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危害性分析

一、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危害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周露^[1]（2019）在《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 ——以《外商投资法》为视角》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外资准入政策历经探索与调整、快速推进,有序调整与主动进取多个阶段的演进,与此同时,也对中国GDP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就是我国外资立法的演变过程,本文在梳理外资准入政策演进、结合发达国家经验的的基础上,结合负面清单和国家投资规则,对我国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进行有效梳理,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第一部分是《外商投资法》中外资准入制度概述。首先,详述关于外资的界定,尽管各国针对外资的界定均有所不同,但是实质却大同小异。其次,在对外资准入进行考量时必须把握国家经济主权的相关原则,这也构成了外资准入的理论基础;《外商投资法》的出台实是必然,无论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活力,还是政府需要完成职能转变迫切需要构建配套法律法规体系。最后,可以从科学界定对外商投资进行明确的定义,并且对传统模式进行重构,并明确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等几个维度对《外商投资法》中外资准入制度的内容进行深入理解,本部分内容主要是为后文针对于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外商投资法》对我国现行外资准入制度的改进和不足。现阶段我国外资准入制度存在投资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容易造成地区和产业经济发展失衡,加剧两极分化,经年累月,必将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外商投资法》对我国现行外资准入制度有所改进,但仍存几点不足之处。其中分为以下几点:审批机构设置不合理、立法权审批权过于分散、缺乏明确审核标准、“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限制问题等,本部分内容主要是针对于后文关于外资准入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入进行铺垫。第三部分是域外外资准入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以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为例,包括准入制度中“负面清单”的限制、审批机构的设置、立法权等内容。借鉴其他国家对于审批机构的设置、“负面清单”的限制等先行经验,对我国立法体系和改革有重大影响,借以此完善我国有关的法律制度。第四部分是《外商投资法》中外资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在统一外资审批机构的基础上,放宽准入限制,收回立法权,严格限制审批权,完善审批的救济机制,优化投资环境,重视对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弱化国家干预的同时注意引导引入外资的结构。

黄媛媛^[2]（2013）在《我国外资立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其核心归根结底就是利益关系。利益协调是立法的主要目标,立法协调是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之一。外资立法固然要保护外商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我国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实现民族自主创新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外商投资中利益关系协调和衡平。外资立法中的利益协调机制,是规范外商和中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协调利益冲突、确认和保障各方利益的基本保证。我国为了追求外资经济的高效益,切不可只考虑外商利益,而以严重忽略甚至损害中方利益为代价。在新时期,随着国内外投资环境变化,我国引进外资中外商与中方间的利益冲突业已发生新的变化,中外方利益格局严重不协调,我国国家利益、环境利益、内资投资者利益、劳工利益等中方利益频频受损,外资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非常突出。然而,我国引进外资路线、方针、政策一直受“依赖外资”错误思想的影响,“外资万能论”仍然充斥整个市场,现行外资立法未区分外资质量之良莠而盲目鼓励外商投资,严重阻碍了外商与中方间的利益协调。对此,不少学者并未足够认识盲目依赖外资的危害性,对外资立法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型模式上,重视外资法局部法律条款的完善,忽视利益协调失衡引起的整体性法律问题。论文以利益协调理论为视角,分析外资立法的主要利益关系,协调复杂多变的利益冲突,探寻外资立法利益协调的法律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在外资法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利益协调理论的中国化,夯实我国外资法立法理论基础,还有利于利益协调理论与外资立法实践相结合,协调现实的利益冲突,实现中外各方利益的衡平和利益共赢,最终促进外资经济和民族经济的协调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外资立法中利益协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据此剖析我国外资立法利益协调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最终从协调体系、协调主体、协调目的、协调原则、协调措施五个主要方面提出我国外资立法利益协调的法律路径。全文主要内容如下：国家主权理论、人权理论、内因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理论构成我国外资立法利益协调的理论基础。国家主权不是一国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等的简单相加,是一国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在外资法中扞卫并坚决贯彻适用国家主权理论,有利于抵制国际投资领域投资自由化主义的泛化和虚化。我国社会主义人权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核心思想,确认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发展权和环境权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人权理论为外资立法协调外商利益、劳工利益、环境利益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内因决定论是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方法论,揭露了我国“外资万能论”的“外因决定论”本质。我国为了追求外资经济的高效益,切不可只考虑外商利益,而以严重忽略甚至损害中方利益为代价。我国有必要引进外资,但不能依赖外资；在外资立法中树立“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资为辅”的立法指导思想,防范外商投资风险,协调利益冲突。“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既不必要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理论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和谐思想,为外资法利益协调理念、价值目标、基本原则等的重构提供了思想渊源,有利于消除外商与社会、外商与自然间的不和谐情形。引进外资中最核心的利益冲突是外商与中方（包括中方公益主体和私益主体）的经济利益冲突。新时期,随着我国自身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外商在华投资变化,外商与中方间的利益冲突已经发展为高阶冲突：对抗性冲突越来越多；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等利益间的冲突日益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外商既得的局部利益和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间的冲突逐渐增多和隐蔽。外商私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公益间的冲突已经上升为首要冲突；外商与同业竞争者、外资关联企业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外资经济中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外商与中方合资合作者、企业劳工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外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些利益冲突中,外商利益常常处于优势地位,外商利益的获得往往伴随中方利益的损失,这对外资立法利益协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表面上看,在引进外资的利益冲突中中方频频失利似乎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其实是我国价值取向迷失和制度缺陷所致。由于立法者对人们真实的利益需求辨识不足,外资立法利益协调的价值目标出现选择偏差,忽视安全价值,侧重形式公平、形式效率,没有遵守人民利益至上原则、马克思主义平等互利原则、统筹兼顾原则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制度方面,外资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存在诸多缺陷：宏观上,外资立法利益协调体系不统一,外商投资利益协调机构设置不合理；微观上,现行外商投资利益协调制度非常不完善,国家利益保护机制、外商与环境利益整合制度、内外资投资者利益分配制度、外商与劳工利益调和制度等主要制度尚不健全,中方利益未得到充足的法律保障。对此,我国外资立法应该重构利益协调价值取向,完善外资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引进外资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利益衡平和协调。在价值目标重组的序位上,以安全价值为首位,以正义价值为核心,兼顾实质公平和实质效率,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在具体法律路径选择上：构建内外资投资法统一的协调体系；取消地方行政机关的外资立法权限,建立以《外商投资法》为核心的外资法法律协调体系；在外资法中秉持法律预防理念、国家安全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劳资利益共同体理念、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理念；确立“治官”法治观,要求外商投资管理机关及其人员确立积极作为理念、服务理念和法治理念；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国有无形资产保护制度、财税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重点保护国家安全、国家资产、民族品牌、国家税收；在投资鼓励制度、反环境壁垒机制、法律责任条款等方面鼓励外商维护和保护环境,遏制外商投资对环境利益的侵害；通过劳工权利确认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保护劳工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劳动就业权、结社权、集体谈判权、经济罢工权等；针对外商对企业和市场的组织控制、人事控制、财务控制、产业链控制、知识控制,建立反控制机制,重新分配内外资投资者利益；明确外商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具体范围、权利内容和法律责任,确认和保护外商合法利益。

谭虎^[3]（2006）在《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入WTO后,外资的大量涌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益补充和税收收入的增长点。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利益,导致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造成中方权益受损,还影响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和对外经贸的声誉。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避税问题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反避税对策已迫在眉睫。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采取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利用我国税收政策漏洞等方式规避我国税收,具有逆向避税的特点。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起步较晚,法律制度和征管措施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信息、人才尤其是地方保护成为当前反避税工作的瓶颈。我国必须在学习、借鉴西方反避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完善反避税法律规制,强化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征管,充分发挥反避税机构和人员的作用,逐步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确保我国的经济权益和经济秩序得到维护和稳定。本文从分析避税和反避税的基本理论入手,运用数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状况、成因、特点、危害和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我国反外商投资企业避税工作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而有针对性地从提高认识、完善税制和强化征管等方面提出反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对策和建议。

孙玉凤^[4]（2006）在《外商投资、超国民待遇与政府决策》文中研究说明文章通过对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利弊进行分析,对我国实行超国民待遇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对政府的决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应按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调整我国现有的超国民待遇政策,并进一步重塑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

尹永纯^[5]（2006）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20多年来，利用外资始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相伴而行，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根据党的有关会议精神、国家出台的利用外资方面的方针政策，对利用外资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对利用外资不同阶段的政策变化特点、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利用外资的基本经验，并针对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现状及论文的基本构架、创新之处、难点及写作方法。 第一章，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历史回顾。本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的理论来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外资发展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曲折历程进行了历史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利用外资实践出现曲折的原因、利用外资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第二章，利用外资的酝酿与起步。本章首先回顾了利用外资政策酝酿的国际国内背景及酝酿过程。国际背景主要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贸易联系的日益加深。国内背景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20年左倾错误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文革”后，中国领导人纷纷出国访问，中国经济考察团出国考察后，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经过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充分酝酿与讨论，中央领导层在利用外资加快现代化建设问题上达成共识。其次，考察了利用外资政策出台的过程。包括利用外资机构的设立与法律的草创、落实华侨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利用外资的试点地区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的一些具体政策及实施。再次，从利用外资的环境、优惠政策、管理经验等方面分析了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从利用外资的方式、来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起步阶段利用外资的特点。 第三章，利用外资的初步发展。1986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外资企业法》和《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开始进入初步发展阶段。针对起步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这一阶段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利用外资的环境，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的管理和引导。分析了1988年中国“第二次投资热潮”出现的几个相关因素。第二

唐珏岚^[6]（2006）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 ——资本管制国—中国的分析》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如欧洲货币联盟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金融危机,均与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密切相关。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作为资本管制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存在相当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尽管中国并没有由此而爆发相应的金融危机,但是,资本外逃终究是威胁未来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国既要坚持经济的对外开放,同时又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吸取其它国家因大量资本外逃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认真思考如何加强资本监管,如何抑制资本外逃,这不但是个深刻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实践问题。由于资本外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及对资本外逃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公认的定义。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主要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于资本管制国——中国的资本外逃作出如下界定:由于投资者意识到本国的非正常风险,或者是为了逃避本国当局的外汇管理和资本管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形式将资本转移到境外的一种非正常资本外流。研究资本外逃的重要前提是对外逃资本规模的估计和测算。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往往与其概念相匹配,概念界定不同,测算模型也就不同,进而影响到外逃规模的估算。本文在对国内外资本外逃规模测算的三种主要方法:直接测算法、间接测算法与混合测算法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模型进行了修正,依据修正后的模型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分别进行了直接测量调整与间接测量调整后的大致估算,取中国资本外逃三种估计额（直接测量调整的“游资2”调整与“游资3”调整,以及间接测量调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中国资本外逃的平均估计值,并与墨西哥、俄罗斯和韩国等资本外逃曾经非常严重的国家进行比较。比较后发现,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一度大于曾经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韩国。为什么资本管制国——中国会出现规模如此巨大的资本外逃?为什么在资本大量外逃的同时却伴有外资的不断流入?在借鉴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与国际经济等不同角度进

陈业宏,陶娟^[7]（2005）在《我国外资优惠待遇立法的检讨及前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优惠待遇虽曾对吸引外资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最严重的是优惠导向型的中低档外商投资大量重复,严重影响了"以市场换先进技术"的战略实施,造成了大量的国家财税流失,极大地削弱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矛盾和地区经济结构矛盾。本文分析了中国现行外资优惠待遇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其本身的局限性,认为中国只有取消现行外商独享的优惠待遇,实行内外资统一适用的、分具体行业和地区的优惠待遇,才能继续保持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

陈小文,赵曙东^[8]（2005）在《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福利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发展中国家在争夺外资的过程中,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做法愈演愈烈,从而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自身的利益。本文以麦克杜格尔模型为基础、对超国民待遇进行的福利分析表明,超国民待遇对东道国来说不仅有外资流入的增多,更有高额的成本;东道国之间如果在引资中出现恶性竞争,更会造成东道国自身的严重损失。因此,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规范并逐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应成为我国引进外资中的工作重点。

程洲阳,王恕立^[9]（2005）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离岸化陷阱”》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内企业兴起了一股离岸化发展的热潮,大批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离岸公司,并且利用海外注册的离岸公司对国内进行投资,在充分利用离岸金融中心的相关便利的同时也能享受国内的相关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种“走出去”模式虽然会使中国企业较快的融入世界经济,可是由于国内外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动,很有可能使这些企业陷入一种“离岸化陷阱”。

方曙红,杨坤^[10]（2005）在《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与国有资产流失》文中指出文章试从目前我国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现状出发,通过分析外资超国民待遇与国有资产流失间的关系,指出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危害性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危害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危害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 ——以《外商投资法》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外资立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外商投资、超国民待遇与政府决策（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论文提纲范文）

（6）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 ——资本管制国—中国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超国民待遇的危害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研究 ——以《外商投资法》为视角[D]. 周露.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2]我国外资立法中的利益协调问题研究[D]. 黄媛媛.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6)
• [3]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问题及对策研究[D]. 谭虎.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07)
• [4]外商投资、超国民待遇与政府决策[J]. 孙玉凤. 经济师, 2006(07)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考察（1978—2005）[D]. 尹永纯. 中共中央党校, 2006(02)
• [6]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 ——资本管制国—中国的分析[D]. 唐珏岚.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6(12)
• [7]我国外资优惠待遇立法的检讨及前瞻[A]. 陈业宏,陶娟. 《WTO法与中国论坛》文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四), 2005
• [8]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福利分析[J]. 陈小文,赵曙东. 生产力研究, 2005(07)
• [9]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离岸化陷阱”[J]. 程洲阳,王恕立. 国际贸易问题, 2005(06)
• [10]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与国有资产流失[J]. 方曙红,杨坤. 市场周刊(研究版),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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