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庆祝着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陈铭浩[1]（2020）在《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在清朝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清前期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段时期在清朝甚至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清朝以及清前期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吸收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总结了历代思想的宝贵经验,而且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可以说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清前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通过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反思与总结以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理性思考与客观认识,形成了丰富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们以民族关系思想为指导,不仅能够正确处理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而且以此为基础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制度。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与政治思想相统一的特点,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又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清前期统治者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帝王,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前期各类历史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梳理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包含绪论、总结及六章的内容。其中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选题缘由,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等。第一章阐述了清太祖、清太宗、岳托、宁完我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这一时期的“恩威并用”、“诚信”、“参汉酌金”等思想成为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基石。第二章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本章探讨了多尔衮、史可法、范文程以及洪承畴的思想,其中多尔衮的“一统”思想为清朝最终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总结了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对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关键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康熙帝的“大一统”、“中外一体”、“尚德不尚威”等思想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第五章梳理了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时期,雍正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雍正帝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六章比较了清前期统治者与前代着名帝王思想的异同,通过比较使我们更好地理清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脉络。总结共包含五大部分,一是总结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以汉治汉”、“以汉攻汉”等不同于前代的思想体系;二是分析了清朝入关前与入关后民族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三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联系;四是概括了清前期统治者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五是探讨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现实意义。
宋以丰[2]（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王海霞[3]（2019）在《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满族民歌是东北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民族乡韵气息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歌唱形式。内容涵盖满族人民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唱词质朴,具有满族独特音律、情感真挚,深深扎根于满族人民的生活,伴随满族人民生活的音乐文化,以歌唱的方式记忆了满族民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心声。本论文通过对满族民歌历时与共时发展空间的回顾,以文献记载、文化遗存的谱系资料为研究基础,以民间留存的传统民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的满族民歌和文化融合发展为新的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为研究视角,通过个案分析和实践案例比较论证,对满族民歌人文自然生态形成依据、唱词音韵规律、演唱风格及表现形式、传承意义进行研究。论文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现状与问题、相关概念的界定,并对研究意义与创新、研究目的与方法之处作了阐述。第一章,通过对满族民歌的历史梳理,从“满族民歌历史文化”视角,阐述了历史遗存的满族民歌与自然和人文生态中满族民歌间的依存关系。并历时性地梳理了不同族源地域满族民歌文化发展历程,论述了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和活态演唱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以当下留存的不同类型的满族民歌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民歌案例论证,阐述了满族民歌在演唱内容、音调结构及不同演唱风格方面的特征,诠释了满族民歌题材之一萨满神歌的演唱特点和存在价值。第三章,从语言学语境探讨了满语民歌语言演唱艺术和方言音韵特点。通过实践案例比较分析,阐述了区域其他民族民歌与满族民歌唱词韵律演唱个性特征,并对满语、满汉双语、汉语三种语言演唱形式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个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第四章,从文化超越视角,阐述了原生形态满族民歌创新、融合发展后的呈现形式,论证了创新后的满族民歌演唱风格特点。从“和而不同”角度出发,通过实例分析,比较了同一语族同一类型民歌演唱风格特点、同一地域同一类型不同族源的民歌演唱个性。论述了如何借鉴、融合现代多元音声技法超越原生民歌演唱方式的当代呈现,并以实践表演例证形式阐述了服饰、舞蹈、乐器等综合艺术对满族民歌艺术呈现的辅助作用。第五章,阐述了多元文化形态下,满汉文化融合对满族民歌传承与实施路径的影响,分析多样化语境下满族民歌传承形式、演唱形式、传承视域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时代发展方向,适应当下人们审美认知观念。
常建华[4]（2019）在《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着《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开拓清史研究之路,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钟焓[5]（2017）在《探究历史奥妙的车道最好由考据的路口驶入:柯娇燕构建的相关历史命题评议》文中研究表明序言: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跨国界学术批评在本文上篇于2013年正式发表以后,笔者有幸读到了国内学者关于"新清史"评价的一系列最新论着。这些文章虽然切入视角各异,阐释观点也间有异同,但都对读者深入思考"新清史"学术话题起到了开阔眼界与整合思路的启迪作用,充分彰显出目前中国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民主氛围和学人之间质疑辩难的求真精神。尤其像笔者这种非清
柳泽明,陈岚[6]（2016）在《王锺翰教授与清史研究》文中提出引言2013年8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办了"纪念王锺翰教授百年诞辰暨清史民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为了纪念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教授而举办的。王教授于2007年逝世,享年94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中国清史及满族史研究。此次研讨会分为第一天的"纪念会"和次日的学术研讨会两部分,"纪念会"是以蔡美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首,河内弘良(原京都大学、天理大
段晓亮[7]（2014）在《郑天挺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异彩纷呈。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着名史家,也是继孟森之后以科学方法研究明清史,并且将明清史发扬光大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此外,郑天挺在隋唐史、元史等研究领域,也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服膺唯物史观,由乾嘉考据学风和近代实证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其晚年学术的新境界。可以说郑天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是中国史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脉络,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有鉴于此,本文以郑天挺的史学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郑天挺史学成就、治史特点、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郑天挺学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郑天挺史学的价值和影响,以此更清晰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变的总体特点和脉络。郑天挺对中国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对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等,均有细致而精深的研究,对明清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也有精确的概括,在隋唐史、元史和边疆史地等领域,也有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除部分公开发表外,这些成就和创见多数凝结在其多达上百万字的讲义中。郑天挺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其次,注意梳理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次,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史方法有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郑天挺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探微索隐,见微知着；“深、广、新、严、通”；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有注重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以及积极拓展学术视野等。郑天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本身即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郑天挺还对于维持和弘扬北大的史学、开创和奠定南开史学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系统地研究郑天挺史学独特的成就和特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也可以借此发掘郑天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对目前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钟焓[8]（2014）在《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语种史料考辨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概括归纳了最近20多年来北美中国学界所流行的"新清史"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笔者认为,貌似巍峨壮观的"新清史"学术大厦决非建立在对于多语种文献史料进行审慎而严格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而对其学术着述进行分析评估的结果也表明难于相信该学者群业已具备了将传统的中国断代史研究与自伯希和以来得到纵深发展的内亚史研究相贯通整合的卓尔不群的考据兼综合的治学功力。实际上"新清史"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具及其依托的学术资源更多地来自各种以后现代面目大行其道的社科理论,他们还进一步将其整饬建构并打造强化成凸现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话语以指导统合其具体研究,因此带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趋时性而非传统汉学研究和内亚史研究共同讲求倡导的实证性。不妨说,就这一群体的学术共性而论,族性（ethnicity）/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真正构筑支撑起整座"新清史"大厦不可或缺的三大基石。故该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话语构建。
戴克良[9]（2013）在《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族及其先世，不仅建立过政权，而且在文化上也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其中一个显着的成就是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女真族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延用了300多年；明末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依照蒙古字母创制“老满文”，皇太极时又由达海改进为“新满文”。满文在清代延用了近300年。女真语文和满语文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极具比较研究的价值。本文系统地对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整体研究，因此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满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历史学、文献学、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主要围绕满语文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清代的“国语”政策及满语文的兴衰历程；清代满文文献的分类及价值；满语文对满族及东北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影响几个主要问题展开，力争在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为这一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贡献。这也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绪论部分回顾了关于满语文研究的学术史与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作了界定。第一章探讨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重点是靺鞨和女真。以渤海族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来分析民族语言文字与民族意识、文化自觉的关系，还论述了女真文的优缺点及其推广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女真语对汉语的影响，并从“汉字文化圈”的角度审视女真文化的历史变迁及比较。此外还论述了明代女真人逐渐使用蒙古文字，开始由“汉字文化圈”渐趋“蒙古化”，满文的创制就是“蒙古化”的结果。第二章探讨清代满语文的兴衰历程。重点是满语与女真语的关系，从满文的创制与改制所反映的满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与轨迹，清代“国语”政策及其历史演变，满语文的衰落状况及原因，以及从满汉语言文化的接触和融合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融合的阶段特征及原因。清代，随着满汉民族的接触与融合，满语与蒙语的关系逐渐疏远，而与汉语的关系日益密切，最终在文字的发展道路走出了“汉化（金）——蒙古化（元明）——再汉化（清）”的历史轨迹。第三章对清代的各种满文文献进行评述。重点是满文文献主要分类方法的评述，满文档案文献及其史学价值，满文翻译文献及其所体现的满汉文化关系，从翻译《大藏经》看清代的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满文辞书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等问题。从清代满文辞书的体例演变历程既可以看出辞书编纂手段的进步，亦可以看出清代满汉两种文字彼此消长的关系。“清文鉴”系列对满文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三体”到“四体”、再到“五体”，体现了清代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是清前期（满文产生到乾隆末年）社会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第四章探讨满语文的历史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主体部分。主要分析满语文对满族文化、东北区域文化、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还集中探讨了满语文与锡伯语文的关系以及锡伯族语文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重点解决满语文所反映的清代满族的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满语对北京“官话”的历史影响，清代外国学者研究满语文的状况、特点以及“满学”的相关问题。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作了理论上的升华。通过满语文反映出语言与文字、满语文与满族文化认同、满语文与清代文化、满语文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这几个理论问题。最后总结出全文的中心论点，即语言的兴衰历程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民族的社会环境变迁密切相关，反过来语言又对民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荣[10]（2011）在《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清朝的乾隆时期,是有清一代哈萨克政策形成并奠定基本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制定的有关哈萨克的政策与办法,成为了日后清朝政府在处理有关哈萨克事务时所必须遵循的所谓“祖宗之制”。因此,若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与把握有清一代哈萨克政策的内涵,就必须对乾隆时期的哈萨克政策形成、发展、完善、定型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而详尽的研究。本文在充分了解、掌握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史料阅读与解析,试图补充并超越前人的研究,对清朝乾隆时期的哈萨克政策作出新的而且是更加深入全面的论述。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最简单,也是最耗费时间、精力的史料解析法,最大限度地辑录史料,排列、对比史料,在大量读史札记的基础上,力图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重新理解与把握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的方方面面。本文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包括选题缘起,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与评价,研究资料的范围、搜集、整理与利用,以及论文的总体架构。第二章通过对清朝与哈萨克早期隔阂与最初接触过程的论述,对乾隆朝哈萨克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样一个厄鲁特因素的揭示与强调,为第三章讨论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做了必要的铺垫。清朝在征服准噶尔之后,便宣布将准噶尔辖地归入清朝的版疆,并且在与哈萨克建立朝贡关系之初,就要求哈萨克承认这一变化。尽管如此,在清哈关系史最初的十几年中,清朝对准噶尔旧游牧地的拥有权,却屡屡遭到来自哈萨克越界游牧问题的挑战。乾隆三十二年（1767）,清朝最终采取了一个灵活的解决办法,允许哈萨克在清朝西北卡外界内区域游牧,条件是哈萨克要向清朝交纳百分之一的马匹,以充贡赋。这个办法既可以保证清朝政府对西北卡外界内领土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又可以照顾到哈萨克作为个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第四章讨论了清朝为防范哈萨克而构建西北边防体系的过程。随着越界游牧问题的解决,以及西北边防体系建设工作的初步完成,清朝与哈萨克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加稳定,更加融洽的新阶段。第五章讨论了清朝与哈萨克关系史中的一项最重要内容——绢马贸易。对清朝而言,这种贸易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以羁縻、控制为主要目的朝贡贸易。哈萨克的牲只马匹,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绝非是可有可无的普通贸易品,而是需求量非常大的特殊贸易品。清朝政府积极地同哈萨克开展绢马贸易,是为了“懋迁有无”,主要追求的是经济上的“甚为有益”。大量而廉价地换购哈萨克的牲只马匹,无论是在清朝统一西域的战时,还是在经营治理新疆的战后,对清朝政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不仅可以有效地安定清朝西北的内外藩,而且还可以极大地减轻清朝的财政负担,使统一西域的伟业,不仅具有政治、军事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和有益的补充。最后一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的总结,并且通过分析乾隆时期清朝政府对哈萨克的态度与政策,探讨了清朝对西北边疆的基本态度。清朝统一西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美国“新清史’学者们普遍认为的殖民,而是为了给清朝居于中心的内地建设起一道稳定而可靠的安全屏障。
二、庆祝着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庆祝着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清太祖至清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太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清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宁完我的“参汉酌金”思想 |
| 第四节 岳托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祖可法和张存仁的“伐明三策” |
| 第二章 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多尔衮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范文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史可法的“联清灭寇”思想 |
| 第四节 洪承畴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章 清世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陈名夏的民族关系思想在党争中的异化 |
| 第三节 王夫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黄宗羲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
| 第六节 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章 清圣祖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圣祖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施琅的“大一统”思想 |
| 第三节 蓝鼎元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四节 吕留良对“夷夏之辨”的认识 |
| 第五章 清世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一节 清世宗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二节 年羹尧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三节 岳钟琪的“以夷攻夷”和“畏威怀德”思想 |
| 第四节 鄂尔泰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五节 曾静的民族关系思想 |
| 第六章 清前期帝王与历代着名帝王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一节 清太祖与金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二节 清太宗与金太宗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三节 清圣祖与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第四节 清世宗与明成祖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 |
| 总结 |
| 附录 清前期民族关系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3）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现状与问题 |
| 四、研究意义与创新 |
| 五、研究目的与方法 |
| 六、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东北满族民歌回望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历史追溯 |
| 一、文献记载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遗存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满族民歌当代演唱现状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的人文生态渊源 |
| 一、自然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二、文化生态中的满族民歌 |
| 三、族源地域中的满族民歌 |
| 第三节 民族精神信仰与族群文化认同 |
| 一、满族民歌与民族精神信仰传递 |
| 二、族群文化认同与民歌活态发展 |
| 第二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形态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满族民歌演唱类型 |
| 一、体裁类型 |
| 二、题材类型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演唱特征 |
| 一、传统民歌的本真演唱 |
| 二、质朴各异的音调结构 |
| 三、音韵交融的文字唱词 |
| 四、和合共生的润腔技巧 |
| 五、情感色彩浓郁的衬词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反本修古 |
| 一、满族仪式“古歌”演唱之说 |
| 二、满族仪式“古歌”音韵交融 |
| 第三章 东北满族民歌满语演唱研究 |
| 第一节 满语民歌语音演唱特点 |
| 一、满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满语元音歌唱音位特点 |
| 三、满语辅音歌唱音位特点 |
| 四、满语言语音重音节特点 |
| 五、满蒙歌唱语音音位比较 |
| 第二节 满族民歌与东北方言的音韵关系 |
| 一、东北方言的声韵调特点 |
| 二、东北方言在演唱中运用 |
| 第三节 满语语言在演唱中的运用 |
| 一、唱词韵式特点 |
| 二、唱词韵律个性 |
| 三、语言演唱特色 |
| 第四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的当代呈现 |
| 第一节 追求变化与机缘 |
| 一、机缘与灵感的碰撞 |
| 二、远古与现代的链接 |
| 第二节 和而不同的演唱技法 |
| 一、多样性演唱技法借鉴 |
| 二、中西演唱技法的借鉴 |
| 第三节 满族民歌演唱的表现形式 |
| 一、多元文化形式的演唱表现 |
| 二、融合与发展中的演唱表现 |
| 三、借鉴与超越中的演唱表现 |
| 第四节 美美与共的艺术展示 |
| 一、满族服饰在演唱中的艺术展示 |
| 二、满族舞蹈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三、伴奏乐器在演唱艺术中的展示 |
| 第五章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形式下满族民歌传承路径 |
| 一、社会传承的多样性 |
| 二、家族亲缘传承的稳定性 |
| 三、师徒传承的普遍性 |
| 四、族群文化记忆传承 |
| 第二节 多样化形式下东北满族演唱传承 |
| 一、独唱传承形式的永恒 |
| 二、一领众和的自由传唱 |
| 三、对唱传承的情感交流 |
| 四、重唱传承的艺术魅力 |
| 五、合唱传承的艺术超越 |
| 六、民歌传唱的活化石 |
| 第三节 东北满族民歌演唱传承的新视域 |
| 一、学校教育传承 |
| 二、激活民俗传承 |
| 三、传统歌唱延续 |
| 四、媒体化新视界 |
| 五、旅游文化新景观 |
| 结论 |
| 一、研究之结论 |
| 二、传承之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东北三省满族分布图 |
| 附录二 田野调查与归类 |
| 附录三 图目录 |
| 附录四 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谱例目录 |
| 附录六 新媒体网络传播的满族民歌 |
| 附录七 满族民歌《摇篮曲》演唱音乐结构分析 |
| 附录八 全国各中小学满语教学情况调查汇总表 |
| 附录九 2018 年全国各地举办满族颁金节的地域汇总 |
| 附录十 满文字头歌 |
| 在学习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含项目)情况 |
| 后记 |
| 附图 |
（4）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国时期接续孟森的清史研究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清史研究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清史研究 |
| 结 语 |
（7）郑天挺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旨趣 |
| 二、学术界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四、论文难点与创新预期 |
| 第一章 郑天挺生平与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郑天挺家世和早期经历(1899-1930) |
| 一、早年家境和读书经历 |
| 二、兼收并蓄的大学时代 |
| 三、北上读研和南游经历 |
| 第二节 任职北大和西南联大(1930-1952) |
| 一、从临危受命到忍辱负重 |
| 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与经历 |
| 三、北大复校与迎接解放 |
| 第三节 任职南开大学时期(1952-1981) |
| 一、从史料派到信奉唯物史观 |
| 二、五六十年代的教学研究和《清史简述》 |
| 三、“文革”结束后的史学活动 |
| 第二章 郑天挺的隋唐史和元史研究 |
| 第一节 郑天挺与隋唐史研究 |
| 一、隋唐政治史和唐史分期 |
| 二、历史地考察唐代军事和田赋制度 |
| 三、实事求是的武则天研究 |
| 四、吐蕃源于发羌考 |
| 第二节 郑天挺的元史研究 |
| 一、蒙古先世与元代政治史 |
| 二、元代经济史和民族关系 |
| 三、元代社会性质和社会阶层 |
| 第三章 郑天挺的明史研究 |
| 第一节 明代政治史研究 |
| 一、有关明史分期和明初史事的论断 |
| 二、考察土木之变和大礼议之争 |
| 三、对明代内阁制的研究 |
| 四、对明代农民起义的考察 |
| 第二节 明代经济史研究 |
| 一、丁役制度和田赋制度 |
| 二、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
| 三、海外贸易与对外关系 |
| 第三节 整理史料与清修《明史》之点校 |
| 第四章 郑天挺的清史研究与《清史探微》 |
| 第一节 清初政治史研究 |
| 一、满洲先世和血系研究 |
| 二、满洲入关前政治和社会性质 |
| 三、对多尔衮和康雍政治的考察 |
| 第二节 清代礼俗和制度研究 |
| 一、清初礼俗研究 |
| 二、八旗制度和包衣制度 |
| 三、清代军机处制度研究 |
| 四、幕府制度和职官、文体制度 |
| 第三节 清代经济史研究 |
| 一、清代土地制度和税赋改革 |
| 二、清代资本主义萌芽 |
| 三、清代海禁与对外贸易 |
| 第四节 郑成功和台湾研究 |
| 第五章 郑天挺史学思想和历史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郑天挺的史学思想 |
| 一、探微索隐、见微知着 |
| 二、“深、广、新、严、通” |
| 三、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 |
| 第二节 郑天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和方法 |
| 一、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 |
| 二、阐明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 |
| 三、从宏观把握关键性历史问题 |
| 四、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五、历史语言研究法 |
| 第三节 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 |
| 一、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 |
| 二、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
| 三、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 |
| 四、鼓励交流、拓展学术视野 |
| 第六章 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郑天挺对北大史学的贡献 |
| 一、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 |
| 二、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 |
| 第二节 南开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 |
| 一、打造南开明清史研究重镇 |
| 二、形成多学科全面发展的格局 |
| 第三节 郑天挺与南开史学风气 |
| 一、奠定勤勉朴实、严谨厚重的传统 |
| 二、形成敦厚诚笃、谦敬和谐的风气 |
| 三、崇尚“求真、求用、求新”的理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郑天挺学术年谱 |
| 个人简历 |
（9）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 学术史与研究现状 |
| 二、 本文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 |
| 第一节 女真以前满族先民的语言文字 |
| 第二节 金代女真语言文字 |
| 一、 金代女真文的创制 |
| 二、 金代女真文的特点 |
| 三、 金代女真文在创制方法上的缺陷及原因 |
| 四、 金代女真文的使用和推广 |
| 五、 金代女真文推广方式的不完善 |
| 六、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女真语与汉语的融合 |
| 第三节 元明时期的女真语言文字 |
| 一、 元明时期女真语文概况 |
| 二、 明代女真语文机构及主要文献 |
| 三、 明代女真文与蒙古文的并行使用 |
| 四、 明代女真语与汉语的接触与融合 |
| 五、 从女真文看“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
| 第二章 清代满语文的兴衰历程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入关前的使用状况 |
| 一、 满语和女真语的关系 |
| 二、 后金及清初对蒙古文的利用 |
| 三、 老满文的创制 |
| 四、 新满文的改制 |
| 五、 清入关前满文的使用状况 |
| 第二节 清代“国语”政策的历史演变 |
| 一、 顺治时期的“国语”政策 |
| 二、 康熙时期的“国语”政策 |
| 三、 雍正时期的“国语”政策 |
| 四、 乾隆时期的“国语”政策及乾隆帝对满语文的规范 |
| 五、 嘉庆朝及其后的“国语”政策 |
| 第三节 清代中后期满语文的衰落 |
| 一、 关内满语文的衰落状况 |
| 二、 关外满语文的衰落状况 |
| 三、 满语文衰落的原因 |
| 四、 从满语文的兴衰历程看语言的融合 |
| 第三章 清代满文文献 |
| 第一节 清代满文文献的分类 |
| 一、 乌兰其木格的研究成果 |
| 二、 赵令志的分类方法 |
| 三、 郭孟秀的分类方法 |
| 第二节 清代满文档案文献 |
| 一、 满文档案的含义 |
| 二、 清代满文档案的相关制度 |
| 三、 清代满文档案的学术价值 |
| 第三节 清代满文翻译文献 |
| 一、 清代满文翻译机构 |
| 二、 清代满文翻译概况 |
| 三、 满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影响 |
| 第四节 清代满语文学文献 |
| 一、 满语民间文学 |
| 二、 满语翻译文学 |
| 三、 从“满汉合璧”到“满汉兼”的子弟书 |
| 四、 满族说部及其价值 |
| 第五节 清代的满语研究及满文工具书的编纂 |
| 一、 清代的满语研究 |
| 二、 清代满语文教材与教法 |
| 三、 从“十二字头”到穆麟德夫罗马字注音 |
| 四、 清代满文辞书的编纂与特点 |
| 五、 “清文鉴”系列的编纂及影响 |
| 第四章 清代满语文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满语文对满族的历史影响 |
| 一、 满文所反映的满族族称 |
| 二、 满语文所反映的满族“国家意识” |
| 三、 满语文与满族的文化认同 |
| 第二节 满语文对东北区域文化的历史影响 |
| 一、 清代东北地区的满语文教育 |
| 二、 满语文与清代东北区域文化的繁荣 |
| 第三节 满语文对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影响 |
| 一、 蒙古族 |
| 二、 达斡尔族 |
| 三、 鄂温克族 |
| 四、 鄂伦春族 |
| 五、 赫哲族 |
| 第四节 锡伯族对满语文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锡伯族语言文字概况 |
| 二、 锡伯族选择满语文的过程 |
| 三、 满语在新疆得以保留的原因 |
| 四、 锡伯文的出现及影响 |
| 第五节 满语对北京“官话”的历史影响 |
| 一、 辽金以来北京“官话”发展演变概况 |
| 二、 满语对北京“官话”影响的具体体现 |
| 第六节 满语文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
| 一、 清代朝鲜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二、 清代欧洲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三、 清代俄罗斯学者使用和研究满语文的状况 |
| 结论 |
| 一、 从满语与满文看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
| 二、 从满语文在清代的发展看语言文字与民族的关系 |
| 三、 满语文与清代文化 |
| 四、 满语文与作为国际性学科的满学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10）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梳理 |
| 三、研究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二章 隔阂与最初的接触——乾隆朝哈萨克政策中的厄鲁特因素 |
| 一、平准战争前清朝有关哈萨克的信息获取与知识积累 |
| 二、阿睦尔撒纳——清、哈关系史初期的中间人 |
| 三、清朝向哈萨克主动遣使与入境追剿阿睦尔撒纳 |
| 四、托忒文——清、哈早期交往史中的中介文字 |
| 第三章 从禁止越界到允许越卡游牧 |
| 一、禁止哈萨克越界及其最初的原因 |
| 二、哈萨克越界抢掠清属乌梁海事件 |
| 三、清朝政府态度日趋强硬(1761—1762) |
| 四、清朝政府态度逐渐缓和(1763—1767) |
| 五、影响清朝政府态度变化的两个因素 |
| 第四章 哈萨克问题与清朝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 |
| 一、屯田、筑城规划与最初的实践 |
| 二、伊犁地区的边防建设 |
| 三、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建设 |
| 四、西北边疆的卡伦变动 |
| 第五章 "懋迁有无"与"甚为有益"——清朝与哈萨克绢马贸易研究 |
| 一、乌鲁木齐首次哈萨克贸易述论 |
| 二、贸易背后的宏大战略意图 |
| 三、"甚为有益"的哈萨克贸易 |
| 四、官为经理的垄断贸易 |
| 第六章 结语:从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看清朝对西北边疆的态度 |
| 一、卡外界内哈萨克与"常设卡伦线" |
| 二、殖民主义——"新清史"对清朝西北边疆史的解读 |
| 三、大一统清朝的"天下观" |
| 四、作为内藩的厄鲁特与作为外藩的哈萨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乾隆朝哈萨克遣使入觐表 |
| 附录二:乾隆朝哈萨克大事年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庆祝着名清史、满族史及民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暨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研究[D]. 陈铭浩. 兰州大学, 2020(01)
- [2]“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东北满族民歌演唱艺术研究[D]. 王海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4]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J]. 常建华. 安徽史学, 2019(04)
- [5]探究历史奥妙的车道最好由考据的路口驶入:柯娇燕构建的相关历史命题评议[J]. 钟焓.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2017(00)
- [6]王锺翰教授与清史研究[J]. 柳泽明,陈岚.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2016(00)
- [7]郑天挺史学研究[D]. 段晓亮. 南开大学, 2014(04)
- [8]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是多语种史料考辨互证的实证学术还是意识形态化的应时之学?（上）[J]. 钟焓.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2014(00)
- [9]清代满语文及其历史影响研究[D]. 戴克良.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10]清朝乾隆时期哈萨克政策研究[D]. 张荣. 兰州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