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做好党政信息网的安全防范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毕九川[2]（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3]（2020）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文中认为晋政办发[2020]45号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已经省委、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2020年5月30日（此件公开发布）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安委[2020]3号）,结合实际,制定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总方案及两个专题实施方案、11个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管笑盈[4]（2020）在《中国共产党对青岛市的接管研究（1948-1950）》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6月2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青即战役的最终胜利,成功解放青岛,开启了对青岛城市接管的序幕。接管青岛前,中国共产党灵活地借鉴了许多已经被成功解放和接管的其他城市的有益的经验,同时结合青岛地区的情况,大胆突破,对青岛的接管工作进行了妥善细致的安排。比如,在军事上掌握了内战爆发至青岛解放前夕的这段时间内的青岛的军事概况,尤其是青即战役前的敌情情况,并根据调查所得切实地进行了青即战役的战前准备和部署、作战策略的制定与战前的人员动员等;在政治上成立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接管干部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同时明确接管工作的组织安排与政策指令,为顺利接管青岛奠定基础;在地下工作方面,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不惧风险、不畏牺牲,秘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适时开展分化敌人的攻心战,还参与了保卫工厂、保全青岛、保卫学校和“反南迁”等运动,为青岛的接管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进入青岛后,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时间开启接管工作,以安抚民心、巩固新政权为切入点,本着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迅速恢复经济和城市生产力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对青岛旧政府的各市直部门、科教文化事业以及其他方面的接管工作,并取得丰硕的接管成果。青岛城市初建时期,驻青干部思考了将遇到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实事求是,不辞劳苦,对新青岛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城市建设工作,成绩显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旗帜在青岛城内飘扬,为新时代的青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华北境内最后一座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并接管的城市,中共对青岛的接管是党的城市接管历史中的一次成功实践,具有独树一帜的青岛特色:接管前举行了“威胁性进攻”的青即战役;确立了保全青岛的接管目标;充分考虑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外交的双重因素;党的地下工作卓有成效,击敌要害;接管干部和士兵纪律严明,达到了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中共对青岛的城市接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先调查后执行是接管城市的起点;本领过硬的高素质干部是城市接管的助燃剂;职责清晰的政权建设是接管城市的定心丸;专注经济问题是城市接管的中心环节;多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是城市接管的有力保障。城市接管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工作中心转移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步骤。因此以中国共产党对青岛市的接管这一个案为研究对象,品味青岛城市发展的沧桑巨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城市建设工作更加突出,再次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这一新旧社会大变革、大交接时期所收获的一系列的宝贵的青岛城市的管理与执政经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陈艳[5]（2020）在《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文中指出“治理”这一活跃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术语在“国家治理”实践深入推进的背景之下又化身为热词活跃在档案学研究领域,档案治理、数据治理、档案数据治理等概念成为档案学学科新的研究理论范畴和实践前沿工作新词。本文选取浙江省为研究案例,分析和总结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工作的体系构架,并试图构建档案数据治理体系的一般模型,以期在理论上,完善我国档案数据治理理论研究;在实践上,为我国的档案数据治理工作的持续深入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全文共分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基础篇,首先分析了档案数据治理兴起的背景,主要背景原因包括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趋势和档案“单套制”转变等:其次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再次是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明确了现今有关档案数据治理的理论研究进度,确定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最后梳理了治理理论与数据治理理论,并给出了本文相关概念的定义,包括档案数据、档案治理、档案数据管理、档案数据治理等。第二大部分为实践经验篇,从治理内容、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成果四个层面分析了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工作。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体系形成了以浙江省档案局为中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主体结构,通过政策支持、技术支撑、活动保障等举措推进治理过程,采取的治理举措涉及到数据管理、安全治理和服务治理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智慧档案、平安档案、最多跑一次、一网查档,百馆联动、异地查档,跨馆服务等治理成果。第三大部分为理论贡献篇,提出了由生态层、基础层、数据层和应用层四个层级以及组织结构、政策措施、质监管理、数字化、数据化、数据汇集、数据过滤、数据资产、共享平台、开放平台和媒体平台十一个维度所构成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架构的一般模型。
李树静[6]（2020）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文中研究表明契约是当事人对交易标的达成基本共识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契约秩序”意指特定社会组织通过契约安排所达成的运行状态。全方位贯穿于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契约,既内生于农村社会,又与国家权力密切关照,构建了当代中国饶有特色的农村契约秩序。通过契约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内在功能,契约的缔结形式、内容、契约的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是契约秩序的外在表现。本文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将当代中国农村契约分为公共事务契约、私人事务契约两大板块,从三个层面对农村契约秩序加以梳理和分析:第一,通过翔实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展现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的基本样态;第二,以产权相对性理论为基础,阐释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在实现产权价值功能方面的实然与应然状态;第三,通过分析契约秩序所具有的系统性特征,从农村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即农村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农村契约的履行、农村契约争议解决三个维度,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农村公共事务契约以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为主,因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统称“村民自治规约”）建立在村民合意基础上,并且作为村民自治领域极其重要的社会规范,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在内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章将二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9年1月前延庆区尚在履行中的四类集体经济合同（资源类合同、资产类合同、资金类合同和其他类合同）基本样态进行分析,发现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的主要契约类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主体混乱,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关系不清;二是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内容或过度规制,或监管不足,其中,乡镇政府审批和备案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突出;三是已签约的村集体资源、资产闲置率较高,产权价值未能充分实现;四是合同内容违法者不在少数,集中体现在合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违反土地用途管制法规（尤其是在未履行转批手续的情况下将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五是农村集体经济合同面临口头形式不稳定、书面形式不完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延庆区现存村民自治规约体例形式、内容、制定实施程序的分析,发现尽管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治规约的规范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目前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共通问题是:不能充分体现“民意”,村干部、政府的意志过多注入,尤其是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组建的利益共同体,凌驾于村民之上操纵村民自治决定的情况仍很突出。另外,村民自治规约的频繁变动、村民自治规约与法律难以有机协调,法律法规对于村民自治规约侵犯村民基本权利的救济途径不畅,导致维权之路步履维艰,也是困扰延庆农村的重大难题。第二章,研究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社会保障属性的用益物权,与之相关的农户家庭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合同,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章梳理了延庆区此三类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及相关制度的演进脉络、契约的稳定性与规范化程度,认为农户家庭承包契约秩序相对稳定,以出租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村集体实现,延庆区土地大多流转给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用于造林绿化,土地流转存在区域差异,并且土地流转合同不规范现象普遍。尽管国家对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施加诸多限制,但延庆区此等交易意愿强烈,受内生传统规则、外在法律规制以及时代发展进程多重影响,通过契约所交易的农村房屋宅基地因环境而异,相关买卖契约样态不断演变,现实中的农村房屋宅基地的权利主体多元、用途一主多辅。农村家事契约兼具人身属性和财产属性,延庆区农村普遍存在婚约,相应制度调整需求强烈,广泛的“假离婚”现象冲击着当地社会秩序的公平与稳定,父系传统下准契约性质的传统分家协议,逐渐被父系传统弱化下具有契约特征的当代分家协议所取代。第三章,分析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农村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是存在用于交换的产权,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在于通过契约交换实现产权价值。以产权相对性为理论基础,本章对村集体资产、家庭财产、宅基地以及农用地的产权内容、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方式展开研究。村集体对其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受到承包权、经营权制约,最终收益权及其处分决策权属于村集体成员。有资格代表村集体行使产权人权能的法律拟制主体包括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二者之间的界分无论在法律规范层面还是在现实执行层面,都不清晰。避免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在代表村集体过程中出现僭越,确保村集体意志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村民自治规约）真实反映其成员的集体合意,有赖于村级民主程序的正常履行,解决之策在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审查力度、推动行政干预恰当有据。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研究,建立在家户关系、家庭结构分析基础上,由于中国农村家庭财产价值实现方式具有契约化特征,应以尊重家庭成员的契约自由为根本原则,但当此等契约严重扭曲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时,需要外部权威力量及时恰度介入。在宅基地产权价值实现方式一节,首先阐述了宅基地产权限制政策的演变过程,推导出2018年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房使用权放活之必要性,借助宅基地“三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分析,建议通过宅基地使用权附条件入市,实现农村房屋和宅基地产权价值的最大化。关于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研究,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当前农用地产权价值实现状况,进而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存在一定程度的产权价值攫取问题,建议构建尊重产权人意愿、集体积极参与、国家适度干预和社会广泛动员的农村契约秩序。第四章,论证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农村契约秩序具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性特性,该系统的运作全部围绕契约铺开,契约的形式与内容、契约的履行与争议解决,共同构成了农村契约秩序系统的外在表征。本章通过对农村契约形式与内容的法律规制及实然状况分析,从法治化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与静态展现农村契约秩序的契约形式与内容不同,契约的履行和争议解决更多关照动态运作中的农村契约秩序。分析发现,当代中国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履行状况较好,土地流转合同履行状况不稳定,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履行状态欠佳。提升农村契约履约水平,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本章聚焦于公权机关对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所应发挥的作用,建议政府强化程序性服务与指导、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依申请公开制度、检察机关配合公益组织推动农村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监察机关强化村干部监管。为稳定农村契约秩序,本章提议构建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以解决当前以与村民自治规约相伴的农村公共事务契约纠纷、村民自治规约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国家法律刺激下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工合同纠纷和农村家庭契约纠纷为主要类型的农村契约争议。所构建的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应科学定位及有效发挥现有解决方式的作用,司法机关在充分履责的基础上坚守底线,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机构回归为民服务定位,信访部门在发挥纽带职能的同时强化问责,各级调处机构在前线冲锋陷阵将矛盾消解于基层,而农村契约的缔约者自行解决纠纷,至少通过提高缔约能力、强化留痕观念减少纠纷,方为根本之策。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需要通过统一尺度、搭建平台,信息共享、引导到位,村为平台、各方辅助的方式协调互动,形成农村契约纠纷化解共同体。
张文汇[7]（2019）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覆盖最广的转型与变迁,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转型发展的攻坚期,经济提速换档、结构持续调整,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交织,传统矛盾和新兴矛盾叠加,农业化向工业化再向信息化转型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突显,并在基层呈现高发态势,尤其是现阶段不平衡、不协调及不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系列矛盾问题,冲击着基层的稳定,防范化解基层风险任务艰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基层的稳定与否,探索建立行之有效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维护基层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基层矛盾治理是以地方党委政府的管控为主,化解方式法治含量较低,相应的制度支撑乏力,单纯的体制内维稳解决方式使基层矛盾治理陷入困境,面临转型与变革。研究探索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必须正视现代化转型这一背景,置身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立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中国当下实际问题”,坚持“中国意识”,将基层矛盾治理的时代性、创新性与中国基层的本土性相结合,推动其创新发展。深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讨,为中国基层矛盾治理提供借鉴方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尝试。在研究分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把“社会人”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运行的立点,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综合运用依法依德、法德结合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的合理性,提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指导下的多元化解矛盾协同机制的建构,即建立以预防为导向、以疏通为重点、以调解为中心、以保障为基础的四大协同机制,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突显基层矛盾治理的“中国特色”。本文有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导论部分首先阐明问题提出的缘由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西方国家的矛盾治理实践进行简要概括;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概述了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难点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对本文的研究新意等加以说明。第一章对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作以阐释。本文以基层矛盾为研究对象,以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建构为研究目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的相关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在社会矛盾涵盖范畴的界定上,明确中微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概念把握上,对比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社会问题内涵与外延,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基层、基层矛盾、基层治理、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等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第二章主要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基本形态,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深入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我国基层矛盾的种类及发展的基本态势进行概括解读,分析现有基层矛盾的性质特点,剖析基层矛盾多发高发的源头归因,以期在构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第三章对当前我国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作以阐释。阐述了基层矛盾化解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基层稳定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历史维度理清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的发展脉络,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仲裁、信访等化解基层矛盾的方式的制度设计加以概括分析,评述其现存的问题、困境及发展的价值转向。第四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与挑战。采用客观审慎的态度,对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进行深入研判,客观分析当前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主要特征,概述其在理念、实践和理论等三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存在的差距,并分析网络化对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完善基层矛盾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任务依然繁重。第五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阐明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健全完善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应立足于现实国情,在建构过程中,要避免以刚性维稳目标,避免在化解过程中片面追求矛盾的平息而忽略其对社会发展的预警和正向激励作用。要用系统的观点审视创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其遵循原则及建构理念、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分析。现阶段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应当在法治框架内,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建构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应首先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基层自治组织在化解机制中的职能作用,定位党委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执政自信,增强体制内容纳和应对基层矛盾的能力。同时,积极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大力培树公民法治意识,强化法治引领,向社会组织“放权”,推动党委统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设“有为政府”,打造“有效社会”。并以此为基点,完善相应动态调适的制度体系,构建基层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多元多维共建共治共享总体格局,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钟国云[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有效加强党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伟大创举,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手段。回顾历史,纵观党创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方面发挥了特殊而重大的关键作用。根据不同时代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逐渐实现了由“运动模式”向“活动模式”的过渡与转变,有力地推进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也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之举。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是对党建传统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在当前党要管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活动开展相关问题的学理性探讨,有利于深化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的内容,拓展党内教育实践的研究视野,不断丰富新时代管党治党理论研究的成果。论文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与党的建设的良性互动为主线,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依据、活动的发起组织与实施、活动开展的实效性等方面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在总结活动取得的成绩和有效做法的同时,查找活动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进而针对这些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从宏观与微观、横向与纵向、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提出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的一些思考,从而为搞好新时代的党内教育提供参考。首先,论文围绕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全面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这是研究的前提基础。论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的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和不足之处,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借鉴。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文主要从理论依据、历史传统、现实要求等层面对活动开展的依据进行探究。其中,重点从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特性、党的独特政治信仰与价值追求、无产阶级政党相关教育理论等维度,集中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理论依据;同时,对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且,从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教育诉求、时代主题转换与社会转型、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阐述了活动开展的现实要求。其次,论文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内容任务、组织实施及其取得的进展,主要从宏观与中观层面进行横向梳理与探讨,这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综合性手段,论文按照侧重于党的全面彻底整顿、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强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维度,从而集中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任务侧重,并对相应的代表性活动个体进行典型剖析。同时,基于活动动员与发起方式、组织与领导策略、活动开展的原则及方法步骤,以及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模式”的新探索、特点与演进等方面的整体考察,集中探讨了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动员组织与实施。再次,论文针对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进行研究,这是论文研究的关键部分。基于活动实效性内涵与外延的界定,论文主要从活动发起时机的把握、党内主要矛盾的研判、活动的设计组织与实施、党组织的领导与执行力、外在因素对活动的冲击、“活动”本身存在的弊端等方面,对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同时,论文全面总结分析了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主要成效、活动开展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表现、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等,从而对活动的实效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对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提出了几点思考,这是论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论文主要从五个层面提出了改进与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对策建议:一是提出通过创新活动主题设置、拓展与丰富活动内容、优化活动载体设计等途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二是紧紧围绕党内主要问题的解决,从增进活动开展的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活动中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创造性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等层面,提出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的对策。三是从活动实效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层面,尝试构建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活动实效性评价体系。四是针对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两张皮”、“一阵风”、形式主义、走过场、“活动倦怠”、开展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常态化”机制、组织领导机制、激励保障机制、责任落实机制、舆论宣传机制、责任落实机制等方面构建活动开展长效机制。五是活动开展应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三化”要求,以在更深层次上推动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健康有效开展。
韩建旭[9]（2019）在《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为引人瞩目、最为影响广泛的领域。中国共产党人尤为重视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与治理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思想。自河北正定任职之后,习近平就非常关注信息、信息科技和网络信息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网络强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而形成了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基于此,论文以“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题,通过运用文献分析、历史与逻辑、跨学科等方法对这一思想的形成条件、发展过程、基本内容、鲜明特征、时代价值、实现路径等作了深入研究,初步建构起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逻辑体系。第一,从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主体因素四个方面,探究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重要思想,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一思想是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旨在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应对国际网络空间的战略角逐以及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存在的问题作出回应;这一思想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的指导,源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科技、信息、网络思考的启迪,既植根于中国互联网建设的伟大实践,又离不开习近平个人学习工作经历的积累。第二,结合习近平从政生涯中的信息网络实践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论述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伴随着职务的变迁,习近平对信息、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思考与实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使得网络强国重要思想有一个逐步走向深入的演变过程。据此,可以将这一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1982-1994年的开始萌芽阶段,习近平的信息理念萌生,信息化建设实践初步展开;在1994-2007年的初具轮廓阶段,习近平提出和实践了“数字福建”“数字浙江”“智慧上海”,成为“网络强国”的先声和预演;在2007-2017年的基本形成阶段,习近平对互联网的关注和思考由地方一隅转至国家总体,基本勾勒了网络强国战略的宏伟蓝图;在2017年至今的深化发展阶段,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战略思想并概括了它的丰富内涵。第三,依据习近平对网络强国的相关阐释,概括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实现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转变是习近平基于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所处的历史方位而提出来的时代课题。通过梳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出,是不是网络强国主要体现在网络技术是不是强、网络经济是不是强、网络安全是不是强、网络文化是不是强、网络国际合作是不是强。也就是说,建设网络强国就要有创新发展的网络技术、实力雄厚的网络经济、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良好的网络国际合作,从而既明确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又明确了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的总布局和总路径。第四,从整体上审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归纳了其政治特质、价值取向、理论品格、实践需求、世界视野。作为政治家的习近平不仅对网络强国进行了思考,而且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的战略层面,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政治性。习近平要求网信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人民共享、人民民主、人民评判,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人民性。习近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阐释互联网的发展与治理,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性。习近平正视国内外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方案努力满足现实需要,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实践性。习近平不仅高度关注国内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而且致力于推进全球互联网的和谐共生、公平正义和共建共享,体现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国际性。第五,从理论和现实的维度,分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在互联网时代提出网络强国重要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互联网思想,使这一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领导干部识网、管网、用网,为凝聚社会共识建设网络强国、携手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当然,这就需要通过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教育和宣传、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转变为法律和制度、全面系统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实践等路径,完成这一思想的目标和任务,推动中国早日建成网络强国。
耿卓[10]（2019）在《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创新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与大数据、融媒体等新事物的融合催生了以信息平台微型化和信息传播碎片化为代表的微文化,微社交、微平台、微语言、微思潮等微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于社会公众对外部信息接收、整合、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于我国公共政策的传播工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引发了公共政策传播思维和模式的重大变革。一方面,微文化碎片化的阅读模式与表层性的思考习惯容易误导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准确理解,微平台开放性的草根化诉求增加了政府与公众的政策沟通难度,微时代自由化的微媒体空间有可能加剧政策谣言的产生,爆炸式的微媒体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引导的统一。另一方面,微文化促进了民众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公共政策传播受众变为传播主体的一部分,因而推进了公共政策社会传播的主动化,微平台的多元化发展也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多元化的传播渠道,以上两者同时意味着公共政策传播落实的效率化、传播监督的大众化以及反馈修改的扩大化。微文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传播工作挑战与机遇是相对而并存的。在充分研究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特点、困境及问题原因的基础上,通过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的深入分析,总结新老问题,发挥微文化优势、规避微时代风险,在明确创新理念和把握创新原则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通过平台约束制度、队伍培训制度、资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健全法律体系,通过先锋队伍、后勤队伍、民间队伍等工作队伍的建立构建组织结构,通过畅通反馈渠道、创新对话形式、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收集意见等优化工作方法,通过微语言、微技术、微形象的应用以及从微热点解读、政策舆情监控等方向创新工作形式,努力促进我国公共政策传播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的创新路径。
二、如何做好党政信息网的安全防范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做好党政信息网的安全防范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中国共产党对青岛市的接管研究（1948-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前的准备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前的军事准备 |
| 一、内战爆发至青岛解放前夕的青岛军事概况 |
| 二、青即战役的战前准备及战役部署 |
| 三、青即战役的作战策略及战前动员 |
| 四、青即战役的作战过程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前的政治准备 |
| 一、成立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并明确军管会接管青岛的方针 |
| 二、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青岛的基本任务及接管措施 |
| 三、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前的组织安排与军管会的具体工作安排 |
| 四、山东分局在解放青岛前下达的政策指令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前的地下工作 |
| 一、情报搜集工作 |
| 二、对敌策反工作 |
| 三、统一战线工作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进入青岛后的接管工作 |
| 第一节 山东分局对接管工作的安排及军管会的工作情况 |
| 一、刚解放时的青岛城市状况及山东分局对军管会的工作指示 |
| 二、顺利入城后军管会的工作情况 |
| 第二节 军管会对青岛各市直部门及轻重工业的接管情况 |
| 一、隶属社会治安范畴的各部门的接管情况 |
| 二、隶属经济范畴的各部门的接管情况 |
| 三、青岛的轻工业及重工业的接管情况 |
| 第三节 军管会对青岛科教文化事业的接管情况 |
| 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接收及改造 |
| 二、教会学校的接收及改造 |
| 三、古迹名胜的接收与保护 |
| 四、传媒机构的接收与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后的城市初建 |
| 第一节 存在的困难及克服困难的条件 |
| 一、存在的困难 |
| 二、克服困难的条件 |
| 第二节 城市初建的基本内容 |
| 一、政权建设 |
| 二、经济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其他方面的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的特色及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的特色 |
| 一、“威胁性进攻”的战役创举 |
| 二、“保全青岛”的接管目标为青岛的后续发展带来福利 |
| 三、青岛接管“立足国内国际两大形势,统筹政治外交双重因素” |
| 四、共产党“地下尖兵”信仰坚定,情报工作击敌要害 |
| 五、干部和士兵的“纪律意识”达到了思想上与行动上的高度统一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接管青岛的经验 |
| 一、先调查后执行是接管城市的起点 |
| 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干部是接管城市的助燃剂 |
| 三、职责清晰的政权建设是接管城市的定心丸 |
| 四、专注经济问题是接管城市的中心环节 |
| 五、广泛借鉴先解放城市的有益经验是接管城市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大数据时代 |
| 1.1.2 开放数据趋势 |
| 1.1.3 “单套制”转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价值 |
| 1.2.2 理论价值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理论基础研究 |
| 1.3.2 浙江案例分析 |
| 1.3.3 理论创新探究 |
| 1.3.4 研究总结展望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网络调研法 |
| 1.4.3 案例研究法 |
| 1.4.4 实地调研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局限性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理论依据 |
| 2.1 研究综述 |
| 2.1.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2 国外研究现状 |
| 2.1.3 研究述评 |
| 2.2 理论依据 |
| 2.2.1 治理理论概念梳理 |
| 2.2.2 数据治理理论概念梳理 |
| 2.3 概念定义 |
| 2.3.1 档案数据与档案治理 |
| 2.3.2 档案数据管理与档案数据治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浙江省档案数据治理体系要素分析 |
| 3.1 治理内容 |
| 3.1.1 数据管理 |
| 3.1.2 安全治理 |
| 3.1.3 服务治理 |
| 3.2 治理主体 |
| 3.2.1 中心治理主体 |
| 3.2.2 多元治理主体 |
| 3.3 治理过程 |
| 3.3.1 政策支持举措 |
| 3.3.2 技术支撑举措 |
| 3.3.3 活动保障举措 |
| 3.4 治理成果 |
| 3.4.1 智慧档案 |
| 3.4.2 平安档案 |
| 3.4.3 最多跑一次 |
| 3.4.4 一网查档,百馆联动 |
| 3.4.5 异地查档,跨馆服务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架构构建策略 |
| 4.1 生态层: 维护档案数据治理安全环境 |
| 4.1.1 档案数据治理组织结构 |
| 4.1.2 档案数据治理政策措施 |
| 4.1.3 档案数据治理质监管理 |
| 4.2 基础层: 搭建档案数据治理基础设施 |
| 4.2.1 档案数字化 |
| 4.2.2 档案数据化 |
| 4.3 数据层: 控制档案数据治理数据流向 |
| 4.3.1 档案数据汇集 |
| 4.3.2 档案数据过滤 |
| 4.3.3 档案数据资产 |
| 4.4 应用层: 打造档案数据治理服务平台 |
| 4.4.1 档案数据共享平台 |
| 4.4.2 档案数据开放平台 |
| 4.4.3 档案数据媒体平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农村秩序具有契约偏好 |
| 一、农村契约具有构造社会秩序的作用 |
| 二、诸多与农村契约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的:推动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和法治化 |
| 二、研究内容: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和私人事务契约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契约”及其与“合同”的异同 |
| 二、农村契约 |
| 三、农村契约秩序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公共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一节 农村集体经济合同 |
| 一、资源类合同 |
| 二、资产类合同 |
| 三、资金类合同 |
| 四、其他类合同 |
| 第二节 契约合意下的村民自治规约 |
| 一、延庆区村民自治规约的总体样态 |
| 二、村规民约 |
| 三、村民自治章程 |
| 四、村民(代表)会议决议 |
| 第二章 北京市延庆区农村私人事务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一节 农户家庭承包及流转合同 |
| 一、农户家庭承包合同 |
| 二、土地流转合同 |
| 第二节 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 |
| 一、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意愿强烈 |
| 二、农村房屋宅基地买卖契约基本样态 |
| 第三节 农村家事契约 |
| 一、婚姻契约 |
| 二、分家协议 |
| 第三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功能:实现产权价值 |
| 第一节 产权与农村契约秩序的关系 |
| 一、产权明晰是契约秩序形成的前提 |
| 二、产权具有相对性 |
| 三、实现产权价值是契约秩序的主要功能 |
| 第二节 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 一、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人及产权内容 |
| 二、村集体资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三节 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 |
| 一、家与户的关系 |
| 二、家庭结构 |
| 三、家庭财产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四节 宅基地的产权限制及其价值实现 |
| 一、宅基地的产权限制政策 |
| 二、宅基地的产权价值实现方式 |
| 第五节 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与攫取 |
| 一、当前农用地的产权价值实现状况 |
| 二、农用地的产权价值攫取 |
| 三、农用地产权价值最大化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村契约秩序的法治化 |
| 第一节 农村契约形式的规范化 |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形式的规制 |
| 二、农村契约的实然形式 |
| 三、农村契约形式现存问题及解决方案 |
| 第二节 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 |
| 一、立法对农村契约内容的规制 |
| 二、完善农村契约文本内容 |
| 三、农村契约内容的法治化问题及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以法治方式推动农村契约履行 |
| 一、农村契约履行状况 |
| 二、公权机关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应发挥的作用 |
| 第四节 农村契约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
| 一、农村契约纠纷的主要类型及发生原因 |
| 二、农村契约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7）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观点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三)选题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我国基层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 |
| 四、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
| 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 二、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三、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 |
| 四、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
| 二、列宁的阶级斗争观点 |
| 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 |
| 第四节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
|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 |
|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发展 |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表现及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视域下的社会稳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表现与特点 |
| 三、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现实考察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 |
| 二、基层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三、基层矛盾的性质分析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成因探究 |
| 一、基层矛盾的产生机理 |
| 二、基层矛盾的原因分析 |
| 三、基层矛盾的发展态势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引领社会转型升级 |
| 二、促进基层治理创新 |
| 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二节 我国的调解制度 |
| 一、调解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因 |
| 二、中国共产党调解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三、调解制度的功能作用 |
| 第三节 我国的信访制度 |
|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二、信访制度的价值分析 |
| 三、信访制度的建构与转向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现状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分析 |
| 一、化解机制的基本架构 |
| 二、化解机制的特征 |
| 三、化解机制的价值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化解机制的法治化难题 |
| 二、化解机制的现实性差距 |
| 三、化解机制的理论支撑乏力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社会形势发生新变化 |
| 二、网络化发展带来新挑战 |
| 第五章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 |
| 第一节 必须遵循的原则与理念 |
| 一、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二、注重情理法的有机融合 |
| 三、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 |
| 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 第二节 构建基层矛盾治理新格局 |
| 一、强化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 |
| 二、培育社会参与意识 |
| 三、完善多维治理系统 |
| 第三节 健全基层矛盾化解协同机制 |
| 一、矛盾排查预警机制 |
|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
| 三、矛盾调处反馈机制 |
| 四、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六、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依据 |
| 三、历史传统 |
| 四、现实要求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
| 一、活动主要任务与内容侧重 |
| 二、活动的动员与发起方式 |
| 三、活动的组织与领导策略 |
| 四、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步骤 |
| 五、“活动模式”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实效性评估 |
| 一、活动实效性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影响活动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
| 三、历次活动开展取得的突出成效 |
| 四、活动开展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
| 五、活动实效的历史经验教训警示 |
| 第四章 优化与改进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的几点思考 |
| 一、优化主题、拓展内容、创新载体 |
| 二、针对党内问题加强活动制度化建设 |
| 三、构建与完善活动的实效性评价体系 |
| 四、建立与健全活动开展的长效机制 |
| 五、服从服务于党建总体布局和“三化”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思路方法、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人类正处于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
| 一、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
| 二、国际社会网络空间战略角逐日趋激烈 |
| 三、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存在诸多困境 |
| 第二节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信息和网络的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 |
|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科技、信息和网络的思考 |
| 第三节 实践基础:中国网络建设的伟大实践 |
| 一、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 |
| 二、中国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铺设 |
| 三、中国互联网建设、应用与管理的全面推进 |
| 四、中国新一代互联网建设实践 |
| 第四节 主体因素:习近平个人成长经历的积累 |
| 一、深厚的文化浸润 |
| 二、完善的知识结构 |
| 三、丰富的网络实践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 |
| 第一节 1982-1994 年:开始萌芽阶段 |
| 一、信息理念的萌发 |
| 二、信息化建设的有益探索 |
| 第二节 1994-2007 年:初具轮廓阶段 |
| 一、“数字福建”:网络信息化的思考与实践 |
| 二、“数字浙江”:“数字福建”的延伸和拓展 |
| 三、“智慧上海”:智慧城市的前瞻思考 |
| 第三节 2007-2017 年:基本形成阶段 |
| 一、对互联网的关注从地方一隅转至国家总体 |
| 二、网络强国战略蓝图的勾勒 |
| 第四节 2017 年至今:深化发展阶段 |
| 一、全面建设新时代网络强国号角的吹响 |
| 二、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命名和概括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习近平对网络强国的定位和认识 |
| 一、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
| 二、我国亟待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变 |
| 第二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创新发展的网络技术 |
| 一、互联网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先导力量 |
| 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重点是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 |
| 三、走中国特色互联网技术创新强国道路 |
| 第三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实力雄厚的网络经济 |
| 一、新常态下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
| 二、发展数字经济关键在于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
| 三、下大气力培育和壮大数字经济 |
| 第四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 |
| 一、网络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
| 二、树立正确的互联网安全观 |
| 三、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手段并举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 |
| 第五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健康繁荣的网络文化 |
| 一、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
| 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
| 三、努力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
| 第六节 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良好的网络国际合作 |
| 一、坚持和尊重网络主权 |
| 二、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
| 三、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鲜明特征 |
| 第一节 政治性 |
| 一、区别于学术观点的政治理念 |
| 二、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 |
| 三、具有国家战略高度 |
| 第二节 人民性 |
| 一、依靠人民推进网信事业的发展 |
| 二、让网信成果惠及广大中国人民 |
| 三、发扬互联网民主和监督的精神 |
| 四、由人民来评判网信事业的成效 |
| 第三节 科学性 |
| 一、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网信事业中的复杂关系 |
| 二、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互联网时代 |
| 三、形成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 |
| 第四节 实践性 |
| 一、一切从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实际出发 |
| 二、正视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的问题挑战 |
| 三、着眼于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实践需要 |
| 第五节 国际性 |
| 一、和谐共生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理念 |
| 二、公平正义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导向 |
| 三、共建共享的全球网络发展与治理愿景 |
| 第五章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价值及其实现 |
| 第一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 |
| 二、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之道 |
| 三、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现实价值 |
| 一、为领导干部懂网、治网、用网提供重要指引 |
| 二、为凝聚共识建设网络强国提供基本遵循 |
| 三、为携手各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
| 第三节 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实现路径 |
| 一、进行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教育和宣传 |
| 二、将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基本理念转变为法律和制度 |
| 三、全面系统推进新时代网络强国建设实践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跋 |
（10）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核心概念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微文化的研究 |
| 1.2.2 关于微文化传播模式的研究 |
| 1.2.3 关于公共政策传播和政治传播的研究 |
| 1.2.4 关于微文化背景下公共政策传播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微文化背景下公共政策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内在机理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议程设置理论 |
| 2.1.2 信息噪音理论 |
| 2.1.3 政治传播效应理论 |
| 2.1.4 知识沟理论 |
| 2.2 公共政策传播的功能 |
| 2.2.1 管理功能 |
| 2.2.2 聚集功能 |
| 2.2.3 教化功能 |
| 2.2.4 控制功能 |
| 2.2.5 修补功能 |
| 2.2.6 整合功能 |
| 2.3 微文化与公共政策传播的共同特性 |
| 2.3.1 公共性 |
| 2.3.2 共享性 |
| 2.3.3 多元性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特点、困境及其原因剖析 |
| 3.1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特点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传播特点 |
| 3.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的传播特点 |
| 3.2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现实困境 |
| 3.2.1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主体困境 |
| 3.2.2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客体困境 |
| 3.2.3 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社会环境困境 |
| 3.3 当代我国公共政策传播障碍的原因剖析 |
| 3.3.1 公共政策传播制度保障的缺位 |
| 3.3.2 公共政策传播信息互动的阻滞 |
| 3.3.3 公共政策传播要素之间的矛盾 |
| 第四章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
| 4.1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机遇 |
| 4.1.1 公共政策社会传播的主动化 |
| 4.1.2 公共政策传播要素的多元化 |
| 4.1.3 公共政策发布流通的高效化 |
| 4.1.4 公共政策传播监督的大众化 |
| 4.1.5 公共政策反馈修改的扩大化 |
| 4.2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挑战 |
| 4.2.1 碎片化阅读与表层思考误导公众的政策理解 |
| 4.2.2 开放的草根化诉求增加公众的政策沟通难度 |
| 4.2.3 自由化的微媒体空间加剧政策谣言的产生 |
| 4.2.4 爆炸式的微媒体发展影响政策引导的统一 |
| 第五章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创新策略 |
| 5.1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全新理念 |
| 5.1.1 明确公共政策传播主体责任 |
| 5.1.2 培养公共政策传播理性受众 |
| 5.1.3 树立政策舆情风险防范意识 |
| 5.1.4 把握政策传播工作新旧交融 |
| 5.2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创新原则 |
| 5.2.1 服务群众和以人为本相统一 |
| 5.2.2 全面覆盖和重点突出相统一 |
| 5.2.3 传播自由和官方引导相统一 |
| 5.2.4 政策传播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5.3 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的创新路径 |
| 5.3.1 健全微时代公共政策传播制度 |
| 5.3.2 建立微时代公共政策传播队伍 |
| 5.3.3 优化微时代公共政策传播方式 |
| 5.3.4 创新微时代公共政策传播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学术着作 |
| 2. 国内论文着作 |
| 3. 外文着作 |
| 4. 其他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四、如何做好党政信息网的安全防范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3]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J].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公报, 2020(06)
- [4]中国共产党对青岛市的接管研究（1948-1950）[D]. 管笑盈.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5]我国省级档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构建研究 ——基于浙江省实践的研究[D]. 陈艳. 山东大学, 2020(11)
- [6]当代中国农村契约秩序研究 ——以北京市延庆区为样本[D]. 李树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D]. 张文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研究[D]. 钟国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D]. 韩建旭.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10]微文化背景下我国公共政策传播创新研究[D]. 耿卓. 广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