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我校隆重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提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何智玉[4]（2020）在《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文中研究说明红色题材的舞蹈是红色文化的艺术写照,“红舞”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分支。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事业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江西特有的艺术文化,映照着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文艺舞蹈作品延伸发展的一个分支,起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时期江西出现了优秀的文化艺术,这片红色田野萌生了激昂卓越的文化艺术面貌,并以其特有的姿态闻名于世,形成了标志性的“苏区文化”。江西“红舞”在江西舞蹈艺术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西“红舞”的分量不仅仅来自当下的政治倡导,更来自于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摇篮的这片富有革命色彩的红色土地,以及当前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和精神需求。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江西“红舞”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江西“红舞”的发展情况,从江西“红舞”的历史嬗变、阶段特点、思想内容三个方面,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五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的江西“红舞”分阶段进行分析和总结。首先我们要探索有关江西“红舞”艺术的历史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相关地点、艺术思潮、典型作品等等,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把江西“红舞”置身于整个社会发展中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变迁中去探寻它的发展动因和历史地位。可以说江西“红舞”就好比一股起于江西赣南地区田野大地的强劲的艺术之风。或者说江西“红舞”云涌凸显于历史天空时,本质却扎根在江西这片红色大地之上,中国革命历史之中。本篇论文仅梳理新中国成立后这七十年的江西“红舞”的历史脉络,关注那些对江西“红舞”史变革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和作品,辩证的对艺术成就给予一定观照。
李永娜[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张树重[6]（2020）在《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纪念活动并非是凭空而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深厚文化底蕴滋养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靓丽的现代政治文化风景——纪念马克思活动。纪念马克思是基于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举办马克思纪念活动较为频繁,服务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表达革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纪念活动更加理性和规范,在“逢五”、“逢十”周年都举办全国性的纪念,纪念规模较之从前也更加隆重,以动员人们参与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纪念活动成为表达改革主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载体。在改革开放的主题下,马克思纪念活动的规格提升,两次“逢百”周年举办高规格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纪念活动表达改革主张,凝聚改革共识,同时调动群众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激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热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不断更新纪念形式,其中既有文本纪念、会议纪念、图像纪念、命名纪念等一般形式,也有红色文艺纪念、拜谒参观纪念、新媒体纪念等富有时代特色的形式。百年的马克思纪念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强烈的现实取向、鲜明的学习导向等基本特征,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景观。仪式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世界,其凝聚和储存的丰富价值意蕴在周而复始的纪念中不断释放。纪念马克思不仅只是纪念其人,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紧扣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为马克思纪念增加意义含量,赋予了马克思纪念活动多重的历史功能。这些功能不断在中国社会绽放光彩,为中国发展增添动力。新时代纪念马克思就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赵晓云[7]（2019）在《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文中指出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数理化逐渐融入世界科学大潮,中医却因为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路径,其与西医的对抗伴随着整个民国。山西医科大学前身产生于民国前期,最初是一所中医学校,后来却转型为西医教育机构。放眼全国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同时,由于该校是国内唯一一所由省级官员创建的中医学校也是民初山西省创建的唯一一所公立医学校,所以对该校的医学教育转型进行研究无论在山西省内还是全国范围内均兼具稀缺性和典型性,该研究对于当前高等医学院校尤其是中医院校的管理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本文在语境论的指导下,吸收管理学中的治理理论和组织结构理论,采用内外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发展（1919-1937）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发现其教育转型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转型过程中该校从微观到宏观多层面都发生了转变。本文认为,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外部因素看,是由于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军政事件的冲击以及新教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西医教育全面渗透是外部主要原因。从内部因素看,是因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开展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学校内部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中医研究效果不理想是内部主要原因。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山西医科大学早期的教育转型从不同层面进行,首先是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中观层面办学理念的变化,最后是受外界影响较大的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发生了变化。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受以上多因素影响,先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微调,之后随着治理模式的变革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微观的改变比较温和,课程设置与教员组成从以中医为主转变为完全的西医属性;办学理念从“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转变为完全西医教育。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变革则比较激进,在学潮推动下从官员治校转向教员治校。内部组织结构的转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中微观变化有关的渐进转变,另一种是与治理模式转变有关的快速而彻底的变革。本研究填补了山西医学教育领域的空白,成为国内研究中西医教育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马琳琳[8]（2019）在《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做好青年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关乎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稳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更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向对作为党的青年工作助手、重要社会支柱的共青团及其各项工作的开展非常重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还专门对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价值定位指明方向、对新形势下共青团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确实在为党培养储备青年人才、团结动员青年群众围绕党中心任务建功立业、引导青年群众自觉培育和践行共产主义信仰、服务群众和维护青年群众权益、参与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新时代共青团仍然面临着各种因素诱发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即“四化”问题的挑战,共青团工作还无法有效满足各阶层青年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还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改革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这既需要在共青团改革既有成果基础上在实践层面的持续推进,也需要相关研究的及时跟进。因此,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力争突破多学科研究成果分散、思想理论基础梳理和历史经验总结缺乏系统性、对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缺乏宏观把握等不足,从中共党史学的角度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为指导,以历史为启示,以问题为导向,在对党领导共青团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求本溯源的基础上,全面回顾建党以来共青团工作的实践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规律,分析青年群体因时代变化所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新需求,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之策。论文主要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先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群体全面解放与发展的途径以及党如何引领青年组织做好青年工作的一些重要论述,界定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基本理论内核;再通过系统梳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对不同历史阶段青年问题和共青团工作的认识,揭示中国共产党青年观的时代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继承与发展,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青年群体总体特征的变化,在不断推进共青团组织及其各项工作革新的过程中,在组织性质、组织结构设计、组织原则、组织环境营造等组织内外部生态建设方面的特色。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从社会主义青年团星星之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在全国各地点亮,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燎原之势遍及城乡各行各业,到“文化大革命”的沉沙折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新整顿、恢复、发展及全面活跃的历史进程,并梳理共青团围绕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思想引领青年、组织动员青年、团结青年、服务青年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实践及成就,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第四部分先研究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将共青团纳入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设计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的革故鼎新、新型城镇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的新机遇、新资源、新平台;再结合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特征的分析,研究这些新变化对共青团组织的有效覆盖、共青团的组织结构、共青团工作的内容与方式方法等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四化”问题。第五部分在系统梳理中国共青团工作实践历程、总结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深入分析新时代共青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思路与理念,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在思想引领、工作方式方法以及组织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增强青年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创新发展之策。总之,从中国共青团的实践历程来看,共青团工作是一项常做常新的工作,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无论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还是对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以及对共青团组织自身的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共青团组织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继续继承发扬共青团工作的优良传统,抓住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带来的新机遇,正视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把握青年群体的新特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布局中寻求共青团工作的新突破,以更好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青春力量。
张家豪[9]（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罗先锋[10]（2018）在《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世界许多国家私立高等教育而言,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是主流,但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从改革开放复兴后至今仍非常弱小,其发展迫切需要关注和研究。本论文以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为研究主题,以美国的非营利性私立院校发展为借鉴,从组织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分析维度,将组织发展理论、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应用历史、个案、比较的研究方法,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相同历史时期的非营利性私立（民办）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外部发展环境、院校发展情况、院校发展成效和问题为研究内容,探究外部环境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影响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对环境变化的回应,基于此归纳发展经验、教训,并提出发展建议和展望。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主要结论:（1）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是指学校组织与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适应协调过程中的发展变化。作为兼具非营利性组织特征和大学组织特征于一体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若想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2）根据组织发展理论（本尼斯）、大学组织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理论,组织发展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相互影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需要考虑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两个维度。其中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影响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高校发展的几个重要环境力量,即法律环境、政府各级组织、市场以及公立和营利性高校等组织的影响。组织自身主要关注办学理念和目标、内部治理、资源以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的履行。（3）根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定义界定,论文对我国近代59所非营利性私立大学（国人自办38所,教会大学21所）、当代38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同时选取当代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厦门华厦学院和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作为个案就其发展情况进行具体描述。研究发现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民智民力兴办私学的传统传承与创新、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环境形成以及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自身形成了私立性、非营利性、独立性和适应性等独特品质;其面临的发展问题主要是社会传统带来的观念障碍长久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造成的困境以及组织合法性存疑的困境等。（4）为便于借鉴,论文选取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为研究对象,就其自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以来近400年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研究发现其发展的经验主要是宗教慈善兴学传统的巨大影响、适宜制度环境的形成和美国非营利性私立大学独特品质私立性、非营利性、多样性、精英性和适应性的形成;其发展的历史教训是政府干预下的私立性隐忧、过度市场导向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营利性对非营利性的侵蚀。（5）研究认为中美两国的非营利性民办（私立）院校,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外部环境方面,还是在使命与价值观、治理结构和组织职能发挥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在面对观念变革乃是改善环境的首要之举和制度完善才是发展保障的背景下,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积极地影响、改变和创造发展环境并直面产权问题。对于组织自身,研究建议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应明确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完善治理结构、增强争取资源的能力以及充分发挥组织职能,以早日破解组织合法性困境。对于当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身份的确认,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完善及实施、举办者规范、公益产权明确及监督机制实施。（6）基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办学实践和社会认知方面的时间差异,本研究把我国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所要经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观念建立到制度建立再到社会普遍认可的阶段。目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正处在从观念建立阶段转向制度建立的发展阶段,要想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可还需相当长的时期。研究提醒对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问题的认识不能忽视其所处的阶段性特征。（7）研究认为未来我国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改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力也将增强。但需关注“大学公私界限模糊”可能导致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公办化”问题。目前尽管弱小的、但独具特殊发展价值和意义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群体成为一流的民办大学的愿景值得期待。
二、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我校隆重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我校隆重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江西“红舞”是江西红色文艺、江西红色文化家族的的重要成员 |
| 1.1.2 在江西舞蹈史研究中,江西“红舞”史体系性研究较为薄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推进江西“红舞”史研究,并弥补江西“红舞”史研究的不足 |
| 1.2.2 拓宽“红舞”史研究的学术新视角 |
| 1.2.3 为“红舞”创作提供新方向 |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1949--1966年)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2.1.1 满目疮痍的江西舞蹈事业 |
| 2.1.2 敲开江西文艺大门的一五六师宣传队 |
| 2.1.3 一九四九年江西的三支文艺力量 |
| 2.1.4 八一革命大学的成立是江西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文艺的时代特征 |
| 2.2.1 艺术科目发展不平衡,舞蹈事业发展滞后 |
| 2.2.2 江西“红舞”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 |
| 2.3 逐步专业化的江西“红舞” |
| 2.3.1 舞蹈教育专业化起步 |
| 2.3.2 专业演出团体的建立 |
| 2.4 江西“红舞”的基本特征 |
| 2.4.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江西“红舞”是苏区时期舞蹈的延伸 |
| 2.4.2 舞蹈演员及舞蹈作品专业度不够 |
| 2.4.3 作品题材的阶段性固化 |
| 2.5 早期阻碍与推动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
| 2.5.1 江西省舞蹈家协会筹建较晚体现着江西舞蹈事业发展的滞后性 |
| 2.5.2 土地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题材阶段性固化 |
| 2.5.3 江西省文艺学校和江西省歌舞团的创立 |
| 2.5.4 “大跃进”下的江西“红舞”的辩证思考 |
| 2.6 早期经典作品分析 |
| 2.6.1 歌剧《血泪仇》 |
| 2.6.2 采茶戏《志愿军的未婚妻》 |
| 2.6.3 舞剧《红井》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文革时期的江西“红舞”(1966-1976年) |
| 3.1 文革时期江西舞蹈发展概述 |
| 3.1.1 专业演出团队的解散与建立 |
| 3.1.2 专业舞蹈教育的打击 |
| 3.2 文革时期江西“红舞”风云 |
| 3.2.1 江西“红舞”创作表演能力下降 |
| 3.2.2 江西“红舞”创作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精神文明需求 |
| 3.3 革命样板戏的空前普及遏制了江西“红舞”多元化发展 |
| 3.3.1 《红色娘子军》的命运 |
| 3.3.2 《白毛女》的十年遭遇 |
| 3.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3.4.1 “红舞”受众阶级性断层 |
| 3.4.2 风格题材单一化 |
| 3.4.3 “阶级斗争”统领“红舞”创作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期的江西“红舞”(1977-1999年) |
| 4.1 新时期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4.1.1 走向繁荣的江西“红舞” |
| 4.1.2 现代舞思潮下江西“红舞”创作手法的创新 |
| 4.1.3 江西“红舞”创作题材紧跟时代步伐 |
| 4.2 江西“红舞”的解冻与复苏(1976-1977年) |
| 4.2.1 江西“红舞”经典复兴 |
| 4.2.2 创作意识的苏醒和创作能力的恢复 |
| 4.3 江西“红舞”的发展与繁荣(1978-2000年) |
| 4.3.1 江西“红舞”在教育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
| 4.3.2 各大比赛的参与及筹建推动了江西“红舞”大力发展 |
| 4.3.3 江西“红舞”市场化的萌芽 |
| 4.4 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4.4.1 江西“红舞”专业性显着提高 |
| 4.4.2 江西“红舞”创作审美的提高 |
| 4.5 “红舞”作品分析 |
| 4.5.1 《圈圈、框框、橡皮筋》 |
| 4.5.2 《弓弦声声》 |
| 4.5.3 《路》 |
| 4.5.4 《长长的红背带》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世纪的江西“红舞”(2000-2012年) |
| 5.1 新世纪江西“红舞”发展概述 |
| 5.1.1 时代变革中江西“红舞”的蓬勃发展 |
| 5.1.2 江西“红舞”的多层次、多元化、全面性发展 |
| 5.2 江西“红舞”的全面发展 |
| 5.2.1 江西“红舞”的全速发展 |
| 5.2.2 江西“红舞”教育的全面发展 |
| 5.2.3 江西“红舞”大力开展基层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 |
| 5.3 经典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5.3.1 大型情景歌舞《井冈山》 |
| 5.3.2 音乐舞蹈史诗《井冈山》 |
| 5.3.3 大型情景歌舞诗画《安源颂》 |
| 5.3.4 大型歌舞诗剧《安源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的江西“红舞”(2013-2019年) |
| 6.1 新时代江西“红舞”发展概况 |
| 6.1.1 江西“红舞”变革前行 |
| 6.1.2 江西“红舞”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逐渐繁荣 |
| 6.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时代特征 |
| 6.2.1 人民艺术审美增长与江西“红舞”创新之间不平衡发展 |
| 6.2.2 江西“红舞”唤醒具有人们内心荒漠的职能 |
| 6.3 江西“红舞”的冲击与发展 |
| 6.3.1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江西“红舞”遭受重创 |
| 6.3.2 新时代江西“红舞”的发展主体的转移 |
| 6.3.3 国家艺术基金的建立刺激着江西“红舞”的发展 |
| 6.4 新时代重要江西“红舞”作品分析 |
| 6.4.1 舞剧《红草鞋》 |
| 6.4.2 歌剧《回家》 |
| 6.4.3 采茶戏《杜鹃花开的地方》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江西舞蹈活动大事记(1949-2019年) |
| 江西“红舞”作品年表(1949-2019年)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与意义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资料概况及学理视点 |
| (一)资料概况 |
| (二)学理视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与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文化依据 |
| (一)中国祭祀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二)马克思符号在中国的初始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实践依据 |
| (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需要 |
|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 |
|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程 |
|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五四运动至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四)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五)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一)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形式与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主要形式 |
| (一)文本纪念 |
| (二)会议纪念 |
| (三)图像纪念 |
| (四)命名纪念 |
| (五)其他形式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的基本特征 |
| (一)明显的社会化趋势 |
| (二)强烈的现实取向 |
| (三)鲜明的学习导向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历史意义 |
| (一)塑造马克思形象,增进民众认知与记忆 |
| (二)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 |
| (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推进党的建设 |
| (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的当代价值 |
| (一)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二)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
| (四)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人类发展和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 致谢 |
（7）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教育转型的外因 |
| 1.1 西医教育的全面渗透 |
| 1.1.1 中医教育权的丧失 |
| 1.1.2 “向西学”的教育 |
| 1.2 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 |
| 1.2.1 高等教育体系的规范 |
| 1.2.2 对立案的强制性要求 |
| 1.3 军政事件的冲击 |
| 1.3.1 易帜事件 |
| 1.3.2 中原大战 |
| 1.4 新教育运动的影响 |
| 第二章 教育转型的内因 |
| 2.1 中医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1.1 研究与教育的关系 |
| 2.1.2 研究效果的不理想 |
| 2.2 集权与自治间的冲突 |
| 2.2.1 集权的正负效应分析 |
| 2.2.2 “驱逐校长案”及影响 |
| 2.3 学生对中医教育的不认同 |
| 2.3.1 医学教育基础 |
| 2.3.2 西医课程的设置 |
| 第三章 微观层面的变迁 |
| 3.1 中医教育时期 |
| 3.1.1 中医为主的课程 |
| 3.1.2 西学化的教员队伍 |
| 3.2 中西医教育时期 |
| 3.2.1 混杂的课程设置 |
| 3.2.2 高比重的中医教员 |
| 3.3 西医教育时期 |
| 3.3.1 完全西医课程的安排 |
| 3.3.2 重视留日教员的结构 |
| 第四章 中观层面的变革 |
| 4.1 以西医促中医的教育 |
| 4.1.1 普及性的教育 |
| 4.1.2 研究型的教育 |
| 4.2 中西医共存的教育 |
| 4.3 完全西医的教育 |
| 4.3.1 教育部立案 |
| 4.3.2 首次尸解课 |
| 第五章 宏观层面的改变及影响 |
| 5.1 学校治理模式的骤变 |
| 5.1.1 官员治校的形成 |
| 5.1.2 官员治校到教员治校 |
| 5.2 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 |
| 5.2.1 组织结构的形成与转变 |
| 5.2.2 简单到复杂结构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附录 |
（8）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共青团工作的思想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青年观 |
| (一)青年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代表着未来和希望 |
| (二)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
| (三)先进青年组织应担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重任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的青年观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青年观 |
| (三)新时代习近平的青年观 |
| 第二章 共青团的组织特色 |
| 一、共青团的组织性质 |
| (一)跟着共产党走:共青团组织的政治性 |
| (二)领着青年走:共青团组织的先进性 |
| (三)与青年同步走:共青团组织的群众性 |
| 二、共青团的组织结构 |
| (一)共青团组织的结构形态 |
| (二)共青团纵横网状结构的优势 |
| 三、共青团的组织原则 |
| (一)共青团“三个服从”的原则 |
| (二)共青团代表大会制度 |
| (三)共青团民主选举制度 |
| (四)上下级团组织互通情报、互相监督制度 |
| (五)共青团集体领导制度 |
| 四、共青团的组织职能 |
| (一)共青团的政治职能 |
| (二)共青团的社会职能 |
| 五、共青团的组织环境 |
| (一)共青团与党的关系 |
| (二)共青团与全国青联的关系 |
| (三)共青团与全国学联的关系 |
| 第三章 共青团工作的实践轨迹 |
| 一、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前奏 |
| (一)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思想前奏 |
| (二)共青团工作开展的组织奠基 |
| (三)共青团工作开展的力量储备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青团工作的开创 |
| (一)占领思想高地:开展面向青年的教育宣传 |
| (二)发动有生力量:革命运动中对青年的组织动员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有序深入 |
| (一)政治学习中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 |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 |
| (三)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主义教育 |
| 四、文化大革命期间共青团工作的中断与初步恢复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青团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
| (一)共青团的工作由恢复和发展开始走向全面活跃 |
| (二)共青团的工作制度化、科学化探索 |
| (三)共青团工作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
| 六、共青团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工作的政治保障 |
| (二)坚持理论建设是共青团工作的思想保障 |
| (三)坚持服务大局是共青团工作发展的工作重点 |
| (四)坚持融入青年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力量源泉 |
| 第四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共青团思想引领提出更高期待 |
| (二)“互联网+”为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提供技术支撑 |
| (三)新型城镇化为扩大共青团覆盖面奠定基础 |
| (四)社会组织发展为共青团职能发挥提供平台 |
| 二、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 |
| (一)青年群体结构多元分化影响共青团工作覆盖力 |
| (二)青年思想与需求多样化影响共青团工作引领力 |
| (三)组织资源有限供给与离散影响共青团工作组织力 |
| (四)行政化与机关化风气遗存影响共青团工作凝聚力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创新发展 |
| 一、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理念 |
| (一)以青年为本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原则 |
| (二)增强技术性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核心 |
| (三)完善制度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突破口 |
| 二、中国梦视域下的共青团思想引领工作创新 |
| (一)“中国梦”与共青团思想引领的价值定位 |
| (二)共青团思想引领路径的多元化 |
| 三、新媒体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方式创新 |
| (一)共青团网络工作的新环境 |
| (二)共青团对青年网络话语体系的把握 |
| (三)共青团构建新媒体话语体系的新理念 |
| 四、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共青团工作的创新 |
| (一)青年组织是共青团工作创新的重要变量 |
| (二)成为“枢纽型组织”: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
| (三)跨界搭台:增强共青团的枢纽性有效途径 |
| (四)扁平化与品牌化:提升基层团组织活力的有益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辨析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1636-1818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1819-1943年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节 1944年以后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1882-1952年我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二节 1982-2009年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 第三节 2010年以后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 |
| 第四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厦门华厦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发展的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理论分析与展望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历史与传承 |
| 第三节 比较与借鉴 |
| 第四节 思考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完成课题情况 |
四、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我校隆重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江西“红舞”史研究（1949-2019年）[D]. 何智玉. 南昌大学, 2020(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6]中国共产党纪念马克思活动研究[D]. 张树重.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7]传统与现代：山西医科大学前身的医学教育（1919-1937）[D]. 赵晓云. 山西大学, 2019(02)
- [8]共青团工作及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研究[D]. 马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研究[D]. 罗先锋. 厦门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