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蕊[1]（2021）在《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乡村振兴,人才要先行,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因此做好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工作,一方面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为农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出产基地,但是在经济转型、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及农业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也面临着农村人口减少与人才流失严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因此,做好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工作,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阐述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相互作用机理,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理,得出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然后分析了黑龙江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状况。并以基础理论和黑龙江的实际情况为依托,以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索洛的技术进步因素和索洛旺斯的劳动有效性构建有效劳动模型,进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农村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支出法估算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将所得指标数据代入到有效劳动模型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农村物质资本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在黑龙江农业经济增长中,农村健康人力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最大,农村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农村健康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最小;在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均大于农村物质资本;并对以上结果做了原因分析。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分别从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升教育投资质量、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引导农村劳动力个体投资意愿四个方面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阮华[2]（2021）在《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文中研究表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创造了“十七连丰”的可喜局面,其中2004—2012年连续“九连增”,2015年以来粮食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实现了粮食由产不足需到产需稳定、丰年略有余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夯实了基础。但是,我国粮食发展也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隐忧。由于发展方式的问题,我国粮食总产量在稳步提升的同时也给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地压力,导致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正是因为认识到传统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在保证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一种内涵式的现代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随着农村土地确权、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土地流转市场快速发展,规模化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迅速,土地集中趋势日渐明显。在现行惠农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土地流转规模差异较大,既有5亩以内的,也有100亩以上的,那么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是什么?同时,在土地三权分置的产权结构下,我国土地流转在时间上呈现出短期和长期并存的局面,那么长期流转是否有利于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着流转期限的延长,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会呈现怎样的变动趋势?流转期限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是什么?如何设计合理有效的流转制度来协调人们资源利用和生产行为,确保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和实现粮食生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正是结合我国土地流转规模多样化、期限多元化,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构建有利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改善和粮食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流转制度,不仅对实现当前我国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本研究将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微观农户分析框架,利用能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数据信息计算误差的方法分析了不同维度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测度与解析。本部分利用MBP-EBM模型对农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避免了异质性农户前沿面不一致导致的测量偏误问题,并分析了其分布特征,考察了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1）样本农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均值为0.491,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531,规模效率均值为0.935。若不考虑粮食生产的面源污染,各效率值均值均会上升。比较分析来看,不考虑粮食生产的面源污染,将导致效率水平的高估。而从绝对值大小来看,样本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是比较低的,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分布来看,无论是平均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还是加权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高发展水平地区均优于中发展水平地区,中发展水平地区均优于低发展水平地区;以经营规模为权重的全部样本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为0.521。（3）从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交叉分析来看,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除土地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的样本外,土地流转期限与技术效率水平正相关,即随着土地流转期限的延长,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水平逐渐上升。研究内容二,流转规模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本部分运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变化情况,以及探明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之间先升后降,过小或过大的土地流转规模都不利于提高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考虑了土地流转规模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2）当土地流转规模低于120亩时,扩大土地流转规模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匹配度,降低效率损失;当土地流转规模超过120亩时,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会推高粮食生产经营管理成本,造成效率损失,从而使得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3）土地流转规模与粮食生产机械化程度间存在正向关系,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促进了机械化程度的加深,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机械化程度表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机械化程度在土地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中的中介效应为4.72%。研究内容三,流转期限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本部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长期流转的绿色效率提升效应,以及通过设置土地流转时间强度连续变量,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增大时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变化,并探明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增大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1）长期流转能够使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得到提升,长期流入户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比若短期流入时的反事实效率水平平均高14.7个百分点,短期流入户若长期流入,其反事实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也将平均提升18.5个百分点。（2）当流转期限为5年及以内时,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因果效应为正,但促进效应却逐渐减弱;当流转期限超过5年时,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因果效应为负。（3）土地流转时间强度与粮食生产跨期投资间存在正向关系,土地流转时间强度的增大促进了跨期投资的增加,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随跨期投资表现出递增的变化趋势,跨期投资在土地流转时间强度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中的中介效应为6.29%。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1）增强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2）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土地流转期限适度长期化。（3）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检测与评估,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户参与机制,创造良好的农田基础环境。（4）加大农业专业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鼓励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农业服务领域,推进服务规模经营。（5）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发挥多元主体的合力,为农民提供专业培训以提高其科学素质。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丸源[4]（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张燕[5]（2020）在《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力资本在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探索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研发发现,不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分析都采用较为单一的视角或指标度量人力资本,探索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且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本文从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攀比心理和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遵循“外部因素——内在因素——表现形式”的思路,系统地从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研究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采用的样本为1999～2019年沪深两市A股的公司,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数理分析、实证检验以及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基于人力资本成本视角,将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引入生产函数中,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企业产出。实证检验发现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呈上升趋势,人力资本创造价值受成本机制和激励机制共同影响,当前主要是成本机制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人力资本成本占比的进一步上升,激励机制会发挥主导地位,即人力资本成本占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非线性,但目前主要表现为负关系。基于攀比心理出发,将人力资本努力程度引入生产函数中,发现人力资本努力程度受同行业企业平均薪酬的影响,攀比心理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呈非线性。对企业所有员工而言,攀比心理越小越有利人力资本发挥积极的价值创造功能,攀比心理在影响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方面具有门槛效应;相比于管理层,普通员工攀比心理对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着;普通员工和管理层攀比心理的异同性也会影响其人力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发挥。基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发现人力资本结构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实证研究中通过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和相对同行业人力资本结构指数,证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过程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且这种关系与企业性质无关,相对于同行业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水平越高人力资本越能够发挥积极的价值创造能力。攀比心理视角下人力资本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非常有限;由于人力资本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得人力资本数量变化与股票收益负相关;人力资本结构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风险因子,但不是定价因子;人力资本成本占比是影响股票收益的定价因子,加入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的定价模型比三因子和五因子的定价效率更高。具体而言,通过回归分析和投资组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人力资本成本占比具有正的股票收益预测能力;借助三因子和五因子通过Fama-Mac Beth回归证明人力资本成本占比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风险因子,且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相对Fama-French的五因子不是冗余因子;最后通过GRS检验发现包含人力资本成本占比风险因子的模型能够更有效的解释股票收益。本文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检验探索了人力资本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的不同影响,以环环相扣的方法,从“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攀比心理——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系统的剖析了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为人力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增量贡献、丰富了人力资本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研究。探索了人力资本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丰富了股票收益影响因子方面的文献,从人力资本视角为资产定价领域做了增量工作。本文聚焦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到一些具有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结论和观点,对公司薪酬制定、人员管理、国家颁布政策等具有指导意义。
韩叙[6]（2020）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快速推进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乡城流动人口,其对中国城镇化进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规模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数量庞大的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在各个行业分布广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然而,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就业或存在一些问题,不仅会造成乡城流动人口在城镇发展受限,而且对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也会造成影响,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依据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理论指导,基于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69个城市2928个混合截面样本,引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这个核心变量,在阐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及迁移行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影响职业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追溯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历程,揭示了建国以来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迁移的六个阶段特征。目前,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规模整体提升,人口流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为主,区域之间差异明显,乡城流动人口迁移模式以举家迁移为主,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市。（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乡城流动人口两种重要的资本,其共同效应在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中同时存在。论文在刻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内涵的基础上,运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组合权重法计算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并以其交互项作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表征。研究发现,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水平整体偏低,从分布范围来看,虽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都有一定程度的集中,但是样本群体内部差异明显。（3）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城市规模和迁移模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匹配程度越高,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至更高规模城市的可能性越高,举家迁移的可能性越高。在人力资本处于较低水平时,无论社会资本水平高低,都不会对迁移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人力资本处于较高水平时,无论社会资本水平高低,都会对迁移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社会资本效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结构单一,同质性较强,单靠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不会对迁移决策带来决定性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资本中异质性资源增加,通过社会网络触及到的顶端资源更多,会对迁移决策带来决定性影响。由此看出,人力资本在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4）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发展型职业选择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乡城流动人口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生存型职业,此时社会资本高的乡城流动人口更有机会从事生存型自雇职业,选择机会更多。在人力资本水平处于较高阶段时,乡城流动人口有机会跨越职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在人力资本处于较高阶段,社会资本在职业选择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5）运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迁移行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职业选择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迁移城市规模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发展型受雇中存在中介效应,迁移模式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发展型自雇中存在中介效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迁移城市规模—职业选择”、“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迁移模式—职业选择”这一路径实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正向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城市规模、迁移模式,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迁移距离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发展型自雇职业选择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及职业选择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注重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发挥各方作用,提升乡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从生存型职业向发展型职业的转变。积极构建次级关系网络,逐步引导乡城流动人口理性择业。完善城市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服务体系,保障乡城流动人口基本权益。
宁宇哲[7]（2020）在《广义人力资本度量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经济总体持续增长的同时,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还有扩大的趋势。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和共同富裕已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鉴于人力资本在以往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一是采取客观、科学的方法测度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准确分析地区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与成因;二是分析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有效途径,以便采取措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人力资本水平的测量方法问题,这是应用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实证基础。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自提出以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如何准确测量人力资本一直是一个理论难点。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但人口资本的测度却不能简单地套用物质资本的测量方法。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本,其生产、积累和作用于经济的过程都难以直接观测。以往的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在测量人力资本水平时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人力资本质量差异的问题。认为所有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相同,将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单一归因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差异。二是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替代弹性问题。认为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完全替代的关系,将人力资本总量视为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的简单或加权加总。鉴于人力资本度量方法中的问题,本文借鉴并发展了Jones（2014）提出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将人力资本质量和替代弹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的计算中。首先,明确了基础层级人力质量的概念和测量手段,基于微观数据和计量模型建立了各省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体系,系统分析了我国地区间的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补充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应用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结合中国人力资本指数项目等数据,对我国2015年各省广义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量进行了估算,并对不同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结果间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构建要素解释系数,阐述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结果的全面性和效率,并对造成各省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其次,需要解决的是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问题。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多种渠道,其中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以来,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差距较大,加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差距。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以通过合理调整教育资源的投入总量和结构,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从而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引入网络远程教育可以丰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提升当地的教育质量,提高当地学生的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传统教育形式,网络远程教育传播教育资源的成本更低,有助于快速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实际上,网络远程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多方面,在传播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带来了全新的课堂体验和学习形式。而这些变化都可能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乃至个人性格等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对欠发达地区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是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发展了广义人力资本计算方法,丰富了国内关于人力资本度量的理论体系,应用广义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对中国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重新度量。探讨科学、客观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推进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也可以为人力资本相关政策提供支持。第二,本文基于广义人力资本的度量结果分析了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指出教育质量差异是造成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通过更为全面、客观的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进行人力资本水平估算,不仅可以更为真实的反映区域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造成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原因。第三,在准确分析区域广义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及其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解决区域间人力资本差异过大的途径和方式。基于“双师教学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论证网络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资源的共享手段,可以对提高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发挥长效作用。第四,探讨了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说明网络远程教育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其提升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另一途径。评估网络远程教育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丰富非认知能力形成机制的讨论,也为区域人力资本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的论述包括七个章节,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概述,其余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三章是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框架体系的介绍。主要包括: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的由来、主要内容和具体的推导过程,提出人力资本质量的度量方法并计算各省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还分析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Jones（2014）基于移民工资差异估算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差异的方法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简单的用工资比率代表人力资本质量之比实际上将性别、工作经验等因素的影响都归结为人力资本质量差异,而实际上这些因素并不是人力资本质量衡量的范畴。其次,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问题,即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并不能代表流出地的人力资本质量。如果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能力、更强的进取精神,则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高估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因此,本文引入Mincer扩展方程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我国不同省份的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发现,如设东部地区省份的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为100,则东北地区省份的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为92.15,中部地区省份的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为90.79,西部地区省份的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为85.91。从相关系数的结果来看,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与教育质量间的相关系数介于0.603-0.697之间,且在至少1%的统计水平上显着,这说明基础层级教育质量与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四章是各省人力资本质量和广义人力资本水平的估算和分析。主要包括:具体应用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估算各省的广义人力资本总量与人均量,并基于要素解释系数分析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准确性和效率。从广义人力资本总量与效率单元总量结果的比较来看,效率单元总量在各个省份均低于广义人力资本总量。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效率单元占广义人力资本的比率较低,如北京市效率单元只占广义人力资本的24.75%;而在在经济欠发达的东北、中部和西部省份,效率单元占广义人力资本的比率较高,如西藏自治区效率单元可以占到广义人力资本的98.33%。广义人力资本总量和J-F人力资本总量结果的比较发现,J-F人力资本总量倾向于低估人力资本总量较高省份（如北京市）的人力资本,而倾向于高估人力资本总量较低省份（如西藏自治区）的人力资本。从三类人力资本估算方法要素解释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64.13%-89.46%之间,J-F人力资本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56.46%-85.01%之间,而效率单元估算法的要素解释系数介于34.72%-81.49%之间。这表明相比J-F人力资本估算法和效率单元估算法,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法在度量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上更有效率,也说明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及其替代弹性是导致省份间人力资本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五章是网络远程教育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影响分析。主要包括:分析网络远程教育对欠发达地区学生成绩变动的短期、长期影响,并对产生影响的路径进行探讨,从中分离出网络远程教育对于欠发达地区教师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双师项目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整体影响为正,即双师项目对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成绩表现有着显着的积极影响。从实验班的回归系数来看,参与双师实验班的学生的数学成绩比对照班学生数学成绩平均提高了0.697个标准差。从更为直观的成绩百分位来看,对于一个数学成绩位于50%分位的学生来说,进入双师实验班学习可以使其数学成绩提高到76%百分位。从半实验班的回归系数来看,参与双师半实验班的学生的数学成绩比对照班学生数学成绩平均提高了0.259个标准差。从成绩百分位来看,对于一个数学成绩位于50%分位的学生来说,进入双师半实验班学习可以使其数学成绩提高到61%百分位。从实验班与半实验班6期的回归系数来看,双师项目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的积极影响有随着项目持续时间增长而增加的趋势。第六章是网络远程教育对欠发达地区个体非认知能力水平的影响分析。主要包括:构建欠发达地区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分数指标体系,分析网络远程教育对不同类型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路径,并对不同特征个体受到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分析。从不同非认知能力的维度来看,进入双师实验班对学生外向性和开放性的影响估计系数分别在0.135-0.168和0.264-0.289,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着,如按百分数解释,进入双师实验班将使学生外向性和开放性的得分上升5%和10%;进入双师半实验班对学生开放性的影响估计系数在0.125-0.131,也至少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着,如按百分数解释,进入双师半实验班将使学生开放性的得分上升5%。这表明,参与双师实验班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外向性和开放性维度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参与双师半实验班也会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开放性维度产生积极影响。第七章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主要对论文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总结,并对区域教育质量、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引入并发展了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建立了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体系。本文引入了全新的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方法体系,对国内各省广义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量进行测算,分析了各省人力资本水平的真实差异,并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同时,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中的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进行区别分析,提出了人力资本质量的度量方法,并首次尝试建立各省基础层级人力资本的质量指数。第二,分析了网络远程教育这种全新教育形式对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系统的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形式,也将会对接受网络教育的个体人力资本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网络远程教育对教育质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并探讨了产生影响的机制和途径,对影响的异质性也进行深入分析。第三,探讨了个体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及其受到网络远程教育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本文以大五人格为测量标准,度量了欠发达地区初中生的非认知能力的水平。并结合网络远程教育的实施情况,分析网络远程教育作为外部冲击对个体非认知能力产生的影响。在丰富非认知能力形成理论的同时,指出了网络远程教育提升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另一条途径。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第一,由于国内流动人口数据上的时间跨度和内容均有限,本文只测算了2015年各省的广义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指数。如果可以获得更多年份的数据,则可以建立更为丰富的广义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质量指数数据库。第二,网络远程教育作为新兴教育形式,国内尚无系统统计数据,本文对网络远程教育影响的研究只能基于实地调研获得数据,而由于调研地域所限,部分分析的结果及政策建议向全国范围推广需进一步探讨。
宋璐[8]（2020）在《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计量研究》文中认为纵观建国70余年间我国的城乡发展历程,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到城乡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我国农村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城乡总体发展模式还是以城市发展为主,农村发展为辅。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不仅要缩小既有的城乡差距,还要改变农村“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被动跟随地位。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着眼于我国当前发展中诸如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矛盾与问题,人力资本作为当今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对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两大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及人力资本质量三个层面分析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及效果。为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文章首先构建了城市和乡村综合发展指标,并用这两个指标,借鉴融合度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模型用以测算我国的城乡融合水平。然后,文章以城乡融合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本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用2005—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面板模型以检验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效果及空间异质性。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实现农村发展和城乡平衡发展,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水平的测度结果表明全国城乡融合水平处于中度融合,东部地区处于中高度融合,中部地区处于中度融合,西部地区处于中低度融合。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存在“马太效应”,城乡融合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越快,而城乡融合水平较低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越慢。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可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减小人力资本结构差异,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来实现。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高,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将逐渐由抑制转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此外,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效果存在区域差异性,人力资本对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其中,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中部地区在于减小人力资本结构差异,西部地区在于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杨均华[9]（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王烜[10]（2020）在《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健康中国”规划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这凸显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在实现这一规划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共卫生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相关的实践也说明了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改进之处。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起步晚、水平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即便如此,公共卫生支出在当前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既“有形”也“无形”。现如今,农村居民的生产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向城市进行劳动力转移从而从事非农生产。而探究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是评估公共卫生支出政策经济效果的重要窗口。基于此,本文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视角出发,以农户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在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和家庭医疗支出双重作用下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和劳动力转移行为特征与变化,为改进农村地区的公共卫生支出政策提供决策参考。近年来,中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增长迅速,在保障居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城镇居民相比,公共卫生支出增长对农户的边际影响更大。一是因为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条件和基础较差,每增长一定比例的公共卫生支出产生的效用更高;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基础卫生条件差引发的疾病风险较高,公共卫生的投资可以缓解农民医疗支出负担,对农民自身效用改善效果较为明显。本文界定了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将影响分为两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直接提升农村区域基础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基础健康水平,使得农民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并获得更高水平的农业产出;二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带来的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间接提高了农村居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的概率,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两种经济性影响共同反映了公共卫生支出的重要性,且两种经济性影响的链接变量是“健康”,因此本文实证部分首先分析了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健康产出的影响,然后分析了健康水平提升之后的农户生产行为的变化。本文运用面板Logit模型、面板Probit模型、固定效应面板Logit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研究,而鉴于分析对象和变量的差异,本文研究的主要数据有两类:一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二是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本文研究的逻辑思路是:“一条主线”+“一条副线”。一条主线是随着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的生产行为是否发生变化,或者农村地区的居民是否受益（收入或获取收入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本文以农户生产行为来测度农民是否受益。在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即农业产出和非农产出,前者是农业生产收益,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之后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为何能够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呢?主要有两个过程:一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升了农民健康水平,农民健康水平提升之后将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二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升了农民健康水平,农民健康水平提升之后将大大增加其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概率,而从事非农产业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远远高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所获取的收入。一条副线是随着我国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农村地区居民身体健康水平是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进?根据主线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对农民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以及劳动力转移行为的影响的中间环节应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大大提升农民健康资本水平”。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本文将再次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数据来检验,并进一步论证主线效应的成立。基于上述逻辑,本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与背景分析,即导论部分。这部分主要交代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为第一章。这部分内容是本文研究的基石。首先,该部分界定了本文的相关概念,奠定了本文的概念基础。其次,该部分交代了研究相关的基础理论,如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本文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该部分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总结和归纳,厘清了当前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生产及其关系的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即为第二章。本章内容将重点阐述我国公共卫生支出政策的发展趋势和区域差异,并在区域差异基础上对公共卫生支出与农户生产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了阐述,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奠定逻辑基础。第四部分为副线研究,即为第三章。本文主要检验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分析公共卫生支出增加之后,农民的健康产出变量是否有变化或改进,以及分析改进的程度及原因。第五部分为主线研究,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一是在第四章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生产投入与产出的影响。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章将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结合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的影响。二是在第五章研究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作为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二,这一章将重点分析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农户家庭成员外出从事非农生产的概率或比例是否增加。第六部分为本文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即为第六章。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总结本文研究结论和探讨提升公共卫生支出效率与效果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内容安排,本文研究有三类七大结论:第一,在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居民三大健康行为的影响:一是农村公共卫生基本环境与服务的健康效应较为显着,其中“附近医院可及程度,距离远近”和“体检频率”的健康效应更为明显;“家庭饮用水来源”和“家庭厕所用水类型”的健康效应亦明显,但与前两个变量相比则较弱。值得一提的是,“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比较突出,结果显示农民参与医疗保险之后,健康水平提升概率增加9.78%。积极参与医疗保险是国家健康政策的重要组成,对于农民而言,参与医疗保险可以极大程度减少其医疗支出的负担,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其看病的积极性,对其健康水平的改进比较明显。二是农民个体特征的健康效应需慎重对待,其中农民的年龄特征的健康产出效应最为明显,回归系数为-0.0238（1%置信水平上显着）,说明了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健康水平下降的速度较快,虽然是负向影响,但显着性水平说明了其对农民的健康产出效应较为明显;而“户籍”变量测度的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显着;“城镇户籍”与“收入”两变量之间关联性比较大,产生的健康效应保持一致;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性别等的健康效应并不明显;积极参加锻炼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而适当饮酒也会改进健康,但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抽烟与健康负相关。三是收入差异与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的健康效应有显着差异,城镇居民因收入越高,他们会选择治疗水平高的大型医院而非就近治疗（-0.0942**）,而收入越低就近选择医疗机构的概率较大（-0.0837***）;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医疗保险的支出预算并不高,社会医疗保险的完善对其更加重要（0.0878***）,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除了社会医疗保险可选之外,商业医疗保险也是其重要的选择（0.0745*）;年龄越小的居民,体检意识越强,自我健康水平提升的概率越大,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积极性越高。第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家庭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有异质性影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原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将加大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将会增加;原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将增加外出从事非农生产的概率,而农业生产产出将会减少,非农生产产出将会增加。二是原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的非农生产概率增大,即大多数农户为了更高收入而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三是在样本地区,由于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专业,原农业用地会以一定的价格出租,家庭土地租金收入会增多,而农业生产产出会减少,即这种情况下公共卫生支出不仅会导致非农业为主的区域农业生产投入减少,还会导致农业生产产出减少。四是公共卫生支出增加间接产生了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效果,即当非农业为主的农户减少农业生产投入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时,大量农业用地空出和流转,大规模农业生产成为可能,效率得到提升。但这一土地增值效果对不同行业影响有差异,传统种植业和林业的效率提升不明显,反而出现下降趋势;但畜牧和水产品养殖的农户受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因为其本身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并不会轻易产生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第三,公共卫生支出通过提高农户的健康水平从而总体上显着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同时体现出异质性影响。一是公共卫生支出总体上提升了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农村居民健康资本,加快其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但由于个体健康存储水平的差异,以及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地区医疗可及性等因素的差异,健康资本提升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农村居民健康水平提升后的劳动力转移行为也存在差异。原健康存储水平较高的农户,因公共卫生支出增加带来的健康水平提升程度并不明显,继而产生的劳动力转移概率提升并不高（原本就处于外出务工状态）;原健康存储水平较低的农户,因公共卫生支出增加带来的健康水平提升较为明显,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概率较大。二是由于从农村转移至城镇二、三产业的农户从事工作的危险性较高,会导致明显的健康折损,因此从事非农生产的持续性和竞争力较弱,会产生农业劳动力的回流现象,公共卫生支出补偿了转移劳动力的健康损耗,减少了回流现象。
二、农村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力资本相关概念 |
| 2.1.2 农村人力资本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 |
| 2.3.1 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2.3.2 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引致作用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演变分析 |
| 3.1 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分析 |
| 3.1.1 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源概况 |
| 3.1.2 黑龙江省农村地区教育情况 |
| 3.1.3 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 3.1.4 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
| 3.2 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有效劳动模型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构建 |
| 4.2 变量指标描述 |
| 4.2.1 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度量 |
| 4.2.2 农村物质资本的度量 |
| 4.2.3 农村人力资本的度量 |
| 4.3 数据来源 |
| 4.4 数据处理 |
| 4.4.1 多元回归分析 |
| 4.4.2 主成分回归分析 |
| 4.4.3 贡献率计算 |
| 4.5 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策建议 |
| 5.1 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农村人力资本流动 |
| 5.2 提升教育投资质量打造农村人力资本新动能 |
| 5.3 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
| 5.4 引导农村劳动力个体投资意愿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合理增长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土地流转 |
| 2.1.2 土地流转规模 |
| 2.1.3 土地流转期限 |
| 2.1.4 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契约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3.1 农户土地流转的研究 |
| 2.3.2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测度方式及指标选取 |
| 2.3.3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 |
| 2.3.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土地流转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土地流转与否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总体理论 |
| 3.1.1 基于正向作用观点的帕累托改进 |
| 3.1.2 基于零和观点的新制度经济学 |
| 3.2 土地流转规模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2.1 要素替代效应 |
| 3.2.2 人力资本效应 |
| 3.3 土地流转期限影响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机制分析 |
| 3.3.1 跨期投资激励效应 |
| 3.3.2 跨期技术采纳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调研设计、数据来源与样本统计描述 |
| 4.1 调研过程 |
| 4.2 数据来源、处理与应用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调查问卷涉及的主要内容 |
| 4.2.3 数据处理与应用 |
| 4.3 样本农户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1 户主基本特征 |
| 4.3.2 家庭特征 |
| 4.3.3 生产特征 |
| 4.3.4 土地流转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测度与解析 |
| 5.1 模型与指标选取 |
| 5.1.1 模型介绍 |
| 5.1.2 评价指标变量的选取 |
| 5.2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估计及分布 |
| 5.2.1 基于MBP-EBM模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测算 |
| 5.2.2 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分布特征 |
| 5.3 土地流转与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交叉统计分析 |
| 5.3.1 不同土地流转规模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 5.3.2 不同土地流转期限下的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土地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界定与量化 |
| 6.2 土地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 |
| 6.2.2 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
| 6.3 土地流转规模影响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7.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界定与估算 |
| 7.2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基于长期和短期的实证分析 |
| 7.2.1 描述性统计 |
| 7.2.2 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
| 7.3 土地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基于时间强度实证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广义倾向得分估计结果 |
| 7.4 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路径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 |
| 8.1.2 流转规模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8.1.3 流转期限对农户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增强政策引导作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流转 |
| 8.2.2 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土地流转期限适度长期化 |
| 8.2.3 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创造良好农田基础环境 |
| 8.2.4 加大农业专业服务组织扶持力度,推进服务规模经营 |
| 8.2.5 加强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其科学素质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水稻种植户调查问卷 |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人力资本 |
| 1.3.2 人力资本度量方法 |
| 1.3.3 企业价值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2.1.2 锦标赛理论 |
| 2.1.3 社会比较理论 |
| 2.1.4 资产定价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2 微观层面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分析 |
| 3.1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 |
| 3.1.1 成本视角 |
| 3.1.2 攀比视角 |
| 3.1.3 特征视角 |
| 3.2 人力资本影响股票收益 |
| 3.2.1 调整成本视角 |
| 3.2.2 风险传播视角 |
| 3.3 影响机理 |
| 3.3.1 创新渠道 |
| 3.3.2 人才流动渠道 |
| 3.3.3 生产率渠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成本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2 攀比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1.3 特征视角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2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研究设计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成本视角实证结果 |
| 4.3.3 攀比视角实证结果 |
| 4.3.4 特征视角实证结果 |
| 4.3.5 拓展性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成本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4.2 攀比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4.3 特征视角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力资本影响企业绩效机理分析 |
| 5.1 调节机理 |
| 5.1.1 外部环境调节 |
| 5.1.2 内部激励调节 |
| 5.1.3 高管自信调节 |
| 5.2 中介机理 |
| 5.2.1 创新渠道 |
| 5.2.2 人才流动渠道 |
| 5.2.3 生产率渠道 |
| 5.3 实证分析模型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外部环境 |
| 5.4.2 内部激励 |
| 5.4.3 高管自信 |
| 5.4.4 创新 |
| 5.4.5 人才流动 |
| 5.4.6 生产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力资本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及机理 |
| 6.1 假设提出 |
| 6.1.1 信息传递渠道 |
| 6.1.2 调整成本渠道 |
| 6.1.3 风险传播渠道 |
| 6.2 实证分析模型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信息传递 |
| 6.3.2 调整成本 |
| 6.3.3 风险传播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管理启示 |
| 7.2.1 政府颁布政策方面的建议 |
| 7.2.2 公司治理方面的建议 |
| 7.2.3 投资者投资方面的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研究 |
| 1.3.2 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研究 |
| 1.3.3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研究 |
| 1.3.4 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问题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样本来源及说明 |
| 1.6 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社会资本 |
| 2.1.3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 |
| 2.1.4 乡城流动人口 |
| 2.1.5 核心家庭界定 |
| 2.1.6 迁移行为 |
| 2.1.7 职业选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社会资本理论 |
| 2.2.3 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演化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2.5 理性选择理论 |
| 2.2.6 工作搜寻理论 |
| 2.2.7 人-职匹配理论 |
| 2.2.8 职业锚理论 |
| 2.2.9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
| 2.3 作用机理分析 |
| 2.3.1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
| 2.3.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 |
| 2.3.3 迁移行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职业选择中的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历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引言 |
| 3.2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历程 |
| 3.2.1 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迁移历程 |
| 3.2.2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历程 |
| 3.3 基于宏观视角的乡城流动人口迁移现状分析 |
| 3.3.1 流动人口规模整体提升,人口流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 |
| 3.3.2 人口流动以省内流动为主,区域之间差异明显 |
| 3.3.3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模式以家庭整体迁移为主 |
| 3.3.4 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呈多样化态势 |
| 3.4 基于样本群体的乡城流动人口迁移现状分析 |
| 3.4.1 基于样本群体的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距离分析 |
| 3.4.2 基于样本群体的乡城流动人口迁移城市规模分析 |
| 3.4.3 基于样本群体的乡城流动人口迁移模式分析 |
| 3.5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未来趋势分析 |
| 3.5.1 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仍将持续保持增长,但增速趋于放缓 |
| 3.5.2 乡城流动人口家庭整体迁移比例继续上升,家庭结构继续扩大 |
| 3.5.3 乡城流动人口省内迁移占比逐渐增加,定居更倾向于中小城市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测度与分析 |
| 4.1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人力资本构成 |
| 4.1.2 社会资本构成 |
| 4.1.3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 |
| 4.2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度量 |
| 4.2.1 度量方法选择 |
| 4.2.2 组合权重法 |
| 4.2.3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 4.3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测度 |
| 4.4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分组方法选择 |
| 4.4.1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分组依据 |
| 4.4.2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分组方法适用性说明 |
| 4.5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合特征分析 |
| 4.5.1 不同迁移行为下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合类型分析 |
| 4.5.2 不同职业身份下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组合类型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3.1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多元线性回归实证结果分析 |
| 5.4.2 倾向得分匹配实证结果分析 |
| 5.5 异质性分析 |
| 5.5.1 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下社会资本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5.2 社会资本异质性视角下人力资本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5.3 代际差异视角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3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 6.3.3 模型设定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4.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实证回归结果 |
| 6.5 异质性分析 |
| 6.5.1 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下社会资本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6.5.2 社会资本异质性视角下人力资本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迁移行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职业选择影响中作用机理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7.3 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选择 |
| 7.3.2 模型设定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迁移城市规模、迁移模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4.2 迁移距离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乡城流动人口迁移阶段特征分析 |
| 8.1.2 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特征分析 |
| 8.1.3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分析 |
| 8.1.4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8.1.5 迁移行为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职业选择影响中作用机制分析 |
| 8.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 8.2.1 注重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 |
| 8.2.2 发挥各方作用,提升乡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实现从生存型职业选择向发展型职业选择的转变 |
| 8.2.3 积极构建次级关系网络,逐步引导乡城流动人口理性择业 |
| 8.2.4 完善城市就业市场和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乡城流动人口基本权益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组合权重法的确定及分析过程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广义人力资本度量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和数据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的理论和度量方法 |
| 第二节 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水平 |
| 第三节 网络远程教育与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 |
| 第三章 广义人力资本估算理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广义人力资本估算框架 |
| 第三节 基础层级人力资本质量指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广义人力资本与区域人力资本差距分析 |
| 第一节 广义人力资本估算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广义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差异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网络教育与落后地区教育质量发展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双师教学项目数据描述 |
| 第三节 计量模型及回归方法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网络教育与个体非认知能力发展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数据描述 |
| 第三节 计量模型与回归方法 |
| 第四节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总结 |
| 第二节 政策分析与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国内外人力资本研究 |
| 2.1.1 国外人力资本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人力资本相关研究 |
| 2.2 国内外城乡发展研究 |
| 2.2.1 国外城乡发展经验研究 |
| 2.2.2 国内城乡发展历程研究 |
| 2.3 人力资本与城乡发展关系综述 |
| 2.3.1 国外人力资本与城乡发展关系研究 |
| 2.3.2 国内人力资本与城乡发展关系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 |
| 3.1 主要概念界定 |
| 3.1.1 人力资本 |
| 3.1.2 城乡融合发展 |
| 3.2 相关理论基础 |
| 3.2.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3.2.2 内生增长理论 |
| 3.3 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及效果分析 |
| 3.3.1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
| 3.3.2 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融合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度量与分析 |
| 4.1 我国城市和农村发展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分析 |
| 4.1.1 指标体系框架构建 |
| 4.1.2 数据选择来源 |
| 4.1.3 测算方法介绍 |
| 4.1.4 测算结果分析 |
| 4.2 城乡融合模型的构建与测度 |
| 4.2.1 城乡融合模型构建 |
| 4.2.2 城乡融合水平测度结果 |
| 4.3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的评价与分析 |
| 4.3.1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评价 |
| 4.3.2 我国城乡融合水平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说明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单位根检验 |
| 5.3.2 协整检验 |
| 5.3.3 模型选择检验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10）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支出 |
| 二、农户生产行为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 |
|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公共卫生支出的相关研究 |
| 二、健康人力资本与公共卫生支出的经济效应研究 |
| 三、公共卫生支出、健康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转移研究 |
| 四、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行为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第二章 公共卫生支出趋势、区域差异与农户生产行为分析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支出的政策变迁与变化趋势 |
| 一、不同卫生政策体系下的公共卫生支出 |
| 二、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制度的发展变革 |
| 三、公共卫生支出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支出的区域差异分析 |
| 一、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差异现状 |
| 二、研究方法与测算公式 |
|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四、公共卫生支出的泰尔指数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差异与农户生产行为分析 |
| 一、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差异与农户生产行为的常规逻辑 |
| 二、公共卫生支出区域差异与农业生产行为的逻辑分析 |
| 三、公共卫生支出的区域差异与劳动力转移的逻辑分析 |
| 第三章 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框架构建及分析 |
| 一、不确定性下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模型 |
| 二、公共卫生支出下农户医疗支出的理论分析 |
| 三、农民健康资本提升对公共卫生支出需求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回归分析 |
| 一、变量设置 |
| 二、样本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支出对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健康与农业生产行为逻辑分析 |
| 一、机理分析 |
| 二、估计模型分析 |
| 三、数据、变量设置与描述性分析 |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支出与农业生产投入 |
| 一、估计模型与变量选取 |
| 二、实证估计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支出与农业生产产出 |
| 一、估计模型和变量选取 |
| 二、实证估计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公共卫生支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健康与劳动力转移行为的理论逻辑 |
| 一、机理分析 |
| 二、理论解释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支出与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方法与估计模型 |
| 二、数据、变量与描述性 |
| 三、实证估计分析 |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公共卫生支出增长迅速但区域分化明显 |
| 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有显着的健康改进效应 |
| 三、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与劳动转移的差异影响 |
| 四、公共卫生支出促进农业劳动力稳定转移并推动土地流转 |
| 五、公共卫生支出对不同类农业生产行为与劳动转移的差异影响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稳定推进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增长 |
| 二、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卫生支出机制 |
| 三、适度向农村地区倾斜公共卫生支出政策 |
| 四、精准识别和提升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支出规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农村人力资本度量方法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黑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蕊.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2021(12)
- [2]土地流转对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基于流入户视角[D]. 阮华.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5]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理研究[D]. 张燕. 山西大学, 2020(03)
- [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匹配性对乡城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和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D]. 韩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3)
- [7]广义人力资本度量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D]. 宁宇哲.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8]我国人力资本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的计量研究[D]. 宋璐.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1)
- [9]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10]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王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