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间的比较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杨帆[2]（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都积极变革、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才能得到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共同体”责任,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能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一个追求生态利益、承担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共治共享的“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美丽的清洁世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六章以及结论:第一章为绪论。这部分的内容旨在交代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述评已有国内外文献成果,在此基础上,明确选题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概括选题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概念辨析与内涵解读。本章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等选题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展开理论辨析;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相关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本章在绪论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并确证了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本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生态经济理论两个层面,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所涉及的主要议题,以理论溯源的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本章论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我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过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活动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五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点明了我国基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而后对推动实现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研究。建设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深刻影响到每个国家的生态福祉。国际社会应积极达成共识,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全球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生态合作共赢。本章将从弘扬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理念、形成全球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全球生态共赢模式、提供中国方案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现路径。论文最后为全文总结。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提炼全文的观点结论。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更是有效遏制并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金辉[3]（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李宁[4]（2020）在《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对外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内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同时,我国则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外交领域应充分重视国际援助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统一部署、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国际援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自二战以后开始兴起。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战略需要,国际援助成为各国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国际援助不断发展,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也不断丰富。国际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其中尤以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现象的解读最多。发展经济学从受援国发展需求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援助如何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国际援助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我国当前国际援助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援助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因此我国的国际援助政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现国际援助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国际援助工作的指引,将国际援助政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以直接衡量生产要素的经济性投入产出、成本收益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注重局部短期的要素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第二层级,以衡量不同制度、发展模式的要素合成的综合效应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中长期效果作为取向;第三层级,以不同国情下趋同价值观的综合视角的权衡和决策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趋同的价值取向进行整体战略方向布局。“新时代”要求我国的国际援助工作实现综合的长期效果,为防止片面和短视,当前我国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考量。借鉴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效应理论,将生物之间共存发展的互动生态关系,引申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国际关系,有助于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蕴,有助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共生视角下的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可以使国际援助的利益动因和发展机制得到凸显与认定,可以使资源利用价值在共生关系中得到全新的拼合与扩展,可以全面衡量国际援助的综合成果,从而为我国国际援助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本研究首先梳理国际援助的主要理论思想,揭示思想演进对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深刻影响,提出共生效应在评估援助政策效果方面的理论价值;然后比对总结国内外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说明不同价值观视角是国际援助政策的根本动因,也是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决定因素;进而以共生效应视角,展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利益效果,开展我国国际援助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研究;最后给出了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方案,及其在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在援助双方具备共生效应条件的情况下的效果最佳,故应以共生效应作为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评估视角,选择恰当的共生层级,运用量化的评价。在受援国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援助国通过对受援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上的价值观引领作用,可以取得相对长期可预测的战略效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即是共生效应理论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国际援助有别于其他援助国独具特色的价值观视角和政策取向。本文的创新在于:一是在共生效应的视角下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援助主导思想理论逻辑分析框架,完成了援助的思想理论层次与实践类型的对应;二是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梳理、历史经验比对和面板模型分析等三合一的综合研究方法,理论推导和量化分析相互衬托,从而证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三是提出符合共生效应条件的援助更加有效的政策效果评估结论,并在共生关系基础上构建了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效果评估体系框架,为国际援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研究坚持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原则,从国际援助的历史出发,结合中国发展援助的历史与现实,通过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国际援助领域的中国理念和路径,进而探究中国国际援助的新优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佳[5]（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络,将构建国富民强的国内大局与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大势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的发展创新。在科学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并作出了具体的工作布局,引领了和平统一、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包含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统一的美好夙愿,更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了为之奋斗的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有利于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完善。深入研究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有利于不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尝试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思想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力争对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所启发。全文共七章,拟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特征、定位、目标,原则、内容、战略,成就、经验、挑战,功能、价值、展望等具体方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进行系统的全景式梳理。第一章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难点与创新、基本概念界定等内容。第二章展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主张其建立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吸收、对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继承、对国外现代和平思想借鉴的合力基础上。第三章解读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重点强调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与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使命的历史定位,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目标。第四章发掘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阐明其如何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创新,以及如何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事业进行实践创新。第五章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以增强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运行现状与发展环境的直观理解,及对其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宏观审视。第六章探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强化理解当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现实基点、历史必然及未来走向,实现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第七章为结束语。主要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这一宏观命题进行回顾、探讨、思考。
王江波[6]（2020）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现实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本选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指的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带来的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促进的影响、效果及能力。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视野,对于加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以下简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改进的需要、立德树人的高校之本守正创新的需要、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具体来说,本研究聚焦于从研究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迫切需要到探究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挖掘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源;再研究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而剖析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发挥机制,再结合现实对其现状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优化作用发挥的策略。归结起来,本研究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的探讨。第一,挖掘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从国家核心竞争力、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立德树人发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切入点,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中外思想资源。“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因素、心理与精神因素、态度因素、民族性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性影响是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第二,厘清了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在对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要素、地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而把握“时代新人”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实践主体。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则表现为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筑于形成国家开放战略中相互渗透,共建于互为对方营造环境中相互协调,共构于实现人全面发展目标中相互支撑。第三,剖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实现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等则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机制。第四,分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现状及优化路径。根据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排名和总结立德树人的表现,构建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指标体系。用显示性指标概括分析了两者常年的整体状况,用解释性指标详细分析了两者近年的具体状况,得出需要继续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论。最后从加深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等维度探讨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优化路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弥补了立德树人促进国家发展缺少实证研究的短板,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统计（共计21年）,并与国际数据进行结合,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孙晓彤[7]（2019）在《国际环境正义实践的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国际环境正义”理论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就已经初具雏形,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快速发展,它脱胎于美国的环境运动,随着近现代环境运动的纵深发展而趋于成熟。面对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人类迫切需要“国际环境正义”理论,来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推动人类整体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说,“正义”是一种“善”的概念,那么,“环境正义”则是一种“类正义”。作为“类正义”的环境正义,体现了类原则、平等原则、补偿原则、普遍原则和可持续原则,包含了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种际正义三重内容。国际环境正义是环境代内正义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际化转向的产物,是国际层面的环境代内正义,它来源于传统环境伦理学,因此始终具备深刻的伦理内涵。国际环境正义不仅是一种社会正义、一种环境代内正义,同时也是一种国际环境秩序,洛克的自由主义学说、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和罗尔斯的正义学说是国际环境正义深厚的理论渊源。在深入剖析国际环境正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环境不公问题进行分析,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出解决对策。如今,国际环境正义正遭逢国际环境资源分配不均、国际环境污染转嫁、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国际环境制度不公等实践困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主权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发达国家环境霸权主义和发展中国家要求环境正义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矛盾正是国际环境正义实践困境的根源所在。这些实践困境,进一步带来了环境资源浪费、生存环境恶化、纵容生态霸权、打击环境运动、引发国际争端、阻碍生态合作等一系列恶劣影响,解决国际环境正义的实践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国际环境正义的参与主体,即世界各主权国家应当采取积极的伦理对策,树立明确的主权意识、着力推进国际交流与生态合作、致力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新秩序。国际环境正义的持续推进,将有助于缓解国际环境纠纷,促进国际环境合作,对于应对生态危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杨勇[8]（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杨雪[9]（2017）在《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文中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类命运关乎每个人的发展。“寰球同此凉热”,建设一个“大同世界”,不仅是传统中华文化中“天下”情怀的诗意表达,更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发展问题作出了强有力的积极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教育的参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要在培养学生“国家认同”的同时,培养其“国际理解”素养。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也提出“全球化创造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型经济、社会和文化空间,正在促成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新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模式”。所以,培养“世界公民”成为了各国教育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对世界公民的培养,不仅能够实现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更能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助力。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公民”,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心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情怀,同时还必须能够尊重和包容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本土及全球事务并努力促进世界的正义与美好。基于这样的“世界公民”的本质要求,世界公民教育要以观念培养、道德型塑以及发展技能为手段,来培养既对民族国家负责又对世界负责的合格公民。世界公民教育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人的社会交往依赖语言。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语言兼具工具与本体功能,“国际理解”素养的培养,不仅要注重语言的工具性,也要重视起人文性、文化性。正是由于外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使得外语教育成为了世界公民教育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狭隘的工具主义倾向,使外语教育过分注重对人的培养的实用性,片面强调“语言”的优先性,导致了外语教育人文性的失落,丧失了其对世界公民培养的价值意义。因此,要想实现外语教育对“世界公民”培养的价值,首先必须要转变外语教育狭隘的工具主义的观念,使外语教育从工具主义的困境中走出来。其次,外语教育要积极树立全球眼光,实现教育变革,在“立足本土”与“走向世界”的动力中,实现对美好世界的追求与构建。
雷芳[10]（2017）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危机的爆发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挑战,反思和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在马克思恩格斯宏大的理论体系中散落着丰富的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正义关系的光辉思想。全面挖掘、系统地梳理其中蕴含的生态正义思想以积极回应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既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理论本性与崇高使命,而且能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正义的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概念理解不同的背后是价值立场和思维取向的差异。浪漫主义和工具主义自然观指导下的正义理论是“中心论”环境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人—自然—社会有机统一的生态观,以劳动实践为中介,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超越“主奴关系”的等级哲学,建立起一套调适对象性存在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共同原则,实现自然正义和社会正义相统一的生态正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具有发展的社会历史性、视域的整体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强调以实践的方式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并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文本存在两条线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依据直观经验、哲学思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建构的逻辑路线,他们的生态正义思想经过了萌芽、初步探索、基本形成、发展深化等阶段,基本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正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路向,一方面在哲学上批判了主客二分指导下的旧唯物主义机械自然观和唯心主义抽象自然观,建立了实践基础上新世界观,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另一方面立足社会现实,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揭批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巨大裂缝以及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矛盾统一关系,提出生态非正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变革社会制度,建立生产联合者共同体,实现劳动的生态转向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和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视域广阔,内涵丰富。本论文从自然本体论、劳动实践论和生态价值论及社会历史论等方面给予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互动共生,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主义自然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劳动实践观中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生产和异化劳动等生态非正义进行批判,把劳动看作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生态正义实现离不开劳动的生态化。从本体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突破了传统价值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范式,肯定了自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社会历史观中指出生态正义问题既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是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问题。倡导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统一,自然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富有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对建构中国化生态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战略,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中国化的生态正义理论建构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丰富的生态文化为源泉,植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吸收与借鉴西方生态正义理论。中国化生态正义理论要求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以社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为动力、公众的广泛参与为保障、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联结为助力器。在全球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生态殖民主义持续扩大,环境纠纷不断发生的现实境遇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正义思想也越来越彰显出其理论的力量和实践指导的价值。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间的比较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间的比较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 |
| 1.2.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 |
| 1.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政策实践的相关研究 |
| 1.2.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保护与治理研究的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基本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内容 |
| 2.2.1 共同承担 |
| 2.2.2 协同治理 |
| 2.2.3 生态共赢 |
| 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2.3.1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 |
| 2.3.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3.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
| 3.1.2 西方人类中心论 |
| 3.1.3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
| 3.2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来源 |
| 3.2.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 |
| 4.1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基础 |
| 4.1.1 构建生态文明政策制度体系 |
| 4.1.2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 |
| 4.1.3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
| 4.1.4 建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
| 4.2 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2.1 致力于全球环境污染治理 |
| 4.2.2 参与国际生态环境保护 |
| 4.2.3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3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生态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
| 4.3.1 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
| 4.3.2 主动开展国际多边合作 |
| 4.3.3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日益成熟 |
| 4.3.4 积极开展生态援外培训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透视 |
| 5.1 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成就 |
| 5.1.1 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模式 |
| 5.1.2 在国际生态治理中显现中国姿态 |
| 5.1.3 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生态合作 |
| 5.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 |
| 5.2.1 全球生态合作理念尚未完全构建 |
| 5.2.2 全球生态环保顶层设计不合理 |
| 5.2.3 生态共赢模式没有有效建立 |
| 5.2.4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智慧没有充分展现 |
| 第六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 |
| 6.1 弘扬全球生态协同治理理念 |
| 6.1.1 呼吁全球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
| 6.1.2 引领各国协商共渡危机 |
| 6.1.3 树立一致的生态保护目标 |
| 6.2 完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顶层设计 |
| 6.2.1 开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调查 |
| 6.2.2 进行科学全球生态保护规划 |
| 6.2.3 实行全球范围的生态保障措施 |
| 6.3 构建生态合作共赢导向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模式 |
| 6.3.1 形成各个国家的生态合作联动效应 |
| 6.3.2 发挥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合作优势 |
| 6.3.3 推动生态治理体系法治化 |
| 6.4 提供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6.4.1 完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
| 6.4.2 总结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
| 6.4.3 贡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路径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内容及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援助的主导思想演进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经济学思想对国际援助政策的导向作用 |
| 一、推动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变革的早期时代(20世纪40年代—60年代) |
| 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变革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 |
| 三、注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80年代) |
| 四、强调制度要素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90年代) |
| 五、更注重人力资源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时期(21世纪至今) |
| 六、其他援助思想理论 |
| 第二节 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的导向作用影响 |
| 一、以资金援助为主促进战后复兴,将工业化程度等同于经济发展 |
| 二、以技术援助为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促进社会发展 |
| 三、从政府干预为主转向自由市场原则,加大培训与技术援助力度 |
| 四、强调制度条件弥补市场不足,附加体制改革要求的“后华盛顿共识”思潮 |
| 第三节 不同发展模式对国际援助效果的影响 |
|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封闭发展模式 |
| 二、出口导向型的开放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共生效应理论对国际援助主体的利益机制解读 |
| 一、传统的国际援助分析理论的不足 |
| 二、共生效应视角下的国际援助理论探讨 |
| 第三章 世界主要援助国的国际援助发展经验和政策效果评析 |
| 第一节 美国国际援助评析 |
| 一、美国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美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日本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日本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日本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苏联国际援助评析 |
| 一、苏联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苏联国际援助的主要动因 |
| 三、苏联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节 我国的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总体特点 |
| 三、我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章 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双向综合效果评价 |
| 一、援助对受援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二、援助对我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第二节 共生视角下不同时期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性评价 |
| 一、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反帝反修国际主义 |
| 二、服务于对外经济合作需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
| 三、服务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共同繁荣互利共赢 |
| 第三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 |
| 一、援助依赖度与受援国经济规模的特点 |
| 二、援助与进出口的关系以及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五章 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与综合效果 |
| 第一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与评价体系建设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建设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评价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综合效果评析 |
| 一、国际援助推动思想文化交流 |
| 二、国际援助助力宏观经济发展 |
| 三、国际援助促进企业“走出去” |
| 第六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与建议 |
| 一、研究展望 |
| 二、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难点与创新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 |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 1.5.1 和平与和平观 |
| 1.5.2 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中国传统和平观 |
| 1.5.3 中国共产党和平观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 |
| 2.1 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 |
| 2.1.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思想 |
| 2.1.2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平思想 |
| 2.1.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思想 |
| 2.1.4 习近平关于和平思想的重要论述 |
| 2.2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 |
| 2.2.1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
| 2.2.2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和平理念 |
| 2.3 国外现代和平思想 |
| 2.3.1 亚洲文化传统中的非暴力思想 |
| 2.3.2 西方和平学中的积极和平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定位、目标 |
| 3.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特征 |
| 3.1.1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3.1.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3.1.3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
| 3.1.4 原则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3.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定位 |
| 3.2.1 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
| 3.2.2 响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使命 |
| 3.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目标 |
| 3.3.1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 3.3.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3.3.3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内容、战略 |
| 4.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原则 |
| 4.1.1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
| 4.1.2 始终坚持以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
| 4.1.3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
| 4.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内容 |
| 4.2.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2.2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 |
| 4.2.3 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
| 4.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战略 |
| 4.3.1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
| 4.3.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
| 4.3.3 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 4.3.4 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经验、挑战 |
| 5.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成就 |
| 5.1.1 进一步巩固硬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基础 |
| 5.1.2 进一步巩固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基础的保障 |
| 5.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经验 |
| 5.2.1 坚持以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
| 5.2.2 以中国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
| 5.2.3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
| 5.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面临的挑战 |
| 5.3.1 和平统一方针受到挑战 |
| 5.3.2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
| 5.3.3 强权政治大行其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价值、展望 |
| 6.1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功能 |
| 6.1.1 为中国自身的稳定发展提供思想指导 |
| 6.1.2 为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参考 |
| 6.1.3 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
| 6.2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价值 |
| 6.2.1 有效维护中国与世界和平的理论指导 |
| 6.2.2 不断促进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行动指南 |
| 6.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的展望 |
| 6.3.1 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平理论引领发展实践 |
| 6.3.2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理论创新 |
| 6.3.3 加强国际话语权竞争,建构国家形象 |
| 6.3.4 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6）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溯源 |
| 2.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论述 |
| 2.1.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论断 |
| 2.1.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重要论断 |
| 2.1.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重要论断 |
| 2.2 守正传承:中国传统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2.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思想 |
| 2.2.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思想 |
| 2.2.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思想 |
| 2.3 思想借鉴:西方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3.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观点 |
| 2.3.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观点 |
| 2.3.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观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1 立德树人的解析 |
| 3.1.1 立德树人的内容、特征、原则、任务 |
| 3.1.2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 |
| 3.1.3 立德贯穿于树人全过程 |
| 3.2 科学认识国家核心竞争力 |
| 3.2.1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才、科技、创新是构成要素 |
| 3.2.3 四个要素形成合力 |
| 3.3 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3.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主体是“时代新人” |
| 3.3.2 统一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
| 3.3.3 共筑在形成国家开放的战略中相互渗透 |
| 3.3.4 共建在互为对方营造的环境中相互协调 |
| 3.3.5 共构在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目标中相互支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机制 |
| 4.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
| 4.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引领作用 |
| 4.1.2 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 |
| 4.1.3 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 |
| 4.2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
| 4.2.1 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 |
| 4.2.2 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 |
| 4.2.3 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 |
| 4.2.4 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方法 |
| 5.1 指标体系构成与框架 |
| 5.1.1 指标选取依据、原则与框架 |
| 5.1.2 数据来源及其发布单位 |
| 5.1.3 分析方法为单变量频数分析、双变量相关系数、分类与制表 |
| 5.2 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状况及特征 |
| 5.2.1 我国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 |
| 5.2.2 高校学生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保持健康向上并逐步提升 |
| 5.2.3 教师尊重与关爱学生表现突出,学术道德等稳定上升 |
| 5.2.4 积极评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肯定学校立德树人各项工作 |
| 5.2.5 党和政府工作表现突出,综合国力趋势乐观 |
| 5.3 显示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3.1 立德树人对整体竞争力的相关性表现 |
| 5.3.2 立德树人对人才的相关性表现 |
| 5.3.3 立德树人对科技的相关性表现 |
| 5.3.4 立德树人对创新的相关性表现 |
| 5.4 解释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4.1 国家核心竞争力随着对党的领导的不断坚定等而提升 |
| 5.4.2 不断加强的理想信念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趋势保持同步 |
| 5.4.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状态互相契合 |
| 5.5 对策与建议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加强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作用的路径思考 |
| 6.1 形成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透视视角 |
| 6.1.1 全方位地把握国家核心竞争力 |
| 6.1.2 充分肯定我国制度优势 |
| 6.1.3 自主设计国家核心竞争力指标 |
| 6.1.4 以实现人民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
| 6.2 构建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
| 6.2.1 把立德树人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 |
| 6.2.2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设计学科、教学、教材和管理体系 |
| 6.2.3 立德树人要注重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方面上下功夫 |
| 6.2.4 建设新时代立德树人教师队伍,发挥好教师主导作用 |
| 6.3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
| 6.3.1 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 |
| 6.3.2 要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
| 6.3.3 要扩大高等教育开放水平 |
| 6.4 加强党对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全面领导 |
| 6.4.1 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性 |
| 6.4.2 培养和组织精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才队伍 |
| 6.4.3 突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领导责任 |
| 6.5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7）国际环境正义实践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难点和创新 |
| 第一章 从“正义”到“国际环境正义” |
| 第一节 正义——一种“善”的概念 |
| 一、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正义” |
| 二、西方古典哲学中的“正义” |
| 三、近代伦理视角中的“正义” |
| 第二节 环境正义——一种“类正义” |
| 一、从环境伦理到环境正义 |
| 二、环境正义的基本内涵 |
| 三、环境正义的伦理原则 |
| 四、环境正义的种类 |
| 第三节 环境正义的国际化转向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正义的伦理内涵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正义的伦理实质 |
| 一、一种社会正义 |
| 二、一种环境代内正义 |
| 三、一种国际环境秩序 |
| 第二节 国际环境正义的理论渊源 |
| 一、洛克自由主义学说 |
| 二、边沁功利主义学说 |
| 三、罗尔斯的正义学说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正义实践之“困” |
| 第一节 国际环境正义实践之“困”的表现 |
| 一、国际环境资源分配不均 |
| 二、国际环境污染转嫁 |
| 三、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不对等 |
| 四、国际环境制度不公 |
| 第二节 国际环境正义实践之“困”的根源 |
| 一、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 |
| 二、主权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 |
| 三、发达国家环境霸权主义与发展中国家要求环境正义的矛盾 |
| 四、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矛盾 |
| 第三节 国际环境正义实践之“困”的影响 |
| 一、环境资源浪费,生存环境恶化 |
| 二、纵容生态霸权,打击环境运动 |
| 三、引发国际争端,阻碍生态合作 |
| 第四章 实现国际环境正义的伦理对策 |
| 第一节 树立环境主权平等意识 |
| 一、明确环境主权地位 |
| 二、立法保障环境主权平等 |
| 三、正确处理平等的环境主权关系 |
| 第二节 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生态合作 |
|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国际生态交流与合作 |
| 二、绿色可持续的国际生态经济产业联合 |
| 三、先进环保理念与科研技术的国际沟通 |
| 第三节 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新秩序 |
| 一、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 二、明确政府组织的指导监督责任 |
| 三、发挥国际环境组织的作用 |
| 四、推进实现公众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全球化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
| (二)世界公民理论的兴起及启示 |
| (三)突破外语教育的困境与狭隘眼光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有关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教育内涵的研究 |
| (二)有关外语教育现实困境与实践变革的研究 |
| (三)有关公民培养与外语教育价值关联的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
| 四、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问题与目标 |
|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
| 五、研究思路与框架说明 |
| (一)论文立论的思路 |
| (二)论文框架的说明 |
| 第一章 “世界性”:世界公民教育的理论阐释 |
| 一、何谓世界公民:产生、概念与特征 |
| (一)“公民”概念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 |
| (二)公民性与“世界公民”观念的产生 |
| (三)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公民”概念 |
| (四)世界公民的本质规定性与主要特征 |
| 二、观念的实践: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 |
| (一)萌芽:从“国家公民”到“世界公民”的教育观念 |
| (二)确立:世界公民教育的正式提出与组织化运作 |
| (三)发展:全球化浪潮中各国推进的世界公民教育运动 |
| (四)勃兴:当代技术革命与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公民教育 |
| 三、世界公民教育的时代内涵及其使命性课题 |
| (一)合理性前提:学校何以造就人的“世界性” |
| (二)本体内涵:“世界公民”素养的培育与转化 |
| (三)使命性的课题:建构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 |
| 四、世界公民教育的价值理念与精神气质 |
| (一)“温和”与“激进”:世界公民教育教育实践的两种取向 |
| (二)“独立”抑或“整体”:世界公民教育课程模式选择 |
| (三)“开放”和“主动”:“启发式”的世界公民培养方法 |
| 第二章 内涵与核心议题: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 |
| 一、外语教育及其“世界性”的特征 |
| (一)外语教育本质概念澄清 |
| (二)外语教育的“世界性” |
| (三)基于“语言”的世界性——外语教育的特征 |
| 二、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内涵 |
| (一)想象“公民”:外语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合法性 |
| (二)为“本土”亦为“世界”:外语教育的双重面相 |
| (三)培育“世界的”公民:外语教育的内生性目的 |
| 三、基于世界公民培养的外语教育的理论资源 |
| (一)多元文化教育 |
| (二)国际理解教育 |
| (三)和平教育 |
| (四)环境教育 |
| (五)公民道德教育 |
| 四、外语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 (一)塑造全球意识 |
| (二)增进文化互动 |
| (三)实现国际理解 |
| 第三章 从“语言”到“育人”:外语教育的公民培养价值 |
| 一、基于“语言”及其文化的再生产:外语教育的本体价值 |
| (一)语言的结构与规律 |
| (二)文化的传播与再生产 |
| (三)语言之美与人文精神 |
| 二、“语言”何以育“人”:外语教育对培养世界公民的价值 |
| (一)知识、情感方面:有利于传播各国历史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 |
| (二)行为、能力方面:通过语言及其他素质培养,助于“变革”世界 |
| (三)态度与价值观方面:建构合作、包容与共生的世界整体观 |
| 三、世界公民培养与“输出中国”:外语教育的拓展性价值 |
| (一)“理解西方”:中国外语教育的传统目标 |
| (二)“输出中国”:培养语言人才,使世界了解中国 |
| (三)“世界—中国”的联通:外语教育的整体价值彰显 |
| 第四章 狭隘的工具主义:外语教育的价值异化及后果 |
| 一、世界整体性的威胁:一个文化与教育的维度 |
| (一)对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保护主义的反思 |
| (二)“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对全球化未来的预判 |
| 二、人文性与价值深度的缺失:当前外语教育的狭隘工具主义 |
| (一)在教育目标上,过度关注人才培养的实用性 |
| (二)在教育内容上,片面强调“语言”的优先性 |
| (三)在教育过程上,无法实现“美”的价值体验 |
| (四)在教育方法上,以“技术分割”代替人文性 |
| 三、后果:“人·教育”的双重异化及对世界公民培养的影响 |
| (一)工具主义所直接导致的“人”的异化 |
| (二)外语教育的功能失位以及价值的削弱 |
| (三)世界公民培养的艰难与共同体的幻灭 |
| 第五章 走向“世界公民”:外语教育的全球眼光与实践变革 |
| 一、外语教育目标定位:转向“全球共同利益”的核心关切 |
| (一)教育作为一项关涉“全球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
| (二)外语教育的公共属性与人类知识互联的联结可能 |
| (三)外语教育何以培养关切“全球共同利益”的公民 |
| 二、外语教育内容融合思路:超越“本土”与“世界”之争 |
| (一)“走向世界”与“立足本土”:全球化的两种动力学脉络 |
| (二)立足本土的外语教育:中国意识与中国风格的内容选择 |
| (三)面向世界的外语教育:凸显国际文化理解与互动的内容 |
| (四)超越“本土”和“世界”:增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包容性 |
| 三、外语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重申“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 |
| (一)重申“人文主义”:关注人及人的精神进化和整体素质 |
| (二)超越“语言工具主义”:外语教育人文精神的重建 |
| 四、重塑“完整”的公民 |
| (一)坚持教育的整体性思维与整体性影响 |
| (二)在其他教育形式中融入世界公民培养 |
| (三)外语教育中的德、智、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生态基本概念的爬梳 |
| 一、自然概念的变迁 |
| 二、生态、环境及其区别 |
| 第二节 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
| 一、关于正义 |
| 二、环境正义的缘起和发展 |
| 三、环境正义的内涵、类型及局限 |
| 四、生态正义对环境正义的超越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的批判超越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革命性超越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的基本特征 |
| 一、生态正义的社会历史性 |
| 二、生态正义的整体性 |
| 三、生态正义的阶级性 |
| 四、生态正义的实践性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历史轨迹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初步探索 |
| 一、马克思恩格斯辩证自然观的雏形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非正义的初步揭露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形成 |
| 一、劳动视域下自然、人、社会概念的分析 |
| 二、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 |
|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态异化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发展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性 |
| 二、实践观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发展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深化 |
|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非正义 |
| 二、劳动价值论中自然的作用 |
| 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生态非正义 |
| 四、恩格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多维审视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中的生态正义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革命 |
| 二、存在论维度上人与自然本质统一 |
| 三、实践论维度上人与自然互动共生 |
| 四、系统论维度上人-自然—社会的统一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实践观中的生态正义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生态意蕴 |
| 二、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 |
| 三、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利用 |
| 四、劳动实践观下的生产性正义 |
| 第三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价值观中的生态正义思想 |
| 一、对“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的扬弃 |
| 二、“征服自然”向“善待自然”观念的转变 |
| 三、合乎目的性与合乎规律性的统一 |
|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观中的生态正义思想 |
| 一、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统一 |
| 二、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 |
| 三、人口、资源和社会协调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应用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普遍性价值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化生态正义理论的建构 |
| 一、中国化生态正义的理论来源 |
| 二、中国化生态正义的基本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可持续发展战略国际间的比较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D]. 杨帆. 吉林大学, 2020(02)
- [3]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4]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D]. 李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5]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平观研究[D]. 赵佳.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1)
- [6]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D]. 王江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2)
- [7]国际环境正义实践的伦理研究[D]. 孙晓彤.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8]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9]走向“世界公民” ——论作为世界公民教育的外语教育[D]. 杨雪.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6)
- [10]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研究[D]. 雷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