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五大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戴子寒[1]（2019）在《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在重大会议中提出我国信息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为此还专门召开互联网安全大会、座谈会等以信息安全为议题的专门会议。同时,笔者结合近两年在云南读硕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对边境地区信息安全一些新情况的了解而想到此选题。的确,作为我国陆疆之一的云南中缅边境地区是我国边疆繁荣稳定的重点区域,也是相关对外战略的重要节点。与此同时,中缅边境地区所具有的包括民族的跨境性、宗教的多元性、经济的落后性、毒品的渗透性等特征,再加上该地区目前作为面向东南亚及南亚交流的前沿地带,这些均为境内外不法分子在该地区进行宗教及文化渗透、民族分裂行为、毒品犯罪等活动提供了方便,使得中缅边境地区成为面临多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及移动端普及率的提高,使得境外犯罪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手段,进行跨国犯罪与隐性渗透,使该地区的一些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呈现出与网络信息技术结合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以网络警察为主导、辅之以严厉打击网络犯罪的治理举措已不能很好的应对近年来飞速增加的网络信息安全案件,给边疆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威胁的应对带来新的挑战。本研究在立足于中外已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中缅边境地区的网络安全需求,以中缅边境地区网络信息安全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为对象,以该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为目标,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从有关概念与理论出发从而引出对该地区典型网络安全威胁的探讨,其目的是为有效防控该地区网络信息安全问题,探寻并提出新的治理手段。本研究首先理清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的概念及其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然后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及公共危机理论视角下,分析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的现状与治理上的不足,结合新的非传统安全特征,从而在治理方面找出完善与应对思路。本论文将着重研讨中缅边境地区典型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网络结合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并以公共管理学科为主要视角,分析该地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非传统安全的变化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变化,对其多发及具有典型性的安全问题在网络时代下演变成为跨国犯罪、网络宗教渗透、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传播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分析这些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应对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中缅边境地区的网络安全治理创新,包括党引领下的边境网络安全治理、政府主导下的防控联动、明确该地区各部门的信息安全责任、加强边民的信息安全相关教育以及促进国际交流与协作。需明确的是,本篇论文涉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非是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混乱阐述,而是着重探讨中缅边境地区本身多发的一些典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下,与当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问题,即网络安全问题的相互交媾,而产生的网络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崔有波[2]（2019）在《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每一轮科技革命都可能会引发一轮教育革命,教育和学习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活动,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文字和学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教育革命的到来,教育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教育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的到来,知识传播更为便利;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授课制的出现推动了规模化教学的发展,教育普及才真正得以推进。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教育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期,网络信息技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全面变革,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学内容、教育体制与教育目标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个教育生态被重塑,信息和知识瞬息万变,不断学习成为社会成员的基础性需求。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素质需要提高,教育公平问题需要解决,社会创新活力需要激活,而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将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建设全民、终身、全面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是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又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上研判,本研究将学习型社会建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教育冲突理论等理念工具,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界定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内涵,理清学习型社会建设理念的思想来源和历史演变,探究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主要进展,分析在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较传统教学模式和网络时代的教学模式的主要区别,辩证分析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探寻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有效路径。导论部分首先解释了本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概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教育革命,并从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这一话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后,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视角总结了学习型社会研究的主要进展,对网络教育、网络学习、虚拟学习社区等概念做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界定了互联网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涵。通过分析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基于社会转型理论、网络社会理论和教育冲突理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和古希腊的“博雅教育”理念都可以看作是中西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思想萌芽,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学习型社会建设在古代中西方都未能实现。现代中西方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都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多个时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求知欲望大增,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成为必然之举。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学习的兴起和国家的鼓励支持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重塑了教育生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教学主体经历了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变;教学内容经历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从同质化到异质性的转变;教学从同时空性转变为超时空性,从年级年限制转变为无年级年限制;教学理念也经历了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的转变;教学目的也从培养人才转变为实现人的自我完善。互联网的内在特性与功能对学习型社会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闲暇时间,打破了教学的时空限制,助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了条件;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助推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促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能够满足学习者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能够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促进创新型人才和创新型思维的培养,推动社会创新。同时,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数字鸿沟”的存在会加剧地域之间、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其次,“信息超载”现象会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再次,“碎片化学习”方式的盛行会降低学习者的辨识能力和深度学习能力,并助长不良学习习惯的养成,最终降低学习的实际效果。另外,“网络依赖”会助长学习者的学习惰性,抑制社会成员的原创能力,并加剧网络安全威胁。最后,“网络失范”现象的频发可能会加剧网络不良信息和消极网络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误导。因此,中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要用好互联网这柄双刃剑。网络时代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首先要营造公平、绿色、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打破网络壁垒、净化网络空间、完善网络法规和发展最新的网络信息技术。其次还要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打造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高质量的网络学习资源,提高网络教学的效率,不断革新网络教学的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监管,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提高网络教学的规范性。结语部分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指出可能的拓展研究方向。
汪小丽[3]（2019）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公害。近年来,伴随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归,宗教极端主义及其组织活动的猖獗,使得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频发,并出现宗教极端化现象,新疆也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与影响。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新疆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处在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最前沿。现阶段,“去极端化”工作是新疆乃至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在对新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宗教极端主义内涵的界定,对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认识也还很模糊,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与厘清,形成正确的认知判断,是我们研究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滋生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表现出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边境有“通道”、网上有“市场”,使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渗透传播形势异常严峻,并与信教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基于根深蒂固的成见和预设,我们通常认为持宗教极端思想的是贫困、无业、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根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新疆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与上述因素存在的关联度是我们当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迫切需要了解的。宗教极端势力通过多种严密的组织形式实施暴恐活动,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带来严重的危害,威胁国家安全和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加强“去极端化”工作并实施有效的策略实乃当前新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立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去解决新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汪小丽[4]（2019）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公害。近年来,伴随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归,宗教极端主义及其组织活动的猖獗,使得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频发,并出现宗教极端化现象,新疆也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威胁与影响。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新疆有着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处在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最前沿。现阶段,“去极端化”工作是新疆乃至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在对新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关于宗教极端主义内涵的界定,对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还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认识也还很模糊,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与厘清,形成正确的认知判断,是我们研究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问题的逻辑起点。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滋生有着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表现出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边境有“通道”、网上有“市场”,使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渗透传播形势异常严峻,并与信教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基于根深蒂固的成见和预设,我们通常认为持宗教极端思想的是贫困、无业、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根据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新疆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与上述因素存在的关联度是我们当前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迫切需要了解的。宗教极端势力通过多种严密的组织形式实施暴恐活动,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带来严重的危害,威胁国家安全和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加强“去极端化”工作并实施有效的策略实乃当前新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导下,立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去解决新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陈明辉[5]（2017）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自1840年卷入现代化潮流以来,中国不可逆转地处于转型的过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惟有改革开放之以后,随着国家治理基本方略的转向,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开始飞速发展。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面貌。但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转型也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针对改革和转型中的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的转型已经到了一个促进质的飞跃的端口。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决定了中国能否整体性地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能否实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以转型期中国的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宪法作为法治体系的核心,作为国家制度文明的承载者,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要求,理应充分发挥其根本法的地位与作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在宪法理论和现行宪法制度框架内解释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宪法学应当作出的智识贡献。本文作为将国家治理作为宪法命题加以研究的尝试之作,国家治理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命题?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宪法学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宪法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些构成了本文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的导论部分论证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构成一个宪法学问题,并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回顾,指出既有的国家治理研究的成就与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一章是本文的总论部分,其目标主要是奠定本文的整体框架和结构。该部分先是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指出国家治理包含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这两个层面的任务。通过经验材料的梳理和归纳,本文指出了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在这两个层面均面临危机。而要解决转型期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需要完成三项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认同的现代化重铸。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而国家认同主要应对的是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认同也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对应,本文从宪法学的视角提出三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将宪法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将宪法作为治理思维和治理方法、将宪法作为国家认同纽带,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三种不同的宪法理论,由此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和国家认同的现代化转型。第二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如何打造有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而不是为了治理的有效性一味地牺牲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法治框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从实际建立和运行的治理体系未完全遵循宪法确立权力和资源分配结构中找到部分答案。因而要完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首先要回归现行宪法确立的治理体系之中。当然,以现行宪法约束国家治理体系仅仅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法治化要求。对于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本章提出了“宪法分权”的概念,试图通过宪法分权来激活各类宪法主体的活力,从而提升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宪法分权是法治分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具体是指各类宪法主体凭借宪法的授权而取得相应的宪法权力和宪法地位,从而拥有与其他宪法主体相对抗的自主领域。宪法分权理论能够强化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之间的制度间隔,为各项治理体系找回自主空间,从而起到激活其治理主体地位的功能。用宪法分权理论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央地分权,以此优化国家治理的纵向结构;二是横向分权,以国务院行政分权为例优化国家治理的横向结构;三是社会分权,寻找在宪法框架内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自治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第三章针对的问题是如何从宪法学的视角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概念汲取了西方国家能力概念的内涵,但又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情景化改造。简单来说,国家治理能力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各类治理主体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与业务能力。既然能力是人意志和力量的体现,是人为实现特定的目标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据此,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又可划分为作为主观条件的治理思维以及作为客观条件的治理方法。再根据国家治理结构中政府与公民的地位差异,将国家治理能力划分为政府能力和公民能力。由此将国家治理能力问题转化为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两个子问题。其中,政府治理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治理思维和政府治理方式,公民能力划分为公民意识和公民行动。这也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框架。对于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能力,本文提出了宪法作为一种思维和方法来解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所谓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就是运用宪法思考并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具体来说,宪法思维和宪法方式包括了权利思维与权利方式、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民主思维与民主方式以及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四项基本内容。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坚持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四项内容能够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绩效。第四章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用宪法重铸国家认同。国家治理不仅应当关注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的问题,而且应重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针对的主要是有效性问题。尽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能够强化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能够解决的仅仅是“治理”的合法性问题,而“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尚未纳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来。“国家”的合法性即国家认同,是指政治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和心理依附,集中体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危机,世界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困扰。转型期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认同危机,当前的港台问题、西部边疆问题、国际移民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等即是明证。本章指出,诱发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转型过程中支撑中国国家认同的诸要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消散,而国家没有及时有效地提出替代性的认同纽带来重塑国家认同,从而造就认同真空,诱发认同危机。对此,需要以宪法作为新的国家认同纽带,用宪法爱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重铸国家认同。具体的方法包括:（1）理想塑造认同,即用宪法中确立的共同政治理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塑造国家;（2）利益塑造认同,即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制度凝聚人心,强化国家的向心力;（3）象征塑造认同,即以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为契机,推动宪法的国家象征化,增进国家认同。
徐治彬[6]（2016）在《教师核心价值观与理想信念确立研究》文中指出热爱教育、育人为本、德为世范、笃学严谨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树立教师核心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确立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确立和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树立和践行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前提,树立和践行教师核心价值观是确立和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
兰旸[7]（2016）在《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文中提出自阶级社会以来,如何治理国家一直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治理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征。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人类社会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传统的治理方式必将遭遇危机,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应该何去何从,各个国家的国家治理是否存在共性?良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何种构成?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又应该如何建构?对此问题的答案既要在人类共同文明中探寻答案,也要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更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探寻合理的治理结构,最终要以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为目标和落脚点。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悠远流长,曾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辉煌。中国的历史是未间断的历史,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的治理结构的基础,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保证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历史基因。这虽然为新中国以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但其中也存在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文化残余,如“官本位”思想等也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为新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治理国家,但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较早的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奠定了实践的基础。在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建设的实践以及苏联模式的形成,都显现着对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探索。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为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范式和经验。陕甘宁边区政权为新中国治理结构提供了最早的雏形,新中国也依据当时国内外的背景,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政权形式,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亦是如此。建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治理结构的设置是处于一元化的状态,市场和社会高度重合于政府之中,这一方面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另一方面也桎梏了中国社会的活力,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曲折。虽然经历了风波与险阻,但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段时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也决定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是动态平衡发展。新中国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从统治、管理逐渐走向治理的过程,其发展路径也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现实写照。本文研究的国家治理结构也正是沿着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脉络,立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实发展而进行的分析与构建。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的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的创造性和物质精神需求也不断增加,中国也在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历史周期律”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桎梏中国发展的枷锁。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全,政府权力边界不够清晰,社会组织发育不够健全。这既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制约,也因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的公民素质尚待提高,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既要提高治理的科学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尤其是构建新型的权力结构。这需要不断将治理结构进行升级,协同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党与这三者的关系,以及党与人民的关系,使其能够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和根本,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其中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法治是规范权力边界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是促进治理结构平衡运转的必然要求,促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和归宿。共同的价值依循是必不可少的,核心价值观则是形成凝聚力及向心力的关键。因此,国家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构造,民主、法治和核心价值观将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主体结构相互连接,形成动态稳定且平衡发展的治理结构。
廖业扬[8]（2013）在《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文中研究指明自古以来,中国每当遇到社会大变迁之际,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凸显出来。然而,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迁都有着质的区别。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集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多种现代性要素共同推动下的整体性的社会转型。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异常复杂、不解定性因素骤增,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问题大增、社会矛盾突出,各类社会转型风险大量出现,这表明,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因此,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包括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适时地和因地制宜的变革乡村治道以适应乡村社会转型及其风险治理要求,已经成为关系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顺利推进的一个重大的现实的治理问题。在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相关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并致力于揭示乡村社会转型风险及其治理与乡村治道及其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逻辑。其研究意义在于,（1）理论意义。助推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相关理论在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度结合,进而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性认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内容、议题和分析框架;深入地探讨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与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从乡村治道的分析途径剖析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说明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的逻辑依据。（2）实践意义。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危机意识与防控社会转型风险的自觉性;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建设新农村、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发展基层民主提供有益的对策性参考;为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和加速服务型政府尤其是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基本思路和建议。这一研究主题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也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议题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学者云集,成果丰富。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已有学者论及了乡村社会风险治理问题,但是,系统地研究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乡村治道变革内在关联的成果并不多见;学界对当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所建构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仍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空间;社会转型固然是乡村社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乡村治道的滞后与僵化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据此,本研究试图着重进行了如下方面的研究,第一,较为系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类型及其表现,描述了在社会转型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及农民所面对的主要风险。第二,借鉴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侧重从乡村治道的维度来剖析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成因,为此建构了“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第三,结合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调查,初步总结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乡村治道变革的主要得失及其根源,从中得出了需要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乡村治道变革的基本结论。第四,根据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乡村社会转型治理的基本思路、途径和对策。为此建构了“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对策。总之,本研究侧重于从变革乡村治道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变革威权型治道,走乡村民主治理之道是降解和化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根本途径本研究主要创新点,（1）研究视角有所创新。以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为视角,较全面地概括了乡村社会转型风险的主要类型,并建构了相关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模式,剖析了这些风险产生与存在的治道根源。（2）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有所创新。建构了“社会转型风险”、“乡村威权型治道”、“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等系列概念,以及由此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3）本研究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色内容,提出了借鉴和吸取民族民间社会管理的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本研究不足之处,（1）本研究侧重于探讨通过变革乡村治道的途径来求解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提出的是较为宏观的、方向性的对策建议,没有重视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流程设计和可操作的制度设计;（2）比较研究不足。缺乏不同性质模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3）没有深入探讨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包括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关联等研究,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的拓展、提高与完善。
包心鉴[9]（2013）在《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在深入分析当今时代新变化、实践新发展和人民新期待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必须把握关键、抓住重点,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包心鉴[10]（20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论科学发展观》文中研究表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鲜明特征和基本规律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入分析当今时代新变化、实践新发展和人民新期待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科学发展观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必须把握关键、抓住重点,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二、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五大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五大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情况 |
| (二)国外研究情况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信息安全 |
| 二、网络安全 |
| 三、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辨析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探讨 |
| 一、非传统安全理论 |
| 二、社会治理理论 |
| 三、公共危机理论 |
| 第二章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背景及现状 |
| 第一节 中缅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 |
| 一、中缅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构成 |
| 二、中缅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非互联网时代中缅边境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
| 一、宗教渗透 |
| 二、毒品走私 |
| 三、公共卫生安全 |
| 第三节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的凸显 |
| 一、中缅边境地区信息传播的变化 |
| 二、中缅边境地区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 |
| 第三章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跨国犯罪 |
| 一、网络电信诈骗 |
| 二、网络毒品走私 |
| 三、网络信息泄密 |
| 第二节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恐怖主义 |
| 一、中缅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隐患 |
| 二、中缅边境地区网络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 |
| 第三节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宗教传播 |
| 一、网络宗教的虚拟性 |
| 二、网络宗教传播的隐蔽性 |
| 三、网络宗教渗透对象的低龄化 |
| 四、网络宗教的难以监管性 |
| 第四节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民族主义 |
| 一、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 |
| 二、中缅边境地区网络民族主义的特点 |
| 第四章 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 |
| 第一节 加强中缅边境网络安全治理中党的作用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推进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 |
| 三、推动社会治理参与 |
| 第二节 加强政府主导下的防控联动 |
| 一、坚持政府的主体地位 |
| 二、网络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
| 三、加强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与技术研发 |
| 第三节 落实边境各部门的信息安全责任 |
| 一、网络运营者及相关行业组织的责任 |
| 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
| 三、网安部门需更新监管手段,加强预警 |
| 第四节 加大边民的信息安全教育 |
| 一、加强相关安全教育 |
| 二、鼓励公众参与 |
| 第五节 积极推进信息安全交流协作 |
| 一、坚持网络主权原则 |
| 二、促进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
| 三、支持周边邻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一)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主要概念的界定 |
| (一)互联网 |
| (二)学习型社会 |
| 四、主要理论工具 |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 (二)网络社会理论 |
| (三)教育冲突理论 |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历史脉络 |
| 一、古代中西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思想渊源 |
| 二、现代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 三、西方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进展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 |
| 一、信息时代人民的求知欲望大增 |
| 二、传统的教学体系存在缺陷 |
| 三、应对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可能性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 二、网络教学的兴起 |
| 三、国家鼓励开展网络教学 |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 |
| 第一节 教学主体的不同 |
| 一、从“单主体论”到“双主体论” |
| 二、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
| 第二节 教学内容的不同 |
| 一、教学内容从“有限性”到“无限性” |
| 二、教学内容从“同质性”到“异质性” |
| 第三节 教学时空的不同 |
| 一、教学从“同时空性”到“超时空性” |
| 二、教学从“年级年限制”到“无年级年限制” |
| 第四节 教学理念的不同 |
| 一、从“师传生受”到“主动自学” |
| 二、从重视“传授知识”到重视培养“信息素养” |
| 三、教学目的从“培养人才”到“自我完善” |
| 第三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 |
| 第一节 为全民终身全面学习创造条件 |
| 一、增加闲暇时间 |
| 二、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 |
| 三、助推教育公平的实现 |
| 第二节 提高了社会成员的学习力 |
| 一、激发社会成员的学习动力 |
| 二、提高社会成员的学习能力 |
| 三、有助于培养学习毅力 |
| 四、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
| 五、有助于提高学习转化力 |
| 第三节 有助于构建学习型组织 |
| 一、有助于组织成员实现自我超越 |
| 二、有助于改善组织成员心智模式 |
| 三、有助于凝聚共同愿景 |
| 四、促进开展团队学习 |
| 五、有利于进行系统思考 |
| 第四节 满足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
| 一、互联网有助于促进多元化学习 |
| 二、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个性化学习 |
| 三、互联网时代个性化与多元化学习的技术与实践 |
| 第五节 促进创新性学习 |
| 一、互联网促进科研和学术的交流合作 |
| 二、互联网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
| 三、互联网促进创新性思维的培养 |
| 第四章 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消极影响 |
| 第一节 “数字鸿沟”挑战教育公平 |
| 一、“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与具体表现 |
| 二、“数字鸿沟”可能扩大“教育鸿沟” |
| 第二节 “信息超载”模糊学习焦点 |
| 一、分散学习注意力,浪费学习时间 |
| 二、增加信息辨识难度,降低学习质量 |
| 三、导致信息迷航,迷失学习目标 |
| 第三节 “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 一、“碎片化学习”的成因与特征 |
| 二、“碎片化学习”降低学习效果 |
| 第四节 “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 一、“网络依赖”的成因与表现 |
| 二、“网络依赖”降低学习动力 |
| 第五节 “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 一、“网络失范”的原因与表现 |
| 二、“网络失范”误导学习方向 |
| 第五章 互联网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营造良好的网络教学环境 |
| 一、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 |
| 二、营造健康的网络教学环境 |
| 三、为网络教学提供安全保障 |
| 第二节 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 |
| 一、建设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 |
| 二、提高网络学习的效率 |
| 三、利用最新信息技术革新教学方式 |
| 第三节 提升网络教学的规范性 |
| 一、加强网络教学的审核与管理 |
| 二、防范资本对网络教学的过多干预 |
| 结语 |
| 一、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一)互联网的内在特征顺应了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 |
| (二)互联网只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种辅助性手段 |
| (三)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 |
| (四)互联网促进了“泛教育”和“泛学习”时代的到来 |
| (五)互联网时代学会“学习”比学习知识更重要 |
| 二、可能的拓展研究 |
| (一)教学活动在互联网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的规律与趋势 |
| (二)教育事业的进步对互联网发展的影响 |
| (三)网络时代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警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目的、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动态趋势分析 |
| 1.3 研究方法、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重难点 |
| 1.3.3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阐释 |
| 2.1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定义的辨析 |
| 2.1.1 宗教极端主义的涵义 |
| 2.1.2 宗教极端主义的载体 |
| 2.1.3 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2 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辨析 |
| 2.2.1 宗教的内容和形式与宗教极端主义不同 |
| 2.2.2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 |
| 2.2.3 宗教极端主义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属于极少数 |
| 2.3 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辨析 |
| 2.3.1 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关系 |
| 2.3.2 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关系 |
| 3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背景及表现 |
| 3.1 境外有“种子” |
| 3.1.1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早期影响 |
| 3.1.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 |
| 3.1.3 寄居中亚的“东突”分裂组织 |
| 3.1.4 “基地”和“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 |
| 3.1.5 西方国家对“东突”势力的支持动员 |
| 3.2 境内有“土壤” |
| 3.2.1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宗教情况 |
| 3.2.2 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 |
| 3.2.3 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及危害认识不清 |
| 3.2.4 私办经文学校泛滥失控 |
| 3.3 网上有“市场” |
| 3.4.1 宗教极端主义的传媒向度 |
| 3.4.2 宗教极端主义的网络传播 |
| 3.4.3 宗教极端活动的网上实施 |
| 4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状况及危害 |
| 4.1 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手法 |
| 4.1.1 “清真”概念滥用及扩大化 |
| 4.1.2 宣扬教高于法,鼓吹“圣战” |
| 4.1.3 宗教极端主义将风俗习惯绝对化 |
| 4.1.4 私办地下经文学校 |
| 4.2 影响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相关因素 |
| 4.2.1 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 |
| 4.2.2 与年龄范围和性别的关联 |
| 4.2.3 与就业和经济条件的关联 |
| 4.3 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形式 |
| 4.3.1 伊扎布特 |
| 4.3.2 伊吉拉特 |
| 4.3.3 东伊运 |
| 4.4 宗教极端活动带来的危害 |
| 4.4.1 削弱扶贫成效,阻碍经济发展 |
| 4.4.2 扰乱民众生活,破坏民族团结 |
| 4.4.3 歪曲宗教思想,影响宗教正常发展 |
| 4.4.4 制造文化疏离,诱发民族对立 |
| 4.4.5 策划恐怖事件,引发社会恐慌 |
| 4.4.6 增加反恐成本,加重社会负荷 |
| 4.4.7 威胁国家安全,损害大国形象 |
| 5 新疆“去极端化”策略 |
| 5.1 加强党对“去极端化”工作的领导 |
| 5.1.1 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
| 5.1.2 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
| 5.1.3 坚持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
| 5.1.4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水平 |
| 5.2 加强和完善伊斯兰教自身建设工作 |
| 5.2.1 正面阐释伊斯兰教文明的优良传统 |
| 5.2.2 严格把关宗教人士的选拔和管理 |
| 5.2.3 高度重视培养宗教人才 |
| 5.2.4 促进伊斯兰教协会建设 |
| 5.3 加强“去极端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 |
| 5.3.1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动员 |
| 5.3.2 深化解经讲经工作,抵御宗教极端思想 |
| 5.3.3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
| 5.3.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 5.4 注重以人为本,集群众力量“去极端化” |
| 5.4.1 重视对信教群众的精神关怀 |
| 5.4.2 加强经济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
| 5.4.3 尊重公民宗教信仰权利,为正常宗教活动提供空间 |
| 5.5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增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免疫力 |
| 5.5.1 深化科学普及,清除宗教极端主义的生存土壤 |
| 5.5.2 加强文化教育,压缩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空间 |
| 5.5.3 加强对基本群众的全面教育 |
| 5.6 狠抓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去极端化”工作 |
| 5.6.1 注重对有一定宗教知识的非宗教教职人员的帮教治理转化 |
| 5.6.2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 |
| 5.6.3 增强对妇女群体的宣传教育 |
| 5.6.4 持续抓好教育培训转化工作 |
| 5.7 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网络渗透 |
| 5.7.1 关注网络空间安全动态 |
| 5.7.2 培养高素质专业网络人才队伍 |
| 5.7.3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管理机制 |
| 5.7.4 严惩网上非法传播宗教的行为 |
| 5.8 增强“去极端化”领域国际合作 |
| 5.8.1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舆论支持,挤压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 |
| 5.8.2 各国加强合作,缩小暴恐势力范围 |
| 5.8.3 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目的、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动态趋势分析 |
| 1.3 研究方法、重难点、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重难点 |
| 1.3.3 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与阐释 |
| 2.1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定义的辨析 |
| 2.1.1 宗教极端主义的涵义 |
| 2.1.2 宗教极端主义的载体 |
| 2.1.3 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 |
| 2.2 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系辨析 |
| 2.2.1 宗教的内容和形式与宗教极端主义不同 |
| 2.2.2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 |
| 2.2.3 宗教极端主义的信奉者和追随者属于极少数 |
| 2.3 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辨析 |
| 2.3.1 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关系 |
| 2.3.2 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关系 |
| 3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背景及表现 |
| 3.1 境外有“种子” |
| 3.1.1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早期影响 |
| 3.1.2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 |
| 3.1.3 寄居中亚的“东突”分裂组织 |
| 3.1.4 “基地”和“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兴起 |
| 3.1.5 西方国家对“东突”势力的支持动员 |
| 3.2 境内有“土壤” |
| 3.2.1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宗教情况 |
| 3.2.2 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 |
| 3.2.3 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及危害认识不清 |
| 3.2.4 私办经文学校泛滥失控 |
| 3.3 网上有“市场” |
| 3.4.1 宗教极端主义的传媒向度 |
| 3.4.2 宗教极端主义的网络传播 |
| 3.4.3 宗教极端活动的网上实施 |
| 4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状况及危害 |
| 4.1 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手法 |
| 4.1.1 “清真”概念滥用及扩大化 |
| 4.1.2 宣扬教高于法,鼓吹“圣战” |
| 4.1.3 宗教极端主义将风俗习惯绝对化 |
| 4.1.4 私办地下经文学校 |
| 4.2 影响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相关因素 |
| 4.2.1 与受教育程度的关联 |
| 4.2.2 与年龄范围和性别的关联 |
| 4.2.3 与就业和经济条件的关联 |
| 4.3 宗教极端主义的活动形式 |
| 4.3.1 伊扎布特 |
| 4.3.2 伊吉拉特 |
| 4.3.3 东伊运 |
| 4.4 宗教极端活动带来的危害 |
| 4.4.1 削弱扶贫成效,阻碍经济发展 |
| 4.4.2 扰乱民众生活,破坏民族团结 |
| 4.4.3 歪曲宗教思想,影响宗教正常发展 |
| 4.4.4 制造文化疏离,诱发民族对立 |
| 4.4.5 策划恐怖事件,引发社会恐慌 |
| 4.4.6 增加反恐成本,加重社会负荷 |
| 4.4.7 威胁国家安全,损害大国形象 |
| 5 新疆“去极端化”策略 |
| 5.1 加强党对“去极端化”工作的领导 |
| 5.1.1 改进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
| 5.1.2 加强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
| 5.1.3 坚持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
| 5.1.4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水平 |
| 5.2 加强和完善伊斯兰教自身建设工作 |
| 5.2.1 正面阐释伊斯兰教文明的优良传统 |
| 5.2.2 严格把关宗教人士的选拔和管理 |
| 5.2.3 高度重视培养宗教人才 |
| 5.2.4 促进伊斯兰教协会建设 |
| 5.3 加强“去极端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 |
| 5.3.1 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动员 |
| 5.3.2 深化解经讲经工作,抵御宗教极端思想 |
| 5.3.3 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 |
| 5.3.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 5.4 注重以人为本,集群众力量“去极端化” |
| 5.4.1 重视对信教群众的精神关怀 |
| 5.4.2 加强经济建设,促进民生改善 |
| 5.4.3 尊重公民宗教信仰权利,为正常宗教活动提供空间 |
| 5.5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增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免疫力 |
| 5.5.1 深化科学普及,清除宗教极端主义的生存土壤 |
| 5.5.2 加强文化教育,压缩宗教极端思想传播空间 |
| 5.5.3 加强对基本群众的全面教育 |
| 5.6 狠抓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去极端化”工作 |
| 5.6.1 注重对有一定宗教知识的非宗教教职人员的帮教治理转化 |
| 5.6.2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 |
| 5.6.3 增强对妇女群体的宣传教育 |
| 5.6.4 持续抓好教育培训转化工作 |
| 5.7 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网络渗透 |
| 5.7.1 关注网络空间安全动态 |
| 5.7.2 培养高素质专业网络人才队伍 |
| 5.7.3 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网络管理机制 |
| 5.7.4 严惩网上非法传播宗教的行为 |
| 5.8 增强“去极端化”领域国际合作 |
| 5.8.1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舆论支持,挤压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 |
| 5.8.2 各国加强合作,缩小暴恐势力范围 |
| 5.8.3 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基本理论 |
| 一、转型话语的兴起与传播 |
|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框架 |
|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转型期国家治理危机的生成 |
| 一、转型期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 |
| 二、转型期国家治理危机及其特征 |
| 三、转型期国家治理危机的生成逻辑 |
| 第三节 转型期国家治理危机的表现 |
| 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危机 |
| 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
| 第四节 宪法学回应治理危机的基本思路 |
| 一、宪法分权：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 |
| 二、宪法思维与宪法方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
| 三、宪法爱国主义：国家认同的重铸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与宪法分权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体系的界定 |
| 一、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结构、治理模式 |
| 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 |
| 第二节 宪法分权理论的提出 |
| 一、三种分权概念 |
| 二、宪法分权的基本内涵 |
| 三、宪法分权如何提升国家治理体系 |
| 第三节 纵向分权：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央地关系 |
| 一、央地治理的基本目标 |
| 二、中国央地治理的历史经验 |
| 三、当前中国央地治理的症结 |
| 四、宪法分权下央地治理结构的优化 |
| 第四节 横向分权：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依宪行政 |
| 一、依宪行政的理论正当性 |
| 二、依宪行政的规范合法性 |
| 三、依宪行政的实践形态 |
| 第五节 社会分权：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社会组织 |
| 一、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 二、社会治理的结构失衡 |
| 三、社会分权与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能力与宪法思维和方法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 |
| 一、从国家能力到国家治理能力 |
|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宪法思维与宪法方法 |
| 一、权利思维和权利方法 |
|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 |
| 三、民主思维和民主方法 |
| 第三节 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宪法路径 |
| 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
| 二、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
| 三、如何运用宪法思维和宪法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
| 第四节 公民能力提升的宪法路径 |
| 一、警惕公民腐败 |
| 二、中国公民能力的现状 |
| 三、宪法如何培养好公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认同与宪法爱国主义 |
| 第一节 转型期国家认同危机 |
|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结构与功能 |
| 二、当前我国国家认同危机的表现与成因 |
| 三、宪法爱国主义：打造现代国家回应国家认同纽带 |
| 四、宪法塑造国家认同的基本方式 |
| 第二节 理想塑造认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根本法 |
| 一、何谓宪法中的根本法 |
| 二、民主共和国：现代中国的根本法 |
| 三、“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的根本法 |
|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构造 |
| 五、“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意义 |
| 第三节 利益塑造认同：人权保障与民主制度 |
| 一、自利：根深蒂固的人性动机 |
| 二、人权：利益的正当化表达 |
| 三、民主：人权的制度化保障 |
| 四、中国的人权状况：基于国家认同的检视 |
| 第四节 象征塑造认同：作为国家象征的宪法 |
| 一、作为宪法体制的国家象征 |
| 二、国家象征的宪制功能 |
| 三、宪法的国家象征化 |
| 四、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宪法国家象征化的实施制度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公民能力调查问卷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7）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文章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结构的思想来源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与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思想 |
| 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设想与实践 |
| 三、前苏联集权国家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 |
| 一、自由市场主导型的国家治理 |
| 二、政府干预型国家管理 |
| 三、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结构与经验 |
| 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基础 |
| 二、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权力架构 |
| 三、中国古代国家中央与地方治理的经验 |
| 四、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弊端 |
| 第二章 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最早实践 |
| 二、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构成原则 |
| 三、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
| 四、新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势与不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 |
| 一、1978 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 二、统治型向党政主导型的治理结构转变 |
| 三、党政主导型治理结构的特征 |
| 第三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 |
| 二、国家治理结构创新的基础 |
| 三、国家治理结构的创新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结构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结构的构成 |
| 一、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构成 |
| 二、国家治理结构的传动系统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市场 |
| 一、“市场决定”是治理结构的本质要求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
| 三、明晰的产权是市场治理的核心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政府 |
| 一、政府的职能定位 |
| 二、政府治理的权力边界 |
| 三、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社会 |
|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 |
| 二、社会治理的基础与功能 |
| 三、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 第五节 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 |
| 三、市场与社会关系 |
| 第六节 国家治理内部结构关系 |
| 一、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
| 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必然要求 |
| 三、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结构运转的根本保障 |
| 四、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精神精髓 |
| 五、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体现 |
| 第四章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
| 第一节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 一、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依据 |
| 二、党的领导制度设计 |
| 三、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 |
| 第二节 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
| 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 |
| 二、党的领导与政府的关系 |
| 三、党的领导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 第三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治理机制 |
| 一、完善党政关系 |
| 二、完善党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
| 三、改善党选拔任用干部制度的机制 |
| 第四节 推进党的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一、构建党治理国家新的理念 |
| 二、提高党的领导科学化水平 |
| 三、提升党的治理能力 |
| 第五章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优化 |
| 第一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 |
| 一、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 |
| 二、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清晰 |
| 三、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结构问题分析 |
| 一、“官本位”文化影响 |
| 二、公民素质存在问题影响 |
| 三、社会转型问题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国家治理结构的优化 |
| 一、创新国家治理价值理念 |
| 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有益做法 |
| 三、转向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关键是构建新型权力结构 |
| 四、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本研究的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评述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治道与乡村治道 |
| 二、治道变革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三、社会转型风险与乡村社会转型风险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研究进路 |
| 第一节 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 |
| 一、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内涵 |
| 二、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治理和地方治理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 |
| 一、政府再造和社区再造理论内涵 |
| 二、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政府再造与社区再造理论在乡村治道变革中的应用 |
| 第三节 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 |
| 一、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内涵 |
| 二、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社群主义与协商民主理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应用 |
| 第四节 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 |
| 一、整体性治理与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本研究的运用 |
| 三、整体性治理和风险社会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诸面相 |
| 第一节 乡村突发公共事件剧增 |
| 一、乡村群体性事件频发 |
| 二、乡村公共卫生事件频现 |
| 三、乡村事故灾难事件增多 |
| 四、乡村社会治安事态严峻 |
| 第二节 乡村社会结构失衡 |
| 一、乡村人口结构失衡 |
| 二、乡村利益结构失衡 |
| 三、农民就业结构失衡 |
| 第三节 乡村文化与精神危机 |
| 一、乡村信仰危机 |
| 二、乡村伦理危机 |
| 三、乡村社会信任危机 |
| 四、乡村居民心理困顿 |
| 第四节 乡村发展遭遇多重困境 |
| 一、乡村债务风险上升 |
| 二、乡村生态环境恶化 |
| 三、乡村政治风险增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成因的治道探析 |
| 第一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界说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内涵 |
| 二、转型期乡村威权型治道成因论析 |
| 三、乡村威权治道的效应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基本架构 |
| 一、乡村威权型治道之理念 |
| 二、乡村威权型治道之体制和机制 |
| 三、公司化威权型基层政府 |
| 四、威权化村治 |
| 第三节 乡村威权型治道的主要风险 |
| 一、乡村威权治理观之风险 |
| 二、乡村威权型治理体制之风险 |
| 三、村治威权化之风险 |
| 第四节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新困局 |
| 一、税改后乡村治理新困境 |
| 二、税改后乡村治理制度创新遇尴尬 |
| 三、“悬浮型”政权的合法性难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之得失检视 |
| 第一节 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评判 |
| 一、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标准 |
| 二、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维度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评判之原则 |
| 第二节 转型期乡村治道变革的得与失 |
| 一、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得 |
| 二、乡村治道变革之所失 |
| 三、乡村治道变革得失的根源与启示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若干重要关系之省思 |
| 一、中央和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 |
| 二、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关系 |
| 三、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关系 |
|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关系 |
| 五、民主与民生关系 |
| 六、乡村治理之共性与多样性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转型中国乡村治道变革新逻辑 |
| 第一节 乡村治理合法性嬗变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乡村治理合法性的界定 |
| 二、转型期乡村治理合法性之嬗变 |
| 三、乡村治理合法性困局促发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二节 转型期农民权利新境遇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中国语境下的农民权利 |
| 二、转型中国农民权利新境况 |
| 三、农民的权利诉求推动着乡村治道变革 |
| 第三节 农民的需要变化与乡村治道变革 |
| 一、农民的需要之意涵 |
| 二、转型中国农民的需要新变化 |
| 三、农民的需要新变化对乡村治道变革的推动 |
| 第四节 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
| 一、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 |
| 二、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与基层政府职能重心转移 |
| 三、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需要政府的职能回归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再发现与启示 |
| 第一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缘起的再认识 |
| 一、村民“自由”后的新遭遇:“吃得饱,睡不好” |
| 二、村域公共安全与秩序再造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成因探源: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析解 |
| 第二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制度与运行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基本制度架构 |
| 二、网络化社会管理 |
| 三、村治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特色、绩效与与启示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特色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绩效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的启示 |
| 第四节 合寨村村民自治:问题、风险与治理前瞻 |
| 一、合寨村村民自治的主要问题 |
| 二、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治理风险 |
| 三、合寨村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 |
| 四、超越村治局限:一个整体性治理前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之道 |
| 第一节 重塑乡村治理观念体系 |
| 一、增强忧患、风险与危机意识 |
| 二、培育和弘扬公共精神 |
| 三、提升公共责任意识 |
| 四、树立以人为本治理理念与价值观 |
| 第二节 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 |
| 一、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界说 |
| 二、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理由 |
| 三、建设民生服务型基层政府的途径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与机制 |
| 一、提升乡村民主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
| 二、健全乡村民主治理体制 |
| 三、完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 |
| 四、变革县政威权制,推动县政民主化 |
| 第四节 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界定 |
| 二、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性 |
| 三、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思路 |
| 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途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一、民主治理的内涵 |
| 二、乡村民主治理:何以可欲,何以可能? |
| 三、推进乡村民主治理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对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治理状况调查方案 |
| 附录2: 广西合寨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状况调查问卷 |
| 附录3: 乡村实地调查照片选录 |
| 附录4: 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西江村村规民约》的一个简评 |
| 附录5: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
| 二、来自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认识和理论创新 |
| 三、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进一步深刻揭示 |
| 五、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
| 六、把握精神实质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
四、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五大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缅边境地区网络安全治理研究[D]. 戴子寒.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2]互联网对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影响研究[D]. 崔有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3]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D]. 汪小丽.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2)
- [4]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及“去极端化”策略研究[D]. 汪小丽. 新疆师范大学, 2019
- [5]转型期国家治理与宪法学的应对[D]. 陈明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10)
- [6]教师核心价值观与理想信念确立研究[J]. 徐治彬. 传承, 2016(12)
- [7]新中国以来国家治理结构研究[D]. 兰旸.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当代中国乡村治道变革论 ——基于社会转型风险治理的视界[D]. 廖业扬. 南京大学, 2013(04)
- [9]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J]. 包心鉴.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3(01)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论科学发展观[J]. 包心鉴. 山东社会科学,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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