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不正怎么能正

一、其身不正焉能正人（论文文献综述）

傅茂旭^[1]（2021）在《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文中指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礼仪风范和文化意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学界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也渐有积壤成山之势,尤其围绕孔子教育思想的多角度探析,更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取径。但管见所及,从“孔子之叹”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孔子之叹”为切入点,对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孔子之叹”是孔子一生中所作的叹辞,这些叹辞散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诸多经典,按照情绪表达的不同,有感叹、赞叹和嗟叹之分。“孔子之叹”的产生与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铁犁牛耕”的技术得到了推广,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原有的公私界限,旧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在政治方面,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力量逐渐减弱,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由周初比较可靠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变为邦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小宗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存实亡,各国纷纷通过战争兼并他国的土地。在礼乐文化方面,礼乐文化对诸侯与贵族阶层的约束日趋衰微,社会伦理失序,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鲁国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方面,鲁国此时已沦为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折冲在齐、晋、吴等大国之间,暂时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而国内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大夫手中。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杂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注定了他的王道政治很难得以推展,因此,他的一生颇多叹辞。根据主题不同,本文将“孔子之叹”分为:为学之叹、为政之叹、为教之叹和为道之叹,并分别对其内涵及教育意蕴进行了探究。“为学”是儒家进德修业的第一要事。就孔子的“为学之叹”来看,他推崇“志于道”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其中,“道”指人道,它源出于天,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其核心内容则是提升道德修养、和谐人际关系的“仁”。“仁”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爱人”,是各种德性的总和,以礼乐为其外在表现。“道”与“仁”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于道”就是“志于仁”。在为学典范方面,孔子主张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周朝的文、武、周公以及当代的子产、晏婴、蘧伯玉等为榜样,以“好学不倦”、“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学习儒家之道,并有意识地避免消极态度的影响。这些对当代学者确定为学的地位、典范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学而优则仕”。先秦儒家认为,学者学有所成后,便应该入仕为官,通过办政治来利益天下。但彼时正值战乱纷杂、伦理失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流列国十余年,仍然没有得到入仕行道的机缘,因此颇有“礼崩乐坏”与“时无君子”之叹。但在周流四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各国政治状况和执政者素养的观察与反思,他建立了一套以“德”为主体的治国之道。他认为,为政者应该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通过“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采用礼乐仪式规范百姓的行为,对百姓的道德养成形成巨大感召,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风美俗的形成。在为政次第方面,应该以“正名”为前提,以“信”为侧重点,按照“庶、富、教”的顺序,最终达到“无讼”的为政目标。这些内容对学者“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感的养成,“勉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垂范与“无讼”的社会理想的树立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认为,如果为政的道路走不通,就可以通过为教的方式来教化生徒,实现人生价值。从孔子“为教之叹”来看,他的为教方法包括“叩则鸣”的问答法、“侍坐言志”的讨论法、“从游论道”的参观法、“历事而教”的实践法等;他的为教内容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科目,以《易》、《春秋》为高阶科目。他对弟子的“贤能”之处进行了赞叹,对弟子的“不肖”行为进行了慨叹,对弟子的“早夭”进行了惜叹。这些内容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确定、师生关系的相处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学、为政、为教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为道的过程。孔子的“为道之叹”意味着君子应该意识到“为道”的必要性,以“谋道不谋食”为原则,通过“一以贯之”的路径,实现明道的目标。“为道”可以分为“内圣”与“外王”两个向度,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内圣”相较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外王”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因此,君子即使在贫困潦倒之时,也能“安贫乐道”;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能“笃信守道”。孔子经历了从“积极入仕”到“勉强行道”,再到“大道难行”,最后到“大道未行而己身将殒”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他行道与救世的执着。这些内容对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仁者爱人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韦婷^[2]（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指出《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李敏^[3]（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吕点^[4]（2020）在《《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论语》研究,在训诂、校勘、辨伪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而坚实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的研究着作当中,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几乎囊括了各种门类的研究,并在继承前学、集前人大成的基础上,别开一体,自成境界。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程树德《论语集释》进行研究:第一章探讨《论语集释》的成书及体例。在了解程氏一生治学历程的基础上,笔者重点挖掘了程氏作《集释》以“着述终身”的思想,以及他在晚年颠沛流离、身患重疾的情况下花费九年时间孜孜编着此书的原因与出版经过从而做到知人论世。同时,笔者亦就本书的撰述体例详细分析了程氏编着此书的方法与用心,以及在对材料的剪裁与排列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眼光。另外,亦总结了程书体例上的不足之处。第二章从三个方面研究《论语集释》的按语内容。一为程书对历代诸家着书及人物的介绍。程书经过悉心搜集与裁选,不仅对前人古注有极多征引,并在按语中对这些注家做了一定的考证与辨析,其依据的材料多出自历代史传,亦从其他类书中寻检搜罗。对于无法确定年代的注家,程氏也注意在按语中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问题与空间;对于后人所辑录的古注版本,程氏也多加推举;对于残缺的卷帙,程氏也特加着录以保存古注。最后,程氏还在书中细考诸古书古注的流变、亡佚及后人的附篡、改益。二为程书对历代诸家学术思想的品评。程书对诸家学说不是只作片段性的征引,而是基于整体性的把握,他在按语中对于诸家学说的品述亦极为精当。除了今天学界共识性的评价,如对翟灏《四书考异》、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较高评价,对诸家学说的很多评价也别具只眼,如说臧懋庸《论语稽》的赞赏、对皇疏的极大肯定、对崔氏《论语足征记》的推举等。三为训诂上的新解。程书不惟悉心考订异文、辨证经注,还能够在前人训诂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补证与辨考,从而申明己意。第三章从《论语集释》对朱注的研究中探讨三个问题:一、程氏对朱注的态度,是否如任铭善或刘斌等人所说,持一味的批驳或诘难的态度?程书是否存在抵朱过甚的问题?笔者考证程氏按语,认为程氏对朱注不仅能够客观对待,抱以同情,并且对之亦多有赞赏。二、基于对朱注或《论语》历代注疏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集释》中有多处指出了朱注的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训诂之失,一为义理之偏。但总体来说,程氏指出朱注错误的时候,并非刻意诘难,而是有理有据,较为客观。三、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好与朱注立异,但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却常常追溯、考证朱注的古注古义之来源,程树德继承了这种汉宋调和的做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入地对朱注错误的来源出处进行了考辨。要之,程氏所作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正是研究本书的价值所在。要之,作为历代研究《论语》的学说与着作的集大成者,《论语集释》不仅是一本完备详致的历代《论语》注释资料汇编,而且是一本承载了程树德先生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一种“新”作。体例上的“荟萃贯串”是本书最显着的特色,后世集释类的着作如游国恩的《楚辞纂笺》、方勇的《庄子纂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释”类的着作等,在体例上与程书都有很多相同之处。程氏编着《集释》的时代,不仅仅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处境凄惨的时代,也是整个民国政治更迭而崩坏的时代。作者曾自言其编着此书乃是“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集释》一书的写作正是程树德先生作为学者对于时代的回应与关怀。因此程树德写《论语集释》,不仅是从文献和学术史的意义上继承前人学术传统,也是作为民国学者,去直面自身所处时代的担当。有如此坚忍不拔之志,成此荟萃贯串之书,其令人敬畏感佩的学术精神与绵厚扎实的学术功力,正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

沈佳熹^[5]（2020）在《基于横向视域研究《家人》卦中“正心”的重要性》文中研究表明《家人》卦主讲治家、正家之道,"正家"的前提是"正心",本文试图引入"正心"的概念以赋予《家人》卦新的内涵。《彖传》《象传》及六爻与卦辞"利女贞"一脉相承,都强调治家应先守正,《彖传》侧重于从卦名讲治家之道,治家始于"正心",《象传》侧重于从卦象讲治家之道,治家忠于"修身",六个爻辞具体说明家人因"心正"而能自正其正,从而修身,齐家,治国。以"正心"贯穿诠释《家人》卦,不仅可以弥补文本的内在逻辑,明晰《家人》卦正家之道的精髓,还可以体会《家人》卦蕴含的"正心"→"修身"→"正家"→"治国"→"天下定"的推衍阐发。

康文娟^[6]（2020）在《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嘉宾,字子顾,江西南丰县人,清朝经学家、桐城派文学家,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因抗击太平军有功,曾国藩保举其升内阁中书。江西吴氏是延陵季子后代,为南丰大族,祖上自曾祖父中进士为官,家族中为官者众多。其在家中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传承家学,个人又刻苦学习,后中进士。主要是致力于经学,着述丰富,《周易说》十四卷,《书说》五卷,《诗说》七卷,《四书说》六卷,包括《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且有《求自得之室文钞》十二卷,《尚絅庐诗存》二卷,以其诗文集为主,记载其一生的行迹,体现其政治经济等思想。其着作在太平战乱中能够保存下来,实属不易,逝世后在两个弟弟及旧友帮助下刊刻,才得以留世。本文对文钞和诗集进行标点断句并研究,且搜集其他辅助资料来研究吴嘉宾。笔者以整理诗文集为基础,梳理吴嘉宾家族的历史,东隅吴氏从南丰县城迁徙至傅坊乡港下村,理清港下村的历史,及探讨两支的关系。同时研究明清南丰县及吴氏家族的科举情况,说明吴氏家族的地位。对吴嘉宾个人的研究主要探讨生平和家庭情况,太平军兴后,南丰县与太平军的战事,贡献的情况及交游情况,及交游情况,对着述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可见其政治、经济、人才方面的思想。

伍强胜^[7]（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吴宇灵^[8]（2020）在《儒家“政者正也”思想辨析及其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借鉴》文中研究指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是教师的灵魂。"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其"正人正己""上行下效""推己及人"的思想与当代教师师德师风的建设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通过对"政者正也"思想的辨析,挖掘儒家"政者正也"的思想精髓,为当下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促使当代教师以德立身、立德树人。

张健旺^[9]（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研究表明“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梁悦^[10]（2019）在《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周末年以来,天子式微,礼崩乐坏,及至东周时期,天下四分五裂之势愈演愈烈,重建社会秩序,实现一统成了最重要也最迫切的时代诉求。战国后期,秦凭借变法迅速崛起,建立起统一政权,结束了天下分裂的局面。与周天子天下共主式的统治模式不同,秦王朝凭借郡县制和官僚制实现了对统治范围的有效控制,而《公羊传》所主张的“大一统”也因为秦的统一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付诸实践。秦的统治仅维系了十余年,继之而立的汉朝秉承了秦构建起来的“大一统”制度框架,却也面临造成秦速亡的社会转型期的一系列问题。因为有着这样的考量,汉代的“大一统”思想涵盖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章对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渊源进行了阐释,分别是《春秋》文本和先秦儒家的天下观。首先,《春秋》是公羊学的原典,公羊学思想均是在解说《春秋》的基础上产生的。公羊学家一方面强调孔子作《春秋》,以提升《春秋》乃至公羊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春秋》具有微言大义,以此作为其开放性阐释《春秋》的依据。其次,《公羊传》在经过始于子夏的口耳相传之后,于汉景帝时期才被着于竹帛,在这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公羊先师们深受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影响,其中天下观成为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滥觞。先秦儒家的天下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以“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统域和以“得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目标,这就有别于着眼于一家一国的政治主张。为了实现“得天下”的政治目标,先秦儒家学者又提出了君臣名分和修身以正人的社会治理思想。第二章到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公羊传》、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等在汉代公羊学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着作和思想家的“大一统”思想。《公羊传》是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其“大一统”思想包含义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就前者来说,主要是重始、尊文王、王者无外的思想;就后者来说,主要是通过调和教化与征伐、嫡子与诸子、君与臣、中国与夷狄四组关系来实现“大一统”。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他将“大一统”思想与天人感应学说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公羊传》,以“天”为终极依据,以天一王一人为主线的“大一统”思想,概言之就是王上承夭命,下以正人。司马迁是以公羊学思想为指导的史学家,与董仲舒一样,他也将“天”视作其“大一统”思想的终极依据,另外他又以史学家的视野构建起华夷同祖的民族谱系,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大一统”思想将通过教化与惩戒并用的方式实现,用来解决汉代实际问题。何休生活在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地位消长和皇权衰微的时代背景中,所以他的“大一统”思想表现出有别于之前的公羊学家的现实意义。首先,何休认为尊王抑臣和以夏化夷是实现“大一统”的两个核心思想。其次他认为“大一统”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进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逐步实现。总之,先秦儒家、《公羊传》、董仲舒、司马迁、何休在公羊学“大一统”思想上各有建树。先秦儒家为“大一统”之说提供了思想资源,《公羊传》系统阐释了“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理论框架基本完备。董仲舒在此基础上用天人思想为“大一统”之说寻找形而上的终极依据,紧随其后的司马迁创建了华夷同祖的民族谱系,在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的天道依据之外,又为其寻得一历史过程中的人道依据。至于何休,他用“三科九旨”思想论述“大一统”的理论进程,规定每一个历史时期王的任务和王道作用范围,从而对“大一统”在历史过程中的逐步实现进行了总体规划。这样,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将“天”视作终极依据,将王视作核心,在承认夷夏有别,以道德礼义区分夷夏的基础上,用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实现由近及远的一统。

二、其身不正焉能正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其身不正焉能正人（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2）《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横向视域研究《家人》卦中“正心”的重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6）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儒家“政者正也”思想辨析及其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9）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其身不正焉能正人（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D]. 傅茂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3]“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4]《论语集释》按语整理与研究[D]. 吕点.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5]基于横向视域研究《家人》卦中“正心”的重要性[J]. 沈佳熹.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4)
• [6]吴嘉宾及其文集研究[D]. 康文娟.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7]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D]. 伍强胜. 东南大学, 2020(01)
• [8]儒家“政者正也”思想辨析及其对师德师风建设的借鉴[J]. 吴宇灵.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1)
• [9]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10]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研究[D]. 梁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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