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诺与付出——访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美方主任刘效宏（论文文献综述）
卓辉立[1]（2019）在《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文中提出鸦片输入与传教士来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进程,影响深远。由鸦片贸易引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饱含屈辱近代史的序幕。从此“欧洲诸国与天朝立约,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居住,开启了宣教的黄金时代。“通商加传教”这一组合成为西方对华的普遍诉求,引发不小争议,令人诟病至今。在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早期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往往得出传教士是“鸦片帮凶”、“鸦片贩子”的结论。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转向用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传教史,其中大多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传教士为“反鸦片斗士”。事实上,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渐变的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由于合法居住权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往往依附于鸦片商行或外交官,以换取他们对传教工作的支持,对鸦片贸易往往采取暧昧默许之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来华传教士特别是医疗传教士的剧增,以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为代表的中期传教士,开始从生理、道德、社会危机和传教前景等方面抨击鸦片贸易,揭露鸦片危害,对鸦片的负面评价达成一致观点。这种共识成为在华传教士群体合作的基础,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1910）、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为代表的后期传教士,不再停留于谴责鸦片贸易,而是积极参与禁烟运动:在各地建立戒烟所;出版反鸦片的着作;在三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提出反鸦片决议;成立跨宗派、跨国籍、跨身份的全国性反鸦片联盟——中国禁烟会;并推动官方禁烟与国际禁毒合作。1907年,清英政府签订《禁烟条约》;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场运动走向高潮。自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到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正好跨越整整一个世纪。来华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态度,大体经历了暧昧默许、口头谴责和行动制止、禁烟官方化四个阶段,传教士也实现了从负面的鸦片贩形象到正面的反鸦片人士的转变。本文试图分析在晚清百年的历史里,作为一个群体的新教传教士鸦片观的演变,并探讨其中的原因及影响。
鞠虹[2]（2017）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音乐剧的传播与发展互为促进,顺利的传播能够促进发展,全面的发展又能扩展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因此,研究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发现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将对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主要由传播动因、传播者、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这几个环节构成。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动因主要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中国艺术工作者对音乐剧的引进和创作以及国外音乐剧制作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包括本位传播者中的歌舞院团以及延伸传播者中的艺术院校、文化企业、剧院集团和政府。其中,本位传播者和延伸传播者在传播行为方面有交叉现象。在音乐剧信息的接受方面,中国受众对音乐剧艺术形式的接受尚需时间,中国受众买票看戏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潜力都有待培养和挖掘。在音乐剧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使得受众能够通过信息反馈发挥传播者的作用。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主要是原版音乐剧、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及本土原创音乐剧,这些内容通过舞台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给受众。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开明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发展文化产业市场的经济决策。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效果可以从成效与不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成效看,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对音乐剧初步的审美体验,促进了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增长,积累了音乐剧市场运作的经验。从不足看,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还远未达到音乐剧产业化的目标,在中国尚未成为大众化娱乐产品;部分传播者引进原版剧目时经验不足,对国际规则缺乏了解,从而造成原版音乐剧在国内传播不畅;本土原创音乐剧缺乏时间长、范围广的长效传播;票价、演出场地、观众认同感等因素,阻碍了音乐剧向二三线城市广泛传播。音乐剧在中国的顺利传播受到一些影响因素的制约。在传播者方面,高素质表演人才的缺乏以及专业音乐剧制作人才的缺乏,造成了音乐剧的市场传播渠道无法得到拓宽。在受众方面,中国的音乐剧传播缺乏对受众进行的大规模、长时间的专业调查,无法获取有效指导数据。在传播内容方面,大制作原版音乐剧的传播内容限制了中国观众对音乐剧的认识和评价,而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否能被观众顺利接受取决于其内容的本土化是否成功,同时原创音乐剧的传播内容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演出市场环境方面,剧院场租过高、专业剧场分布不平衡等市场弊端阻碍了音乐剧的广泛传播。在文化环境方面,西方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需顺应中国的文化因素。
吕晶[3]（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车守同[4]（2013）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文中指出1944年1月成立的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是中国抗战时期所成立最重要的一处遗址博物馆。成立的背景，与抗故时期「西北开发政策」、「（1942年）国军派驻河西走廊」、「（1942年）中央政府收复对新疆省行政权」，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为了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封锁，地处偏远的敦煌，交通运输获得大幅改善。加上菁英人才的参与、兰州市政的建设，以及于全国最重要的国营事业玉门油矿凿井出油，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都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当时在河西走廊与莫高窟从事公务访查及学术工作的人员虽然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晌，并且在1949年以后，分居海峡两岸，相关的史料也分布在两岸。本论文系以分布海峡两岸的史料，包括公文、信函、日记，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时代背景，作一时间的比对与全面性的讨论。
朱继东[5]（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林牧茵[6]（2012）在《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交流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领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到重视。教育交流,影响对象是年轻一代,参与主体是知识界、学术界,因此教育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对构筑两国观念层面的沟通与认同意义深远。虽然过程较为缓慢,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加持久而深入人心。而新闻教育交流又涉及到在国际关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媒体,因而愈发值得关注。本文研究聚焦中美两国的新闻教育交流,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时代背景、历史事件,考察并分析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来到中国后,对中国新闻教育、新闻业、及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之所以会选择这一独特的中美关系研究视角,是因为在中美两国教育交往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某些着名高等院校对中国某些学术和专业领域曾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追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找到一条研究中美关系的新路径。据此探寻国际关系中,通过教育交流建立起观念、文化、知识的认同,进而对对方国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产生的影响。1908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标志着世界近代新闻教育的发端。当时的密苏里大学还不为中国人所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密苏里模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被不断复制,在特定时期甚至成为世界新闻教育的模板,20世纪上半叶,它在中国的移植尤为成功。虽然解放后密苏里新闻学院与中国的交往有约30年的断层期,但是而今,密苏里新闻学院仍旧是中国新闻学子向往的学校,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跨越历史,仍旧在影响中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发展。可以说,密苏里模式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新闻院校。为什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会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密苏里模式的魅力和生命力何在?是什么力量推动它来到中国?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为什么愉快地接纳了它,而没有像抵制其他西方国家文化那样抵制它?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将新闻教育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紧密相连?有哪些人物在中国新闻教育创建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思想碰撞后,如何交融发展?中国的新闻事业如何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设置篇章展开研究探讨。第一章,密苏里模式的形成。研究美国新闻教育起步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归纳密苏里模式的核心理念、主体教育方法和国际化的外延特征,并从新教传教运动、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中美双向需求的对接,四个角度来分析密苏里模式由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动力。第二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横向移植。“横向”是一个空间概念,指从美国到中国。“移植”是一种最初的状态,指中国新闻教育起步阶段几乎照搬美国模式。结合中国当时面临的民族危机,尝试解答为什么密苏里模式没有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那样在中国遭遇阻力,相反被知识界和教育界愉快地接纳。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圣约翰大学报学系、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创立发展阶段与密苏里新闻学院交流往来。第三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纵深发展。“纵深发展”强调的是密苏里模式移植到中国之后,如何真正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这一过程离不开一大批有密苏里背景的新闻人的推动。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个体如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群体如“密苏里帮”及受密苏里模式影响的中国新闻人。他们都在实现自己事业人生理想的同时,推动了美国新闻理念在中国社会更深广的领域中逐渐被认同和接受。第四章,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流变。借助文化适应与变迁理论,进一步揭示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新闻教育的融合发展。展现出中国新闻教育由最初全盘移植密苏里模式,到逐渐融合本土需求和中国文化特征,最后形成中国特色新闻教育的过程。第五章,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探讨20世纪上半叶,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相互作用。选取了相关的三个领域进行考察,新闻教育领域、报业领域、政治领域。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移植与流变是近代中美交流互动的一种折射,与20世纪初美国寻求海外扩张及中国经历民族危机的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无论美国输出新闻教育模式,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为了实现其普世价值,在客观上,它的确推动了中国新闻教育职业化的发展,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吴佩华[7]（2011）在《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红十字外交,就是在人道主义指引下,中国红十字会以中国政府所签署的国际人道法为依据,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友好交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安全,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健康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项活动。本文以中国红十字会融入国际社会为线索,在对1949年至2009年共60年间的中国红十字外交历程做全景式描述的基础上,分别对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和中越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过程、内容以及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红十字外交在战争时期可以发挥“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并以发展中日、中美关系和加深中苏关系为例,揭示红十字外交在和平状态下促进与加深邦交的“润滑剂”作用。随后,对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助（主要是经济援助）进行考察,表明红十字援外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反映,这在彰显红十字会博爱胸怀的同时,也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同其他各国之间的友谊。中国红十字外交在维护和促进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中,积极贯彻“一个中国”原则,发挥了特殊作用,是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此外,在分析红十字会的特殊性和对其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分析基础上,并以中国红十字会促进旅日朝侨归国为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红十字外交是中国推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效形式。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继续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外交工作,承担了在特殊情况、突发事件中以及政府不便出面办理的有关事宜,是中国开展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新中国的良好形象,增强新中国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红十字外交属民间外交范畴,与政府外交是“有机的整体,二者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关系,其地位与作用是其他民间组织所无法替代的。
孔祥增[8]（2011）在《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的创办,是其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产物。训政时期,国民党实行“以国养党”之制。党费取自国库,是“以党治国、党国一体”训政体制下诸多国民党人的主观期许,也是“党费自给”的目标在巨额经费需求面前流于空言的一种现实选择。战后,国民政府由训政向宪政过渡,“以国养党”失去合法性基础,国民党党费自筹成为一种必然的现实渴求。征收党费与捐款等传统党费自给之途,早为事实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奢望。故而筹办党营经济事业,以党企盈余作为党务经费的来源,遂成为全党共识。党营经济事业的战后兴办,是国民党党费自筹的历史选择与因应宪政体制下党务经费体制变革的现实需求。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事业养党”的方针。由国民党主导的敌伪资产的战后大接收,为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缘。国民党以敌伪产业拨补抗战损失为名,通过转账拨付的形式,价购了一批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敌伪产业,基本确立了党营经济事业的规模。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积极筹组下,党营经济事业由中央至地方,从工厂实业到商贸金融,逐步建立来。同时,各地方党部亦因利乘便,陆续建立各地党营经济事业。由此,依托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庞大的党营事业体系。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擘划下,党营经济事业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各党营事业公司的年度盈余决算及逐月提拨的利润分成,成为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事业养党”得到一定程度地实现。党营经济事业甫经建立,根基未固,其总体规模与实力难以维持浩大的党务经费开支,“事业养党”的真正实现尚需时日。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日趋恶化与战局的巨大逆转,党营经济事业逐步陷入经营困境,并伴随国民党政权多次播迁直至宣告在大陆的终结。党营经济事业以一般企业的姿态出现,实施企业化经营。透过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央财务委员会对党营事业公司从组织、人事、财务等诸多层面加以管控,是整个党营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行使对党营经济事业的稽核监察权。党营事业公司既受中央财务委员会的最高控制,又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督导,由此形成党营经济事业的双重管理体制。中国国民党通过一系列较为周密的制度设计,基本实现了对党营经济事业的控制。党营经济事业融企业经营与政党行为于一体,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践方式,是介乎于国营与民营之间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党营经济事业在战后初创,尚处于奠基时期,其总体规模和实力尚难以与发展已久的民营与国营企业相比。然而各党营事业公司于所在区域和行业,多为规模宏大、实力雄厚之业界翘楚,加之党营事业本身是一整体完备的事业体系,并具有强势的政治背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党营经济事业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在贷款申请、原料采购、成品销售等诸多方面得到政府的庇护,表现出“以政利党”的特色；同时又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法令,成为政府以资利用的重要力量,对维系国民党政权有着重要的政治功用,从而展现出“以党利政”的一面。各党营事业公司多注重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希求树立党营事业的良好形象。但作为国民党“化国家之财为一党之私”的产物,党营经济事业依恃特权庇护,自然备受时人的诟病和责难。
李秀芳[9]（2011）在《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45.8-1950.2）》文中指出本文运用美国档案、苏联档案、国民党档案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档案和其他相关文献来论述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驻旅大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全文共分为包括绪论、结语及文章的重点——第一至八章。《雅尔塔协定》及其衍生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探讨该问题的起点,因此,第一章通过考察美苏关于《雅尔塔协定》及中苏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从而考察苏联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占领旅大。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成功进驻旅大。其进驻后,该地区的形势如何?其统治效果如何?该地区的政治力量与其关系如何?这是第二章主要考察的内容。实际上,苏军士兵纪律涣散,并有计划地拆运这里的机器,引起群众对他们的不满。且他们支持国民党和“治安维持会”,而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第三章论述了苏军态度的转变,即严拒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并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合法性,即中共的“抢形势,搭架子”,其态度有了重大转变。第四章首先介绍了苏方为缓解外交压力,暂时同意国民党军接收大连。但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党谨慎从事,没有派出接收人员。其实这只是苏方作出的姿态,它仍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旅大地委通过搬家运动和反奸清算斗争努力巩固其合法性。第五章介绍了国民党视察团视察旅大的经过。为了对付视察团,中共和苏军当局在这里通力协作,视察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失望而归。这标志着国民党接收旅大的图谋的破产,也标志着中共与苏军当局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六章论述了中共与苏军当局在应付完旅大视察团之后,双方的矛盾开始爆发,最终导致“刘、唐撤退事件”。中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召开了“十月会议”,以统一党内的思想,改善中苏关系。“刘、唐撤退事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第七章论述了“十月会议”以后,中共利用整党运动,继续弥合中苏间的矛盾,即召开了“六月会议”。经过此次会议,党内统一了思想,决定仍然坚持“以苏为主”。此后,中方积极利用中苏友好协会开展中苏友好活动,实行币制改革,中共与苏军当局的关系开始走上正轨。在此基础上,中共旅大区党委向群众公开。第八章主要考察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附件中对于旅大地位的规定。在这个条约中,苏联放弃在大连的一切权益,应中共的要求在这里开展经济合作,并协助中共的军队在旅顺驻防,训练和培养中国海军。通过前八章的考察,在结语中,笔者试图寻找苏方支持中共的原因,并总结旅大地区中共与苏军当局之间的关系变化发展的轨迹,从而充分认识苏联对旅大进行军事管制的意义。
王永锋[10]（2009）在《从“建构性学习”到“学生有效参与” ——论课堂教育技术之正业》文中指出本课题肇始于笔者参加恩师何克抗教授国家重点课题“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研究”项目。在实践中反思并提出问题,继而深入思考。研究关注的议题始终集中在“知识时代如何利用合适教育技术实现信息化成功课堂,落实杰出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根本核心。出于对此问题的探究,又分化为三个子问题。研究目的在于探求课堂教育技术在构建信息时代“成功课堂”的实现机制,落实“杰出人才”培养目标过程中的使命、角色与职责,即“课堂教育技术之正业”。课题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1)文献研究,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2)比较研究,主要在后期美国留学期间;3)案例研究,主要在论文撰写阶段;4)行动研究,主要在前期参加跨越式课题阶段。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文献调研与研究设计。第二阶段又分为国内与国外两个阶段:国内阶段从事跨越式试验的行动研究。国外阶段关注中美比较,及前沿动态追踪。第三阶段是博士论文撰写修改阶段。论文提出并论证了成功课堂的新界定及一个问题分析框架,即成功课堂（Sc）是“建构性学习C”与“学生有效参与P”的复合函数,Sc=ET*（C,P）。“建构性学习”与“启发式教学”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合称之为“启发建构型课堂”;教育技术是实现“成功课堂”的服务力量（或曰催化剂）。“建构性学习”体现认知视角,“学生有效参与”体现意向视角,二者构成完整的有效学习过程。所谓“建构性学习中学生有效参与”,在其实践意义上是指在“启发建构论”的指导下,利用合适“创新教育技术”,遵循“学思行统一”一贯之道,构建“建构性学习”形态,协调多元复合学习方式与策略,激励学习情感与动力,保证“学生有效参与”,实现“成功课堂”,促进教学相长,师生并进,从而落实“杰出人才”培养目标。文章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七章为结束语。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探讨,第三章命题与研究设计,第四章建构性学习形态研究,第五章学生有效参与研究,第六章实践行动:“跨越式发展”项目。论文主体五章分别从不同方面针对核心问题,及子问题做出回答与论证。第二章主要就建构主义、教育技术定义与本质、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四个方面做了文献综述。在综述过程中穿插个人观点。第三章主要就成功课堂结构、学习过程、折衷混合学习观、研究思路与方法做了探讨与阐述。本章前三节是第四节的概念框架铺陈。该章主要论述笔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视点。第四章分别就学习环境设计基础、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潜力与挑战、建构主义学习环境效果研究、主导主体启发建构学习形态的建构做了论述。该章旨在解决核心议题的第一步骤,即构建建构性学习形态。其中,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效果研究为国际最新前沿问题。主导主体启发建构学习形态则是建构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产物。第五章分别就学习动机、学生有效参与的界定、整合与实施模式做了探讨。该章旨在回答核心议题的第二步骤,即保证学生有效参与。该章关于学生有效参与的界定,是作者个人研究观点的详细阐述。整合模式则主要取材于何克抗教授研究和实践成果。本章提出中西结合启发建构式的“学思行统一模式”。第六章主要针对自身参与“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项目,进行实践总结与反思。分别从项目概论,学科进展,试验成果,实践反思四个角度做了深入剖析。本章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石楼试验区为切入,对课题和自身实践做了总结。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整合了西方建构主义和中国传统教育学思想（主要以孔子为代表）,初步提出一组假设、概念体系,及其分析框架。相对而言,论文在理论观点方面创新较多。不足之处在于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有待精炼、完善与实践检验。
二、承诺与付出——访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美方主任刘效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承诺与付出——访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美方主任刘效宏（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暧昧不清: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的相遇(1807-1842) |
| 第一节 传教士的传教热情与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鸦片政策 |
| 第三节 传教士与在华鸦片商人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在华外交官 |
| 第二章 群而攻之:中期传教士对鸦片的认知与谴责(1842-1862) |
| 第一节 “甚于砒霜十倍”:鸦片之生理危害 |
| 第二节 “罪恶之沼”:鸦片与道德问题 |
| 第三节 “帝国的深渊”:鸦片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福音的绊脚石”:鸦片与传教障碍 |
| 第五节 “撒旦的咒诅”:传教士对鸦片问题的宗教化构建 |
| 第三章 身体力行:后期传教士反鸦片活动的开展(1862-1907) |
| 第一节 传教士对鸦片状况的调查 |
| 第二节 各地基督教戒烟机构的出现 |
| 第三节 传教士的反鸦片出版与宣传 |
| 第四节 全国传教士大会的反鸦片议题及请愿活动 |
| 第五节 跨身份、跨国籍、跨宗派反鸦片联盟的形成 |
| 第六节 传教士反鸦片运动的国际合作 |
| 第四章 修成正果:传教士反鸦片运动的落幕(1907-1911) |
| 第一节 传教士与官方禁烟运动 |
| 第二节 清末反鸦片运动的成果 |
| 第三节 反鸦运动的延伸:传教士的反吗啡活动 |
| 第四节 各界对传教士反鸦片的回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与鸦片相关的在华传教士名录 |
| 附录二 :中国禁烟会面向所有在华传教士的调查表 |
| 附录三 :晚清计量单位换算表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动因 |
| 第一节 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需求 |
| 第二节 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需求 |
| 第三节 中国艺术工作者对音乐剧的创作和引进 |
| 第四节 国外音乐剧制作方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
| 第二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 |
| 第一节 音乐剧传播层次中的传播者划分 |
| 第二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者划分 |
| 一、本位传播者 |
| 二、延伸传播者 |
| 第三节 中国音乐剧传播者的问题所在 |
| 一、高素质表演人才的缺乏 |
| 二、专业音乐剧制作人的缺乏 |
| 第三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受众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分类及特点 |
| 一、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分类 |
| 二、中国音乐剧受众的特点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定位及扩展 |
| 一、中国音乐剧受众的定位 |
| 二、中国音乐剧受众的扩展 |
| 第三节 音乐剧传播中受众与传播者的角色互换 |
| 第四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内容 |
| 第一节 原版音乐剧 |
| 第二节 改编自原版的中文版音乐剧 |
| 一、艺术院校改编剧目 |
| 二、商业操作改编剧目 |
| 第三节 本土原创音乐剧 |
| 第五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方式 |
| 第一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舞台传播 |
| 一、演员的表演 |
| 二、舞美设计 |
| 三、演员与观众的互动 |
| 第二节 音乐剧在中国的大众媒介传播 |
| 一、印刷媒介 |
| 二、电子媒介 |
| 三、网络媒介 |
| 第六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环境 |
| 第一节 政治环境 |
| 一、中国政府开明稳定的政治决策 |
| 二、国内文艺创作的政治方向 |
| 三、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经济环境 |
| 一、国内的演出市场环境 |
| 二、国内音乐剧市场的剧场弊端 |
| 三、音乐剧运作的多种融资方式 |
| 四、城市经济环境 |
| 第三节 文化环境 |
| 一、中华文明影响西方音乐剧的传播 |
| 二、西方音乐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 |
| 三、原创音乐剧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 |
| 第七章 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效果 |
| 第一节 取得了音乐剧产业的初步发展 |
| 一、国内音乐剧产业发展的成效 |
| 二、国内音乐剧产业发展的短板 |
| 第二节 中国观众对音乐剧有了初步的审美体验 |
| 第三节 尚未在中国成为大众化娱乐产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3）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缘起 |
| 第一章 论文结构说明 |
| 第一节 所使用的原始档案介绍 |
| 第二节 各种文献的运用 |
| 第二章 回忆、研究与新史料的介绍 |
| 第一节 重新回忆与以往研究的成果 |
| 第二节 史料运用方法举例 |
| 第三节 介绍本论文的新史料 |
| 附件 |
| 第三章 从建设西北到建设甘肃 |
| 第一节 建设西北政策的形成 |
| 第二节 抗战前甘肃政局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时甘肃的建设 |
| 第四节 兰州是敦煌的中途岛 |
| 第四章 西北建设与各种考察团 |
| 第一节 建设甘肃的模式-「建设新西康」 |
| 第二节 各种考察团络绎於甘肃之途 |
| 第三节 朱家骅、于右任两次重大影响的考察 |
| 第四节 收复新疆 |
| 第五节 莫高窟第一次成功的官方专业考察系由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达成 |
| 第五章 交通建设 |
| 第一节 以往的交通困难 |
| 第二节 交通战略与甘肃省的交通建设 |
| 第三节 国防的大动脉甘新公路 |
| 第四节 安敦、南疆与莫高窟公路 |
| 第六章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经过与人事的安排 |
| 第七章 民国卅四年「改隶」的经过 |
| 第一节 由「裁撤」到「改隶」 |
| 第二节 同案遭到「裁撤」的单位 |
| 第八章 傅斯年支持敦煌学缘於他的理想 |
| 第九章 玉门油矿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
| 第一节 油矿对敦煌研究工作的支持 |
| 第二节 油人的雪泥鸿爪 |
| 第十章 莫高窟的摄影 兼谈有未竟之志的罗吉眉 |
| 第十一章 剡司长就是英千里 |
| 第十二章 重建史料 张治中的敦煌行 |
| 第十三章 痛苦的物价波动与米代金 |
| 第十四章 读书杂记 |
| 第一节 学者所看到散落在甘肃省内的敦煌卷子 |
| 第二节 对「敦煌」地名注解的新思维 |
| 第三节 莫高窟与宗教学的关连性 |
| 第四节 莫高窟的三寺 |
| 第十五章 结语 |
| 参考书目 |
（5）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
| 一、 加强意识形态能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
| 二、 国内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
|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
| 二、 “意识形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波折 |
| 三、 “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一、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及其在《莱茵报》的革命斗争 |
| 二、 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
|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闪光思想和里程碑意义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
| 一、 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
| 二、 从创办《新莱茵报》到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内涵 |
| 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 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二、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成功实践 |
| 三、 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探索 |
| 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
| 一、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毛泽东关于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想 |
| 三、 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发展和内涵变化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
| 二、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
| 三、 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和变化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面临三大考验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全球化思潮的演变过程 |
| 二、 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 |
| 三、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二节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 |
| 三、 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三节 网络化的巨大冲击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微博兴起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特点 |
| 三、 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四章 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
| 一、 领导层的背叛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
| 二、 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
| 三、 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
| 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 |
| 一、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 |
| 二、 卡扎菲对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后果严重 |
| 三、 卡扎菲走向自我毁灭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
| 第三节 查韦斯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和启示 |
| 一、 将毛泽东思想作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 二、 带领民众学习马列着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三、 查韦斯敢于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
|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
| 一、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
| 二、 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
| 三、 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
| 第二节 拒腐防变、调查研究团结共创伟业 |
| 一、 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
| 二、 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
| 三、 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
| 一、 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
| 二、 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
| 三、 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
| 四、 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
| 结论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尝试用理论指导现实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主要概念界定及理论借鉴 |
| 四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意义 |
| 五 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密苏里模式的形成 |
| 第一节 美国新闻教育萌芽与社会文化 |
| 一 孕育萌芽 |
| 二 理论思潮 |
| 三 理念更新 |
| 第二节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创建与发展 |
| 一 学院的创建 |
| 二 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 |
| 三 对新闻界的贡献 |
| 第三节 密苏里模式输出的动力 |
| 一 新教传教运动 |
| 二 理想主义出发点 |
| 三 现实主义出发点 |
| 四 中美双向需求的对接 |
| 小结 |
| 第二章 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横向移植 |
| 第一节 特定的历史背景 |
| 一 世纪之交中国报界列强纷争 |
| 二 新闻教育被视为一条救国之路 |
| 第二节 新闻教育在中国的发端 |
| 一 开办新闻教育大势所趋 |
| 二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
| 三 早期的新闻学着作 |
| 第三节 新闻教育在中国蓬勃开展 |
| 一 圣约翰大学报学系 |
| 二 燕京大学新闻系 |
| 三 新闻教育在中国高校的普遍确立 |
| 小结 |
| 第三章 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纵深发展 |
| 第一节 密苏里模式的中国布道者 |
| 一 沃尔特·威廉密苏里模式之父 |
| 二 沃尔特·威廉的中国情结 |
| 三 沃尔特·威廉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密苏里帮”在中国 |
| 一 “密苏里帮”及其中国理想 |
| 二 “密苏里帮”代表人物 |
| 三 “密苏里帮”对中国的辐射 |
| 第三节 密苏里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闻人 |
| 一 密苏里—燕京交流计划 |
| 二 个案考察 |
| 三 群体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流变 |
| 第一节 密苏里模式的传入与冲击 |
| 一 中美新闻教育交流的基本规律 |
| 二 在冲击中不断适应与变迁 |
| 第二节 中美新闻教育的交融与整合 |
| 一 中美文化交流的一根纽带 |
| 二 由照搬到形成自身特色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新闻教育模式 |
| 一 教育理念：培养中国富有服务精神的新闻人 |
| 二 学制选择：按中国社会需求进行多样化设置 |
| 三 课程设置：通识化理论与中国报业实践相结合 |
| 四 资源配备：强调本土化兼具国际化 |
| 第四节 中美新闻教育交流的反思与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 |
| 第一节 与中国新闻教育近代化 |
| 一 提供借鉴样板 |
| 二 共享教育方法 |
| 三 建立基本学制 |
| 第二节 与中国报业近代化 |
| 一 促进报业观念近代化 |
| 二 催生报业从业者职业化 |
| 三 创新报业经营及编排模式 |
| 四 推动中西方报界交流 |
| 第三节 与中国政治近代化 |
| 一 模式探讨 |
| 二 人才培养 |
| 三 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 |
| 四 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全文主要观点概述 |
| 二 中美新闻教育交流对美国的影响 |
| 三 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回归 |
| 参考文献 |
| 一 主要中文着作 |
| 二 主要中文论文 |
| 三 主要档案资料 |
| 四 其他主要资料 |
| 五 主要西文文献 |
| 附录：英文人名汉译表 |
| 后记 |
（7）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基本架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红十字外交的历程 |
| 第一节 重返国际舞台 |
| 一、基础·前提·任务 |
| 二、恢复巩固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
| 三、“新中国外交的一个窗口” |
| 四、宣扬中国和平外交的一个渠道 |
| 第二节 迈向国际舞台 |
| 一、迈向国际舞台的必然性 |
| 二、支持各国反对霸权主义 |
| 三、“广交朋友” |
| 四、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大而有影响”的成员 |
| 第三节 融入国际社会 |
| 一、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然性 |
| 二、率先适应国际格局的转换 |
| 三、备灾·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妇女论坛 |
| 四、推动国际红十字运动深入健康发展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红十字外交：“化干戈为玉帛” |
| 第一节 朝鲜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揭露并积极制止美国侵略朝鲜 |
| 二、配合肃清美国在华的影响 |
| 三、派遣红十字国际医防服务队 |
| 四、努力促使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 |
| 五、“推开铁幕的手” |
| 第二节 中印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协助遣返印军战俘 |
| 二、主动送还印军阵亡将士的尸骨 |
| 三、“团结与友谊的使者” |
| 第三节 越南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越战与中国红十字外交的转向 |
| 二、红十字外交的主要方式与内容 |
| 三、“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
| 第四节 中越战争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遣返战俘以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 |
| 二、协助政府安置印支难民 |
| 三、促进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
| 第三章 和平状态下的红十字外交：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
| 第一节 夯实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 |
| 一、协助日侨归国 |
| 二、李德全会长首次访日 |
| 三、协助获得宽赦的日本战犯回国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助推中美大使级会谈顺利进行 |
| 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试剂” |
| 三、桥梁与动力：红十字外交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意义及影响 |
| 第三节 中苏友好关系的深化与中国红十字外交 |
| 一、国际社会中的“亲兄弟” |
| 二、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 |
| 三、深化中苏友谊的纽带 |
| 第四章 红十字援外外交：友谊与博爱的见证 |
| 第一节 援外是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 |
| 一、援外能反映其外交 |
| 二、对外援助的多角度透视 |
| 第二节 和平与友谊的的见证 |
| 一、拓展加深与非洲的友谊——以援助非洲为例 |
| 二、展示大国形象——以援助印度洋大海啸为例 |
| 第五章 祖国统一中的红十字外交：和平统一的有力推手 |
| 第一节 维护“统一”原则的斗争 |
| 一、“初战告捷” |
| 二、“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认可 |
| 三、挫败台湾红十字会欲合法化的图谋 |
| 四、维护统一原则的其他方面 |
| 第二节 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中的特殊作用 |
| 一、力促香港红十字会顺利回归 |
| 二、接纳澳门红十字会 |
| 余论：国际统一战线的有效形式 |
| 一、中国红十字外交是国际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 |
| 二、统战的意向：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构成为例 |
| 三、统战的实效：以促进旅日朝侨问题的合理解决为例 |
| 附录1 中国红十字会对外援（捐）助统计表 |
| 附录2 中国红十字外交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 |
（8）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史的回顾与分析 |
| 三、国民党党营事业概说 |
| 四、研究主题的界定与解析 |
| 五、研究的基础与创新点 |
| 六、论文的基本架构 |
| 第一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缘起 |
| 第一节 从国民党党务经费问题谈起 |
| 一、政党经费概说 |
| 二、国民党党务经费的基本范畴及支用原则 |
| 三、国民党党务经费的来源 |
| 第二节 “以国养党” |
| 一、“以国养党”的政治基础——以党治国的训政体制 |
| 二、“以国养党”的心理写照 |
| 三、“以国养党”的具体实践 |
| 第三节 从“党员养党”到“事业养党” |
| 一、“党员养党”的提出与具体实践方式 |
| 二、对重塑革命精神的期许与党外批评的因应 |
| 三、理想与现实的冲撞 |
| 四、宪政实施与党务财政体制变革 |
| 五、宪政实施前景下“事业养党”方针的逐步确立 |
| 第二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筹组兴办 |
| 第一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萌生 |
| 一、革命党人利用党营经济事业的最初设想与实践 |
| 二、“大家都成资本家”——鼓励党员个体经营经济事业 |
| 三、各级党部经营党营经济事业的实践 |
| 第二节 组织调整与基金筹募 |
| 一、党营事业的组织管理者 |
| 二、党费基金的筹募 |
| 第三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一)——国民党的审慎投资与党营经济事业的创办 |
| 一、移花接木——巧夺民营银行为党的金融机构 |
| 二、国民党的贸易公司——树华公司的建立 |
| 三、由地方党营事业而来的安徽农产公司 |
| 四、中统局的党营事业 |
| 第四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兴办(二)——价购敌伪资产与中央党营经济事业的大规模兴办 |
| 一、战后接收与资金瓶颈的突破 |
| 二、齐鲁公司暨兴济公司的成立 |
| 三、恒大公司的筹组成立 |
| 四、益华公司及兴台公司的成立 |
| 第三章 党营经济事业的发展与落幕 |
| 第一节 党营事业体系的有机协调 |
| 一、党营事业体系的建立 |
| 二、党营事业间的协作配合 |
| 第二节 党营事业的经营境况 |
| 一、经营的艰难困境与应对 |
| 二、一定时期内的发展 |
| 三、经营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党营事业的经营模式与市场营销——以齐鲁公司与恒大公司为主体的探讨 |
| 一、产销结合的经营模式 |
| 二、业务推展与市场分析 |
| 三、营销方式的探析 |
| 第四节 党营经济事业的衰败与落幕 |
| 一、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与党营经济事业走向衰落 |
| 二、战局的根本逆转与党营事业公司的应变 |
| 三、大陆时期党营经济事业的终结 |
| 第四章 党营公司的内部管理 |
| 第一节 股权与经营决策权的探析 |
| 一、股东与股东会 |
| 二、董事与董事会 |
| 第二节 公司的组织管理体系 |
| 一、公司的组织体系 |
| 二、党营企业的当家人——董事长 |
| 三、专门人才的支撑——党营企业的经理人 |
| 第三节 党营企业职工管理探析 |
| 一、党营企业的职员管理 |
| 二、党营企业对工人的控制与管理 |
| 第五章 党营公司的“党有、党治与党享” |
| 第一节 党营事业公司的所有权 |
| 一、党营事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 |
| 二、中央所有与地方所有间的冲突 |
| 三、团营经济 |
| 第二节 党营经济事业与国民党派系关系的探讨 |
| 一、党营经济事业与CC豪门资本的交织 |
| 二、党营事业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
| 第三节、国民党对党营事业的控制体系 |
| 一、组织人事与经营决策权的控制 |
| 二、财务的控制与监督 |
| 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党营事业的监察权 |
| 第四节 党企盈余与党务经费供给 |
| 一、党营事业对党务经费的有限反哺 |
| 二、变相的党库通国库 |
| 结语：党营经济事业的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事业养党”的探析 |
| 第二节 介乎于国营与民营之间——企业形态与经济地位的考察 |
| 一、民生主义的实践方式 |
| 二、以民营企业的姿态出现,又具国营企业同样的官方色彩 |
| 三、党企经营及其地位评析 |
| 第三节 以政利党与以党利政——党企与党、政府、社会关系的探讨 |
| 一、党营事业的特权庇护 |
| 二、对国民党政权的维系功能 |
| 三、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期许与社会舆论对“党僚资本”的批判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45.8-1950.2）（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
|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选题研究中遗留的问题 |
| 第一章 旅大问题的缘起(1945.2-1945.8) |
| 第一节 实力外交:《雅尔塔协定》与旅大的命运 |
| 一、美苏远东战略与雅尔塔会议的召开 |
| 二、《雅尔塔协定》与旅大的地位 |
| 三、《雅尔塔协定》之评价 |
| 第二节 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旅大的命运 |
| 一、《雅尔塔协定》与蒋介石的态度 |
| 二、中苏第一阶段的谈判与旅大 |
| 三、中苏第二阶段的谈判与旅大 |
| 小结 |
| 第二章 苏军占领旅大初期的局面及其应对(1945.8-1945.9) |
| 第一节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 |
| 第二节 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初期的局面 |
| 一、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初期的社会现实 |
| 二、苏联红军的违纪行为 |
| 第三节 苏联红军与旅大地区的各种政治力量 |
| 一、日本残余势力、国民党势力与治安维持会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
| 小结 |
| 第三章 苏军当局"两面性政策"的施行(1945.10-1945.12) |
| 第一节 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失败 |
| 一、中共军队抢先经大连登陆进入东北的努力 |
| 二、国民党军队从大连登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国民党对苏交涉与苏方的"绝缘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政治合法性的建立 |
| 一、中共对苏军当局态度的试探 |
| 二、中共在大连"抢形势,搭架子" |
| 三、中共在旅顺、金县建党建政 |
| 第三节 苏美关系对旅大命运的影响 |
| 第四章 苏军当局"两面性政策"的继续(1946年) |
| 第一节 苏军当局同意与国民党谈判旅大接收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政治合法性的巩固 |
| 一、反奸清算斗争 |
| 二、住宅调整运动 |
| 三 中共对旅大地区行政机构的改造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党视察旅大及苏军与中共的应对(1947.1-1947.7) |
| 第一节 苏方与国民党筹收旅大的外交谈判 |
| 第二节 国民党视察旅大与中共与苏军的准备工作 |
| 一、准备充分——针对旅大视察团的特殊政策 |
| 二、应对得力——国民党旅大视察团败兴而归 |
| 小结 |
| 第六章 苏联红军与中共之间的合作与冲突(1947年) |
| 第一节 苏军当局与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冲突 |
| 一、中苏合营公司的创设——苏军实现了没有实现的目标 |
| 二、旅大地区的军工生产——苏军对中共支援前线并不赞同 |
| 三、关东实业公司——苏军积极支持和帮助 |
| 第二节 苏军与中共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和冲突 |
| 一、领导大生产运动——中苏矛盾中的合作 |
| 二、"十月会议"与刘、唐撤退——中苏双方的矛盾开始显露 |
| 第三节 《实话报》——苏军当局与中共关系的缩影 |
| 一、中共旅大地委不遗余力帮助《实话报》社 |
| 二、苏方握有主动权 |
| 三、"秋江辞职事件" |
| 小结 |
| 第七章 苏联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在调整中转变(1948-1949年) |
| 第一节 "六月会议"与中苏关系的调整 |
| 一、中苏分歧与中苏会谈 |
| 二、"以苏为主"与"六月会议"的召开 |
| 第二节 关东友好协会与中苏关系的巩固 |
| 一、旅大地区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与发展 |
| 二、关东友好协会与旅大对苏友好 |
| 第三节 旅大地区的整党运动与党组织的公开 |
| 一、中共旅大地委的整党运动 |
| 二、旅大地区党组织的公开 |
| 第四节 第二次货币改革与中共领导的经济体系建立 |
| 一、中苏双方关于第二次货币改革问题的交涉 |
| 二、旅大地区第二次货币改革的施行 |
| 小结 |
| 第八章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军事管制的结束(1949-1950.2) |
| 第一节 米高扬访问延安与刘少奇访苏 |
| 一、毛泽东与斯大林:交涉毛泽东访苏事宜 |
| 二、米高扬访华与旅大问题 |
| 三、刘少奇访苏与旅大问题 |
| 第二节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及签订 |
| 一、毛泽东何时访苏——中苏双方的交涉 |
| 二、是否签订新条约——中苏双方的判断 |
| 三、苏方如何界定旅大问题——草案六易其稿 |
| 四、《关于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的内容如何——中苏双方的修订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中国共产党在旅大立足的原因 |
| 二、中共旅大党组织与苏军当局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
| 三、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的历史意义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从“建构性学习”到“学生有效参与” ——论课堂教育技术之正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实践启发 |
| 1.3 研究议题与内容 |
| 1.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探讨 |
| 2.1 建构主义的研究进展 |
| 2.2 教育技术的定义研究 |
| 2.3 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的 |
| 2.4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 |
| 第3章 命题与研究设计 |
| 3.1 成功课堂之结构 |
| 3.2 关于学习过程问题 |
| 3.3 折衷混合观 |
| 3.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4章 建构性学习形态研究 |
| 4.1 学习环境设计基础 |
| 4.2 建构主义教学设计：潜力与挑战 |
| 4.3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效果研究 |
| 4.4 “主导-主体”启发建构学习形态 |
| 第5章 学生有效参与研究 |
| 5.1 学习动机设计基础 |
| 5.2 学生有效参与的界定 |
| 5.3 学生有效参与的研究框架与评估矩阵 |
| 5.4 学生有效参与的教学模式 |
| 第6章 实践行动：“跨越式发展”项目 |
| 6.1 “跨越式发展”项目简评 |
| 6.2 “跨越式发展”项目的学科模式 |
| 6.3 试验效果及实践反思 |
| 第7章 结束语：迈向成功课堂 |
| 7.1 研究结论与贡献 |
| 7.2 研究不足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承诺与付出——访第五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美方主任刘效宏（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D]. 卓辉立.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2]音乐剧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鞠虹. 东南大学, 2017(02)
- [3]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4]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时代背景与史事日记[D]. 车守同.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5]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6]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D]. 林牧茵. 复旦大学, 2012(03)
- [7]中国红十字外交研究（1949-2009）[D]. 吴佩华. 苏州大学, 2011(06)
- [8]中国国民党党营经济事业研究（1945-1949）[D]. 孔祥增. 南京大学, 2011(08)
- [9]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演变和发展（1945.8-1950.2）[D]. 李秀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10]从“建构性学习”到“学生有效参与” ——论课堂教育技术之正业[D]. 王永锋. 东北师范大学, 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