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增大（论文文献综述）
阿兹斯[1]（2020）在《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及其对汉语教学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中乌两国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深入,乌兹别克斯坦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大。虽然乌兹别克斯坦早在1957年就已正式开设汉语课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汉语虽然依旧是乌兹别克斯坦外语教育中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外语发展水平相比,汉语教学相关的研究更显基础薄弱。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学情况仍不能满足其汉语需求,这就需要乌兹别克斯坦在其语言规划和外语教育政策上更加重视汉语,加强汉语教育,以适应中乌两国在经贸、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入的变化,为中乌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汉语人才。而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从语言政策视角来研究其汉语教学发展问题的文献较少。与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视角对当地汉语教学的师资力量问题、教材编写问题以及教学方法等进行讨论,但是笔者认为从汉语国际推广的角度而言,从语言政策的宏观视角出发来研究其汉语教学发展问题,探讨该国语言政策对其汉语教学的影响,才能更好的提出促进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全面发展的相关建议。此外,虽然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但是中亚五国在独立之后的语言政策及外语教育政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而在以往关于中亚地区的汉语教育研究中,往往是从中亚地区的宏观视角出发,忽视了其地区内部的国别差异性,使得其所提出的相关建议缺少切实的可行性。因此本文基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现实情况,分别从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的宏观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工作中生源问题、师资培养、教材资源以及教学模式的具体建议,希望以此可以进一步推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工作的发展。本文从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出发,结合其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实施的背景,对其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纵向比较,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件,结合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现行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政策内容后发现,乌兹别克斯坦早期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化色彩,而在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开始调整其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自身的经济发展,这也是近年来在中乌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背景下“汉语热”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受到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过程中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生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也对汉语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进行大量的凋查后笔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保守的语言政策以及以“实用”为目的的外语教育理念对其汉语教学的生源、师资情况、教材情况以及教学模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汉语学习者的工具型动机明显,本土师资的培养困难重重,缺少本土化的汉语教材,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语言知识而忽视了语言能力的培养。为了能够促进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育工作的发展,本文最后结合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大环境,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提出了基于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的汉语教学发展建议。笔者发现,虽然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中亚五国将国家战略重心转移至经济领域以来,其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国别化特征,并对其各国的汉语教育工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亚地区,开放性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更加有助于汉语教育工作的发展,而保守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学工作则会给其汉语教学的生源扩展、师资培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而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正处在从保守到开放的改革过程之中。
程颖慧[2]（2020）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额由2013年的126.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01.7亿美元,投资存量更是超过1500亿美元。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已占同期对外直接总投资的12.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的收获,为各国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新的贡献。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时会面临来自东道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存在的投资风险,这些风险会导致企业投资福利的损失。中国与更多国家通过“一带一路”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着力化解全球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背景,探讨规避投资风险和提升投资效率的路径,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生存、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各国长期交流与合作推进的参考依据。文章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借鉴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指标体系,增加了社会稳定、执政能力和对华关系等定性评估指标,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形成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二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评价,主要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在分指标评价中,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执政水平、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和双边关系的单项风险指标评估得分及综合风险得分,并按风险得分对国家进行排名。在分国别评价中,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综合评价值,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的投资风险表现。三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效率评价。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值,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进行投资效率比较,分析具体的投资效率特征。文章研究的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表现出来的投资风险偏高,在选取的35个样本国家中,高风险国家约占三分之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对华关系五个风险评价方面的表现也不均衡。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备,投资安全程度整体较高,但由于其与中国距离较远,导致对华关系得分较低;中亚五国虽然社会风险较小,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条件、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整体投资风险仍然较高。在描述和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执政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程度三方面因素相关性较强,共同形成政治经济社会综合因素,其对一国的整体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已成为投资风险中最重要的因素。（2）实证分析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和投资效率损失的影响。在所选的相关经济变量中除GDP和通货膨胀率对投资效率影响不显着外,其余变量都对投资效率影响呈显着性特征。其中经济自由度变量影响最大,这表明东道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中国企业对其投资面临的风险就越小,投资效率越容易提升。在选择的投资非效率变量中,对我国投资效率损失影响最为显着的是获得信贷难度指标与抑制腐败指标,该结论得到众多学者观点的支持。（3）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由于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成反比关系,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还是很大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国别、时间、区域等不同角度对投资效率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效率水平会随时间推进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在国别分布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收敛态势;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亚洲区域的投资效率较高,中东欧区域的投资效率偏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研究的创新之处:（1）目前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居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研究关注度不高。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在投资风险评价体系的指标设定上,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类别、地理区域差异,分别分析投资风险特征,构建的指标体系不仅包括汇率波动、政府负债等情况,还包含经济自由度、政府治理质量、政治稳定性、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衡量。同时为体现东道国国家环境的“中国因素”,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关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将东道国对华关系也纳入投资风险指标体系中。（2）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测度模型,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公开数据信息,如世界银行、全球经济、联合国、中国海关的官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层次评价法,从指标和国别两个角度对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全面量化评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结果客观公正。（3）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实证分析的变量选取上,本文将宏观政治因素与微观营商因素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中。这些风险产生的交叉影响,无疑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效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产生干扰作用,成为跨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障碍。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经济变量和宏观、微观投资非效率因素指标,探析各影响因素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进而减弱投资非效率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干扰,为“一带一路”建设效益和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
陈亚州[3]（2020）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文中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首次扩员后提出的旨在推动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念,对于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意义。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承载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多重使命,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平稳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体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纳入国际共同体的视阈中,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可视为在组织成员国间主要由价值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构成的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地区共同体。据此,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共同体就是要推动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基础上,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团结互信的典范、安危共担的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包容互鉴的典范。通过对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现有基础、主要挑战和基本路径方面等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发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资源,该理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思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其吸收了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基本实践历程的有益经验。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成员国在共同价值、共同安全、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方面,已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过,在以上四个维度,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鉴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长期任务,各成员国需要在分别拟定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路径、安全路径、利益路径和情感路径的基础上,形成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整合性路径。
王佳[4]（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张居营[5]（2019）在《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调控,在苏联“劳动分工”桎梏下,中亚国家形成了产业结构单一、经济依附型强的发展特征。自上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来,中亚国家纷纷开始实施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过10余年的转型与探索,21世纪中亚各国开始步入复苏之路,市场化改革初具成效,各国经济进入稳定发展轨道,且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特色发展模式。由于转型初始条件以及各国所选择的经济增长路径不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部分国家凭借本国相对丰富的油气等资源出口,形成了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部分非资源型国家则依靠内在消费等需求推动形成了内需推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些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既导致了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结构的不同,又使各国在其经济增长中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各为不一。从中亚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内部经济风险主要呈现在两个层面:脆弱性风险与失衡性风险,前者主要表现在相关国家经济基础较差,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等方面不是很发达,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较低。后者表现为部分国家过度依赖本国丰富的油气或矿产资源,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且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影响,使得各国极易遭受财政危机、高通胀、高失业率等方面风险的冲击。就中亚各国而言,由于产业结构、市场自由化程度、增长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经济风险的表现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状况来看,中亚国家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地缘战略博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等。外部风险使得中亚国家在对外经济上呈现出一定的依赖性风险特征,这种依赖性来自两个层次:一是对部分大国经济贸易的依赖性,二是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性,这些依赖性通过贸易、投资、侨汇等传导渠道表现出来。由于其经济对能源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侨汇收入的依赖度不同,各国又呈现不同的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与此同时,在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中亚国家还面临创新经济所带来的新兴经济风险。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代表,依靠人才、知识、创新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创新经济具有较强的内生增长动力,且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但是,中亚国家由于自身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创新经济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严重不足,在未来经济发展、区域地缘竞争中都会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在中国创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与中国在创新经济领域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中亚国家应对新型风险带来更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下,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的支点国家,中亚各国也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产能、金融等多个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中亚国家自身面临的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包括双边贸易过度集中于能源领域、项目投融资环境不佳、双边金融合作严重不足、项目推进受到地缘因素干扰等等,而中亚各国摆脱经济落后局面、经济多元化发展的诉求,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理念则为中国与其的合作带来了更多机会。在创新经济层面,中亚国家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又恰好与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实现了完美对接,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带来新机遇。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一带一路”建设已跨越夯实基础,迈入了持久发展的阶段,中国与中亚各国各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日益增多。作为与中国毗邻且具有重要支点作用的区域,中亚国家的积极参与对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开展。由此,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的内外部经济风险、新型风险,深入地提炼总结各国与整个地区经济风险的特征,探讨各种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与对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外经济理论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手段,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风险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深刻剖析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根源。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由于其自身要素禀赋与经济规划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与动力也各不相同。本部分通过对中亚各国经济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对外经济状况等进行分析,并基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等对GDP的贡献程度,从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市场自由化与政府指导型等视角总结各国的增长模式,探寻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根源与现实背景。二、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相互毗邻的地缘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历程等,以及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各国的经济风险有共同之处却又存在个性化差异。本部分基于中亚各国自身情况,从经济的内部脆弱性、失衡性等角度,以相关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采用风险指标评价方法对各国的经济风险进行评估,从中亚各国的内部经济风险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创新经济内涵及发展状况的描述,分析中亚国家的创新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内部新型风险。三、评估与分析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大国地缘战略博弈、国际能源价格冲击等外部风险,这些外部经济风险导致中亚国家在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本部分结合经济协同性、经济依赖性等理论,通过对中亚各国的外贸、外资以及外汇收入等指标的外部依赖性分析,剖析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分析与评估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四、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区域的战略地位凸显,中亚国家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等内外部经济风险特征,以及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均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较大影响。本部分基于“一带一路”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寻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中亚与中国合作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创新经济风险的影响效应,全面系统地研究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五、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中亚国家面临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不可避免地要应对中亚国家的各类经济风险。另外,由于中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风险特征差异性,也使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应注重不同国家的特点,实施差异性合作路径,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机会。本文在此基础上,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中国自身应对等层次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区域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中亚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脆弱性、失衡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为“高失衡性、低脆弱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失衡性、高脆弱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失衡性、低脆弱性”;（2）中亚国家的外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为对外依赖性风险,五国经济风险特征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为“高能源贸易、外资依赖性”;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高侨汇收入依赖性”;乌兹别克斯坦为“低对外依赖性”;（3）中亚国家在创新经济发展方面面临创新经济基础条件薄弱、未来经济发展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区域地缘竞争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等新型风险,但在中亚国家数字发展规划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对接下,新型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4）中亚国家经济风险为“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带来相应机会和挑战,机会包括各国为改变经济落后现状,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会积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挑战包括“一带一路”项目投资运行障碍较多、投融资环境较差、合作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应对外部经济形势波动、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等因素;（5）“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的落实需要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等三个层次进行积极的风险应对,包括夯实互联互通基础、改善投融资环境、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加强双边金融与创新领域合作、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等。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层次分析法、面板数据模型等,结合国家经济风险评价理论、经济协同性、经济相互依赖性等理论,对中亚各国的经济状况、内外部经济风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从脆弱性、失衡性、对外依赖性、创新经济新型风险等角度,提炼总结了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特征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从项目实施、双边合作、区域互利三个层次,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措施。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研究视角的宽泛性与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在中亚各国具体情况、“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具体问题等难以兼顾且缺乏深入研究,这是未来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方向。
李颖成[6]（2019）在《吉尔吉斯斯坦非传统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吉国的安全形势尤其是非传统安全不仅对于吉国本身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更是对我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吉国和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独立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更加重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传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迁,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作用进一步凸显,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治经济领域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接纳西方的“民主”、“自由”,各种势力纷纷涌入,2005年和2010年连续两次的非正常政权更迭,致使吉尔吉斯斯坦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遭到冲击,随之而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断凸显,“三股势力”日渐猖獗;经济发展受到的阻碍加剧;民族冲突、贫困和毒品等问题致使社会安全风险增大;此外,传统的政治安全也开始不断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文化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也愈发重要。面对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局势,吉尔吉斯斯坦在各领域持续发力,积极推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提升国内的政治抗风险能力和经济实力,以此应对国内复杂多变的安全局势,尤其加强抵抗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注重发展同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吉中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俄罗斯联邦的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促进与欧盟的政治对话和全面合作,并担任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主席国。通过国内和国际的双向发力,推动国家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风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中吉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对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加强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吉两国的合作交流不断深入推进,吉国的安全局势对“一带一路”战略在吉国和中亚地区的推进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吉国的安全形势,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局势是十分有必要的。
古丽莎[7]（2019）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往来已有二十七年历史,双方的经济贸易取得长足进步。中国与中亚经贸合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隐形的贸易壁垒,降低交易过程中的成本,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贸易的全面开放,推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全球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贸易交流合作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贸易中通过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国际贸易间的交易复杂度,从而使得各国经济得以提升并繁荣发展,进而开拓贸易市场,促进各国贸易的福利水平。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欧亚大陆提供了交通的平台,为各国搭建起贸易交易、互相沟通的一座桥梁,推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友好往来。如今,新的时代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使命,即追求和平,实现发展,孕育新的生机,激扬新的活力。因此,新时代下的丝绸之路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共赢之路。中亚地区作为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境外起点和核心地带,其具有着显着的地位及重要的作用。笔者主要通过六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介绍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施过程中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贸易合作问题。第一部分介绍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实施过程中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文献综述,其中文献综述中主要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基础相关论述以及国内外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研究两个方面进行描述,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理论基础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第三部分主要讲述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现状。第四部分主要说明了中国与中国贸易现状及分析,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述。第六部分主要根据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刘伟[8]（2018）在《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且特别提出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的重要思想。2015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将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推向新的战略高度。而2014年俄罗斯在经历了乌克兰危机、欧美经济制裁、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各项经济指标急剧下滑,迄今为止欧美经济制裁尚未取消。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进的顺利与否关乎着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发展态势,俄罗斯又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加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1）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实施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2）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和趋势预判;（3）中国的应对策略。本研究共涵盖六章,各部分内容布局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文献综述梳理,分别从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特色。第三章,概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涵义拓展至“防御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进攻型”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国经济安全对他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抑或“他国经济安全对本国对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其进行了验证。下文皆在此框架下逐一展开剖析。第四章,阐述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及维度,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为后续分析及前景预判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五章,运用CR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分别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风险评估和趋势预测。针对风险评估,首先确定了模型的选择依据;其次,分析了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优势;再次,分别从经济结构、货币、主权债务、银行、政治五大领域构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剖析。趋势预测亦是从上述五大领域分别进行剖析。得出的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值为第六章的Stata回归提供了解释变量。其结论为:单一的经济结构致使俄罗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不安全因素（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其货币安全、主权债务安全、银行业安全除了自身系统的不健全外,均掣肘于经济结构单一所致的经济增长乏力。而畸形的经济结构为欧美经济制裁埋下了“定时炸弹”,欧美经济制裁更使俄罗斯的经济“每况愈下”,恶劣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储备枯竭决定了未来5年内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第六章,分别从中俄经贸合作、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及中美亚太地区博弈五个方面分析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其中,前四节运用大量的数据及Stata回归模型进行剖析,最后一节采用有限多轮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了强国经济安全态势下一超双强数学博弈模型,并通过两个案例即“1998年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1998年科索沃危机”和“2014年乌克兰危机+2014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进行验证剖析。其结论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是确保欧亚空间的稳定与发展的首要机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至关重要。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危机对中俄、中国与中亚五国、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均有负影响,但俄罗斯经济安全形势的恶化使得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项目给予了妥协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项目合作,故当前是中国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机遇期。但若俄罗斯国力一旦恢复元气,因担心中国对其传统势力范围影响力的扩大,势必会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难度。故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拿捏有度,否则于我不利。最后,总结相关结论并提出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张轶[9]（2017）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融合作成为整合资源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国家之间通过开展金融合作,加强金融安全保障措施,防御金融风险,确保各国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中亚国家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核心区,又是中国目前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无论是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顺利推进还是中国能源安全角度考虑,都应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共赢。近些年,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规模的迅猛发展,合作领域逐渐扩展到能源、交通、产能与金融等领域。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金融合作历史悠久,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与人文基础,经济贸易互补性较强,又拥有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合作平台,加之“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中亚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高度契合,具备良好的金融合作基础。金融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与提高投资效率的引导作用,金融合作成为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贸易合作、能源合作、技术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中亚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工具。加强贸易畅通,促进货币流通,深化金融合作,更是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推动互联互通战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为研究对象,以最优货币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按照“为什么要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金融合作基础—金融合作现状—金融合作障碍—金融合作推进措施”的思路,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内在关联机理,依次从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三个层面进行金融合作水平测度,进而科学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有效推进策略。论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性结论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区域金融合作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研究状况,明确区域金融合作的内涵与发展过程。通过对古丝绸之路历史渊源、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基础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条件三方面分析,确定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具备良好基础。运用OCA指数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可行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尚不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通过从多边金融合作、双边金融合作、商业银行合作、政策性银行合作、证券领域合作以及金融交流合作多个角度,明确贸易投资环境欠佳、金融发展差异性大和金融合作缺乏协同性是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障碍因素。通过构建双元金融合作潜力模型,从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三个宏观层次因素,检验三种要素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影响作用,研究发现,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金融合作协同性均对跨国金融合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影响。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合作协同性与金融合作呈显着正相关,金融发展差异性与金融合作呈负相关关系。通过分析贸易投资便利性、金融发展差异性和金融合作协同性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水平进行测度,首先,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性进行分析,构建贸易便利性指标体系,研究发现贸易便利性指数对双边贸易流量影响较为显着,且为正向。影响贸易便利性要素众多,因而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动都将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进行分析,构建金融发展评价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显着: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六国金融发展水平排名与经济实力排名大致相符。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最高,金融基础优势最明显,其次是金融深度,但金融活力相对落后。再次,运用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金融合作协同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有序度、融资能力有序度以及金融安全有序度三个层面分析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协同性,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国家自2014年开始金融合作表现出协同状态,但协同程度仍较低且近几年变化不大。其中金融安全有序度表现最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安全有序特征越来越明显;而金融服务有序度表现最差,反映出金融服务仍处在调整与转型期,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有必要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新进展,加强边境口岸管理,推进跨境人民币交易进程,提高贸易投资便利性。积极发挥亚投行引领作用,优化金融合作平台,并不断加强金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提高跨境金融市场服务效率,逐渐缩小中亚国家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性。同时完善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深化跨境贸易金融监管合作,全面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协同能力。
汪晶晶[10]（2017）在《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使得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加快中国农业融入世界农业发展进程、缓解中国农业资源环境压力、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以及获取全球农业资源控制能力的关键。自2006年确立农业“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并初步形成了投资区域和领域多样化发展的格局。2006-2015年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2006年的8.17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4.80亿美元,增长逾13倍。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农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中国境外农业投资区域过度集中于周边地区,尽管符合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但也容易因个别国家制度和市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剧中国农业海外投资风险。基于此,研究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行为及特征,全面分析和准确评估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科学评估和合理选择中国农业海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及国家,不仅会丰富“走出去”战略的相关理论,而且对于加快推进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战略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并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归纳和述评,发现现有研究多基于制造业、服务业或整体产业角度进行探讨,对具有区域专业化生产、农产品生产特殊性的农业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还较少,而关于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更是欠缺,也没有学者对农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过程、机理和方法进行探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与合理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结果,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总体情况从企业数量、投资布局及投资领域、投资规模和主要国家（地区）投资情况四个方面展开,得出2006-2015年间中国在境外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呈现出先缓慢增长后快速攀升的发展态势;亚洲、非洲和北美洲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虽然不断增长,但规模仍然偏小。在此基础上,从企业规模、投资水平、企业来源、投资形式以及地理方向五个方面对中国境外农业投资主体进行分析,得出规模偏小、投资水平较低、投资形式多样、区域化发展的投资格局和投资领域集中等五个特征。第二,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成因。国际大环境是影响投资活动最为基础的方面;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投资国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等;东道国因素则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劳动力数量及质量、基础设施等;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是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社会文化“距离”也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企业投资动机、竞争优势、规模及境外投资经验等都会直接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业选择和进入方式均与区位选择决策密切关联,也对中国企业境外农业投资区位选择的最终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第三,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及国别选择。结合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的地理分布情况,将“一带一路”版图沿线国家、已与中国签订且仍然有效的农业合作协议（备忘录）、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纳入候选区位集,采用改进BP神经网络方法对其农业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得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与中国临近的亚洲国家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是综合水平下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耕地和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非洲、拉丁美洲、中亚、东欧以及东盟国家是基于资源导向的农业投资重点区域;欧美发达国家、俄罗斯、巴西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与中国临近的亚洲、大洋洲国家是基于市场导向的农业投资重点区域;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以及一些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基于政策导向的农业投资重点区域;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完善且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基于效率导向的农业投资重点区域。第四,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的促进措施。从完善农业“走出去”战略及实施策略,整合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农业投资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完善境外农业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优化税收优惠制度,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现有资金扶持力度,加强政府间多双边交流,积极利用外交资源促进农业“走出去”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的政策建议。
二、德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增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增大（论文提纲范文）
（1）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及其对汉语教学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Aннотация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语言政策的研究 |
| 二、国别汉语教学研究 |
| 三、语言政策对外语教学的影响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语言政策相关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语言接触与语言政策 |
| 一、语言接触的概念 |
| 二、语言接触与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双语与双言 |
| 一、“双语”与“双言”的概念 |
| 二、影响双言现象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言语社区与实践社区 |
| 一、言语社区的概念 |
| 二、实践社区 |
| 第四节 象征资本理论与语言市场 |
| 一、象征资本理论 |
| 二、语言市场 |
| 第五节 语言经济学与外语教育 |
| 一、语言经济学 |
| 二、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外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研究 |
| 第一节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
| 一、政策背景 |
| 二、政策内容 |
| 第二节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语言政策 |
| 一、政策背景 |
| 二、政策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乌兹别克斯坦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
| 第一节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的外语教育政策 |
| 一、冷战时期的特殊背景 |
| 二、政策内容 |
| 第二节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外语教育政策 |
| 一、经济环境与外贸经济关系 |
| 二、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外语教育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现状 |
| 一、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生源情况 |
| 二、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师资力量 |
| 三、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材情况 |
| 四、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教学模式 |
| 第二节 语言政策对乌兹别克斯坦汉语教学的影响分析 |
| 一、积极影响 |
| 二、消极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亚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 |
| 第一节 中亚其他国际的语言政策分析 |
| 一、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
|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 |
| 三、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
| 四、土库曼斯坦的语言政策 |
| 第二节 中亚各国的语言政策的异同点 |
| 一、相同点 |
| 二、不同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亚其他国家汉语教学相关政策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大环境及其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
| 一、对汉语在其外语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影响 |
| 二、对生源的影响 |
| 三、对师资力量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启示 |
| 一、生源方面 |
| 二、师资力量培养方面 |
| 三、教材方面 |
| 四、教学模式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 主要结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不足之处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 |
| 1.2.2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 |
| 1.2.3 对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投资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 |
| 2.2.1 投资风险概念的演进 |
| 2.2.2 投资风险的构成 |
| 2.2.3 投资风险的测度 |
| 2.3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理论 |
| 2.3.1 投资效率内涵 |
| 2.3.2 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及测算方法 |
| 2.3.3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
| 3.1 评级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述评 |
| 3.1.1 以发布投资风险报告为主的国际信息机构 |
| 3.1.2 国家信用等级评分机构 |
| 3.1.3 对各评级机构指标体系的评述 |
| 3.2 对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 |
| 3.2.1 适应性原则 |
| 3.2.2 致性原则 |
| 3.2.3 客观性原则 |
| 3.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理论基础 |
| 3.3.1 政治风险 |
| 3.3.2 经济风险 |
| 3.3.3 金融风险 |
| 3.3.4 社会风险 |
| 3.3.5 对华关系风险 |
| 3.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指标体系 |
| 3.4.1 政治风险指标 |
| 3.4.2 经济风险指标 |
| 3.4.3 金融风险指标 |
| 3.4.4 社会风险指标 |
| 3.4.5 对华关系风险指标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 |
| 4.1.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总量分析 |
| 4.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结构分析 |
| 4.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4.2.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价模型的设定 |
| 4.2.2 数据来源 |
| 4.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指标评价 |
| 4.3.1 投资风险分项指标分析 |
| 4.3.2 投资风险综合指标分析 |
| 4.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分国别评价 |
| 4.4.1 “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投资风险评价 |
| 4.4.2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投资风险评价 |
| 4.5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评价 |
| 5.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1.1 理论模型 |
| 5.1.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模型设定 |
| 5.1.3 数据来源 |
| 5.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影响投资效率水平的因素分析 |
| 5.2.2 影响投资效率损失的因素分析 |
| 5.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水平分析 |
| 5.3.1 按国别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2 按时间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3.3 按区域分组的投资效率水平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现状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辨析 |
| 第一节 不同学科视阈中的共同体概念 |
| (一)政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二)社会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三)国际关系学视阈中的共同体 |
| (四)共同体概念研究的特征和不足 |
| 第二节 共同体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共同体 |
| (二)国际共同体 |
| (三)命运共同体 |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界定 |
| (一)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和其它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二)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三)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异同 |
| 第二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经验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基本历程 |
| (二)中国参与和创建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 |
| (三)中国国际组织外交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指导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一)“天下”观念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二)“和合”文化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三)“义利统一”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 第三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生成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主要内容 |
| (三)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认同程度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一)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演变过程 |
| (二)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发展演变过程 |
| (二)成员国共同利益存在的主要领域 |
| (三)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础 |
| (一)成员国的承认需求及其基础 |
| (二)成员国的信任需求及其基础 |
| 第四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共同价值话语体系缺失 |
| (二)共同价值认同程度偏低 |
| (三)共同价值外部挑战增多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安全威胁认知存在差异 |
| (二)成员国安全利益诉求更趋多元 |
| (三)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有待深化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不彰 |
| (二)成员国双边与多边合作有待协调 |
| (三)成员国利益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势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
| (一)成员国之间民心相通有待加强 |
| (二)成员国之间不信任感仍未缓解 |
| 第五章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构建上合组织价值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打造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话语体系 |
| (二)提高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内部认同 |
| (三)抵御上合组织共同价值的外部冲击 |
| 第二节 构建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塑造成员国共同威胁认知 |
| (二)汇聚成员国共同安全利益 |
| (三)提高成员国安全合作成效 |
| 第三节 构建上合组织利益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提高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成效 |
| (二)促使合作方式从双边向多边转换 |
| (三)扩大成员国共同利益的实现领域 |
| 第四节 构建上合组织情感共同体的基本路径 |
| (一)多元化措施培育成员国共同情感 |
| (二)满足成员国主要的共同情感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国家经济风险 |
| 二、新型风险 |
| 三、“一带一路”倡议 |
| 四、中亚国家与中亚地区 |
| 第二节 国家经济风险评价方法体系 |
| 一、国家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思路 |
| 二、国家信用风险评估理论体系 |
| 三、国家风险评估的中国探索 |
| 第三节 经济波动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一、关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理论 |
| 二、关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理论 |
| 第四节 经济相互依赖性相关理论 |
| 一、经济相互依赖的内涵 |
| 二、经济相互依赖的衡量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模式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单一的产业结构 |
| 二、依附型经济发展特征 |
| 第二节 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一、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三、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 |
| 四、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 |
| 五、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发展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 |
| 一、中亚各国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的贡献程度分析 |
| 二、中亚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经验判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内部风险分析与评估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内部风险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的脆弱性风险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的失衡性风险 |
| 第二节 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因素与指标体系选择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之指标权重的确定 |
| 一、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 |
| 二、风险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 |
| 第四节 基于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的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评估 |
| 一、数据的处理与指标的综合加权 |
| 二、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水平的综合评价 |
| 三、中亚各国内部经济风险的特征分析 |
| 第五节 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的内部新型风险分析 |
| 一、创新经济的内涵及发展状况 |
| 二、创新经济下中亚国家面临的新型风险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分析与评估 |
| 第一节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 |
| 一、影响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博弈因素 |
| 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 |
| 第二节 基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评估 |
| 一、中亚各国经济与外部因素波动的协同性测度 |
| 二、基于经济波动协同性的中亚各国外部经济风险评估 |
| 第三节 基于经济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分析 |
| 一、基于贸易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风险分析 |
| 二、基于外资依赖性的中亚国家外部风险分析 |
| 第四节 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的综合分析与研判 |
| 一、中亚各国外部经济风险的特征分析 |
| 二、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的综合研判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分析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 |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引进中国投资 |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产能合作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
| 五、“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创新经济合作 |
| 第二节 中亚国家内外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中亚国家内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二、中亚国家外部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脆弱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二、经济失衡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三、对外依赖性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四、创新经济新型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分析 |
| 第四节 中亚各国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综合分析 |
| 一、中亚五国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
| 二、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对“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综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国家落实的风险应对 |
| 第一节 在项目实施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夯实中亚各国互联互通基础 |
| 二、创新项目合作模式以改善企业投融资环境 |
| 三、拓宽行业合作领域以推动中亚国家产业升级 |
| 四、推进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来增强企业整体协同能力 |
| 第二节 在双边合作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根据中亚各国的风险特征选择差异化合作路径 |
| 二、加强制度性建设来促进双边合作的便利性与安全性 |
| 三、加强双边金融合作以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通 |
| 四、积极开展创新经济领域合作,实现双边合作转型升级 |
| 第三节 在区域互利层面“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风险应对 |
| 一、加强大国战略关系协调,谋求区域互利共赢 |
| 二、深化区域能源合作,提升与中亚能源合作的竞争力 |
| 三、积极推动区域人民币国际化,防范金融风险 |
| 四、对接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应对中亚国家经济风险的策略 |
| 一、建立风险评估保障机制,应对项目损失风险 |
| 二、整合内部资源,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 三、加强中亚民间互信程度,体现利益合理共享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吉尔吉斯斯坦非传统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的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引入 |
| 2.1 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引入 |
| 2.1.1 非传统安全的内涵 |
| 2.1.2 非传统安全的特征 |
| 2.2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系 |
| 2.2.1 传统安全 |
| 2.2.2 二者的内在关联和区别 |
| 3 吉尔吉斯斯坦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 |
| 3.1 “三股势力”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表现 |
| 3.1.1 威胁吉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
| 3.1.2 危害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安定生活 |
| 3.2 经济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性因素 |
| 3.2.1 过分依赖侨汇收入 |
| 3.2.2 国家财政赤字和巨额外债 |
| 3.3 社会矛盾尖锐引起的社会安全风险 |
| 3.3.1 民族冲突时有发生 |
| 3.3.2 贫困问题难以解决 |
| 3.3.3 毒品问题严重并引发传染性疾病和其他刑事犯罪 |
| 3.4 吉国的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 |
| 3.4.1 传统的政治安全表现出非传统性 |
| 3.4.2 文化认同安全问题凸显 |
| 3.4.3 生态环境安全亟待加强 |
| 4 吉尔吉斯斯坦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1 吉国自身条件的限制 |
| 4.1.1 部族因素:社会的封闭性导致部族主义强大 |
| 4.1.2 社会因素:公民的法制观念淡薄和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 |
| 4.1.3 政治因素:执政能力较弱和腐败严重 |
| 4.1.4 经济因素:宏观经济不景气 |
| 4.2 外部环境对吉国的影响力增大 |
| 4.2.1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 |
| 4.2.2 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摇摆 |
| 4.2.3 阿富汗安全局势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增大 |
| 5 吉尔吉斯斯坦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途径 |
| 5.1 吉国依靠自身力量改革发展 |
| 5.1.1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
| 5.1.2 积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
| 5.1.3 加强防范“三股势力”的侵袭 |
| 5.2 吉国加强同外部世界的交流合作 |
| 5.2.1 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
| 5.2.2 积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开展安全合作 |
| 5.2.3 充分利用欧亚经济联盟改善国内经济现状 |
| 5.2.4 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界定以及建设基础 |
| 1.2.2 国内外关于中国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研究 |
| 1.2.3 文献总结与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 |
| 2 中国与中亚贸易合作的理论基础 |
| 2.1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1.1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
| 2.1.2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
| 2.2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
| 2.2.1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
| 2.2.2 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 |
| 2.3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
| 2.4 新贸易理论 |
| 3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现状 |
| 3.1 中亚五国的经济规模现状 |
| 3.2 中国经济规模现状 |
| 3.3 中亚五国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4 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现状和变动趋势 |
| 4 中国与中亚国家对外贸易现状及分析 |
| 4.1 中国对外贸易现状 |
| 4.1.1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 |
| 4.1.2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
| 4.1.3 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结构 |
| 4.1.4 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
| 4.1.5 中国与中亚贸易额对比 |
| 4.2 中亚对外贸易现状和特点 |
| 4.3 中国与中亚对外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
| 4.3.1 中国与中亚对外贸易竞争性分析 |
| 4.3.2 中国与中亚对外贸易互补性分析 |
| 5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 5.1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规模存在的问题 |
| 5.2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结构存在问题 |
| 6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综述 |
| 一、国外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 二、国内经济安全文献梳理及评述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综述 |
| 一、国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 二、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文献梳理及评述 |
| 第三节 本文创新点及特色 |
| 一、理论创新 |
| 二、模型拓展 |
|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体系 |
| 第一节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 二、传统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 |
| 三、本文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基础的拓展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界定 |
|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二、理论分析框架的验证 |
| 第四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及维度 |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内涵 |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维度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及保障措施 |
| 一、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核心目标 |
| 二、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措施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及趋势预测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风险评估 |
| 一、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依据 |
| 二、风险评估模型选择优势 |
| 三、指标体系设计 |
| 四、评估分析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趋势预判 |
| 一、预测模型 |
| 二、预测结果 |
| 三、预判分析 |
| 第六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
| 第一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发展历程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发展态势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三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影响 |
| 一、上合组织框架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及进程 |
| 二、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俄印大国经贸地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上合组织多边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四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影响 |
| 一、欧亚经济联盟建设进程及目标 |
| 二、基于计量模型的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影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形势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节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 一、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及对华政策演变 |
| 二、美国亚太战略布局对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阻碍 |
| 三、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对中美亚太地区博弈的影响 |
| 第七章 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影响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策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校期间获得奖项、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课题 |
（9）“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区域金融合作 |
| 1.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
| 1.2.3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最优货币区理论(OCA理论) |
| 2.1.1 组建最优货币区标准 |
| 2.1.2 货币成本与收益定量分析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
| 2.2.2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研究 |
| 2.2.3 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研究 第3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基础 |
| 3.1 古丝绸之路历史渊源 |
| 3.1.1 古丝绸之路起源 |
| 3.1.2 古丝绸之路贸易金融合作 |
| 3.2 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基础 |
| 3.2.1 哈萨克斯坦金融发展基础 |
| 3.2.2 乌兹别克斯坦金融发展基础 |
| 3.2.3 土库曼斯坦金融发展基础 |
| 3.2.4 吉尔吉斯斯坦金融发展基础 |
| 3.2.5 塔吉克斯坦金融发展基础 |
| 3.3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条件 |
| 3.3.1 政治关系 |
| 3.3.2 地缘条件 |
| 3.3.3 经济水平 |
| 3.3.4 贸易结构 |
| 3.3.5 合作平台 |
| 3.4 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分析 |
| 3.4.1 模型设定 |
| 3.4.2 实证分析 第4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现状 |
| 4.1.1 多边金融合作 |
| 4.1.2 政府间双边金融合作 |
| 4.1.3 商业银行合作 |
| 4.1.4 政策性银行合作 |
| 4.1.5 证券领域合作 |
| 4.1.6 金融交流合作 |
| 4.2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障碍 |
| 4.2.1 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环境欠佳 |
| 4.2.2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大 |
| 4.2.3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缺乏协同性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分析 |
| 5.1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模型 |
| 5.2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检验 |
| 5.3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关联性结果 第6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水平测度 |
| 6.1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便利性分析 |
| 6.1.1 贸易便利性指标体系 |
| 6.1.2 贸易便利性实证分析 |
| 6.2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发展差异性分析 |
| 6.2.1 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
| 6.2.2 金融发展差异性实证分析 |
| 6.3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协同性分析 |
| 6.3.1 金融协同性指标体系 |
| 6.3.2 金融协同性实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推进策略 |
| 7.1 优化贸易投资环境,提升贸易投资便利性 |
| 7.1.1 加强边境口岸管理,提高跨境贸易通关服务效率 |
| 7.1.2 推进跨境人民币交易进程,提高贸易投资结算效率 |
| 7.2 提高跨境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缩小金融发展差异性 |
| 7.2.1 积极发挥亚投行引领作用,优化金融合作平台 |
| 7.2.2 发挥中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加强金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
| 7.3 发挥金融合作潜力,增强金融协同性 |
| 7.3.1 完善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提升金融服务协同能力 |
| 7.3.2 深化跨境金融监管合作,提升金融安全协同能力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符合世界潮流和国家战略 |
| 1.2.2 缓解中国农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 |
| 1.2.3 保障中国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 |
| 1.2.4 推进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的必然要求 |
| 1.3 研究目标、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的重点及难点 |
| 1.6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国内外研究动态 |
| 2.1 相关理论依据 |
| 2.1.1 区位理论 |
| 2.1.2 资源禀赋理论 |
| 2.1.3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1.4 战略管理理论 |
| 2.1.5 垄断优势理论 |
| 2.1.6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1.7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3章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及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状况 |
| 3.1.1 企业数量 |
| 3.1.2 企业投资布局及投资领域 |
| 3.1.3 投资规模 |
| 3.1.4 主要国家(地区)投资情况 |
| 3.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征分析 |
| 3.2.1 企业规模偏小 |
| 3.2.2 投资水平较低 |
| 3.2.3 投资形式多样 |
| 3.2.4 区域化发展的投资格局 |
| 3.2.5 投资领域集中 |
| 3.3 小结 |
| 第4章 影响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
| 4.1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 |
| 4.1.1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约束条件 |
| 4.1.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假设—综合动因 |
| 4.2 国际大环境 |
| 4.2.1 国际政治环境 |
| 4.2.2 国际经济环境 |
| 4.2.3 全球自然环境 |
| 4.3 投资国因素 |
| 4.3.1 政策因素 |
| 4.3.2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
| 4.3.3 其他因素 |
| 4.4 东道国因素 |
| 4.4.1 农业自然资源 |
| 4.4.2 劳动力数量及质量 |
| 4.4.3 基础设施 |
| 4.4.4 市场规模及潜力 |
| 4.4.5 制度因素 |
| 4.4.6 集聚效应 |
| 4.4.7 地理距离 |
| 4.4.8 汇率水平 |
| 4.5 双边作用因素 |
| 4.5.1 经济合作关系 |
| 4.5.2 社会文化距离 |
| 4.6 企业自身因素 |
| 4.6.1 投资动机 |
| 4.6.2 竞争优势 |
| 4.6.3 规模及境外投资经验 |
| 4.7 关联因素 |
| 4.7.1 产业选择 |
| 4.7.2 进入方式 |
| 4.8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的选择 |
| 5.1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的思路、方法及步骤 |
| 5.1.1 现实视角下候选区位选择的思路及步骤 |
| 5.1.2 资源视角下候选区位选择的思路及步骤 |
| 5.1.3 政策视角下候选区位选择的思路及步骤 |
| 5.1.4 不同视角下候选区位选择结果的合并运算 |
| 5.2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分析 |
| 5.2.1 现实视角下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分析 |
| 5.2.2 资源视角下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分析 |
| 5.2.3 政策视角下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分析 |
| 5.3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候选区位选择结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位的选择 |
| 6.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
| 6.1.2 指标选择及含义解释 |
| 6.1.3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6.2 数据来源与评价对象确定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评价对象确定 |
| 6.3 评价模型选择 |
| 6.3.1 BP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及改进算法 |
| 6.3.2 基于改进BP神经网络的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模型的框架结构 |
| 6.4 评价模型构建 |
| 6.4.1 指标分级标准设置 |
| 6.4.2 样本数据获取 |
| 6.4.3 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
| 6.4.4 改进BP神经网络构建及验证 |
| 6.4.5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环境评价等级的临界值确定 |
| 6.5 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分析 |
| 6.5.1 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 |
| 6.5.2 各子系统评价结果及分析 |
| 6.6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区域及国别选择 |
| 6.6.1 综合水平下的重点区域及国别选择 |
| 6.6.2 不同导向的重点区域及国别选择 |
| 6.7 小结 |
| 第7章 加快推进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的政策建议 |
| 7.1 企业应主动制定和逐步完善自身农业“走出去”战略及实施策略 |
| 7.2 企业应全面认识和了解东道国特征,努力实现本土化经营 |
| 7.3 企业应协调处理好与中国企业、东道国政府和居民的关系 |
| 7.4 整合企业优势资源,构建农业对外投资企业国际战略联盟(集团) |
| 7.5 充分发挥企业自身比较优势,适时修正和选择投资区域和国家 |
| 7.6 企业应做好农业投资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 |
| 7.7 企业应完善境外农业投资风险预警及防范机制 |
| 7.8 扩大税收优惠范围,优化税收优惠制度 |
| 7.9 构建部级联合金融支持体系,形成金融支持农业对外投资的合力 |
| 7.10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重点解决农业对外投资融资难问题 |
| 7.11 强化现有资金支持政策的宣传及利用 |
| 7.12 加大现有资金扶持力度,争取在农业对外投资关键政策上实现突破 |
| 7.13 加强政府间多双边交流,积极利用外交资源促进农业“走出去” |
| 第8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取值范围已确定指标的分级标准 |
| 附录2 取值范围未确定指标的分级标准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德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增大（论文参考文献）
- [1]乌兹别克斯坦语言政策及其对汉语教学影响研究[D]. 阿兹斯.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与效率研究[D]. 程颖慧.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3]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D]. 陈亚州. 兰州大学, 2020(01)
-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5]中亚国家经济风险及对“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影响研究[D]. 张居营.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吉尔吉斯斯坦非传统安全研究[D]. 李颖成.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6)
- [7]“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研究[D]. 古丽莎.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及应对策略[D]. 刘伟. 新疆财经大学, 2018(02)
- [9]“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D]. 张轶.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10]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汪晶晶. 新疆农业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