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古接未来——略评魏庚元《唐诗词通》

一、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论文文献综述）

杨铖溪^[1]（2020）在《先秦组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组诗”是先秦诗歌非常重要的生成方式和存在形态。传说时代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夏商时代的古乐舞“九歌”“九招”“大濩”等均可看作“组诗”的渊源,《诗经》《楚辞》中的“组诗”数量较为可观。通过考察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诗歌材料,我们发现,“组诗”现象是先秦诗歌非常重要的存在样态,其内涵与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演变。换言之,“组诗”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本文在考辨先秦传世与出土文献“组诗”材料的基础上,从而揭示先秦组诗的类别、特征、生成方式、发展演变及其价值和影响。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交代论证选题的意义所在,再对以往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总结,明确现有成果的不足之处,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简单叙述,同时说明组诗的概念内涵和判定条件。第二部分主要内容为组诗的文本分析。该部分共分为三章,主要从组诗的生成背景、组诗的功用和创作动机等方面分别对于《诗经》《楚辞》和出土文献中的组诗作以梳理和考订。试图揭示不同时期组诗的生成机制、创作动机及其现实功用,描述组诗的发展演变轨迹。第三部分对于先秦组诗的类别、生成、演变及其影响进行归纳。在划分组诗类别的基础上,论证不同类别组诗的生成机制,总结组诗的流传演变特征和重要价值,意在于深化组诗作为先秦诗歌存在样态的事实,同时,论述先秦组诗对先秦诗歌研究的重要启示以及对于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张念^[2]（2019）在《中唐诗歌的安史之乱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重要的转折点,这场空前的政治、军事动乱与唐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就中唐诗歌而言,其中就有不少反映安史之乱的内容。具体来说,有对苦难的记录、对救国的肯定、对罪恶的揭露、对历史的总结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第一章首先梳理历史事实,包括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安史之乱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影响。安史之乱作为盛唐和中唐的自然分水岭,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在盛世中酝酿,然后又如何摧毁了这个盛世,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并为中唐社会带来什么样的隐患和问题。此外,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长达八年之久的历史事件,其史实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梳理和说明,这也为对照诗歌中的史实记述提供了方便。第二、三、四、五章以中唐的时间顺序为纲,以诗人为主,分析中唐大历、贞元及元和三个时期不同诗人对于安史之乱的书写情况。大历时期诗人众多,可将其分为地方官诗人和京城诗人两个阵营,分别对应第二、三章之内容。大致来说,地方官诗人由于其丰富的游宦经历和基层体验,对安史之乱多作广泛而深入的记录和书写,内容丰富,情感动人;京城诗人在一些偶然游历和酬唱送别之作中也多提及安史之乱,多富个性色彩,颇具中唐凄婉之风。贞元诗人则具有过渡性特点,其诗歌既有历史纪实,又注重治乱反思。元和诗人距离安史之乱较远,由于亲身经历的缺乏和历史信息的沉淀,他们一方面从耳闻和史书中汲取材料,一方面在其诗歌中多体现出对历史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总结,对统治者说明盛衰治乱之理。且常与中唐时期如藩镇叛乱等新的历史事件相结合,展现出元和时期的不同风貌。总的来说,大历诗人的书写注重史实和自我,元和诗人注重时代和反思,贞元诗人则兼而有之。第六章改变前四章以时间、诗人为纲的叙述模式,选取安史之乱中极具代表性的战役——睢阳之战和洛阳争战为对象,汇集不同时期、不同诗人对它们进行书写的诗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诗人的情感态度。由此可以探索安史之乱的焦点事件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唐诗人对于安史之乱的书写是中唐诗歌的战乱写实和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部分,这些诗歌有着宝贵的历史和文学价值。这与中唐时期的文学运动如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也有一定的联系,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梅华^[3]（2014）在《宋代文集序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文集序跋在本文中主要是指宋人所撰写的文集序跋,既包括宋人为前代文集所撰之序跋,也包括宋人为本朝文集所撰之序跋。宋代文集序跋内容丰富,既有对文集作者生平的记述,也有对文集作品的品评,还有对文集编纂、刊刻、流传的记录,这些历经千有余年而侥幸保存下来的前人文化遗存为我们深入研究宋代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本论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宋代文集序跋进行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绪论部分首先考察了宋代文集序跋的研究现状；其次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最后提炼出本论文的基本观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先宋文集序跋之演进与宋代文集序跋之繁荣。本章首先系统地梳理了文集序跋从先秦至唐代诞生、成长到定型的漫长发展历程。先宋文集序跋的内容由单一走向繁复,为宋代文集序跋的真正繁荣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分析了宋代文集序跋繁荣的历史文化原因。宋代文集整理与编纂蔚然成风,雕版印刷术的空前发展与文集刊刻之繁荣以及宋人文集序跋意识之自觉均促进了宋代文集序跋的繁荣。第二章宋代文集序跋之历时性分析。为了更好地考察与把握宋代文集序跋的发展过程,本章从宏观的角度将宋代文集序跋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渡前后、南宋中期与南宋晚期五个时期,考察了每个时期文集序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学术思潮之间深层次的复杂关系。第三章宋代文集序跋与文集刊刻。本章主要是从宋代文集序跋的视角考察了宋代文集刊刻的特征以及文集传播方式与校雠学知识在文集序跋中的反映。北宋时期在文集刊刻方面呈现出前朝,尤其是唐代,与本朝并重的景象,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宋人宗唐学唐之风潮、北宋朝廷对刊印本朝文人文集之限制以及元佑学术之禁等。南宋时期,由于“最爱元佑”的政治导向以及宋文典范的确立,使得宋人刊刻本朝文人文集的热情逐渐高涨起来。第四章宋代文集序跋的地域、家族文化考察。宋人在为文集撰序题跋时常常从地域、家族的角度来分析文集作者与作品,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有鉴于此,本章着重从地域、家族的角度对宋代文集序跋进行了考察。首先分析探讨了宋人在文集序跋中采用地域、家族视角品评文集作者及其作品的原因,包括宋人地域观念与家族观念自觉的形成、宋人地域与家族自觉意识的表现,其中涉及到地方志与地域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家谱与家族总集的编修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宋人在文集序跋中对各具特色的“地域和家族文化传统”是如何体认与展现的。第五章宋代理学家群体文集序跋与理学文化。宋代理学兴盛,理学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所创作的文集序跋不同于文章家所撰文集序跋。本章首先从整体上考察了两宋时期理学家群体所创作的文集序跋情况,然后对真德秀与魏了翁进行了个案研究。通过对理学家群体所撰之文集序跋进行研究,从而洞悉了该一群体独特的文艺观与审美趣尚。第六章宋代奏议集序跋与政治文化。在两宋时期,热情高涨的士人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奏议是其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之一,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奏议类文章。奏议集的编纂与刊印也最终成为宋人别集整理与刊印的一大特色,数量众多的奏议集序跋随之被撰写出来。本章针对奏议这种相对特殊的文体,考察了宋人所撰序跋有不同于其他一般文集序跋之处,从而总结出奏议类文集序跋在写作模式上的特征。结语部分对全文予以总结,进而提出本论文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张倩^[4]（2011）在《杜诗与长安文化》文中指出本文中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唐代长安的文化在地域和都市上具有的独特内涵和杜诗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人地关系方面更深一层揭示杜诗形成的原因,以及长安文化精神在杜甫诗歌形成中的意义,以确立长安文化在杜诗中的重要地位。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方法和思路,中明了选题的研究意义,同时并概述唐代长安文化的特征：继承性、包容性、多元性。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长安文化对唐诗的影响。首先,唐诗中长安文化题材的诗歌多是精品,题材广泛,反映了唐代广阔的社会现实,长安文化使唐诗题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唐诗不仅成为表现长安文化的主要文学样式,而且,确立了“长安”一词在古代文学中作为盛世和理想的象征。其次,纵观长安文化诗歌,可发现诗人当表现某种相似的情感时总是把眼光倾注在相同的事物上,或者面对同一长安事物,诗人总是涌起相似的情感,由此而形成对某一事物反复的吟咏,而这一事物也成为唐人某种情感的固定承载者。这种创作倾向使唐诗中出现了不同的创作主题,曲江盛世主题寄托着诗人盛世的豪情和理想的执着,终南山隐逸主题突出了诗人以退为进的仕进心态,而华清宫讽喻主题反映的则是诗人在对当代政治冷静思考中产生的强烈干政意识。无论是仕进,还是隐逸、讽喻,都突出了长安文化的向心力对唐诗的影响。其次,重点讨论长安文化中的诗坛风尚对唐诗风格基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长安以国都的优势,成为南北诗风交流融汇之地。南方诗歌的柔婉明媚与北地诗歌的雄奇壮阔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相互影响与隋朝的进一步交融,在唐开元十五年前后达到完全融合。长安文化中诗歌艺术的融会贯通使唐诗具有了健康的精神、充实的内容、浑融的意境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标志着唐诗雄深雅健的风格基调的确立。第二章主要总论杜诗与长安文化的关系。杜诗对长安文化中宫廷文化、士文化和市俗文化的多维透视中,显示出全面性、犀利性、重在对士文化等特征。同时,长安文化的浪漫、世俗、执着的精神在杜诗中得到凝聚和升华,成为杜诗具有盛世气象、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为国为民锲而不舍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章是关于盛唐时期长安文化与杜诗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这部分以长安文化中的社会风尚——交游之风、尚武精神、宴乐之风为重点,探讨其对杜诗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杜诗受长安文化浪漫精神的影响较为突出。首先,长安交游之风对杜诗的影响。杜甫在长安与诗人的交游成为杜甫接受时代诗歌精华的重要途径,与友人讨论诗文是其接受盛唐诗学思想的主要方式。在杜甫对交游人物诗学方面的评价中可见出,崇尚风雅、追求新奇、注重章法严整而多变是这一时期杜甫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成为指导其实际创作的准绳。其次,长安尚武风尚对杜诗的影响。杜诗中的尚武精神不仅仅与维护国家统一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受到长安尚武之风的影响。险要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地处边陲的地理位置是先秦时期长安存在尚武之风的源起,而后世统治阶级的尚武措施和人们对“关西出将”的心理认同对长安尚武之风的延续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天宝年间,长安的尚武之风达到顶峰,发展成为一种盛世精神,此后逐渐衰落。以盛世精神为底蕴的长安尚武精神使尚武成为杜诗中一类重要的题材,同时,形成了杜诗乐观昂扬的基调和雄浑悲壮的风格,杜诗的这一特点体现了盛世的时代精神风貌和盛唐之音的艺术特征。再次,长安宴乐之风对杜诗的影响。唐代帝王对长安的宴乐之风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其中最有力者为唐太宗和唐玄宗。唐太宗的音乐思想为唐代宴乐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唐玄宗的音乐观和身体力行则使之在长安达到全面盛行。唐代特有的行卷之风使杜甫在长安的宴乐活动具有了求仕的性质,在杜甫长安宴乐诗中,不论是文人雅集所奏之乐,还是达官贵人宴享所奏之乐,皆呈现出悲美的特征。自汉代始,宴乐“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客观上为其作出了合理解释,但杜甫长安宴乐诗中蕴含的“个体人格的压抑——悲辛心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悲愤心态、儒家仁学的导向作用——悲悯心态”则是杜诗中“宴乐”呈现悲美特征的主要原因。这种以“悲”为主体的心理结构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心理的发端,使杜诗逐渐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靠拢。第四章主要论述乱世长安文化与杜诗之间的关系。儒释道并存是唐代长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安史之乱爆发使盛唐长安佛道居先、儒学居末的格局发生变化,儒家思想跃居首位。儒学的复兴使长安文化的世俗精神对杜甫及其诗歌产生很大的影响,使杜诗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首先,杜甫“致君”理想的实现。安史之乱中长安沦陷,杜甫逃归凤翔,被肃宗授予左拾遗之职。授职之初杜甫感激涕零,拾遗任上恪遵职守,并且任上所作诗歌充满舂容祥和之气,显示出杜甫对左拾遗之职的心理认同,代表了杜甫“致君”理想的实现。杜甫实现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三点：新建肃宗朝纲纪未立,名器不轨；唐朝廷以示招怀；杜甫逃归凤翔之举是对忠君意识的强化与个体德行的彰显。其次,杜诗“诗史”地位的确立。后世诗评家从不同角度对杜诗“诗史”内涵进行了解读,其基本内涵是国家兴亡的社会时事之史与诗人亲身经历的血泪史在杜诗中得到完美融合。在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战争的描绘蕴含着忠君爱国之情、自身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与战乱中社会时局的反映相交织即显示了这种特征。再次,杜甫乐府诗的开创。这一时期思想的巨变在文学上的表现之一就是旧的文学样式的消亡,新的文学样式的建立,而杜甫的新乐府即是其中之一。杜甫新乐府与李白乐府诗相比较,诗题上,李白基本是古题,杜甫是自创新题；题材上,李白乐府诗诗中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与古题内容都有一定的联系,而杜甫基本是针对现实时事而发；形式方面,李白乐府诗一面恪守古题乐府在固定句式方面的传统,一面较多使用杂糅句式和“君不见”句式,杜甫乐府诗的句式大多整齐,多使用对仗之法,且带有律体的痕迹。表现手法上,李白通过比兴、对比、夸张等手法表现乐府浪漫的气质,杜甫通过多样化多角度的叙事手法表现乐府写实的特征。杜甫的乐府诗完全摆脱了模拟古题的创作模式,使题目与内容结合更加紧密,同时也使乐府诗的表现领域与表现手法得到了很大的扩展。杜甫新乐府的成就突出了杜诗在乐府文学中的开创之功。第五章重点考察长安文化的向心力对杜诗的影响,即杜甫晚年诗中的长安情结。这一时期的杜诗充分体现了杜甫受长安文化执着精神的影响。长安风物寄托着杜甫美好的回忆,是心之向往的长安的象征,在杜诗中呈现美化的特征；对长安交游人物的眷恋突出了杜诗作为至情至性之文的特点；杜诗中对长安经历的回顾,则显示出杜甫对自我人格的维护；杜诗中对长安理想的执着突出了杜甫对儒家思想的坚守,同时也说明了杜诗虽然充满悲苦之音但却激励后世的重要原因。杜诗中长安情结的独特性,不仅是杜甫个体人格的升华、文人恋阙心态的深化,而且杜甫长安情结成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强大动力,使其达到创作的辉煌,夔州诗的成就即是一证明。同时,杜甫长安情结的深挚也更加突出了杜诗的沉郁之风。

李娓^[5]（2002）在《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文中指出

二、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论文提纲范文）

（1）先秦组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唐诗歌的安史之乱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宋代文集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杜诗与长安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四、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组诗研究[D]. 杨铖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2]中唐诗歌的安史之乱书写[D]. 张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宋代文集序跋研究[D]. 梅华. 西北大学, 2014(12)
• [4]杜诗与长安文化[D]. 张倩.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5]承前启后功不可没——魏耕原《全唐诗语词通释》简评[J]. 李娓.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2(04)

标签：杜甫论文;  安史之乱论文;  诗歌论文;  全唐诗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