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改制框架设定之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李尚[1]（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董少明[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研究表明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于晨[4]（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刘刚[5]（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龙靓[6]（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王靖春[7]（2019）在《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及产能退出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2～2011年是煤炭行业发展最为景气的“黄金十年”,行业的高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新建煤矿数量不断增加,煤炭产能扩张迅速。然而,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期,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下降致使对煤炭的消费需求放缓。并且,由于我国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和巨大的碳减排压力,政府提出了优化能源结构、发展非煤能源的要求,这些使得对煤炭的需求量进一步下降。前期的大量投资引致煤炭产能集中释放,煤炭供给能力大于需求,造成煤炭供需严重失衡,煤炭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供过于求也造成了煤炭价格大幅下跌,2012年～2016年6月,煤炭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行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为改善煤炭行业的经济运行状况,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淘汰落后产能、严控新增产能和退出过剩产能的要求。在去产能政策的影响下,煤炭价格逐步回归至合理区间,煤炭行业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判定我国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提出过剩产能退出的标准和机制,测度我国去产能政策对于煤炭行业去产能、行业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有利于认清我国煤炭行业的实际产能利用情况,弄清楚应该去多少产能的问题;有利于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哪些煤矿应该退出,退出的先后顺序应该是什么,弄清楚怎么去产能的问题;有利于明晰在产能退出后,如何处理资产债务和职工安置的问题,弄清楚产能退出后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有利于认识政策的实施效果,弄清楚后续政策制定和调整的问题。本文围绕着去多少产能、怎么去产能、去产能政策的效果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是:首先从煤炭供求状况、煤炭价格、行业经营状况和产能过剩情况等方面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根据要研究的问题,从产能及产能过剩的定义、产能过剩测度、过剩产能退出评价、政策影响效应评估和过剩产能退出的机制五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归纳总结了产能过剩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优缺点,收集了 2002～2016年我国25个产煤省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分段计算出2002年～2011年与2012年～2016年我国25个产煤省和全国的产能状况,得到了煤炭产业产能利用率周期性变动较为明显,变动情况与行业和经济周期的特点基本一致的结论。2002～2011年“黄金十年”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80.96%,属于正常水平范围内;2012～2016年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9.63%,产能处于过剩状态。最后,根据测算结果分析了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取得的成绩与我国煤炭行业去产能仍存在的问题。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评价研究。界定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的范围,研究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的影响因素,确定了资源禀赋、生产安全、开采技术、生态环保及经营效益五个维度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此建立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VIKOR多属性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并以阳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35个煤矿进行验证,对A类非去产能序列的23个煤矿和B类建议去产能序列中的12个煤矿分别进行排序,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对VIKOR测算得到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并根据VIKOR测算和聚类结果,提出了科学合理去产能和改善煤炭过剩产能程度方面的建议。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国家和地方层面发布的去产能相关政策,归纳了自去产能政策发布以来2016～2017年全国以及各煤炭生产省份的实际去产能情况。构建了面板数据单差法模型,研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煤炭开采洗选业产能利用率和行业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得到了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促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提高了 4.6%,促使行业产值平均增长了10.36%;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前10大主要产煤省为处理组,其他省份为对照组,研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煤炭开采洗选业产能利用率和行业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得到了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不显着,对行业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异质性影响,与其他省份相比,该政策促使主要产煤省煤炭采选业产值多增长了 13.77%。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机制研究。构建了煤炭产能退出机制框架模型,分析了当前资产处置模式、债务处置模式和职工安置模式存在的问题,设计了资产处置、债务处置和职工安置模式,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提出了进场交易和租赁两种固定资产处置模式和非公开协议转让、置换两种无形资产处置模式,提出了破产清算、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三种债务处置模式,提出通过原单位就业、内部退养、内部转岗、特殊疾病职工安置、待岗培训等内部分流,以及退休退职,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自谋置业、自主创业和退岗创业、组织参与外部岗位招聘等外部分流的职工安置模式。并以阳煤集团为案例进行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建立了基于面板数据超越对数可变成本函数的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测算了 2002～2016年全国及各省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揭示了我国煤炭产能利用率的波动规律,判定了煤炭产能过剩的程度。（2）构建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VIKOR的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测算模型,计算了阳煤集团的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提出了基于聚类模型的煤炭过剩产能退出顺序决策方法。（3）建立了面板数据单差分及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测算了煤炭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平均影响和异质性影响;建立了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经济增长的单差分及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煤炭去产能政策的有效性。（4）构建了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机制框架模型,提出了资产处置、债务处置和职工安置模式及建议,设计了阳煤集团煤炭过剩产能的退出方案。
赵俊岭[8]（2016）在《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改制公司。受组建的政策强制性以及治理方面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出于降低制度成本的考量,改制公司大多会出现不同于通常所谓“法定模式”的权利配置。这些做法在实践中时常引发争议,与之有关的诉讼也大量发生。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或模糊以及法理层面认识的不统一,致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始终存在,这既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又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法学界关于改制公司的系统性研究非常薄弱,既有的成果基本上都分散在章程设限股权转让与“人走股清”制度安排的效力以及资本多数决的结果对反对股东是否具有约束力等几个方面,缺乏对改制公司形成机理、约束条件、权利配置特点的详细考察,未能为改制公司的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公司制度与经济体系的运行高度关联,在公司法制较为发达的英美法区域,公司法与法经济学的语境已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即选取科斯法律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以产权、交易成本和权利配置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对三十余家改制公司的实地调查结果总结归纳出改制公司进行特殊权利配置的主要情形并将其类型化;接着选定理论视角和分析论证的主要理论工具;继之对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几种主要情形进行制度分析与效力解析;最后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尝试对改制公司的治理特点进行归纳,并提出制度建构方面的建议。因实践中大量关于权利配置的争议发生在国有股权已经退出、全面私有化的封闭性改制公司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定为产权改革较为彻底的改制有限公司。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共列举七种权利配置的特殊情形并将其类型化。强制性的权利配置包括股权分散、全员持股、国有股比例受限;设置部分权能受限的经营者岗位激励股;带有社会公益性的组织被改制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而导致产权残缺三种。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包括以合意或多数决形式限制转股权自由转让;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表决权;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知情权;创设不同于“法定模式”的公司机关或对公司机关的职权进行重新配置四种。对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首先要尽可能维持产权界定的完整性,避免产权的残缺或弱化,减少租值消散,降低制度成本;其次,在改制的产权初始配置方面,要在既有的意识形态等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效率的最大化,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当产权界定完成后,公权力即应在市场机制面前保持谦抑性,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既有强制性权利配置中不合理之处以及未能充分实现制度目标的部分,应该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绩效为依归,对其进行调整或完善。改制公司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很多时候是以限制部分股东权利的形式出现,对其效力的认定在立法上应当包容,在裁判上应当宽容。在封闭公司的领域,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的层面,都应坚决摈弃管制主义的理念与做法,尽量赋予公司参与者更大的制度选择自由。本文主张应当充分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尊重公司股东基于私法自治的合意结果,进而尽量维持改制公司自治性权利配置的效力。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而言,除涉及股东寻求内外部救济的工具性权利不得以多数决形式予以剥夺外,其余权利皆可重新配置,而对异议股东的保护就是赋予其以公平价格退出公司的权利。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以及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体制特征,改制公司普遍具有产权残缺、受传统单位制度影响较大以及延续党政权力运作机制的治理特点,这些特点与建基于西方宪政理论之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契合,因此,我国改制公司的治理远较普通的公司复杂。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导致对与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有关的制度需求日渐增大,应增加这些方面的制度供给。在与之有关的制度建构中,保障封闭公司股东公平退出的公力救济机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主张,我国封闭公司的立法应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除涉及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以及较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以外,皆可交由公司自治;如果有公司参与者对多数决形成的制度安排持有异议且无法以合意的方式解决,则其可循退出权的公力救济途径退出公司。
林娟[9]（2013）在《基于BP神经网络下的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矿业企业是我国企业的主体,矿业融资是矿业经济活动的第一步,如何取得资金、提高资金效率是矿业企业发展的关键。随着国际矿业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企业间兼并浪潮日趋扩大,矿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由于矿业投资回收期长、地质风险大等特点,矿业企业融资风险大、融资方式少和融资渠道有限,矿业企业融资困难,因此需要研究矿业企业融资风险。基于样本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论文以矿业经济理论、融资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财务风险预警理论等理论为指导,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矿业上市公司非融资活动和融资活动进行融资风险进行分级预警分析,设计采矿类融资活动中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运用MATLAB7.0对24家煤炭矿业进行BP神经网络融资风险预警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从确定样本角度,汇总国内外矿业上市公司划分标准,建立矿业上市公司板块价值链的新划分标准；（2）从矿业融资活动和融资环境角度分析,矿业企业不同阶段融资活动和融资方式不同,国内外矿业资本市场组成和发达程度不同；（3）从确定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角度,通过矿业非融资活动和融资活动存在的风险,确定非融资活动指标,从融资效率角度设计融资活动创新性指标体系；（4）从融资风险预警思想设计角度,结合风险管理和财务预警设计思想,基于数字准确性和模型精确度,选取融资活动中的融资风险进行预警分析,并设计采矿类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流程；（5）从融资风险预警应用角度,提出融资风险综合指数（SWI）,选取24家煤炭矿业上市公司,应用MATLAB7.0分析软件对其进行BP神经网络融资风险预警的应用。研究相关结论包括：（1）矿业上市公司样本确定结论：探矿业阶段企业风险大,融资方式少,采矿阶段企业风险相对小,融资方式多,国外矿业资本市场允许不同规模的探矿阶段和矿业阶段企业上市,我国矿业资本市场只允许少量的大型采矿阶段企业上市；（2）矿业融资风险风险分析结论：受中观的政策风险和微观的资源和储量风险影响,矿业企业的融资风险受非融资活动影响程度大,其中包括融资规模、支付性风险、盈利性风险等因素影响,矿业融资活动存在一定风险,但总体风险不大；（3）融资风险预警应用结论：24家煤炭采矿类上市公司应用BP神经网络精度高适用性强,综合融资风险预警指数（SWI）呈周期性波动,原因是煤炭周期性生产,煤炭采矿类上市公司融资风险大,处于黄色预警区域,主要原因是债务融资比例、资金到位程度和债务融资成本等因素影响较大。
钱勇[10]（2011）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与机制 ——企业组织与城市的互动演化》文中认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在世界范围内的效果多不理想,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在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具有战略眼光的政府官员与学者已经注意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紧迫性,以阜新市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行过产业转型尝试,但多以失败告终。可以说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也历经波折。那么,为什么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如此之难?怎样又如何才能少走弯路?而2001年开始的阜新市新一轮产业转型已取得良好的阶段性成果,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走上正轨。那么,前后两轮产业转型效果为什么会截然不同?国内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实践提出诸多问题需要分析与解释。此外,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也是中国近30年来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由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过程相对简单与清晰透明,从而更容易把握与研究,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比较好的切入点。本文的研究围绕着资源型城市中企业（作为群体）演化与城市演化的互动展开的。资源型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城市与资源型企业协同演化的过程,同时也作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历史背景与基础,本文强调资源型国有企业对城市的塑造效应。在资源型企业塑造的资源型城市中,企业个体（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型国有企业）的产业转型,是在既定的城市组织场域（主要由社会经济网络与制度环境构成）中进行的,以组织转型为实现途径,本文侧重解析企业组织转型中组织嵌入机制的互动与状态转换；企业群体层面的产业转型,是通过城市组织场域重构（这也是一个互动演化过程）来实现的,本文基于组织场域重构过程的分析,对企业群体层面产业转型路径与机制进行解析。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首先是研究背景的提出,从中阐述选题意义；其次,基于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本文研究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与解答；再次,明确界定本文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最后,概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文献回顾。从国际上资源型城市早期开创性研究开始,对资源经济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国内外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回顾,在此基础上主要从研究进展的路径、中外研究状况的比较两个角度进行总结与评述。第三章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进行国际比较。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实践都走在中国前面。本章结合英国、美国、南非、德国、日本、乌克兰和瑙鲁这7个国家十几座资源型城市,在产业转型方面的实践,区分四类情况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进行国际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主要决定于：政体与经济政策、当地的经济规模与城市凝聚力、自然环境与发展机遇。第四章从城市与企业的协同演化的视角对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进行回顾、总结与模式化。本章依次回顾了资源型城市因资源型企业建立与发展而兴起的历史过程,对资源型企业、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与演化特征进行总结与模式化,提出资源型企业对资源型城市的塑造效应,最后对资源型企业与城市协同演化的方式进行分析与总结。第五章重点分析了制约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两大主要因素,即资源型企业塑造的区域社会经济网络和资源租金分配制度。本章从生产方式变革入手分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过程,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界定为一种“熊彼特式创新”,然后分析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网络如何通过制约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来束缚产业转型能力,资源租金分配制度如何通过降低经济主体创新动力来制约产业转型。第六章以铁煤集团主辅分离改革为案例,研究了资源型国有企业通过组织转型实现产业转型路径与机制。本章首先阐明资源型国有企业的产业转型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特殊性——“企业城”中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对资源型企业的严重依赖,国有资源型企业产业转型的突破口——纵向一体化,国有资源型企业产业转型的实现途径——辅业附属企业的组织转型,然后通过案例研究解析企业组织转型机制并构建企业组织转型过程模型,最后分析资源型国有企业组织转型的特征,从而揭示出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存在的局限性与弊端。第七章以阜新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转型实践为案例,研究资源型城市通过组织场域重构实现产业转型路径与机制。本章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分析城市产业体系的组织场域属性,其次对阜新市产业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再次对阜新市2001年前后两轮产业转型实践进行比较,最后基于组织场域重构过程的分析,对阜新市企业群体层面产业转型路径与机制进行解析。第八章结语,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主要包括研究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资源型企业对资源型城市的塑造构成产业转型的历史背景与内部环境；（2）区域社会经济网络与资源租金分配制度制约了产业转型；（3）资源型国有企业产业转型通过企业组织转型来实现；（4）企业组织转型的特征是爆发式启动加上其后相对平稳的进展；（5）转型阻力因素与组织模板来源共同决定企业组织转型的顺序选择；（6）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存在局限性；（7）资源型城市企业群体的产业转型通过城市组织场域重构来实现；（8）资源型城市组织场域重构是场域结构变迁与主导制度逻辑变迁协同作用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三方面的特色：（1）有别于以往的研究视角与以往绝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不同,本文不是政策研究,也不是效果评价研究,而是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作为中国近30年来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进行理论研究。通过对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历程进行深度（横跨近30年时间）回顾,从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互动的动态视角研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过程,进而构建出转型过程模型,以此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的现象与问题进行解释。（2）构建出组织转型过程模型虽然企业组织转型必然涉及战略调整、交易关系变化等经济层面的因素,但已有的组织转型模型侧重从社会文化或者说制度层面描述组织转型及其过程,而本文拓展了波拉尼所提的“嵌入”概念,构建出一个以组织（经济、政治、文化）嵌入机制互动与状态转换为核心的组织转型过程模型,该模型能够解释已有文献关于组织转型、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分歧。（3）拓宽了组织场域理论的应用范围组织场域被公认为是一种拥有共同主导逻辑（简单说就是共同制度规范）社会经济网络,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将特定地域的某一行业连同其上下游及规制者作为一个组织场域,缺少将城市产业体系作为组织场域的研究。而事实上,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体系在转型前既是一种社会经济网络,也显然拥有共同主导制度逻辑。本文的研究拓宽了组织场域理论的应用范围。
二、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改制框架设定之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改制框架设定之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及产能退出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与内容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能及产能过剩的界定 |
| 2.2 产能利用率测度研究现状 |
| 2.3 产能评价及退出标准研究现状 |
| 2.4 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现状 |
| 2.5 产能退出机制研究现状 |
| 2.6 文献评述 |
| 3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研究 |
| 3.1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方法确定 |
| 3.1.1 产能过剩测度方法分析 |
| 3.1.2 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方法比较及选择 |
| 3.2 基于面板数据的煤炭产能过剩测度模型 |
| 3.2.1 模型构建 |
| 3.2.2 变量确定及数据来源 |
| 3.3 基于面板数据的煤炭产能过剩测算 |
| 3.3.1 描述性统计 |
| 3.3.2 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3.3.3 各省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 |
| 3.4 测度结果分析 |
| 3.4.1 各省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3.4.2 全国产能过剩测度结果分析 |
| 3.4.3 我国煤炭产能过剩测度结果的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4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评价研究 |
| 4.1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范围界定及影响因素研究 |
| 4.1.1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范围界定 |
| 4.1.2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2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4.2.2 评价指标的确定 |
| 4.2.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及说明 |
| 4.3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测算研究 |
| 4.3.1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基于VIKOR的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测算研究 |
| 4.3.3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实证研究 |
| 4.3.4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指数聚类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煤炭去产能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 |
| 5.1 去产能相关政策概述 |
| 5.1.1 国家层面相关政策 |
| 5.1.2 地方层面相关政策 |
| 5.2 政策对去产能的实际影响情况 |
| 5.2.1 全国去产能情况 |
| 5.2.2 各省份去产能情况 |
| 5.3 去产能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
| 5.3.1 对产能利用率的平均影响 |
| 5.3.2 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 |
| 5.4 去产能政策的经济影响 |
| 5.4.1 政策的平均经济影响 |
| 5.4.2 政策的异质性经济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6 煤炭过剩产能退出机制研究 |
| 6.1 煤炭产能退出机制模型构建 |
| 6.1.1 煤炭产能退出机制理论依据 |
| 6.1.2 煤炭产能退出政策概述 |
| 6.1.3 煤炭产能退出机制框架模型 |
| 6.2 资产处置模式及建议 |
| 6.2.1 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固定资产处置模式设计 |
| 6.2.3 无形资产处置模式设计 |
| 6.2.4 去产能资产处置建议 |
| 6.3 债务处置模式及建议 |
| 6.3.1 债务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3.2 债务处置模式设计 |
| 6.3.3 去产能债务处置建议 |
| 6.4 职工安置模式及建议 |
| 6.4.1 职工安置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4.2 职工安置模式设计 |
| 6.4.3 去产能职工安置建议 |
| 6.5 阳煤集团过剩产能退出案例分析 |
| 6.5.1 关闭矿井现状 |
| 6.5.2 关闭矿井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5.3 关闭矿井资产处置方案设计 |
| 6.5.4 关闭矿井债务处置方案设计 |
| 6.5.5 关闭矿井职工安置方案设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在学期间参加科研项目 |
（8）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框架 |
| 第一章 改制公司及其权利配置的特点与成因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界定 |
| 一、国企改革历程考察基础上的改制公司界定 |
| 二、改制公司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独特的改制公司权利配置 |
| 二、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产权效率的原因分析 |
| 一、国有企业产权模糊 |
| 二、国企改制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经济逻辑 |
| 第二章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视角的选择 |
| 一、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 |
| 二、法经济学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一、现有理论的介绍与评析 |
| 二、改制公司权利配置效力判定的路径建构 |
| 第三章 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股权结构问题 |
| 一、改制公司独特股权结构的由来与争议 |
| 二、改制公司股权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效率 |
| 三、对未来国企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激励股的设置 |
| 一、改制公司激励股设置现状与制度绩效 |
| 二、激励股设置的理论基础与权利构造 |
| 三、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
| 第三节 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规制 |
| 一、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规制困境 |
| 二、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产权效率 |
| 三、基于制度选择的规制重构 |
| 第四章 改制公司的自治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股权转让自由的限制 |
| 二、司法裁判的困惑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表决权的特殊配置 |
| 二、实践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三节 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特定股东群体知情权的剥夺 |
| 二、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三、股东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与公司自治 |
| 第四节 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争议 |
|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公司机关设置 |
| 三、公司机关职权配置的效力探讨 |
| 第五章 改制公司的治理路径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 |
| 一、党政权力运行机制的延续 |
| 二、单位制度的深远影响 |
| 三、“产权残缺”现象的普遍存在 |
| 第二节 制度建构 |
| 一、丰富商事主体的制度供给 |
| 二、拓展公司的自治空间 |
| 三、商事裁判独立与商事裁判理念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基于BP神经网络下的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矿业融资活动 |
| 1.1.2 矿业融资理论 |
| 1.1.3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方法 |
| 1.2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研究进展 |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 1.2.2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技术方法 |
| 1.2.3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研究 |
| 1.3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3.1 选题依据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
| 1.5.1 主要结论 |
| 1.5.2 创新点 2.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理论基础 |
| 2.1 资源经济理论 |
| 2.2 融资管理理论 |
| 2.2.1 融资管理理论基础 |
| 2.2.2 融资管理具体理论 |
| 2.3 风险管理理论 |
| 2.4 财务预警理论 |
| 小结 3. 矿业上市公司融资状况分析 |
| 3.1 矿业上市公司划分 |
| 3.1.1 国内矿业上市公司划分标准 |
| 3.1.2 国外矿业上市公司划分标准 |
| 3.1.3 国内外矿业上市公司划分 |
| 3.1.4 国内矿业上市公司板块设计 |
| 3.2 矿业不同阶段融资状况 |
| 3.2.2 探矿阶段融资状况 |
| 3.2.3 采矿阶段融资状况 |
| 3.2.4 矿业行业融资特点 |
| 3.3 国内外矿业资本市场状况 |
| 3.3.1 国外矿业资本市场 |
| 3.3.2 国内矿业资本市场 |
| 3.4 国内矿业上市公司融资状况 |
| 3.4.1 上市公司分布情况 |
| 3.4.2 上市公司融资情况 |
| 小结 4. 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分析 |
| 4.1 采矿类上市公司融资风险分类 |
| 4.1.1 非融资活动风险 |
| 4.1.2 融资活动风险 |
| 4.1.3 融资风险重要程度比较 |
| 4.1.4 融资风险级别判别 |
| 4.2 采矿类上市公司非融资活动风险 |
| 4.2.1 宏观融资风险 |
| 4.2.2 中观融资风险 |
| 4.2.3 微观融资风险 |
| 4.2.4 非融资活动融资风险汇总 |
| 4.3 采矿类上市公司融资活动风险 |
| 4.3.1 采矿类上市公司资金融入风险 |
| 4.3.2 采矿类上市公司资金融出风险 |
| 4.4 采矿类上市公司融资活动风险级别判别 |
| 4.4.1 模型的构建 |
| 4.4.2 数据收集与指标计算 |
| 4.4.3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小结 5. 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实证分析 |
| 5.1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设计框架 |
| 5.2 矿业融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 |
| 5.2.1 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
| 5.2.2 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
| 5.2.3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5.2.4 指标体系构成 |
| 5.3 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模型实证分析 |
| 5.3.1 BP神经网络模型原理 |
| 5.3.2 BP神经网络样本和数据选取 |
| 5.3.3 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 |
| 5.3.4 BP神经网络结果预测和分析 |
| 小结 6. 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对策研究 |
| 6.1 融资活动风险防范 |
| 6.2 非融资活动风险防范 |
| 小结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附录 |
（10）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与机制 ——企业组织与城市的互动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世界性难题 |
| 1.1.2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历经波折 |
| 1.1.3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是中国转型的缩影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1 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界定 |
| 1.3.2 资源型城市在中国的分布 |
| 1.3.3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含义 |
| 1.4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主要特色 |
| 1.4.1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特色 |
| 2 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研究状况 |
| 2.1.1 早期的开创性研究 |
| 2.1.2 资源型城市的依附理论 |
| 2.1.3 资源型城市经济与产业转型研究 |
| 2.1.4 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影响 |
| 2.2 国内研究状况 |
| 2.2.1 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早期研究 |
| 2.2.2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探索性研究 |
| 2.2.3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性研究 |
| 2.2.4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 |
| 2.3 国内外研究的总结与评述 |
| 2.3.1 研究进展的路径 |
| 2.3.2 中外研究状况的比较 |
| 3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路径的国际比较 |
| 3.1 城市自发实现的成功转型 |
| 3.1.1 英国斯旺西转型为旅游城市的路径 |
| 3.1.2 美国匹茨堡转型为高科技服务业城市的路径 |
| 3.1.3 美国比尤特多元化转型的路径 |
| 3.1.4 美国休斯顿成功转型为综合性城市的路径 |
| 3.1.5 南非约翰内斯堡成为区域大都市的路径 |
| 3.2 国家巨额资金支持下实现的艰难转型 |
| 3.2.1 日本事倍功半的煤炭产地振兴路径 |
| 3.2.2 德国鲁尔由煤炭补贴转向地方自主转型 |
| 3.3 处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资源型城市 |
| 3.3.1 南非Dundee因产业基础差而转型受阻 |
| 3.3.2 乌克兰顿涅茨克缺乏结构性改革而转型受阻 |
| 3.4 放弃产业转型努力的资源型城市 |
| 3.4.1 瑙鲁因资源诅咒而放弃产业转型 |
| 3.4.2 美国蒙大拿弗吉尼亚城的人去城空 |
| 3.5 产业转型路径的比较 |
| 4 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城市与企业的协同演化 |
| 4.1 城市因企业而兴 |
| 4.1.1 两类资源型城市 |
| 4.1.2 资源型国有企业与无依托资源型城市的建立 |
| 4.2 资源型企业的生命周期与演化 |
| 4.2.1 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产业中的演化 |
| 4.2.2 资源型企业向一般企业的演化 |
| 4.3 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与演化 |
| 4.3.1 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 |
| 4.3.2 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与决定因素 |
| 4.4 城市跟随企业成长 |
| 4.4.1 成长过程中的同步性 |
| 4.4.2 城市成长过程中的政企关系转变 |
| 4.5 企业对城市的塑造 |
| 4.6 企业与城市的协同演化 |
| 4.6.1 企业与城市的同步衰退 |
| 4.6.2 资源型城市转化为一般性城市 |
| 4.6.3 资源型企业、城市演化中的协同效应 |
| 5 制约产业转型的区域社会经济网络与资源租金分配制度 |
| 5.1 产业转型是创新与变革的过程 |
| 5.1.1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
| 5.1.2 资源型城市的"熊彼特式创新" |
| 5.1.3 "熊彼特式创新"的实现 |
| 5.2 社会经济网络对转型能力的束缚 |
| 5.2.1 封闭型经济网络制约了企业的市场空间 |
| 5.2.2 区位劣势影响到区域创新系统的形成 |
| 5.2.3 经济社会网络制约区域创新系统的发育 |
| 5.3 资源租金分配制度形成的"资源诅咒" |
| 5.3.1 资源产品的收入分配 |
| 5.3.2 资源租金的分配 |
| 5.3.3 资源租金分配制度对产业转型的影响 |
| 6 资源型国有企业的产业转型:基于铁煤集团的案例分析 |
| 6.1 产业转型、组织转型与主辅分离改革 |
| 6.1.1 "企业城"中的产业转型 |
| 6.1.2 资源型国有企业产业转型的突破口 |
| 6.1.3 以主辅分离为契机的产业转型与组织转型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组织变革与组织转型 |
| 6.2.2 组织转型的动力机制 |
| 6.2.3 组织嵌入、脱嵌入与再嵌入 |
| 6.2.4 组织转型与组织嵌入 |
| 6.2.5 三分法的企业组织嵌入机制 |
| 6.3 研究方法 |
| 6.3.1 研究方法与案例的选择 |
| 6.3.2 资料收集 |
| 6.3.3 资料分析 |
| 6.4 组织转型的背景 |
| 6.4.1 多元组织模板共存的环境 |
| 6.4.2 主辅分离改革的政策背景 |
| 6.4.3 以组织转型来推动铁煤集团的产业转型 |
| 6.5 组织转型的启动 |
| 6.5.1 组织转型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 |
| 6.5.2 组织转型启动的两种方式 |
| 6.5.3 内生式与外生式组织转型的差异 |
| 6.6 组织转型的动态循环 |
| 6.6.1 政治、文化与经济三种嵌入机制的互动 |
| 6.6.2 脱嵌入到再嵌入的多次循环 |
| 6.6.3 从一种组织嵌入基态到另一种组织嵌入基态 |
| 6.7 组织转型过程模型 |
| 6.7.1 组织转型的起点与终点 |
| 6.7.2 从脱嵌入到再嵌入的多次循环 |
| 6.7.3 组织转型力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
| 6.8 分析与讨论 |
| 6.8.1 组织转型的速度应快还是应慢 |
| 6.8.2 组织转型应从高影响力的部门还是从组织的外围开始 |
| 6.8.3 依托资源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转型的局限 |
| 7 资源型城市产业体系的转型:基于阜新市的案例分析 |
| 7.1 理论基础 |
| 7.1.1 组织场域 |
| 7.1.2 组织场域变迁的类型与动力机制 |
| 7.1.3 组织场域变迁的过程 |
| 7.1.4 作为组织场域的城市产业体系 |
| 7.2 研究方法 |
| 7.2.1 研究方法与案例的选择 |
| 7.2.2 资料收集 |
| 7.3 阜新市产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7.3.1 煤电基地的形成 |
| 7.3.2 地方工业的发展 |
| 7.3.3 组织场域的形成及特征 |
| 7.4 两轮产业转型实践的比较 |
| 7.4.1 2001年以前的产业转型实践 |
| 7.4.2 2001年以后的产业转型实践 |
| 7.5 组织场域重构的路径与机制 |
| 7.5.1 重构之前的组织场域状况 |
| 7.5.2 重构之后的组织场域状况 |
| 7.5.3 组织场域重构的动力机制 |
| 7.5.4 场域结构与主导制度逻辑的共同变迁 |
| 8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改制框架设定之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5]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6]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及产能退出机制研究[D]. 王靖春.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8]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D]. 赵俊岭. 南京大学, 2016(06)
- [9]基于BP神经网络下的矿业上市公司融资风险预警研究[D]. 林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3(08)
- [10]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与机制 ——企业组织与城市的互动演化[D]. 钱勇.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标签：产业转型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煤炭行业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