| 一、明内府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明代私人收藏之《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三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清代的流传 |
| 一、清初收藏家所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清初书画着录中《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三、清代私家收藏进入宫廷收藏 |
| 四、《宣和画谱》着录绘画在晚清的流传 |
| 第九章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存世与辨伪 |
| 第一节 《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存世情况 |
| 一、国内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二、海外藏《宣和画谱》着录绘画 |
| 第二节 存世《宣和画谱》着录绘画的辨伪 |
| 一、确定真迹 |
| 二、伪作及后世摹本 |
| 三、存疑或待定 |
| 四、真伪相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选题意义 |
| 二、前人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清人纂修《明史·艺文志》的得失 |
| 第一节 《明史·艺文志》纂修过程的若干讨论 |
| 第二节 《明史·艺文志》存在的若干不足 |
| 一、《明史·艺文志》的全面性 |
| 二、《明史·艺文志》的客观准确性 |
| 第三节 如何认识《明史·艺文志》的成就 |
| 第二章 补史志目录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研究与补遗 |
| 一、《汉书艺文志拾补》 |
| (一) 《汉书艺文志拾补》缘起及成书过程 |
| (二)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取材 |
| (三)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体例 |
| (四)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特色 |
| (五)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不足 |
| 二、《汉书艺文志条理》 |
| (一) 《汉书艺文志条理》缘起及成书过程 |
| (二) 《汉书艺文志条理》体例及取材 |
| (三) 《汉书艺文志条理》的贡献 |
| (四) 《汉书艺文志条理》的不足 |
| 三、姚振宗《汉书·艺文志》研究与补遗的评价 |
| 第二节 五家补後汉艺文志 |
| 一、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 |
| (一) 《补续汉书艺文志》缘起 |
| (二) 《补续汉书艺文志》的版本 |
| (三) 《补续汉书艺文志》的取材 |
| (四) 《补续汉书艺文志》编纂体例 |
| (五) 《补续汉书艺文志》的价值 |
| (六) 《补续汉书艺文志》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附录 |
| 二、顾櫰三《补後汉书艺文志》 |
| (一)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成书、版本及体例 |
| (二)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价值 |
| (三) 《补後汉书艺文志》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三、侯康《补後汉书艺文志》 |
| (一)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版本 |
| (二)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体例 |
| (三)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价值 |
| (四) 《补後汉书艺文志》的问题 |
| 小结 |
| 四、姚振宗《后汉艺文志》 |
| (一) 《後汉艺文志》编纂体例及特色 |
| (二) 《後汉艺文志》的着录原则 |
| (三) 《後汉艺文志》的考证内容 |
| (四) 《後汉艺文志》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五、曾朴《补後汉书艺文志并考》 |
| (一) 《补後汉书艺文志并考》缘起及成书经过 |
| (二) 《补後汉书艺文志并考》的体例特色 |
| (三) 《补後汉书艺文志并考》的按语内容 |
| (四) 《补後汉书艺文志并考》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六、五家补後汉艺文志的成就和不足 |
| 第三节 章宗源、姚振宗对《隋书·经籍志》的研究 |
| 一、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 |
| (一) 《隋经籍志考证》编纂缘起及版本 |
| (二) 《隋经籍志考证》是未定稿 |
| (三) 《隋经籍志考证》的体例特色 |
| (四) 章宗源订补《隋志》及两《唐志》之误 |
| (五) 《隋经籍志考证》订补 |
| (六) 《隋经籍志考证》的影响 |
| 二、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
| (一) 撰写缘起、体例及版本 |
| (二) 《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价值 |
| (三) 《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不足 |
| 三、章宗源姚振宗考补《隋书·经籍志》的比较和评价 |
| 第三章 清朝政书纂修当中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三通馆人员构成及运作 |
| 一、增补馆臣名录 |
| 二、馆臣构成考 |
| 三、三通馆的奖惩措施及闭馆时间 |
| 第二节 清六通纂修及武英殿本刊竣时间 |
| 一、六通成书时间 |
| 二、清六通武英殿本刊竣时间 |
| 第三节 《续通志》在目录学上的价值和不足 |
| 一、《续通志·艺文略》 |
| (一) 《续通志·艺文略》与郑樵《通志·艺文略》的不同 |
| (二) 《续通志》的版本 |
| (三) 《续通志·艺文略》的类目设置 |
| (四) 《续通志·艺文略》的价值 |
| 二、《续通志》的《图谱略》与《校雠略》 |
| (一) 《续通志·图谱略》 |
| (二) 《续通志·校雠略》 |
| 第四节 《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和不足 |
| 一、《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版本 |
| 二、《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类目设置 |
| 三、《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着录内容 |
| 四、《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与《续通志·艺文略》的区别 |
| 五、《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一) 纠王圻《续文献通考》之误 |
| (二) 反映《四库全书》纂修初期情况 |
| 第五节 清人纂修政书在目录学方面的总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1 研究概况 |
| 2 民国目录学的整体研究 |
| 3 民国目录学的具体理论问题 |
| 4 目录学家和目录学着作 |
| 5 分类理论和专科目录 |
| 6 专科目录学 |
| 7 结语 |
四、1998-2003年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来新夏的文献学成就研究[D]. 梅洁. 苏州大学, 2020(03)
- [2]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研究[D]. 何鑫磊.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J]. 傅荣贤,华建铭. 图书馆杂志, 2020(02)
- [4]编目与造藏 ——唐宋之际的经录与藏经[D]. 张旭. 浙江大学, 2019(07)
- [5]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6]《宣和画谱》绘画着录及递藏研究[D]. 肖伟.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9]清代史志目录専题研究[D]. 韩李良. 山东大学, 2017(05)
- [10]民国目录学研究述评[J]. 熊静. 图书馆杂志,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